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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最大核电站重启再遇阻碍,控制棒试验故障致东电放弃原定计划。争议不断,重启背后是能源困局与民众担忧。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已放弃原定20日重启柏崎刈羽核电站6号机组的计划。
17日东电在声明中称,柏崎刈羽核电站6号机组反应堆在日前进行的控制棒抽出试验中发生防抽出功能故障,本次故障导致6号机组重启推迟。
这项试验是核反应堆重启前检查的一个环节。通常情况下,在一根控制棒被抽出的状态下,再抽出其他控制棒时,防抽出功能就会启动,警报会响起。而在17日的试验中,警报并未响起。
公开信息显示,位于日本北部新潟县的柏崎刈羽核电站总装机容量约821.2万千瓦,是日本最大的核电站。2011年"3·11"东日本大地震引发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后,日本境内所有的核电机组一度全部停运,柏崎刈羽核电站也于2012年关闭。一旦顺利重启,柏崎刈羽核电站将成为东电旗下自"3.11"福岛核事故以来首个重启的核电站。
目前,东电官网并未给出柏崎刈羽核电站重启的时间表。

柏崎刈羽核电站的重启,在日本社会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与争议。去年12月22日,柏崎刈羽核电站重启突破了最后一道行政障碍,所在的新潟县议会投票正式通过这一决定,此前核电站所在的柏崎市和刈羽村都批准了重启项目。在上述手续完成后,新潟县知事花角英世去年12月23日前往日本经产省正式提交"地方同意"文书。
据报道,为了确保核电站的重启,新潟县议会总共批准了约73亿日元的补充预算,主要用于强化通讯设施、修缮紧急避难道路以及升级地震风险监测体系、增加防震阻尼器等。当地还计划建立"反恐防火墙",由24小时值班的安保团队负责安全,并在核电站建立"物理侵入感知系统"。此外,当地议会还通过了一笔3142万日元的"核电安全推广费"预算,用于制作发放核安全手册等资料。
去年早些时候,东电承诺在未来10年内向新潟县注资1000亿日元,以期赢得当地居民对核电站重启的支持。
尽管日本政府与核电站的运营方都先后砸下重金,但当地民众依旧对东电和日本政府不放心。去年底的投票前,约300名当地居民在新潟县议会外抗议反对柏崎刈羽核电站的重启,认为当地电力供给充足,没有必要冒险重启核电站。在这些民众看来,一旦发生事故,他们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新潟县去年10月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60%的居民认为柏崎刈羽核电站重启条件尚未满足,近70%的居民担心东电欠缺运营能力。
根据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数据,截至2026年1月14日,日本境内已有7家核电站的13个机组恢复运行;停运机组达20台,涉及8家核电站。
在日本的能源规划中,核电始终是"支柱"。根据规划,到2040年,核能在日本电力结构中的占比将从2023年8.5%恢复至20%。近年来,日本的核电站重启步伐出现加速迹象。在日本政府内部,重启核电也逐渐成为共识。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是坚定的"核电重启派"。竞选期间,她表示,未来要力推加速开发聚变等先进核能技术,并呼吁部署下一代核电机组使日本实现100%能源自给,同时,加大对日本国内外化石燃料的投资。在她胜选后,日本核电运营商股价大涨,其中考虑新建机组的关西电力股价一度飙升5.8%,长期致力于重启日本最大核电站的东电股价也一度上涨6.5%。
日本国内评论认为,在高市政府看来,首先,重启核电站是摆脱对外能源过度依赖,提升能源自主的最快捷、最直接的方式;其次,继续依赖化石能源将使得日本的减排成本剧增,核电作为一种稳定的零碳电源,被视为实现经济效益与环保目标平衡的关键;第三,如果没有稳定且廉价的电力供应,日本在绿色转型和高端制造业复兴上的努力都将无从谈起。据测算,仅柏崎刈羽核电站6号反应堆重启便可提升东京地区供电能力约2%。不过,如何在能源安全、成本稳定与碳减排三者之间保持平衡是不小的挑战。
除重启机组面临的挑战外,日本核电还面临乏燃料和核废料的处理问题。比如,日本政府近年推动"核燃料循环利用",计划从乏燃料中提取钚和铀,将其再次用作核燃料,但相关工厂面临审查问题,完工日期一再推迟。日本还计划在北海道和佐贺县开辟核废料处置地,但地方政府对此存疑,项目建设前景不明。
