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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正形成共识:特朗普在中期选举前将力促经济增长,周期类资产或受提振。然信用卡利率上限引银行股波动,标普指数在关键整数位面临技术阻力,市场前景喜忧参半。
华尔街正在形成一种新共识:与其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经济言论逐条分析,不如将其视为一个明确的信号——在11月中期选举前,白宫将不遗余力地推动经济增长和民生议题。
从呼吁降息到提出信用卡利率上限的模糊想法,这一系列表态指向一个核心目标:维持消费热度和经济活力。策略师们认为,这种政策姿态明显利好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周期类资产,而非在经济疲软时表现稳健的防御类股票。
“强有力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支持,加上特朗普总统几乎每天都在发文‘喊话’,威胁要采取措施提振经济——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态势会持续到中期选举。” 雷蒙德·詹姆斯公司(Raymond James)的分析师在上周日的报告中写道,“在这种背景下,今年做空经济周期性复苏的难度很大。”
这家投行明确指出,工业、原材料以及非必需消费品板块将是这波政策风向最直接的受益者。
周一,在特朗普呼吁为信用卡利率设置10%的上限(为期一年)后,银行和金融服务股应声下跌。但瑞银集团(UBS)的策略师认为,市场不必反应过度。他们判断,即便这项政策最终落地,其覆盖范围也可能相当有限且只是临时性的,对整体经济增长的拖累效应有限。
“我们倾向于将特朗普的最新举动,放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的大背景下解读。”瑞银在周一的报告中指出,“在我们看来,选民投票时,可能更关心实际的物价水平,而不是具体的政策条款。”
瑞银认为,对于今年秋季参加参议院、众议院及州选举的选民来说,住房、汽油、利率和咖啡的价格,远比宏观的经济扩张速度更重要。
短期来看,瑞银仍然看好美国金融板块,并认为银行股的任何回调都是逢低买入的机会。该机构分析称,即使实施利率上限,“信用卡发行机构和放贷机构也可能优先保障利润率,而非业务规模”。它们可以通过收紧放贷标准、增设新费用等方式,来抵消利息收入的潜在损失。
摩根大通的策略师同样认为,当前的宏观环境正朝着有利于周期股的方向演变,主要驱动力来自通胀压力的缓解。
该行预计,薪资增速放缓、服务业价格降温以及原油价格面临的中期下行压力,将共同推动2026年的通胀水平走低。这将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更大的空间来实施经济刺激措施。
摩根大通表示,企业盈利动能的恢复,有望支撑股市估值扩张,并推动对经济增长敏感的板块跑赢大盘——尽管目前这些板块的相对估值尚未显现出明显吸引力。
“基于我们对2026年经济增长与通胀关系的乐观看法,在整体积极的股市前景中,我们认为周期类板块将成为领涨主力。”摩根大通的分析师总结道。
从大盘指数来看,标普500指数已逼近7000点的关键心理关口。然而,历史数据表明,指数要突破这样的里程碑,往往需要一番波折。
BTIG公司的乔纳森·克林斯基(Jonathan Krinsky)指出,标普500指数在冲击“千点大关”时,历史上常会出现承压调整。例如,2024年冲击6000点时如此,2022年初冲击5000点时也是如此。
尽管该指数在2021年突破4000点时相对顺利,但在2018年冲击3000点和2014年冲击2000点的过程中,都经历了显著的压力。
克林斯基写道:“整数关口本身并不代表看空信号,但在过去五次冲击千点整数位的过程中,有四次都出现了震荡调整。”
