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巴黎银行警告：下一个“痛苦交易”或许是它！

截至发稿时，除3个月期英债外，其余期限品种英债收益率延续下行态势，其中1年期英债收益率9.7BPs至3.78%， 2年期英债收益率跌9.1BPs至3.914%，10年期英债收益率跌9BPs至4.543%，30年期英债收益率跌7.8BPs至5.249%。

市场密切关注着英国政府即将公布的预算削减幅度，当地时间周二（6月10日）午后，投资者大举买入英债，除3月期短债外，其余期限品种英债收益率全线大幅下行，1年期英债和10年期英债收益率一度下跌逾10BPs。

市场仍在对周二上午发布的就业报告做出反应，该报告显示英国劳动力市场持续疲软——失业率上升，工资增长低于预期。安信集团（AXA）的G7经济学家加布里埃拉•狄更斯称这是一次“鸽派”的发布，重申了她的观点，即英国央行将在今年年底前将利率从目前的4.25%下调至3.75%。

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格林上周六表示，英国央行仍预计通胀持续上升的势头将减弱，但在物价增长的持续性远超几年前的预期之后，英国央行对此 "并不乐观＂。

英国财政部将于周三公布所有政府部门的日常支出和投资计划，市场和投资者将密切关注预算削减的幅度。

在其“支出评估”中，工党政府将列出未来三到四年公共资金的分配方式，从学校和警察等公共服务支出到福利预算，再到能源、基础设施、科技项目等能够推动经济增长的投资。

这项审查包括资源支出——政府的日常运行和管理成本——以及资本支出，后者用于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如新建道路、医院和军事装备。政府已经承诺在国防、交通和医疗方面增加开支，但预计其他方面也会削减开支。

据英国当地媒体报道，监管警务、保障性住房、环境和地方政府的部门面临资金紧张，英国财政大臣雷切尔·里夫斯和多位政府部长在最近几周进行了多次谈判，他们希望从财政部获得更大的预算。

英国首相的官方发言人周一表示，有关支出审查的谈判终于结束了。

他说：“支出审查已经确定——我们将集中精力投资于英国的复兴，让所有人民都过上更好的生活。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稳定英国经济和公共财政，现在我们进入了实现承诺和变革的新篇章。”

但失望不可避免。独立智库政府研究所在预算公布前指出，支出审查将揭示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的优先事项和财政大臣雷切尔·里夫斯的支出选择，并指出一些政府部门不可避免会感到失望。

“在这次支出审查中，政府将别无选择，只能优先考虑资金的去向，这意味着一些部门将感到失望，”该机构上周在分析中表示。

政府经常增加借贷来为公共支出提供资金，但里夫斯誓言要让英国的公共财政恢复秩序。她承诺实行自己制定的“财政规则”，规定日常支出必须由税收收入来满足，到2029- 2030年，公共债务占经济产出的比例正在下降。

“这次（支出审查）的一切都是政治性的——财政大臣想要倾向于削减福利吗？可能不会。”我们知道，国防正在拨出更多的资金。盛宝银行英国投资策略师尼尔•威尔逊周二指出：“我们知道，里夫斯将坚决坚持自己的财政政策，尽管她可能会对这些政策进行调整，以适应更多的支出。”

他补充说：“平衡收支最简单的方法是增税——考虑到需要大幅削减开支，我们也听到了对秋季投资税可能发生变化的担忧，这并不奇怪。”

一些经济学家对政府的支出和投资计划能否推动预期的增长持怀疑态度，这意味着需要进一步增税来提振经济活动。

穆迪分析公司的高级经济学家安德鲁·亨特在支出评估之前的一份报告中说：“由于商业和消费者信心疲软，加上全球贸易的不确定性，英国的经济命运似乎不太可能很快改善。”

“随着政府逐渐打破其财政规则，今年晚些时候的下一个预算中进一步的增税看起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英国零售协会（BRC）周二上午表示，英国消费者5月份减少了非必要支出。在截至5月31日的四周内，英国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非食品销售同比下降1.1%，食品销售额同比增长3.6%。

英国零售商协会首席执行官海伦·迪金森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消费者已经“停止了支出”，5月份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零售销售增长最慢。

