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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因格陵兰岛归属问题威胁关税,促使欧洲紧急商议对策。欧盟正重新审视其对美策略,准备动用包括暂停零关税、重启千亿报复清单甚至部署反胁迫“火箭筒”等贸易武器,同时考虑防务调整与地缘政治筹码。
美国总统特朗普因格陵兰岛归属问题抛出关税威胁,欧洲正紧急商议对策。面对经济胁迫,欧盟的工具箱里并非空无一物,从贸易报复到防务调整,一系列选项已被摆上台面。
过去,面对美国的关税措施,许多作为北约盟友的欧洲国家在反击时常有顾虑,希望维持美国在军事联盟内的合作,尤其是在乌克兰防务问题上。
但这一次,特朗普公开将贸易与格陵兰岛的安全和主权问题捆绑,正在改变欧洲的盘算。
风险管理咨询公司欧亚集团欧洲董事总经理穆赫塔巴·拉赫曼(Mujtaba Rahman)指出,“这一次的感觉是欧盟必须作出回应——他们在北约和乌克兰问题上为换取美国支持所付出的代价正变得过高。”
不过他也补充,在特朗普宣称的2月1日新关税生效前,欧盟可能不会采取重大行动。在外交官和领导人密集讨论之际,以下是欧盟可能采取的几种反制措施。
作为一个整体,欧盟可以利用其经济体量,迫使美国为施压丹麦而付出高昂代价。
选项一:暂停美国商品零关税
欧盟是拥有4.5亿消费者的庞大单一市场,也是美国最大的区域贸易伙伴。去年双方达成的一项贸易协议,计划取消多种进入欧盟的美国产品的现有关税。
然而,这项关税削减计划尚需欧洲议会批准。特朗普的最新威胁,已促使议会内有影响力的政治团体呼吁暂停批准程序。
选项二:重启千亿报复性关税清单
欧盟手中还握有一份价值超1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报复清单,覆盖口香糖、摩托车和花生酱等产品。这份清单最初是为应对特朗普去年的关税行动而准备的,后来因双方达成协议而被暂时搁置。
如今,面对可能高达10%(6月将升至25%)的新关税,欧盟很可能重新激活这份清单,尽管这会带来贸易摩擦升级的风险。
选项三:动用“火箭筒”反胁迫工具
欧盟还有一个从未部署过的“大杀器”——反胁迫贸易工具,俗称“火箭筒”。
一旦启用,该工具将赋予欧盟广泛的权力,可采取包括出口管制、服务业关税、知识产权限制,甚至阻止美国公司竞标欧洲公共合同等多种反制措施。
前欧盟贸易官员伊格纳西奥·加西亚·贝尔塞罗认为,特朗普此次的关税威胁,正是触发该工具的典型场景。不过,启用该工具需要获得超过半数成员国的批准,且这些国家人口需占欧盟总人口的65%以上,政治门槛不低。
此次争端也让一些欧盟领导人担忧,如果允许特朗普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得逞,其他欧洲领土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
作为应对,欧洲可以考虑加快防务开支增长,扩大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或将部分军备采购从美国转移。
更极端的选项则可能触及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基地,例如德国庞大的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但这将是重大升级,可能导致特朗普从欧洲撤军,这是目前双方都不愿看到的局面。
与此同时,为减少对美国的经济依赖,欧盟也在加速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合作。就在特朗普发出关税威胁的同一天,欧盟与四个南美国家签署了贸易协定。此外,与印度、澳大利亚等国的贸易协议也在推进中。
一提到伊朗,原油交易员的脑子里首先跳出来的词,多半是地缘冲突和霍尔木兹海峡。几十年来,市场已经习惯从军事冲突的角度来评估这个国家的石油供应风险。
然而,一个更具颠覆性、却常被忽视的风险正在悄然积聚:并非来自外部的军事打击,而是源于其内部的石油工人大罢工。

理解这两者的区别至关重要。军事冲突虽然能瞬间引爆市场情绪,但历史证明,它很少能造成长期的供应中断。相比之下,一场大规模的工人罢工,却有能力在短时间内让一个国家的石油生产陷入瘫痪。
尽管美国发动攻击的风险已有所降温,但伊朗国内的劳工骚乱可能性却在上升。周一(1月19日)亚洲时段,美国原油价格在每桶59.30美元附近窄幅整理,市场似乎并未完全计价这一潜在风险。
伊朗近期的抗议活动遭遇了严厉镇压,政府已重新控制主要城市。据估计,此次冲突造成的死亡人数可能高达数千人,这或许是该政权47年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镇压,超过了1988、1999、2011和2022年的事件。
