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或迎鹰派：沃什的三重考验

时隔八年，英国首相斯塔默的访华之旅，为密切关注中英关系的企业界注入了一剂强心剂。作为新年后首位到访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领导人，斯塔默此行不仅是高层互动的重启，更被商界视为一个明确的积极信号。

英中贸易协会总裁白彼得（Peter Burnett）在接受专访时直言，这次访问让英国商界“感到宽慰”。业界普遍期待，这种高层互动能够超越象征意义，转化为缓解市场摩擦、拓展合作的实质性成果，最终为两国企业带来增长与繁荣。

“破冰之旅”的象征与实利

在长达八年的等待之后，英国首相的再次到访本身就意义重大。白彼得认为，访问的核心在于两国如何共同支持企业实现增长，这恰好是中英经济战略的契合点。

斯塔默率领的代表团阵容强大，不仅包括政府核心官员，还有超过60家英国企业高管和机构代表，覆盖金融、医药、汽车、能源和文化创意等英国优势产业。这清晰地表明，推动经贸合作是此行的关键议题之一。

白彼得强调，中国是英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两国关系至关重要。商界期待，未来的高层互动能更加频繁，为商业决策提供稳定的政策预期。虽然闭门会谈会涉及复杂的政治议题，但最终落脚点依然是如何为民众创造经济福祉。

服务业与科技：合作的新蓝海

从宏观视角看，中国市场对跨国公司的业绩贡献显著，其庞大的规模和日益增强的创新活力，使之成为任何一家全球化企业都无法忽视的战略要地。

白彼得指出，在众多合作领域中，服务业的潜力尤为突出。这不仅限于金融服务与专业咨询，也包括创意产业和体育产业。中国在“十五五”规划建议中将服务业列为增长重点，而这正是英国的传统强项。加强这些领域的对接，有望催生出巨大的增长空间。

与此同时，中国在前沿科技领域的飞速进步，正重塑合作的内涵。白彼得表示，过去五到十年，中国在电池技术、电动汽车、人工智能和支付系统等领域已形成世界领先的创新能力。他认为，英国应以开放态度欢迎这些技术和相关投资。

英国自身在这些领域也具备强大实力，其人工智能生态活跃，科技独角兽企业数量甚至超过欧洲其他国家的总和。许多创新源自顶尖大学，并在私营部门迅速商业化，这为双方的技术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医疗健康、先进制造、服务业与科技，正成为中英合作的新增长点。

双向投资：从产品出海到产业落地

随着中英经贸关系的深入，双向投资的模式也在发生结构性变化。英国在华有可观的投资存量，中国对英投资规模同样不小，但增长潜力依然巨大。

一个明显的趋势是，越来越多成功的中国企业正从单纯的产品出口，转向更深度的跨国运营布局。随着“走出去”战略的推进，在英国建厂、雇佣本地员工，将成为更多中国企业的选择。这与英国跨国公司在华的运营模式如出一辙。

白彼得认为，政府高层互动能够有效提振商业信心，让企业感到投资决策获得了最高层的支持。虽然两国都设有确保投资合规的监管机制，但商界普遍希望审批流程能更高效，以便企业更快地做出决策。

战略契合：两国发展规划里的共同点

展望未来，中英合作的巨大机遇蕴藏在两国发展战略的高度契合之中。白彼得特别提到，中国“十五五”规划建议所强调的“中国式现代化”与高水平对外开放，同英国政府发布的现代产业战略有着惊人的互补性。

据他观察，双方在重点发展的产业上重合度高达约65%。这意味着，如果两国能聚焦这些共同领域，协同推动技术进步，提升制造业与服务业水平，必将为彼此带来巨大的机遇与经济增长。

伊朗上空，战云密布。美国近期向中东地区增派了航母打击群、喷气式战斗机和防空系统，数千名士兵随行。这一系列部署，让美伊之间的紧张关系急剧升温，军事冲突的风险也随之高涨。

