美军扣押委内瑞拉超级油轮，特朗普极限施压，油价短期风险陡增

高市早苗就任日本首相已满50天。这短短的时间里，她的内阁不仅在外交上掀起波澜，导致与邻国关系紧张，更要面对国内经济亮起的红灯——GDP萎缩幅度超出预期，通胀、内需、出口等多重困境交织。

然而，尽管政治经济状况均不理想，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虽有下滑，但仍维持在较高水平。根据日本最新民调，其内阁支持率在75.8%至64%之间，显示出一定的民意基础。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

对外言论强硬，引发中韩抗议

高市早苗上任后，在外交领域争议不断。她不仅就日本安保法中的“存亡危机事态”发表涉台挑衅言论，还就日韩领土争端发表强硬立场，引发了中国和韩国的强烈不满。

针对其涉台错误言论，日本国内也出现了批评声音。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直指其发言违宪，要求其撤回言论并辞职。民间团体“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也召开记者会，敦促高市撤回相关表述，避免日中关系进一步恶化。

与此同时，韩国总统府也罕见地就“独岛”（日本称“竹岛”）问题发表强硬立场，反驳高市早苗关于该岛屿主权的言论，并强调韩方将坚决应对日方任何不当主张。目前，该岛屿由韩国实际控制。

政治丑闻缠身，对内被迫道歉

外交上姿态强硬，但在国内，高市却不得不为自民党遗留的政治资金问题低头。

12月9日，高市早苗就其担任代表的自民党支部违规收受企业捐款一事公开道歉。据指控，该支部2024年收受了一家企业1000万日元的捐款，超出了日本《政治资金规正法》规定的750万日元上限。高市表示已将超额部分退还。

此外，自民党内部的“黑金”丑闻影响仍在持续。该丑闻涉及部分派阀议员通过出售政治筹款派对券获取“回扣”，并将资金作为不受监管的秘密资金。而在高市任命的高级官员中，有7人牵涉其中。舆论普遍认为，高市在处理这一问题上态度含糊，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高市早苗在视察福岛重建项目时发表讲话

经济引擎熄火，三季度GDP超预期萎缩

高市上台后，日本的经济数据表现不佳。日本内阁府12月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三季度，日本实际GDP按年率计算萎缩2.3%，降幅超过了2.0%的平均预测值，这也是自2024年第一季度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

多重因素拖累经济复苏

日本国内分析认为，经济下滑的部分原因与外部环境有关，尤其是受美国关税政策的拖累。

根据今年7月日美达成的贸易协定，美国下调了对日本进口商品的关税，但日本也承诺了大规模对美投资和市场准入。这一系列政策对日本的进出口造成了打击。数据显示，三季度日本出口下降1.2%，进口下降0.1%。

同时，日本经济还面临着显著的内部压力：

中日关系恶化加剧经济风险

紧张的外交关系正在向经济领域传导。11月，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提醒游客近期避免前往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研究员木内登英测算，若访日中国游客大幅减少，可能导致日本GDP减少0.36%，经济损失或达2.2万亿日元。

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游客占日本国际游客总数的近五分之一，消费总额位列各国之首。同时，中国还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媒体普遍分析，如果日本政府不妥善处理当前的外交争端，实体经济恐将遭受更严重的伤害。

21万亿刺激计划登场，市场为何不买账？

为应对经济颓势，高市内阁沿用“安倍经济学”框架，于11月末公布了一项总额高达21.3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这也是日本近5年来最大规模的同类政策。该计划主要覆盖通胀补贴、战略产业投资和国防外交三大领域。

高市早苗公布经济对策，但其有效性备受市场质疑

然而，市场对此反应冷淡，甚至充满疑虑。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1.94%，创2007年以来新高，反映出市场对政府财政状况的不信任。

高盛、摩根士丹利等华尔街投行警告称，在日本劳动力严重短缺的背景下，大规模财政扩张很难有效刺激经济，反而可能加剧债务风险。高盛分析师指出，补贴等措施只是资金转移，无法创造新的经济活动，对增长的拉动效应微弱。

