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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收购格陵兰岛的意图引发国际外交风波,格陵兰与丹麦明确表示拒绝。尽管多国力挺丹麦主权,美方却不排除采取强硬行动,同时面临历史先例、法律自治及国际条约等多重挑战,格陵兰归属前景未明。
围绕格陵兰岛的归属问题,一场外交风波正在酝酿。格陵兰各政党领导人于9日发表联合声明,明确表示“格陵兰人不想成为美国人”。但美国总统特朗普态度强硬,声称美国“无论他们是否愿意,都会在那里采取行动”。
面对美国的压力,欧洲多国迅速表态,力挺丹麦。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阿妮塔·希佩尔指出,格陵兰是丹麦的自治领土,其地位变更应由格陵兰和丹麦自行决定。英国首相斯塔默也表示支持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并强调格陵兰的未来只能由格陵兰与丹麦决定。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直言,格陵兰属于丹麦“无可争议”,欧洲对此立场团结。法国外交部发言人帕斯卡尔·孔法夫勒则重申,边界不应通过武力改变。
此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日表示,中方一贯主张按照《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

自上任以来,特朗普多次流露出“吞并”格陵兰岛的意图,并提出了包括军事攻击在内的多种方案。他最新的表态显示,希望通过交易简单解决,但也不排除“来硬的”。
白宫发言人利维特(Karoline Leavitt)7日证实,特朗普的官员正在“积极”讨论收购这片丹麦领土的可能性。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此前与国会议员的简报会上也透露,特朗普倾向于购买而非入侵。当被问及美国已在格陵兰租用军事基地时,特朗普强调,他要捍卫的是所有权,而不是租约。
然而,格陵兰和丹麦方面已反复重申,该岛是“非卖品”。格陵兰政党领导人在联合声明中要求美国停止“蔑视”,强调对话必须基于外交和国际原则。
从历史上看,美国确实有通过购买获得土地的先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赵永升指出,1803年美国以1500万美元从法国购得路易斯安那州,1867年又以720万美元从沙俄手中买下阿拉斯加。
事实上,特朗普并非第一个看上格陵兰岛的美国领导人。英国杜伦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杜明介绍,早在1868年,时任美国国务卿苏厄德在购得阿拉斯加后就曾将目光投向格陵兰,但因国会反对而未果。
此后,美国政府多次动过收购的念头。1910年的塔夫脱政府、1946年的杜鲁门政府以及1955年的艾森豪威尔政府都曾探讨或秘密提议购买格陵兰,但均因丹麦拒绝或内部原因未能推进。
不过,华盛顿确实曾从丹麦购买过领土。1917年,美国威尔逊政府以2500万美元购入丹麦的一个群岛,并将其更名为美属维尔京群岛。
但今时不同往日。杜明强调,根据2009年《格陵兰自治法》,该岛拥有高度自治权,丹麦政府无权在未获格陵兰人民同意的情况下将其出售。而根据2025年丹麦委托进行的一项民调,近85%的格陵兰人反对被美国收购。
尽管政治和法律障碍重重,美国的军事实力依然是无法忽视的因素。根据1951年与丹麦达成的协议,美军在格陵兰岛西北角的皮图菲克太空基地拥有重要军事存在,驻扎有近650名人员。该协议还允许华盛顿在岛上设立额外的“防御区域”。
许多分析人士认为,驻扎在当地的美军实力远超丹麦的军事力量,如果美国动用武力,可能不会遇到太多军事抵抗。
然而,此举的政治代价将是巨大的。政治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攻击并吞并格陵兰岛将直接违反北约条约。作为北约成员国,丹麦也已表示,任何此类攻击都将意味着北约的终结。
除了直接购买或军事干预,据报道,白宫官员还在讨论一项“自由联合协定(COFA)”方案。这是一种美国与密克罗尼西亚、马绍尔群岛和帕劳等国使用的国际协议,美国通过提供经济援助换取国防和安全责任。
理论上,要达成这种协定,格陵兰需要先从丹麦独立。目前,格陵兰在法律上是丹麦的一部分,国防和外交事务由丹麦政府掌管。
专家赵永升分析,特朗普政府看到的机会,可能就存在于丹麦和格陵兰的微妙关系中。自2009年起,格陵兰居民有权通过全民公投决定脱离丹麦。特朗普政府或许会试图通过向仅有5.7万人口的格陵兰提供经济激励,来影响其公投结果,从而达到最终目的。
2026年,东南亚的经济版图或将迎来一场大洗牌。越南正以惊人的速度崛起,其目标不仅是赶超,更是重塑区域经济格局。
越南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全球贸易动荡的背景下,越南2025年GDP增速高达8.02%,成为东南亚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但这远非终点。越南政府为今年设定了10%的增长目标,若能实现,其GDP将突破5000亿美元,一举超越泰国,坐上东南亚第三大经济体的交椅,仅次于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
更长远的预测来自新加坡媒体,认为越南若维持高速增长,甚至可能在2029年超越新加坡。届时,东南亚的经济排序将彻底改变。
越南经济的亮眼表现,主要由制造业和出口双轮驱动。
越南的增长引擎:制造业与出口
2025年7月,美国与越南达成的一项贸易协议是关键催化剂。协议将越南输美商品的基准关税从46%大幅下调至20%,这一税率甚至低于印度等竞争对手,极大地激发了越南制造企业的生产热情。

“抢出口”效应为越南经济注入了强劲动力。官方数据显示,2025年越南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900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同时,越南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推动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也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坚实支撑。最终,越南2025年8.02%的GDP增长率远超年初预期。
泰国经济为何“亮红灯”?
