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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匹配数据
美元持续走弱正成为股市棘手新变量,深刻影响全球估值与投资决策。虽利好美出口商,却导致资本从美股流向国际市场,并对海外出口型经济体造成复杂影响。市场普遍预期美元将继续承压。
对特朗普而言,美元汇率或许只是个可以随意拨弄的工具。但对股市投资者来说,美元持续走弱正成为一个棘手的新变量,深刻影响着他们的估值模型和投资决策。

尽管特朗普本人坚称不担心美元近期的下滑,其表态一度引发外汇市场不安,最终迫使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出面重申华盛顿支持强美元的长期政策。虽然美元在上周五创下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但其整体水平仍远低于一年前,这一现实对股票交易员的影响不容忽视。
美元下跌对美股市场的影响并非全然负面,这笔账并不好算。
一方面,弱美元利好出口。美国出口商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变得更具价格优势,而跨国公司的海外收入在换算成美元后也会相应增厚。
但另一方面,弊端同样显而易见。美元资产的吸引力下降,可能导致流入美国企业的资金放缓,部分资本会转而投向国际市场。同时,美国制造商为海外零部件支付的成本上升,可能引发“输入性通胀”,最终推高国内产品的售价。
Northlight Asset Management首席投资官Chris Zaccarelli直言:“总体来看,美元走弱对美国股市是净利空。”
他预计,投资者将重新调整投资组合,增加对出口导向型美股的配置。数据也印证了这一趋势:自4月8日市场触底以来,巴克莱编制的一篮子“弱美元受益股”股价飙升了70%,而同期标普500指数涨幅为39%。“强美元受益股”则仅仅上涨了11%。

具体来看,泛林集团、自由港迈克墨伦和新闻集团等大部分收入来自海外的企业,成为弱美元环境下的赢家。仅在1月份,当彭博美元指数下跌1.3%时,这一篮子股票就上涨了8.1%。相比之下,达乐公司、纽柯公司和联合太平洋等受益于强美元的公司则表现不佳。
弱美元正在驱动资本从美国股市流向国际市场。在这些市场,以本币计价的股票回报率已经明显跑赢了美股。
2026年以来,标普500指数上涨1.4%,略低于斯托克欧洲600指数3.2%的涨幅。但如果将美元贬值的因素考虑在内,美股的落后就更加显著:欧洲基准指数的美元计价涨幅为4.4%,日本股市为7.2%,巴西股市更是高达17%。
“无论在美国国内还是海外,许多投资者都在考虑美国以外的机会,因为那里既有估值优势,又可能享受汇率顺风,”Zaccarelli分析道。
这一幕在去年也曾上演,当时国际市场以本币计价的表现就已优于标普500指数,换算成美元后领先优势更为巨大。这种相对表现差异还可能形成自我强化的循环:随着海外投资者看到自己的美元资产以本币计价时不断缩水,他们会更有动力从美国撤资。
管理着近470亿美元资产的Angeles Investment Advisors总裁兼首席投资官Michael Rosen表示:“你应该持有正在走强的货币。”
然而,弱美元并非对所有海外市场都是好消息,特别是对韩国和欧洲这类出口导向型经济体。本币升值意味着三星或台积电这类大型出口企业的收入下降,利润率面临压缩风险。

尽管如此,美元走软仍可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宏观利好。它能降低全球美元融资成本,缓解全球及区域金融环境,从而降低当地企业的借贷成本。同时,从能源到原材料,以美元计价的关键进口商品价格下降,有助于企业维持甚至改善利润率。
“韩国传统上是美元走弱的受益者,”Global CIO Office首席执行官Gary Dugan指出,“随着全球投资者寻找那些既有REITs等收益型资产、又拥有坚挺货币的市场,新加坡也可能受益于资本流入。”