有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正在权衡多种针对伊朗的军事方案。这些选项既包括持续性的空袭，也包括规模较小、更具象征意义的精确打击。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说法称，特朗普团队甚至在考虑打击伊朗指挥官及相关机构，试图以此增强伊朗反对派的信心，为“政权更迭”创造条件。

美军兵力如何集结？

美国中央司令部已证实，核动力航空母舰“亚伯拉罕·林肯”号已被派往中东水域。虽然官方声明称此举是为了“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但在美伊关系紧张的背景下，这无疑是一次大规模的军事力量展示。

“林肯”号航母打击群的战斗力十分强大：

• 舰载航空联队：其核心是第9舰载航空联队，拥有约65架战斗机，主力机型为F/A-18E“超级大黄蜂”攻击战斗机。

• 护航舰队：至少三艘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随行，它们能够发射战斧导弹进行对陆攻击，并具备弹道导弹防御能力。

• 导弹巡洋舰：“莫比尔湾”号导弹巡洋舰通常与“林肯”号一同部署，但此次是否随行尚不明确。

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母，是此次向中东集结的核心军事力量。

与此同时，美国空军中央司令部也在其“责任区”内展开了“多日战备”军事演习，该区域覆盖中东、亚洲和非洲的20多个国家。截至2025年6月，美军在中东地区的驻军人数约为4万人。

三种军事选项及其后果

如果美国决定动武，可能会采取什么方式？外界分析认为，主要有三种可能的走向。

选项一：有限打击

第一种是“有限打击”，即攻击一些象征性目标。专家认为，这种方式对美军风险最小，且理论上可以不依赖盟友独立实施。

然而，这种做法的弊端也同样明显。有限打击不会对伊朗造成实质性的重创，反而可能被伊朗当局利用，借机凝聚国内支持。

选项二：持续性军事行动

第二种是发起持续性的军事行动。美军可以利用电子战和网络攻击瘫痪伊朗的雷达和通信系统，随后出动隐形轰炸机和战斗机，突破防空网，打击其指挥中心和导弹发射场。

但伊朗的反制能力不容小觑。它拥有足以威胁波斯湾内美国军舰的巡航导弹，其弹道导弹的射程也覆盖了美军在该地区的多个基地。伊朗已明确警告，一旦遭遇袭击，将进行更具杀伤力的报复。届时，冲突可能迅速升级，不仅会干扰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出口，甚至可能将以色列卷入其中，加剧地区冲突的扩散风险。

选项三：特种作战行动

第三种是效仿针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方式，对伊朗采取特种作战行动。

但分析普遍认为，这一方案在伊朗恐怕难以奏效。美军在委内瑞拉的行动，不仅集结了重兵，还获得了其政权内部人员的协助。这种条件在伊朗很难复制。此外，即便特种作战得以实施，其结果也难以预测，极有可能导致更大的混乱和流血冲突。

美军的重兵压境，究竟是为了实质性军事打击，还是仅仅作为极限施压的筹码，逼迫伊朗重返谈判桌？在特朗普发出“最后通牒”和谈判警告后，外界仍在观望。鉴于美国所剩无几的耐心，“底牌”或许很快就会亮出，届时局势将最终分晓。

全球地缘政治正在洗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即便是传统盟友体系也出现了裂痕。在此背景下，加拿大和英国这两个美国的核心盟友，不约而同地选择加强与中国的经济联系，高层访问和商务代表团的到来，释放出一个清晰信号：在经济利益面前，务实合作是理性选择。

这并非偶然。面对“美国优先”政策带来的持续压力，英、加等发达经济体正在主动对冲外部风险。更重要的是，它们与中国在产业结构、资源和市场需求上存在着巨大的互补空间。数据和事实都表明，这种合作远大于竞争，不仅是维护各自核心利益的必要之举，也将为全球经济的复苏带来难得的稳定力量。

“美国优先”的代价：盟友为何转向？

近年来，美国以“对等关税”和“产业安全”为由，对全球多个经济体挥舞贸易大棒，其中也包括加拿大和英国这样的传统盟友，长期建立的信任与利益链条受到严重冲击。

对加拿大而言，冲击是直接的。美国对其钢铝产品加征高达50%的关税，对汽车及零部件加征25%的关税。同时，美国通过低价进口委内瑞拉重质原油，挤压了加拿大能源在美国市场的核心份额。加拿大约75%的出口长期依赖美国，这种单一市场的脆弱性彻底暴露——2025年第二季度，其对美出口同比下滑7.5%，GDP一度萎缩1.6%。

