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债症结：“强卖”之下如何“强买”？

印度手机制造业近年来在政府激励政策和国际科技巨头投资的推动下迅速崛起，但这一雄心正因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关税新政而面临严峻挑战。23日，特朗普宣称有可能自2025年6月底起，对非美国制造的智能手机征收至少25%的关税，并点名要求苹果和三星将生产线转移至美国本土。此举被印度媒体称为“美国优先”政策的又一次重击，可能动摇印度成为全球手机制造中心的愿景。

“足以粉碎十亿个精心设计的梦想”

特朗普在近期的公开讲话中多次强调“美国优先”的制造业回流战略，并明确表示“不希望让苹果公司在印度各地建厂”，还将印度称为“高关税国家”，暗示苹果若想进入美国市场，应优先考虑本土生产。苹果手机近年来在印度加速布局，数据显示，在截至2025年3月的过去12个月内，印度组装的iPhone总价值达220亿美元，同比激增近60%，占全球产量的20%。苹果CEO蒂姆·库克在5月初的最新一次公司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2025年二季度销往美国的大部分iPhone将产自印度，中国仍将是苹果在美国以外销售的大部分产品的生产地。然而，白宫的政策突变直接威胁到苹果的供应链战略，这一计划如今因关税压力充满变数。

“在印度希望努力实现同美国的关税谈判取得成果之际，特朗普让印度感受‘刺痛’。”印度《今日印度》23日的文章评论称，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足以粉碎十亿个精心设计的梦想”，印度政府“印度制造”计划正遭遇外部阻力。报道认为，尽管面对压力，苹果和三星仍在持续推进印度本土化生产。苹果通过富士康、和硕及塔塔电子等代工企业在泰米尔纳德邦、卡纳塔克邦等地扩建工厂，富士康近期更斥巨资建设印度新厂区，计划2025年在印度生产多达2500万至3000万部苹果手机。印度信息技术和电子部部长阿什维尼·瓦伊什纳透露，苹果上财年从印度出口iPhone超1.5万亿卢比（约合1257亿元人民币），旨在彰显“印度制造”的潜力。三星则宣布在印度生产最新款Galaxy S25 Edge，并加大对人工智能研发中心的投资。

然而，印度手机制造业的繁荣背后暗藏多重挑战。首先是产能过剩问题。尽管印度手机年产能已超过5亿部，但实际产量仅约2.5亿部，近一半产能处于闲置状态。国际咨询机构Counterpoint Research数据显示，2024年印度智能手机市场增速放缓，本土品牌如Lava、Micromax因需求疲软被迫转型或退出市场。其次，供应链短板制约发展。苹果在印度组装的iPhone 16系列仍依赖进口零部件，本土零部件生态尚未成熟。研究机构指出，中国供应链体系的建立耗时十余年，印度若想复制这一模式，需在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工人培训和供应商网络培育上投入更多资源。

美国政府的关税威胁还引发了对成本效益的激烈讨论。分析师测算显示，在印度组装一部iPhone的成本约为30美元，而美国因劳动力成本高昂，组装成本将飙升至390美元。即便加征25%关税，印度制造的iPhone成本仍是美国的1/10。

瑞银分析师戴维·沃格特认为，关税对苹果盈利的影响有限，可能导致每股收益下降51美分，但转移生产线带来的成本激增远高于此。韦德布什证券分析师丹·艾夫斯直言，“在美国生产iPhone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童话故事”，若强行转移，手机售价或从1000美元暴涨至3000美元。

投资面临停滞或回流

尽管特朗普政府态度强硬，业界普遍认为关税政策存在谈判空间。富国银行分析师亚伦·雷克斯23日在接受美国CNBC网站采访时分析称，面对特朗普摇摆的关税政策，苹果可能通过提价转嫁关税成本，同时与美政府协商部分关税豁免。此外，印度莫迪政府提供的生产激励计划仍是吸引外资的关键。该计划通过补贴降低企业生产成本，目前已有富士康、三星等企业获得资格。印度电子工业协会预计，随着半导体等配套产业落地，本土供应链将逐步完善。

全球贸易格局的变动也为印度带来机遇。苹果供应链分析师郭明錤称，印度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和市场规模，受到一些企业的看重。Counterpoint数据显示，2025年第一季度苹果在印度销量达300万部，创历史新高，其高端市场占有率稳定在58%。分期付款和电商折扣策略进一步刺激了消费需求。与此同时，三星在印度智能手机产量份额达到20%，计划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巩固市场地位。分析认为，即便面临关税，印度制造的成本优势仍难以被美国替代。

“印度能取代中国的iPhone吗？”“德国之声”网站23日刊登的一篇由驻印记者采写的报道称，咨询公司LegalWiz.in的创始人谢斯表示，为了转型成为苹果真正独立的制造中心，印度需要在基础设施、技能和技术方面进行大量投资。谢斯认为，若苹果公司将大部分产品生产从中国转移到印度，可能会在技术和专业知识转移方面面临障碍。他强调说：“指望中国（在手机制造方面的）专业知识、技能和生产机械能够以一些人设想中的速度转移是非常天真的。”专注于半导体系统的IndieSemic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沙阿认为，印度若想满足未来生产所有iPhone的需求，产业链的生态系统需要加强。他表示，iPhone产量的增加为印度提供了一个能够帮助其提升在全球电子制造网络中地位的机会，“但最终的成功，将取决于如何解决长期以来制约印度制造业竞争力的基础设施瓶颈和政策限制。”

