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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虽面临欧盟不成文惯例的政治劣势,仍积极布局争夺欧洲央行行长之位,提名施纳贝尔与纳格尔,同时关注冯德莱恩任期变数及拉加德是否提前卸任,并已准备好争取首席经济学家岗位,这场角逐充满不确定性。
尽管开局不利,德国政府正为一场历史性的角逐做准备——争夺欧洲中央银行(ECB)的最高职位。现任行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的任期要到2027年10月底才结束,但关于继任者的讨论已经提前升温。
据德国《商报》援引政府及央行内部消息称,即便政治形势并不占优,柏林方面仍计划正式加入这场竞争。

在这场提前打响的竞争中,两位来自德国的重量级人物已经表达了兴趣:
同时,其他国家的有力竞争者也浮出水面,包括:
作为欧元区最大的经济体,德国历史上从未有人担任过欧洲央行行长。然而,当前德国面临一个微妙的政治障碍。
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本人就是德国人,其任期将持续到2029年。按照欧盟不成文的惯例,通常会避免让同一个成员国同时占据两大核心领导职位。
一位德国政府内部人士坦言:“我们确实处于劣势。” 但他也补充说:“政治局势总会变化,我们必须为可能出现的机会做好准备。”
局势并非一成不变,冯德莱恩的动向可能成为破局的关键。
有报道分析,冯德莱恩不一定会完成她到2029年的任期。她被视为现任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的潜在继任者,后者的任期将在2027年3月结束。如果冯德莱恩提前卸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将大大削弱外界对德国“职位占比过高”的顾虑,为德国人选执掌欧洲央行铺平道路。
然而,另一种可能性则对德国不利。如果拉加德在2026年或更早提前辞职,继任者的遴选进程将被迫提前。2024年夏天曾有传闻称她可能转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但最终并未成真。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德国可能因准备不足而陷入被动。拉加德自2019年起担任欧洲央行行长,任期为固定的八年。
《商报》的报道还透露了德国的后备计划:如果最终无法赢得欧洲央行行长职位,柏林将转而争取“首席经济学家”这一关键岗位。
目前呼声最高的人选是前“经济专家委员会”成员、保守派经济学家福尔克·威兰(Volker Wieland)。不过,他在德国当前的执政联盟内部,仍面临来自社民党(SPD)部分人士的保留意见。
总而言之,德国正积极谋求在欧洲顶层机构中获得与其经济地位相匹配的话语权。然而,欧盟内部的职位分配惯例、关键人物的任期变数以及德国国内的政治平衡,都让这场角逐充满了不确定性。柏林显然不愿错过任何一个政治窗口期,并已为此展开布局。
美国财政部长Scott Bessent正计划对该国的金融监管方式进行一次重大调整,其核心是将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SOC)的重心从加强监管转向放松管制。这一政策信号,可能意味着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建立的监管框架将面临根本性改变。
据媒体12月11日报道,Bessent在周四发布的一封信函中,明确建议改变FSOC的监管模式,从以往专注于强化金融机构监督,转向营造一个更为宽松的监管环境。
信函内容显示,FSOC将与其成员机构合作,审视美国金融监管框架中是否存在某些方面对经济增长构成了“过重负担”,并因此对金融稳定产生负面影响。
这一立场与FSOC的创立初衷形成了鲜明对比。
FSOC成立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其核心使命是监测和应对系统性风险,以防止类似导致华尔街主要机构倒闭、并将经济拖入大萧条以来最严重衰退的危机重演。该委员会于2010年正式设立,是危机后一系列强化监管措施的直接产物。
作为财政部长,Bessent同时兼任FSOC主席。他主张,降低监管壁垒能够强化金融系统并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理念虽然与该委员会的设立背景相悖,但与特朗普政府一贯的“去监管化”政策重点保持一致。新的方针意味着,监管成本与经济效率之间的权衡将成为未来决策的核心考量。
在推动传统金融领域“松绑”的同时,Bessent也宣布成立一个专门的工作组,负责探索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该工作组的使命具有双重性:
此举表明,监管改革的视野并未局限于传统金融业务。在放松部分现有管制的同时,监管机构也在积极应对由技术创新带来的新问题。这个新成立的工作组将成为FSOC在新监管框架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反映出监管重心正从传统金融风险向新兴技术风险部分转移。
欧洲的银行家们正面临一个棘手的难题:一项由欧洲领导人推动的计划,打算用被冻结的俄罗斯国家资产为乌克兰提供贷款担保,但这可能让他们陷入未来被俄罗斯追偿的巨大法律风险之中。
最新的消息显示,继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欧洲清算银行(Euroclear)公开表示反对后,伦敦的银行高管们也对此计划深感不安。
目前,英国和欧盟正在各自独立但又相互协调地推进这项议程,其背后有更深的地缘政治考量——在美国可能转向推动俄乌和平谈判的背景下,欧洲希望在谈判桌上获得更多影响力,并为乌克兰在美国撤回财政支持后提供资金。
具体方案是,动用被冻结的俄罗斯国家资产,为提供给乌克兰的零利率贷款做担保。
这个方案也被称为“赔偿贷款”,逻辑是等未来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战争赔偿后,乌克兰再用这笔赔偿款来偿还贷款。然而,正是这个还款机制,让执行操作的银行业感到巨大的风险。
对于银行来说,这份看似巧妙的方案,实际上处处是法律和金融的“雷区”。多位英国高级银行家匿名表达了他们的担忧。
风险一:名为贷款,实为赠予?
