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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夫人个人纪录片上映,成本超5亿元,全球票房惨淡,评分1.7分】据新华社报道,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娅·特朗普的个人纪录片《梅拉尼娅:20天走向历史》(简称《梅拉尼娅》)1月30日登陆全球院线,但在多国影院遇冷。据多家国际媒体报道,该片在英国、加拿大甚至美国本土多家影院售票情况惨淡,部分场次几乎无人问津。在全球知名电影和电视评分网站“烂番茄”上,该片评分低至1.7分。该片拍摄制作及推广费用高达75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21亿元,与《哪吒2》网传成本相近),亚马逊公司创始人贝索斯的重金投入遭到舆论嘲讽。
【爱泼斯坦案文件继续公开 多名美国政商名流牵涉其中】美国司法部1月30日说,当天将公开涉及已故富商杰弗里·爱泼斯坦案的剩余文件,总计超过300万页。据美国媒体报道,文件显示,多名美国政商名流与这一涉嫌性犯罪并离奇死于狱中的富商相识相交,其中包括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企业家马斯克、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内的顾问斯蒂芬·班农等。
【加拿大拟与多国联合设立国防银行】加拿大财长商鹏飞1月30日说,加拿大将在未来数月与国际伙伴密切合作,推进设立一家国防银行,以期为维护集体安全筹集资金。商鹏飞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发文说,在加拿大主持下,超过10个国家当天讨论了设立“防务、安全与复兴银行”一事。他没有提及哪些国家参与讨论。据路透社报道,支持者希望拟设立的国防银行成为一家拥有3A信用评级的全球性国家支持机构,以便筹集1350亿美元用于欧洲及北约成员国的国防项目。

英国M4货币供应量 (季调后) (12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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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匹配数据
面对“美国优先”政策压力,美国核心盟友加拿大和英国正主动深化对华经贸合作,以其经济互补性寻求风险对冲与务实增长。
全球地缘政治正在洗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即便是传统盟友体系也出现了裂痕。在此背景下,加拿大和英国这两个美国的核心盟友,不约而同地选择加强与中国的经济联系,高层访问和商务代表团的到来,释放出一个清晰信号:在经济利益面前,务实合作是理性选择。
这并非偶然。面对“美国优先”政策带来的持续压力,英、加等发达经济体正在主动对冲外部风险。更重要的是,它们与中国在产业结构、资源和市场需求上存在着巨大的互补空间。数据和事实都表明,这种合作远大于竞争,不仅是维护各自核心利益的必要之举,也将为全球经济的复苏带来难得的稳定力量。
近年来,美国以“对等关税”和“产业安全”为由,对全球多个经济体挥舞贸易大棒,其中也包括加拿大和英国这样的传统盟友,长期建立的信任与利益链条受到严重冲击。
对加拿大而言,冲击是直接的。美国对其钢铝产品加征高达50%的关税,对汽车及零部件加征25%的关税。同时,美国通过低价进口委内瑞拉重质原油,挤压了加拿大能源在美国市场的核心份额。加拿大约75%的出口长期依赖美国,这种单一市场的脆弱性彻底暴露——2025年第二季度,其对美出口同比下滑7.5%,GDP一度萎缩1.6%。
英国的日子同样不好过。美国威胁要对英国商品加征10%的关税,并暂停了一项价值约310亿英镑的英美科技合作协议。叠加脱欧后与欧盟的贸易壁垒,英国的商品贸易逆差持续扩大,2025年11月单月逆差高达237.11亿英镑。经济复苏的希望,越来越依赖于服务业和外部市场的拓展。