摩根士丹利经济学家则担心，如果财政扩张失控，可能将通胀推高至远超日本央行2%的目标水平，迫使央行提前加息。

市场担忧，日本央行可能提前加息以应对财政扩张带来的通胀风险

财政吃紧，增税议程已启动

在推出庞大刺激计划的同时，高市早苗政府已开始探讨增税。

然而，这些增税措施能否解决根本问题仍是未知数。尤其是上调出境税，显然无法弥补因中日关系恶化导致的中国游客减少所带来的收入损失。

分析人士警告，如果当前局面无法扭转，“日本经济又增加了巨大隐忧”。今年第四季度，日本经济可能继续下滑，再现负增长。

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可能准备开启一个远比市场预想更激进的紧缩周期。据央行前执行理事Hideo Hayakawa预测，到2027年，日本央行最多可能加息四次，而下周广受关注的加息行动，或许仅仅是这场政策转向的开始。

Hayakawa在接受彭博采访时表示，日本央行“可能认为自己已经完全落后于曲线”，暗示即使在下周加息后，植田和男也会明确表示紧缩并未结束。目前市场普遍预期，日本央行将在12月19日的会议上采取行动，将利率上调至0.75%，这将是自今年1月以来的首次加息。

这一系列预测意味着日本正告别其标志性的超宽松货币政策时代，投资者和市场观察人士需要为更频繁的政策调整做好准备。

加息路径展望：每六个月一次，终点1.5%

Hayakawa对未来的加息路径给出了一个相当具体的预测。他认为，日本央行将回归大约每六个月加息一次的节奏，最终的政策利率目标可能稳定在1.5%左右。

这意味着，在下周预期的加息行动之外，市场还需要消化后续的三次加息。

与植田和男相识四十多年的Hayakawa指出，行长在近期沟通中几乎毫不含糊，通过一系列表态释放了强烈的政策信号。植田和男曾表示，当局会就加息做出正确判断，并强调即便在更高的利率水平下，整体货币环境仍将保持宽松。

两大变量施压：财政刺激与外部不确定性

在Hayakawa看来，日本央行的政策节奏正受到两大关键变量的影响，一个是内部的财政政策，另一个是外部的政治不确定性。

扩张性财政政策：通胀的“催化剂”？

这位前日本央行首席经济学家特别警告，来自首相高市早苗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可能成为迫使央行加快行动的关键因素。他指出，高市早苗为提振一个本不缺乏需求的经济体而背上巨额财政债务，这种为缓解通胀影响的财政支出，最终反而可能进一步推高价格压力。

“这相当危险，”Hayakawa评价道。他认为，考虑到这一点，植田和男“可能感觉自己已经落后于形势”。

上个月，高市早苗推出的经济刺激方案新增支出规模超出了经济学家的预期，这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对日本央行可能采取更激进紧缩政策的担忧。

外部因素：曾导致决策推迟

另一方面，Hayakawa也认为，日本央行此前推迟加息并非不可理解，因为决策层必须权衡包括特朗普关税措施，以及高市早苗出任新首相时机等不确定性因素。

“特朗普和高市早苗是日本央行无法控制的变数，”他表示，“这确实令人遗憾。”

尽管有观点认为，等到1月份再行动会更合理，因为届时央行能收集到更多关于明年薪资增长势头的数据，但从植田和男近期的表态来看，加息立场已几乎明确。

市场下一个焦点：中性利率指引

随着加息临近，央行观察人士的核心关注点，正转向日本央行是否会就“中性利率”提供更清晰的指导意见。中性利率是指既不刺激也不抑制经济的理论利率水平。

此前，日本央行曾表示，其中性利率水平估计在1%至2.5%之间。Hayakawa认为，当局可能会根据最新数据，尝试缩小这一估计范围。不过，更多相关信息预计将在明年1月央行更新季度经济展望时才会公布。