“德国之声”的报道认为，当印度朝着成为“世界工厂”的长期梦想迈出一步时，华盛顿和北京近日暂时达成了贸易“重置”，这可能会破坏印度取代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雄心。英国广播公司（BBC）称，随着中美在瑞士达成协议，特朗普对中国的关税一夜之间从145%降至30%，对印度的关税则为27%。因此，印度智库全球贸易研究倡议 （GTRI）的阿贾伊·斯里瓦斯塔瓦认为，从中国转向印度的制造业投资，有可能停滞或回流。

需构建产业生态系统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张家栋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印度发展手机制造业的主要有利因素有四个：一是庞大的消费市场，可以为产业发展提供动力来源。印度约有14亿人口，其中约一半是在29岁以下，对智能手机的潜在需求很大；二是劳动力，印度劳动力规模庞大，劳动人口的技能也发展较快；三是产业链，印度制造业产业经过数十年发展，拥有一定基础，且近年来努力投入手机产业链；四是国际环境比较理想。张家栋认为，印度在手机制造方面的主要短板有两个：一方面，印度的产业链条尚不完整，对东亚手机产业链条的依赖度非常高，很多部件需进口，这让印度的手机最终成本较高，尤其是高于中国；另一方面，印度政府的支持力度有限，与中国等国相比仍显得不足。

中关村信息消费联盟理事长项立刚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手机这样大规模生产的产品，流水线自动化水平已经非常高，人员工资并不会很大程度上影响成本，对成本影响最大的反而是产业聚集、基础建设的水平和能力。印度最大的问题是基础建设能力比较差，这就意味着效率较低，整合能力偏弱。

美联社24日报道称，在人工智能迅速崛起造成的动荡中，苹果等科技公司的未来规划正变得愈发困难。人工智能变得越来越复杂，可能会催生新的科技设备创新浪潮，从而减少对智能手机的需求。报道援引苹果高管埃迪·库伊近日的言论称，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可能催生“无屏幕设备”，十年后智能手机需求或面临变革。这一趋势为印度制造业增添不确定性——当前重金投入的产能若无法及时转向新技术，恐将造成更大资源浪费。此外，美国政策不确定性持续影响企业决策。关税威胁被部分分析师视为白宫的“谈判筹码”，美国反复无常的贸易政策使苹果等企业陷入两难。

印度《经济时报》称，印度手机制造业扩张机遇与困境并存。一方面，国际巨头的加码投资和政府的政策支持为产业注入动力；另一方面，外部关税壁垒、内部产能过剩及技术转型压力构成多重挑战。印度“企业家”网站称，苹果能在中国大规模生产的原因是在那里构建了生态系统。印度需要复制这一体系，就要专注于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发达的零部件供应商以及大量熟练的劳动力，以满足不断发展的生态系统的需求。

来源: 华尔街见闻

未来，基于现实世界的细分行业的独立支付解决方案或许将成为可能。

随着BTC价格接近112000美元的新高，美国稳定币监管法案《天才法案》同样整装待发，加密行业与全球经济体系进一步深度耦合，这个时候人们才发现：支付体系才是加密行业的王冠，而BTC则是王冠上的那颗明珠。这也是在加密资产主流化进程日益加快的当下，PayFi、U卡、RWA转而成为交易所、加密项目方扎堆聚集的必争之地的原因之一。未来，基于现实世界的细分行业的独立支付解决方案或许将成为可能。

本文将对稳定币行业过往发展历史及未来走向予以简要梳理及探讨。

稳定币大变局：起源于USDT的加密旧10年（2014-2024年）

2008年，一篇名为《比特币：一种点对点的电子货币系统》（Bitcoin: A Peer-to-Peer Electronic Cash System）的文章出现在P2P Foundation网站上，它的作者署名为Satoshi Nakamoto，也就是后来被加密行业尊称为祖师爷的中本聪。彼时正值因美元通胀严重而爆发的2008年次贷危机落下帷幕之后，世界经济正在缓慢地重建当中。毋庸置疑的是，BTC的诞生初衷，就是为了解决中心化的货币供给体系与冗长、僵化、死板的全球金融支付体系的沉疴痼疾的。

但出乎包括中本聪在内的很多加密OG意料之外的事情是，最终完成「BTC的点对点支付遗愿」的，并非高举去中心化主义大旗的BTC，反而是与美元、美债强绑定的各类稳定币。

USDT的崛起之路：农村包围城市，用例夺取市场

纵观Tether的发家史，我们可以粗略地将其归类为「三步走战略」：

（1）从加密血液到加密石油

2014年10月，Tether创立，彼时其核心产品为基于比特币Omni协议发行的稳定币USDT；

2015年2月，USDT上线当时比特币交易量最大的交易平台Bitfinex，Tether CEO Paolo Ardoino也是Bitfinex的CTO，两家公司因团队成员高度重合一直以来都被外界视为「兄弟公司」；

2018年，Tether在以太坊上发行了基于ERC 20标准的USDT，这一标准下的USDT与原协议兼容，进一步提升了其使用的便捷性，自此，Tether与USDT借助以太坊生态发展的东风，如同加密血液一样开始逐渐渗透进入加密生态的肌体之中。

2019年，波场TRON与Tether成功联姻，自此，波场TRON开始在稳定币网络头部生态的路上一路狂飙，前者成为占据USDT发行量超三分之一的重量级合作网络，波场创始人孙宇晨也通过前期的撒币策略让波场TRON一跃成为加密货币基建之一。

