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价涨势熄火，重回供需博弈

欧洲央行迎来一位新面孔。本周一，欧元集团确认，来自克罗地亚的鲍里斯·武伊契奇（Boris Vujčić）将接替西班牙人路易斯·德金多斯（Luis de Guindos），出任欧洲央行副行长，任期八年。

这项任命出乎市场意料，也未采纳欧洲议会的推荐人选。武伊契奇击败了包括芬兰前热门人选奥利·雷恩（Olli Rehn）在内的五名竞争者，正式成为行长拉加德的副手。尽管任命还需经过欧洲议会和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的程序性审议，但结果基本已无悬念，他预计将于6月1日正式就职。

“温和鹰派”的政策底色

在央行观察家眼中，武伊契奇的政策立场被清晰地界定为“温和鹰派”。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经济学家，他多次对持续的通胀风险发出警告，并主张欧洲央行应采取缓慢、谨慎的方式降息，以确保物价稳定能够稳固恢复。

不过，他的同僚们也评价他务实、以数据为导向且行事风格具有可预测性。这或许正是欧元集团选择他的原因：一个不热衷于政治表态、能够帮助欧洲央行平稳度过抗通胀“最后一公里”的技术官僚。

新面孔与老资历

武伊契奇的当选对克罗地亚而言是一次飞跃。这个国家2023年才刚刚启用欧元，是欧元区第二新的成员国。

然而，克罗地亚在欧元区的“新”，与武伊契奇这位央行行长的“老”形成了鲜明对比。他自2012年起就执掌克罗地亚国家银行，目前已是第三个任期。无论是在2013年克罗地亚加入欧盟的谈判中，还是在几年前主导该国引入欧元的进程里，他都扮演了核心角色。

真正的大洗牌还在后面

尽管武伊契奇的任命意义重大，但欧洲央行副行长并非该机构内最炙手可热的职位。一个明显的信号是，欧盟的主要成员国此次甚至没有提名任何候选人。

这背后，是欧盟大国们更为长远的布局。它们正为明年及以后将出现空缺的多个关键职位积蓄力量。

真正的权力角逐将在2027年上演。届时，欧洲央行行长、首席经济学家以及市场操作部门主管这三大核心职位都将换届。外界普遍预计，德国、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这“四大经济体”届时将展开激烈竞争，以维持各自在欧洲央行决策中的主导影响力。

近期，美欧因“格陵兰岛问题”引发的关税博弈不断升温，一个大胆的设想随之浮出水面：欧洲能否动用其持有的12.6万亿美元美国金融资产，通过“资本武器化”来冲击美元指数？

然而，深入分析后会发现，这更像是一个理论上的推演。美元指数的强大韧性背后，是深刻的市场现实与结构性逻辑在支撑，使其难以被轻易撼动。

12.6万亿：欧洲的“纸面武器”

首先要明确，欧洲持有的美国金融资产规模确实惊人。

据统计，欧洲直接持有的美国金融资产约8万亿美元。如果算上欧洲金融机构为中东、亚洲及美国本土客户代管的部分，总额高达12.6万亿美元。

仅看美国国债，包括加拿大在内的欧洲北约成员国持有量就达到3.3万亿美元，几乎是日本（约1.1万亿美元）和中国（约7300-7700亿美元）持仓总和的两倍。如此庞大的资产体量，自然被视为影响美元指数的潜在变量。

从理论上看，美元的地位似乎存在软肋。截至去年6月底，美国的国际投资头寸净值为-26.14万亿美元，这意味着美元的稳定高度依赖海外资本的持续流入。德意志银行外汇策略师乔治·萨拉维洛斯就曾指出，美国的巨额赤字本质上由全球资本买单，一旦跨大西洋关系恶化，欧洲撤资理论上会给美元带来压力。

