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才减产伊朗就搅局！原油盘中跌超4%，美国据称接近达成伊朗石油出口临时协议

John Adams

政治

大宗商品

摘要:

媒体称，临时协议将允许伊朗出口多达100万桶/日，换取伊朗减少高浓缩铀的活动。盘中美油曾跌4.8%，布油一度跌4.4%，不但抹平沙特宣布减产以来涨幅，而且创一周新低。

一则西方制裁限制可能放宽、伊朗出口有望增加的消息引爆了油市。

美东时间6月8日周四上午，有媒体援引知情者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在美国本土的谈判取得重大进展，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美国将豁免部分制裁限制，其中包括允许伊朗出口石油多达100万桶/日，以此换取伊朗承诺，停止丰度达到60%及以上的高浓缩铀活动，并将继续同监测和核查其核计划等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合作。

消息传出后，国际原油期货盘中跳水。

美股早盘尾声时，美国WTI原油跌破70美元关口后一度逼近69美元，日内跌幅逾4.8%，布伦特原油曾跌至74美元下方，日内跌近4.4%，不但均抹平上周末沙特宣布自愿7月再减产100万桶/日以来的所有涨幅，而且跌至6月1日上周四以来盘中低位。此后，原油跌幅收窄到4%以内。

2015年7月，伊朗与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达成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根据协议，伊朗承诺限制其核计划，浓缩铀丰度不得超过3.67%，以换取国际社会解除对伊制裁。

2018年5月，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随后重启并新增一系列对伊制裁。2019年5月以来，伊朗逐步中止履行协议部分条款，但承诺所采取措施“可逆”。

虽然伊朗此前宣布生产出丰度为60%的浓缩铀，但今年2月的新华社报道提到，伊朗方面否认了当时有关伊朗生产丰度为84%的浓缩铀的报道，称该报道旨在“歪曲事实”，伊朗从未生产丰度超过60%的浓缩铀。

文章来源：华尔街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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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本文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个人投资建议，也未考虑到某些用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其他需要。据此投资，责任自负。

Thomas

经济

从2021年的四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已经有连续6个季度的增速低于5%，其中有连续3个季度低于4%，再加上增加值主要集中在基建项目等逆周期部门，普通居民和企业恐怕并没有真切地感受到增长，而失业率超过20%的年轻人或许仅能感触到经济的寒意。

就算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长周期视角来看，当前情形也并不寻常，关于加大经济刺激的呼吁也日益增多。问题是，目前的逆周期调控效果不好，并不是因为政策没有发力，或者力度不够，而是因为传统的政策思路已经失效了。

基建投资政策陷入了低效率陷阱

最近十多年来托底经济的最主要手段就是启动基建投资，比如2009年、2013年、2016年，基建投资的季度增速超过20%，其中2009年二季度甚至高达50%，从结果上来看也都拉动GDP出现了反弹。但在连续多年的投资沉淀和债务累积的基数下，基建投资增速在2019年末已经降至4%以下。

2022年以来经济刺激计划再次上马，大规模资金再次流入基建领域，投入的增量资金规模超过4万亿，称得上是扩大版的4万亿刺激计划。其中，专项债资金投入估计为2.5万亿以上，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投入7400亿，新增政策性开发银行基建贷款8000亿，但这些资金投入仅带来了9.4%的狭义基建投资增长。

2023年至今，信贷和投资宽松政策也并未停歇，前4个月投放给企业部门的新增贷款已经接近9.7万亿，超过去年全年投放量的一半，大量资金流向国有企业及基建领域，但基建投资增速仍未能超过10%。相比之下，2009年开始实施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使得基建投资增速达到40%以上。

为什么？一方面，是投资的效率在降低，单位产出所需要投入的资金量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是随着基建项目的饱和，已经找不到那么多基建项目去消耗大量资金了。一个例证是部分地方政府通过专项债融来了建设资金，却转而将这些资金挪用于非生产性领域，比如弥补公共预算亏空，原因就在于已经没有多少项目可以做到财务上的盈亏平衡了。