据波士顿咨询集团周二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欧洲及英国人对本国经济越来越悲观。今年4月，该咨询公司对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罗马尼亚、西班牙、瑞典和英国等9个国家的1.6万名消费者进行了调查。在经济方面，英国和法国的消费者最为悲观，约70%的受访者对经济前景感到担忧。最乐观的消费者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只有约三分之一的消费者对本国经济感到悲观。

来源: 中国金融信息网

作为新一轮制裁方案的一部分，欧盟提议禁止北溪管道，并将七国集团对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降至45美元，此举旨在加大对莫斯科的压力。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我们的信息非常明确：这场战争必须结束。”

欧盟在俄乌战争进入第四年之际加大针对俄罗斯的措施，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则催促乌克兰与俄罗斯举行不以停火为前提的谈判。

欧盟计划在6月23日下一次外长会议时通过新的制裁方案，该方案仍可能出现调整。这些措施须获欧盟27个成员国的一致支持。

下调油价上限还需要得到美国的支持。目前的价格上限为每桶60美元，意味着七国集团的服务提供商被禁止运输或处理高于这一价格的俄油。七国集团领导人本月晚些时候将在加拿大会面。

来源: 新浪财经

日本政府日前公布了本年度“经济财政运营和改革基本方针”草案，该文件预计将在未来几天获得内阁批准。“基本方针”是日本经济财政运营的核心文件，涵盖财政整顿、社会保障改革、经济增长战略等核心议题。在新版“基本方针”中，“风险”一词共计出现18次（包括在文件目录中），出现频率明显高于过去几年，这反映出日本政府对于国内经济形势的担忧。

新版“基本方针”不再单纯强调财政整顿的重要性，而是更多聚焦于如何通过改革来刺激经济增长，这表明日本政府对当前财政紧缩政策的局限性存在更为紧迫的认识。第一，近年来，日本政府十分重视中小企业发展，新版“基本方针”计划支持中小企业涨薪，提出将最低薪资提升至每天1500日元的目标，并通过涨薪替代减税的方法实现“工资上涨和投资拉动的增长型经济”。第二，以“官民合作”为核心的“投资立国”政策和平衡央地关系的“地方复兴”政策也被视为经济复兴的重要手段。第三，如何在保障民生与财政可持续性之间找到平衡点，成为新版“基本方针”的核心议题之一。在社会保障领域，除少子老龄化、防灾机制建设等社会问题，新版“基本方针”特别强调要实现“与外国人共生的社会”和“世界最安全的日本”的目标。

新版“基本方针”强调稳定米价，这反映出日本当前粮食安全问题的严峻性。尽管粮食问题在日本长期存在，过往“基本方针”中也有提及，但过去数年中“稳定米价”从未被列为经济工作的重点。新版“基本方针”则明确提出“稳定米价”的目标，并强调将“采取具体措施审查稻田政策”。

米价暴涨是日本粮食安全问题的集中体现。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日本是粮食自给率相对较低的国家之一。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省数据，2023年日本的粮食自给率仅为38%，且长期呈现下降趋势。即便是自给率相对较高的大米，也呈下降趋势，其他一些农作物自给率不足的情况就更可想而知了。

新版“基本方针”还十分重视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从中长期来看，日本经济发展至少面临三重困境。一是关税困境。美国政府的关税攻势不仅增加了日本外交的成本，也给日本经济发展带来更大不确定性。二是日本外交过度追随美国的困境。历史经验表明，一味追随美国难以真正保全日本的利益。虽然美日互为盟友，但在特定情境下，美国为了本国利益会毫无顾忌地损害日本利益。三是心态困境。比如，面对稳中有进、富有活力的中国市场，经济长期低位徘徊的日本存在某种“相对被剥夺感”，日本一些人认为在中美大国博弈尤其是技术竞争背景下，可以通过“渔翁效应”重振本国经济。由此，新版“基本方针”强调除了发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等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作用，还将进一步加强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经济合作，以加强日本的供应链和价值链韧性。

可见，新版“基本方针”的制定是当前日本在多重经济困境下寻求出路的重要举措。该文件不仅反映出日本对于国内经济形势现状与前景的担忧，也体现了其在国际政治经济动荡中的战略考量。面对多重挑战，日本能否通过“基本方针”的实施实现经济稳定，还需时间检验。