对于欧洲市场,情况则更为复杂。高盛数据显示,斯托克600指数成分股公司近60%的销售额来自海外,其中不少业务在美国。相比之下,美国、中国及新兴市场指数中,这一比例仅为15%至28%。因此,欧洲投资者开始更青睐“本土化”的公司。
法国巴黎银行资产管理的投资组合经理Gilles Guibout表示:“我的策略是寻找那些在本地生产,且不需要将收益换汇回流的公司。”
花旗集团的策略师分析,欧元兑美元每升值10%,就可能导致欧洲企业的每股收益下降约2%,其中大宗商品、食品饮料、医疗保健、奢侈品和汽车行业受冲击最大。
需要指出的是,从历史数据看,美元的温和波动与美股盈利的关联度并不高。彭博行业研究数据显示,过去25年里,美元变动与美股滚动年度每股收益增长之间的季度相关系数仅为0.04。分析师Nathaniel Welnhofer认为,“历史上,只有美元的剧烈飙升或暴跌才会对指数盈利产生重要影响。”
但当前,投资者似乎正处于一个明显的抛售期。Bannockburn Capital Markets预计,美元今年可能下跌8%至9%。如此幅度的贬值,是交易员多年未曾面对的局面。
自1980年代以来,华盛顿的官方立场始终是“强美元符合美国利益”。然而,自特朗普就任以来,彭博美元指数已下跌近10%。由于本届政府重启关税威胁、施压美联储降息等一系列举措,交易员已普遍转向看空美元。
“这是一个显然希望美元走弱的政府,而市场也会如其所愿,”Rosen说。面对这一新常态,全球股票投资者正在重新计算,调整策略。

面对即将到来的4月大选,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周六释放明确信号:即使他领导的右翼青民盟胜选,政府也无需实施财政紧缩,并将延续现有的核心支出政策。
自2010年执政至今,这位资深的民族主义领导人正面临其执政生涯中最严峻的经济挑战。民调显示他已落后于中右翼反对派候选人,同时,受俄乌冲突影响,中东欧地区通胀高企,匈牙利经济已陷入近乎停滞的状态。
经济学界普遍认为,无论哪个政党在4月12日的大选中获胜,都必须收紧开支,以应对选前大规模财政扩张带来的后果。
然而,欧尔班在一场竞选集会上直接驳斥了这一观点。他直言:“这纯属彻头彻尾的谎言。匈牙利的经济状况,根本不需要任何形式的财政紧缩。”
他承诺,政府将通过“平稳、缓慢且逐步地”方式下调预算赤字水平,前提是经济前景有所改善。欧尔班强调:“我们无需实施财政紧缩,也不能剥夺民众的既得福利。”
为了争取选民支持,欧尔班政府不仅承诺保留现有福利,还在持续加码。
他明确表示,如果胜选,以下政策将得到保留:
• 3%的优惠抵押贷款利率政策。
• 为生育二孩的母亲免除个人所得税的计划。
此外,为应对中右翼反对派蒂萨党的挑战,青民盟政府近期还推出了两项新的财政刺激措施:
• 一项价值1000亿福林(约合3.1亿美元)的餐饮业扶持计划。
• 一项价值500亿福林(约合1.6亿美元)的家庭取暖费用补贴。
欧尔班的乐观承诺背后,是匈牙利不容乐观的财政与经济现实。
去年年底,为给选前支出铺路,欧尔班政府已将2025年和2026年大选年的预算赤字目标均上调至5%。这一决定直接导致评级机构惠誉将匈牙利的债务展望下调至“负面”。
上周五公布的数据更凸显了挑战的艰巨性。匈牙利经济已连续第三年几乎没有增长,表现明显落后于邻国波兰和捷克。受此影响,部分分析师已经开始下调对匈牙利2026年的经济增长预期。
美联储可能迎来一位新主席——凯文·沃什(Kevin Warsh)。他会对货币政策和美债市场带来什么变化?在通胀、降息与政治博弈交织的复杂背景下,理解这位潜在掌门人的政策倾向,对交易者至关重要。
美联储主席换人,往往是市场不确定性最高的时期。历史数据显示,换届前后6到12个月,市场会对新主席的政策立场、沟通风格和独立性打上问号,直接导致美债收益率波动加剧、风险溢价走阔。
收益率走势:情景决定一切
不同时期,换届对收益率的影响截然不同。
• 2006年(格林斯潘->伯南克): 政策延续性强,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交接前后三个月内波动仅30个基点。