相比之下,曾经的制造业中心泰国在2025年步履维艰。
国内政治动荡、与柬埔寨的边境冲突、旅游业复苏缓慢,以及不断攀升的家庭债务,都严重抑制了国内消费。同时,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也给泰国制造业带来不小压力。
泰国曾被誉为“东南亚的底特律”,尤其在汽车制造领域。但如今,外资正在重新评估其在泰国的战略。日本铃木汽车已于2025年停止在泰国生产汽车,本田也缩减了产量。泰国工业区管理局董事会主席育塔萨直言,成本高涨、生产力低下及企业现代化迟缓,正让泰国失去竞争优势。

作为另一大经济支柱的旅游业也风光不再。受政局不稳和邻国竞争影响,2025年赴泰外国游客数量为3290万人次,同比下降7.23%,旅游收入也相应减少了4.71%。
2026展望:冰火两重天
展望2026年,两国的经济前景呈现鲜明对比。
越南剑指10%的增长目标,有望在2026年或2027年实现名义GDP和人均GDP双双突破5000亿美元。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发出警告,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全面影响可能在2026年更加凸显,这将给越南的增长带来阻碍。
而泰国经济可能继续承压。泰国央行和经合组织均预测,其2026年GDP增速仅为1.5%左右,出口增速在2025年“抢出口”后预计将放缓至0.6%,经济增长将长期低于潜在水平。
在越南和泰国激烈角逐的同时,东南亚其他主要经济体也各有看点。
印尼:内需驱动的“稳定王者”
作为东南亚第一大经济体和世界第四人口大国,印度尼西亚的地位长期稳固。多家机构预测,印尼2025年经济增速为5.12%。
与其他国家不同,印尼的制造业主要由庞大国内市场的高需求驱动,而非出口导向。旺盛的国内消费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2025年,印尼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持续位于50的荣枯线以上。印尼央行预测,在消费和投资回升的带动下,2026年GDP增长率将达到5.3%。
新加坡的“甜蜜烦恼”与远忧
目前位居第二的新加坡,处境则有些微妙。

在生物医药制造和电子产业(尤其受益于全球AI相关需求)的推动下,新加坡2025年经济取得了4.8%的超预期增长。但新加坡总理黄循财承认,在全球经济变局加剧的背景下,维持这一增速将愈发困难。
经济学家警告,随着制造业增长回归常态以及外部风险浮现,2026年的经济活动可能会降温。华侨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赛琳娜指出,新加坡的经济前景在很大程度上仍受外部因素影响,包括特朗普政府关税的不确定性和中美关系。
星展银行经济学家埃尔文·西雅的预测更具冲击力:如果越南保持高速增长,而新加坡维持现有速度,越南的经济规模到2029年将超越新加坡。
届时,东南亚的经济格局无疑将迎来又一次深刻的洗牌。
美伊之间的火药味越来越浓。伊朗议会议长穆罕默德-巴盖尔·加利巴夫周日发出强硬警告:如果美国率先发起军事打击,伊朗将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以色列进行报复。
加利巴夫明确指出,伊朗的报复目标不仅限于美军在中东的基地,还将包括关键的海上运输通道以及以色列。目前,美国在阿联酋、巴林和卡塔尔等国都设有重要的空军和海军设施,这些地区随时可能成为冲突的爆发点。
值得注意的是,伊朗过去已证明有能力打击区域内的美国目标。去年6月,在美国打击伊朗核设施后,伊朗就曾对位于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发动攻击。
作为伊朗政坛的核心人物,加利巴夫的地位仅次于最高领袖和总统。他曾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前指挥官,与这支准军事力量联系紧密,这让他的警告在当前紧张局势下更具分量。他还暗示,不排除伊朗采取先发制人打击的可能性,这一说法也与近期其他伊朗高官的言论相呼应。
加利巴夫的言论,直接回应了此前媒体曝光的美国军事计划。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打击伊朗军事设施的初步方案。
