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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匹配数据
2025年末,德国经济虽展现韧性,但失业人数重返300万,通胀意外反弹,传统增长动力减弱,促使结构性改革成为当务之急,未来挑战重重。
2025年末,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交出了一份喜忧参半的答卷。尽管经济数据意外展现韧性,但失业人数时隔12年重返300万大关,通胀率也再度抬头,为前景蒙上阴影。
德国劳工局数据显示,1月份失业人数激增17.7万人,总数达到308万人,未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也随之攀升0.4个百分点至6.6%。
这一数字立即引发了警惕。德国总理默茨在社交平台X上直言,失业人数突破300万是一个“警讯”,并强调“推动经济复苏必须成为今年的核心优先事项”。默茨此前承诺通过增加基建和国防支出来提振连续两年微幅萎缩的经济,但这些措施显效所需的时间可能比预想的更长。
劳工局局长Andrea Nahles也承认,“当前劳动力市场动能不足”,年初失业人数的显著上升带有季节性因素。
剔除季节性因素后,情况稍显平稳。经季调后的失业人数与12月持平,为297.6万人,失业率维持在6.3%,表现好于路透社调查中分析师预计的新增4000人。
在就业市场承压的同时,通胀数据也未能带来好消息。德国1月通胀率意外回升,同比加速至2.1%,重新站上欧洲央行2%的目标线之上。
更值得关注的是核心通胀,在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1月核心通胀率从12月的2.4%升至2.5%。
不过,分析师认为无需过度担忧。德国商业银行高级经济学家Ralph Solveen指出,当前核心通胀率仍低于2025年秋季稳定在2.75%左右的水平。凯投宏观欧洲高级经济学家Franziska Palmas也表示,此次通胀回升主要由食品价格驱动,而去年底一度走高的服务业通胀已明显回落,这可能会让欧洲央行官员感到鼓舞。
德国的通胀数据是下周三欧元区整体数据的前瞻。经济学家预计,欧元区1月通胀率将从1.9%放缓至1.7%。
尽管面临挑战,德国经济也展现出一定的韧性。第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环比增长0.3%,高于市场预期的0.2%。统计局确认,该季度环比增长的年化率为0.2%。
然而,这份好于预期的数据并未打消决策层的忧虑。德国经济和能源部长赖歇表示,传统出口优势“已不再支撑我们的增长”,德国必须转向新的“增长引擎”。
荷兰国际集团(ING)全球宏观主管Carsten Brzeski则发出警告,呼吁进行结构性改革。他认为,“最大的国内风险在于,国家情绪从悲观突然转向自满。”
这种谨慎态度也反映在官方预测中。德国政府已于周三下调了2026年和2027年的增长预期,理由是财政政策措施的见效速度不如先前假设的那么快。
一项旨在避免美国政府部分停摆的两党支出协议,在周四深夜意外遭遇阻碍。尽管该协议已获得总统特朗普的公开支持,但在参议院的程序性僵局,导致预测市场反映的政府停摆概率瞬间飙升至70%。

随着周五午夜资金到期的最后时限逼近,华盛顿正在上演一场“生死时速”般的谈判,市场不确定性急剧升温。
参议院领导层原本计划在周四晚间快速通过这项融资方案,但由于至少一名参议员提出异议,导致需要“一致同意”的快速投票程序受阻。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约翰·图恩(John Thune)与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被迫将审议推迟至周五。图恩承认谈判“双方都遇到了障碍”,希望能在周五复会时达成共识。舒默则将延误归咎于共和党人,呼吁对方“统一行动”。
此次程序性延误,主要源于对特定法律条款及国土安全部(DHS)资金期限的争议,这使得本应顺利通过的协议变得变数丛生。
据《大纪元时报》报道,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正是那位阻止快速投票的关键人物。他的反对主要集中在两点:
首先,格雷厄姆不满法案中废除了所谓的“北极霜”(Arctic Frost)条款。该条款原本允许参议员在前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Jack Smith)的调查中,若其电话记录被收集,可以提起诉讼。史密斯代号为“北极霜”的调查,旨在查明特朗普竞选团队在2020年大选期间安排替代选举人是否构成犯罪。格雷厄姆认为,议员应当拥有在记录被非法扣押时诉诸法庭的权利。
