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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央行正式终结“外汇保护型存款机制”这一曾具争议的工具,同时祭出提高准备金率等紧缩措施,旨在加强金融稳定并抑制短期套利。
土耳其央行近期正式废除了支持“外汇保护型存款机制”的相关监管规定。这标志着这一曾用于稳定本币汇率的“非常规工具”,在最后一批账户到期后全面退出历史舞台。
此举落实了土耳其央行于2025年8月公布的退出路线图,即不再接受新的外汇保护型存款,存量账户到期后也不再续约。
土耳其的外汇保护型存款机制诞生于2021年末,当时的核心目标是应对里拉的急剧贬值和国内日益严重的美元化压力。
该机制的核心操作是,政府为里拉存款提供汇率担保,补偿因里拉贬值造成的汇兑损失与存款利息之间的差额。
在短期内,这一政策确实对稳定汇率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其弊端也十分明显:它极大地推高了国家的财政成本,并增加了土耳其经济对外部冲击的敏感性。
在终结旧政策的同时,土耳其央行还出台了新的紧缩措施,旨在强化金融稳定,并改善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
央行同步收紧了针对外资来源的里拉融资的宏观审慎监管,具体措施包括:
• 上调外部借款准备金率:对于期限不超过一年的里拉计价外部借款,准备金率统一上调2个百分点。
• 扩大准备金率适用范围:对外国银行的短期存款、参与型资金,以及国际银行土耳其分支机构对其境外总部的负债,统一适用14%的准备金率。
央行表示,此举意在配合当前的货币紧缩立场,重点抑制短期套利资金的流入。
欧洲天然气市场正经历一场剧烈震荡。在寒潮侵袭与库存告急的双重夹击下,基准天然气期货价格本月已累计飙升约36%。若涨势维持,这不仅是2023年夏季以来的最强劲表现,甚至可能创下四年前能源危机以来的最大单月涨幅。
市场情绪在过去一个月彻底逆转。天然气消耗量激增,加上美国一场冬季风暴扰乱了部分生产,导致交易员被迫争相回补此前的看跌头寸。市场对欧洲能源平衡脆弱性的担忧重燃,波动性显著加剧。
尽管美国液化天然气(LNG)出口恢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供应恐慌,但根本性的供需矛盾依然突出。
首先,库存水平已低至“反季节性”的程度。Energy Aspects的分析师团队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正是由于库存告急,天然气价格的风险目前仍然偏向上行。这种紧张的供需平衡意味着,市场对任何供应中断都异常敏感。
其次,极端天气预报加剧了需求侧的压力。天气模型显示,欧洲部分地区将在2月上旬迎来更严酷的冰冻天气,供暖需求势必攀升,这将进一步考验本已紧张的库存缓冲能力。
在供需基本面之外,地缘政治因素正成为影响价格的关键变量,为市场注入了新的不确定性。
交易员们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伊朗不断升级的威胁言论,令整个能源市场处于高度紧张状态,这种地缘政治溢价也传导至天然气定价。
另一方面,乌克兰局势出现短暂缓和迹象。特朗普周四表示,已与俄罗斯达成协议,在乌克兰应对极端寒潮的一周内,俄方将暂停对相关设施的打击。这一消息为风暴中心的欧洲能源供应提供了一丝喘息空间,但其长期影响仍有待观察。
在多重因素作用下,欧洲天然气价格波动明显。
截至阿姆斯特丹时间周五上午11:48,作为欧洲价格风向标的荷兰天然气期货3月交付合约交易价格为每兆瓦时38.59欧元,日内变化不大,但早盘一度上涨高达2%。

整个1月份的市场走势凸显出,即使在摆脱上一轮能源危机后,欧洲的能源平衡依然十分脆弱。无论是大西洋彼岸的生产中断、本土的气温变化,还是地缘政治的角力,都在深刻影响着这一关键大宗商品的定价逻辑。
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提名美联储前理事凯文·沃什(Kevin Warsh)出任下一届美联储主席。这一消息并不令人意外,特朗普此前就曾“剧透”,称他的人选“备受尊敬,在金融界家喻户晓”。
沃什并非首次进入美联储主席的角逐。2017年他就曾参加面试,但最终惜败于现任主席鲍威尔。如今鲍威尔的任期将于今年5月到期,沃什再次成为焦点。凯投宏观认为,沃什是一个“相对稳妥的选择”。