来源: 环球网

随着美国特朗普政府所谓“对等关税”的90天暂停期将于7月9日到期，美国政府官员担忧，该关税面临的司法裁决会扰乱与其他经济体的谈判进程。

当地时间6月9日，美国司法部向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提交了一份长达18页的文件，请求延长对下级法院裁定的暂缓执行期限。文件警告，如果不这样做可能会威胁“敏感贸易谈判”，甚至对美国经济造成“灾难性冲击”。

这场法律纠纷源于5月28日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的一项历史性裁决。该法院认为《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并未授予美国总统无限制的关税制定权限，与此相关的全球关税、报复性关税以及芬太尼关税应当被废止。

美国投资研究机构NDR美国行业策略师安德森（Rob Anderson）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国际贸易法院的裁决并未完全消除关税问题，市场波动可能会持续。面对当前的司法挑战，特朗普政府仍可能会通过其他法律途径或杠杆推动关税实施，长期不确定性依然存在。

安德森提醒说，当前经济数据好坏参半，“从某些指标看，美国经济仍存在一些隐忧，情况可能会恶化”。

特朗普政府担心裁决不利于谈判

今年4月，由小型企业联盟和多个民主党主政州组成的原告团体，将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诉至美国国际贸易法院。5月28日，该法院命令特朗普撤销相关关税。面对不利判决，特朗普政府当晚便启动上诉。次日，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发布临时禁令，允许现有关税体系继续有效，直至法院完成全面审理。

根据美国司法部提交的文件，其诉求是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延长该临时禁令至上诉结束，以维持关税政策的现状。该上诉程序预计需要持续数月。该部门还表示，如果上诉法院取消当前的暂停令，他们将向美国最高法院上诉。

特朗普政府辩称，允许关税被撤销将削弱“美国在敏感贸易谈判中的议价地位”，鼓励其他国家“挟持”美国，从而对美国经济造成灾难性损害。

除此以外，5月29日，华盛顿特区美国地方法院（DDC）对两家销售儿童教育产品的小企业提起的诉讼作出裁决，同样认为基于IEEPA的关税非法。美国司法部也对此提出上诉，上诉至美国华盛顿特区巡回上诉法院。

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在5月底警告道：“盟友和对手都在密切关注美国法院，寻找总统权力受限的迹象。”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Jamison Greer）表示，如果裁定暂停关税，“将制造一场外交政策灾难。”

国际律师事务所威凯平和而德（Wilmer Hale）在一份分析中表示，无论联邦巡回法院和华盛顿特区巡回法院在上诉中如何裁决，最终都可能上诉至最高法院。除这两家上诉法院外，第九巡回法院也将介入，讨论IEEPA是否属于关税相关法律，“巡回法院分歧”可能进一步加剧。这会为诉讼方提供更多理由，要求最高法院加快裁决。

法律阴云笼罩下的贸易谈判进程

当前的司法挑战正对特朗普政府“90天达成90项协议”的贸易议程构成了威胁。截至目前，美国仅与英国签署了一份无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按照既定日程，美国政府拟于7月9日对主要贸易伙伴重新实施所谓的“对等关税”。

在司法博弈与贸易谈判的双线作战中，特朗普政府展现出矛盾的口径。一方面，美国司法部在各联邦法院警告任何司法干预都将危及贸易谈判；另一方面，白宫官员却在公开场合刻意淡化司法挑战的影响。

例如，上个月，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塞特（Kevin Hassett）将法律纠纷描述为“一些小波折”。格里尔称，贸易伙伴普遍将此视为“谈判进程中的小颠簸，而不是重大改变”。白宫高级贸易顾问纳瓦罗（Peter Navarro）表示，与其沟通的贸易伙伴已经认识到法院裁决不会改变美国的关税决定。6月1日，卢特尼克称，“关税不会取消”，必要时有其他法律工具继续实施关税。

特朗普关税的起诉方之一、俄勒冈州总检察长雷菲尔德（Dan Rayfield）对此提出质疑，他称美国政府立场存在明显矛盾，既宣称裁决无关紧要，又坚称司法干预将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

美国司法部在9日的文件中反驳了这一主张，称这是“选择性引用了公共官员媒体曝光言论”。该文件称：“在这一关键时刻，依据总统可以在其他授权下假设性地征收其他（效果较差）关税的理论，推翻现有的关税，并不能解决时间上的问题：紧急情况现在即将来临，谈判正在进行，而国际贸易法庭的禁令正在威胁这些谈判。”