退一步看，即便这些资金能很快形成基建投资并被计入GDP，对于其他投资的辐射带动、对于居民福利的改善也可能越来越有限，并且对于地方政府自身的税收、就业等领域的贡献也将日渐稀薄，因为尚有活力的企业主体和居民主体越来越稀缺，而产业园区等基建设施却越来越饱和。

这样，随着大规模的增量资金投入不能转化为基建投资增长，以及基建投资越来越自我循环、不能为其他部门创造收益，以往最常用、最有用的基建投资政策可以说效果越来越差。如果再考虑到长期基建投资带来的结构失衡、产能过剩以及债务风险等负面效果，再加码基建似乎已经得不偿失。

货币扩张政策陷入了流动性陷阱

除拉动基建投资之外，长期的货币扩张政策便一直伴随着基础货币的持续投放。1991年至2016年广义货币供给M2的增长速度始终超过10%，随着2017年至2019年宏观去杠杆、去产能的政策实施，货币供给在该阶段出现了显著的降速，但也维持在8%之上。

在这有数据统计的将近30年的光景里，货币供给即便在持续扩张，但始终未能充分满足融资需求，存在一定的金融抑制现象，企业和居民依然会感到获取信贷成本较高，资金作为生产要素依然是稀缺的。

但自2022年4月以来，奇怪的现象出现了，衡量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开始显著低于货币供给的增速，这背后是家庭部门只希望增加储蓄，不再愿意消费、投资和负债买房，企业则由于盈利的缩水和资产价值的折损，同样不再愿意增加负债。

这意味着即便货币政策继续采取降准、降息或其他投放基础货币的操作，居民和企业也已经很难寻找到好的投资渠道，也没有信心增加消费与负债，最终会使得扩张的货币无处可去，只能再次转化为储蓄回到银行体系，从而陷入到流动性陷阱。

至此，广义货币供给的增长便不是通过央行资产负债表的主动扩张，而是来源于实体经济部门的储蓄增加，或者说，央行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对于货币供应量的控制能力。另一方面，随着实体经济部门的融资需求降低，银行从揽储困难转变为信贷投放的压力，要么将存款投资于证券市场或者同业业务，这会加大资金空转的现象；要么降低利率抢占市场，并扩大风险敞口增持风险资产，这会降低金融机构利润并提高不良率。

从实际数据来看，今年一季度银行业整体在资产同比增长10.9%的情况下，净利润仅增长了1.3%，增速同比下降了6.1个百分点，多数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也开始面临下行压力。

简而言之，家庭部门和私营企业部门已经不愿意再“蓄水”，如果央行再开启大水漫灌模式，可能只会带来金融体系进一步的资金空转和脱实向虚，并为更大的金融风险埋下隐患。

宏观经济政策该调整思路了

以上的分析说明，并非政策不想“拼经济”、没有“拼经济”，而是现有的货币与财政政策效果已经大打折扣，再加大力度反而可能会引发新的问题。显然，宏观经济政策该调整思路了。

首先是，如果把用于基建和国有企业的部分项目资金，转而投入到私营企业部门，或者直接投入到居民部门，会不会在总体的经济效果上更好？当然这只是一个思维上的假设，还需要从方法上和效果上有所判断，但是，如果传统路径的效率在显著走低，便值得在新方向上斟酌其他方案的可行性。

其次是，宏观经济调整的目标要有所聚焦和取舍。如果一方面需要企业和居民加大负债和投资、另一方面又需要限制债务增长，如果一方面需要避免房地产价格下行引发资产负债表衰退、另一方面又要避免房地产价格上行侵蚀来之不易的挤泡沫成果，如果一方面试图通过国有部门承接民间资本和民间投资退出的市场、另一方面又需要激发民间投资的市场活力，那么宏观政策就有可能左右互搏，互相消耗。