事实上，丹麦养老基金去年已开始减持美元资产，这一举动曾引发市场猜测，担心会否掀起一场抛售潮。

三大现实障碍，美元屹立不倒

尽管理论存在，但将“资本武器化”付诸实践却面临三大难以逾越的障碍。

障碍一：资产归谁？私人资本说了算

最根本的问题是所有权。这12.6万亿美元的资产绝大部分并不由政府掌控，而是分散在欧洲数千家私营金融机构和数百万个人投资者手中。

欧洲官方除了“道德劝说”，几乎没有强制干预的手段来形成统一的抛售合力。而私人资本的决策逻辑是追求收益。尽管美元较一年前有所走弱，但美国经济的增长前景依然向好，私人投资者缺乏大规模抛售美元资产的根本动力。

障碍二：谁来接盘？市场容量是硬伤

即便欧洲能形成抛售合力，下一个问题是：谁有能力接盘？

一个体量与欧洲持仓接近的市场是亚洲股市，其MSCI总市值约13.5万亿美元。但问题在于，资产结构天差地别。欧洲投资者不可能轻易卖掉英伟达这样的成长股，去换取日本国债。同样，亚洲投资者也缺乏意愿和能力去承接如此巨量的美元资产。

至于美国本土，其高达-26万亿美元的净国际投资头寸，决定了它自身根本没有承接基础。更何况，美元大幅贬值不符合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国社会也无法形成这样的共识。

障碍三：伤敌一千自损八百？金融反噬风险

最关键的一点是，美欧金融体系深度绑定，任何试图冲击美元的举动，最终都会反噬欧洲自身，得不偿失。

欧洲是出口导向型经济体，与美国的金融融合度极高。如果欧洲银行和投资者大规模抛售美债，短期内确实可能引发美元指数跳水。但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欧元被动暴涨，这将严重打击欧洲的出口竞争力，最终可能将欧洲经济拖入衰退。

这种“相互毁灭”的后果，是欧洲决策者无法承受的，也构成了美元指数一道隐形的防线。

市场共识：长期韧性难撼动

正如法国兴业银行首席外汇策略师基特·贾克斯所言，地缘政治动荡的根源虽在华盛顿，但其冲击的外溢性更强，海外市场受损程度远超美国本土。

特朗普的关税威胁和格陵兰岛争端，或许会推动市场出现缓慢、零星的“抛售美资产”趋势，但这难以形成规模效应。

总而言之，欧洲手中的12.6万亿美元美国资产，看似是一张强大的王牌，实则因所有权分散、市场承接力不足和巨大的反噬风险，难以成为撼动美元指数的有效工具。美元作为全球金融市场的“压舱石”，其地位由美国经济基本面、全球资本的配置需求以及美欧深度绑定的金融格局共同决定。

未来，美欧地缘博弈仍可能引发美元指数的短期波动，但指望通过“资本武器化”来冲击美元，终究只是一个脱离市场现实的设想。

美元指数技术分析：关键点位速览

从盘面上看，虽然近期美欧紧张关系对美元资产构成一定压制，但高收益率的美债以及市场对美元资产的依赖，仍在为美元提供支撑。交易员不应过度看空美元，一旦下跌放缓，反弹可能相当激烈，进而影响黄金及外汇市场。

技术上，美元指数目前在98.90的支撑位附近整理。极限调整位置预计在98.63附近。后续需重点关注98.90是否会被有效跌穿，上方压力位则位于99.15和99.23。

美元指数日线图显示，价格在关键支撑位附近整理，MACD指标呈现多头趋势

截至北京时间15:30，美元指数报98.87。

自2025年末起，“可负担性危机”已成为美国社会最热门的话题之一，甚至升级为白宫重点关注的议题。这场危机并非简单的物价波动，而是一场系统性挑战：主要生活成本急剧攀升，普通家庭的收入已难以覆盖日常开销。尽管官方数据显示通胀压力有所缓和，但民众的切身感受与宏观统计数据之间，存在着一条明显的鸿沟。

数据向好，生活压力未减

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最新数据，2025年12月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2.7%，全年增长约2.6%。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CPI同比上涨2.6%。这两项数据均比市场预期低了约0.1个百分点。

然而，宏观通胀的温和回落，并未让美国家庭松一口气。

金融科技公司NerdWallet的高级经济学家伊丽莎白·伦特一针见血地指出：“民众对价格水平本身的敏感度，远高于通胀率自身的变化。”她表示，几年前高通胀时期带来的痛苦仍在持续，而这种痛苦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消退。