周一的市场情绪本就脆弱。此前美国司法部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启动刑事调查,引发了市场对美联储独立性的担忧,导致美股承压。同时,特朗普的信用卡利率上限计划也对银行股构成了压力。本周,多家大型银行将公布四季度财报,这可能进一步加剧股价波动。克林斯基还指出,银行板块在经历近期上涨后已处于超买状态,短期存在回调风险。
不过,市场中也不乏乐观者。吉本斯资本管理公司首席投资官道格·吉本斯(Mark Gibbens)表示,股市的整体前景依然向好。
他认为,市场的基本面因素“并未发生变化”。“经济增长稳定向好,我们预计2026年的增速将达到3%左右。企业盈利方面,预计将实现两位数中段的增长。”
吉本斯补充说,企业盈利增长的广度也将扩大,除了人工智能领域,其他行业的公司也将迎来盈利改善。
“总的来说,我认为2026年将是股市表现不错的一年,”他说,“当前市场中存在足够多的理性质疑情绪,这反而会推动股市表现超出多数投资者的预期。”
美股市场正沉浸在一片危险的自满情绪中。尽管标普500指数高歌猛进,向7000点大关发起冲击,但衡量市场恐慌情绪的波动率却被压制在极低水平。这种乐观表现与日益积聚的政策风险之间形成了严重脱节,市场可能正处在一场由空头挤压引发的“波动率清算”前夜。
分析指出,即便在美国非农就业数据公布后,地缘政治与政策博弈不断加剧,市场波动率依然异常低迷。这种定价失真,导致做空波动率(Short-vol)的交易再次变得极度拥挤。一旦市场遭遇轻微冲击,就可能触发平仓、VIX指数飙升和股票相关性急剧走高的连锁反应。
当前,市场情绪异常乐观,资金正从科技巨头轮动至小盘股和道琼斯指数成分股,押注经济再加速。然而,这种专注于个股的策略,可能系统性地忽略了宏观层面的结构性风险。随着本周CPI、PPI数据、银行财报以及1月16日期权到期日的密集到来,这种脆弱的平衡随时可能被打破。
市场的乐观情绪在期权仓位上体现得淋漓尽致。SpotGamma的数据显示,做市商在标普500指数6900点至7000点区间持有大量的多头伽马(Gamma)头寸。这种技术性仓位结构,往往会抑制市场的日内波动,并实际上鼓励股指以一种缓慢、稳定的方式向上“熔涨”(melt-up)。

非农数据发布后,事件性波动率溢价迅速回落,Vanna效应(波动率变化对期权Delta的影响)进一步强化了市场的上行动能。由于标普500指数7000点行权价上聚集了巨量未平仓合约,在1月16日月度期权到期日之前,该点位正像一块磁铁,强烈吸引着指数向其靠拢。
然而,平静的水面下暗流涌动。做空波动率的交易正变得过度拥挤,已引起机构警惕。研究机构22V指出,机构资产管理公司的仓位发生了剧烈逆转:从去年8月净持有约4万份VIX期货多头,大幅转变为上周净持有约4万份空头。
历史经验表明,如此单边的押注往往是市场反转的前兆。上一次仓位出现这种极端倾向是在2024年7月,随后VIX指数在一个月内飙升。

目前,VIX/VVIX比率和TDEX等尾部风险指标并未发出强烈的压力信号。但这种指数波动率廉价、而个股隐含波动率高企的局面,恰恰是过往抛售潮来临前的典型特征。一旦波动率突然爆发,将迫使市场相关性走高,并迅速弥合这一差距。
尽管市场定价反映出极度的自满,但宏观环境的复杂性并未降低。市场的焦点已迅速从经济数据转向政策风险。当前的风险点包括:美国司法部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审查、白宫推进的住房负担能力计划,以及政府对信用卡定价施加的压力。

此外,本周的财经日历异常密集。周二的CPI、周三的PPI、银行股财报以及随后的期权到期日,每一项都可能成为引爆市场的催化剂。地缘政治方面,伊朗局势的不确定性也为能源价格和利率前景增加了变数,理应在股市中获得更高的风险溢价。

宏观策略师警告,隐含波动率目前处于“地下室”水平,这在现实与定价之间制造了严重的错配。市场极易受到“反射性挤压”的冲击——即一个微小的负面事件就可能引发连锁反应,从而迅速推高波动率,终结这场看似完美的上涨。
一项针对亿万富翁的税收提案,正在让美国加州陷入一场危机。州长加文·纽森(Gavin Newsom)公开誓言将全力阻止,但硅谷的超级富豪们似乎已等不及结果,开始“用脚投票”,纷纷将资产和实体迁往别处。