全球经济分析公司BCA研究地缘政治首席策略师格特肯（Matt Gertken）在近日的研讨会上表示，特朗普政府有推动关税政策的议程，但也会在必要时退让或调整，以避免经济负面影响。

“美国民众对贸易战的民意支持有限。因此，特朗普全球贸易战的强度在2026年中期选举前已不会增加。金融市场反应已给政府带来阻力，特朗普团队试图缓和关税威胁，以避免金融环境剧烈收紧导致经济衰退。”他称，现在，美国司法系统也对此形成一定制约，特朗普政府的国际谈判筹码将有所削弱。

来源: 第一财经

据媒体周一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周一警告称，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的任何袭击，都将导致其秘密核设施遭到报复性打击。伊朗将利用收集到的情报来进行报复。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表示，其情报部门已经获得了有关以色列核设施的“大量战略和敏感信息和文件”。

该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获得这些情报使得“伊斯兰战士（伊朗武装部队）能够在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发动任何潜在攻击后，对其（以色列）秘密核设施立即发动反击”。

该委员会还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经济和军事基础设施的邪恶行为”都将遭到精确且相称的回应。

据伊朗官方媒体6月7日报道称，伊朗情报机构已掌握大量以色列机密文件，其中包括与以色列核设施和国防计划有关的文件。伊朗方面将此形容为对以色列进行的史上最大规模的情报行动之一。

伊朗情报部长伊斯梅尔·哈提卜周日（8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获取的以色列“敏感文件”即将解密。他还将这些文件描述为“宝库”，称其将加强伊朗的进攻能力。他特别强调，“用‘数千份文件’形容其规模都属保守。”

与此同时，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总干事拉斐尔·格罗西在周一播出的采访中表示，伊朗人警告他，以色列对该国核设施的袭击可能会使伊朗更加坚定发展核武器的决心。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表示，他已经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采取可能破坏美国与伊朗核谈判的行动。

自4月12日以来，美国和伊朗已经在海湾国家阿曼的斡旋下举行了五轮间接会谈，取得一定进展，但双方在若干核心问题上分歧依然突出。

美方坚持伊朗应全面停止所有级别的铀浓缩活动，而伊方强调，适度开展铀浓缩活动是其和平利用核能权利的一部分，拒绝“零浓缩”要求。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周一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有关伊核协议的方案并非此前谈判的成果，是“不可接受的”，伊朗将通过阿曼向美国转交伊方方案。

据媒体最新获悉，美国和伊朗第六轮会谈将于13日在挪威首都奥斯陆或15日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

来源: 虎嗅网

在全球金融体系的宏大架构中，美元长期占据着核心地位，而其背后“美元锚”的设定与变迁，深刻影响着世界经济的走向。美元锚，本质上是美元价值的支撑基础与信用来源，宛如金融大厦的基石，奠定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

自20世纪以来，美元锚经历了四个重要发展阶段，从早期的黄金美元，到石油美元，再到美债美元，如今又迈向数字美元探索之路。每一次转变都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重大调整，反映了美国在不同时期维护金融霸权、掌控全球经济话语权的战略意图。深入剖析这四个阶段，不仅有助于理解美元主导地位的形成与维系机制，更能洞察全球金融体系未来的变革趋势，为各国制定金融战略、应对外部金融冲击提供关键参考。

一、黄金美元：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短暂辉煌

两次世界大战重塑了全球政治经济版图，美国凭借本土未受战火直接侵袭的优势，工业产能迅猛发展，经济实力急剧膨胀。二战结束前夕，全球经济秩序亟待重建，1944年7月，44个国家的代表齐聚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联合国国际货币金融会议。会议构建起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该体系的核心便是“双挂钩”原则：美元与黄金挂钩，规定1盎司黄金固定兑换35美元，美国政府承担按官价兑换黄金的义务；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

这一体系的建立，实际上是将美元推上了等同于黄金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当时美国拥有全球约75%的黄金储备，雄厚的黄金家底为美元提供了坚实的信用背书，使得美元在国际贸易与金融交易中被广泛接受。从本质上看，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一种国际金汇兑本位制，美元成为了连接各国货币与黄金的桥梁，全球货币体系围绕着美元这一核心运转，开启了美元主导国际金融秩序的时代。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各国贸易结算多以美元进行。出口国赚取美元后，若对美国商品无需求，可选择将美元兑换成黄金，以增加本国黄金储备；进口国则需用本币兑换美元来支付进口货款。这一过程中，美元作为国际支付手段和储备货币，促进了国际贸易的扩张与全球经济的复苏。美国通过输出美元，购买全球商品与资源，享受着“过度特权”。