这种高压手段给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一个台阶。他于1月14日表示“伊朗的杀戮正在停止”,并在被问及军事选项时采取了观望态度。
但这只是表面的平静。政府可以压制抗议,却无法解决引发民众愤怒的根源——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核心矛盾并未解决:近50%的通货膨胀率、自由落体般贬值的货币里亚尔,以及不断攀升的失业率。
只要这场生活成本危机得不到解决,动荡的火种就依然存在,并随时可能蔓延至该国赖以生存的油田。
伊朗经济的根本问题在于内部。腐败与军事控制日益侵蚀经济根基,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亲信圈子及强大的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控制了庞大的本地商业网络。
特拉维夫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分析师拉兹·津姆特认为,如果没有真正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伊朗可能正进入一个以零星抗议为特征的“公民不服从”时期。
2018至2019年的抗议活动,包括交通等行业的全国性罢工,为此提供了一个参考模板。1月10日,1979年革命中被推翻的国王之子、流亡在外的礼萨·巴列维,公开呼吁抗议者通过在石油、燃料和能源部门发起全国性罢工,来切断政权的“经济命脉”。
历史也证明了劳工行动的巨大威力。1978年中期,伊朗石油工人的罢工在短短几周内导致该国石油产量暴跌约80%。这起事件是历史上最大的石油供应中断之一,并为次年霍梅尼上台铺平了道路。
当然,今天的伊朗与1978年已大不相同,组织一场成功的全国性罢工面临着更大的困难。
1. 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控制: 如今,伊斯兰革命卫队对石油行业实施严密控制,不仅掌握着关键基础设施,还雇佣了大量忠于政权的员工。
2. 严密的安全部署: 伊朗最大的油田位于胡齐斯坦省和科赫吉勒耶-博耶尔艾哈迈德省,安全部门对这些地区保持着牢固的控制。
3. 脆弱的劳工结构: 许多石油工人是合同工,工作保障极低。这意味着他们不太可能冒着失去生计的风险参加罢工。
目前,伊朗每天生产近500万桶原油和其他石油液体,产量水平与1978年时相当。因此,内部动荡引发供应中断仍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低概率、高冲击”情景。
这或许不会立即导致油价飙升,但它显著增加了未来油价因突发事件而剧烈波动的可能性。交易员将因此更加关注伊朗供应的稳定性,任何有关罢工的早期迹象都可能迅速推高油价。
最关键的是,这是一个华盛顿无法控制的威胁。白宫可以像去年6月那样,调整军事部署以避免打击能源设施,但它无法控制街头的抗议者或油田里的工人。
对于能源市场的观察者而言,真正的故事不在于地缘政治的炮火,而在于工人的选择。

美国大型制药企业长期以来是全球医药创新体系的重要力量,在新药研发、临床试验、监管对接及商业化推广等方面积累了成熟经验,推出了突破性治疗药物与疗法。
美国大型药企的运行模式具有较强的行业代表性,但也面临投入高、风险大、成功率低以及创新效率下滑等挑战。这些企业正在探索人工智能辅助新药研发、外部创新生态合作等转型路径。
新药研发被普遍视为高风险、高投入、耗时长、成功率低的"长期赛道"。据美国药物研究机构和制药厂商协会等机构统计,新药从早期研发到最终获批平均需约10至15年。根据业界估算,一款成功上市的新药,如果把失败项目的成本一并计算,平均研发费用约26至29亿美元,且成本呈持续上升趋势。
辉瑞、强生、默沙东等大型药企拥有雄厚的研发资金支持、全球化临床试验体系等多方面竞争优势,有能力承受前期高失败率带来的成本压力,同时维持多个研发管线项目,分散风险,成为此类"长期赛道"的领跑者。一旦有"重磅"药物获批,可在多年内贡献稳定现金流,为后续研发提供支撑。
这些企业普遍建立覆盖多地的临床试验网络,能同步在多地招募患者进行二期和三期试验,提升数据代表性,并加快研发进度。这种优势在癌症、慢性病疗法及传染病疫苗等领域尤为重要。
成熟的监管对接与合规能力也让美国大型药企在药物审批方面可少走弯路。这些企业熟悉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欧洲药品管理局等监管体系,能有效完成复杂的审批流程,满足药品的制造、控制等方面要求,亦能节省"突破性疗法""优先审评"等特殊审批通道的审批时间。