因此,加拿大和英国相继选择重启与中国的高层对话,聚焦经贸合作,这本质上是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战略自主。这是一条摆脱单边主义影响、实现贸易与市场多元化的必然路径。两国都明确选择搁置非必要争议,让商业逻辑主导双边关系,为大国与发达经济体如何“求同存异、务实共赢”提供了一个范本。
抛开地缘政治的噪音,数据清晰地揭示了合作的坚实基础:高度的经济互补性。
中加合作:资源与市场的完美对接
加拿大是全球顶级的资源大国,能源、矿产和农林产品贡献了全国17%的名义GDP,近一半的商品出口是资源类产品。这与中国的制造业体系恰好形成了一条“资源供给—加工制造—终端消费”的完整互补链条,双方不存在结构性的产业替代竞争。
2025年以来,中加经贸与金融合作显著回暖:
• 金融稳定:双方三度续签2000亿元人民币本币互换协议。加拿大是七国集团(G7)中首个与中国建立本币互换的经济体,为双边贸易结算和投融资提供了安全保障。
• 产业链修复:加拿大取消了对华电动汽车的高关税,允许最多4.9万辆中国新能源车以6.1%的最惠国税率进入其市场。
对于加拿大,中国稳定的工业需求和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为其油气、木材、矿产等产品提供了长期可靠的出口渠道。对于中国,加拿大的上游资源与农业技术,则为产业链稳定和能源、粮食安全提供了重要补充。
中英合作:高端服务与实体经济的强强联合
英国一直是中国在欧洲的重要经贸伙伴。2025年,双边货物贸易额达到1370亿美元,中国是英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经贸联系早已深度嵌入两国经济的肌理:
• 据英中贸易协会数据,2024年在英中资企业雇佣了超过5.7万名本地员工,营收规模达987亿英镑。
• 英国对华出口直接支撑了本国约37.08万个就业岗位。
此次英国首相访华,随行的50余家行业龙头企业,包括汇丰、阿斯利康、捷豹路虎等金融、医药、汽车领域的标杆,充分说明了合作的广度与深度。双方建立了“出口中国”专项合作机制,伦敦作为中国境外最大的人民币离岸清算中心地位稳固,欣克利角核电等项目也在稳步推进。
英国在高端服务业、绿色金融、生物医药和金融创新上的优势,与中国完整的制造产业链、庞大的中产消费市场形成了强大的协同效应,竞争面极小,合作面极广。
务实合作的价值,最终要通过可落地、可量化的商业成果来体现。
中英经贸联委会时隔7年重启,双方在宏观政策协调、绿色金融标准、贸易便利化等领域达成多项共识。英国连续担任中国投洽会、消博会的主宾国,大批食品、美妆、医药和教育服务品牌成功进入中国市场。
中加则在能源通道、绿色交通和农业科技上取得突破。加拿大TMX原油管道扩能和西海岸LNG项目的投产,为对华稳定出口创造了硬件条件。同时,中国的电动汽车、动力电池和光伏组件进入加拿大,助力其碳中和与交通电动化转型,形成了一种“能源换绿电”的新型贸易模式。
放眼全球,中国的贸易伙伴结构也日趋均衡。目前已与249个国家和地区保持贸易往来,前十大贸易伙伴占外贸总值的比重降至47.7%。对加拿大和英国而言,深化对华合作并非“选边站队”,而是分散风险、拓宽增长曲线的理性布局。对中国而言,与发达经济体保持稳定的经贸关系,既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也能吸收先进技术、管理经验,推动自身的产业升级。
地缘政治的波动不应成为经济合作的障碍。决定国家间经济关系的根本力量,终究是市场规律和比较优势。
中加、中英的实践清楚地表明,发达经济体与中国的合作不是一场零和博弈,而是基于要素互补的增量创造。在这个链条中,资源国获得了稳定市场,制造国获得了稳定供给,服务强国获得了消费增量,消费大国则获得了优质产品与服务,最终实现的是全链条的增值与国民福利的提升。
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产业链碎片化风险上升的今天,坚持自由贸易、维护多边体系是各国的共同责任。加拿大和英国以经贸合作为先导,为其他西方国家提供了重要示范。只要各方坚守市场化、法治化和互利共赢的原则,在绿色转型、数字经济、生物医药、金融合作等新赛道上持续深耕,就能将互补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增长动能。