其次,他对法案未能为国土安全部(DHS)提供全年资助表示失望,认为当前执法人员正受到“妖魔化”,急需资金支持。
在遭遇阻碍前,白宫与参议院民主党人刚刚宣布达成一项协议。根据该协议,参议院将通过众议院已批准的五项支出法案,为国防部、劳工部、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等多个关键部门提供全年资金。
然而,作为妥协,国土安全部(DHS)的全年资金被单独剥离,取而代之的是一份为期两周的临时拨款。此举的目的是为两党就移民执法政策的进一步谈判争取时间,但这恰恰成为了引爆当前僵局的导火索。
国土安全部的资金安排,是两党博弈的核心。民主党人誓言反对为DHS提供全年拨款,其直接导火索是联邦特工在明尼阿波利斯发生的亚历克斯·普雷蒂(Alex Pretti)枪击致死事件。
舒默明确开出了支持DHS拨款的条件,包括终止ICE特工在城市的“巡回巡逻”、要求搜查必须有搜查令、加强与地方执法的协调,以及强制佩戴执法记录仪等问责机制。
共和党内部对此反应复杂。参议员乔什·霍利(Josh Hawley)等人虽然支持特朗普对普雷蒂案进行“彻底调查”的呼吁,但他同时强调,首要任务是避免“可怕”的政府停摆,并表示计划投票支持DHS的资金法案。
眼下,各方能否在周五午夜前弥合分歧,避免政府陷入停摆,已成为全球市场关注的焦点。
土耳其央行近期正式废除了支持“外汇保护型存款机制”的相关监管规定。这标志着这一曾用于稳定本币汇率的“非常规工具”,在最后一批账户到期后全面退出历史舞台。
此举落实了土耳其央行于2025年8月公布的退出路线图,即不再接受新的外汇保护型存款,存量账户到期后也不再续约。
土耳其的外汇保护型存款机制诞生于2021年末,当时的核心目标是应对里拉的急剧贬值和国内日益严重的美元化压力。
该机制的核心操作是,政府为里拉存款提供汇率担保,补偿因里拉贬值造成的汇兑损失与存款利息之间的差额。
在短期内,这一政策确实对稳定汇率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其弊端也十分明显:它极大地推高了国家的财政成本,并增加了土耳其经济对外部冲击的敏感性。
在终结旧政策的同时,土耳其央行还出台了新的紧缩措施,旨在强化金融稳定,并改善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
央行同步收紧了针对外资来源的里拉融资的宏观审慎监管,具体措施包括:
• 上调外部借款准备金率:对于期限不超过一年的里拉计价外部借款,准备金率统一上调2个百分点。
• 扩大准备金率适用范围:对外国银行的短期存款、参与型资金,以及国际银行土耳其分支机构对其境外总部的负债,统一适用14%的准备金率。
央行表示,此举意在配合当前的货币紧缩立场,重点抑制短期套利资金的流入。
欧洲天然气市场正经历一场剧烈震荡。在寒潮侵袭与库存告急的双重夹击下,基准天然气期货价格本月已累计飙升约36%。若涨势维持,这不仅是2023年夏季以来的最强劲表现,甚至可能创下四年前能源危机以来的最大单月涨幅。
市场情绪在过去一个月彻底逆转。天然气消耗量激增,加上美国一场冬季风暴扰乱了部分生产,导致交易员被迫争相回补此前的看跌头寸。市场对欧洲能源平衡脆弱性的担忧重燃,波动性显著加剧。
尽管美国液化天然气(LNG)出口恢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供应恐慌,但根本性的供需矛盾依然突出。
首先,库存水平已低至“反季节性”的程度。Energy Aspects的分析师团队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正是由于库存告急,天然气价格的风险目前仍然偏向上行。这种紧张的供需平衡意味着,市场对任何供应中断都异常敏感。
其次,极端天气预报加剧了需求侧的压力。天气模型显示,欧洲部分地区将在2月上旬迎来更严酷的冰冻天气,供暖需求势必攀升,这将进一步考验本已紧张的库存缓冲能力。
在供需基本面之外,地缘政治因素正成为影响价格的关键变量,为市场注入了新的不确定性。
交易员们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伊朗不断升级的威胁言论,令整个能源市场处于高度紧张状态,这种地缘政治溢价也传导至天然气定价。