这些大型药企还拥有小企业所没有的完整产业链与规模化生产能力,从原料采购、研发、生产、包装、物流到市场分销,基本能实现一体化管理。在药物获批后,可迅速扩大产能,保证药物及时上市和稳定供应。
尽管优势明显,美国大型药企仍面临研发效率下降、创新能力减弱、专利压力等多重挑战。
近年来,这些企业研发投入不断增加,但获批新药数量增长有限,投入产出比不高。有研究显示,在进入临床试验的候选药物中,最终获得批准的比例不足10%。
复杂的监管与合规要求使得新药问世流程愈发漫长。随着生物药、细胞和基因疗法的发展,临床试验设计和监管要求日益复杂,对样本量、安全监控、伦理合规要求极高。
全球化生产与分销虽是大型药企的优势,但也受到国际物流、原料来源、监管差异、贸易政策等方面的影响。
大型药企还面临仿制药的挑战。一旦重磅药物核心专利到期,市场上立刻涌入大量价格更低的仿制药或生物类似药,原研药销售额短期内可能大幅下滑。若没有新的重磅药物接续上市,企业将面临收入断崖下降的压力。
面对风险与挑战,美国大型药企在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赋能下,积极探索转型新路径,涌现出值得关注的新趋势。
大型药企利用人工智能进行分子设计、毒性预测、药代动力学模拟等,有望缩短药物从发现到候选的周期,并降低早期失败率。在针对罕见病或精准治疗等临床试验方面,大型药企通过数字化试验、虚拟试验、电子健康记录数据的整合,有望提高招募效率、缩短试验周期。
美国大型药企愈发注重内外结合的复合型创新模式,持续加强与大学、科研机构合作,或并购小型生物技术公司,以合作开发、技术授权等方式引入外部创新。将药物早期科研创新与大型企业的产业化、商业化能力相结合,有助于其保持产品储备与市场竞争力。
同时,对药品生产质量管理体系的持续投入,包括良好生产规范、整体质量体系建设及监管合规能力,有助于企业提升全球运营弹性,保持稳定运营。
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周日晚间再次就格陵兰问题发声,他表示,丹麦长期以来未能消除所谓的“俄罗斯威胁”,而他将亲自着手解决这一问题。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写道:“20年来,北约一直告诉丹麦,‘你们必须消除格陵兰岛的俄罗斯威胁……’但丹麦一直无所作为。” 他接着补充说:“现在是时候了,这将会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这番言论发表于一个敏感时期。就在几天前,特朗普政府刚刚威胁要对包括丹麦、法国和英国在内的几个主要欧洲盟友征收高达25%的贸易关税。
与此同时,特朗普的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也在周日早些时候发表了类似观点,他称欧洲的“软弱”使得美国有必要控制格陵兰。
这并非特朗普首次对格陵兰表现出兴趣。他曾多次要求丹麦将格陵兰岛割让给美国,并主张该岛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在他的论述中,来自俄罗斯的潜在威胁是反复被提及的核心理由。
格陵兰是丹麦王国框架下的一个自治领土,其战略地位和资源潜力使其成为地缘政治的关注点。
特朗普的言论和关税威胁,已经引发了欧洲领导人的普遍反对。法国方面明确表示,将考虑采取经济报复措施来回应特朗普的威胁。
更为严峻的是,特朗普还曾暗示在格陵兰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在今年早些时候美国介入委内瑞拉局势的背景下,这种威胁显得更具分量。
分析人士警告,美国在格陵兰问题上表现出的强硬立场,可能会动摇北约内部的团结,威胁到这个军事联盟的未来。
日本大选临近,一张“减税牌”正被摆上台面。执政的自民党(LDP)正考虑暂停征收食品消费税,并将其作为竞选纲领的核心,试图以此回应民众对物价飙升的普遍不满。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预计将在周一晚间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其竞选方针,外界普遍猜测大选最早可能在2月8日举行。
食品价格飙升是推高日本整体通胀的主要推手。即将于本周五公布的数据,预计将显示日本核心通胀率已连续第四个日历年维持在央行2%的目标之上。