可以说，在早期的赎回手续费盈利模式得到成功验证之后，Tether已经通过USDT建立起了自己的竞争壁垒与商业模式，逐渐成为了加密生态网络的石油原料一般的交易等价物。

（2）从来自加密到不止于加密

时间进入2020年，随着DeFi Summer的爆发，稳定币的市值规模一路水涨船高，抢占先机红利的，自然非Tether及USDT莫属，而Tether的野心，自然也不再局限于加密世界，而是逐步扩张到更大的范围内。

正如我们此前在《「第一稳定币」USDT市值创新高，揭秘Tether背后的千亿商业帝国》一文中提到的那样：USDT的使用场景包括加密货币一般等价物、通货膨胀地区的替代性货币、跨境贸易的主要支付工具等等；此外，Tether在获得海量利润回报之后，又通过各类投资、收购、美债储备、黄金储备及BTC储备进一步将自己的手脚伸向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加强与加密世界之外的勾连。这也是USDT饱受「洗钱帮凶」等诟病的重要原因之一。毕竟，金钱永不眠，USDT同样如此。

（3）从支付手段到价值存储

2021年，在与纽约州总检察长办公室（NYAG）达成和解、缴纳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4100万美元罚款之后，Tether阶段性地扫清了自己发展前路上的最大障碍，自此，USDT的价值开始从支付手段逐渐升级至价值存储。在经历了此前的脱锚风波、储备资产Fud等等事件之后，Tether发行的USDT成为高风险、高波动的加密市场上为数不多的囤币对象——另一个对象是BTC。尤其是不断买入美债的举动，与美元1 ： 1绑定的市场地位以及品牌认知最终成功得到了加密人群的认可，而每年数十亿乃至上百亿美元的利润更是为其提供了摘得「孪生美元」这一招牌的底气。

从曾经野蛮生长的加密项目，到如今登堂入室的稳定币霸主，Tether与USDT上演了一场「农村包围城市、用例夺取市场」的精彩大戏。

USDC的第二条路：中心化发展、加密IPO

与Tether发行的USDT不同，背靠Coinbase发家的Circle及旗下稳定币USDC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一切为了合规而打造。

除去常规的美债储备以外，Circle的盈利模式相较Tether无疑更为脆弱，毕竟，Coinbase、Binance等合作方就能吃掉其一大半盈利，而这也是其在特朗普上台后发力推动加密IPO上市的重要原因之一——只有抓住合规的已有优势，及时将自己的基本盘从加密货币领域扩展到传统金融市场，才能获得更强的议价权并在后续的市场竞争中获得更为强有力的资金、资源乃至政策支持。

除去USDT、USDC这两大市场巨头以外，从市场早期的TrueUSD（TUSD）、Circle Coin（USDC）、Gemini Dollar（GUSD）、Paxos（PAX），再到如今仍然占据一定市场的DAI（MakerDAO）、USDS（Sky）、USDe（Ethena）、PYUSD（PayPal）、RLUSD（Ripple）、USD1 （WLFI）等其他稳定币项目，事关这块利润肥美的「蛋糕」的竞争无疑日趋激烈，而谁能够真正立于不败之地或者成为最终的赢家，仍然有待监管政策的考验和时间的验证。

美国《天才法案》掀起稳定币监管浪潮：补上加密监管的最后一块版图

对于所有的稳定币项目而言，美国参议院近期投票「放行」的稳定币监管法案《天才法案》无疑就是那把高悬于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而在比特币现货ETF、以太坊现货ETF已成为传统机构资金配置仓位组成部分之后，该法案无疑将补上特朗普政府加密监管的最后一块版图。

具体而言，在笔者个人看来，天才法案的主要目的在于：

1. 确保美元霸权。作为「 America First」的忠实拥趸，特朗普及其政府成员乃至民主党成员的核心目的仍然是确保美国的政治经济霸权，而实现这一点的主要媒介，就是美元。与美元1: 1绑定挂钩的稳定币无疑是最佳工具之一。

2. 确保稳定币体系运转处于美国辖制范围内。在加密友好环境已成定局的现在，美国正在重新成为加密热土，而这将帮助美国在稳定币运转体系以及监管政策制定等方面掌握主动权，届时，如同曾经的外贸条例一样，美国将通过稳定币体系实现对全球加密经济乃至跨境贸易的全面压制。

3. 确保加密金融体系的部分安全。这也是此次《天才法案》得到不少行业人士以及传统金融行业代表人士的正面肯定的重要原因之一，强制的1: 1足额资产储备且严禁挪用及再质押、每月至少发布一次储备报告并引入外部审计的高频词信息披露、流通市值超100亿美元后的银行业级别监管牌照以及引入托管机构等规定都将为稳定币赛道加上一刀又一道的的保险锁。当然，至于锁的后面那扇大门是否坚固，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4. 极大地打开了RWA赛道的想象空间，链上链下世界结合更为紧密。可以说，稳定币才是最早期的RWA产品，而其绑定的现实世界资产就是美元货币。随着《天才法案》的逐步落地，RWA相关法案的推出以及落地实施相信也并不遥远，相较于目前超3万亿美元的加密货币市场，那将是一个高达数十万亿美元的资产市场。

就此，《天才法案》将为美国政府以及美国经济发展数字经济、挖掘数字资产潜力、鼓励加密项目发展提供政策性红利，催生出一批极具发展前景的加密项目及其背后的团队。身负加密未来的天才或许就深藏其中。