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说法称,相关讨论仍处于初步阶段,属于标准的应急计划,目前并未做出任何决定,也不会立即采取行动。讨论涉及的目标包括伊朗境内的多个潜在打击点。
一位美国官员透露,正在考虑的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多个军事目标进行大规模空袭。但另一位官员同时强调,美国政府内部尚未就行动方案达成共识,也未调动任何军事资产或人员为打击做准备。
这轮紧张局势的背后,是伊朗国内持续升级的抗议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也通过社交媒体火上浇油,他声称伊朗“正在寻求前所未有的自由”,并补充说美国“随时准备提供帮助”。
伊朗的示威活动正演变为对伊斯兰共和国的更广泛挑战,并在周末变得更加致命。据人权组织“伊朗人权活动家”统计,尽管信息传播受限,但迄今已有至少116人在抗议中丧生,且死亡数字可能还会继续上升。
在油价持续走低的背景下,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成员国正忙于保卫各自的市场份额。然而,一个意想不到的变量正浮出水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掌控委内瑞拉的石油供应,意图重塑市场格局以利好美国消费者。
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政府正酝酿一项全面计划,旨在修复委内瑞拉老化的油田并恢复其石油产出。特朗普一直主张提高石油产量,并将每桶50美元设为理想油价。若该计划得以实施,全球石油版图将被改写——美国不仅能凭借自身庞大的产量,还将间接掌控一个欧佩克创始成员国的石油产出,这将在本已供应过剩的国际市场中投下巨大的不确定性。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重振委内瑞拉千疮百孔的石油工业需要漫长的时间和巨额投资。但他们同时指出,即便短期内产量只是小幅回升,也足以加剧全球市场的供需失衡,从而将油价推向更低的位置。
当前,全球经济前景不明叠加石油产量增加,已经让国际油价在去年遭受重创。作为全球基准的布伦特原油目前价格约为每桶63美元,美国原油基准价格则在59美元左右,两者均比一年前下跌了约五分之一。
近几周,多家机构纷纷下调了今年的油价预期。摩根大通预测,布伦特原油今年的均价仅为每桶58美元,美国原油为54美元,并预计明年可能进一步走低。在此背景下,沙特阿拉伯本周已连续第三个月下调其面向亚洲买家的原油售价。
面对美国的潜在行动,欧佩克成员国陷入了两难。它们是否应该通过减产来托举油价?这不仅可能损害本国的财政收入和市场份额,还可能恶化与这位行事难料的美国总统的关系。
凯投宏观首席气候与大宗商品经济学家David Oxley指出:“各方既要维护自身利益,又不能去‘激怒猛兽’,这种内在矛盾正持续给全球市场带来压力。”
海湾地区的欧佩克代表称,一些成员国预计,如果委内瑞拉调整法规以吸引美国投资,其日产量有望在1到3年内,从当前不足100万桶的水平额外增加200万桶。
不过,沙特阿拉伯目前选择按兵不动。据知情人士透露,沙特的盘算是,委内瑞拉石油产能的恢复并非朝夕之功。美国企业在投入数十亿美元修复其基础设施前,必然会要求完善的法律框架和美国政府的担保,以约束未来的委内瑞拉政府。此外,委内瑞拉的原油大多是重质高硫原油,品质较低,商业吸引力有限。
其他海湾成员国则看到了潜在的一线机会。他们认为,如果特朗普的计划能切断委内瑞拉对中国的原油供应,作为原油消费大国的中国,将不得不向海湾国家寻求更多供应。
但即便如此,他们也承认,随着委内瑞拉的巨量石油储备落入美国掌控,脱离欧佩克的影响范围,该组织调控市场的努力将变得更为复杂。
无论委内瑞拉的产量走向如何,分析师们一致认为,低油价的态势将持续,这将给全球产油国的利润和财政预算带来沉重压力。
• 美国页岩油行业:如果油价持续跌破每桶50美元——这是许多石油公司的盈利红线——那么作为特朗普坚定支持者的美国页岩油行业将遭受重创。许多美国钻井公司已经无视总统增产的呼吁,转而听从华尔街的要求,执行严格的资本纪律。