现年55岁的沃什拥有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与政治学背景,以及哈佛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并曾在麻省理工和哈佛商学院进修。他的职业履历与鲍威尔颇为相似:都是律师出身,在华尔街工作后进入公共服务领域,担任过美联储理事。

除了专业背景,沃什与特朗普的深厚私交也备受关注。他的妻子简·兰黛是雅诗兰黛家族成员,而他的岳父——亿万富翁罗纳德·兰黛,不仅是特朗普长达60多年的同学,也是其竞选时的重要金主。据报道,特朗普在任时考虑购买格陵兰岛的想法,最初就源于罗纳德·兰黛的建议。
沃什在2006年加入美联储时,是历史上最年轻的理事之一,以其在华尔街和华盛顿的人脉著称。他长期呼吁美联储进行“更迭”并缩减其庞大的资产负债表。然而,近几个月他却一反常态,公开支持降息,这与他过往的鹰派形象形成鲜明对比,却与特朗普的立场高度一致。
早在2025年11月,沃什就在一篇评论文章中预测,人工智能将带来生产率的爆发,而特朗普的放松管制政策会提振经济。他认为,当时的美联储是经济进入“黄金时代”的主要障碍,并提出了四大改革方向:
1. 摒弃滞胀预测: 放弃对未来几年的滞胀预期,转而相信AI能驱动通胀放缓,并带来实际工资增长。
2. 反思通胀误判: 认为疫情期间的通胀是政府过度支出和货币超发所致,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应“大幅缩减”。
3. 追究监管失职: 将2023年硅谷银行的倒闭归咎于美联储。
4. 放松银行监管: 主张为银行业松绑。
彭博经济研究指出,沃什曾称通胀是一种“选择”。要理解他若上任会做出何种选择,回顾他在2006至2011年担任理事期间的言论至关重要。
梳理其过往发言可以发现,沃什的鹰派立场十分坚定:
• 2006年末 (核心PCE 2.5%):他表示“对通胀前景的担忧远胜于经济增长”。
• 2007年5月 (核心PCE 2.1%):他“对通胀前景仍深感忧虑”,认为市场可能低估了风险。
• 2008年6月 (核心PCE 2.2%,油价140美元/桶):他坚持“通胀风险仍然是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
• 2008年9月 (核心PCE 2.2%,雷曼破产前夕):他表示“仍无法放下对通胀问题的担忧”。
• 2008年12月 (核心PCE 1.1%,经济已陷入衰退):他仍认为通缩风险在中期内“不太可能显现”。
直到2009年8月,当通胀率降至0.6%、失业率逼近10%时,沃什才终于松口,称“当前通胀指标似乎相当理想”。鉴于当前美国核心PCE已连续近五年高于2%的目标,沃什的历史记录表明,他的本能反应很可能是采取强硬的鹰派立场。
沃什对美联储当前的工作方式也持激烈批评态度,他曾主张美联储需要“改朝换代”,甚至称要“打爆几个榆木脑袋”。这种言论显然不利于他与现有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成员及美联储工作人员建立信任。
分析认为,沃什领导下的美联储可能会呈现以下特点:
• 减少官员发声: 限制FOMC官员的公开评论。
• 降低数据依赖: 沃什曾批评美联储目前频繁更改通胀指标,并认为对最新数据的过度依赖“没有多大实际价值”,不应“太在意小数点后两位的数字”。
• 抛弃短期预测: 他认为短期预测是“分散注意力的执念”,政策制定者一旦公布预测,就可能作茧自缚。
• 削弱前瞻指引: 他认为前瞻性指引在正常时期作用不大。
这些观点显示出沃什对经济模型乃至美联储专业能力的质疑,这种不信任感可能会限制他在内部推行其政策主张。
尽管沃什可能受到多数共和党参议员的欢迎,但他的提名确认之路依然充满变数。
最大的阻碍来自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成员、共和党参议员蒂利斯。他已明确表示,在司法部结束对美联储总部翻修工程的调查前,他将阻止特朗普对美联储主席的任何提名。这项调查的核心涉及现任主席鲍威尔在国会的证词。
蒂利斯态度坚决:“在对鲍威尔的调查和潜在起诉完成之前,美联储主席的提名不会改变。”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也坦言,如果没有蒂利斯的支持,这项提名“可能不会”获得通过。这意味着,沃什能否最终执掌美联储,仍悬而未决。