短短几周内，全球利率前景突然急转，此前市场普遍预期的温和政策环境已不复存在。种种迹象表明，2026年的市场波动，可能将远超投资者的想象。

本周，从澳洲联储主席布洛克到欧洲央行执行委员施纳贝尔，多位央行高官的言论都指向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可能性：下一步行动或许是加息。这股席卷主要央行的鹰派浪潮，正成为市场关注的绝对焦点。

布洛克的表态让市场措手不及，而施纳贝尔的观点虽不那么出人意料，但两者共同揭示了一个更具挑战性的未来：2026年的货币政策环境将更加严峻，借贷成本很可能不降反升。

这背后的大背景是共同的难题——通胀。在许多发达经济体，通胀率依然顽固地盘踞在目标水平之上，而经济增长却大体保持稳健。

即便是刚刚如期降息的美联储，也并未给市场带来太多安慰。美联储暗示明年仅会再有一次降息，主席鲍威尔虽称政策大致处于“中性”区域，并表示下一步行动不太可能是加息，但市场的解读却更为谨慎。

图表显示，与六周前相比，市场对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期已显著上调，反映出美联储的鸽派程度不及10月会议前。

预期逆转：从降息到加息

观察G10国家央行的利率市场预期，可以清晰地看到风向的转变。目前，市场预计明年会降息的央行仅剩三家：美联储（预计降息75个基点）、英国央行和挪威央行（预计各降息50个基点）。

与此同时，市场对另外两家央行的预期发生了180度大转弯：

要知道，就在几周前，市场还普遍认为这两个国家降息的可能性远大于加息。

这种剧烈的转变究竟从何而来？答案在于一个极不寻常的宏观环境。许多主要央行刚刚完成了一轮几十年来最快的降息周期，而这轮降息并未伴随经济衰退。德意志银行的分析师指出，对美联储而言，这是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的首次；而对于欧洲央行，在没有经济萎缩的情况下进行如此激进的宽松，更是史无前例。

历史经验表明，没有衰退伴随的快速宽松，往往会刺激经济活动强劲反弹。如果再叠加上慷慨的财政支出，经济过热的风险就会抬头，为央行重返加息轨道铺平道路。这很可能就是2026年市场将要面临的剧本。

德意志银行的分析师吉姆·里德在周二的报告中写道：“央行目前如履薄冰。”他认为，虽然美联储近期加息的可能性很低，但在当前的国际宏观风向下，这并非一个可以在2026年完全排除的选项。

市场自满情绪面临颠覆

随着投资者重新评估全球央行的政策路径，原本平静的货币和债券市场可能变得尤为脆弱，尤其是考虑到当前极低的波动率水平。

衡量美国国债市场隐含波动率的“MOVE”指数上周跌至四年来的低点，而一项追踪六种主要货币兑美元隐含波动率的指标本周也触及了去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这种极度平静的市场环境，可能正酝酿着风暴。

美国国债市场隐含波动率“MOVE”指数已从高位回落，近期触及约75的四年低点，显示市场波动性处于极低水平。

全球鹰派转向的潜在冲击波

G10央行的集体鹰派转向，可能会在全球市场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

日元再临抛售压力

长期以来，市场的主流看法是日本央行将在2026年加息，而其他G10央行则鲜有跟进。这种政策分化本应为疲软的日元提供支撑。然而，一旦全球央行集体转向鹰派，日本央行的政策处境将变得异常复杂。日元兑美元汇率可能再次被推向近期162的历史低位附近，从而重新引出日本财务省干预汇市的幽灵。

新兴市场货币承压

另一个潜在后果是新兴市场货币走弱。逻辑很简单：如果全球利率上升，投资者将更倾向于将资金投向发达经济体的货币，因为它们既安全，又能提供越来越有吸引力的回报。

全球债市亮起红灯

与此同时，全球许多债券市场已经开始显露紧张情绪。日本国债遭遇猛烈抛售，导致长期收益率飙升至历史高位。但这并非个例：

随着2025年接近尾声，外汇和债券市场呈现出一种矛盾的景象：投资者内心紧张不安，但市场波动率却异常之低。2026年可能出现的全球加息周期，或许很快就会打破这片危险的平静。