• 2014年(伯南克->耶伦): 恰逢QE退出初期,10年期收益率从2.7%升至年底的3.0%,市场在重新定价政策正常化路径。
• 2018年(耶伦->鲍威尔): 经济强劲,通胀回升,10年期收益率从2.4%飙升至3.2%,市场担心新主席会坚持加息。

收益率曲线:新官上任,曲线先动
换届往往会触发期限利差的结构性调整。
• 如果市场认为新主席是“鸽派”,降息预期会压低短端利率,曲线趋于陡峭。
• 如果被视为“鹰派”,通胀担忧推高长端利率,曲线可能先陡峭后平坦。
2018年鲍威尔上任后延续加息,2s10s利差从50个基点一路收窄,最终在2019年倒挂,倒逼美联储转向。这种“换届-预期-调整-纠偏”的循环在历史上反复出现。

风险溢价:不确定性的直接体现
换届期间,衡量国债波动率的MOVE指数平均会上升15-25%。如果新主席来自美联储内部或延续前任政策,市场反应相对温和。但如果是政治色彩浓厚的外部人选,市场对美联储独立性的担忧会显著推高风险溢价。
2026年的换届环境尤为复杂,通胀黏性、降息暂停、地缘风险和关税政策交织,再加上特朗普对美联储独立性的持续施压,市场对新主席的立场将高度敏感。
凯文·沃什,现年55岁,拥有典型的“华尔街-白宫-美联储”三栖精英履历。
他起步于摩根士丹利,后进入小布什政府的国家经济委员会。2006年,年仅35岁的他被提名为美联储理事,成为该机构史上最年轻的理事之一,任职至2011年。金融危机期间,他是时任主席伯南克的核心圈成员,扮演着美联储与华尔街沟通的桥梁角色。
核心政策主张:“资产负债表鹰派”与“通胀强硬派”
沃什的政策立场非常鲜明。他坚信“通胀是政策选择,而非外部冲击”,认为2021-2023年的高通胀完全是美联储的责任。他批评美联储患上了“自满症”,在2010-2020年的稳定期未能退出刺激政策,为后来的通胀埋下祸根。
在具体操作上,沃什有几个关键主张:
• 反对QE常态化: 他在2010年就对第二轮量化宽松(QE2)持保留意见,认为货币政策已达极限,额外购债可能引发通胀和金融稳定风险。
• 支持激进缩表(QT): 他认为通过激进缩表可以为降息创造空间,即“少开印钞机,利率反而可以更低”。
• 强调央行与财政部分工: 他主张美联储管好利率,财政部管好财政账户,解决债务问题不能依赖央行。
市场普遍认为,如果沃什执掌美联储,可能会推动更快的加息节奏和MBS(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抛售,并大幅提高未来启动QE的门槛。
然而,近期沃什的政策倾向出现了明显转变,开始支持降息,这引发了市场的激烈讨论。有人认为这只是为了迎合总统偏好的策略性调整,是一种“识时务”的表现。
他的立场转变主要有两个理论支撑:
1. AI驱动的反通胀: 沃什在2025年11月的专栏文章中称,AI是“强大的反通胀力量”,能提高生产率,因此美联储应放弃对滞胀的预测。他将通胀归因于政府超支和过度印钞,而非劳动力市场过热。
2. “缩表配合降息”的组合拳: 他在2025年7月表示,大幅缩减资产负债表可以为经济注入动力,实现结构性降息效果,以应对当时接近7%的抵押贷款利率和住房衰退。
尽管如此,市场对其转变的可持续性仍存疑虑。毕竟,沃什在2006-2011年任职期间,即便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刻也曾呼吁加息。如果2026年通胀未能如期回落,他重返鹰派立场的可能性非常高。
特朗普对美联储的影响,已从第一个任期的“推特施压”,升级为系统性改造的意图。他提名的理事表现出明显分化:鲍曼(Michelle Bowman)和沃勒(Christopher Waller)保持了技术官僚的独立性,而2025年上任的米兰(Stephen Miran)则立场与白宫高度一致,甚至主张总统有权随意解雇美联储官员。
提名沃什似乎与特朗普加强控制的逻辑相悖。沃什是“反建制鹰派”,他反对的是美联储的过度宽松,而不是为了服从总统的降息指令。这就产生了一个内在矛盾:特朗普想要“快降息、多降息”来刺激经济,而沃什的核心主张是“慢降息、快缩表”来遏制通胀。
那么,特朗普为何还可能提名他?