高昂的生活成本让民众怨声载道。去年11月,食品支出在日本家庭总消费中的占比(即恩格尔系数)高达28.9%,创下自2000年有可比数据以来的同月最高纪录。这种不满情绪也是导致自民党在过去两次国会选举中受挫的关键因素。目前,日本对大部分食品和非酒精饮料实行8%的优惠税率,而标准消费税率为10%。
据共同社报道,执政联盟正研究具体的税改方案,目标最快于明年1月暂停征收食品消费税。此举已包含在高市早苗与执政盟友日本维新会签署的联盟协议中。
面对减税传闻,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上周日在NHK的节目中并未透露具体方案,但他强调:“既然该事项已明确写入与日本维新会的联合协议,我们将切实履行承诺。”
有趣的是,就在减税计划传出的前一周,日本最大的在野党与前执政联盟成员组建了名为“中道改革联盟”的更大反对派阵营。该联盟联合领袖野田佳彦也表示,其政党同样寻求降低消费税,并承诺不会为此增发赤字国债。
这意味着,如果高市早苗正式宣布暂停食品消费税,日本两大政治势力将在大选前围绕几乎相同的减税纲领展开激烈角逐。
受此消息提振,市场预期减税可能刺激需求,东京股市的食品板块周一早盘应声走强。其中,Yamazaki Baking股价一度大涨7.1%,创下2025年8月以来的最大涨幅;7-Eleven便利店的运营商Seven & i Holdings股价也上涨超过4%。
暂停征收食品消费税,被视为首相高市早苗的一场政治豪赌。她似乎正押注自己极高的个人支持率,试图借此巩固执政联盟在众议院的微弱多数席位。一旦赢得大选,她将获得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更强民意授权。
《朝日新闻》周末的民调显示,高市的支持率仍高达67%,同时有52%的受访者认为执政联盟应当赢得过半席位。
然而,民众对提前大选的计划态度分化。民调中有半数受访者表示反对,支持者仅占36%。
尽管本地媒体分析认为,新的反对派联盟可能会在部分选区改变力量对比,但公众对其挑战能力普遍持怀疑态度。在《朝日新闻》的调查中,高达69%的受访者认为新政党无法对执政联盟构成有力挑战,仅有20%的人持相反观点。
又是一个“黑色星期一”。一觉醒来,加密市场再次毫无征兆地迎来闪崩。
比特币上周一度冲上97000美元,正当市场期待行情回暖时,一场急剧的大幅回调浇灭了所有热情。短短几小时内,比特币跌破92000美元,以太坊失守3200美元,SOL也快速跌破140美元。Coinglass数据显示,仅4小时内,市场爆仓额就高达5.93亿美元,其中多头仓位占了5.66亿美元,超过23万名交易者被强制平仓。
而这次突袭的背后,似乎又闪现着特朗普的身影。一系列来自他的骚操作,可能正是砸盘的“发动机”。
美联储主席的人选,向来是全球市场的“风向标”。现任主席鲍威尔任期即将结束,而接替他的人,将直接决定未来全球资金的流向。
此前,白宫经济顾问凯文·哈塞特(Kevin Hassett)因其“亲特朗普”和“支持降息”的鸽派立场,一度被视为热门人选。然而,特朗普的态度一直暧昧不明。
最新消息显示,局势发生惊天逆转,哈塞特可能已经出局。特朗普公开表示,希望哈塞特能留任现职,这 фактически将他排除在美联储主席的竞争之外。哈塞特本人也回应称,总统可能认为白宫才是他最合适的位置。
哈塞特退出的同时,前美联储理事凯文·沃什(Kevin Warsh)的胜率飙升。预测市场网站Kalshi的数据显示,沃什当选的概率已跃升至60%,而哈塞特和另一位候选人沃勒的概率分别降至16%和14%。Polymarket的数据也呈现类似趋势,沃什的支持率高达60%。
市场普遍认为沃什属于“鹰派”。如果他上任,市场对降息的乐观预期可能会落空。这种货币政策方向上的不确定性,给包括加密货币在内的风险资产市场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
除了货币政策的变数,特朗普在地缘政治上的强硬姿态也加剧了市场的恐慌情绪。
为格陵兰岛,不惜发动贸易战
去年,特朗普就曾放话要“购买”丹麦的格陵兰岛,甚至不排除“武力夺岛”。今年年初,白宫再次重申“所有选项都在考虑范围内”。
现在,这场领土之争已经演变为一场实实在在的贸易战。1月18日,特朗普宣布,由于格陵兰岛问题,自2月1日起,将对丹麦、挪威、瑞典、法国、德国、英国、荷兰及芬兰八个欧洲国家出口至美国的全部商品加征10%关税,并计划在6月1日将税率上调至25%,直到“就全面彻底购买格陵兰岛达成协议”为止。
这一强硬举动,直接引爆了欧美之间的贸易紧张关系。欧盟多国已开始考虑对价值930亿欧元的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
反击欧盟对美科技巨头罚款
与此同时,特朗普还将矛头指向了欧盟对美国科技巨头的监管。1月15日,他发文称,欧盟对美国科技公司开出的巨额罚款“极其不公平”,是一种歧视性行为。