英国的日子同样不好过。美国威胁要对英国商品加征10%的关税，并暂停了一项价值约310亿英镑的英美科技合作协议。叠加脱欧后与欧盟的贸易壁垒，英国的商品贸易逆差持续扩大，2025年11月单月逆差高达237.11亿英镑。经济复苏的希望，越来越依赖于服务业和外部市场的拓展。

因此，加拿大和英国相继选择重启与中国的高层对话，聚焦经贸合作，这本质上是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战略自主。这是一条摆脱单边主义影响、实现贸易与市场多元化的必然路径。两国都明确选择搁置非必要争议，让商业逻辑主导双边关系，为大国与发达经济体如何“求同存异、务实共赢”提供了一个范本。

天然互补：中加、中英合作基础在哪？

抛开地缘政治的噪音，数据清晰地揭示了合作的坚实基础：高度的经济互补性。

中加合作：资源与市场的完美对接

加拿大是全球顶级的资源大国，能源、矿产和农林产品贡献了全国17%的名义GDP，近一半的商品出口是资源类产品。这与中国的制造业体系恰好形成了一条“资源供给—加工制造—终端消费”的完整互补链条，双方不存在结构性的产业替代竞争。

2025年以来，中加经贸与金融合作显著回暖：

• 金融稳定：双方三度续签2000亿元人民币本币互换协议。加拿大是七国集团（G7）中首个与中国建立本币互换的经济体，为双边贸易结算和投融资提供了安全保障。

• 产业链修复：加拿大取消了对华电动汽车的高关税，允许最多4.9万辆中国新能源车以6.1%的最惠国税率进入其市场。

对于加拿大，中国稳定的工业需求和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为其油气、木材、矿产等产品提供了长期可靠的出口渠道。对于中国，加拿大的上游资源与农业技术，则为产业链稳定和能源、粮食安全提供了重要补充。

中英合作：高端服务与实体经济的强强联合

英国一直是中国在欧洲的重要经贸伙伴。2025年，双边货物贸易额达到1370亿美元，中国是英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经贸联系早已深度嵌入两国经济的肌理：

• 据英中贸易协会数据，2024年在英中资企业雇佣了超过5.7万名本地员工，营收规模达987亿英镑。

• 英国对华出口直接支撑了本国约37.08万个就业岗位。

此次英国首相访华，随行的50余家行业龙头企业，包括汇丰、阿斯利康、捷豹路虎等金融、医药、汽车领域的标杆，充分说明了合作的广度与深度。双方建立了“出口中国”专项合作机制，伦敦作为中国境外最大的人民币离岸清算中心地位稳固，欣克利角核电等项目也在稳步推进。

英国在高端服务业、绿色金融、生物医药和金融创新上的优势，与中国完整的制造产业链、庞大的中产消费市场形成了强大的协同效应，竞争面极小，合作面极广。

从共识到落地：合作如何创造真实增长？

务实合作的价值，最终要通过可落地、可量化的商业成果来体现。

中英经贸联委会时隔7年重启，双方在宏观政策协调、绿色金融标准、贸易便利化等领域达成多项共识。英国连续担任中国投洽会、消博会的主宾国，大批食品、美妆、医药和教育服务品牌成功进入中国市场。

中加则在能源通道、绿色交通和农业科技上取得突破。加拿大TMX原油管道扩能和西海岸LNG项目的投产，为对华稳定出口创造了硬件条件。同时，中国的电动汽车、动力电池和光伏组件进入加拿大，助力其碳中和与交通电动化转型，形成了一种“能源换绿电”的新型贸易模式。

