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内部分歧加剧：鲍威尔的“艰难抉择”与脆弱的降息共识

就在美国与印度的谈判代表试图化解棘手的贸易争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印度总理莫迪进行了一次关键通话，为双方关系缓和带来了新的希望。

高层通话释放积极信号

印度总理莫迪周四将这次通话形容为“亲切且富有成效”。他在社交平台X上表示，双方不仅回顾了双边关系的进展，还就地区及国际动态交换了意见。

莫迪写道：“印度和美国将继续携手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和平、稳定与繁荣。”

一名印度官员进一步透露，两国领导人在通话中强调了维持当前贸易谈判势头的重要性，并讨论了在关键技术、国防和安全领域的合作。

目前，白宫方面尚未对此事发表评论。

谈判桌上的具体进展

为了修复因特朗普加征关税而受损的双边关系，美国本周已派出两个代表团前往新德里。

具体来看，美国国务院官员艾莉森·胡克计划与印度外交部秘书维克拉姆·米斯里等外交官会面。与此同时，美国副贸易代表里克·斯威策也在同印度谈判代表就关税框架进行磋商。

这一系列互动，尤其是在贸易领域，点燃了外界对双方关系解冻的期待。此前，特朗普政府对印度商品征收的高达50%的惩罚性关税，已对印度多个产业造成冲击，印度政府迫切希望减轻这一压力。

关税协议：年底前能否落地？

数月以来，美印双方围绕关税问题的谈判一直停滞不前，今年秋季也未能达成共识。不过，印度官员近期对此展现出乐观态度，认为有望在年底前敲定一份旨在降低进口关税的初步协议。

印度首席经济顾问V·阿南塔·纳格什瓦兰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大部分贸易相关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他预测称：“如果到本财年结束时（明年3月），我们还没有敲定协定，我会感到很惊讶。” 不过他也承认，谈判进度比预想的要慢，“我原本希望11月底前能有成果，但事与愿违，这也是为何很难给出具体时间表。”

特朗普的摇摆：一边暗示降税，一边威胁加税？

尽管谈判出现积极迹象，但特朗普总统的态度依然摇摆不定。

他曾多次释放信号，表示愿意下调对印度商品征收的高额关税——当初加征关税的部分原因与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有关。然而，他对印度的贸易行为表态始终前后不一。

就在本周早些时候，特朗普又称，可能会针对所谓的“倾销行为”，对从印度进口的大米征收新关税。印度是全球最大的大米出口国，也是美国第二大大米进口来源地。

对此，印度大米出口商联合会回应称，对美出口完全由市场需求驱动，并且美国本土的主要稻米生产商并未种植与印度巴斯马蒂大米同类的品种。

来源：FT中文网

核心要点

CNBC 获悉，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正提议对政府开展金融监管和维护金融稳定的方式进行重大调整。

在一份定于周四发布的信函中，贝森特将建议改变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SOC）的运作思路。

该委员会此前的工作重心是收紧对所监管机构的法规约束与监督，而新方案将彻底转变这一方向，转而推行更宽松的监管政策与更自由的管理模式。

信函中将提到："委员会将与成员机构协作并为其提供支持，共同研判美国金融监管框架的部分内容是否施加了不合理负担、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进而损害金融稳定。"

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是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后成立的，其职责是监测并应对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各类问题 —— 这类风险曾导致华尔街多家大型机构倒闭，还将美国经济推入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该委员会于 2010 年正式组建，是各方为防范此类危机重演而采取的举措之一。

作为财政部长，贝森特担任该委员会主席。这份提案恰逢委员会定于周四召开的会议，他将在会上递交信函，通报委员会当前的工作进展。

该计划与特朗普政府的放松监管核心思路相符，但与委员会长期以来倾向强化监管的立场形成了鲜明转变。

除这份提案外，贝森特还将组建一个工作组，其使命是 "探索利用人工智能提升金融体系韧性的各类机遇，同时监测人工智能应用可能给金融稳定带来的潜在风险"。

贝森特将主张，降低监管门槛、减少监管干预，将有助于强化金融体系并推动经济增长。

来源: 新浪财经

临近年底，各大机构密集发布对新一年的展望，全球经济和政策走向再次成为市场焦点。近期，世界银行、IMF等多家国际机构纷纷上调了对2025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预期。

那么，2026年的全球宏观图景又将如何展开？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会走向何方？渣打银行大中华区及北亚首席经济学家丁爽在12月11日的一场交流会上给出了不同于市场主流的判断。他认为，鉴于美国经济增长加速且通胀压力犹存，美联储明年可能不会再降息。而在中国，央行预计将在明年一二季度各降准、降息一次，但政策重心将更多转向央行买卖国债等工具，以维持市场流动性。