• 沃什态度已转向: 沃什近期公开支持降息,并给出了AI提升生产率的逻辑。
• 增强政策可信度: 相比纯粹的鸽派,沃什基于技术进步的降息论述更具说服力,既能迎合增长目标,又避免了通胀失控的担忧。
• 提供风险缓冲: 沃什的专业底色和政策灵活性,可以在维持市场信心的同时,为经济政策效果不佳时提供回旋余地。
如果沃什上任,美联储的政策可能呈现三大特征:
1. 独立性悖论加剧不确定性: 特朗普能否容忍一个“不听话的鹰派主席”?如果沃什坚持立场,可能重演鲍威尔2018年与白宫的公开冲突,届时债市将面临“政策可信度折价”和“政治干预溢价”的双重压力。
2. “先鸽后鹰”的风险: 沃什上任初期可能释放温和信号,但随着地位巩固,其鹰派本能可能显现。如果通胀反弹,他转向紧缩的门槛可能远低于市场预期。2026-2027年的实际降息幅度和节奏,大概率会比市场预期的更慢、更少。
3. 激进缩表冲击债市: 沃什将加速抛售MBS和停止国债再投资,这意味着美联储这个长端美债的“隐性买家”退场,期限溢价和流动性溢价将面临上升压力。
在展望未来的同时,我们也要看清当下。美联储在1月28日的FOMC会议上决定将利率维持在3.5%-3.75%不变,暂停了始于2025年9月的降息周期。
暂停背后的逻辑
会议声明的措辞显示,政策天平再次向“抗通胀”倾斜。
• 经济评估上调: 承认经济活动“以稳健步伐扩张”。
• 劳动力市场: 表述从“就业增长放缓”变为“维持低位”,删除了“劳动力市场风险大于通胀风险”的判断。
• 通胀评估: 维持“仍处较高水平”,暗示通胀回落进程陷入停滞。

经济数据怎么说?
美联储按兵不动,有坚实的数据支撑。
• 经济增长强劲: 2025年三季度GDP年化增速修正值为4.4%,创下2023年三季度以来最强增长,显示内生动能强劲。
• 就业市场均衡: 2025年12月非农新增就业5万人,失业率维持在4.4%,薪资增长保持韧性但未引发通胀螺旋。
• 通胀路径黏性: 三季度核心PCE价格指数上涨2.9%,12月CPI同比上涨2.7%,连续数月在2.7%-2.9%区间徘徊,离2%的目标仍有距离。

总的来说,美联储正面临“增长有韧性、通胀有黏性”的两难局面,只能选择“以静制动”,等待更多数据出炉,预计至少要到二季度才会重新评估降息时点。
在当前背景下,单一押注某个方向风险过高。美债投资策略应围绕“对称定价、双向防守”展开。
• 久期中性: 过度拉长久期的性价比不高。建议将组合久期控制在3-5年区间,在温和降息情景下捕捉票息和资本利得。
• 曲线策略: 可采用“中段相对偏多、长端适度防守”的思路,兼顾曲线陡峭化和再度扁平化的双向风险。
• 信用策略: 适度降低信用风险敞口,优选基本面稳健、现金流好的高等级信用债,回避低评级品种。
• 风险对冲: 可配置一定比例的浮息债与通胀挂钩债,用于对冲通胀再抬头、政策被迫转鹰的尾部风险。
• 流动性管理: 提高现金和高流动性短券占比,为未来市场变化预留操作空间。建议分批布局,边走边看,避免一次性重仓。
市场波动、经济数据或地缘政治冲突可能超预期变化,历史经验也可能失效。
凯文·沃什(Kevin Warsh)是美联-储过去十五年来最严厉的批评者之一,如今却可能成为它的新掌门人。如果特朗普的提名成真,这位曾经的鹰派理事将亲自面对他曾猛烈抨击的三大难题。