时隔八年,英国首相斯塔默于1月28日抵达北京,开启为期四天的正式访问。国际舆论普遍认为,这次访问标志着英国正以强烈的意愿深化双边经贸联系,也反映出在全球变局中,中国作为稳定合作伙伴的价值正被重新审视。
斯塔默此行并非孤身前来,他率领了一个由50多家英国顶尖企业和机构代表组成的庞大商业代表团,其阵容覆盖了金融、医药、制造业、文化创意等英国的传统优势领域。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称,这清晰地表明了英方对深化英中经贸关系的迫切期待。
斯塔默本人也直言不讳。他向媒体表示,与中国接触符合英国的国家利益,此行将为英国企业带来“重大机遇”。美联社援引专家分析指出,英国在金融、咨询等服务业的优势,与中国市场在医疗、养老等领域日益增长的需求高度契合,合作前景广阔。
“务实”成为了双方共同强调的关键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表示,中方希望以此次访问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英国政府发布的官方公告也强调,建立一个更加稳定和务实的英中关系,将直接惠及英国民众与企业。
英方公告进一步指出,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供应链的关键一环,其发展成就深刻影响着英国民生。目前,中国是英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为英国提供了37万个就业岗位。
《纽约时报》分析认为,经济增长是斯塔默政府的首要任务。英国企业渴望进一步开拓中国市场,而英国消费者也需要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等含有“中国技术”的产品。《金融时报》则注意到,中国英国商会的调查显示,随着中国放宽外企设立合资公司的限制,英国专业服务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充满信心。
斯塔默此次访华,不仅是一次商业之旅,更被视为一次战略调整。他抵达北京后对随行的商界领袖表示,英国有责任推动并改善对华经贸关系,呼吁各界抓住机遇。
《金融时报》将此行形容为“魅力攻势”,旨在摆脱保守党执政时期中英关系的“冰河时代”。斯塔默明确指出:“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说中国是崛起中的大国。现在,它已经崛起了。”他认为,英国需要制定一套承认这一现实的对华政策。
在出访前,斯塔默也曾向英国广播公司(BBC)表示,英国不能采取逃避现实的“鸵鸟心态”,忽视中国是不明智的。
这种政策调整的背后,是复杂的国际环境。《纽约时报》认为,在美国与其盟友关系日益动荡的背景下,斯塔默希望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寻找新的贸易与投资机会。
一些学者也观察到了更深层次的变化。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克里·布朗教授向路透社分析称,在人工智能、公共卫生和环境等全球性议题上,伦敦的立场可能比长期盟友华盛顿更接近北京。
波士顿学院经济学教授亚历山大·托米奇则指出,凭借20万亿美元的庞大经济体量和巨大的金融市场规模,中国正在成为许多国家眼中“值得信赖的稳定合作伙伴”。 BBC认为,斯塔默此次访华将为两国未来更深层次的经济合作奠定重要基础。
从东京到纽约,全球外汇交易员上周联手掀起了一场抛售潮,导致美元创下自特朗普4月发动贸易战以来的最大单周跌幅。在金融圈,这被称为“货币贬值交易”;在一些观察者看来,这无异于一场针对美国资产的“悄然退出”。
问题的核心,再次指向了特朗普。在其第二任期内,彭博美元现货指数已下跌近12%,触及2022年以来新低。他再次挥舞关税大棒,施压美联储降息,甚至因格陵兰岛问题与欧洲盟友对峙,种种举动正促使投资者重新评估并削减美元头寸。与此同时,美国国内的政治极化和日益膨胀的财政风险,也让形势变得更加复杂。
市场的主流猜测是:尽管美国官员仍在口头坚持“强势美元政策”,但政府实际上默许甚至期望美元走弱,以提升美国商品的海外竞争力。这种观点正迅速成为共识。特朗普“美国优先”的零和博弈思维,正在给那些长期持有美国资产、并为美国债务提供了数万亿美元融资的外国投资者带来新的风险。
