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电子产业链转移下，越南何以成为首选

中金公司

经济

摘要:

近年来，国内消费电子产业链持续向东南亚转移，而越南作为中国最大的东南亚消费电子产品进出口贸易伙伴，承接了主要的产能转移。

消费电子产业链转移新周期：东南亚的崛起

中国大陆——全球消费电子制造中心的形成

电子产业链全球化分工趋势下，中国凭借庞大的消费潜力、劳动力红利及政策支持成为全球制造中心。

在消费电子终端由个人PC迈向智能手机新周期下，全球产业链垂直分工更为明确，中国大陆厂商从组装代工切入。中国厂商从DVD、PC、手机的贴牌代工起家，通过学习模仿实现了制造技术的积累，向中国台资/港资厂学习制造经验、日韩厂商学习设计经验、以及欧美厂商的产品定义经验。从组装、结构件切入后逐渐掌握产品设计、生产、销售的全过程。以手机为例，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手机生产地，2000-2016年中国手机产量复合增速达22%，2023年中国智能手机产量为11.4亿台，占全球出货量的97%。

中国作为全球第一人口大国，具有庞大的消费潜力和丰富的劳动力红利。需求端来看，2000年以来，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和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了国内消费者对智能手机、PC、可穿戴等消费电子产品需求的提升。2023年中国智能手机出货量2.71亿台，仍是全球手机第一大消费国（占比23.2%）。从供给端看，早期中国电子制造业也充分受益于劳动力红利、土地资源、政策红利等，承接了中国台企/日韩厂商手机组装及零部件等环节的产能转移需求。

中国消费电子产业链蓬勃发展背后的三大原因：后发优势、规模经济、品牌力的提升

后发优势：中国大陆企业通过干中学的模式，模仿并借鉴海外品牌及供应链，实现快速迭代。消费电子产品制造生产的核心壁垒主要体现在工艺环节和制造端know how经验的积累以及产品设计定义的创新。中国企业作为后起者通过模仿学习最新一代技术产品，直接绕过早期技术迭代阶段，减少“走弯路”和“交学费”的过程；此外，通过低端产品和市场做起，逐渐积累经验。国产手机厂商正是通过早期模仿海外手机品牌设计打开市场，同时从苹果/三星等海外公司学习供应链管理经验，在2016年小米/OPPO等国产品牌全面崛起后，抓住4G/智能手机发展机遇，实现后来者居上。

规模经济：中国消费电子产业背靠国内大市场，通过技术分工和地域网络效应打破限制行业发展的技术和资金瓶颈，并将效率发挥到极致。以消费电子代表性产品手机为例，手机整机生产具有技术要求高、资金要求高、工艺环节复杂等特点。与大型机垂直一体化生产方式不同，早期中国厂商创造性地进行了自发的技术分工：采用联发科Turnkey方案（2003年前后）解决芯片技术问题，与韩国为代表的方案设计公司合作解决方案设计问题，通过公板公模共用来分摊设计成本，将资金、采购、物流等环节外包和平台化。

后期在品牌手机时代，中国通过OEM/ODM结合的模式，继续发挥技术分工优势，形成了对手机制造近乎全产业链的覆盖，陆续形成了珠三角、长三角、中西部、环渤海湾等多个电子产业集群，体现规模经济下生产效率的提升。

品牌力的提升：国产品牌的兴起提升中国大陆厂商的供应链话语权。在实现早期的制造经验积累和供应链管理学习后，国内企业从低附加值的组装、零部件生产环节逐渐向上游研发设计和下游的品牌、生态等环节渗透，我们看到其中消费电子的中国大陆国产品牌成功实现弯道超车，在全球市场上表现亮眼。根据IDC，2023年国产手机品牌在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占比超过45%，其中小米/OPPO/vivo位列Top5；联想多年位列全球PC市场龙头，2023年市占率达23.9%。我们看好品牌力的提升有助于维持供应链优势，把控好成本和供应链稳定的同时提升产品差异化和溢价能力。