这位潜在的美联储主席,将不得不在三个棘手的目标之间走钢丝:在不引爆市场的前提下,为高达6.6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瘦身”;在缺乏主流经济学背景的情况下,拿出驯服通胀的可信方案;以及在特朗普的公开施压下,捍卫央行的独立性。
每一项任务,都远比听起来要艰巨。
沃什曾在2006至2011年担任美联储理事,深度参与了伯南克时代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应对。但他最终因反对“量化宽松”(QE)政策而选择辞职。
QE政策通过购买数万亿美元债券,向银行系统注入巨额流动性以压低长期利率。这导致美联储的资产规模从2008年的9000亿美元,一度膨胀至9万亿美元。即便现在有所回落,6.6万亿美元的规模在沃什看来依然过于庞大。
沃什认为,这种“体制性膨胀”扭曲了市场信号,纵容了财政赤字,并最终为高通胀埋下祸根。他去年曾直言:“美联储每一次出手,都会扩大自身的规模和权力。”
然而,缩减资产负债表(缩表)并非没有代价。
首先,当下的银行体系已高度依赖美联储提供的充裕准备金来维持日常融资和市场运转。这正是美联储去年底暂停进一步缩表的核心原因。
其次,如果美联储主动出售债券,将推高长期国债收益率,进而抬升住房抵押贷款利率。这无疑会激怒一直公开呼吁低利率的特朗普。
沃什面临的另一个现实是,美国核心通胀率仍徘徊在3%附近,远高于美联储2%的政策目标。他不仅需要提出一个压低通胀的方案,还必须说服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的其余12名成员。
与拥有经济学背景的鲍威尔不同,沃什的专业是法律和金融。他向来对主流宏观经济学模型持怀疑态度,更倾向于通过观察大宗商品、股价和货币供应量等指标来判断通胀趋势。
这种非正统的观点,让外界担忧美联储内部可能出现路线冲突。沃什本人也毫不掩饰其改革意图,他去年7月曾表示:“我们需要的是美联储的政权更迭……这不仅仅是换掉主席,而是要换掉一批人,打破旧结构,甚至要‘敲碎一些脑袋’。”
这种强硬言论让一些前同事感到不安。前美联储副主席Don Kohn就表示,虽然他认同沃什的部分批评,但无法苟同其“刻薄的语气”。
当然,也有观点认为沃什上任后会比他的言论更加务实。曾在美联储任职的Nellie Liang就认为,沃什不会被内部模型束缚,但也不会完全忽视专业意见。短期内,沃什的运气可能不错,因为关税和住房成本压力的减弱,预计将推动通胀在年内走低。但长期来看,他必须拿出一套既能说服市场、也能让FOMC同僚信服的理论框架。
对市场而言,最大的不确定性来自白宫。沃什的支持者认为,他比另一位候选人、白宫顾问凯文·哈塞特更具独立性。但现实是,他的提名本身就来自一位公开质疑央行独立性的总统。
特朗普曾将承诺大幅降息作为提名官员的条件。沃什在去年10月似乎迎合了这种期望,他声称“我们可以大幅降低利率,从而让30年期固定利率抵押贷款变得可负担”。
然而,货币政策最艰难的部分,恰恰在于需要根据经济数据做出不受欢迎的决定。如果未来通胀意外反弹,数据要求美联储暂停降息甚至加息,沃什是否还有勇气违抗特朗普的意愿?