事实上，2025年12月的物价上涨仍然集中在关键的民生领域，例如食品价格上涨0.7%，能源账单更是跳涨了1%。《华尔街日报》分析认为，这凸显了特朗普政府面临的政治困境——尽管其不断宣传经济“蓬勃发展”，但物价报告却揭示了“可负担能力”问题的两面性：宏观指标与家庭实际体验严重脱节。

摇摆的关税政策与政治博弈

“可负担性危机”正迅速演变为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的核心议题。在纽约、新泽西等关键州的选举中，选民们已将生活成本、高税收和经济问题列为最优先的关切。

然而，特朗普政府惯用的关税手段，却可能让困境雪上加霜。1月12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称，将对任何与伊朗有商业往来的国家加征25%的关税。美联社评论称，此举可能推高从土耳其纺织品到印度宝石等多种进口商品的价格，并可能引发贸易伙伴的反制。

与此同时，白宫的政策却释放出矛盾的信号：一边威胁加征新关税，另一边又推迟了对家具、橱柜等商品的关税，并下调了部分食品关税。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迈克尔·斯特林指出，这表明白宫已经意识到“关税政策正在推高消费价格”，并且共和党正因此承受“巨大的政治损失”。

安永帕台农的经济学家格雷戈里·达科则警告，由于企业通常在年初调整定价，2026年第一季度商品通胀可能反弹，届时企业或将此前自己消化的成本压力转嫁给消费者。

为何数据与“痛感”严重脱节？

对于宏观数据与民众感受之间的巨大差异，《财富》杂志的一篇分析文章给出了更深层的解释：公共讨论和政策制定所依赖的宏观指标，与家庭的财务现实之间存在系统性的脱节。

文章指出，政策讨论往往默认一个前提：家庭为了长期的稳定，理应容忍短期的动荡。但现实远比这复杂。一次价格冲击给美国家庭造成的损失，可能会在未来数年里持续影响他们的财务状况。官方的综合指标只关注表面的通胀数据，无法反映家庭财务的受损程度和恢复情况，因此很容易忽视更深层、更持久的威胁。

近期一项调查显示，许多美国家庭已不再期待物价能迅速回到冲击前的水平。44%的受访者认为关税是推高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元凶，还有四分之一的受访者因此转向购买更平价的商品。

对于正在承受压力的家庭而言，价格冲击从来都不是所谓的“一次性效应”。冲击或许已从官方图表中消失，但它的后果仍在家庭的预算中持续显现。对美国政府来说，摒弃短期主义和主观臆断，转而基于家庭财务的真实证据来制定政策，或许才是让美国重回“可负担时代”的关键第一步。

2026年的达沃斯论坛，在阿尔卑斯山的寒风中，弥漫着一股前所未有的紧迫感。这个曾经见证全球化高光时刻的地方，正上演一场关于权力边界的激烈博弈。

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一向被视为“世界经济风向标”，是探讨全球趋势与合作的重要平台。但在地缘政治日益复杂、世界加速碎片化的背景下，今年的核心议题转变为如何通过对话弥合分歧。

本届论坛于1月19日至23日举行，以“对话的精神”为主题，参会规模号称创下纪录。近3000名代表将出席，其中包括约400位政要、近65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近850位企业高管。

关税武器化：地缘经济对抗成头号风险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6年全球风险报告》，“地缘经济对抗”已成为年度首要风险，其后是国家间武装冲突、极端天气、社会极化以及虚假信息。半数受访者预计未来两年将充满动荡。

“地缘经济对抗”并非空洞的概念，它正具体化为企业的日常文件：

• 关税重塑着成本结构。

• 出口管制让产品规划变成法律难题。

• 投资审查使商业扩张取决于政治气候。

• 采购规则则在无形中划分了市场边界。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Saadia Zahidi的解读更为直接：当地缘经济对抗发生时，“经济政策工具本质上变成了武器，而非合作的基础”。她明确指出了关税、外国投资审查以及对关键矿产供应的严格控制。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代表团是这种对抗姿态的集中体现。这支号称“史上最大”、超过300人的代表团，成员包括国务卿鲁比奥、财长贝森特、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等多位内阁要员。特朗普本人也将发表演讲。