考虑到当前存在的经济压力并非只是短暂现象，以及经济变量间在下行期间的相互拉扯，没有人敢保证新的均衡下限在何处。及时稳定住居民部门的信心和资产负债表依然是逆周期政策的焦点，这也是解决所有其他问题的关键。为居民部门发放现金也好，进一步降低居民的负债成本也好，通过救助企业稳定居民就业也好，总是可以在减轻阵痛和寒意方面起到一些立竿见影的作用。

即便没有这些调整，居民部门也大概可以苦一苦，活下去、熬下去，但宏观增长本身就是为了持续改善居民部门的福祉，有些本不必吃的苦，何必非要吃上一口呢？

文章来源：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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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antha Luan

经济

根据德国劳动市场和职业研究所（ILMVR）的模型，如果没有大量净移民，到2030年，在就业率不变的情况下，德国的劳动力规模将比2020年缩减近500万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期派往德国的代表团团长弗莱彻（Kevin Fletcher）也注意到：“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阻力已经存在，并将在未来几年内继续加速。”

我们查询经合组织（OECD）数据发现，在七国集团（G7）中，15岁~64岁人群的劳动参与率只有日本（80%）和加拿大（79.1%）略超过德国（78.7%）。

预计每年减少35万~40万劳动力

德国工商总会（DIHK）今年初表示，德国约有200万职位空缺等待填补，这些空缺已经造成了约1000亿欧元的经济损失。根据该组织对2.2万家德国公司的调查，一半的受访者都反映了“招工难”的问题，比例创下历史纪录。

其中，“技术工人”特别抢手，58%的工业部门企业表示缺乏人力。机械工具（67%）和汽车工业（65%）企业也提出了招聘艰难的情况。

根据德国智库伊弗（Ifo）研究所今年3月发布的一项报告，德国公司平均需花费三到四个月的时间来寻找技术工人。

这种情况可能会越来越严重。德国班贝格大学经济学教授布吕克尔（Herbert Brücker）认为，按照自然下降速度，德国劳动力每年将减少约35万至40万人，这种下降趋势预计持续十年才会放缓。

德国国家开发银行KFW在今年年初警告称，技术工人供应的减少和公司疲软的生产力趋势是一种威胁。如果没有任何改变，德国将在2030年前进入一个“持续停滞、可能时而萎缩的时代”。

KFW称，可以预见的是，德国将面临越来越多的分配冲突和对稀缺资源的更大竞争。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该行提出三种解决方案：第一，让更多德国人工作；第二，吸引更多的移民；第三，提高劳动生产率。

还有什么办法

吸引更多移民能否“拯救”德国未来的劳动力市场？

根据德国联邦就业局下属的就业研究所（IAB）的计算，德国每年需要40万净移民涌入，才能保持劳动力规模的平稳。

另据KFW的报告，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净移民必须从2021年的33万人上升到每年180万适龄移民。然而这种规模的净移民似乎是不现实的。

尽管德国正迫切地希望尽可能多的外国技术工人留下。但柏林研究机构Minor今年2月的一份报告显示，大多数来德国工作的人在三或四年后就离开了。德国应用经济研究所（IAW）去年12月的研究显示，劳动力离开德国的原因包括居住许可、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无法把家人带过来、生活成本高以及个人问题等。

与居留权有关的法律问题成为被提及最多的理由，例如并不是所有的外国学位都能被认定为德国同等学历。在德国南部经营本地外包和人力服务公司的温特（Marcus Winter）称，法律问题使得劳动力引进十分艰难。“他们只有在拥有同等学历的情况下才能来德国，但我们的制度非常特殊，我们不接受外国学历。”他称。

为此，德国正准备通过一项新的国籍法，使外国人更容易获得公民身份。该法律草案显示，将允许在德国居住五年后申请公民身份，并计划引入基于加拿大积分制度的移民改革，以吸引更多技术工人。积分系统将考虑五大属性，即资格、德语技能、职业经验、与德国的联系（例如有已经在德国生活的亲属）和年龄等。德国劳工部长海尔（Hubertus Heil）称，符合至少三项的人更有可能获得认可。

其实关于前述解决方案的第一项劳动参与率，德国的数据已经十分可观了。即使从女性就业来说，根据OECD的数据，德国是G7国家中15~54岁女性劳动参与率较高的国家（74.6%），仅略低于加拿大（75.6%）和英国（74.7%）。