银行家们面临的最大风险是,没人能保证俄罗斯与乌克兰最终达成的和平协议,一定会包含来自俄罗斯的赔偿条款。
一位银行家直言,这根本就不是一笔贷款,而是一次“赠予”。因为这笔钱“几乎肯定会发生违约”,一旦乌克兰无法偿还,持有俄罗斯资产的银行就会被推到风口浪尖。
风险二:史无前例的资产处置
“我们担心的是合法性,”一位高级银行家表示,“政府正在开创一个新先例,因为他们从未以这种方式没收过主权资产……而俄罗斯肯定会为这些资产提起诉讼。”
另一家主要银行的顾问补充说:“法律风险在于,如果乌克兰不还钱,你需要收回一项作为担保的资产——乌克兰政府说这资产属于你,但俄罗斯却说不属于你。”
风险三:俄罗斯的“事后追偿”
伦敦和布鲁塞尔的银行家们有着共同的忧虑:如果未来俄乌停火,俄罗斯找上门来索要被冻结的资产时,他们可能面临天价的偿付诉讼。他们担心,在俄罗斯提起法律诉讼时,自己会被政府“置之不理”。
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欧洲清算银行已多次发出警告,认为以这种方式处置外国主权资产,不仅贷款本身有损失风险,更将对整个欧元区的金融信誉造成巨大冲击。
其首席执行官瓦莱丽·乌尔班(Valérie Urbain)曾明确表示,如果欧盟真的动用俄罗斯被冻结资产,那么整个欧元区都将面临风险。
面对业界的担忧,英国财政部的回应则显得较为谨慎,称正在“与金融机构就广泛议题持续开展接触”,并将“确保所有选项符合国内和国际法律,并在经济和财政上负责任”。
与此同时,相关的外交活动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本周,英国外交大臣伊薇特·库珀前往布鲁塞尔,与比利时外交大臣讨论了此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曾到访伦敦。
据知情人士透露,相关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且具有建设性”,但不要指望在圣诞节前就能就动用俄罗斯主权资产达成最终协议。对于身处其中的银行家们来说,这个难题还将继续悬而未决。
英国央行行长安德鲁·贝利表示,有初步迹象表明,人工智能(AI)正开始兑现其作为一项能够提升生产率的技术的承诺。
贝利表示,他与企业的交流表明,人工智能正在逐步渗透到经济领域,但称他依旧认为,行业估值显得"偏高"。
"我感到些许鼓舞。尤其在与企业交流时,我听到更多关于人工智能开始渗透的积极信号,"他表示。
贝利认为人工智能可能是一项颠覆性的技术,有助于提振英国低迷的经济增长率。他将英国近期增长困境归咎于经济陷入创新浪潮之间的停滞期,此前计算机和互联网热潮带来的生产率增长效应逐步消退。
然而贝利同时指出,人工智能企业虽可能重塑经济格局,但也有可能被投资者高估。他表示,前瞻性的估值指标显示,人工智能股票估值已偏高。
"从整体增长,经济增长的角度看,我们确实需要它发挥作用,"他表示。"它可能成为下一轮生产率提升的引擎,而市场当然可能高估其提升的程度和盈利的程度。"
欧盟正酝酿一项重大计划,希望利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为乌克兰提供资金援助。然而,作为这些资产的主要托管方,比利时的谨慎立场正成为该计划推进的关键变量。比利时副总理文森特·范佩特根(Vincent Van Peteghem)周四明确表示,虽然最终目标是让俄罗斯为战争付出代价,但在所有风险得到妥善解决前,比利时不会做出任何“鲁莽的妥协”。
范佩特根在出席欧元区财长会议前指出:“在某个时刻,这些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将不得不被使用。” 这句话为最终动用资产定下了基调,但也暗示了过程的复杂性。
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提议,利用被冻结的俄罗斯国家资产或通过国际借款,可以为乌克兰筹集急需的资金。这一方案的核心是设立一种“赔偿贷款”,该提议已获得多数欧盟成员国的支持。
自乌克兰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已冻结了大量俄罗斯资产,其中大部分由比利时境内的国际证券托管机构 Euroclear 持有。这使得比利时的态度至关重要。
尽管比利时认同俄罗斯应为其行为埋单的原则,但该国已就动用这些资产提出了多项法律方面的顾虑,直接导致相关决策被推迟。
范佩特根强调,比利时方面正在深入研究其中的法律和金融风险,并致力于寻求建设性的解决方案。他具体指出了几个悬而未决的核心问题:
这些技术性但至关重要的问题,是比利时要求审慎行事的根本原因。
目前,围绕该议题的最终决议预计将在12月18日做出。范佩特根表示,希望在下周举行的欧盟峰会上,各方能够就此达成一个明确的结论。整个欧洲都在关注,比利时的法律和金融考量将如何在支持乌克兰的政治意愿中找到平衡。