全球债券市场正经历一场大规模抛售潮。美国10年期和30年期国债收益率均上涨至少4个基点,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上行了8个基点。市场动荡的背后,是财政支出担忧、新一轮关税威胁以及对美债避险地位的质疑等多重因素的共振。

这场抛售潮迅速蔓延至全球主要市场。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26.5个基点至3.875%,40年期国债收益率更是上升27个基点至4.215%,创下历史新高。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债券价格同步下跌,德国国债期货也出现下滑。
目前,市场的担忧正从三个层面发酵,共同动摇着全球最大债券市场的根基。
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最新的关税威胁,成为引爆此轮债市抛售的直接导火索。
特朗普于17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计划从2月1日起对丹麦、挪威、瑞典、法国、德国、英国、荷兰和芬兰的输美商品加征10%关税,并计划从6月1日起将税率提高至25%,直至相关方就美国“全面、彻底购买格陵兰岛”达成协议。
这一举动令市场重新开始担忧其政府政策的不可预测性。分析认为,反复无常的关税政策可能恶化通胀压力,并加剧人们对财政失控的忧虑。在全球债券市场经历了2020年以来的最大年度涨幅后,投资者要求更高的收益率来补偿持续的通胀风险和不断增长的政府借贷。
Nomura Australia的高级利率策略师Andrew Ticehurst表示,“全球主权债券曲线的长端感觉很脆弱”。他补充说,围绕美联储独立性受威胁的不确定性、华尔街交易员Rick Rieder可能成为下任美联储主席的猜测,以及最高法院可能做出不利于部分关税政策的裁决,都加剧了市场的担忧。
美国国债的传统避险吸引力正在减弱。不断膨胀的财政赤字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削弱了市场信心,投资者开始质疑,当风险情绪恶化时,全球最大的债券市场是否还能提供可靠的保护。
市场猜测,持有数万亿美元美国债券和股票的欧洲国家,可能会抛售部分资产以回应特朗普重启的关税战。考虑到美国经济对外国资本的依赖,此举可能推高其借贷成本并对股市造成压力。
彭博策略师团队指出,“全球化的破裂似乎正在加速,这凸显了为国防、福利和能源基础设施支出融资而增加债务发行的担忧。在一个央行似乎不愿将现金利率降得更低的时代,政府证券已不再被视为能够提供地缘政治风暴庇护所的资产。”
日本国内债券收益率的上升,正在引发市场的另一重担忧:作为美债主要持有者之一的日本投资者,可能会抛售美债并将资金汇回国内。
近期,日本20年期国债拍卖需求弱于过去12个月的平均水平,加剧了市场的谨慎情绪。同时,40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升至4%,创下该品种推出以来的新高。这使得日本投资者在进行货币对冲后,投资美国国债的吸引力显著下降。
Lazard Asset Management首席市场策略师Ronald Temple在其报告中分析称:“我主要担心的是,日本国债收益率已达到一个临界点,使得在货币对冲基础上投资美国国债失去吸引力。”他认为,如果日本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日本投资者的理性选择可能是将资本转回日本,以获得比投资美国或欧洲更高的回报。
在美国依赖外国资本为巨额赤字融资的背景下,一旦形成日本投资者撤离的趋势,可能对美债市场构成结构性压力,从而加剧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
尽管贷款审批宽松、风险评估粗放等问题频出,关于私人信贷市场的警告声不绝于耳,但投资者的热情丝毫未减,资本仍在持续涌入。这个市场正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景象。
市场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去年9月,高度杠杆化的汽车零部件制造商第一品牌集团(First Brands Group)陷入财务困境,暴露出宽松融资环境下激进债务结构的风险,迅速成为私人信贷批评者的典型案例。
摩根大通CEO杰米·戴蒙更是直言不讳,将私人信贷风险比作“蟑螂”,警告称这些问题“就摆在明面上”,一旦经济形势恶化就可能集中暴露。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也发出预警,认为高利率正在挤压杠杆化的私人资产,私人信贷和风险投资市场的压力正在不断攀升。