这条以合作代替对抗、以开放代替封闭的道路,不仅适合中加、中英,更适合所有追求发展与安全的经济体。
欧盟经济正艰难前行。尽管最新数据显示经济增速略高于预期,但地缘冲突、贸易摩擦与内部结构性顽疾交织,一场“疲软的复苏”恐怕难以支撑起市场的乐观情绪。对于欧盟而言,如何在多重不确定性中找到长期增长的动力,正成为一项严峻考验。
根据欧盟统计局1月30日发布的初步数据,2023年欧元区和欧盟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分别增长1.5%和1.6%。从季度数据看,去年第四季度,欧元区与欧盟经济均实现0.3%的环比增长。
然而,这份看似平稳的成绩单背后,分化却十分明显。西班牙和葡萄牙以0.8%的环比增速,成为拉动经济的主要力量。相比之下,被视为欧洲经济“双引擎”的德国和法国则表现乏力,分别仅增长0.3%和0.2%,法国的增速更是创下三个季度以来的新低,主要受到内需疲软和投资放缓的拖累。
前瞻指标也亮起了警示灯。标普全球公布的欧元区1月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为51.5,虽然仍在荣枯线之上,但已低于市场预期和前值,表明商业活动的扩张速度正在放缓。
德国汉堡商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赛勒斯·德拉鲁比亚直言:“(欧元区)经济复苏显得相当疲弱。制造业活动持续发出疲软信号,服务业增长更为缓慢。”这些数据可能预示着,未来几个月欧元区的经济增速将维持在低位水平。
欧洲央行已多次指出,全球贸易摩擦与地缘政治冲突是影响经济前景的主要风险。这些外部“不确定性”正从短期冲击演变为常态化困局,并进一步放大了欧盟内部根深蒂固的结构性问题。
与美国的贸易关系便是一个缩影。尽管欧盟与美国在去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避免了关税冲突全面升级,但这实质上永久性抬高了欧洲企业对美出口的关税门槛。欧洲改革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桑德尔·托尔杜瓦尔分析称,美国正利用贸易条款系统性地削弱欧洲的工业资本,这种“持续的‘低强度摩擦’比一场突发的关税战对竞争力的侵蚀更隐蔽、更长久”。
外部压力之下,欧盟内部生产率偏低、能源成本高企、技术革新缓慢、监管合规复杂等结构性问题更显突出。许多欧洲制造业企业,特别是钢铁、汽车、化工和机械制造等行业,正通过停产、裁员或去库存的方式艰难自救。多个行业协会认为,产能关闭与裁员压力,源于欧洲在全球竞争中能源成本和官僚主义的劣势。
目前,欧元区制造业订单和出口依然疲软,就业市场也开始降温,这表明企业仍未走出外需不足与信心匮乏的双重困境。
展望未来,低速增长可能成为欧盟经济的新常态。欧盟委员会在其2025年秋季经济展望报告中预测,2026年欧元区和欧盟的经济增速将放缓至1.2%和1.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认为,尽管欧洲经济有望温和增长,但“结构性阻力”将使其持续疲软。
如何破局?荷兰国际集团首席经济学家贝尔特·科莱恩寄希望于欧盟层面的激励措施与德国等主要经济体的定向宽松,将增长动力从内需消费转向“催生新动能”。但德国批发和外贸协会主席迪尔克·扬杜拉警告,若不进行体制改革,仅靠举债融资的财政刺激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结构性缺陷。
然而,在欧盟内部推动改革举步维艰。欧洲议会近期投票决定将欧盟-南方共同市场自贸协定提交审查,此举可能拖慢协定的批准进程。正如荷兰国际集团分析师所说,尽管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给欧洲敲响了警钟,但在欧盟内部推动一体化改革依然困难重重。