他的“美国优先”政策，正在对达沃斯所习惯的全球秩序进行全面压力测试。白宫近期刚将针对特定高端半导体的25%国家安全关税称为“第一阶段”举措，并暗示可能根据谈判进展采取包括对非美国制造芯片征收100%关税在内的后续措施。

在特朗普的逻辑中，“关税减免”已从一项原则性谈判条款，异化为一种可以交易的政治“恩惠”。一位欧洲外交官透露，特朗普宣布对八个欧洲国家加征额外关税后，格陵兰岛问题也被临时加入了会议议程。

如今，习惯了在“安静的供应链”中运营的CEO们必须面对一个事实：关税不再只是财报上的一个数字，它正成为一种带有攻击性的政治符号。

除了贸易战，热战的阴影也笼罩着会场。世界经济论坛的调查显示，美国入侵委内瑞拉是今年普遍焦虑情绪的一部分。顶级石油高管也重返达沃斯，因为在数据中心和AI热潮带来的能源约束下，石油议题重新变得不可回避。

为AI定规矩：从技术奇观到治理难题

AI是达沃斯另一个绕不开的核心议题，但讨论的基调已从赞叹转向忧虑。世界经济论坛的数据显示，“人工智能的负面影响”在全球风险排名中上升趋势最为显著——在两年展望中排名第30位，在十年展望中则跃升至第5位。

这表明AI的风险已从理论探讨进入主流视野，其担忧与劳动力市场、社会稳定及安全问题紧密相连。AI的讨论正迅速从“技术”范畴转向“规则”范畴。

今年，全球AI领域的顶尖人物几乎悉数到场，包括：

• 英伟达CEO黄仁勋

• 微软CEO萨提亚·纳德拉

• Anthropic CEO达里奥·阿莫代

• 亚马逊CEO安迪·贾西

• 谷歌DeepMind CEO德米斯·哈萨比斯

• OpenAI首席财务官莎拉·弗里尔

这些科技巨头最关心的是，AI的建设如何获得融资、监管和政治容忍。他们想知道，“负责任的部署”究竟会转化为可操作的规则，还是仅仅停留在模糊的原则层面。

可以预见，今年的AI议题将聚焦于几个现实问题：当前的AI部署速度是否已超越治理能力？监管和司法体系在介入之前，能容忍多大程度的颠覆？劳动力问题是第一个引爆点，因为生产力的提升总伴随着就业岗位的流失。信任则是第二个，一旦深度渗透社会的人工智能变得不可信，其冲击将难以估量。

然而，更基础的现实是，AI正在作为基础设施被构建，而基础设施的建设有其自身规律。数据中心、电网容量、互联互通和传输网络，这些枯燥的名词决定了AI发展的物理上限。宣布扩容的速度，可能快于供电能力提升的速度。

因此，在达沃斯，核心问题不再是“何为合理监管”，而是“哪种监管体系将胜出”以及“谁能获得豁免”。

最终的账单：谁为风险和成本买单？

经济增长是达沃斯的永恒话题。而今年，人们不仅讨论增长，更讨论增长的“感觉”——生活成本与可负担性问题，已成为一个极具政治爆炸性的话题。

特朗普已明确表示，他计划在达沃斯谈论其政府为解决高物价所做的努力。这对于企业而言同样重要，因为它塑造着需求格局，影响着监管走向，并决定了政策制定者能在多大程度上专注于长期项目。

在高昂账单和预算紧缩的背景下，公众对资助“他人的基础设施”的耐心是有限的，无论台上展示了多少关于生产力的图表。

今年的达沃斯，更像是一场关于风险转移的现场谈判——贸易风险、AI风险、能源风险、物价风险，乃至机构信任的风险。世界经济论坛希望会议能秉持“对话精神”，但最终的记分牌，将体现在真实的物价成本、落地的监管和每个人的生活开支账单上。这些在阿尔卑斯山中讨论的议题，终将跨越山峦，影响到每一个人。