加密新10年：金融仍是主线，加密概念股、股票代币化大有可为

站在2025年来看，加密人群在全球人口占比已经阶段性见顶，加密货币投资目前仍是少数人的游戏；但另一方面来看，商业社会中，每个人都具备着商品交换的天然需求，这里商品可以是有形的产品、物品，也可以是无形的劳动、虚拟资产、数字IP等等，所以，基于这样的需求，更加便捷、低成本、更加安全的加密支付终将渗透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下一个10年（2025年 -2035年），加密货币行业的主线或许将从此前市场证伪的多个赛道、领域逐步收缩到金融领域，由此，基于加密IPO产生的加密概念股以及股票代币化将成为加密行业的新阵地。

某些层面而言，目前Strategy、Sol Strategy、Metaplanet等上市公司的股票已经成为了加密概念股、股票代币化的「二象性载体」了，而在BTC的价值得到更大范围乃至更高价格的肯定之后，他们的潜在价值也将得到进一步释放。

当然，肉眼可见的范围内，ETH生态、Solana生态仍然是当下行业的主流选择。

结语：中本聪「遗志」终实现，但实现方式却背道而驰

文章的最后，我们仍然难以避开比特币创始人中本聪这位已经消失在市场视野的加密巨擘，而秉承其 「BTC点对点支付系统」的集大成者，毫无疑问是稳定币。

只不过，稍显讽刺的是，心怀加密朋克精神的他或许也无法料到，为了对抗威权政府毫无节制、日益膨胀的铸币权而诞生的BTC，反而催生了更加「以美元为中心、以美债为保障」的稳定币体系。

来源: 非小号

从欢迎仪式到协议金额都收获满满的特朗普中东三国之行

斗转星移的美国与沙特等中东国家石油天然气关系

1972年达到阶段性的产量高峰之后，美国的石油产量不断下降。1976年，前苏联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生产国；1992年，沙特阿拉伯又超越美国和俄罗斯，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生产国。2008年，美国石油产量下降到最低水平，只有678.3万桶/天，排名在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之后，已降为世界第三大石油生产国。与石油相类似的是，1983年前苏联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天然气生产国，此后俄罗斯的天然气产量就一直超越美国，多年保持着世界第一大天然气生产国的地位，美国排名第二。

正是由于对来自中东和波斯湾地区进口依赖的不断增加，1973年10月，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阿拉伯产油国发动的减产和对美国等的石油禁运，引发了第一次石油危机，国际石油价格大涨的同时，美国等出现了大排长龙加油的现象。石油安全或能源安全问题，自此成为美国等西方石油进口国上下关注的重大话题，以及国家经济、军事和外交事务的主要内容之一，中东、波斯湾以及沙特阿拉伯等产油国成为美国对外关系的重点地区，保障沙特阿拉伯和波斯湾地区石油供应的稳定，也就是保障美国的能源安全和经济安全。正因为如此，很长的时间里，美国在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等维持着庞大的军事力量，并在1990年8月第一次海湾危机发生后，牵头发动了第一次海湾战争，从科威特赶走了伊拉克，保卫了沙特阿拉伯及其王室的安全。

在当今的国际石油天然气市场中，过往的美国对沙特阿拉伯等波斯湾国家石油依赖的局面早已不复存在，反而形成了美国一家独大，分别同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在石油和液化天然气领域竞争的格局。从石油方面看，2024年，美国液体燃料，即广义的石油总产量为2152.7万桶/天，其中原油产量为1320万桶/天，大大高于沙特阿拉伯的1071万桶/天（石油）和895.5万桶/天（原油）。当年，美国的原油出口量为每天410.9万桶，成品油出口量为每天664.8万桶，均创下历史纪录，合计高达1075.7万桶/天，大于同期沙特阿拉伯的石油总产量。从天然气方面看，2024年，美国天然气干气产量约为1.068万亿立方米，液化天然气出口量为8722万吨，超过卡塔尔的7979万吨，世界第一，占当年全球液化天然气总出口量的21.06%，即世界五分之一以上进入贸易市场的液化天然气，来源于美国一个国家。

合作共治国际油气市场成为美国、沙特和卡塔尔等的现实选择

来源：全说能源

国际油价周一亚洲早盘继续走高，延续上周五的上涨势头。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将与欧盟的贸易谈判期限延长至7月9日，缓解了市场对潜在关税升级的担忧。

布伦特原油期货平盘，报64.95美元/桶；WTI原油期货上涨0.30%，至61.71美元/桶。

IG市场分析师Tony Sycamore指出：“由于特朗普延长期限，原油与美股期货早盘获得了不错的提振。”

此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方面需要更多时间达成协议，特朗普随后宣布给予额外谈判窗口，市场对全球贸易担忧情绪因此缓解。

与此同时，地缘政治方面也带来利好。美伊之间的核谈判取得有限进展，减轻了伊朗原油可能大规模重返市场的担忧。此外，由于周一为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假期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美国买盘回补也助推价格上涨。

来自能源服务公司贝克休斯（Baker Hughes）的数据显示，美国运营中的石油钻井平台上周减少8座，至465座，为2021年11月以来最低水平，这显示出低油价环境下企业正在压缩产能。

一位能源顾问指出：“钻井数下降反映了资本支出的收缩，这或许会限制美国产量增长的速度。”