因此，有分析认为，德国可以开发退休年龄的劳动力群体。OECD数据显示，在退休年龄（65岁及以上）群体中，德国的劳动参与率为7.5%，低于日本（25.6%）、美国（18.9%）、加拿大（14%）和英国（10.5%）。

增加劳动生产率？

除增加劳动力人数外，通过提升劳动生产率解决德国劳动力问题前景如何？

现实很骨感，近年来，德国的劳动生产率停滞不前。OECD的数据显示，自2015年以来，德国的劳动生产率上升了不到2%，而同期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增幅则为8%。德国每工作一小时产生约64.87欧元的产值，而美国则约为68.41欧元。

这背后的一个因素是德国在向数字时代过渡方面严重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据德媒报道，在疫情发生几个月后，德国卫生部门仍在使用传真机报告病例数，德国的学校也缺乏远程学习的基本技术。

即使提出了数字议程，目标也一再被错过或推迟。2016年，德国经济部发布了一项计划，提出到2025年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连接玻璃光纤网络。但这个目标后来又被推迟了五年。2022年，在欧盟委员会的数字经济和社会指数中，德国在27个成员国中排名第13位，仅勉强高于欧盟的平均水平。

高科技制造业和工程行业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德国竞争优势的核心。过去，这些行业通过德国的职业学校和学徒计划，获得了稳定的合格工人储备。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德国年轻人不想再学习这些技能了。官方数据显示，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去上大学，近年来的技术学校的申请者已经比可申请的名额少了约10万个。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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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央行

• 过去政策调整时机不当的阴影仍笼罩着日本央行决策官员

• 作为前委员会成员，植田知道过早退出宽松政策的危险性

• 面临工资的不确定性和全球风险，意味着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可能会延后调整

日本几十年来与通货紧缩作斗争的痛苦回忆，严重影响着央行为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跨出的第一小步，尽管通胀和工资正在悄悄上升。

今年，植田和男被任命为日本央行总裁，逐渐升温的物价压力激发市场讨论这位新任总裁可能会加快退出前任总裁黑田东彦的大胆刺激措施。

但熟悉其想法的三位消息人士表示，工资前景的不确定性和新出现的全球经济疲软，提高了日本央行至少在秋季之前暂不调整其有争议的收益率曲线控制(YCC)政策的可能性。

其中一位消息人士说：“在一个二十年来利率一直保持在超低水平的国家，日本央行第一次行动的冲击可能是巨大的...这足以让日本央行谨慎行事。”

日本自2007年以来便从未加息，2007年日本央行将短期利率从0.25%上调至0.5%，此举后来遭外界批评推迟终结物价停滞。

植田在1998年至2005年期间担任日本央行委员，参与了日本与通货紧缩的斗争，他非常清楚过早退出超宽松政策的危险。

由于担心经济复苏不稳，他在2000年反对日本央行将短期利率从零提高到0.25%的决定。

日央行因这一紧缩政策招致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并在八个月后被迫扭转方向，采取量化宽松政策。

消息人士称，鉴于这个调整政策时机欠佳所带来的创伤，植田料将谨慎行事放在首要位置，这表明要过一段时间才会终止将10年期公债收益率限定在零附近的YCC政策。这将意味着更重大的政策变化甚至会推迟至更遥远的往后。

其中一位消息人士说：“只要短期利率保持在低档，仅调整收益率上限可能不会对经济造成太大的伤害。但日本央行与通货紧缩间长期的历史性搏斗不容轻视。”

关注的重点转变

日本央行和市场想法之间的一个关键差异，在于日本的通胀前景。

从表面上看，逐步取消大规模刺激措施的条件似乎正在形成。

4月核心消费者通胀率为3.4%，一年多来，由于企业继续提高各种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该通胀率一直保持在日本央行2%的目标之上。