数据显示,2024年欧盟对美国科技公司的罚款总额高达38亿欧元,而同期所有欧洲上市互联网公司的所得税总额仅为32亿欧元。苹果、谷歌、Meta等巨头都面临着欧盟数十亿欧元的罚款或补税裁决。特朗普的这番表态,无疑让本已紧张的美欧经济关系雪上加霜。
宏观层面的风暴之外,加密行业自身的监管进展也遭遇了挫折,成为压垮市场的另一根稻草。
原定于本周举行的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关于加密市场结构法案(CLARITY Act)的审议会议被推迟。据Galaxy Digital研究主管Alex Thorn分析,推迟的原因在于国会与行业在稳定币收益机制、DeFi监管等关键议题上存在难以调和的深层分歧。
就在会议推迟前几小时,Coinbase CEO Brian Armstrong突然撤回了对该法案的支持,公开反对其中涉及代币化证券和DeFi的条款。这一举动直接导致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Tim Scott宣布推迟听证会,重启时间未定。
监管法案的搁浅,意味着行业在合规道路上的不确定性陡然增加。市场用脚投票,消息公布后,加密资产普遍下跌,比特币和以太坊当日跌幅约2%,而Coinbase、Robinhood等相关美股更是分别重挫6.5%和7.8%。
在多重利空打击下,交易员选择获利了结也在情理之中。
上周末,交易员Eugene就在个人频道表示,已基本退出山寨币多头仓位,并大幅提高了现金仓位,以规避风险。毕竟,在比特币从8.5万美元区间反弹至97000美元上方后,面对宏观降息预期的不确定、地缘政治风险以及传统避险资产价格的波动,暂时离场观望或许是更稳妥的选择。
综合来看,这次回调短期内可能还将继续。加密市场能否重回牛市轨道,或许仍要看特朗普下一步会打出什么牌。
一位知名经济学家发出警告:美国政府高达38.5万亿美元的国债,正在让“美国梦”变得遥不可及。一旦债务危机爆发,美国经济可能陷入全面衰退。
“美国梦”的破灭,原因众说纷纭。有人归咎于住房问题,前总统特朗普曾试图限制华尔街大型投资者购买独栋住宅。摩根大通CEO杰米·戴蒙也认为住房是主要障碍,但他同时指出教育问题也不容忽视。
与此同时,退休、育儿和养车成本的飙升,让许多人觉得银行里至少要有500万美元,才有资格谈论“美国梦”。
然而,智库“Americans for Prosperity”的高级财政政策研究员Kurt Couchman认为,上述种种困境,其根源在于美国背负的巨额国债。他指出,仅在2025年最后三个月,美国政府支付的债务利息就高达2760亿美元。桥水基金创始人达里奥等人也曾警告,这笔债务最终会挤占政府本应用于促进经济繁荣的投资。
Couchman上月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表示:“不断增长的债务可能引发债券市场动荡,给美国人民带来严重的潜在后果。国会的行动将决定‘美国梦’是延续还是走向衰落。”
Couchman在最近的采访中指出,债务的负面影响已经显现。他认为,当前这场“负担能力危机”(即通货膨胀),很大程度上是由疫情初期货币供应量的“爆炸式增长”引发的,而这背后正是联邦政府的过度支出和借贷。
他说道:“我们已经体验到了联邦支出和债务过高带来的通胀后果。现在的情况是,国会预算办公室、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报告都指出,一旦债务负担超过GDP的某个阈值,经济增长就会开始放缓。”
经济学家们普遍关注债务与GDP之比,该指标衡量的是一个国家的借贷规模与其经济产出之间的关系。一旦比例严重失衡,过高的利息支出就会成为经济增长的绊脚石。
“这意味着机会减少了,现有工作的薪酬也不高,生产力受到了抑制。”Couchman补充道。
最糟糕的情况是爆发全面的债务危机。届时,美国将找不到国债的买家,只能被迫在几个痛苦的选项中做选择:要么大幅削减支出,要么同意支付更高的利息来吸引贷款,要么大规模增发货币来稀释偿还金额——但这将引发恶性通货膨胀。
Couchman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经济极有可能陷入衰退,甚至是严重衰退,乃至萧条”。
他最后警告称:“全球经济的不稳定可能转化为现实的安全风险,甚至威胁到我们的政治体系,因为人们在极度绝望时可能会选择支持某些类型的政客。所有这些都是对‘美国梦’的挑战,而这些挑战都源于日益沉重的债务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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