不过市场的上涨势头可能受到OPEC+即将增产的预期抑制。据市场调查显示，该组织可能在下周的会议上宣布自7月起日均增产41.1万桶。

此外，该组织还可能在10月底前全面解除220万桶/日的自愿减产计划，4月至6月的阶段性增产已累计增加约100万桶/日。

一位OPEC观察人士评论：“OPEC+在逐步退出减产安排的过程中，市场必须应对潜在的供应回升压力。”

从技术面来看，美国原油（WTI）日线图显示价格延续自60美元附近的反弹趋势，已突破短期均线压制，MACD指标呈现金叉并上穿零轴，显示多头动能增强。

目前价格接近前期震荡区间上沿62美元附近，若能有效突破，将有望挑战64美元的关键阻力位；

反之，若受阻回落，60美元将成为首道支撑。整体结构显示短期偏强震荡格局，市场静待OPEC+会议及欧美贸易谈判进一步明朗化作为方向指引。

尽管延长贸易谈判期限缓和了短期市场情绪，且美伊谈判与美国钻井数据也构成支撑，但OPEC+可能进一步增产的前景将继续考验油价的上行空间。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市场将密切关注OPEC+会议结果与美欧谈判进展，以判断油价能否稳固在60美元上方。

来源: 汇通网

作为“全球南方”中最大的两个国家，中印既是“全球南方”合作取得成效的最关键因素，也是最不稳定因素。然而，在明确将中国视为印度崛起进程中“最大外部阻力”的背景下，印度的“全球南方”政策已经出现“去中国化”的倾向。

与此同时，国际社会日益出现越来越多的“中印两个亚洲大国争夺全球南方”的声音。在此背景下，如何理解印度“全球南方”政策排斥中国的行为逻辑？中印是否在“全球南方”问题上陷入了代表之争？中印之争会对“全球南方”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中印与“全球南方”的历史渊源

“全球南方”诞生于二战后的全球非殖民化浪潮，这一国家群体普遍抵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其行动能够跨越区域乃至洲际限制，形成全球范围的多边协调与联动效应，它的发展经历过万隆会议、不结盟运动和77国集团数轮高潮。冷战结束后，“全球南方”概念一度沉寂，进入21世纪后尤其俄乌冲突爆发后重新受到关注。作为“全球南方”最大的两个国家，中印与“全球南方”的历史渊源也围绕着几轮高潮展开，并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而起伏。

“全球南方”通常是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等地区发展中国家的简称，其产生根植于冷战时期反殖民团结的共同愿景。20世纪50~60年代，一些从殖民枷锁中解放、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国家开始使用“南方”概念，表明其与工业化国家所代表的“北方”存在系统性不平等。这些国家地理上多位于地球南部，相互之间的合作被称为“南南合作”。“全球南方”则是“南方”概念的延伸，指经济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具有非西方、反干预、谋发展的政治属性。

1955年万隆会议的召开，是“南南合作”作为全球政治运动形成的一个里程碑，南方国家作为一个集体，正式走上世界政治舞台。

1961年不结盟运动的创建，则是美苏冷战背景下第三世界期待联合自强的产物。万隆会议和不结盟运动体现了新兴“南南合作”的政治维度，77国集团的成立则是呼吁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1964年77国集团的成立，标志着“全球南方”国家形成了一个反对超级大国控制、剥削和掠夺的集体联盟。至今，77国集团已经拓展至133个成员国。77国集团试图建立新国际经济秩序，通过解决发展中国家在出口和进口商品之间的结构性不平等交换问题，旨在实现“公正和公平的关系”，强调对自然资源的主权和国有化关键产业的权利。

77国集团成立后，“全球南方”开始以集体组织的形态，依托现代国际合作的平台和机制，争取在全球议程中获得政治权力，维护自身在全球经济中的利益。

中印与“全球南方”国家的正式接触都可以追溯到万隆会议。中国在万隆会议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仅提出“求同存异”这一“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交往方式，还成功地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纳入“万隆十项原则”。印度作为万隆会议的发起国之一，也在“南南合作”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印分别是不结盟运动的观察员国和主要领导国，都重视发展和加强与不结盟运动的关系。中国虽然不是77国集团的成员，但一贯支持其正义主张和合理要求，并在“77国集团和中国”框架下与其保持良好合作关系。印度是77国集团的成员，后者已经成为印度与“全球南方”国家展开合作的重要平台。

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使得“第二世界”不复存在，“第三世界”这个术语逐渐不再流行。相比之下，“全球南方”这一说法提供了一个更为中性的标签，因而逐渐得到推广。

但也正是由于冷战结束，国际格局发生变化，“全球南方”国家的活动一度沉寂。甚至有学者认为，“全球南方”在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从印度的外交政策“雷达”上消失了。到21世纪初，“全球南方”才开始积累实质内容。

随着中国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明显加快，“全球南方”再次活跃。此时，“全球南方”逐渐代表一种新的愿景：领导非西方国家，改变由西方主导的现存世界秩序的不平等现象，更加贴近“全球南方”人民的需求和愿望。

进入21世纪，中国大大扩展了与“全球南方”的经济和外交合作。在与东南亚的关系方面，中国在2000年11月举行的第四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首次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想，并在2001年11月召开的第五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与东盟达成共识，一致同意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自2009年起，中国连续多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在与非洲的关系方面，2000年中非论坛的成立，标志着中非关系进入新阶段。2009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在与拉美的关系方面，2001年，江泽民主席对六个拉美国家进行了访问，这标志着中国与拉美地区的关系进入新阶段。