“美元正沿着阻力最小的路径下行,”ING银行驻纽约研究主管Padhraic Garvey表示,“这似乎是政府心照不宣的选择,前提是贬值速度不能太快,不能引发市场恐慌。”
尽管美元在本月大部分时间走弱,但周五因一则人事提名消息获得短暂支撑。市场认为,特朗普提名的美联储主席候选人Kevin Warsh,其降息的可能性低于其他潜在人选。
回顾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初,外界曾担忧其不可预测的政策会动摇全球对美国资产的信心,但这种担忧一度被证明是多虑了。在经历了2025上半年的大幅下跌后,随着特朗普缩减关税规模、美股科技股持续走高以及经济展现韧性,美元在去年下半年基本保持了稳定。
然而,特朗普的“不可预测性”如今又重新点燃了投资者的兴趣——不过这次是推动他们通过多元化配置撤出美国。这可能为美元更深层次的下跌埋下了伏笔。
Eurizon SLJ Capital联合创始人Stephen Jen警告,一场“结构性的美元修正”可能正在上演。朱利叶斯·贝尔银行研究主管Carsten Menke也指出,“贬值交易”已经全面回归。
PIMCO投资组合经理Pramol Dhawan认为,美元贬值可能正促使海外投资者减少购买美国国债,转而将资金投向本国市场。一个鲜明的例证是,去年MSCI非美市场指数上涨近30%,涨幅几乎是标普500指数的两倍。他强调:“这不是短期噪音,而是制度性的转变,那个自动累积美元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最近这轮美元跌势始于上周初。当时特朗普威胁称,除非丹麦将格陵兰岛的控制权交给美国,否则将对欧洲盟友征收关税,此言一出立即引发股市抛售。即便他后来态度有所软化,市场的抛售情绪仍在蔓延。本周二,特朗普对媒体表示,他认为当前的汇率水平“对商业有好处”,这被市场解读为明确支持弱势美元的信号,给跌势火上浇油。
随后,财政部长贝森特紧急出面“灭火”,在CNBC上重申政府支持强劲美元,且并未干预日元汇率。这番表态暂时止住了美元连续四天的跌势,但市场的疑虑并未烟消云散。
并非所有人都对美元下跌感到悲观。Renaissance Macro Research经济研究主管Neil Dutta认为,美元下滑更多是全球风险偏好转变的结果,而非对美国经济前景的根本性质疑。他解释说,随着外部环境改善,美元在极端不确定时期所享有的“避险溢价”正在消退。
从特朗普的角度看,在11月中期选举前,一个较弱的汇率有助于提振出口和经济增长。当然,代价是可能引发通胀,加剧民众的生活成本压力。特朗普周二就曾指责日本等国利用货币贬值获取不公平竞争优势,导致美国贸易逆差扩大和制造业岗位流失。
嘉信理财固定收益首席策略师Kathy Jones指出,美元正逐渐失去部分避险光环,这似乎是一个缓慢的、减少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开端。
然而,美国自身面临的风险不容忽视。高达约1.8万亿美元的预算缺口意味着,美国政府依然严重依赖外国投资者购买其国债。一旦这种信心丧失,美国将不得不支付更高的利率来吸引买家,这不仅会冲击整个经济,也会破坏特朗普降低借贷成本的核心目标。
Ericsenz Capital首席投资官Damien Loh认为,财政部长贝森特之所以重申强美元政策,正是反映了政府担心特朗普最初的弱美元言论可能会引发一场失控的货币贬值。
高盛集团副主席Robert Kaplan一针见血地总结道,美国政府近39万亿美元的债务,最终将成为对自身的巨大约束。他指出,当债务规模如此庞大时,货币的稳定性可能比出口增长更为重要,美国最终还是会回到追求一个稳定美元的道路上来。
自新冠疫情重塑美国人的财务状况以来,“K型经济”这个词已经流行了近六年。如今,经济学家们发出警告:这种贫富两极分化的双速发展模式,已不再是暂时现象,而是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经济体的结构性核心特征,且短期内看不到逆转的迹象。
穆迪分析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直言:“这并非周期性问题,而是一个结构性的、根本性的问题。”
所谓K型经济,指的是经济体中不同群体的境遇如字母“K”的两笔,一个向上,一个向下。高收入群体因股市和房产增值而财富膨胀,在度假和高端商品上挥金如土;而低收入群体在经历数年高通胀后,连住房、食品、汽油等基本生活开支都已难以为继。

