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台经贸关系——看似发展迅速，实则阻碍多重

近些年，印度与中国台湾省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例如，6月28日，台湾当局表示，有极大意愿同印度签署“自由贸易协定”；2022年9月，台湾地区代工企业巨头富士康、印度矿业巨头瓦丹塔与印度古吉拉特邦政府签署谅解备忘录在印度设立半导体与显示器制造厂，预计投资约200亿美元，虽然富士康于2023年7月宣布退出该项目，但这在当时是印度自1947年独立以来最大的一笔公司投资；自2017年起，随着美国苹果公司加快挺进印度市场的步伐，其在印三大供应商，即台企富士康、纬创资通与和硕，也在不断追加对印投资、扩建工厂，甚至对印转移生产线。

实际上，自上世纪90年代台湾地区与印度建立正式的民间交流机制以来，包括经贸关系在内的印台关系就一直保持上升势头。那么，应如何理解如今印台经贸关系的迅速加强？

上世纪90年代，台湾地区与印度正式建立民间交流机制，彼时台湾当局推行所谓“银弹外交”和“南向政策”，鼓励台商在东南亚与南亚地区投资。同一时期，印度政府在实行经济自由化改革后也提出“东望”政策，要与东南亚、东亚国家和地区发展经贸与政治关系。1995年，印台在台湾地区设立“印度—台北协会”，并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设立“台北经济文化中心”。此后，印台经贸互动持续增温。但该时期台商受大陆经济腾飞吸引，对印度市场兴趣不大。

进入21世纪后，由于马英九当局推行所谓“活路外交”，提出“优质平价新兴市场推动方案”，并将印度作为主要目标，印台关系发展较为迅速，特别是双方贸易额增长较快，从2006年的20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75.69亿美元。2011年7月，印台还签署了关于避免双重征税和海关互助的协议。

2014年莫迪政府上台后，将印度外交的“东望”政策调整为“东向行动”，针对中国加强与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安全与战略合作，并与美国开展战略对接。2016年，台湾蔡英文当局上台后，为配合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推出所谓“新南向政策”，将印度作为“重中之重”，谋求将“新南向政策”与“东向行动”对接。但彼时“新南向政策”对促进印台关系发展并没有迅速产生作用，直到2018年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后，台湾地区对印度的投资额才出现明显跃升。当前，约有160多家台湾企业在印度有活跃的业务。2019～2020财年，台湾地区对印度的直接投资额为4400万美元，但截至2022年4月，这一数据已升至15亿美元，不过仅占台湾地区对外投资总额的近1%。印台贸易额也有较大幅度增长，2022～ 2023财年，贸易额达到109亿美元，但仍不到大陆与台湾地区双边贸易额的1/30。

从印台关系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出，其主要受政治因素驱动，随着中国大陆的崛起，印台关系也在不断增强。台湾当局希望减少对大陆的经济依赖，扩展其所谓“国际空间”；而印度不仅想得到台湾地区的投资和经贸发展利益，还想利用涉台问题对中国施压。此外，印台关系的逐步加强也受到中美战略竞争的影响。

2018年后，印台经贸关系获得较大幅度发展，虽然美国发起对华贸易战及其随之而来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是重要原因，但实际上，台湾当局与台企希望降低对大陆经济依赖的动因非常复杂。对台湾当局来说，“台独”势力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希望推动经济“去大陆化”，其最终目的是孤立大陆，并追求所谓“独立”；而对台企而言，大陆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地位的不断攀升对其大陆市场份额的压缩，外加大陆生产成本上升、美对华在高科技领域的选择性脱钩，及新冠疫情导致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暂时性中断，都使其希望开拓新市场，多样化发展其产供链。事实上，这一过程在中美贸易战前便已开始，但中美贸易战使这一过程加速。“新南向政策”在推动台企将印度视为一个潜在的、有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印度已成为台湾当局所谓“对外战略”中的重要一环，是其在亚洲制衡大陆的长期力量。