在今年的工资谈判中，企业提出了三十年来从未见过的加薪方案，在工资增长停滞数十年后，增加了持续加薪的希望。

由于强劲的国内需求抵消了一些外部阻力，人们普遍预计日本央行将在7月的季度审视中提高对今年的通胀预测。

但与过去相比，现在通胀已不是触发退出宽松的因素，决策者所关注的，是那些可能再次颠覆持续复苏之路的风险。

“如果你知道美国经济可能因过去的激进加息而急剧放缓，那么日本央行自然会对退出刺激措施持谨慎态度，”第三位消息人士说。

而日本制造商的主要市场中国的疲软表现，也让人怀疑企业能否收获足够利润来维持明年的工资增长。

不可否认，植田已留下调整YCC的余地，以防通胀继续超出日本央行的预测。他在4月首次的政策会议上，删除了承诺将利率保持在“当前或更低水平”的指引。

在上个月的一次联访中，植田表示，“如果政策利弊之间的平衡发生变化，”日本央行可能会调整YCC。

然而，由于黑田时代的大规模刺激措施未能将人们的通胀预期重新锚定在央行目标附近，植田有充分理由保持谨慎。

植田在上个月表示，消除日本根深蒂固的通缩心态仍然是一项艰巨的挑战。他并警告说，在利率方面仓促进展过快比过慢还更危险。

文章来源：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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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wen Li

图：美联储认为能够暂停加息，是基于未来几年国内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就业市场保持强劲，通胀也将维持在2%的目标水平。

美国就业市场转变有望带动薪资增速放缓，核心通胀下行趋势明确。回顾历史，美联储停止加息往往是经济与通胀两个目标平衡的结果，而当前触发停止加息的条件均具备，笔者预计联储6月份停止加息概率较高，若后续美国经济未出现较全面反弹，则此后重启加息概率较低。

5月新增非农就业人数继续高于预期，美国劳动力市场增长仍然强劲。但据美国人口普查局企业调查数据显示，近期美国制造业、建筑业、住宿和餐饮服务业等此前增长较为强劲的行业，对未来招工需求的预期大幅下滑，反映出美国就业市场正在向买方市场转变，因而5月薪资增速基本未偏离预期。亚特兰大联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跳槽者薪资增速与留岗者薪资增速差距在缩窄，反映出美国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的紧张局势正在缓解。因此，在供求格局转鬆的背景下，虽然劳动力市场增长仍然强劲，但薪资增长给美国通胀带来的压力预计将逐步缓解。

银行存款普遍流失

未来美国核心通胀下行趋势较为明确。食品项与能源项预计将持续推动美国整体通胀回落，非核心通胀项价格未来上行风险较为有限。对于核心商品方面，尽管供给冲击对核心商品项通胀的推动作用已有所减弱，但美国消费仍具韧性，短期核心商品项通胀环比增速中枢或仍高于0，中长期或围绕0上下波动。核心服务项方面，预计经济放缓对薪资上涨的抑制作用将进一步显现。此外，根据领先指标实际租金价格判断，4月住房项通胀同比增速已出现见顶迹象，其或在今年二季度末开始下降，有望带动核心服务项通胀同比增速在二、三季度开始下行。中性情景下，笔者预计今年年底美国通胀或回落至3.6%左右，核心通胀或下降至4.2%左右。

在高利率背景下，虽然当前美国前50的银行利润端压力还可承受，但银行业普遍将面临存款流失问题，并且证券损失具有一定普遍性。从美国前50银行的情况来看：

（1）股价表现方面，大部分前50银行股价目前仍未恢复至硅谷银行事件发生前的水平，一半以上银行股价跌幅仍高于10%，但第一信托银行倒闭对于前50银行股价的负面影响较为有限，影响集中在与第一信托银行具有一定相似性的几个区域性银行；

（2）存款流失方面，近一半前50银行存款规模在2023年一季度出现同比负增长，15家银行同比增速跌幅超过5%，个别银行出现跌幅超过15%的情况，例如纽约梅隆银行、北美信托等；