然而，该体系从诞生之初便潜藏着致命缺陷，即“特里芬难题”。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指出，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美国面临着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一方面，为满足世界各国对美元的需求，美国需通过国际收支逆差输出美元；另一方面，为维持美元与黄金的兑换关系，美国又必须保持国际收支顺差以积累黄金储备。随着全球经济发展，对美元需求不断增加，美国国际收支逆差持续扩大，美元与黄金兑换的压力日益增大。到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黄金储备不断外流，已难以支撑巨额美元兑换需求，黄金美元体系摇摇欲坠。

20世纪60年代，美国深陷越战泥潭，财政支出大幅增加，同时国内通胀高企，国际收支状况急剧恶化。其他国家对美元信心受挫，纷纷用美元兑换黄金，美国黄金储备加速流失。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政府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停止履行外国政府或中央银行可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的义务。这一标志性事件宣告了美元与黄金固定汇率制的终结，布雷顿森林体系轰然倒塌。此后，美元汇率开始自由浮动，黄金美元体系成为历史。尽管黄金美元体系仅维持了短短20多年，但它奠定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基础地位，后续美元锚的演变皆在其影响下展开，为美国构建金融霸权埋下了伏笔。

二、石油美元：地缘政治与金融的深度捆绑

美元与黄金脱钩后，国际货币体系陷入短暂混乱，美元急需寻找新的价值锚定物以维持其国际货币主导地位。此时，石油作为全球最重要的战略能源，其在现代工业体系中的关键作用日益凸显。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政治局势风云变幻，中东地区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产区，地缘政治冲突不断。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为打击以色列及其支持者，采取石油减产、禁运、提价等措施，引发第一次石油危机，国际油价从每桶3.01美元飙升至1974年的12美元左右，石油输出国国际收支出现巨额顺差。

美国敏锐捕捉到这一机遇，积极与沙特阿拉伯等中东产油大国展开秘密谈判。沙特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在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1974年，美国与沙特达成协议，沙特同意将美元作为石油出口的唯一计价和结算货币，美国则向沙特提供军事保护和经济援助，并承诺购买沙特国债，帮助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等。随后，其他OPEC成员国纷纷效仿，石油美元体系初步形成。

石油美元体系建立后，形成了独特的闭环运行机制。全球各国为获取石油这一刚需能源，必须先持有美元。这使得美元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需求大幅增加，巩固了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石油输出国通过出口石油获得大量美元收入，这些美元被称为“石油美元”。由于石油输出国国内经济结构单一，吸收不了如此庞大的资金，大部分石油美元回流至美国金融市场，购买美国国债、股票、房地产等各类资产。美国则利用回流的石油美元，继续进口全球商品和服务，维持其消费驱动型经济模式，并通过货币政策和金融市场操作，将石油美元重新分配到全球经济体系中。

例如，石油输出国将石油美元存入美国银行，银行再将这些资金贷给其他国家用于进口石油或进行投资，资金在全球范围内循环流动。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不仅掌控了全球石油贸易的定价权和结算权，还通过金融市场吸纳全球资金，进一步强化了其金融中心地位。同时，美国通过军事力量在中东地区维持稳定，确保石油美元体系的正常运转。美国在中东地区部署大量军事力量，对中东产油国施加政治影响，一旦该地区出现威胁石油美元体系的不稳定因素，美国便会迅速介入，如发动海湾战争等，以维护石油美元体系的核心利益。

石油美元体系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从积极方面看，它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了稳定的能源供应和资金支持。稳定的石油贸易以美元结算，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美元作为国际支付和储备货币的地位得到巩固，推动了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进程。石油输出国积累的大量石油美元，通过投资美国国债等金融资产，为美国提供了廉价资金，支持了美国的财政赤字和经济发展，同时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部分外部融资来源。

然而，石油美元体系也带来了诸多负面效应。石油价格与美元汇率紧密挂钩，美元的贬值或升值会直接影响石油价格波动，增加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当美元贬值时，以美元计价的石油价格上涨，引发输入型通货膨胀，给其他国家经济带来冲击；反之，美元升值则可能导致石油输出国收入减少，影响其经济稳定。此外，石油美元体系加剧了全球经济失衡。美国长期处于贸易逆差状态，依靠石油美元回流维持经济运转，而其他国家为获取美元不得不大量出口商品，导致全球贸易失衡问题日益严重。同时，石油美元的大量流入使得部分石油输出国经济过度依赖石油出口，经济结构单一，抗风险能力较弱。