与此同时,欧洲央行也面临着新的挑战。随着通胀趋稳,市场普遍预期其今年不会调整利率。但近期欧元对美元汇率强势突破1.20大关,创下2021年6月以来的新高。对于欧洲企业而言,这并非好消息。数据显示,斯托克600指数成分公司约60%的营收来自欧洲以外,其中近一半来自美国市场。欧元的走强将显著削弱这些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和利润。
综合来看,在关税效应和内部结构性顽疾的共同作用下,欧盟经济在2026年预计将继续在低增长区间徘徊。能否在分歧中凝聚共识、形成有效合力,将决定这片大陆未来的经济轨迹。
圣路易斯联储行长阿尔伯托·穆萨莱姆(Alberto Musalem)最新表态,认为美联储当前应暂停降息。他明确指出,在通胀仍高于目标的情况下,贸然将利率降至宽松区间“并不明智”,可能加剧通胀压力。
穆萨莱姆进一步解释了过早降息的潜在负面影响。他警告说,这不仅可能导致通胀变得更高、更顽固,还可能通过推高通胀预期和长期利率,反过来伤害劳动力市场,最终拖累经济增长和就业。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他会支持降息?穆萨莱姆给出了两个具体条件:
1. 劳动力市场出现更明显的疲软迹象,同时没有证据表明通胀持续高企或预期上升。
2. 通胀预期本身已经回落到2%的目标水平或更低。
穆萨莱姆认为,当前的利率水平处在一个“良好位置”,让美联储有能力根据未来数据,灵活应对就业或通胀任一方出现的风险。这一观点与美联储的最新动向一致。就在本周,美联储在去年连续三次降息后决定维持利率不变,主席鲍威尔也对经济表达了谨慎乐观。
展望未来,这位圣路易斯联储行长态度乐观。他预计美国经济“今年将保持或高于趋势增长”。他评价劳动力市场正在以“有序”方式降温,大幅恶化的风险较小。此外,他还预测关税带来的影响将在今年晚些时候逐渐消退,这将有助于通胀率朝着美联储2%的目标迈进。
“我认识凯文很长时间了,我毫不怀疑他将成为最伟大的美联储主席之一。最重要的是,他是‘天选之人’,永远不会让人失望。”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宣布提名时这样说道。
当地时间2026年1月30日,特朗普正式提名美联储前理事凯文·沃什(Kevin Warsh)接替现任主席杰罗姆·鲍威尔。鲍威尔的任期将于今年5月结束。这项提名仍需美国参议院投票确认。
现年55岁的凯文·沃什,曾在2006年至2011年间担任美联储理事,是当时最年轻的成员。他亲身经历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并深度参与了美联储在危机初期与华尔街、美国财政部及海外央行的协调工作。离开美联储后,沃什活跃于学术界和金融界,不仅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发表了多篇关于货币政策的研究,也曾在摩根士丹利从事并购业务。

提名消息一出,金融市场迅速给出反应。当日,美股主要指数全线走弱,道琼斯、标普500及纳斯达克指数跌幅在0.2%至1%之间,科技股和成长股的回调尤其明显。
与此同时,美国国债收益率上行,特别是短端国债收益率的抬升,反映出债券市场正在重新评估未来的货币政策路径。多家媒体分析指出,当天市场波动并非由新的经济数据驱动,而是投资者在对新任主席候选人可能带来的政策风格变化进行“重新定价”。
对于这一人事变动,美联储和鲍威尔本人均未立即发表评论。按照惯例,在参议院确认程序完成前,美联储通常会保持沉默。
从制度设计上讲,美联储长期以来被视为美国政府中独立性最高的机构之一。其理事任期长达14年,主席任期四年但可跨党派连任,初衷就是为了让货币政策摆脱短期政治周期的干扰。
然而,近年来这一制度安排正面临巨大压力。新冠疫情后,美国财政赤字急剧扩张,美联储通过大规模资产购买,资产负债表一度突破9万亿美元。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边界日益模糊,美联储的“技术独立”越来越多地受到政治舆论的审视。
2025年特朗普再度执政后,围绕利率、通胀和贸易政策的争议不断。随着新一轮“对等关税”措施推出,通胀控制遭遇阻力,白宫、国会和市场都在激烈讨论,美联储是否应采取更激进的利率政策。在此期间,鲍威尔持续面临来自部分政治力量的公开批评,政策空间明显收窄。