美联储本周正式启动市场期待已久的储备管理购买（RMP）计划，华尔街似乎正迎来一场新的流动性盛宴。

美联储宣布将按需购买短期国债，以确保金融系统拥有充足的准备金。纽约联储随即公布执行细节：计划在未来30天内购入400亿美元短期国债。这是美联储停止缩减资产负债表后的最新举措，其直接背景是规模高达12万亿美元的美国回购市场近期利率剧烈波动，货币市场的持续动荡迫使决策者加快了行动步伐。

尽管官方一再强调，此举旨在维持准备金充足，是技术性操作，“并非量化宽松（QE）”，但市场的反应却非常诚实。美债、美股、比特币、黄金和原油应声齐涨，而美元则走弱——这正是典型的“量化宽松交易”模式。投资者似乎正试图重演2019年那场由流动性驱动的资产狂欢。

这一决定对短期融资市场的影响可能是立竿见影的。参考2019年的经验，流动性注入会迅速压低担保隔夜融资利率（SOFR），而联邦基金利率（FF）的反应则相对滞后。这种“时间差”可能为敏锐的投资者创造出显著的套利空间。

RMP操作细节：每月400亿，高强度启动

纽约联储周三发布的公告，为我们揭示了RMP计划的具体操作框架。

根据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的指示，纽约联储将在二级市场购买短期国债，并在必要时购入剩余期限最长为三年的国债，核心目标是维持充足的准备金水平。购买规模将根据美联储负债需求的预期趋势和季节性波动进行动态调整。

具体安排如下：

纽约联储预计，为了对冲明年4月非准备金负债的大幅增加，RMP在未来几个月的购买将维持在较高水平。此后，购买速度可能会根据季节性变化而显著放缓。

FOMC在声明中明确表示：“委员会认为，准备金余额已降至充足水平，并将根据需要开始购买短期国债，以此持续维持充足的准备金供应。”这标志着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管理策略的一次重要转向。

虽然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声称，美联储本身并不“担心”货币市场的紧张状况，并表示“我们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只是比预期来得快一些”，但立即启动购债计划并预计初期购买量将“保持在高位”的行动，恰恰表明了官员们对流动性紧缩的真实担忧。

技术调整还是变相放水？市场用脚投票

从定义上看，RMP与QE确实存在本质区别。

尽管美联储反复强调其技术性质，但市场早已用“量化宽松交易”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美国银行的利率策略团队也认为，一场大规模的流动性注入即将来临。

美银分析指出，RMP注入的资金更像是一种对银行体系“管道”的日常维护，而非为了刺激经济的强力政策。然而，对于短期融资市场来说，其影响是直接的：流动性注入将迅速压低SOFR，但联邦基金利率的反应会相对迟缓。

这种不同步的反应创造了显著的套利空间。美银认为，SOFR与联邦基金利率的价差将从目前的-10个基点（bp）迅速回归至-5个基点甚至更窄的水平。对于交易员而言，这意味着前端利率市场存在明显的交易机会。

历史重演？2019年的剧本提供了关键线索

要理解接下来可能发生什么，2019年秋季的历史经验是唯一的、也是最好的参照。

当时，美联储同样在处理流动性问题。2019年9月中旬，SOFR利率突然飙升，引爆了著名的“回购危机”，暴露出系统内流动性的极度短缺。美联储迅速反应，先是推出回购操作，随后于10月11日宣布、16日正式启动了RMP。当时的RMP月度购买规模约为GDP的0.2-0.3%。

图：2019年经验显示，美联储流动性注入后SOFR（深蓝线）反应快于联邦基金利率（浅蓝线），导致二者利差迅速收窄

市场的反应立竿见影。流动性的涌入推动SOFR/FF价差从9月的-21个基点迅速收窄至10月的-3个基点，并在11月稳定在-2个基点。2019年的经验清晰地表明，现金注入能够极快地影响SOFR，而联邦基金利率则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