周二欧市早盘，美元兑日元在158.50附近窄幅整理，技术面进入盘整阶段。此前汇价一度冲高至18个月新高159.439，随后又快速回落至157.413，走势陷入明显震荡。

从当前盘面看，价格在波动区间的中上部运行。上方158.800是初步阻力位，一旦突破，可能再次挑战159.4附近的前期高点。下方158.000则是关键的心理支撑，若失守，汇价或将重新测试157.4的低点。

美元兑日元4小时图显示，汇价在冲高回落后进入区间震荡，技术指标MACD负值收敛，RSI处于中性区域，表明市场短期缺乏明确方向。

技术指标也印证了这种盘整状态。MACD指标虽仍在零轴下方，但DIFF线与DEA线负值持续收敛，显示下跌动能正在减弱。RSI指标读数为56.270，处于中性区域，反映市场在反弹后需要时间消化，尚未形成单边趋势。

政策博弈：日本央行的两难处境

技术走势背后，是美日宏观政策的深层较量。当前交易员的核心关注点主要有两个：

1. 日本央行是否会因日元剧烈贬值而调整其货币政策节奏？

2. 美联储的降息预期如何演变，进而影响美日利差和资金流向？

尽管市场普遍预计日本央行本周将维持0.75%的利率不变，但真正的焦点不在于“行动”，而在于“表态”。一旦央行在声明中释放出对通胀风险的警惕，并暗示未来可能继续加息，那么日元即便走弱也能获得预期层面的支撑。反之，如果措辞模糊或偏向鸽派，汇率可能再度承压下行。

值得注意的是，自高市早苗10月上任以来，日元对美元已累计贬值约8%。进口成本上升带来的输入型通胀，是决策层反复提及的风险。尽管近期汇率波动有所缓和，但成本向终端物价的传导存在滞后性，通胀压力并未完全消失。

在此背景下，日本央行陷入了两难：既要遏制日元过度贬值，又要避免国债收益率过快上行冲击金融稳定。发表更鹰派的言论有助于提振日元，但可能推高债券收益率，压制风险资产；而放任汇率下滑，则可能迫使央行未来更快地收紧政策，打乱原有的渐进式节奏。

政治变数与干预风险升温

日本政坛的动向也为外汇市场增添了不确定性。高市早苗宣布将于2月8日提前举行选举，并承诺推出减税和扩大支出的财政刺激计划。

市场对这一扩张性政策组合的解读出现分歧。一方面，积极的财政政策可能提振经济，为央行继续加息以应对通胀提供支持。另一方面，也有观点担忧，“增长优先”的口号会削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让市场形成“低利率将维持更久”的预期，反而打击日元。

更深层的影响在于，这种政策倾向可能改变市场对日本财政可持续性的判断。近期，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攀升至数十年来的高位附近，反映出投资者对政府债务负担的忧虑。收益率上行不仅增加了政府的融资成本，也强化了日债与日元之间的负相关——当债券市场承压时，汇率往往同步走弱。

与此同时，外汇干预的可能性也在上升。日本财务大臣片山已明确表态，“所有选项都在考虑范围内”，暗示可能直接入市购买日元，甚至不排除与美国协同行动。这类口头警告虽不等于立即行动，但对市场情绪有很强的威慑力。一旦交易员意识到单边做空日元可能遭遇官方的强力阻击，追涨美元兑日元的意愿就会下降。

历史经验表明，日本当局通常在日元快速贬值并逼近160等整数关口时出手干预，因此当前158.50附近的位置正处在敏感区间。

美日政策分化：谁是破局关键？

放眼全球，美联储的政策路径依然是影响美元兑日元走势的核心变量。尽管市场对2026年美联储降息空间的押注有所收敛，美日利差优势仍在为美元提供支撑。

然而，美元的强势并非一帆风顺。当地缘政治冲突或贸易摩擦升级时，日元的传统避险属性会吸引买盘。这意味着，美元兑日元的走势本质上是在“利差交易”和“避险需求”之间反复拉扯。当缺乏单一主导力量时，行情多以区间震荡为主。