三、美债美元：债务驱动下的信用支撑

21世纪以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一方面，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国际贸易格局逐渐多元化，石油美元体系面临冲击。另一方面，美国自身经济结构发生转变，金融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日益增大，虚拟经济过度膨胀。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迅速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重创全球经济。危机期间，美国政府为救市采取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财政赤字急剧攀升，国债规模迅速膨胀。美国国债总额于2023年12月29日首次突破34万亿美元，如果将这笔债务分摊给美国民众，人均负债将超过10万美元。

在此背景下，美债逐渐成为美元新的重要支撑。美国凭借其强大的国家信用和全球最发达的金融市场，使美债成为全球投资者眼中的“安全资产”。全球各国为实现外汇储备保值增值，大量购买美债，美债美元体系应运而生。美债美元体系本质上是以美国国家信用为基础，通过发行国债来吸纳全球资金，维持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美国政府通过财政赤字货币化，将国债出售给美联储及全球投资者，美联储购买国债后投放基础货币，增加市场流动性，美元得以源源不断地流向全球。

美债美元体系的运作基于全球投资者对美国国家信用的信任。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拥有丰富的资源、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和军事力量，被认为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美国国债具有流动性强、收益相对稳定等特点，吸引着全球投资者。各国央行将美债作为外汇储备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维持本币汇率稳定和国际支付能力。例如，中国、日本等国家长期以来都是美国国债的主要外国持有者。

当美国政府出现财政赤字时，通过发行国债筹集资金。国债面向全球发售，外国投资者购买美债后，美元回流至美国。美国利用这些资金进行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社会福利支出等，刺激经济增长。同时，美联储通过货币政策调控，影响国债收益率和市场流动性。当经济低迷时，美联储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大量购买国债，压低国债收益率，降低企业和政府融资成本，刺激投资和消费；当经济过热时，则通过加息等手段，提高国债收益率，吸引资金回流，抑制通货膨胀。在这一过程中，美元通过美债在全球范围内循环流动，维持着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

美债美元体系虽然在一定时期内维持了美元的主导地位，但自身存在诸多隐患，面临严峻挑战。首先，美国国债规模持续攀升，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偿债压力日益沉重。高额的债务利息支出占据了大量财政资金，压缩了其他公共支出空间，削弱了美国政府应对经济危机和社会问题的能力。其次，美国国家信用受到侵蚀。近年来，美国政府在财政政策上的随意性，如债务上限之争频繁上演，引发市场对美国是否会违约的担忧。此外，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一些单边主义行为，也降低了其在全球的信誉度，影响了投资者对美债的信心。

再者，全球去美元化趋势逐渐显现。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壮大，其对美元霸权的不满日益增加，纷纷寻求减少对美元的依赖。部分国家开始推动本币结算，加强区域货币合作，降低对美债的持有比例。例如，中国与多个国家签署货币互换协议，推动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俄罗斯大幅减持美债，增加黄金储备等。这些举措都对美债美元体系构成冲击，若不加以解决，美债美元体系的稳定性将受到严重威胁，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也将面临动摇。

四、数字美元：未来金融角逐的新战场

随着数字和区块链技术的飞速发展，全球货币形态正迎来深刻变革，数字货币浪潮席卷而来。自2009年开始，市场逐渐发展出了分布式账本的货币网络，并诞生了数字稳定币这一新型货币类型。由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储备地位，分布式记账的数字货币也在发展中形成了以美元计价的生态。数字美元与法币美元1:1兑换，同时以美债和美元计价资产作为储备来确保兑付，这无形中重塑了一个新型的美元应用场景和美债容蓄空间，扭转了近年美债美元出现的孱弱势头，对美元注入新的价值支撑。