然而,市场的警告声似乎并未阻挡资本的脚步。虽然有报道称,投资者在去年最后几个月从阿波罗、艾瑞思、黑石等巨头旗下的私人信贷产品中撤资超过70亿美元,但新的资金仍在源源不断地流入。
• KKR集团:上周宣布其亚洲信贷机会基金二期完成25亿美元募资。
• 德太资本(TPG):去年12月为其旗舰信贷解决方案基金募资超60亿美元,远超45亿美元的目标,规模是上一期的两倍。
• 路博迈集团(Neuberger Berman):去年11月宣布其第五只旗舰私人债务基金最终募资73亿美元,同样超额完成目标。
• Granite Asia:去年12月宣布其首只泛亚洲私人信贷基金完成首轮关账,募资超3.5亿美元,吸引了淡马锡、马来西亚国家主权基金和印尼投资局等重量级投资者。
投资者为何对一个风险信号频现的市场如此“情有独钟”?答案在于其结构性优势和市场格局的根本性转变。
有趣的是,尽管CEO戴蒙曾发出警告,摩根大通的报告却指出了私人信贷的结构性需求依然强劲。报告认为,中型企业、基础设施开发商和资产抵押借款人存在持续的融资缺口。
高盛集团也表示,私人信贷已发展成一个数万亿美元的市场,并成为机构投资者的核心配置。过去,养老基金、保险公司等机构仅将其视为小众另类投资,如今已将其看作投资组合中的长期标配。
这背后的核心驱动力,是传统银行的退场。2008年金融危机后,更严格的资本金要求和风险权重规则,使得银行持有高风险企业贷款的成本大幅上升。这促使许多银行退出了部分杠杆融资业务,而私人信贷机构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成为中型企业的主要资金来源。
可以说,私人信贷已不再是小众策略,而是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尽管募资势头强劲,私人信贷市场的承压信号也愈发清晰,尤其是在高利率环境下。
高盛警告称,不断上升的借贷成本,正让越来越多的企业难以足额支付私人信贷的利息。数据显示,约15%的借款人产生的现金流已不足以覆盖利息支出,还有大量企业的运营容错空间所剩无几。该行认为,即便未来降息,也只能适度缓解压力,无法解决根本的结构性弱点。
晨星(Morningstar)也持类似观点,预警2026年企业资产负债表将持续受到高利率的冲击,无论优质还是劣质借款人的信贷资质都可能出现恶化。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杠杆水平和借款人压力的担忧,在全球市场的分布并不均衡。
Granite Asia董事总经理Ming Eng指出,亚洲私人信贷市场的饱和度远低于美国和欧洲。“我们没有看到美国市场那种高杠杆、弱化贷款条款的现象,亚洲市场正处于截然不同的发展阶段。”
她解释道,美欧市场参与者众多,激烈竞争导致融资结构宽松、杠杆率攀升。而亚洲市场仍处于发展初期,许多借款人是创始人或家族企业,高度依赖银行贷款或股权融资,这为私人信贷留下了充足的增长空间。
Ming Eng表示:“我们在亚洲看到的多数业务都非常保守,杠杆率更低、贷款条款更严,而且资本背后有真实的业务支撑,而非单纯依靠金融工程。”
在全球发达市场信贷质量引发担忧的背景下,这种区域差异显得尤为重要。
特朗普称将对法国葡萄酒和香槟征收200%的关税!
周二(1月20日)格陵兰事件令欧美贸易冲突进一步升级,特朗普表示将对法国葡萄酒和香槟征收200%的关税。并表示法国总体马克龙将加入"和平委员会"。市场资金进一步涌入黄金、瑞郎两大品种寻求避险。黄金时段内进一步突破4700美元4701.5美元,续创历史新高;美元/瑞郎跌至时段低位0.9758。
马克龙此前曾明确表示不会受邀加入"和平委员会"。"和平委员会"旨在监督加沙局势的下一步发展,但特朗普可能试图通过该委员会取代现有的国际政治秩序,削弱联合国框架。
另外,以法、德为首的欧盟各国在格陵兰事件态度强硬。欧盟领导人将于星期四在布鲁塞尔召开特别峰会。《路透》报导,欧盟或将对价值930亿欧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并可能在经过六个月的暂缓期后,在2月6日自动生效。另一方案是启动从未使用过的反胁迫工具,可能限制美国参与欧盟的公共采购、投资或银行业务,或限制服务贸易。
笔者提醒,欧洲目前为美国的最大贷款人,其持有8万亿美元债券和股票,较全球其他国家总和多近一倍。投资者担忧地缘事件影响进一步向金融市场蔓延。另外,鉴于瑞士受关税影响轻微,投资者可关注瑞郎避险属性。
再者,考虑到特朗普关税措施或加速全球"去美元化",美元时段内进一步击穿99.0,这对以美元计价的黄金、白银起到提振作用。此外,由于欧元在美元指数中占比最大,欧元/美元于短期仍存在进一步上行风险。