一场围绕乌克兰和平的高风险外交博弈正在上演。德国总理默茨公开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不要“越过欧洲”与俄罗斯达成协议,并主动提议由柏林主办会谈,商讨为实现停火可能需要向俄方做出的领土让步。
默茨透露,他于周三和特朗普进行了一次“详尽”的通话。通话中,他与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一同,向美方强调了欧洲参与对俄谈判的必要性,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欧洲大陆的长期安全。
据知情人士消息,这次通话的背景是,基辅方面已向华盛顿提交了和平提案的最新草案,其中包含了乌克兰及欧洲多国政府起草的修订内容。
为了重新掌握谈判的主动权,默茨和马克龙提议,希望在周末能与美国、乌克兰方面就这份修订后的计划举行会谈。值得注意的是,该计划涉及一项极具争议的内容——向莫斯科做出领土让步,而这一点得到了特朗普谈判团队的支持。默茨表示,相关会议最快可能于下周在柏林举行。
“这主要关乎乌克兰准备做出哪些领土让步……这个问题只能由乌克兰总统和人民来回答,”默茨周四表示。但他同时补充道:“通过昨天与特朗普总统的通话,我得到的坚定印象是,他准备和我们共同走这条路,因为他知道在这里也必须倾听欧洲人的声音。”
然而,特朗普对这次通话的描述则显得更为直接。他表示,自己与三位欧洲领导人进行了“相当激烈的言语交流”,并发生了一些“小争执”。他还说:“他们希望我们周末去欧洲开会,我们将根据他们反馈的内容来做出决定。”
欧洲领导人此举的目的非常明确:在美俄关于乌克兰冲突的谈判中重新获得影响力。此前,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被边缘化。这一系列外交行动,旨在缓解美国对泽连斯基施加的压力,避免他仓促决定一份对欧洲安全具有深远影响的协议。
对于任何形式的领土割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立场一直十分坚定。他坚称,自己没有法律或道义上的权利向俄罗斯割让任何领土。
美国最初的和平计划由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与一名接近普京的俄方官员共同起草。该计划一直在推动乌克兰割让其东部的顿巴斯地区(由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省组成),并提议将该地区设为“非军事区”,同时正式承认其为俄罗斯领土。
这一提议在乌克兰内部引发了巨大的政治和军事反弹。为乌克兰军队采购装备的组织“Come Back Alive”的高级分析师米科拉·别列斯科夫(Mykola Bielieskov)指出,要求乌克兰单方面从顿巴斯地区撤军是“最困难的事情之一”,因为该地区部分仍在乌克兰控制之下,并且是俄罗斯在长达11年的冲突中未能完全征服的地方。
他表示,绝大多数乌克兰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反对移交领土,因为这不仅被视为投降,还可能被“俄罗斯在乌克兰内部利用”,在和平协议达成后进一步破坏国家的稳定。
外界对美国主导的这份和平计划的评价并不高。一位熟悉初版提案的人士甚至将其形容为“在酒吧餐巾纸上草草写下的东西”。
另一位参与起草最新版提案的乌克兰高级官员也承认,该提案仍存在重大弱点,尤其是在关键的安全保障方面,缺乏具体的措辞。泽连斯基周二也向记者透露,目前仍在制定单独的文件,用以详细说明乌克兰的安全保障,以及确保国家恢复和重建的经济框架。
作为谈判的另一方,俄罗斯也并未明确表示是否会接受当前版本的和平计划,因为它未能满足普京结束冲突的最高目标。
上周,威特科夫在克里姆林宫与普京会面后,俄方表示希望美国对其提交的文件“做出严肃的根本性修改”,但并未透露具体要求。
表面上,俄罗斯支持特朗普的斡旋努力,但私下里却对美国将焦点放在领土而非安全问题上表示失望。普京曾多次强调,安全问题必须在任何停火协议之前得到解决。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周四表示,普京与威特科夫的会晤“消除了误解”,但他暗示,俄方希望其核心要求能在计划中得到更充分的体现。据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拉夫罗夫称,俄罗斯已向美国提供了“关于集体安全保障的额外建议”,并强调任何安全保障“不能仅限于乌克兰”。
他还暗示,俄罗斯并未放弃其长期以来的要求,即北约撤回其在前铁幕以东的所有军事部署。对于欧洲提出的和平建议,拉夫罗夫则直言“毫无用处”,并指责欧洲试图破坏安全保障协议的达成。“欧洲人只谈论让美国给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却无视俄罗斯所有的安全利益,”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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