（3）淨利润方面，当前利润恶化速度偏慢，23家银行同比增速在10%以上，三分之二银行同比增速为正，但也存在极端银行利润同比跌幅超过50%的情况，例如第一资本金融、艾利银行、桑坦德银行等；

（4）证券投资未实现损益方面，部分排名前10的银行存在可供出售证券未实现损益占普通股一级资本比率超过-15%的情形，例如美国合众银行、第一资本金融（接近-20%），并且不少前15的银行持有至到期证券未实现损益占普通股一级资本比率超过-15%；

（5）未受保险保护存款占比方面，排名前15的银行中，部分银行存在未受保险保护存款占比超过80%的情况，例如纽约梅隆银行、道富银行。而从全美银行数据来看，美国银行业资产端与负债端均面临较大压力。

通胀数据已经见顶

回顾2000年以来两轮加息周期，美联储暂停或者彻底停止加息均是出于对经济与通胀的权衡。2006年美国在通胀压力见顶（消费物价指数（CPI）同比4%左右）、通胀回落迹象还未明显时由于经济增速放缓便停止加息；2015年-2018年多次暂停加息，主要是由于美国通胀在多个时期下降至2%以下；2018年12月后停止加息是由于通胀回归2%目标附近。虽然前两轮加息时期美国通胀压力远小于此轮，但回顾美联储决策与过往经济背景，仍可为此轮加息路径提供一些指引。

美国经济增速放缓与通胀得到控制，是美联储2006年6月后不再加息的主要原因。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2006年8月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认为未来经济增速可能低于预期，未来两年能源和进口价格上涨影响将减弱，核心CPI增速将有所回落。因此，美联储选择暂停加息以观察此前加息对经济活动和价格的全面影响，防范过度紧缩的风险。虽然美联储在此次会议上还强调了暂停加息并不代表紧缩周期的结束，但由于美国通胀回落，叠加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快速下降，美联储后续并未重启加息。

对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和对通胀下行的担忧，是美联储2015年至2018年间暂停加息的主要原因，而通胀达到2%目标附近是2018年12月后停止加息的主要原因。2015年12月加息25基点后美联储暂停了加息步伐，主要原因为美国经济增长缓慢，该年四季度实际GDP环比折年率仅为0.6%，叠加美联储对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复苏缺乏信心（英国脱欧等事件），担心加息步伐过快可能导致美国经济复苏进程被打断。2017年相对短暂的暂停加息也主要由于当时美国通胀低于2%的美联储目标水平。而2018年12月后，美联储认为未来几年美国经济将持续稳定增长，就业市场将保持强劲，通胀也将维持在2%的目标水平，因而美联储暂停了加息。

回顾历史可知，美国通胀局部见顶、预计通胀压力会在未来逐步缓解、通胀已得到控制都可能成为美联储停止加息的条件之一，但美联储对于通胀压力的权衡并非是等待通胀累计回落幅度超50%，或通胀需回落至2%才会停止加息，即使是在上世纪80年代，联储主席沃尔克开启新一轮加息后，在通胀回落了约高点水平的1/3时美联储便停止了加息。美联储停止加息的另一条件为，美国经济放缓至潜在增速以下。回顾历史不难发现，美联储停止加息时点往往是实际GDP环比折年率向下突破（或接近）潜在GDP增速时点附近。

本月料停加息

而当前通胀与经济两个触发美联储停止加息的条件均具备。当前美国通胀累计回落幅度已超过1/3，接近50%，并且当前美国通胀压力将逐步得到缓解的趋势是明确的，薪资增速较为可控。而今年一季度美国实际GDP增速录得1.3%，这也是本轮加息周期中实际GDP增速第一次低于潜在增速1.78%，并且美联储预测今年实际GDP年度增速为0.4%，意味着未来若经济没有出现全面反弹，经济放缓至潜在增速以下成为大概率事件，亦触发了美联储停止加息的条件。

虽然部分美联储官员仍然偏鹰，但近期已有官员表示6月可以暂停加息，7月及以后是否进一步加息需评估经济数据表现。笔者认为6月停止加息概率较高，若后续美国经济没有出现较强劲、较全面的反弹，则此后美联储重启加息概率较低。美联储鹰派官员克利夫兰联储行长梅斯特5月31日表示：“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停止再次加息”。