美联储降息周期已至终点？

“明年全球经济增长率预计和今年持平，”丁爽预测，2026年全球经济有望维持3.4%的增速，但其内部结构将发生显著变化。

他指出了三个核心趋势：

1. 全球贸易增长放缓：相较于今年，贸易的拉动力将减弱。
2. 增长动力切换：消费的推动作用下降，投资驱动的特征将更为明显。
3. 政策接力：多数经济体的降息周期已接近尾声，未来的增长将更多依赖财政政策的支持。

聚焦美国，丁爽认为其经济增长在2026年将有所加速。这一方面得益于人工智能（AI）等领域的商业投资保持强劲，另一方面，减税等措施也将提振投资信心。随着经济加速，失业率预计在明年下半年开始下行。

然而，强劲的经济也伴随着通胀的烦恼。丁爽判断，尽管近期通胀压力有所缓解，但在接近3%的水平时可能会陷入停滞。考虑到关税等潜在干扰因素，美国明年的通胀压力甚至可能高于今年。

基于这一系列判断，丁爽的观点与市场主流预期产生了分歧。美联储的点阵图中值显示2026年还将有一次25个基点的降息，市场普遍预测的降息次数更是达到2-3次。但丁爽认为，在北京时间12月11日凌晨美联储完成年内第三次、本轮周期第六次降息后，其在2026年将再无降息空间。

如果这一预期被市场消化，他预计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将上升45个基点，在年底达到4.6%左右，收益率曲线也将变得更加陡峭。在这种背景下，美元可能会继续走强，而非市场普遍预期的走弱。

中国经济转向：内需主导，政策协同

与外部环境相比，中国经济的逻辑则不尽相同。多家国际机构上调2025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期，也反映出外界对中国经济韧性的认可。

丁爽分析称，中国经济已经从短期的风险应对模式，转向了长期的经济转型模式。在外部环境变化的背景下，通过技术投资和产业升级来提升劳动生产率、培育新增长点，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展望2026年，他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将发生较大变化，“内需主导、创新驱动”的特点会更加突出。

• 外贸：出口预计仍将维持较高增长，但增速会放缓，贸易顺差对GDP的贡献比例将下降。
• 消费：服务消费预计保持平稳，但考虑到“以旧换新”政策的刺激效应可能减弱，商品消费的贡献或有小幅下滑。
• 投资：房地产投资大概率延续负增长，但整体来看，投资对GDP的贡献会有小幅回升。

通胀方面，中国明年仍将处于低通胀环境。但综合考虑产能效率、大宗商品价格和相关政策效果，CPI预计将温和回升，PPI的降幅也将收窄。

宏观政策：降息空间有限，“新工具”走向前台

在政策层面，12月8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随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均定调，明年将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丁爽认为，在房地产行业企稳前，宏观政策会继续保持支持姿态，但不会采取更强的扩张措施。

• 财政政策：由于不再是超常规的逆周期调节，预计2026年的财政赤字率将从今年的水平略微回落至3.8%左右。广义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也将小幅降至8.5%左右，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券发行规模预计与2025年接近。
• 货币政策：“适度宽松”更多是为了配合财政政策的实施。丁爽强调，考虑到商业银行的净息差已降至历史低位，中国的降息空间相对有限。

他给出的具体预测是：明年二季度降息一次，幅度10个基点；一季度降准一次，幅度25个基点。

与此同时，一个重要的变化值得关注：央行在二级市场买卖国债的操作预计将常态化。丁爽解释说，此举旨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防止因政府债券大量发行而导致资金利率上升和国债收益率过高。随着传统降息空间收窄，未来降息对融资成本和信贷需求的实际影响会减弱，其“信号”作用将大于实质作用。

风险与机遇：黄金和人民币的未来

尽管全球经济有望维持增长，但2026年依然面临多重挑战。丁爽列举了几个主要风险点：

• 地缘政治风险
• 贸易摩擦风险
• 美国国内的政治不确定性，如美联储主席换届可能引发的对其独立性的担忧，以及中期选举等
• AI投资泡沫出现回调的冲击

在这样的背景下，黄金的避险价值凸显。丁爽认为，虽然金价近期有所回调，但年内仍可能再创新高。他预测，到2026年底，现货黄金价格预计将达到每盎司4750美元（目前约为4200美元）。除了上述风险因素，支撑金价的长期逻辑还包括市场对美国等主要经济体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担忧、对法定货币信心的削弱，以及全球央行持续增持黄金的趋势。

至于人民币汇率，丁爽判断，未来几年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进一步加速，宏观政策也会为此提供支持。为了维护人民币的购买力、提升其国际信任度，中国央行在执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时会更加谨慎。这意味着政策不会人为推高人民币币值，而是更多通过结构性改革为人民币升值创造条件，例如增加技术投入、提升劳动生产率，并在保持一定贸易顺差的同时，提升对人民币升值的容忍度。