观察人士认为,这已不只是针对某个官员的争议,而是反映了美国在高债务、高通胀和政治极化的背景下,央行独立性面临的结构性挑战。当货币政策被赋予更多稳定增长、托底市场的任务时,其制度定位已成为美国经济治理的核心问题。
务实的鲍威尔:数据驱动与危机应对
现任主席鲍威尔并非传统的宏观经济学家,其政策风格以务实和数据导向著称。2020年3月,他果断启动量化宽松(QE),将利率降至近零水平,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从约4万亿美元扩张至2022年接近9万亿美元的峰值。
尽管自2022年下半年起,美联储进入加息和缩表周期,其资产负债表规模已回落至7万亿至7.3万亿美元区间,但仍远高于疫情前水平。与此同时,截至2025年底,美国联邦政府总债务已攀升至38万亿美元。高债务与高利率的组合,使货币政策与财政可持续性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此外,通胀走势也让市场对美联储的信号极度敏感。虽然CPI已从2022年超过9%的高点回落至3%至3.5%区间,但仍高于政策目标。在这种环境下,市场对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的每个措辞都进行“毫秒级”解读,显示出对其政策预期的高度依赖。
信誉至上的沃什:纪律、边界与规则
相比之下,沃什过往的演讲和文章反复强调三个关键词:政策可信度(Credibility)、政策纪律(Discipline)和制度边界(Boundaries)。
他认为,通胀问题不仅是短期经济波动的结果,更与央行自身的制度信用和政策一致性息息相关。他曾多次指出,长期依赖资产购买和超低利率等非常规工具,会削弱公众对货币政策规则的信任,从而对通胀预期产生结构性影响。他主张,政策工具的使用必须有清晰的条件和退出路径。
如果提名最终获得通过,沃什领导下的美联储,其政策取向预计将更强调通过制度一致性和政策纪律来锚定通胀预期,并对资产负债表的扩张保持高度审慎。
在总量债务高企、通胀尚未完全达标、金融市场高度敏感的复杂局面下,鲍威尔的务实主义与沃什的规则主义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不仅是两位主席风格的差异,更被视为美国货币政策面临的一个重要分岔点。
沃什以制度信用为核心的货币政策框架,能否在当前政治约束强化的环境中有效运作,将取决于他如何在实践中平衡长期的制度约束与短期的稳定需求。这无疑将是他面临的最大挑战。
上周(1月26日至30日),美伊紧张关系急剧升温,成为引爆原油市场的核心导火索。受此推动,国际油价走出一轮强劲的上涨行情。美国WTI原油期货录得日线四连阳,周五收于65.51美元/桶,单周累计飙升7.28%,创下近六个月最高周收盘价。布伦特原油同样强势,周内一度冲破70美元大关,最终收报69.64美元/桶,周涨幅5.48%。

从技术图表上看,两大原油期货均呈现出清晰的多头形态。
WTI原油的日线图显示,价格已稳定运行在布林带上轨(64.67美元)附近,短期强势特征显露无疑。下方的50日均线(58.98美元)构成了坚实的技术支撑。同时,MACD指标的快慢线(DIFF与DEA)在零轴上方持续发散,红色动能柱放量,表明多头动能仍在增强。

布伦特原油的技术形态与WTI基本一致。其日线价格已触及布林带上轨(69.41美元)的压力区,50日均线(63.00美元)提供关键支撑。MACD指标同样呈现完整的多头排列格局,为油价上涨提供了技术支持。

本周油价的暴涨,几乎完全由地缘政治风险驱动。
周四,市场传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考虑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瞬间点燃了市场对中东石油供应中断的担忧。尽管双方都曾表态愿意对话,但伊朗外交部周五强硬表示,其国防能力不在谈判之列,令局势再度复杂化。
与此同时,美国不仅加强了在中东的军事部署,还对七名伊朗公民和至少一家实体发起了新制裁。Again Capital合伙人John Kilduff评论称:“当前市场焦点完全集中在伊朗问题上。虽然风险已被消化,但难以量化。关键在于,如果对伊朗采取行动,他们会如何回应?”