这场风波的核心,是一项由当地工会推动的公投提案。该提案计划对所有净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加州居民,一次性征收总资产5%的“巨富税”。这项税收适用于截至今年1月1日仍居住在加州的任何人,并允许在2027年起的五年内分期缴纳。
推动这项提案的是国际雇员工会(SEIU)旗下的医疗工人西部联合分会。他们计划将征得税款的90%用于医疗保健,以填补前总统特朗普削减医保支出留下的缺口,其余部分则用于食品救助和教育。
目前,该工会正在征集近90万个签名,这是将提案付诸公投的必要步骤。一旦签名数量达标,提案将出现在11月的中期选举选票上,由全州近4000万居民投票决定。
这让州长纽森的处境变得十分棘手。多年来,他一直以扼杀创新为由反对征收财富税,并通过明确表示不会签署法案,成功阻止了州议会层面的类似立法。但这一次,游戏规则变了——如果提案通过公投程序,州长将无权否决。
纽森对此态度强硬:“这项措施一定会被否决——在我心里毫无疑问。我会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来保护这个州。”
尽管公投结果尚不明朗,但加州的超级富豪们已经开始采取行动。
公开资料显示,在硅谷车库里创办谷歌的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已于去年底密集地将名下实体迁出加州,或直接选择停业。佩奇近期还斥资1.73亿美元在迈阿密购置了两处房产。
科技投资人彼得·蒂尔(Peter Thiel)的动作也同样迅速。他旗下的蒂尔资本去年在迈阿密开设了办事处,并向反对该税收提案的游说组织捐赠了数百万美元。
这些富豪的出走潮,恰好印证了纽森的担忧。他坦言:“这正是我担心的,现在成真了。”
纽森的核心论点是,失去这些富裕居民所带来的长期税收损失,将远超这项新税带来的短期收入。
如果不考虑富豪搬家的影响,这项提案预计将波及约200名亿万富翁。让近4000万加州居民投票决定是否要对这200人征税,其结果难以预料。
加州是全美亿万富翁密度最高的地区。全球富豪榜前十名中,谷歌联合创始人佩奇和布林、甲骨文创始人拉里·埃里森、Meta创始人扎克伯格以及英伟达掌门人黄仁勋等人均在此列。他们的财富总和超过1.15万亿美元。
这项税收提案在华尔街也引发了高度关注。如果法案落地,这些富豪很可能需要被迫出售大量上市公司股票来缴税。以曾表态“想征什么税就征吧”的黄仁勋为例,仅他一人就需要缴纳高达80亿美元的加州富豪税。
值得注意的是,纽森的反对立场有其微妙之处。他强调,自己反对的是在加州“单独”开征富豪税。如果这能成为一项全国性的政策,他的看法可能会有所不同。言下之意是,若富豪在全美范围内无处可避,加州面临的资本外流冲击就会小得多。
“从全国视角,在50个州的框架下讨论这个问题是一回事,”纽森说,“但当你是在与另外49个州直接竞争时,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可能宣布提前举行大选,这正在考验一条持续了30多年的市场规律。历史数据显示,选举期间日本股市通常会上涨。但这一次,政治不确定性与潜在的“财政悬崖”风险,正成为搅动市场的关键变量。
据共同社报道,高市早苗已决定在1月23日国会开幕当天解散众议院。如果成真,投票日可能定在2月。这一决定在执政的自民党内部和在野党中都引发了批评,认为此举将党派利益置于民生问题之上。
从历史数据看,选举对股市似乎是利好。彭博社汇编的数据显示,自1990年以来的12次众议院选举中,从国会解散到选举日期间,基准的Topix指数有10次录得上涨。
大和证券首席技术分析师Eiji Kinouchi认为,如果高市赢得选举,市场对经济政策稳定的预期会上升,可能带来长达六个月的股市上涨。他预测,若1月解散国会,日经225指数可能在7月至9月间触及68000点,比当前水平高出约30%。
过往经验也支撑这一观点。在自民党大获全胜的三次选举后——2005年小泉纯一郎、2012年安倍晋三第二次组阁以及2014年,股市在六个月内分别大涨44%、70%和18%。高市去年12月的支持率高达64%,与2012年安倍组阁时的水平相当,这进一步强化了市场的乐观预期。