• 沙特阿拉伯:尽管沙特开采一桶原油的成本不足10美元,但据凯投宏观测算,该国需要油价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才能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沙特正面临庞大的国内支出压力,导致财政赤字不断扩大。该国旨在实现经济多元化的“2030愿景”计划也因此面临资金挑战。
• 俄罗斯:俄罗斯的石油行业本已因制裁、乌克兰袭击和油田老化等多重因素陷入困境。如果委内瑞拉增加供应,无疑是雪上加霜。
事实上,欧佩克及其盟友(OPEC+)早已难以有效应对特朗普政府压低油价的举措。尽管特朗普一再呼吁增产,但欧佩克成员国却担忧油价已经过低,并在最近的会议上决定在今年第一季度暂停任何增产计划。
然而,随着美国、巴西、圭亚那等非欧佩克国家的石油产量激增,欧佩克的影响力已在不断削弱。
摩根大通的分析师指出,如果将圭亚那(美国公司主导)、委内瑞拉和美国本土的石油储量相加,美国可能掌握全球约30%的石油储量,从而获得相应的市场影响力。该行在报告中称:“这一格局转变或将赋予美国对石油市场更强的影响力,有望将油价维持在历史较低区间。”
正如分析师Oxley所言:“欧佩克正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市场份额被其他产油国蚕食。在全球石油供应充足的今天,欧佩克早已不复往日的影响力。”
自2023年7月全面生效以来,欧盟《外国补贴条例》(FSR)正迅速重塑欧洲的并购监管版图。但其宽泛的定义和复杂的申报流程,不仅给跨国交易方带来了沉重的合规负担,也让市场充满了不确定性。这一局面有望在2026年迎来调整。

FSR的并购审查工具在实际运行中,管辖范围远超预期。截至2025年10月中旬,向欧盟委员会申报的交易已超过200宗,而欧盟最初的估计是每年仅30宗左右。
为何申报数量激增?关键在于FSR对“外国财务资助”的定义极其宽泛,远不止通常理解的“补贴”。根据规定,只要交易各方在过去三年内获得超过5000万欧元的“外国财务资助”,就必须申报。
这导致大量交易被卷入审查,甚至包括许多与欧盟外关联不大的交易。2025年1月的数据显示,有47%的申报交易涉及欧盟本地投资者,他们也不得不为各类与国家相关的财务支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尽职调查。
即便交易本身没有实质性问题,合规流程也异常繁琐。企业需要梳理并申报过去三年获得的所有外国财务资助,这通常需要销售、采购、税务等多个部门跨法域协同工作。富而德律师事务所的报告显示,一些大型企业甚至为此投入上百名员工整理资料。
一套标准的审查流程,包括预申报讨论在内,通常耗时三到五个月。复杂案件的审批时间更可能长达九个月以上。由于欧盟委员会频繁要求补充信息,许多申报因“信息不完整”而被拖延,严重影响了交易时间表。
在这场监管风暴中,中国企业感受到了明显的冲击。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2025年12月18日的例行发布会上指出,欧委会近期密集对中国企业发起FSR调查,先后对中车集团、同方威视深入调查,甚至对中国数字平台进行现场突袭检查,做法恶劣,指向性和歧视性明显,中方对此强烈反对。
何亚东表示,商务部在2025年1月就已认定欧委会的FSR调查构成贸易投资壁垒,指出其存在立案证据不足、执法过度、举证责任倒置和程序不透明等问题。近期这些问题反而愈演愈烈,“外国补贴”的定义过于宽泛模糊,不仅严重影响中国企业在欧运营,也给中欧经贸合作带来不确定性。他强调,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
锐敏富而德联营办公室合伙人尹冉冉分析认为,FSR对中国企业出海业务的实质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
1. 并购交易审查更久:中国企业在并购中面临的审查周期普遍更长,部分案例虽最终获批,但过程漫长。
2. 公共采购成重点:已有多起中国企业参与的公共采购项目,被欧盟委员会要求进入第二阶段深入审查。
3. 主动调查风险高:欧盟委员会正积极评估依职权主动发起调查的可能性,目前来看,主要对象多为中国企业。汽车、医药、能源、电池及化工等行业风险较高,尤其是有国企背景或从事能源转型等欧盟战略领域的实体。
面对业界的普遍抱怨,欧盟委员会已经开始对FSR进行评估。尹冉冉指出,鉴于合规负担过重是反馈的焦点,欧委会已于2025年8月启动评估机制。
“目前欧委会正考虑为股权投资基金等特定投资者引入简化程序,”她解释道,“如果能够实施,将显著降低常规交易的合规成本。”