在这一背景下,美元走势和供需基本面等因素已退居次要。美元指数虽从四年低位反弹,部分原因是特朗普宣布将提名瓦尔许接替鲍威尔担任下任美联储主席,这通常会给油价带来压力。但其影响完全被地缘政治的冲击波所掩盖。
尽管油价飙升,但华尔街机构对后市的看法却出现了明显分歧,争论的焦点在于当前的地缘政治风险是否被过度定价。
一种观点认为,市场可能反应过度。摩根士丹利指出,虽然中东局势令人担忧,但短期风险溢价和长期基本面需要区分看待。全球原油库存依然健康,美国页岩油产量也保持弹性,这些因素将限制油价的上行空间。多数分析师也认为,全球供应过剩的前景将抵消地缘冲突的干扰,预计2026年油价中枢仍在60美元/桶附近。
另一派观点则认为风险被低估了。高盛警告称,一旦美伊紧张局势升级,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将面临实质性威胁。作为全球约30%海运石油的必经之路,任何中断都将对全球市场造成巨大冲击。
在基本面分析方面,国际能源署(IEA)维持2026年全球需求温和增长120万桶/日的预测。花旗集团认为,今年油市的关键变量或许不是地缘政治,而是全球经济增长的轨迹。瑞银则指出,贸易环境的不确定性仍在抑制市场的乐观情绪。
展望下周,原油市场将继续在多重因素的交织影响下寻找方向。
• 地缘政治仍是焦点: 美伊双方的任何新动态都可能引发油价剧烈波动,尤其是任何可能影响航运安全的行动。
• 经济数据将提供线索: 下周将公布多国PMI数据,尤其是中国和欧洲的数据,将影响市场对未来原油需求的判断。
• 关注关键技术位: WTI原油在65-66美元区域面临阻力,若突破可能上探68-70美元;下方支撑看63.50美元。布伦特原油阻力在70-71美元,支撑在68美元。
• 美元走势的影响: 美联储主席提名事件将继续发酵,美元的强弱会间接影响油价。
总而言之,上周油市完全由地缘政治主导,美伊冲突为油价注入了显著的风险溢价。然而,在连续大涨后,市场已显示出谨慎情绪,开始重新权衡风险与基本面。短期内,紧张局势仍将支撑油价,但长期趋势终将回归供需基本面。未来一周,市场波动性恐将维持高位。
全球经济增长的剧本正在被改写。这一次,驱动增长的主角不再是消费者或企业,而是各国政府。
面对增长放缓的冲击,世界多国正悄然放弃紧缩的旧思路,转而启动由巨额预算赤字支撑的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这股支出热潮,叠加对人工智能领域的万亿级投资,预计将在短期内有效提振经济和就业。摩根大通预测,未来六个月,全球经济的年化增长率可能因此加速至3%。
然而,在低失业率与高利率并存的背景下,这无异于一场高风险的赌博。
从发达经济体到新兴市场,政府支出都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托尔斯滕·斯洛克测算,财政刺激将在今年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和第三大经济体德国的经济增速贡献约1个百分点,为日本贡献0.5个百分点。
这背后是不断膨胀的政府赤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去年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政府预算赤字占GDP的比重为4.6%,新兴市场为6.3%,远高于十年前的2.6%和4%。
具体来看:
• 美国:预计今年的预算赤字将高达GDP的6%,持续的巨额赤字反映了社会保障的庞大支出和特朗普政府的税收抑制政策。
• 德国:规模达万亿欧元的国防和基础设施支出计划,将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关键。
• 日本:去年11月,政府宣布了总额约1350亿美元的财政刺激方案,以缓解生活成本压力,并刺激投资与军费开支。
• 加拿大:去年11月,议会批准未来五年新增1400亿加元(约1000亿美元)的支出,总理马克·卡尼称之为“跨代投资”,旨在面对美国关税时增强经济实力。此举将使加拿大2025至2026财年的预算赤字提高到GDP的2.5%左右,高于上一财年的1.6%。
欧洲的情况尤为明显,经济增长几乎没有政府“施舍”之外的来源。就连曾经鼓吹财政紧缩的极右翼政党,如今也通过承诺增加支出来争取支持。
这标志着一次重大的战略转变。全球金融危机后,许多国家(尤其是欧洲)为了安抚投资者,普遍采取了“勒紧裤腰带”的财政紧缩政策。