放眼全球，中国的贸易伙伴结构也日趋均衡。目前已与249个国家和地区保持贸易往来，前十大贸易伙伴占外贸总值的比重降至47.7%。对加拿大和英国而言，深化对华合作并非“选边站队”，而是分散风险、拓宽增长曲线的理性布局。对中国而言，与发达经济体保持稳定的经贸关系，既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也能吸收先进技术、管理经验，推动自身的产业升级。

超越地缘政治：务实合作才是出路

地缘政治的波动不应成为经济合作的障碍。决定国家间经济关系的根本力量，终究是市场规律和比较优势。

中加、中英的实践清楚地表明，发达经济体与中国的合作不是一场零和博弈，而是基于要素互补的增量创造。在这个链条中，资源国获得了稳定市场，制造国获得了稳定供给，服务强国获得了消费增量，消费大国则获得了优质产品与服务，最终实现的是全链条的增值与国民福利的提升。

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产业链碎片化风险上升的今天，坚持自由贸易、维护多边体系是各国的共同责任。加拿大和英国以经贸合作为先导，为其他西方国家提供了重要示范。只要各方坚守市场化、法治化和互利共赢的原则，在绿色转型、数字经济、生物医药、金融合作等新赛道上持续深耕，就能将互补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增长动能。

这条以合作代替对抗、以开放代替封闭的道路，不仅适合中加、中英，更适合所有追求发展与安全的经济体。

欧盟经济正艰难前行。尽管最新数据显示经济增速略高于预期，但地缘冲突、贸易摩擦与内部结构性顽疾交织，一场“疲软的复苏”恐怕难以支撑起市场的乐观情绪。对于欧盟而言，如何在多重不确定性中找到长期增长的动力，正成为一项严峻考验。

复苏疲软，增长引擎动力不足

根据欧盟统计局1月30日发布的初步数据，2023年欧元区和欧盟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分别增长1.5%和1.6%。从季度数据看，去年第四季度，欧元区与欧盟经济均实现0.3%的环比增长。

然而，这份看似平稳的成绩单背后，分化却十分明显。西班牙和葡萄牙以0.8%的环比增速，成为拉动经济的主要力量。相比之下，被视为欧洲经济“双引擎”的德国和法国则表现乏力，分别仅增长0.3%和0.2%，法国的增速更是创下三个季度以来的新低，主要受到内需疲软和投资放缓的拖累。

前瞻指标也亮起了警示灯。标普全球公布的欧元区1月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为51.5，虽然仍在荣枯线之上，但已低于市场预期和前值，表明商业活动的扩张速度正在放缓。

德国汉堡商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赛勒斯·德拉鲁比亚直言：“（欧元区）经济复苏显得相当疲弱。制造业活动持续发出疲软信号，服务业增长更为缓慢。”这些数据可能预示着，未来几个月欧元区的经济增速将维持在低位水平。

外部摩擦与内部顽疾的双重夹击

欧洲央行已多次指出，全球贸易摩擦与地缘政治冲突是影响经济前景的主要风险。这些外部“不确定性”正从短期冲击演变为常态化困局，并进一步放大了欧盟内部根深蒂固的结构性问题。

与美国的贸易关系便是一个缩影。尽管欧盟与美国在去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避免了关税冲突全面升级，但这实质上永久性抬高了欧洲企业对美出口的关税门槛。欧洲改革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桑德尔·托尔杜瓦尔分析称，美国正利用贸易条款系统性地削弱欧洲的工业资本，这种“持续的‘低强度摩擦’比一场突发的关税战对竞争力的侵蚀更隐蔽、更长久”。

外部压力之下，欧盟内部生产率偏低、能源成本高企、技术革新缓慢、监管合规复杂等结构性问题更显突出。许多欧洲制造业企业，特别是钢铁、汽车、化工和机械制造等行业，正通过停产、裁员或去库存的方式艰难自救。多个行业协会认为，产能关闭与裁员压力，源于欧洲在全球竞争中能源成本和官僚主义的劣势。