另一方面,乌克兰局势出现短暂缓和迹象。特朗普周四表示,已与俄罗斯达成协议,在乌克兰应对极端寒潮的一周内,俄方将暂停对相关设施的打击。这一消息为风暴中心的欧洲能源供应提供了一丝喘息空间,但其长期影响仍有待观察。
在多重因素作用下,欧洲天然气价格波动明显。
截至阿姆斯特丹时间周五上午11:48,作为欧洲价格风向标的荷兰天然气期货3月交付合约交易价格为每兆瓦时38.59欧元,日内变化不大,但早盘一度上涨高达2%。

整个1月份的市场走势凸显出,即使在摆脱上一轮能源危机后,欧洲的能源平衡依然十分脆弱。无论是大西洋彼岸的生产中断、本土的气温变化,还是地缘政治的角力,都在深刻影响着这一关键大宗商品的定价逻辑。
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提名美联储前理事凯文·沃什(Kevin Warsh)出任下一届美联储主席。这一消息并不令人意外,特朗普此前就曾“剧透”,称他的人选“备受尊敬,在金融界家喻户晓”。
沃什并非首次进入美联储主席的角逐。2017年他就曾参加面试,但最终惜败于现任主席鲍威尔。如今鲍威尔的任期将于今年5月到期,沃什再次成为焦点。凯投宏观认为,沃什是一个“相对稳妥的选择”。
现年55岁的沃什拥有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与政治学背景,以及哈佛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并曾在麻省理工和哈佛商学院进修。他的职业履历与鲍威尔颇为相似:都是律师出身,在华尔街工作后进入公共服务领域,担任过美联储理事。

除了专业背景,沃什与特朗普的深厚私交也备受关注。他的妻子简·兰黛是雅诗兰黛家族成员,而他的岳父——亿万富翁罗纳德·兰黛,不仅是特朗普长达60多年的同学,也是其竞选时的重要金主。据报道,特朗普在任时考虑购买格陵兰岛的想法,最初就源于罗纳德·兰黛的建议。
沃什在2006年加入美联储时,是历史上最年轻的理事之一,以其在华尔街和华盛顿的人脉著称。他长期呼吁美联储进行“更迭”并缩减其庞大的资产负债表。然而,近几个月他却一反常态,公开支持降息,这与他过往的鹰派形象形成鲜明对比,却与特朗普的立场高度一致。
早在2025年11月,沃什就在一篇评论文章中预测,人工智能将带来生产率的爆发,而特朗普的放松管制政策会提振经济。他认为,当时的美联储是经济进入“黄金时代”的主要障碍,并提出了四大改革方向:
1. 摒弃滞胀预测: 放弃对未来几年的滞胀预期,转而相信AI能驱动通胀放缓,并带来实际工资增长。
2. 反思通胀误判: 认为疫情期间的通胀是政府过度支出和货币超发所致,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应“大幅缩减”。
3. 追究监管失职: 将2023年硅谷银行的倒闭归咎于美联储。
4. 放松银行监管: 主张为银行业松绑。
彭博经济研究指出,沃什曾称通胀是一种“选择”。要理解他若上任会做出何种选择,回顾他在2006至2011年担任理事期间的言论至关重要。
梳理其过往发言可以发现,沃什的鹰派立场十分坚定:
• 2006年末 (核心PCE 2.5%):他表示“对通胀前景的担忧远胜于经济增长”。
• 2007年5月 (核心PCE 2.1%):他“对通胀前景仍深感忧虑”,认为市场可能低估了风险。
• 2008年6月 (核心PCE 2.2%,油价140美元/桶):他坚持“通胀风险仍然是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
• 2008年9月 (核心PCE 2.2%,雷曼破产前夕):他表示“仍无法放下对通胀问题的担忧”。
• 2008年12月 (核心PCE 1.1%,经济已陷入衰退):他仍认为通缩风险在中期内“不太可能显现”。
直到2009年8月,当通胀率降至0.6%、失业率逼近10%时,沃什才终于松口,称“当前通胀指标似乎相当理想”。鉴于当前美国核心PCE已连续近五年高于2%的目标,沃什的历史记录表明,他的本能反应很可能是采取强硬的鹰派立场。
沃什对美联储当前的工作方式也持激烈批评态度,他曾主张美联储需要“改朝换代”,甚至称要“打爆几个榆木脑袋”。这种言论显然不利于他与现有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成员及美联储工作人员建立信任。
分析认为,沃什领导下的美联储可能会呈现以下特点:
• 减少官员发声: 限制FOMC官员的公开评论。
• 降低数据依赖: 沃什曾批评美联储目前频繁更改通胀指标,并认为对最新数据的过度依赖“没有多大实际价值”,不应“太在意小数点后两位的数字”。
• 抛弃短期预测: 他认为短期预测是“分散注意力的执念”,政策制定者一旦公布预测,就可能作茧自缚。