然而,历史并非完全站在多头一边。在过去的12次选举中,有一半(6次)在选举后六个月内由涨转跌,显示早期涨幅并不总能持续。
这次最大的担忧来自预算案的推迟和潜在的“财政悬崖”。提前大选可能导致国会无法及时批准一项关键法案,该法案授权政府发行“赤字弥补”债券。现行法案的五年有效期将在今年3月底到期。
如果新法案无法通过,政府将无法为创纪录的7830亿美元预算筹集足够资金。根据计划,2026财年近四分之一的预算需要通过发行债券来筹集,其中22.9万亿日元是赤字弥补债券。
更糟的是,提前大选可能激怒在野的国民民主党。该党原本支持债务法案,但由于其力推的减税计划将被搁置,其党魁玉木雄一郎已表示,是否继续合作尚无定论。
市场已经对政治不确定性做出反应。由于市场预期高市可能推行更积极的财政刺激,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周二创下27年新高。同时,日元和日本国债价格在提前大选的消息传出后应声下跌。
三菱UFJ摩根士丹利证券的资深债券策略师Keisuke Tsuruta直言,提前选举对债券市场几乎没有好处,政治不确定性加剧,将给收益率曲线带来上行压力。
目前,日本的债务规模已达到其经济规模的两倍,在主要经济体中最高。随着日本央行逐步提高利率,占政府支出四分之一以上的债务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攀升。
对于投资者而言,虽然历史规律提供了短期看涨的理由,但预算延期、债务法案的不确定性以及政策实施的延迟,正构成显著的中期风险。高市的高支持率最终能否转化为稳固的政治基础和持续的市场涨势,仍是未知数。
从威胁解雇主席,到传出刑事调查风声,美国政坛对美联储的干预正在挑战一条维系美国经济稳定乃至国家安全的底线。这早已不是简单的政策分歧,而是在动摇整个体系的根基。
长久以来,维护美联储的独立运作是美国两党心照不宣的共识。从罗斯福到奥巴马,历任总统即便对利率政策有不同看法,也极少直接插手,更不会用撤换或调查的手段施压。

美联储的核心使命非常明确:调控货币,稳定物价,保障就业,并维护金融系统平稳运行。
要完成这些任务,美联储的决策必须基于客观的经济数据,着眼于长远的经济健康,而不是被短暂的选举周期或政治诉求所绑架。央行的公信力是其履行职责的生命线。一旦它沦为政治工具,公信力的崩塌可能需要数十年才能修复,甚至永远无法挽回。
政治干预的代价,历史早有惨痛的答案。
上世纪70年代,时任美联储主席阿瑟·伯恩斯屈服于尼克松总统的政治压力,为了助力其连任而长期维持低利率。这一决策的直接后果,就是通胀彻底失控,美国陷入了长达十年的“滞胀”危机——经济停滞与高通胀并存。
直到80年代,保罗·沃尔克接任美联储主席。他顶住巨大压力,毅然将短期利率拉升至近20%的历史高位,才最终驯服了通胀猛兽。但这一必要之举也引发了深度衰退,失业率一度飙升至近11%。
沃尔克的铁腕决策,成为了捍卫美联储独立性的经典案例。它让市场和学界都深刻认识到:只有独立的央行,才能在必要时果断推行不受欢迎的逆周期政策(如加息),守护长期的经济稳定。
如果美联储失去独立性,利率决策被政治左右,后果将不堪设想。
一种可能是,总统为了在选举前刺激经济,强行要求降息。短期内消费或许能得到提振,但长期看,必然导致通胀失控和货币贬值,让企业和投资者的不确定性急剧增加。
另一种可能是,在通胀高企时,美联储因担心引发选举年的经济衰退而迟迟不敢加息,最终让经济陷入更深的混乱。
市场的平稳运行,建立在对央行政策的稳定预期之上。一旦投资者认为美联储的决策染上了政治色彩,他们就会对通胀、利率和美元的未来走势失去信心。最终结果是,整个市场的借贷成本被推高,美国经济的基本面受到侵蚀。
美联储的独立性,其重要性早已超越经济范畴,与国家安全紧密相连。
美元是全球首要储备货币,全球超过一半的贸易用美元结算,各国央行持有超过6万亿美元的美元资产。这种“过度特权”是美国重要的地缘政治筹码。
但这一特权的基石,是全球对美国法治、制度独立性和货币政策可靠性的信任。