全球供应链重构下，消费电子中低端产能向东南亚转移

宏观环境因素的扰动

全球供应链进入重构变革期，不确定性加强。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自然灾害等黑天鹅事件对全球供应链造成了较大冲击，卡链、断链风险大大增加。2020年初，疫情导致了部分地区停工停产、物流断裂，叠加手机和平板等终端需求突增的影响，引发全球缺芯潮、芯片价格上涨，加剧了供需错配矛盾。美国提出加强“供应链韧性”战略，重塑更为安全、可持续和风险可控的“供应链”。2022年起，美西方政府对先进计算芯片和半导体制造设备实施出口管制，限制对华出口半导体关键设备、材料和技术。

疫后时代跨国公司再选择，全球供应链朝多元化方向发展。苹果CEO库克表示，疫情带来的缺芯问题将导致苹果4Q21损失60亿美元。而2022年底同样受疫情影响导致iPhone14 Pro/Pro Max减产，拉长了消费者收货时间。考虑到供应链过于集中的风险，叠加中国大陆劳动力红利过后用工成本、土地成本的上涨，苹果逐渐向印度、越南等地转移组装产线。根据苹果公开披露的供应商名单，可以看到2019年起中国大陆供应商占比有逐渐下降的趋势，越南、印度厂商作为替代，份额逐年提升。

电子产业国际竞争加剧，供应链近岸化、本土化趋势显现。2022年8月美国颁布《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前者旨在吸引美国国内半导体制造的投资，重建国内半导体生态系统，后者主要是对美国新能源汽车进行补贴，同时为美国制造的电车提供税额减免，以此推动半导体和新能源产业的制造回流。我们看到2020年至2021年苹果供应商在美国的工厂数量也实现了翻倍，不少厂商开始在墨西哥投建产能，本土化、近岸化趋势显现。而制造业回流也面临新的挑战，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劳动力水平、生产管理、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等问题。

中国大陆产业升级下的主动外迁

中国大陆坚持技术创新驱动产业链升级，由中低端产能向高端产能转型。低技术附加的组装环节转移先行，加强亚太地区区域化合作。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快速发展，早期的人口红利也逐渐消失，人力成本、土地成本快速攀升。而低技术、低毛利的下游组装环节对成本敏感度较高，逐渐向更具成本优势的东南亚、南亚转移。中国大陆在亚太产业链中的地位在向微笑曲线的两端攀升，从中低端零部件制造向上游研发、设计和核心原材料，以及下游的品牌、服务方向发展，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同时，我们看到亚太地区不断加强区域内合作，多个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将促进亚太地区产业链的分工优化，共建安全高效的供应链体系。

东南亚新兴市场需求的挖掘

消费电子品牌开拓新兴市场需求下，东南亚国家鼓励本地生产。以手机为例，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已进入存量阶段，中国、美国、欧洲等地区渗透率已近乎见顶，同时换机周期的拉长降低了手机市场活力。从需求端来看，印度是全球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手机市场，以印度为代表的东南亚/南亚国家的智能手机渗透率存在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作为重要的电子产品进口地区，消费需求旺盛。从供给端来看，印度、越南等东南亚/南亚国家通过关税政策鼓励本地生产。因此靠近新兴消费市场和节省关税为产业链转移的另一大驱动力。

越南何以成为中国大陆以外的供应链首选

越南消费电子产业链现状：外资的大力投入拉动电子产品进出口贸易增长

越南近五年电子产品对外维持贸易顺差，以手机等消费电子产品及半导体为主。在手机制造业上，越南近年长期维持较大的贸易顺差，2023年受全球终端需求疲软影响，进口额大幅下滑。在电脑产品制造上，越南仍处于贸易逆差。中国为越南主要的进口国，承接了国内较大部分手机相关的产业链转移；美国、中国为越南排名前二的出口国，可以看到近年来电子产品出口的快速增长也带动了越南对美国出口额的快速增长。

越南消费电子产业布局围绕大厂展开，形成南北两大聚集地

越南消费电子产业链以三星体系、鸿海、LG等几大厂商为主。在中美贸易摩擦等宏观经济因素影响下，越南以地理位置、劳动力红利等优势成为“中国+1”的产业链布局战略主要受益者之一。

根据越通社报道，三星电子作为最大的投资者，自2008年开始在越南建立手机、电视等生产线，截至2024年3月，三星在越南总投资已达224亿美元。厂区主要在北越的北宁和南越的胡志明市。