• 削弱前瞻指引: 他认为前瞻性指引在正常时期作用不大。
这些观点显示出沃什对经济模型乃至美联储专业能力的质疑,这种不信任感可能会限制他在内部推行其政策主张。
尽管沃什可能受到多数共和党参议员的欢迎,但他的提名确认之路依然充满变数。
最大的阻碍来自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成员、共和党参议员蒂利斯。他已明确表示,在司法部结束对美联储总部翻修工程的调查前,他将阻止特朗普对美联储主席的任何提名。这项调查的核心涉及现任主席鲍威尔在国会的证词。
蒂利斯态度坚决:“在对鲍威尔的调查和潜在起诉完成之前,美联储主席的提名不会改变。”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也坦言,如果没有蒂利斯的支持,这项提名“可能不会”获得通过。这意味着,沃什能否最终执掌美联储,仍悬而未决。
时隔八年,英国首相斯塔默于1月28日抵达北京,开启为期四天的正式访问。国际舆论普遍认为,这次访问标志着英国正以强烈的意愿深化双边经贸联系,也反映出在全球变局中,中国作为稳定合作伙伴的价值正被重新审视。
斯塔默此行并非孤身前来,他率领了一个由50多家英国顶尖企业和机构代表组成的庞大商业代表团,其阵容覆盖了金融、医药、制造业、文化创意等英国的传统优势领域。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称,这清晰地表明了英方对深化英中经贸关系的迫切期待。
斯塔默本人也直言不讳。他向媒体表示,与中国接触符合英国的国家利益,此行将为英国企业带来“重大机遇”。美联社援引专家分析指出,英国在金融、咨询等服务业的优势,与中国市场在医疗、养老等领域日益增长的需求高度契合,合作前景广阔。
“务实”成为了双方共同强调的关键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表示,中方希望以此次访问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英国政府发布的官方公告也强调,建立一个更加稳定和务实的英中关系,将直接惠及英国民众与企业。
英方公告进一步指出,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供应链的关键一环,其发展成就深刻影响着英国民生。目前,中国是英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为英国提供了37万个就业岗位。
《纽约时报》分析认为,经济增长是斯塔默政府的首要任务。英国企业渴望进一步开拓中国市场,而英国消费者也需要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等含有“中国技术”的产品。《金融时报》则注意到,中国英国商会的调查显示,随着中国放宽外企设立合资公司的限制,英国专业服务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充满信心。
斯塔默此次访华,不仅是一次商业之旅,更被视为一次战略调整。他抵达北京后对随行的商界领袖表示,英国有责任推动并改善对华经贸关系,呼吁各界抓住机遇。
《金融时报》将此行形容为“魅力攻势”,旨在摆脱保守党执政时期中英关系的“冰河时代”。斯塔默明确指出:“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说中国是崛起中的大国。现在,它已经崛起了。”他认为,英国需要制定一套承认这一现实的对华政策。
在出访前,斯塔默也曾向英国广播公司(BBC)表示,英国不能采取逃避现实的“鸵鸟心态”,忽视中国是不明智的。
这种政策调整的背后,是复杂的国际环境。《纽约时报》认为,在美国与其盟友关系日益动荡的背景下,斯塔默希望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寻找新的贸易与投资机会。
一些学者也观察到了更深层次的变化。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克里·布朗教授向路透社分析称,在人工智能、公共卫生和环境等全球性议题上,伦敦的立场可能比长期盟友华盛顿更接近北京。
波士顿学院经济学教授亚历山大·托米奇则指出,凭借20万亿美元的庞大经济体量和巨大的金融市场规模,中国正在成为许多国家眼中“值得信赖的稳定合作伙伴”。 BBC认为,斯塔默此次访华将为两国未来更深层次的经济合作奠定重要基础。
从东京到纽约,全球外汇交易员上周联手掀起了一场抛售潮,导致美元创下自特朗普4月发动贸易战以来的最大单周跌幅。在金融圈,这被称为“货币贬值交易”;在一些观察者看来,这无异于一场针对美国资产的“悄然退出”。