展望后市,由于欧盟在天然气进口及俄乌战争均对美国存较大伊朗,格陵兰事件或最终转入多方谈判之中。但可以预见的是,在伊朗局势悬而未决之际,美欧谈判或引发市场更多联想,预计地缘动荡仍将于未来一段时间延续,在此情况下投资者需警惕VIX与10年期美债殖利率同时攀升引发的金融市场风险。
黄金技术分析:RSI进入超买区域,仍有望冲击5000关口

日线图显示,黄金正处于长期上升趋势在线方运行,同时RSI进入超买区域,一系列更高的高点及更高的低点表明升势保持良好,若有效突破4700美元,后市有望进一步反弹挑战4760美元甚至5000美元关口。但若黄金跌破4380美元,则需警惕中期趋势转向下行可能。
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将贸易关税作为外交施压的工具。因法国总统马克龙据传无意加入美国主导的加沙战后治理监督组织,特朗普于19日威胁称,将对法国的葡萄酒和香槟征收高达200%的关税。
这一争端的起因,是美国正在筹建的一个旨在监督加沙地带战后过渡治理的“和平委员会”。该计划是美国白宫去年9月发布的一份关于加沙停火与战后安排的“20点计划”的一部分。
白宫已于1月16日公布了该委员会的主席和创始成员名单,并向全球约60个国家发出了加入邀请。然而,该计划并未获得普遍支持,一些国家明确表示反对并联合抵制。
据接近马克龙的消息人士透露,法国在现阶段倾向于不加入这个委员会。
这个立场显然激怒了特朗普。他在19日晚从佛罗里达返回华盛顿途中对媒体表示:“我会对他(马克龙)的红酒和香槟加征200%的关税,然后他就会加入。” 不过,他又补充说:“但是,他并不一定要加入。”
特朗普还评价称,马克龙将很快离任,没人想要他加入。
这并非特朗普近期唯一一次向欧洲盟友发出关税威胁。
就在两天前的1月17日,为推动其“全面、彻底购买格陵兰岛”的计划,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美国将从2月1日起对包括丹麦在内的8个欧洲国家加征10%的关税,并可能从6月1日起将税率提高至25%。
此举已经遭到了欧洲国家的广泛批评,并引发了抗议。特朗普频繁使用关税手段,正持续引发美国与传统盟友之间的紧张关系。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向石油行业施加巨大压力,要求其向委内瑞拉投资1000亿美元,以复兴该国陈旧的石油设施。这一激进的政治愿景,让唯一在当地拥有实际业务的美国石油巨头雪佛龙(Chevron)陷入两难:既要应对总统的政治指令,又必须对股东的商业利益负责。
特朗普的目标十分明确:通过恢复委内瑞拉的石油产能,将美国油价压低至每桶50美元。
据报道,特朗普在白宫与约20家石油企业高管会晤时,直接提出了这一千亿美元的投资要求,但并未得到积极响应。他警告这些企业应直接与美国政府打交道,而非委内瑞拉。在随后的一次电视会议上,特朗普更是向雪佛龙副董事长Mark Nelson发出了最后通牒:“如果我们达成协议,你们将在那里待很长时间;如果我们达不成协议,你们就根本别想待在那里。”
然而,这一政治目标与能源公司的盈利底线存在直接冲突。行业分析指出,如果油价跌至50美元,考虑到委内瑞拉原油的重质特性,其实际售价可能降至每桶30多美元。
前拜登政府能源顾问、投资公司TWG Global执行合伙人Amos Hochstein对此直言不讳:“花费数十亿美元去开采价格低于40美元的石油,这在经济上是行不通的,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一样。”
这种政治意愿与市场现实的鸿沟,让整个行业都保持警惕。就在特朗普发出警告的一周前,埃克森美孚首席执行官因公开表示委内瑞拉目前“不可投资”,而遭到总统的不满和潜在的市场禁入威胁。
作为唯一仍在委内瑞拉运营的美国石油公司,雪佛龙的处境最为微妙。该公司通过四个合资企业在当地雇佣约3000名员工,日产量约为24万桶,占该国当前总产量的三分之一。
面对特朗普的压力,雪佛龙副董事长Mark Nelson给出了一个战术性回应:公司可以迅速将产量翻倍。但这仅仅是“利用现有资源”,通过修复管道、泵阀和设备来实现,远非特朗普所期望的数十亿美元基础设施投资。知情人士透露,这一过程可能在两年内将日产量增加30万至50万桶。
对于更长远的、需要投入数十亿美元的新油田开发计划,业内人士认为至少需要5到7年才能看到成效。雪佛龙高管认为,在该国局势稳定之前,没有必要在有更好钻探选择的情况下冒险进入委内瑞拉。
石油行业高管普遍认为,在进行大规模投资前,必须获得美国政府提供的金融和安全保障。
法律风险是另一个核心障碍。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前交易主管Baron Lamarre指出,石油公司的律师们担心,在特朗普政府的压力下与委内瑞拉签署的合同可能被视为“受胁迫”签署,其法律效力未来会受到挑战。