如果各国认为美联储已成为党派斗争的工具,这个信任体系就会崩塌。各国央行可能会抛售美元资产,导致美国政府的融资成本飙升数千亿美元。美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可能旁落,其发动制裁、应对危机和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都将大打折扣。
更严重的是,这会给威权国家提供攻击的口实,削弱美国的民主公信力,甚至可能导致盟友转向更中立的金融替代方案,阻碍美国的经济外交。
守护美联储的独立性,并非要否定民主监督。总统对利率政策发表看法是正常程序的一部分,但通过威胁、调查、解雇等方式直接干预,无异于为经济和国家安全埋下地雷。
央行独立性不是奢侈品,而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核心支柱,是经济繁荣的压舱石,也是维系美国全球领导力的盾牌。
在当前复杂的经济与地缘政治格局下,对这条底线的每一次试探,都可能以牺牲长期稳定与安全为代价。最终,这可能表现为美元指数的下跌,各国加速转移美元储备,并进一步推高黄金、美股等资产的价格。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通过其社交平台Truth Social宣布一项激进的贸易政策:任何与伊朗有商业往来的国家,在与美国进行贸易时,都将被征收25%的进口税。
特朗普在帖子中强调:“此命令即刻生效,为最终裁定,不容置疑。”
然而,这项看似雷厉风行的政策背后,却充满了模糊与不确定性。白宫方面拒绝就该政策的具体执行方案提供更多信息,仅让媒体参考特朗普发布的内容。
这项新关税政策的核心标准——“与伊朗有商业往来”——该如何界定?特朗普并未给出任何明确的定义。
这则声明立即引发了一系列关键问题:
• 追加的进口税将如何具体实施?
• 哪些国家会成为政策的打击目标?
• 除了商品贸易,服务贸易是否也在此次高额关税的覆盖范围之内?
目前,印度、阿联酋和土耳其被普遍认为是伊朗的主要贸易伙伴,它们或将面临直接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宣布这一消息的时机,正值他酝酿以军事干预方式“营救”伊朗反政府抗议者之际。伊朗的抗议活动已导致数百人死亡,当局于上周四启动了持续的通信中断,使国内民众与外界基本隔绝。
这并非特朗普政府首次针对特定国家的贸易行为挥舞关税大棒。今年夏天,为惩罚印度持续购买俄罗斯原油,特朗普政府已将印度输美商品的税率提高一倍,至不少于50%。他还曾威胁,要对所有购买俄罗斯原油的国家施加类似的惩罚性关税。
在特朗普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内,他一直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来推动提高进口税率。然而,特朗普政府对该法律的创新性运用,目前正面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
相关裁决预计将于本月作出。如果最高法院最终裁定特朗普无权征收此类关税,他不仅将失去一个可以单方面调整他国输美商品关税的强大工具,美国政府还可能需要退还至少1300亿美元的已征税款。
美联储主席,本是全球金融市场的“定海神针”,如今却卷入了一场非同寻常的刑事调查风波。
事件的主角杰罗姆·鲍威尔,因在利率政策上与时任总统特朗普意见相左,屡次成为后者公开抨击的对象。11日,事态升级,消息称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已对他启动刑事调查。
同一天,鲍威尔在美联储官网发表声明,证实司法部于9日送达了大陪审团传票,事由涉及他去年6月在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就美联储办公楼翻修项目所作的证词。
鲍威尔的回应十分强硬,他直言:“这一史无前例的举措,应当放在本届政府持续施压、频频发出威胁的大背景下看待。” 他认为,刑事指控的威胁之所以出现,仅仅是因为美联储“始终基于对公众利益的最佳判断来制定利率,而非屈从于总统的个人偏好”。