截至2022年，LG已在越南投资53亿美元，用于家电、相机等产品的生产，同时2022年底宣布将再投资40亿美元用于智能手机摄像头生产中心的建设。

苹果供应商也纷纷在越南建厂，2018年在越南投资设厂的果链公司仅17家（占比2.2%），2023年增加至35家（占比7.5%）。其中中国台企以EMS组装厂和连接器为主，如鸿海、和硕、鸿腾等，一众中国大陆厂商也应客户要求开始在越南建厂，包括歌尔股份、立讯精密、瑞声科技、德赛电池等。

电子产业主要分布在北越的北宁、河内、海防，以及南越的胡志明市、平阳。电子产品作为越南出口主力，产业主要聚集在北越的北宁、河内、海防，以及南越的胡志明市，包含了PCB、被动元件、面板、电池、镜头等零部件厂商以及EMS组装厂。海防和胡志明市为越南主要的港口城市，出口贸易的海运条件优秀，运输成本较低。此外北越和中国广西、云南两省接壤，中越间有9条国际运输通道，便于越南从中国进口电子产品中间品，快速承接中国大陆产能。

越南本土培育电子产业链的地利、人和

劳动力红利和土地成本优势

越南作为发展中国家拥有人口红利，劳动力充足。2023年越南总人口约为1亿人，排名世界第16名，其中劳动力人口约5200万人，劳动参与率约为70%，人口中位数为32.9岁，和中国（39.6岁）、日本（49.4岁）、美国（38.3岁）相比，青壮年劳动力充足。越南工资水平较中国大陆更低，2023年越南河内及胡志明市最低工资标准为468万越南盾/月（合人民币约1,310元），而同期广东省最低工资标准为2360元/月。

此外，越南的劳动力素质水平较高，主要体现在平均受教育水平较高，截至2021年底，高中入学率为78.1%。

越南地理位置优越，主要分为南北两大贸易区。截至2024年7月，越南已建成429个工业区，主要集中在北部和南部地区，入住率高达83%。需求端来看，越南政府通过基础设施的投资政策、减免税金激励政策、降低工业用地租金价格等优势吸引大量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资金流入制造加工业，工业用地租赁需求旺盛。供给端来看，由于越南本土土地面积有限，近几年随着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工业用地供应大大降低。供不应求下，土地租金近两年来急剧上涨，各省发布的2020-2024年土地价格框架中，相较于2015-2019年，胡志明市平均上调20%，河内上调15%，北宁省上调40%，平福省上调84%。

分南北方来看：

北方：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同步发展下拥有悠久的工业园区生态和较优的经商环境，其中北宁和海防是两大主要工业用地区。其中海防依托深水港口作为贸易口岸，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和物流服务，凭借便利的交通吸引以中国FDI为首的投资；北宁位于重要的经济三角区河内-海防-广宁，拥有河内-北宁高速公路，是重要的交通枢纽，也是外国直接投资的首选。

南方：南方工业区的优势在于工业用地面积是北方的数倍，此外由于人口密度低、面积大，南方工业区的补偿和场地清理速度比北方更快。其中，平阳吸引外资能力仅次于胡志明市，其土地面积大，省内基础设施完善，原橡胶种植地可快速转为工业用地；而巴地头顿入驻率较低，租金也为南部地区较低的城市，我们认为有望吸引更多外资。

我们看到随近年来大量FDI的引入，越南土地租金快速上涨，目前和中国大陆相比，已不具明显优势。但凭借与中国云广两省接壤，海岸线长便于出口，与大型贸易路线相连的地理优势，仍是产业转移的重要目的地。对未来越南工业用地发展来看，我们认为主要聚焦土地面积大、租金相对较低、基础设施良好、与主要经济区、港口、高速相连的交通便利的地区。

坚持开放的外资合作战略

越南政府签署多项自由贸易协定打开市场大门，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自2007年越南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已签订了16项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包括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CPTPP）、《欧盟-越南自由贸易协定》（EVFTA）等。其中，RCEP有利于越南降低进口原材料成本，同时出口时享有更低关税，带动越南进出口贸易的增长，促进亚太地区贸易流程的简化和供应链的整合。2022年，越南政府签发《2021-2030年外国投资合作战略》，旨在吸引高科技外资项目，提高外资合作效率。