根据2024年VISA的调查报告，数字美元稳定币从2020年市值几十亿一路增长至2024年超过两千亿美元，仅2024年上半年结算金额就超过2.6万亿美元，用户地址数量超过1亿个，辐射到世界众多的国家和地区。数字美元具有匿名性、便携性及跨物理区域限制等特点，具有较强的扩张潜力。与此同时，数字网络去中心化金融（DeFi）及RWA代币化等（如Ondo Finance将美债代币化后直接向非美散户和机构销售），未来存在将传统金融市场迁移至区块链网络的可能性，且其生态系统主要使用数字美元交易和结算，这更加拓展了数字美元体系的纵深。数字美元的新型应用场景、其储备资产对美元的支撑，以及其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扩张潜力，三者叠加共同创造了数字美元发展的生态契机。

再者，在现实环境中，美国已经面临美债上限争议、财政赤字扩大及偿债压力激增的现实挑战，美元客观上需要寻求新型的价值支撑工具来维护其国际地位。时间窗口上，2024年正值美国大选，美国本土持有和交易数字货币的人群接近1亿，且以年轻群体为主，特朗普团队需要争取这部分选民来增强竞选筹码。由此，在市场生态、现实压力和政治角逐的共同作用下，美国自特朗普当选总统以来，一反过去包括他第一任期内对数字货币否定和打压的态度，转变为积极支持并推动监管立法，同时高调宣布成为数字货币行业的世界领导者。数字美元锚战略由此确立。正如美财长贝森特所言，“我们要巩固美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地位，我们要通过数字稳定币实现这个目标”。

美国当前对数字美元体系的总体构建思路，是将过去野蛮生长的数字货币生态纳入到合规监管体系之中，确保数字货币行业的发展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这可以粗略地理解为打造美元和数字货币网络的“契约关系”，这和“石油美元”的契约关系相仿，即固化美元的应用场景。在此基础上，逐步引导数字资产成为主流资产，扩大其在全球的应用范围。上述一起，形成数字美元锚的总体构建路径。

这当中的难点在于，美国传统货币和金融体系相适配的监管框架，与当前正在构建的数字生态监管框架，这二者在客观上会形成两套平行的系统和规则，前者需要稳定和严谨，后者需要创新和灵活，要保证这种“双轨”格局的兼容性，并在实际运作中避免套利和冲突，这对监管创新的顶层设计和规则执行极具挑战。

美国于5月19日通过了《2025年美国稳定币创新指导与建立法案》（GENIUS ACT）,首次明确了数字稳定币的监管要求。与此同时，美国也在积极探索数字资产纳入储备的可能性，特朗普政府于1月23日签署了数字资产方面的总统行政命令，同时在联邦和州层面，以及证监会、货币监理署、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等监管机构层面，推动立体多维的数字资产监管框架和执行细则。这些举措代表了数字美元体系构建的实质性开端。

此外，数字美元的推出也面临其他诸多考量。在技术层面，如何确保数字美元系统的安全性、稳定性和隐私保护是关键问题。数字货币交易易成为黑客攻击目标，一旦发生安全漏洞，将导致严重的资金损失和用户信息泄露。在政策层面，数字美元可能对现有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体系造成冲击。数字美元的发行可能影响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和调控，对利率政策产生干扰。如何对数字美元的发行、流通和使用进行有效监管，防止洗钱、恐怖融资等非法活动，也是亟待解决的难题。同时，数字美元的国际推广可能引发地缘政治博弈，其他国家可能担忧数字美元会强化美国的金融霸权，从而采取相应对策，加剧全球金融领域的紧张局势。

回顾美元锚的四阶段演变历程，从黄金美元的金汇兑本位制，到石油美元的地缘政治与金融捆绑，再到美债美元的债务信用支撑，如今迈向数字美元的探索之路，每一次转变都是美国为适应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维护金融霸权的战略抉择。美元锚的演变不仅深刻改变了全球金融格局，影响着各国经济发展与金融稳定，也反映了全球经济力量对比的消长和国际政治关系的变迁。

当前，全球经济正处于深度调整期，新兴经济体崛起、地缘政治冲突频发、数字技术革命浪潮汹涌，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债美元体系的内在矛盾不断积累，数字美元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在这一背景下，各国应深刻认识美元锚演变规律，积极调整金融战略，加强金融创新与合作，提升自身金融实力和抗风险能力。对于中国而言，应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推动数字货币研发应用，在全球金融格局重塑中把握机遇，提升国际金融话语权，为全球经济金融稳定与发展贡献中国力量。未来全球货币体系或将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新的货币秩序正孕育而生，而美元锚的持续演变将是这一进程中的关键变量，值得持续关注与深入研究。

来源: 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