目前，欧元区制造业订单和出口依然疲软，就业市场也开始降温，这表明企业仍未走出外需不足与信心匮乏的双重困境。

低速增长或成常态，政策空间受限

展望未来，低速增长可能成为欧盟经济的新常态。欧盟委员会在其2025年秋季经济展望报告中预测，2026年欧元区和欧盟的经济增速将放缓至1.2%和1.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认为，尽管欧洲经济有望温和增长，但“结构性阻力”将使其持续疲软。

如何破局？荷兰国际集团首席经济学家贝尔特·科莱恩寄希望于欧盟层面的激励措施与德国等主要经济体的定向宽松，将增长动力从内需消费转向“催生新动能”。但德国批发和外贸协会主席迪尔克·扬杜拉警告，若不进行体制改革，仅靠举债融资的财政刺激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结构性缺陷。

然而，在欧盟内部推动改革举步维艰。欧洲议会近期投票决定将欧盟－南方共同市场自贸协定提交审查，此举可能拖慢协定的批准进程。正如荷兰国际集团分析师所说，尽管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给欧洲敲响了警钟，但在欧盟内部推动一体化改革依然困难重重。

与此同时，欧洲央行也面临着新的挑战。随着通胀趋稳，市场普遍预期其今年不会调整利率。但近期欧元对美元汇率强势突破1.20大关，创下2021年6月以来的新高。对于欧洲企业而言，这并非好消息。数据显示，斯托克600指数成分公司约60%的营收来自欧洲以外，其中近一半来自美国市场。欧元的走强将显著削弱这些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和利润。

综合来看，在关税效应和内部结构性顽疾的共同作用下，欧盟经济在2026年预计将继续在低增长区间徘徊。能否在分歧中凝聚共识、形成有效合力，将决定这片大陆未来的经济轨迹。

圣路易斯联储行长阿尔伯托·穆萨莱姆（Alberto Musalem）最新表态，认为美联储当前应暂停降息。他明确指出，在通胀仍高于目标的情况下，贸然将利率降至宽松区间“并不明智”，可能加剧通胀压力。

过早放松政策有何风险？

穆萨莱姆进一步解释了过早降息的潜在负面影响。他警告说，这不仅可能导致通胀变得更高、更顽固，还可能通过推高通胀预期和长期利率，反过来伤害劳动力市场，最终拖累经济增长和就业。

满足哪些条件才会降息？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他会支持降息？穆萨莱姆给出了两个具体条件：

1. 劳动力市场出现更明显的疲软迹象，同时没有证据表明通胀持续高企或预期上升。

2. 通胀预期本身已经回落到2%的目标水平或更低。

经济前景乐观，当前利率处在“良好位置”

穆萨莱姆认为，当前的利率水平处在一个“良好位置”，让美联储有能力根据未来数据，灵活应对就业或通胀任一方出现的风险。这一观点与美联储的最新动向一致。就在本周，美联储在去年连续三次降息后决定维持利率不变，主席鲍威尔也对经济表达了谨慎乐观。

展望未来，这位圣路易斯联储行长态度乐观。他预计美国经济“今年将保持或高于趋势增长”。他评价劳动力市场正在以“有序”方式降温，大幅恶化的风险较小。此外，他还预测关税带来的影响将在今年晚些时候逐渐消退，这将有助于通胀率朝着美联储2%的目标迈进。

“我认识凯文很长时间了，我毫不怀疑他将成为最伟大的美联储主席之一。最重要的是，他是‘天选之人’，永远不会让人失望。”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宣布提名时这样说道。

当地时间2026年1月30日，特朗普正式提名美联储前理事凯文·沃什（Kevin Warsh）接替现任主席杰罗姆·鲍威尔。鲍威尔的任期将于今年5月结束。这项提名仍需美国参议院投票确认。

现年55岁的凯文·沃什，曾在2006年至2011年间担任美联储理事，是当时最年轻的成员。他亲身经历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并深度参与了美联储在危机初期与华尔街、美国财政部及海外央行的协调工作。离开美联储后，沃什活跃于学术界和金融界，不仅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发表了多篇关于货币政策的研究，也曾在摩根士丹利从事并购业务。