特朗普本人似乎也对此存疑,他曾表示:“令人惊讶的是,人们一旦得到这份工作就会改变。” 这暗示他担心沃什上任后会变得“不听话”。特朗普过去对鲍威尔的公开攻击,已经证明他绝不会对一个令他失望的美联储主席袖手旁观。
尽管最高法院可能会限制总统解雇美联储主席的权力,但特朗普依然可以通过公开施压和安插顺从的理事,让沃什的日子很难过。
沃什自己深知独立性的重要。他曾说:“政客们对央行有多刻薄?好吧,成熟点,强硬点。央行独立的秘诀是什么?就是达成目标,做好本职工作。”
对于投资者来说,沃什能否在特朗普的政治压力和冰冷的经济数据之间守住底线,将是未来几年全球市场最大的尾部风险之一。
时隔八年,英国首相斯塔默的访华之旅,为密切关注中英关系的企业界注入了一剂强心剂。作为新年后首位到访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领导人,斯塔默此行不仅是高层互动的重启,更被商界视为一个明确的积极信号。
英中贸易协会总裁白彼得(Peter Burnett)在接受专访时直言,这次访问让英国商界“感到宽慰”。业界普遍期待,这种高层互动能够超越象征意义,转化为缓解市场摩擦、拓展合作的实质性成果,最终为两国企业带来增长与繁荣。
在长达八年的等待之后,英国首相的再次到访本身就意义重大。白彼得认为,访问的核心在于两国如何共同支持企业实现增长,这恰好是中英经济战略的契合点。
斯塔默率领的代表团阵容强大,不仅包括政府核心官员,还有超过60家英国企业高管和机构代表,覆盖金融、医药、汽车、能源和文化创意等英国优势产业。这清晰地表明,推动经贸合作是此行的关键议题之一。
白彼得强调,中国是英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两国关系至关重要。商界期待,未来的高层互动能更加频繁,为商业决策提供稳定的政策预期。虽然闭门会谈会涉及复杂的政治议题,但最终落脚点依然是如何为民众创造经济福祉。
从宏观视角看,中国市场对跨国公司的业绩贡献显著,其庞大的规模和日益增强的创新活力,使之成为任何一家全球化企业都无法忽视的战略要地。
白彼得指出,在众多合作领域中,服务业的潜力尤为突出。这不仅限于金融服务与专业咨询,也包括创意产业和体育产业。中国在“十五五”规划建议中将服务业列为增长重点,而这正是英国的传统强项。加强这些领域的对接,有望催生出巨大的增长空间。
与此同时,中国在前沿科技领域的飞速进步,正重塑合作的内涵。白彼得表示,过去五到十年,中国在电池技术、电动汽车、人工智能和支付系统等领域已形成世界领先的创新能力。他认为,英国应以开放态度欢迎这些技术和相关投资。
英国自身在这些领域也具备强大实力,其人工智能生态活跃,科技独角兽企业数量甚至超过欧洲其他国家的总和。许多创新源自顶尖大学,并在私营部门迅速商业化,这为双方的技术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医疗健康、先进制造、服务业与科技,正成为中英合作的新增长点。
随着中英经贸关系的深入,双向投资的模式也在发生结构性变化。英国在华有可观的投资存量,中国对英投资规模同样不小,但增长潜力依然巨大。
一个明显的趋势是,越来越多成功的中国企业正从单纯的产品出口,转向更深度的跨国运营布局。随着“走出去”战略的推进,在英国建厂、雇佣本地员工,将成为更多中国企业的选择。这与英国跨国公司在华的运营模式如出一辙。
白彼得认为,政府高层互动能够有效提振商业信心,让企业感到投资决策获得了最高层的支持。虽然两国都设有确保投资合规的监管机制,但商界普遍希望审批流程能更高效,以便企业更快地做出决策。
展望未来,中英合作的巨大机遇蕴藏在两国发展战略的高度契合之中。白彼得特别提到,中国“十五五”规划建议所强调的“中国式现代化”与高水平对外开放,同英国政府发布的现代产业战略有着惊人的互补性。
据他观察,双方在重点发展的产业上重合度高达约65%。这意味着,如果两国能聚焦这些共同领域,协同推动技术进步,提升制造业与服务业水平,必将为彼此带来巨大的机遇与经济增长。
伊朗上空,战云密布。美国近期向中东地区增派了航母打击群、喷气式战斗机和防空系统,数千名士兵随行。这一系列部署,让美伊之间的紧张关系急剧升温,军事冲突的风险也随之高涨。
有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正在权衡多种针对伊朗的军事方案。这些选项既包括持续性的空袭,也包括规模较小、更具象征意义的精确打击。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说法称,特朗普团队甚至在考虑打击伊朗指挥官及相关机构,试图以此增强伊朗反对派的信心,为“政权更迭”创造条件。