随后，中国扩大了与拉美的经济社会和外交关系，先后与阿根廷、巴西、智利、哥斯达黎加等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到2018年，中国已成为拉丁美洲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拉丁美洲也成为仅次于亚洲的中国海外投资第二大目的地。2013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这些多区域、跨地区的合作被整合为顶层政策倡议。鉴于许多“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都是“全球南方”国家，因此“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当代中国与“全球南方”互动的重要实践。

随着俄乌冲突的爆发，“全球南方”再度成为焦点。“全球南方”国家在激烈的大国竞争中不盲从西方孤立、制裁俄罗斯的要求，坚持不选边站的“新不结盟”立场，正在冲击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俄乌冲突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南北方之间日益扩大的分歧，同时越发凸显了“全球南方”的战略重要性。

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采取的“中立”立场，成为西方国家推进自身外交战略的“墙”，导致西方国家在多数情况下只能预测南方国家的行动，而难以施加实质性的影响。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俄乌冲突持续胶着、大国地缘竞争显著加剧的背景下，“全球南方”全方位崛起的进程加速，正在成为百年变局深度演变的推动力量。

俄乌冲突以来，中国与“全球南方”继续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深化合作，如成功斡旋沙伊和解，带动海湾和中东地区国家关系不断和解。印度自俄乌冲突以来在“全球南方”问题上也动作频频。

印度不仅以“全球南方”的“领导者”自居，组织召开“全球南方之声”峰会，还利用担任二十国集团（G20）峰会轮值主席国的契机，努力塑造“西南大国”（south-west power）形象，充当“全球南方”与“全球西方”的“联络员”。在2023年9月9日至10日的G20峰会上，印度利用主办国身份，不仅与致力于打压中国的美国、欧盟亲密互动，也趁机强化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支持非盟成为G20成员。

中印对“全球南方”的认知差异

虽然中印都有加强与“全球南方”关系的意愿，但两国对“全球南方”的认知有所不同，所寻求建立的国际秩序也有本质区别。中印的“全球南方”愿景存在分歧：中国倾向于以一个非西方，却未必反西方的架构为主轴；印度则倾向于将“全球南方”融入西方参与的既有架构，本质上依旧没有跳脱出当前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

俄乌冲突暴露了美国主导的现有国际秩序的霸权本质，逼迫中国思考重建新型国际体系的必要性，改革开放40多年中形成的融入国际社会的思路面临尖锐挑战，而这必须在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之间做出新的统筹协调。“全球南方”，正在成为中国构建新型国际体系的主要战略方向。

在中国看来，“全球南方”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集合体。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有着相同的历史遭遇和奋斗历程，面临着相似的发展难题和任务，对当前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有着相近的看法和诉求，是“全球南方”大家庭的天然成员。非西方、反干预、求发展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共性，而中国的“全球南方”愿景也倾向于追求一个非西方但不反西方的架构。

按照这一思路，中国致力于将“全球南方”打造为一个平等互利、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从本质上说，中国在金砖组织、上合组织等框架下，携手“全球南方”国家，正寻求在西方主导的体系之外建立新的贸易关系和协议，这种秩序是非西方的，但不是反西方的。

印度倾向将“全球南方”融入西方参与的既有架构。对印度而言，“全球南方”具有重要的价值。

第一，“全球南方”是印度成为世界大国的重要一环。当前，在印度的“延展周边”外交中，针对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有针对性地推出了“东进”“西联”“南控”与“北连”政策，几乎每一板块都与“全球南方”有关系，尤其是涉及非洲的“西联”和“南控”政策。

第二，“全球南方”是印度推动构建多极化世界秩序的重要推动力，而印度希望成为多极秩序的重要一极。印度希望通过“多样化”的伙伴关系来维持其“多极化”愿景之间的平衡，莫迪政府采取了“多方位”政策举措，如“邻国优先”“东进”“西向”“地区共同安全与增长”和“印太倡议”等。

第三，“全球南方”是印度保持大国平衡的工具，有利于为印度“南北逢源”创造空间。印度试图成为发达国家和“全球南方”之间的桥梁，通过重新引领“全球南方”构建新的外交平衡，进而巩固自身大国地位。

随着全球南北方之间分歧的扩大，印度希望充当南北方之间的“联络员”，通过引领“全球南方”的议程设置，提升自身在西方世界的战略地位。印度学者拉贾·莫汉（C.Raja Mohan）认为，印度通过召开“全球南方之声”峰会等举措加强与“全球南方”的关系，并不是要回归到不结盟运动的反西方意识形态，而是希望通过与发展中国家的重新接触，寻求更大的国际角色，并补充其与包括美欧在内的主要大国日益增长的战略伙伴关系。

印度外长苏杰生（S.Jaishankar）专门为印度制造了一个“兼具西方国家、南方国家特性的西南大国”形象，声称印度能调和这两大集团的矛盾。苏杰生声称，基于天生的多元主义，印度有调和民族主义与全球参与的传统，印度民族主义并非由“受害者心态”驱动，印度有潜力成为“既存秩序和新兴秩序之间的桥梁”。因此，印度倾向于将“全球南方”融入西方参与的既有架构，并未触动当前由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

印度之所以有这样的倾向，是因为它并不具备成为“全球南方”代表的实力，同时又不希望中国成为代表。因此，印度的“全球南方”愿景是排斥性的，或者说是“去中国化”的。

从2023年1月召开的“全球南方之声”峰会不邀请中国，3月的“瑞辛纳对话”（The Raisina Dialogue）未邀请中方代表，在地区及全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等涉及“全球南方”议题的国际场合凸显与中国的分歧等事件中，都可以看出印度的这一心思。