当然，历史不会简单重复。美银指出，当前美联储的流动性回笼情况不像2019年那样严峻，因此这次的应对措施也不会那么剧烈。美银预期的月度RMP规模约占GDP的0.15%，低于2019年的水平。

尽管力度较小，但核心的传导逻辑是完全一致的：现金增加推动SOFR快速反应，而联邦基金利率滞后。 无论官方如何定义这次操作，市场显然已经准备好迎接新一轮的流动性盛宴。

俄乌冲突的牌桌上，美国似乎正试图强行结束牌局。综合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已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施压，要求他在12月25日圣诞节前，对美国主导的一项和平计划给出明确答复，目标是在此之前达成停火协议。

美国的“最后通牒”：以领土换和平？

据知情官员透露，特朗普的特使，包括其女婿库什纳（Kushner）和威特科夫（Witkoff），已在近期的通话中向泽连斯基明确施压，敦促他尽快作出决定。

这份被推到基辅面前的计划，核心内容十分苛刻：要求乌克兰承认部分领土损失，作为交换，美国将提供内容尚不确定的“安全保障”。

一名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希望“在12月25日前”达成这项协议，这给乌克兰方面留下的决策时间已经所剩无几。

泽连斯基的两难：宪法红线与盟友压力

这个要求让泽连斯基陷入了巨大的两难境地。

他最近频繁穿梭于欧洲，在伦敦与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会晤，显然是在寻求盟友的支持和建议。泽连斯基向美方特使表示，在回应美国的提案前，他需要时间与欧洲盟友进行磋商。

乌克兰的反击：提交“修改版”和平方案

面对压力，乌克兰没有全盘接受，也没有直接拒绝，而是选择了提出自己的版本。

据报道，乌克兰已于12月10日向美国提交了对该和平计划的正式回复。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Umerov）已将这份文件发送给了美方谈判代表库什纳。

乌克兰官员称，回复中不仅包含对美方方案的评论和修改意见，还提出了“解决诸如领土和扎波罗热核电站等争议点的新思路”。

按照计划，美乌双方的高级官员预计将于12月11日举行线上会议，继续就和平计划的具体内容进行讨论。

和平计划的来龙去脉

这场围绕和平计划的博弈并非突然发生，而是持续了一段时间。

早在11月20日，一份由白宫起草的28点俄乌“和平计划”就被媒体曝光，当时乌克兰和欧洲方面普遍认为该计划过于偏袒俄罗斯。

随后，美、乌、欧三方代表于11月23日在瑞士日内瓦对方案进行了大幅修改，但具体内容并未公开。特朗普近日表示，乌方原则上同意了修改后的方案，但双方仍存在分歧。

与此同时，特朗普多次公开表达对泽连斯基的不满。他先是在12月7日对其尚未阅读和平计划感到失望，随后又在8日评论称，俄罗斯目前在谈判中“更占优势”，现在是泽连斯基“开始接受现实”的时候了。种种迹象表明，美方的耐心正在耗尽。

美国货币政策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面临着通胀反复和就业疲软的双重挑战。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于2026年5月结束，白宫已提前启动继任者遴选，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多次暗示，下任主席人选已基本锁定。

所有信号，无论是来自华盛顿核心圈的消息，还是预测市场的下注数据，都指向同一个人——现任国家经济委员会（NEC）主任凯文·哈塞特（Kevin Hassett）。

预测市场的数据显示，哈塞特的胜率几乎是垂直拉升，一度超过85%，遥遥领先于前美联储理事凯文·沃什（Kevin Warsh）和现任理事克里斯托弗·沃勒（Christopher Waller）等曾经的热门人选。