近期多项数据清晰地揭示了美国经济分化的严重程度。
美国银行本月初的报告指出,衡量财富集中度的核心指标——基尼系数,已攀升至60年来的最高点。这彻底扭转了疫情期间因经济刺激政策而一度降至数十年低点的趋势。

美联储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2025年第三季度,美国最富有的1%人群掌握了全国近32%的财富,创下历史新高。相比之下,底层50%的人群财富总和仅占全国的2.5%。
与此同时,普通劳动者分到的“蛋糕”却越来越小。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显示,美国GDP中用于员工薪酬的占比,已跌至超过75年来的最低水平。

巨大的贫富差距直接塑造了截然不同的消费市场。一边是航空公司竞相升级豪华舱位,另一边是快餐连锁店主打平价套餐。
美国银行的报告显示,年收入低于7.5万美元的家庭,在旅游、娱乐等非必需品上的支出占比已低于2019年;而年收入超过15万美元的家庭,这类支出占比反而有所上升。
穆迪分析的数据更为直观:去年,美国收入最高的20%消费者,其相对总支出(涵盖各类消费和还款)升至数十年高点;而其余80%的消费者,该指标则跌至历史新低。

赞迪指出,过去六年,这80%的普通消费者,其整体支出增速始终未能跑赢通胀。这意味着,绝大多数美国人的实际购买力和生活质量在这段时间里都停滞不前。
尽管“K型”一词在疫情期间才广为人知,但经济学家认为,这种分化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
美国税务咨询公司RSM的首席经济学家乔·布鲁塞拉斯认为,这种分化经济始于里根政府时期的经济结构调整。而在大约20年后,即21世纪末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们今天所熟知的K型经济的结构性特征才变得愈发明显。
布鲁塞拉斯分析,房地产市场崩盘导致的财富缩水,以及失业率飙升对黄金工作年龄人群收入潜力的永久性限制,都为后来的“赢者通吃”格局埋下了伏笔。
赞迪则补充道,上世纪末美国工会化率的下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它直接削弱了劳动者的薪资谈判能力。
2020年初疫情暴发后,美国股市虽短暂暴跌,但自当年3月至今,标普500指数累计上涨超过130%,这进一步推高了高收入群体的财富——因为他们持有股票的比例远高于普通民众。
虽然低收入群体在疫情期间曾因经济刺激和劳动力短缺而迎来短暂的薪资上涨,但美国银行发现,去年高收入群体的薪资增速已开始反超。数据还显示,2025年大部分时间里,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增速也更快。
这种分化也体现在信心上。密歇根大学消费者调查显示,2025年,高收入与低收入群体对自身财务状况的信心差距,扩大至十多年来的最大值。
经济上的撕裂感直接影响了政治格局。这也解释了为何主打“民生可负担性”的政客,无论党派,都能在选举中获得成功。从共和党籍的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到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纽约市市长佐兰·曼达尼,这一竞选策略都为他们带来了胜利。

展望未来,经济学家们预计财富不平等的状况只会进一步加剧。
多位经济学家指出,特朗普推出的《美好大法案》削减了医疗补助、食品券等福利项目,将加剧经济分化。布鲁塞拉斯认为,美国若想从根本上改善,必须聚焦税收改革和扩大社会福利保障体系。
与此同时,白宫目前推出的民生减负举措效果“有限”。特朗普今年已推动出台信用卡利率临时上限,并禁止机构投资者收购住宅房产,但他上周宣称美国“几乎不存在通胀”的说法与近期数据相悖,物价涨幅仍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
除了政治因素,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可能促使企业进一步裁员。数据显示,2025年美国企业裁员数量同比飙升超过50%。