新《投资法》和《企业法》的推出进一步简化行政投资手续，加大优惠政策力度。2021年1月1日生效的《企业法》和《投资法》分别取代了2014年的旧企业法和投资法。其中，新《企业法》简化了企业登记流程，拓宽企业融资渠道，进一步规范企业治理。新《投资法》放宽了对外国投资者的限制，主要投资激励措施有营业所得税税率的优惠、特定地区土地租用费的减免、免征进口税的优惠以及加速折旧、增加课税所得来递减成本等。

越南吸引外资持续增长，投资领域以制造加工业为主，主力投资国家为新加坡、韩国和日本。根据越南外商投资局FIA数据，2023年新注册、调整、增资的FDI总额达366亿美元，同比增长132%，其中制造加工业占比达64%，为外资主要投资方向。从投资主体来看，2023年前三大地区依次为新加坡（68亿美元）、日本（66亿美元）、中国香港（47亿美元）。从地点来看，2021-2023年累计投资额最大的为胡志明市和海防，北部的泰平、北江和广宁23年为新的投资热点地区。

重视基础设施建设

越南基础设施条件相对较弱，政府大力发展以电力、交通为主的基建项目。近年来，越南政府大力投资基建，2023年总投资额占GDP比重约5.7%，在亚洲仅次于中国（占GDP比重为6.8%）。其中电力和交通为重点发展领域，根据Fitch Solutions数据，2023年越南基建项目中能源领域投资额占比约43%，交通领域占比约37%。制造业的高速发展下电力需求同步增长，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状态，需要从中国等周边国家进口大量电力；而作为越南主要运输方式的公路随经济的发展也亟待升级改建，同时配套铁路、机场、港口的建设。

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秩序

越南拥有较为稳定的外资发展环境和社会秩序。越南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近年来，越南加大反腐力度，完善反腐败法律，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此外，在2023年全球和平指数统计中，越南以1.802分在163个国家中位列第41，整体环境较为稳定。

东南亚/南亚各国为产业链转移重要布局地，分工彰显各家特色

东南亚产业分工各异，与各国政策环境与贸易禀赋密切相关。新加坡的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和友好的商业环境助力完整产业链发展；印度以庞大的消费市场和人口红利吸引外资布局；马来西亚和泰国以低廉的劳动力和人才基础为电子产业链后端制造提供支持。

新加坡以晶圆制造产线为主，涵盖IC设计、晶圆制造、封测、材料、设备、光掩膜等较为完备的上下游产业链。

印度以承接基础零部件制造和整机组装业务为主，在设计芯片领域势头初步显现。

马来西亚以半导体封测产业为主，兼具元器件以及功率半导体生产业务，正努力从廉价代工逐步向设计及制造转型升级。

泰国以电子产品及零部件制造业务为主。

全球产业链重构下对未来格局的展望

全球产业链呈现大国本土化和小国区域化趋势

“供应链韧性”战略提出下，大国鼓励制造业回流。2022年8月，美国《芯片和科学法案》正式落地，为美国半导体产业提供高达527亿美元的政府补贴，鼓励半导体供应链本土化。2021年11月，日本推出半导体产业振兴三步走战略，吸引海外半导体厂商赴日设厂并推进新一代半导体技术的研发。发达国家鼓励制造业回流的政策推动全球价值链朝本土化方向发展，同时自动化、数字化的趋势催化全球制造业进一步转型升级，提高生产本土化、一体化程度。

聚焦亚洲：产业链区域融合特征显著，在全球贸易中地位持续提升。2020年11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由东盟十国发起，整合了亚洲原有27个自贸协定和44个投资协定，促进了亚洲区域内产业链融合发展，2023年RCEP区域中间品贸易占贸易总额比重稳步上升至66%，整体开放水平逐步提高，充分发挥各经济体优势，加强了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间的贸易往来。

亚洲产业链发展整体上从成本出发，呈现“雁阵”模式特征。其中，印度、越南和柬埔寨主要集中在低端技术制造业，以中国为代表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主要从事中低端产品和少数高端产品制造，日本、韩国、新加坡处于亚洲产业链上游，聚焦高端技术产品。电子产业链中中低端产品及零部件对成本敏感度较高，呈现“雁阵”发展模式特征，向成本更低端地区发展，而高端产品和核心技术环节仍由欧美日韩掌握。