问题的核心,再次指向了特朗普。在其第二任期内,彭博美元现货指数已下跌近12%,触及2022年以来新低。他再次挥舞关税大棒,施压美联储降息,甚至因格陵兰岛问题与欧洲盟友对峙,种种举动正促使投资者重新评估并削减美元头寸。与此同时,美国国内的政治极化和日益膨胀的财政风险,也让形势变得更加复杂。
市场的主流猜测是:尽管美国官员仍在口头坚持“强势美元政策”,但政府实际上默许甚至期望美元走弱,以提升美国商品的海外竞争力。这种观点正迅速成为共识。特朗普“美国优先”的零和博弈思维,正在给那些长期持有美国资产、并为美国债务提供了数万亿美元融资的外国投资者带来新的风险。
“美元正沿着阻力最小的路径下行,”ING银行驻纽约研究主管Padhraic Garvey表示,“这似乎是政府心照不宣的选择,前提是贬值速度不能太快,不能引发市场恐慌。”
尽管美元在本月大部分时间走弱,但周五因一则人事提名消息获得短暂支撑。市场认为,特朗普提名的美联储主席候选人Kevin Warsh,其降息的可能性低于其他潜在人选。
回顾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初,外界曾担忧其不可预测的政策会动摇全球对美国资产的信心,但这种担忧一度被证明是多虑了。在经历了2025上半年的大幅下跌后,随着特朗普缩减关税规模、美股科技股持续走高以及经济展现韧性,美元在去年下半年基本保持了稳定。
然而,特朗普的“不可预测性”如今又重新点燃了投资者的兴趣——不过这次是推动他们通过多元化配置撤出美国。这可能为美元更深层次的下跌埋下了伏笔。
Eurizon SLJ Capital联合创始人Stephen Jen警告,一场“结构性的美元修正”可能正在上演。朱利叶斯·贝尔银行研究主管Carsten Menke也指出,“贬值交易”已经全面回归。
PIMCO投资组合经理Pramol Dhawan认为,美元贬值可能正促使海外投资者减少购买美国国债,转而将资金投向本国市场。一个鲜明的例证是,去年MSCI非美市场指数上涨近30%,涨幅几乎是标普500指数的两倍。他强调:“这不是短期噪音,而是制度性的转变,那个自动累积美元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最近这轮美元跌势始于上周初。当时特朗普威胁称,除非丹麦将格陵兰岛的控制权交给美国,否则将对欧洲盟友征收关税,此言一出立即引发股市抛售。即便他后来态度有所软化,市场的抛售情绪仍在蔓延。本周二,特朗普对媒体表示,他认为当前的汇率水平“对商业有好处”,这被市场解读为明确支持弱势美元的信号,给跌势火上浇油。
随后,财政部长贝森特紧急出面“灭火”,在CNBC上重申政府支持强劲美元,且并未干预日元汇率。这番表态暂时止住了美元连续四天的跌势,但市场的疑虑并未烟消云散。
并非所有人都对美元下跌感到悲观。Renaissance Macro Research经济研究主管Neil Dutta认为,美元下滑更多是全球风险偏好转变的结果,而非对美国经济前景的根本性质疑。他解释说,随着外部环境改善,美元在极端不确定时期所享有的“避险溢价”正在消退。
从特朗普的角度看,在11月中期选举前,一个较弱的汇率有助于提振出口和经济增长。当然,代价是可能引发通胀,加剧民众的生活成本压力。特朗普周二就曾指责日本等国利用货币贬值获取不公平竞争优势,导致美国贸易逆差扩大和制造业岗位流失。
嘉信理财固定收益首席策略师Kathy Jones指出,美元正逐渐失去部分避险光环,这似乎是一个缓慢的、减少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开端。
然而,美国自身面临的风险不容忽视。高达约1.8万亿美元的预算缺口意味着,美国政府依然严重依赖外国投资者购买其国债。一旦这种信心丧失,美国将不得不支付更高的利率来吸引买家,这不仅会冲击整个经济,也会破坏特朗普降低借贷成本的核心目标。
Ericsenz Capital首席投资官Damien Loh认为,财政部长贝森特之所以重申强美元政策,正是反映了政府担心特朗普最初的弱美元言论可能会引发一场失控的货币贬值。
高盛集团副主席Robert Kaplan一针见血地总结道,美国政府近39万亿美元的债务,最终将成为对自身的巨大约束。他指出,当债务规模如此庞大时,货币的稳定性可能比出口增长更为重要,美国最终还是会回到追求一个稳定美元的道路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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