Baker Botts律师事务所合伙人Jason Bennett总结了目前的行业共识:在美国与委内瑞拉就石油合同的法律框架达成明确协议并解除制裁之前,大多数公司将继续保持观望。他表示:“我们仍处于第一步: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
一则可能改变游戏规则的消息,正笼罩在东南亚最大的股票市场上空。国际指数巨头MSCI正考虑调整其流通股的定义,此举一旦落地,可能导致超过20亿美元的资金从印尼股市撤离。
这项决定预计将在1月底前做出,任何变更都将在5月的指数审核中生效。对于这个市值高达9710亿美元的市场而言,这无疑是多年来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将直接影响资金流向与投资者信心。
长期以来,流通股比例过低是印尼市场的一个痛点。许多在雅加达综合指数中占有高权重的股票,实际上由少数富豪家族牢牢掌控,导致市场上真正可供交易的筹码稀少,交易清淡。
这种结构性问题造成了一个奇特现象:去年,雅加达综合指数飙升超过22%,创下历史新高;而追踪同一市场的MSCI印尼指数却下跌了3%。两大指数之间出现了史上最大的走势分化。
如果MSCI经过评估,认定印尼公司的实际可交易股票数量远低于其报告的数据,那么追踪其指数的被动型基金将被迫抛售现有持仓。
受冲击最严重的将是印尼乃至整个地区的龙头企业。例如,亿万富翁潘格斯图(Prajogo Pangestu)持股比例高达84%的PT Petrindo Jaya Kreasi,以及他持股71%的PT Barito Pacific等公司,都可能面临权重调整。
Allspring Global Investments的投资组合经理Gary Tan直言,这次审核是对印尼资本市场改革的关键考验,凸显了该国在改善公司治理以吸引国际资本方面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根据MSCI的提议,未来的流通股计算将基于公开文件或新数据源中的较低数值为准。这一调整旨在更精确地识别出那些由战略投资者持有的、实际上并不流通的股份。
MSCI在去年9月的咨询文件中指出,印尼不透明且错综复杂的商业关系网络,使得识别战略股东变得异常困难。目前,印尼证交所仅要求披露持股5%以上的股东。但新的数据提供商能够识别出电子交易系统中持股低于5%的股东类型,从而更真实地反映流通盘情况。
MSCI预测,新规将导致15只成分股的流通市值缩水。多家券商,如PT Samuel Sekuritas Indonesia,预计此举将引发约20亿美元的外国被动基金流出。
彭博数据显示,印尼基准指数中,有超过200只股票的流通股比例低于15%,这一平均水平在亚太地区主要指数中垫底。Aletheia Capital的分析师Nirgunan Tiruchelvam形容这些低流通股是“博物馆藏品:只能看,却买不到足够的量”。
印尼监管机构并非没有意识到问题。他们计划将上市公司的最低流通股比例从目前的7.5%提高到10%至15%之间,长期目标是25%。然而,这一改革至今没有明确的时间表。相比之下,香港和印度的要求是25%,泰国为15%。
改革面临着结构性障碍。例如,印尼的税收规定允许个人和公司在将股息再投资至少三年后免缴所得税。这项政策鼓励了企业间的交叉持股,而这类持股恰恰是MSCI希望从流通股计算中剔除的,因为它掩盖了真正掌握在公众手中的股票数量。
PT BCA Sekuritas的研究主管Christopher Andre Benas指出,即便公司愿意增发股票,市场也未必有足够的流动性来消化。机构投资者会保持挑剔,而散户投资者的资金体量又不足以承接全部新增供应。
尽管短期面临资金外流的压力,但部分投资者依然看好印尼市场的长期增长潜力。PT Sucorinvest Asset Management的首席投资官Dimas Yusuf认为:“考虑到印尼股票的长线增长潜力,它们对指数提供商来说吸引力巨大,权重不会被持续调降。”
不过,由低流通股问题导致的指数分化,已经让许多基金经理付出了代价。他们表示,由于大量成分股交易不活跃,雅加达综合指数实际上已经“无法追踪”,迫使他们转而参考标准更严格的MSCI印尼指数。投资者担心,MSCI下调流通股数据和公司权重,只会加剧而非缩小这种分化。
目前,印尼金融监管机构也正在为小型公司上市准备更严格的规则。MSCI则在一份电邮声明中表示,潜在的规则变更有助于提供“额外的透明度”,并解决“信息缺口”。最终,这项决定将考验印尼能否通过改善公司治理,来释放其对国际资本的更大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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