贾格纳·潘达（Jagannath P.Panda）认为，“印度通过与中国主导的区域合作论坛，如不断扩大的‘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中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外交努力，能够抵制中国对亚洲治理的全面控制。这对印度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这样可以阻止中国联合部分非西方世界，以进一步实现其带有‘中国特色’的多极化。”

一旦将中国排除在“全球南方”之外，印度确实有机会成为“全球南方”的领导者。然而，将中国这一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排除在外，与西方将世界划分阵营、控制和同化“全球南方”为西方利益服务的国际秩序，又有何本质区别？当前西方表示支持把印度打造为“全球南方”的领袖，背后的重要原因正是牵制中国。因此，印度的“全球南方”愿景也可能走向“集团式对抗”。

中印代表之争影响“全球南方”形成合力

印度以“全球南方”的领导者自居，其“全球南方”概念排斥中国。印度认为自己有显著优势：印度能代表“全球南方”与西方密切协调，中国不能。随着俄乌冲突后“全球南方”再度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中印“全球南方”领导权之争的声音越来越多。

如拉贾·莫汉认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围绕‘全球南方’重新竞争的大国竞争时代。发展中国家也在向前看，而不是回头看，他们希望有具体的选择，并善于与多个追求者进行讨价还价”。《纽约时报》指出，在所谓“全球南方”的领头羊之争中，中国正面临着另一个亚洲大国印度的竞争。

实际上，中印早在冷战时期就存在着争夺亚非的外交斗争。1955年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是亚非民族解放运动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但实际上，许多亚非国家当时并未真正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它们迫切地要求团结互助，共同反殖反霸。

因此，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被提上了第三世界国家的议事日程。1961年3月11日，印度尼西亚发出倡议，在万隆会议的基础上，应尽快筹备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然而，中印两国对会议的筹备过程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随着中印边界形势的变化，中印关系走向低谷，中印矛盾对最终第二次亚非会议未能如期召开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中印的“全球南方”问题之争，对“全球南方”产生了多重影响。第一，削弱“全球南方”内部的合作动力。中印作为“全球南方”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印度意图将中国从“全球南方”阵营中排挤出去，意味着中印在“全球南方”框架下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方面的合作动能明显减弱，这将削弱“全球南方”内部的合作动力。

第二，加剧全球集团阵营对抗趋势。印美的战略走近，增大了西方分化“全球南方”的可能性，使西方决策者能够利用中印分歧，削弱“全球南方”的团结，阻止全球经济改革。如此一来，“全球南方”的合作充其量只会在纸面上存在，其塑造全球秩序的愿景很难成为现实。

第三，破坏既有的中印多边合作机制。近年来，印度刻意在地区及全球治理、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突出与中方的分歧，在安理会改革、核供应国集团扩员等议题上与中方展开激烈交锋。印度希望避免多边机制成为中国崛起的助推器，例如，在金砖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内部，印度不但很少做促进团结之事，甚至还会做一些拆解动作，这可能导致这些合作机制的“失能”。

第四，导致地区问题政治化和国际化。如前文所述，印度挑拨我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关系，这可能会导致地区问题政治化和国际化。

中印协同是“全球南方”的可能出路

中印的“全球南方”问题之争本质上是一种国际地位之争。虽然中印都想提高国际地位，但地位竞争并不是零和博弈，因为地位竞争通常涉及“俱乐部商品”而不是“地位商品”。只有当地位被视为绝对意义上的稀缺“地位商品”时，地位竞争才会是零和博弈。

而就“俱乐部商品”而言，一国获得地位并不意味着另一国绝对会失去地位。“全球南方”并不是一个有着明确成员、战略目标和体制机构的国际组织或国家集团，而是一个具有相似历史经历和发展水平，在西方主导的现行国际体系中相对处于弱势，同时又具有强烈独立意识和发展诉求的发展中国家群体。

在俄乌冲突中，绝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并未随西方起舞，选边站队，这无疑凸显了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战略自主。在此背景下，争夺成为这一群体的“代表”，可能暗含着让“全球南方”国家“选边站队”的意图，而这将进一步导致“全球南方”的内部分裂。

“全球南方”的未来取决于这些国家能否共同努力，以建立一个更加稳固、包容和繁荣的全球秩序。“全球南方”兴起的变革性意义在于，发展中国家正在成为国际事务中的主体。“全球南方”要求世界重视它们的优先事项，并在全球政治经济中更加关注它们的议程。只有通过协作、理解和共同目标，才能克服分歧，推动“全球南方”的愿景成为现实。因此，中印协同、集体领导才是“全球南方”的可能出路。

当然，“全球南方”未必需要实质化。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全球南方”视为东西阵营对抗，特别是中美博弈的“第三方力量”，构建“中国不属于‘全球南方’”的叙事，实质是为了拉拢更多发展中国家“选边站队”、联手抗华。这更加说明，目前“全球南方”并不是与发达国家二元对立的国家集体，而是与发达国家相互嵌入，是全球体系的一部分。“全球南方”国家需要集体领导，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才是“全球南方”国家想要建立的国际秩序。

对中印而言，“全球南方”不应是排斥性框架。只有中印协同合作，才能真正推动全球秩序向更平等、更安全、更公正方向发展。实际上，中印在“全球南方”议题下具有广泛的合作空间，中印的共同利益使得双方必须站在同一战略平台上。