凯文·沃什曾于2006至2011年担任美联储理事，其政策理念更强调制度与纪律。

市场“用脚投票”：华尔街如何解读？

提名消息一出，金融市场迅速给出反应。当日，美股主要指数全线走弱，道琼斯、标普500及纳斯达克指数跌幅在0.2%至1%之间，科技股和成长股的回调尤其明显。

与此同时，美国国债收益率上行，特别是短端国债收益率的抬升，反映出债券市场正在重新评估未来的货币政策路径。多家媒体分析指出，当天市场波动并非由新的经济数据驱动，而是投资者在对新任主席候选人可能带来的政策风格变化进行“重新定价”。

对于这一人事变动，美联储和鲍威尔本人均未立即发表评论。按照惯例，在参议院确认程序完成前，美联储通常会保持沉默。

争议核心：美联储的独立性还能维持吗？

从制度设计上讲，美联储长期以来被视为美国政府中独立性最高的机构之一。其理事任期长达14年，主席任期四年但可跨党派连任，初衷就是为了让货币政策摆脱短期政治周期的干扰。

然而，近年来这一制度安排正面临巨大压力。新冠疫情后，美国财政赤字急剧扩张，美联储通过大规模资产购买，资产负债表一度突破9万亿美元。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边界日益模糊，美联储的“技术独立”越来越多地受到政治舆论的审视。

2025年特朗普再度执政后，围绕利率、通胀和贸易政策的争议不断。随着新一轮“对等关税”措施推出，通胀控制遭遇阻力，白宫、国会和市场都在激烈讨论，美联储是否应采取更激进的利率政策。在此期间，鲍威尔持续面临来自部分政治力量的公开批评，政策空间明显收窄。

观察人士认为，这已不只是针对某个官员的争议，而是反映了美国在高债务、高通胀和政治极化的背景下，央行独立性面临的结构性挑战。当货币政策被赋予更多稳定增长、托底市场的任务时，其制度定位已成为美国经济治理的核心问题。

鲍威尔 vs. 沃什：两种政策哲学的对决

务实的鲍威尔：数据驱动与危机应对

现任主席鲍威尔并非传统的宏观经济学家，其政策风格以务实和数据导向著称。2020年3月，他果断启动量化宽松（QE），将利率降至近零水平，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从约4万亿美元扩张至2022年接近9万亿美元的峰值。

尽管自2022年下半年起，美联储进入加息和缩表周期，其资产负债表规模已回落至7万亿至7.3万亿美元区间，但仍远高于疫情前水平。与此同时，截至2025年底，美国联邦政府总债务已攀升至38万亿美元。高债务与高利率的组合，使货币政策与财政可持续性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此外，通胀走势也让市场对美联储的信号极度敏感。虽然CPI已从2022年超过9%的高点回落至3%至3.5%区间，但仍高于政策目标。在这种环境下，市场对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的每个措辞都进行“毫秒级”解读，显示出对其政策预期的高度依赖。

信誉至上的沃什：纪律、边界与规则

相比之下，沃什过往的演讲和文章反复强调三个关键词：政策可信度（Credibility）、政策纪律（Discipline）和制度边界（Boundaries）。

他认为，通胀问题不仅是短期经济波动的结果，更与央行自身的制度信用和政策一致性息息相关。他曾多次指出，长期依赖资产购买和超低利率等非常规工具，会削弱公众对货币政策规则的信任，从而对通胀预期产生结构性影响。他主张，政策工具的使用必须有清晰的条件和退出路径。

新主席的挑战：能否平衡理想与现实？

如果提名最终获得通过，沃什领导下的美联储，其政策取向预计将更强调通过制度一致性和政策纪律来锚定通胀预期，并对资产负债表的扩张保持高度审慎。

在总量债务高企、通胀尚未完全达标、金融市场高度敏感的复杂局面下，鲍威尔的务实主义与沃什的规则主义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不仅是两位主席风格的差异，更被视为美国货币政策面临的一个重要分岔点。

沃什以制度信用为核心的货币政策框架，能否在当前政治约束强化的环境中有效运作，将取决于他如何在实践中平衡长期的制度约束与短期的稳定需求。这无疑将是他面临的最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