但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5月19日对6月是否加息的表态偏鸽派，认为美联储应考虑信贷紧缩程度的不确定性，并且认为：“目前尚不清楚美国是否需要进一步加息”。

此外，费城联储行长哈克5月31日也声明“倾向于支持在6月的央行下次会议上‘跳过’加息，尽管即将公布的就业市场数据可能会改变他的想法；通货膨胀动态和信贷紧缩步伐的不确定性使他对继续加息持谨慎态度”。

基于美联储官员表态及美国货币政策历史回顾，笔者认为，6月不再加息的概率较高，若后续经济没有出现较强劲、较全面的反弹、美联储对于通胀，以及通胀预期没有失去控制，则美联储7月或更远未来的议息会议上较难重启加息。

文章来源：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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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vin Du

经济

据悉，在俄乌冲突不断加剧导致欧洲能源价格飙升之后，欧元区在冬季终于遭受到了可能是最温和的衰退。周四欧盟统计局公布的经过修订后GDP终值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3月，这个由20个国家组成的经济体GDP经修正后萎缩了0.1%(此前的统计初值为环比增长0.1%)，而经济学家普遍预期为环比持平。继第四季度同样幅度的下滑之后(修正后的数据显示Q4欧元区GDP环比下滑0.1%)，这是自新冠疫情以来的首次为期六个月的技术性经济衰退。

值得注意的是，昨日希腊GDP数据显示希腊经济在第一季度意外萎缩，加上此前数据显示德国经济陷入技术性经济衰退，已经有经济学家预警欧元区冬季也可能随之陷入技术性衰退。

能源冲击终使欧元区陷技术性衰退，但最艰难时刻可能已过_1

图：欧元区终究经历了冬季衰退——第一季度GDP环比增长率从最初的0.1%初值被修正至-0.1%

在政界人士和欧洲央行(ECB)官员多次表示，即使通胀飙升至欧元引入以来的最高水平，经济下滑仍有可能避免之后，因此这一结果尤其对于央行的官员们来说将是一个重要的打击。

但政策制定者们将感到欣慰的是，他们向欧盟各国家庭提供的数十亿欧元援助意味着，消费者们对于俄乌冲突后欧元区经济将遭受严重得多损失的担忧情绪完全没有成为现实。

鉴于一些经济学家预计本季度欧元区经济可能已经恢复增长，欧元区的各国政府将继续缩减财政支持措施。尽管一些分析人士预计欧洲央行历史性的加息行动可能离尾声不远了，但从目前欧洲央行官员们的表态来看，欧洲央行不太可能在短期内改变紧缩的货币政策方向，在欧洲央行的官员们看来，战胜通胀是可持续经济扩张的先决条件。

“这次向下的修正数据不会影响整体的经济情况:经济虽然疲软，但远远没有崩溃。我们预计经济增长将从2023年第二季度开始恢复，但在2023年全年将保持相对低迷，因为融资条件收紧和全球需求疲软的不利因素将会抑制经济活动。”经济学家Maeva Cousin和David Powell表示。

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欧元区第一季度的疲软主要由于政府和家庭支出大幅下降。库存为经济增长做出了负面贡献，而贸易支撑了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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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欧元区七个经济体在2023年初收缩——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变化

此前，德国的经济数据显示，这个欧洲的最大规模经济体也经历了冬季技术性衰退，希腊和爱尔兰也是如此，而爱沙尼亚自2021年底以来一直没有实现增长趋势。另外三个欧元区国家——立陶宛、马耳他和荷兰——也在第一季度出现了经济萎缩。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欧元区经济前景有所改善的声音不断出现。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在上月调高了对该地区(欧元区)的整体经济预期，目前预计该地区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将增长1.1%，预计2024年将增长1.6%。