尽管开局不利，德国政府正为一场历史性的角逐做准备——争夺欧洲中央银行（ECB）的最高职位。现任行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的任期要到2027年10月底才结束，但关于继任者的讨论已经提前升温。

据德国《商报》援引政府及央行内部消息称，即便政治形势并不占优，柏林方面仍计划正式加入这场竞争。

两大德国候选人与国际竞争者

在这场提前打响的竞争中，两位来自德国的重量级人物已经表达了兴趣：

• 伊莎贝尔·施纳贝尔（Isabel Schnabel）：欧洲央行执行董事会成员
• 约阿希姆·纳格尔（Joachim Nagel）：德国联邦银行行长

同时，其他国家的有力竞争者也浮出水面，包括：

• 克拉斯·克诺特（Klaas Knot）：荷兰央行前行长
• 巴勃罗·埃尔南德斯·德科斯（Pablo Hernández de Cos）：西班牙央行前行长

核心障碍：“德国人太多”？

作为欧元区最大的经济体，德国历史上从未有人担任过欧洲央行行长。然而，当前德国面临一个微妙的政治障碍。

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本人就是德国人，其任期将持续到2029年。按照欧盟不成文的惯例，通常会避免让同一个成员国同时占据两大核心领导职位。

一位德国政府内部人士坦言：“我们确实处于劣势。” 但他也补充说：“政治局势总会变化，我们必须为可能出现的机会做好准备。”

两大变量：冯德莱恩与拉加德的任期

局势并非一成不变，冯德莱恩的动向可能成为破局的关键。

有报道分析，冯德莱恩不一定会完成她到2029年的任期。她被视为现任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的潜在继任者，后者的任期将在2027年3月结束。如果冯德莱恩提前卸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将大大削弱外界对德国“职位占比过高”的顾虑，为德国人选执掌欧洲央行铺平道路。

然而，另一种可能性则对德国不利。如果拉加德在2026年或更早提前辞职，继任者的遴选进程将被迫提前。2024年夏天曾有传闻称她可能转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但最终并未成真。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德国可能因准备不足而陷入被动。拉加德自2019年起担任欧洲央行行长，任期为固定的八年。

Plan B：无缘行长，转攻首席经济学家

《商报》的报道还透露了德国的后备计划：如果最终无法赢得欧洲央行行长职位，柏林将转而争取“首席经济学家”这一关键岗位。

目前呼声最高的人选是前“经济专家委员会”成员、保守派经济学家福尔克·威兰（Volker Wieland）。不过，他在德国当前的执政联盟内部，仍面临来自社民党（SPD）部分人士的保留意见。

总而言之，德国正积极谋求在欧洲顶层机构中获得与其经济地位相匹配的话语权。然而，欧盟内部的职位分配惯例、关键人物的任期变数以及德国国内的政治平衡，都让这场角逐充满了不确定性。柏林显然不愿错过任何一个政治窗口期，并已为此展开布局。

美国财政部长Scott Bessent正计划对该国的金融监管方式进行一次重大调整，其核心是将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SOC）的重心从加强监管转向放松管制。这一政策信号，可能意味着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建立的监管框架将面临根本性改变。

据媒体12月11日报道，Bessent在周四发布的一封信函中，明确建议改变FSOC的监管模式，从以往专注于强化金融机构监督，转向营造一个更为宽松的监管环境。

从危机预防到“去监管”：FSOC的使命重塑

信函内容显示，FSOC将与其成员机构合作，审视美国金融监管框架中是否存在某些方面对经济增长构成了“过重负担”，并因此对金融稳定产生负面影响。

这一立场与FSOC的创立初衷形成了鲜明对比。

FSOC成立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其核心使命是监测和应对系统性风险，以防止类似导致华尔街主要机构倒闭、并将经济拖入大萧条以来最严重衰退的危机重演。该委员会于2010年正式设立，是危机后一系列强化监管措施的直接产物。

作为财政部长，Bessent同时兼任FSOC主席。他主张，降低监管壁垒能够强化金融系统并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理念虽然与该委员会的设立背景相悖，但与特朗普政府一贯的“去监管化”政策重点保持一致。新的方针意味着，监管成本与经济效率之间的权衡将成为未来决策的核心考量。

拥抱新科技：AI监管同步提上议程

在推动传统金融领域“松绑”的同时，Bessent也宣布成立一个专门的工作组，负责探索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该工作组的使命具有双重性：

• 发掘机遇： 探索人工智能（AI）在促进金融系统韧性方面的应用潜力。
• 监测风险： 密切关注AI技术应用可能给金融稳定带来的潜在风险。

此举表明，监管改革的视野并未局限于传统金融业务。在放松部分现有管制的同时，监管机构也在积极应对由技术创新带来的新问题。这个新成立的工作组将成为FSOC在新监管框架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反映出监管重心正从传统金融风险向新兴技术风险部分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