第一，从历史上看，直到20世纪中期，中印都是欧洲殖民统治和剥削的受害者；独立后早期，它们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下几乎没有外交政策自由；直到金砖国家等南南合作组织的出现和增加，中印才日益提高两国在世界政治中的话语权。

第二，作为亚洲第一和第三大经济体，中印在全球气候变化和改革战后全球金融机构等一系列问题上有共同利益。

第三，中印之间存在“共同的亚洲命运”的叙事，双方可以通过集体协作塑造这一命运。虽然这一叙事基于相对乐观的态度——中印作为新兴的世界经济巨人将有能力重塑以亚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但并非没有现实可能。印度为2023年G20峰会确定的主题“同一个地球，同一个家庭，同一个未来”，与中国一直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出奇地相似，表明了“共同的亚洲命运”实现的可能性。

印度“全球南方”政策对中国的影响，也不完全是消极的。印度在担任G20轮值主席国期间多次强调“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声”，团结“全球南方”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粮食危机、能源危机等，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向世界阐明“全球南方”的关切和优先事项。印度如果能积极承担其地区大国责任，也有利于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平的方向发展。

对于印度的这些努力，中国乐见其成。未来，中国在“全球南方”议题上，应坚持“你打你的（牌），我打我的，不随风（印）而动”的原则，依托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以共同构建“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积极构建中国版“全球南方”话语体系。

来源: 虎嗅网

美国方面近日威胁将对欧盟商品征收50%的关税，欧盟则表示将捍卫自身利益。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加征关税的目的是要维护美国经济利益，同时施压欧盟在多个议题上向美国靠拢。但欧盟正欲寻求自主和强大，恐怕不会轻易向美国妥协。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3日表示，成立欧盟的主要目的是在贸易上“占美国便宜”。他指责欧盟设置了“强大的贸易壁垒、增值税、不合理的企业处罚、非货币性贸易壁垒、货币操控，以及对美国企业不公平和无理的诉讼”等，导致美国每年对欧盟产生巨额贸易逆差，这“完全不可接受”。特朗普还指责美欧贸易谈判毫无进展，因此建议自6月1日起对进口自欧盟的商品征收50%关税。

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数据，2024年美国对欧盟货物贸易逆差为2356亿美元，比2023年增加了12.9%。欧盟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2024年欧盟对美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20%以上。

目前，美国对欧盟钢铝产品和汽车加征25%关税，对几乎所有其他商品维持10%“基准关税”。面对特朗普50%的关税威胁，欧盟方面很是不满。

欧盟委员会负责贸易和经济安全等事务的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表示，欧盟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协议必须基于相互尊重，而非威胁。法国负责对外贸易的部长级代表洛朗·圣-马丁表示，50%的关税将招致欧盟反制，对美国来说也将“不可持续”。

有媒体分析指出，特朗普之所以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是因为对当前的美欧关系不满，尤其是对美欧贸易谈判不满。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希望特朗普的表态能为美欧谈判“加把火”。据了解，美国在谈判中希望欧盟向更多美国产品放开市场，但欧盟拒绝在取消增值税、削弱数字监管等方面让步。

事实上，自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加征关税的措施就引发欧盟广泛担忧。欧盟委员会发布的2025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受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2025年欧盟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将仅增长1.1%。而据一些研究机构预计，如果美国对欧盟产品征收50%关税，那么欧盟对美出口短期内将下降20%，美国经济也将被拖累至少0.2个百分点。德国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显示，50%关税可能会导致德国经济到2028年损失2500亿欧元。

有分析人士认为，美欧在经济、外交、安全等议题上曾经是密切的伙伴，但如今跨大西洋裂痕正逐渐扩大。特朗普加征关税首先是想要扭转美国在美欧贸易中的贸易逆差局面，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在高额关税压力下，欧盟一些企业可能会将投资和生产环节转移到美国。但是美国此举将直接威胁到欧盟的汽车、机械、航空和药品等行业，欧盟对此难以接受。

更重要的是，特朗普所说的欧盟“占美国便宜”，不仅包括经济方面，还包括防务、外交等方面。在此情况下，美国不仅施压北约的欧盟成员国增加军费，还在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上将欧洲撇在一边，另外还就欧洲一些国家的内部局势发表看法。在“美国优先”的背景下，美欧关系的几乎所有方面都变得可以“交易”。

美国的这种变化引起欧盟注意。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此前表示，“美国新政府的世界观与我们不同，它不考虑既定的规则、伙伴关系和信任”。德国新任总理默茨、法国总统马克龙等人也表示欧洲应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寻求自主和强大，包括增强自主防卫能力、提高欧盟竞争力等。

可以说，当前美欧之间的争端是一个只考虑自身利益的美国与一个渴望“觉醒”的欧洲之间的争端。在巴以冲突、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等方面，美欧立场差异显现。在科技发展和数字化转型等方面，美欧也存在竞争关系。例如，欧盟近些年加强数字监管，扶持欧洲科技企业，并根据《数字市场法案》对美国的科技巨头开出巨额罚单，美国则指责欧盟对美国企业“不公平”。

分析人士认为，美欧双方其实都明白，贸易战对双方均不利，尤其是欧盟，还是希望能够为贸易争端降温，与美国达成协议。在防务、能源等方面，欧盟短时间内恐怕还要依赖美国。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就表示，德国将继续支持欧盟与美国对话。在此情况下，美欧短期内或保持在斗争中合作的状态，但从长远来看，美国的频频施压或加速美欧的“离心”倾向。

来源: 中国经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