对印度而言，莫迪政府早在2018年便关注到美国商会报告中关于中美战略竞争将引发全球产供链连锁反应的分析，并注意到一些跨国公司为规避风险，正在考虑将业务自中国大陆转移到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莫迪政府自2014年提出的“印度制造”计划发展成效一直不佳，印方认为这是发展该计划、“替代中国”的重要机遇。因此，印度开始积极与苹果公司、富士康、大众汽车、现代汽车等大型跨国企业协商，通过提供税收优惠和免税期等措施，鼓励它们将整个或部分业务从中国大陆转移到印度。其中，台资企业是印度着力争取的对象。对印度来说，与台企合作可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印度成为一个替代性的供应链中心。2018年，印台更新“双边投资协议”后，台湾地区对印投资大幅增长，苹果公司的主要供应商富士康引领了这一波潮流。在过去五年里，苹果公司在印度的发展战略也已发生变化，从在印度生产面向本地市场的产品，转变为在印度建立战略性生产基地，生产用于向欧洲等第三方市场出口的产品。

台湾地区的产业优势在于机械和电子制造行业，当前其对印投资也主要集中在橡胶制品、电子制造、化学品、计算机软件和冶金工程等领域，印度希望利用其产业优势，实现促进本国半导体制造业发展的目标。目前，印度国内所使用芯片皆为进口，其智能手机行业使用的芯片75%以上来自台湾地区。芯片是现代电子产品的“大脑”，美国认为“芯片战”关乎国家的“生死存亡”。2022年10月，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发布公告，对向中国出口的先进计算和半导体制造物项实施新的出口管制，这是自2018年以来，美国再次升级对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制裁。印度不希望未来像中国一样在芯片方面受美国限制，希望尽早拥有独立的先进芯片生产能力，成为继美国之后台湾地区半导体制造商的第二个生产中心。印政府预测，到2026年，该国半导体市场价值将从2020年的不到200亿美元增至630亿美元。当然，大力发展芯片制造业也是印度成为“全球大国”野心的重要体现。

印台经贸关系是当前印台关系中最引人注目的方面，因其部分产业合作发展趋向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国际产供链的重新调整。

然而，对台企来说，商业可行性和运营成本比台湾当局所谓的“对外战略”更具决定性，其在印度的发展远非一帆风顺。例如，2020年12月，纬创资通在印度的装配工厂发生工人暴动，损失高达712万美元；2021年底，富士康在南印泰米尔纳杜邦首府金奈的工厂遭遇工人因劳资纠纷而举行的大规模罢工。2023年5月，在长期经历一系列工人闹事、医疗事故与印度政府的行政处罚后，纬创资通宣布整体退出经营了15年的印度市场。台企上述遭遇的更深层次原因在于印度投资环境对外企的“不友好”。当前，莫迪政府是印度自上世纪90年代实行经济自由化改革以来在对外经济政策上最保守的政府，其虽希望借助外国资本和技术来推动“印度制造”发展，但对外企在印度市场盈利又充满“恐挤压本土产业发展空间”的“不安”，因此当某一产业在外国资本扶植下有了一定发展时，外企往往会遭遇莫须有罪名的处罚。事实上，几乎所有在印外企都“难逃一劫”，谷歌、亚马逊、诺基亚、三星均曾遭遇数十亿的“天价罚单”，因此外界甚至将印度称为“外企坟场”。大陆企业小米在印度的遭遇也是台企的前车之鉴。2022年5月，小米印度公司被印执法部门指控以支付版权费为名义“非法”汇款给外国实体，印方从小米集团在印度当地的银行账户中扣押了约555亿卢比（约合48亿元人民币）。对此，小米公司表示一直在全球范围内坚持合法合规经营，但这部分资金或将被正式没收。此外，印度基础设施尚不完善等硬件问题也仍较突出。例如，半导体产业生产需要无污染的环境、不间断的电力供应和大量的清洁用水，而当前在印度找到完全满足这些条件的地点仍有较大难度。

当前，印台正进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台湾当局希望通过该协定使其半导体制造商可以较低成本进口生产所需组件，而印度却认为这项协定没有多大价值，因其一贯希望外企在印生产任何产品的所需部件也都在印生产，目的在于让外国投资者为印度建立全产业链。此外，当前印台贸易逆差已扩大到57亿美元，这对印度来说难以接受，因为其所签订的双边自贸协定在实践中几乎都是印方享受贸易顺差。

综合来看，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在印度政府和台湾当局有意鼓励经贸关系发展的情况下，双方贸易额与投资额增长与总量仍十分有限。双方企业在开展产业合作的过程中面临多重障碍，因此印台经贸关系发展难以一帆风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