中国作为全球电子产业链枢纽的重要地位不变

外资企业产业链转型下，短期内中国制造中心的优势地位不变。越南以地理位置优越、投资环境友好、劳动力红利等综合优势胜过基建落后的印度和距中国较远的墨西哥等国家，成为产业链转移的首选。但从越南承接的产能特征来看，我们认为和中国更多是合作的模式，产能转移为正常的“溢出”效应。越南是中国全球第六大贸易伙伴国，中国则是越南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出口市场，2021年中越双边贸易额突破2300亿美元。随着全球供应链不稳定性的增加，外资企业开始将原有供应链迁往两个或多个国家，即“中国+N”战略。近年来在东盟出口额快速增长下，中国向东盟出口额同样保持着高增长。2023年，中国对东盟10国出口额超5240亿美元，首次超过对美出口额。

国内日益完善的产业链减少中国贸易外循环依赖程度。中国依托国内大消费市场，通过技术分工和地域网络效应打造了长而全的产业链，2017年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份额33%。以消费电子产业链为例，从代工起家，逐步实现了对中上游零部件环节供应的覆盖，同时催生下游终端品牌百花齐放的局面，整体产业链呈现规模化、集群化特征。2010年以来，中国进出口贸易依存度逐渐下降，转由内循环主导。

合理的产业链外移是产业升级的必然过程，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拉动中国产业链地位提升。2021年十四五规划中指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越南的发展并未影响到中国电子产业的发展，产业链重构促进中越贸易发展，带动中国产业链地位提升。根据工信部数据，2017-2022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远超工业，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比重大幅提升，2023年数据显示，中国电子产品出口以中高端制成品为主。

越南短期内由代工生产向技术重镇转型面临多重困难

越南对中国低附加值产业呈现进口替代效应，由代工生产向技术重镇转型面临多重困难。越南以其较低的土地及用工成本吸引企业在越建厂，但随着外资的投入和越南经济的发展，人力成本与土地成本不断增加。我们观察到越南工资近年来涨幅也远超其他国家，2010-2023年间最低工资标准翻了约3.5倍，在代工领域的竞争力有所下降。

越南基础设施条件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大量产能的承接能力存疑。在制造业发展的两大基础电力和交通上，越南仍处于相对落后阶段。

电力方面，越南电力基础设施薄弱，与持续增长的用电需求不相匹配，供电不足或电力断供的情况对代工工厂和技术企业的生产线稳定运行造成了不确定性。2023年6月，富士康、三星、佳能等外资工厂所在的北江省和北宁省等地区多次面临轮流停电状况。受限于薄弱的电力基础设施、低效的电力项目审批过程、水力发电的地形制约及落后的发电技术，越南的电力供应能力长期面临瓶颈。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加速，电力需求将不断增长，持续扩大的电力缺口或成为制约其承接产能转移的重要因素。

交通方面，越南目前仍以公路为主要运输方式，铁路整体较为落后。随着空运和海运的快速发展，铁路和高速公路运行速度低、设施老旧的问题亟待解决。根据Fitch Solutions数据，2018-2020年越南交通基建项目中80%为高速公路的建设及改造。

越南供应商网络体系欠完善，进一步限制其技术重镇的建立。越南在电子行业上游原料生产和零部件供应方面存在一定的进口依赖，许多上游供应商未在越设厂，零部件自给率较低。进口原材料成本的波动和供应链的不确定性影响越南国内的稳定生产，易造成电子公司生产中断、成本增加和产品交付延迟的情况。上游环节的缺失下，越南本土很难建立起包括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和服务提供商的完整供应链生态体系，限制了技术重镇的建立。

越南产业以FDI投资与合资为主，缺乏当地自主企业，技术积累不足。在越南，FDI为主导的经济模式在代工生产中占主导地位，越南缺乏拥有核心技术和创新能力的本土企业。该模式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越南的技术积累，限制了越南企业从代工生产向技术创新和升级转型的能力，同时体现在越南厂商在产品价值链中附加值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