这番话无异于公开挑明:总统想要干预货币政策,而他绝不放权。
特朗普则迅速撇清关系,表示对此事“一无所知”,但同时不忘补上一句:“他在美联储肯定干得不怎么样……真正应该给他施加压力的,是利率过高这一事实。”
这场冲突的核心,是关于美联储独立性的原则之争。
简单来说,特朗普希望通过大幅降息来刺激经济增长,为自己的政绩添砖加瓦。而鲍威尔及其团队的法定职责,是在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之间取得平衡,防止过快、过猛的降息引发通胀危机。他们的决策依据应是经济数据,而非任何政客的个人意志。
显然,特朗普对所谓的“央行独立性”并不在意。去年,他不仅多次威胁鲍威尔,还试图罢免美联储理事,并安插亲信进入利率决策委员会。
面对总统对央行独立性的侵蚀,CNN资深财经撰稿人艾莉森·莫罗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美国企业界(Corporate America)没人愿意为鲍威尔“挺身而出”?
莫罗指出,美联储是全球金融体系的基石,特朗普干预其独立性的想法无异于“越过红线”,可能引发市场恐慌甚至经济灾难。但诡异的是,金融市场对此事的反应只是短暂且温和的不安,而本应视美联储独立性为生命线的企业领袖们,至少在公开场合,表现得无动于衷。
这背后,是几种复杂心态的交织。
耶鲁大学首席执行官领导力研究所创始人杰弗里·索南菲尔德透露,私下里,许多CEO对政府攻击美联储的行为“非常担心”。他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司法部调查曝光前进行):
• 71%的受访CEO认为特朗普政府削弱了美联储的独立性。
• 80%认为特朗普施压鲍威尔降息不符合美国最佳利益。
但这些担忧并未转化为公开支持。代表美国最大企业CEO的组织“商业圆桌会议”甚至拒绝对此置评。为什么?
首先是害怕报复。
索南菲尔德举了哈雷摩托的例子。2018年,因欧盟报复性关税,哈雷决定将部分产能移至海外。特朗普将此视为“私人恩怨”,公开呼吁抵制哈雷摩托,给这家本就经营困难的公司造成了进一步打击,最终导致其CEO被解雇。CEO们不希望这种事发生在自己身上,因此除非集体行动,否则没人敢单独出头。
其次是押注“特朗普总是临阵退缩”(TACO交易)。
一些人认为特朗普可能只是虚张声势,没必要冒着得罪总统的风险公开对抗,不如静观其变。
最后,也是一种更悲观的解释:私心。
企业高管和股票交易员一样,都极度偏爱低利率环境。维拉诺瓦大学经济学教授伊拉斯谟·克斯廷指出,如今总统的个人偏好在货币政策中的分量远超以往,而商界和华尔街之所以警惕性不高,正是因为“有不少市场参与者,其实是认同特朗普所谓的‘直觉’的”。为了短期利益,他们或许愿意拿国家的长期稳定做赌注。
然而,将鲍威尔描绘成一个忍辱负重、捍卫原则的孤胆英雄,或许也过于简单化了。
这位被CNN称为“华盛顿最沉稳的人”,也曾做出过巨大的误判。疫情期间,正是他提出了著名的“通胀暂时论”,认为当时经历的通胀只是短期现象,无需美联储应对。
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美国通胀飙升至近几十年来的高峰,严重影响了数千万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不仅让民主党政府在2024年大选中付出代价,也让当前的特朗普政府承受着压力。
从这个角度看,鲍威尔和特朗普,或许只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区别。
当下的真正问题,或许已不是有没有人为鲍威尔说话,而是为什么无论是“五十步”还是“一百步”,都能拥有如此巨大的话语权。这可能比总统与美联储主席之间的权力斗争更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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