美国中央司令部已证实,核动力航空母舰“亚伯拉罕·林肯”号已被派往中东水域。虽然官方声明称此举是为了“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但在美伊关系紧张的背景下,这无疑是一次大规模的军事力量展示。
“林肯”号航母打击群的战斗力十分强大:
• 舰载航空联队:其核心是第9舰载航空联队,拥有约65架战斗机,主力机型为F/A-18E“超级大黄蜂”攻击战斗机。
• 护航舰队:至少三艘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随行,它们能够发射战斧导弹进行对陆攻击,并具备弹道导弹防御能力。
• 导弹巡洋舰:“莫比尔湾”号导弹巡洋舰通常与“林肯”号一同部署,但此次是否随行尚不明确。

与此同时,美国空军中央司令部也在其“责任区”内展开了“多日战备”军事演习,该区域覆盖中东、亚洲和非洲的20多个国家。截至2025年6月,美军在中东地区的驻军人数约为4万人。
如果美国决定动武,可能会采取什么方式?外界分析认为,主要有三种可能的走向。
选项一:有限打击
第一种是“有限打击”,即攻击一些象征性目标。专家认为,这种方式对美军风险最小,且理论上可以不依赖盟友独立实施。
然而,这种做法的弊端也同样明显。有限打击不会对伊朗造成实质性的重创,反而可能被伊朗当局利用,借机凝聚国内支持。
选项二:持续性军事行动
第二种是发起持续性的军事行动。美军可以利用电子战和网络攻击瘫痪伊朗的雷达和通信系统,随后出动隐形轰炸机和战斗机,突破防空网,打击其指挥中心和导弹发射场。
但伊朗的反制能力不容小觑。它拥有足以威胁波斯湾内美国军舰的巡航导弹,其弹道导弹的射程也覆盖了美军在该地区的多个基地。伊朗已明确警告,一旦遭遇袭击,将进行更具杀伤力的报复。届时,冲突可能迅速升级,不仅会干扰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出口,甚至可能将以色列卷入其中,加剧地区冲突的扩散风险。
选项三:特种作战行动
第三种是效仿针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方式,对伊朗采取特种作战行动。
但分析普遍认为,这一方案在伊朗恐怕难以奏效。美军在委内瑞拉的行动,不仅集结了重兵,还获得了其政权内部人员的协助。这种条件在伊朗很难复制。此外,即便特种作战得以实施,其结果也难以预测,极有可能导致更大的混乱和流血冲突。
美军的重兵压境,究竟是为了实质性军事打击,还是仅仅作为极限施压的筹码,逼迫伊朗重返谈判桌?在特朗普发出“最后通牒”和谈判警告后,外界仍在观望。鉴于美国所剩无几的耐心,“底牌”或许很快就会亮出,届时局势将最终分晓。
全球地缘政治正在洗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即便是传统盟友体系也出现了裂痕。在此背景下,加拿大和英国这两个美国的核心盟友,不约而同地选择加强与中国的经济联系,高层访问和商务代表团的到来,释放出一个清晰信号:在经济利益面前,务实合作是理性选择。
这并非偶然。面对“美国优先”政策带来的持续压力,英、加等发达经济体正在主动对冲外部风险。更重要的是,它们与中国在产业结构、资源和市场需求上存在着巨大的互补空间。数据和事实都表明,这种合作远大于竞争,不仅是维护各自核心利益的必要之举,也将为全球经济的复苏带来难得的稳定力量。
近年来,美国以“对等关税”和“产业安全”为由,对全球多个经济体挥舞贸易大棒,其中也包括加拿大和英国这样的传统盟友,长期建立的信任与利益链条受到严重冲击。
对加拿大而言,冲击是直接的。美国对其钢铝产品加征高达50%的关税,对汽车及零部件加征25%的关税。同时,美国通过低价进口委内瑞拉重质原油,挤压了加拿大能源在美国市场的核心份额。加拿大约75%的出口长期依赖美国,这种单一市场的脆弱性彻底暴露——2025年第二季度,其对美出口同比下滑7.5%,GDP一度萎缩1.6%。
英国的日子同样不好过。美国威胁要对英国商品加征10%的关税,并暂停了一项价值约310亿英镑的英美科技合作协议。叠加脱欧后与欧盟的贸易壁垒,英国的商品贸易逆差持续扩大,2025年11月单月逆差高达237.11亿英镑。经济复苏的希望,越来越依赖于服务业和外部市场的拓展。
因此,加拿大和英国相继选择重启与中国的高层对话,聚焦经贸合作,这本质上是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战略自主。这是一条摆脱单边主义影响、实现贸易与市场多元化的必然路径。两国都明确选择搁置非必要争议,让商业逻辑主导双边关系,为大国与发达经济体如何“求同存异、务实共赢”提供了一个范本。