真正的方向性突破，需要明确的催化剂。例如，若日本央行在下次会议上显著强化鹰派立场，明确将汇率波动纳入政策考量，可能触发大规模的空头回补。反之，若美国经济数据意外走弱，迫使美联储提前释放降息信号，美日利差收窄的预期将迅速打压汇价。

目前，市场对日本央行下一次加息的时点看法不一。部分观点认为，如果日元持续跌破159，央行在4月加息并非不可能；但更多预测指向7月，前提是薪资和通胀数据持续改善。

一个重要的变化是，过去日本央行加息主要由国内经济动力驱动，而如今，外汇波动本身正成为影响政策节奏的关键因素。如果央行确认“汇率过度波动会影响决策”，这意味着日元贬值将不再是单纯的市场行为，其本身就可能触发政策应对。这种“预期锚定”机制，即使没有实际行动，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单边行情。但代价是，日本债市将承受更大压力，收益率可能被迫维持高位，进一步挤压政策空间。

英国财政大臣蕾切尔・里夫斯正试图向全球投资者兜售一个“稳定”的英国形象，但她的政策履历和悲观的商业调查，却描绘了另一幅图景。

尽管由里夫斯主导的一系列政策经历了代价高昂的反复调整，她仍计划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向全球商界领袖传递一个核心信息：英国是“全球最理想的投资目的地”，汇聚了稳定、人才和资本。

然而，这番“稳定”的承诺，与现实形成了鲜明对比。

CEO调查：信心降至五年冰点

普华永道的一份最新调查，给里夫斯的乐观说辞泼了一盆冷水。调查显示，四分之一的英国企业CEO预计，英国经济今年将陷入衰退，这一比例是去年的两倍。

企业高管们的悲观情绪主要源于两个方面：繁琐的官僚程序和工党屡次加税的举动。许多负责人直言“深受官僚主义拖累”，导致企业营收增长的信心跌至五年来最低点。

普华永道高级合伙人Marco Amitrano特别指出，前副首相安吉拉・雷纳力推的《就业权利法案》已成为阻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他警告称，这项新法案大幅强化了工会权力，并禁止了大多数零工时合同，这将使企业招聘新员工的“难度与风险双双上升”。

Amitrano形容英国经济“增长停滞”，并补充说：“私营企业对招聘新员工的态度，正变得愈发谨慎。”

与此同时，素有“工党御用智库”之称的决议基金会也发出警告，指出工党政府总计82亿英镑的政策转向，已经对英国经济造成了实质性损害。

全球投资版图中的“掉队”风险

在国内企业信心不足的同时，英国在全球投资市场的吸引力也面临挑战。

普华永道对全球95个经济体的4500名企业负责人进行的调查显示，英国正在流失数十亿英镑的投资，而这些资金正流向美国甚至印度。

根据最新调查结果，英国在全球热门投资目的地的排名已从2025年的独占第二，滑落至与德国、印度并列第二。

Amitrano将此调查结果称为一记“警钟”，并敦促工党领袖基尔・斯塔默爵士采取更多行动，修复政府与商界的关系。他表示：“其他国家正不断抢占先机，在全球积极推广自身优势。作为一个老牌强国，英国如今必须奋起直追。”

他认为，当前流入英国的投资规模，仅能勉强维持经济持平，远不足以推动强劲复苏，“我们必须拿出更具吸引力的政策。”

达沃斯的“魅力攻势”

尽管面临重重质疑，里夫斯还是带领商业大臣彼得・凯尔、外交大臣伊薇特・库珀等官员前往达沃斯，展开“魅力攻势”。

她计划会晤黑石集团CEO斯蒂芬・施瓦茨曼、摩根大通CEO杰米・戴蒙等商界巨头，并在论坛上公开演讲，重申她的主张：“有些国家只能为你提供发展平台，但英国能为你注入前行的动能。”

为了吸引海外资本，里夫斯也推出了一些具体举措，包括承诺为快速发展的科技企业报销引进海外人才的签证费，并为计划在英扩张的跨国公司提供更多签证支持。

然而，在经济学家警告称特朗普若实施关税威胁可能导致英国经济衰退的背景下，这些举措能否扭转商界的悲观预期，仍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