但现在,各国领导人逐渐认识到,财政紧缩不仅在政治上不受欢迎,还导致了军队实力削弱和基础设施的老化。于是,大规模支出重回舞台中央。
政府带头花钱并非没有代价。当近年来的高通胀迫使各国央行大幅加息,借贷成本随之飙升,政府债务的脆弱性立刻显现。
一个危险信号来自日本。在其首相高市早苗宣布计划增支减税后,日本长期政府债券的收益率一度飙升至历史高位,这波抛售潮甚至波及全球,推高了美国国债收益率。
凯投国际宏观经济咨询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尼尔·希林直言:“这是一个危险信号,是发达经济体潜在脆弱性加剧的又一个征兆。”他认为,这些脆弱性包括私营部门需求疲软和生产率增长乏力。
实实在在的成本已经摆在眼前:
• 过去四年,美国国债的利息支出增加了一倍多。
• 德国和日本偿还政府债务的成本也大约翻了一番。
一些经济学家警告,随着为财政支出融资的难度加大,一些国家的政府最终可能别无选择,只能加税或削减开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莫里斯·奥布斯特费尔德指出,引爆点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投资者对政府偿债能力的信心突然丧失,二是对人工智能带来的经济效益进行重新评估。届时,这场由政府债务驱动的增长盛宴或将戛然而止。
美国的人口增长,踩下了急刹车。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最新数据,过去一年美国人口增长率仅为0.5%,规模接近3.42亿,新增约180万人。这一增速是自2021年以来的最低点,而当年因疫情等特殊因素,美国创下了建国以来的最低人口增长记录。
人口增长乏力的背后,是两大趋势的叠加:持续下滑的出生率,以及特朗普上台后强硬的反移民政策。数据显示,2025年,移民美国的数量较上一年暴跌超过50%。布鲁金斯学会甚至警告,美国可能将进入一个“净移民为负”的新阶段。
特朗普推行移民管控政策一年多后,最直接的感受,是美国各地都在喊“缺人”。
从路易斯安那州急寻木工的建筑公司,到西弗吉尼亚州近五分之一护理岗位空缺的医院,劳动力短缺的现象随处可见。与此同时,由于签证费用上涨,国际学生数量减少,洛杉矶和纽约等地的校园也面临预算缺口。

这些现象的背后,是美国对移民的高度依赖。长期以来,稳定的人口增长是美国经济活力与竞争力的基石,而移民正是这块基石的关键支撑。
新罕布什尔大学人口统计学家肯尼思·约翰逊指出,在2010至2020年间,移民贡献了美国约40%的人口增长。而随着出生率持续走低,到2020年以后,移民对人口增长的贡献率已攀升至80%左右。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的预测更为直接:如果没有移民,美国人口最快将在2033年后出现负增长。
尽管劳动力市场警钟频传,但特朗普政府似乎对当前的移民政策成果相当满意。
美国国土安全部(DHS)在1月29日表示,大规模的遣返行动帮助实现了“负净移民”的目标。据其声称,在特朗普上任后的一年内,已有近300万非法移民离开美国。

除了驱逐非法移民,合法移民的通道也在被收紧。
美国媒体爆料,特朗普政府正计划以更强力的手段剥夺部分归化美国人的公民身份。美国政策全国基金会分析预测,到特朗普任期结束时,美国签发的绿卡数量将减少240万张。
同时,年度难民接收人数上限被设定为7500人,与前总统拜登执政最后一年设定的12.5万人形成鲜明对比。该基金会估计,仅此一项政策,就可能在四年内减少约47万名合法移民。
这些综合政策的影响,正在彻底改变未来几年的美国劳动力市场。
最先感受到冲击的,将是雇主和大学。美国政策全国基金会的分析认为,绿卡减少意味着留在美国的技术人才减少,尤其是在科技、医疗保健和研究等高度依赖外国人才的领域,企业将面临严重的人才短缺。
一家生物医学研究实验室的主任里维拉表示,来自其他国家的科研人员是美国科技发展的关键一环,如果绿卡发放受阻,这些人才可能被迫流向其他国家,最终拖慢美国的创新步伐。
华盛顿移民政策研究所副主任吉拉特对此总结道:“在出生率不断下滑的今天,收紧移民政策,注定会导致美国经济增长放缓,国际竞争力也会随之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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