根据数据统计平台Trading Economics按照全球宏观模型和分析师预期汇编的预测数据，数据显示截至本季度末，欧元区GDP环比增长率预计为小幅增长0.30%，此后将不断延续小幅增长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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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通胀方面也出现了非常积极的迹象。虽然价格涨幅仍然是欧洲央行2%目标的三倍多，但欧元区总体和核心通胀指标上个月的回落幅度都超过了经济学家普遍预期，消费者的通胀预期也在放缓。

在多数经济学家看来，以上这些因素可能都不会阻止欧洲央行下周将存款利率继续上调25个基点至3.5%。

文章来源：智通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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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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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2023年1月中旬以来，美国政府国债发行达到法定的31.4万亿美元上限后，财政部一直在使用紧急财政手段来支付政府开支。截至6月1日，财政部现金余额仅剩230亿美元，达到令人担忧的低点。

美国当地时间6月1日星期六，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2023财政责任法案》，终于避免了数月来的联邦政府和市场所担心的“债务上限危机”。此法案的签署，暂时取消了债务上限，同时将美国政府长期以来面临的政府债务上限问题推迟到了2025年1月1日，届时将成为下一届政府的问题。这项法案将允许财政部继续发行新国债，以重建政府现金储备，继续履行联邦政府的财政义务，目前估计在6月底前美国政府现金余额有望恢复到5500亿美元左右的正常水平。

这项美债上限协议在最后关头的达成对美国两党的政客们来说可以是一场胜利，尽管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不得不采取了一定的妥协。首先，这项法案的签署避免了美国政府债务违约可能带来的灾难性的经济后果和金融危机。另外，民主党仍然可以把2023年的政府预算维持在上一年的水平，并在2024年可以增长1%，同时社会保障退休金、退休人员医疗保险和低收入家庭食品劵等方面的开支都未受大的影响。对共和党来说，虽然这项法案最终没有达到共和党最初提议的消减政府预算20%的目的，但是却成功阻击了民主党对富人和企业增加税收的提议，同时还达到了消减并冻结白宫财政预算的目标。对于拜登来说，最大的胜利则是避免了美债问题对即将到来的总统竞选可能产生的影响。

尽管拜登表示，此法案将在未来十年为美国政府减少3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但该法案却难以解决美国面临的巨大财政挑战。国会预算办公室（CBO）此前早已警告如果不大幅裁剪政府开支，美国政府债务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GDP的120%。同时，CBO已将联邦政府2023财年的赤字预计上调至1.5万亿美元。

国债上限的暂时取消虽然减缓了金融市场动荡的压力，但是，大量即将涌入金融市场的新国债对市场和经济可能产生的长期影响却成为新的担忧。据分析师估计，美国财政部准备在第三季度底之前发行的1万亿美元新国债将吸引大量的现金，从而对业已紧缩的信贷市场带来更大的压力，尤其是在银行的流动性方面。由于现行的高利率，商业银行一直在和货币市场基金竞争现金存款，银行不得不提高存款利率以阻止存款流失。另一方面，由于货币市场基金主要投资于普遍认为风险较低的美国国债，财政部即将发行的大量3个月和6个月短期国债无疑为这些货币基金继续扩展规模的提供了更大的可能，但是对商业银行来说，则可能意味着存款的进一步流失，其直接结果必将导致银行信贷费用进一步上涨。美洲银行分析师估计，洪水般的新国债发行对经济的影响可能将相当于美联储升息25个基点。摩根士丹利分析师也表示，美国政府国债的发行量在未来3个月可能达到7300亿美元，到年底可能达到1.25万亿美元。

虽然“债务上限危机”的警报暂时解除，但《2023财政责任法案》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开美国债务剧增所暴露的制度性弊端，即政府过度开支与财政税收的不足，而只是将这个棘手的问题推给了下一届政府。因此，最终受损失的将是美国的纳税人，因为他们不仅仅要承担信贷紧缩导致的高额信贷费用，比如房贷、车贷等大宗消费的高额贷款利息，同时，还要承受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对增长缓慢的工资收入的蚕食，最令人担忧的是，还可能在两年后联邦政府债务上限闹剧重演时付出更高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