有专家警告,依靠K型模式实现长期增长并不可行。美国券商斯蒂费尔首席股票策略师巴里·班尼斯特称这种模式“在经济层面不具备可持续性”。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去年12月也表示,让高收入群体成为消费的主要支撑,其可行性“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赞迪总结道,K型经济揭示了美国经济的增长正依赖于少数关键领域的局部向好:医疗保健是唯一持续新增就业的行业,大盘科技股领涨推动了股市走高,而消费增长也主要由高收入群体拉动。
他警告说:“美国经济的根基并非坚如磐石,反而像是倚靠在几根孤立的支柱之上。一旦其中一根支柱坍塌,整个经济体系都将面临崩塌的风险。”
唐纳德·特朗普公开表示,他希望凯文·沃什(Kevin Warsh)接替杰罗姆·鲍威尔,成为下一任美联储主席。
特朗普发文称:“我认识凯文很长时间了,毫不怀疑他会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美联储主席之一,甚至可能是最好的。……他绝不会让你失望。”

如果这项提名成行且获参议院批准,现年55岁的沃什将在鲍威尔明年5月任期结束后,重新回到美国货币政策的舞台中心。这并非他首次进入特朗普的视野——2017年,特朗普就曾考虑过他,但最终选择了鲍威尔。
沃什并非美联储的新面孔。他在2006年至2011年期间担任美联储理事,由时任总统乔治·W·布什任命,是史上最年轻的美联储理事之一。
在进入美联储之前,沃什曾在白宫布什政府任职,也有华尔街工作经验。正是在金融市场和银行业的人脉与经验,让他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发挥了关键作用。
此外,沃什的背景也相当显赫。他的妻子是雅诗兰黛化妆品帝国继承人、著名共和党金主罗纳德·劳德的女儿。劳德本人是特朗普在沃顿商学院的同学,并在2025年3月向特朗普的团队捐赠了500万美元。
沃什的潜在上任,正值一个敏感时刻。许多经济学家和投资者担心,白宫的政治压力正在侵蚀美联储长期以来与民选官员保持的独立性。
而沃什本人的立场转变,加剧了这种担忧。
在美联储任职期间,他一直以“反通胀鹰派”著称,对通胀高度警惕,时常支持更高利率。然而,到了2025年,沃什的观点却开始与特朗普趋同,公开主张利率本可以“显著更低”。外界普遍认为,是否愿意降息,是特朗普挑选下一任美联储主席的关键“入场券”。
离开美联储后,沃什也多次批评该机构,近期更直言美联储需要“更换制度”(regime change),并提出以降息为目标的政策方案。他主张,如果美联储能更积极地缩减资产负债表,就能为进一步降息创造空间。
这种对低利率的开放态度,与他当年即便在金融危机最严重时也曾呼吁加息的立场,形成了鲜明对比。
不过,即便沃什被提名,也不意味着美联储的政策会立刻转向。
首先,利率决策由12人组成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投票决定,主席并不能一手遮天。本周,FOMC刚刚决定维持基准利率不变,而当前3.5%—3.75%的利率水平,仍远高于特朗普的期望。
其次,沃什的参议院确认程序也可能面临阻碍。美国司法部近期针对美联储的一项调查让情况变得复杂。1月9日,美联储收到了与鲍威尔2025年就一项办公楼翻新项目作国会证词有关的传票。鲍威尔罕见地发布视频声明谴责该调查,多名共和党议员也为美联储辩护,其中一人甚至表示,在法律问题解决前,将阻止任何美联储人事提名。
对于特朗普和鲍威尔的长期不和,市场早已不陌生。早在2020年,特朗普就曾对当初选择鲍威尔而非沃什表示过后悔。
分析师指出,如果沃什最终执掌美联储,市场可能会出现以下反应:
• 收益率曲线变陡: 由于市场认为沃什在候选人中相对更偏鹰派,投资者可能要求更高的长债收益率溢价。不过,分析师也认为他可能会在2026年暂缓采取更激进的鹰派措施。
• 美元走强: 鹰派预期可能提振美元。
• 风险资产承压: 美元走强和利率预期可能在初期对风险资产构成压力。
消息传出后,市场已有所反应。美股盘前三大股指期货跌幅收窄,美元指数小幅走低。

目前,利率期货市场的数据显示,投资者预计到2026年底,美联储将降息两次,利率降至3%左右。但即便是这个水平,也仍远高于特朗普所希望看到的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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