图：预测市场数据显示，凯文·哈塞特成为下任美联储主席的概率在近期飙升。

然而，哈塞特的背景极为复杂。他既非纯粹的学者，也非典型的政客。这种双重身份，既可能是他执掌美联储的资本，也正是市场对他深感不安的根源。

“A面”：严谨的经济学家与财税专家

哈塞特的学术履历堪称亮眼。他拥有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师从财政学界泰斗艾伦·奥尔巴赫（Alan Auerbach）。毕业后，他先在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执教，随后于1992至1997年间在美联储理事会担任经济学家。此后，他在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EI）工作了二十年，直到2017年正式进入特朗普政府。

税收如何驱动投资？

在哈塞特的研究生涯中，财税政策是绝对的核心。他早期的成名作就挑战了当时学界的流行观点。通过对二战后美国及OECD国家数据的分析，他证明企业投资并非只受经济增长驱动，而是对税收政策极为敏感。他认为，企业所得税率、投资税抵免和折旧规则等直接作用于设备购买成本的政策，能显著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

在AEI期间，他将这一理论转化为具体的政策主张，大力呼吁降低美国企业税率以提升全球竞争力，这为后来的2017年《减税与就业法案》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道指36000点”：乐观预测的争议

哈塞特对资产价格的看法同样引人注目。1999年，在互联网泡沫破裂前夕，他与人合著了《道琼斯36000点》一书。书中大胆预测，当时仅1000点左右的道指合理估值应为36000点，并且会“立即”达到。

这本书一度成为畅销书，但随后市场崩盘。道指真正触及36000点是在22年后的2021年11月。因此，这本书也被长期嘲讽为“史上错得最离谱的投资书籍”。

这种对市场定价机制的过度信任也体现在他对其他资产的判断上。2000年代中期，他曾公开否认美国存在房地产泡沫。这些言论共同塑造了他“市场乐观派”的形象。

政策核心：相信价格信号的力量

在能源和环境等问题上，哈塞特也展现出其一贯的政策偏好。他坚决反对政府通过补贴来扶持特定产业或诱导消费，而是主张利用碳税或能源税等价格机制来解决问题。

这表明，作为潜在的政策制定者，他更倾向于建立一个中性、透明的价格信号体系，让市场自动调节资源配置，而非由政府进行微观干预。

总而言之，哈塞特的学术思想有一个核心信条：企业和消费者是理性的，对税收和利率等价格信号高度敏感。只要政府通过减税或降息有效降低资本成本，投资和增长就会随之而来。这为我们预判他未来的货币政策倾向提供了重要线索。

“B面”：特朗普的忠诚幕僚与政治操盘手

在成为特朗普的核心幕僚之前，哈塞特已在共和党建制派中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曾为麦凯恩、小布什和罗姆尼等总统候选人担任经济顾问。但真正让他走向前台，并展现出强大政治执行力的，是他在特朗普政府中的经历。

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减税法案的“总设计师”

2017年至2019年，哈塞特担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CEA）主席。他是2017年《减税与就业法案》的主要架构师和最坚定的辩护人。该法案将联邦企业所得税率从35%永久下调至21%，是美国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税改。

哈塞特领导的CEA发布多份报告，论证减税将刺激投资、推动海外利润回流并最终提高工资，预测美国家庭年收入将平均增加4000至9000美元。尽管这一预测因被指高估“滴流效应”而备受争议，但哈塞特始终坚信供给侧改革的巨大潜力。

备受争议的疫情预测模型

2020年，已离任的哈塞特以高级顾问身份重返白宫，协助应对新冠疫情的经济冲击。期间，他的团队构建了一个“立方拟合”（Cubic Fit）模型，预测美国的新冠死亡人数将在当年5月降至零。这一模型被白宫用来支持尽快重启经济、反对更大规模的救助方案。

事后证明，该模型严重失准。这一事件也让外界开始担忧：如果他执掌美联储，是否会为了迎合政治叙事而牺牲数据的客观性？

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挑战央行与数据独立性

2024年大选后，哈塞特被任命为权力更大的国家经济委员会（NEC）主任，负责跨部门的经济政策协调与执行。

在任上，他的一些做法引发了巨大争议。2025年，他多次公开批评鲍威尔领导的美联储降息太慢。同年8月，当特朗普因就业数据下修而解雇劳工统计局局长时，哈塞特公开表示支持，并质疑官方数据的公正性。这些行为被经济学界广泛批评为损害了统计机构的独立性，也加剧了市场对他未来可能干预货币政策的担忧。