抛开地缘政治的噪音,数据清晰地揭示了合作的坚实基础:高度的经济互补性。
中加合作:资源与市场的完美对接
加拿大是全球顶级的资源大国,能源、矿产和农林产品贡献了全国17%的名义GDP,近一半的商品出口是资源类产品。这与中国的制造业体系恰好形成了一条“资源供给—加工制造—终端消费”的完整互补链条,双方不存在结构性的产业替代竞争。
2025年以来,中加经贸与金融合作显著回暖:
• 金融稳定:双方三度续签2000亿元人民币本币互换协议。加拿大是七国集团(G7)中首个与中国建立本币互换的经济体,为双边贸易结算和投融资提供了安全保障。
• 产业链修复:加拿大取消了对华电动汽车的高关税,允许最多4.9万辆中国新能源车以6.1%的最惠国税率进入其市场。
对于加拿大,中国稳定的工业需求和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为其油气、木材、矿产等产品提供了长期可靠的出口渠道。对于中国,加拿大的上游资源与农业技术,则为产业链稳定和能源、粮食安全提供了重要补充。
中英合作:高端服务与实体经济的强强联合
英国一直是中国在欧洲的重要经贸伙伴。2025年,双边货物贸易额达到1370亿美元,中国是英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经贸联系早已深度嵌入两国经济的肌理:
• 据英中贸易协会数据,2024年在英中资企业雇佣了超过5.7万名本地员工,营收规模达987亿英镑。
• 英国对华出口直接支撑了本国约37.08万个就业岗位。
此次英国首相访华,随行的50余家行业龙头企业,包括汇丰、阿斯利康、捷豹路虎等金融、医药、汽车领域的标杆,充分说明了合作的广度与深度。双方建立了“出口中国”专项合作机制,伦敦作为中国境外最大的人民币离岸清算中心地位稳固,欣克利角核电等项目也在稳步推进。
英国在高端服务业、绿色金融、生物医药和金融创新上的优势,与中国完整的制造产业链、庞大的中产消费市场形成了强大的协同效应,竞争面极小,合作面极广。
务实合作的价值,最终要通过可落地、可量化的商业成果来体现。
中英经贸联委会时隔7年重启,双方在宏观政策协调、绿色金融标准、贸易便利化等领域达成多项共识。英国连续担任中国投洽会、消博会的主宾国,大批食品、美妆、医药和教育服务品牌成功进入中国市场。
中加则在能源通道、绿色交通和农业科技上取得突破。加拿大TMX原油管道扩能和西海岸LNG项目的投产,为对华稳定出口创造了硬件条件。同时,中国的电动汽车、动力电池和光伏组件进入加拿大,助力其碳中和与交通电动化转型,形成了一种“能源换绿电”的新型贸易模式。
放眼全球,中国的贸易伙伴结构也日趋均衡。目前已与249个国家和地区保持贸易往来,前十大贸易伙伴占外贸总值的比重降至47.7%。对加拿大和英国而言,深化对华合作并非“选边站队”,而是分散风险、拓宽增长曲线的理性布局。对中国而言,与发达经济体保持稳定的经贸关系,既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也能吸收先进技术、管理经验,推动自身的产业升级。
地缘政治的波动不应成为经济合作的障碍。决定国家间经济关系的根本力量,终究是市场规律和比较优势。
中加、中英的实践清楚地表明,发达经济体与中国的合作不是一场零和博弈,而是基于要素互补的增量创造。在这个链条中,资源国获得了稳定市场,制造国获得了稳定供给,服务强国获得了消费增量,消费大国则获得了优质产品与服务,最终实现的是全链条的增值与国民福利的提升。
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产业链碎片化风险上升的今天,坚持自由贸易、维护多边体系是各国的共同责任。加拿大和英国以经贸合作为先导,为其他西方国家提供了重要示范。只要各方坚守市场化、法治化和互利共赢的原则,在绿色转型、数字经济、生物医药、金融合作等新赛道上持续深耕,就能将互补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增长动能。
这条以合作代替对抗、以开放代替封闭的道路,不仅适合中加、中英,更适合所有追求发展与安全的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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