与此同时,另一股趋势也引发了市场担忧。欧盟委员会在2025年7月发布了一份《指南》草案,计划于2026年初定稿。草案赋予了委员会广泛的裁量权,可以主动对未达到申报门槛的交易发起调查。
富而德的分析称,这种权力结合了“对欧盟的影响”、“战略重要性”等主观判断标准,给投资者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这意味着,今天看起来安全的交易,明天可能就会面临审查,并带来高昂的成本和时间延误。这种不可预测性,甚至可能损害欧盟自身吸引资本、推动战略领域发展的目标。
尽管监管障碍重重,但企业出海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尹冉冉建议,关键在于如何在复杂的监管框架下,精准识别机会并通过专业的风险管理推动交易落地。
她根据实务经验总结道,如果企业能在交易前期及时识别并系统梳理风险,同时制定有效的应对预案,绝大多数交易仍能取得理想结果。
具体操作上,主要有两种情形:
• 高风险,主动规避:如果在前期评估中发现风险过高,企业可以选择主动终止交易,避免陷入重大的不确定性。
• 风险可控,主动管理:如果判定风险总体可控,则可以通过设计周密的合同条款、合理分配风险,并构建有针对性的救济措施,有效管控风险。
这种前置化的风险梳理工作,能显著增强企业应对复杂监管环境的能力,为其全球化布局的决策与执行提供重要支撑,最终提升行动的确定性和成功率。
数字欧元项目正走到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超过60名经济学家向欧盟议员发出紧急呼吁,警告若该项目失败,欧元区不仅将加深对美国企业的依赖,甚至会“失去对自己货币的控制权”。
这封措辞严厉的公开信,由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等68位知名经济学家联署,赶在欧洲议会下周举行相关听证会前送达。信中直言:“一个强大的公共数字欧元并非可有可无,它是保障欧洲主权、稳定与抗风险能力的核心支柱。”
尽管欧洲央行计划在2029年前推出数字欧元,作为现金的电子等价物,并已获得欧盟理事会的支持,但该提案能否在今年晚些时候的关键投票中赢得议会多数支持,仍是未知数。
经济学家们的核心论点是,欧洲在数字支付领域已过度依赖美国服务。他们指出,欧元区内有13个国家甚至没有本土的数字支付选项,民众的日常交易完全依赖Visa、万事达(Mastercard)和PayPal等“国际卡组织”。
这种依赖将欧洲置于巨大的风险之中。信中警告,这可能导致欧洲面临“地缘政治胁迫、外国商业利益干预以及欧洲无法掌控的系统性风险”。
虽然信中未直接点名美国总统特朗普,但明确提到“近期的事态发展”已让这些风险“绝非假设”。经济学家们在信中写道:“欧洲将失去对经济中最核心要素的控制权:我们的货币。一套稳健的公共数字欧元,是我们唯一的防线。”
与学界的担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洲银行业一直在大力游说,希望缩减甚至阻碍数字欧元项目。
去年11月,包括德意志银行、法国巴黎银行和荷兰国际集团在内的14家欧洲大型银行就曾警告,数字欧元可能会削弱欧洲私营企业对抗美国支付系统的努力。
德国银行业的主要游说团体“德国银行业协会”更是批评欧洲央行的计划“过于复杂”且“成本过高”,并认为该项目“给消费者带来的实际益处微乎其微”。
西班牙保守派欧洲议会议员费尔南多·纳瓦雷特(Fernando Navarrete)被议会指派负责评估此项目,他也主张大幅缩减其规模。面对强大的金融游说力量,这68位经济学家敦促欧盟决策者“抵制短视的金融游说”。
银行的反对背后,是对核心利益的担忧。作为公开信发起方之一的荷兰Triodos Bank首席经济学家汉斯·斯特格曼(Hans Stegeman)指出,其他银行的反对,根源在于担心失去大量零售客户存款。这类存款是银行目前成本最低、最稳定的资金来源。
根据目前的计划,每位公民的数字欧元钱包最多可持有3000欧元。这笔资金将由央行直接背书,无法被私营银行用作现金存款进行放贷。
斯特格曼补充道:“我们希望打造一个服务于社会的金融体系,而非让社会为金融体系服务。”在他看来,一个公共的电子支付系统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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