市场五大忧虑：哈塞特掌舵美联储意味着什么？

外界对哈塞特的核心争议，正源于他呈现出的“两副面孔”：一面是受过正统训练、曾在美联储工作的技术官僚；另一面则是对特朗普表现出极强忠诚度、甚至不惜牺牲专业严谨性的政治亲信。

《经济学人》尖锐地指出，简历上的哈塞特无疑是合格人选，但现实中的他却为夸大的税改效果背书，还构建了预测病毒会消失的荒谬模型。综合来看，市场对哈塞特可能上任的担忧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1. 债市风险与“特拉斯时刻”

华尔街最担心的是债市稳定。多家大型资管公司已向财政部表达忧虑，害怕哈塞特为了取悦特朗普而无差别降息。分析指出，如果美联储在通胀高企时强行降息，宽松货币政策与高通胀的组合可能引发长期国债的抛售潮，推高长期收益率。这不仅无法降低借贷成本，反而可能重演英国前首相特拉斯的政策灾难，即“特拉斯时刻”。自11月底哈塞特成为热门人选以来，十年期美债已出现抛售迹象。

图：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哈塞特成为热门人选后出现波动。

2. 美联储独立性受损

哈塞特多次跟随特朗普批评美联储，暗示要加强白宫对央行的“协调与问责”。市场担心，他上任后可能会重演20世纪70年代的悲剧——时任美联储主席伯恩斯屈从于白宫压力，持续降息最终导致通胀失控。

3. “影子主席”效应

如果特朗普在2026年1月正式提名哈塞特，而鲍威尔到5月才卸任，市场将面临长达五个月的权力交接真空期。在此期间，哈塞特将扮演“影子主席”，市场可能会无视即将离任的鲍威尔，转而根据哈塞特的言论进行交易，极易引发预期混乱和市场动荡。

4. 共识建立能力存疑

从《道指36000点》到疫情模型，哈塞特的专业声誉已多次受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直言其“共识建立能力为零”。外界质疑他是否能赢得美联储内部同僚的尊重，并领导机构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复杂挑战。鲍威尔时代追求的“全票通过”传统或将终结。

5. 放松监管与“哈塞特看跌期权”

哈塞特倾向于放松金融监管，长期批评过高的银行资本金要求。市场预计他将大幅弱化“巴塞尔协议III”等监管提案，这对银行业是利好。同时，股市对他反应积极，市场相信存在一种隐含的“哈塞特看跌期权”——即危机时美联储会更倾向于用流动性来托底资产价格。此外，他与加密货币行业的渊源也让市场预期数字资产将迎来更友好的监管环境。

结论：一个无法预测的央行行长

尽管哈塞特目前遥遥领先，但在特朗普正式官宣前，一切仍有变数。这场高调的选人过程，本身也是白宫对市场预期的一次压力测试。

对市场而言，哈塞特若最终当选，将是一位极不寻常的央行行长。他拥有过硬的学术背景，但对供给侧理论的执着和对政治的忠诚，也构成了他复杂的底色。他在《道指36000点》和新冠模型中的错误预测史，时刻提醒着投资者：他对乐观情景的偏爱，可能会导致对尾部风险的系统性忽视。

在通胀未平、赤字高企的背景下，如果美联储为配合政治目标而过早放弃抗通胀，后果可能是通胀预期脱锚和美元信用的动摇。正如前美联储经济学家克劳迪娅·萨姆（Claudia Sahm）所说，最终的问题不在于哈塞特是否有能力，而在于“看哪个哈塞特会出现”——是那个政治亲信，还是那个严谨的经济学家？

这个问题的答案，将深刻重塑未来四年美国货币政策的风格与全球市场的风险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