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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由于加拿大坚持推出针对美国科技公司的数字服务税,美国决定立即停止与加拿大的所有贸易谈判。
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由于加拿大坚持推出针对美国科技公司的数字服务税,美国决定立即停止与加拿大的所有贸易谈判。

特朗普表示,美国将在7日内告知加拿大与美国开展贸易所适用的关税税率。
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26日宣布,不会推迟向科技公司征收数字服务税的计划,数字服务税将自6月30日生效。根据计划,加拿大政府将针对科技公司向加拿大用户提供数字服务或出售加拿大用户数据的收入征收3%的税,并追溯至相关公司2022年的收入。
目前,美国正与加拿大等贸易伙伴谈判,以在特朗普设定的最后期限前达成协议。美国一直反对加拿大征收数字服务税的计划,并试图施压阻止。

特朗普4月2日宣布开征所谓“对等关税”,引发美国金融市场暴跌。在多方压力下,特朗普又在4月9日宣布暂缓对部分贸易伙伴征收高额“对等关税”90天,但维持10%“基准关税”,同时威胁美贸易伙伴需在7月8日前完成与美谈判。
到7月9日,若未能与各国达成贸易协议,美国政府的“对等关税”政策即将生效。
6月27日,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美国商品贸易逆差意外扩大,超出市场预期966亿美元。整体而言,今年前5个月美国的贸易逆差创下历史同期最高纪录。
受消费支出和进口拖累,美国一季度GDP数据也不如预期,萎缩幅度超过此前的估值,按年率计算-0.5%。
这是美国经济自2022年以来的首次收缩,标志着其关税政策的连锁反应初步显现。
据新华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日宣布,开征所谓“对等关税”,随后引发全球市场震荡。在多方压力下,特朗普政府又在4月9日宣布,暂缓对部分贸易伙伴征收高额“对等关税”90天。但维持10%的“基准关税”,同时威胁美贸易伙伴,需在7月8日前完成与美谈判。
但目前看来,这一系列的政策与操作,并没有让美国的经济变得更好。
6月27日,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宣称,7月9日这个关于贸易谈判的截止日并不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最后期限并不重要。或许可以延长谈判期,但这取决于总统的决定。”
特朗普本人也在当天表示,“关税协议7月9日最后期限,我们可以延长也可以缩短。”
一直以来,特朗普政府将贸易逆差作为提高关税的理由之一,但现在看来,美国的贸易逆差在高关税政策下,依然在扩大。
美国商务部公布最新数据显示,5月美国商品贸易逆差增长11.1%,至966亿美元。这一数字远超此前市场预期的861亿美元。
逆差扩大的主要原因是出口下降,出现了疫情暴发以来最大降幅。5月份,美国商品出口下降5.2%,至1792亿美元,反映出美国原油等工业用品出口出现大幅下降。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一些国家对美国的出口创下历史新高。其中,5月越南、泰国对美出口同比激增35%左右,创下历史同期最高纪录。
事实上,自从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之后,市场已预计其上台后会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各国进口商也纷纷提前备货。美国贸易逆差自2024年12月开始大幅升高,今年前5个月,美国的贸易逆差更是达到了近6500亿美元,创下历史同期最高纪录。
有分析认为,往年美国进口会在下半年,尤其是圣诞节前后才出现激增。但今年不一样,由于美国7月初所谓“对等关税”暂缓到期,迫使各国上半年就尽快将货物装船运往美国。而6月份最新发布的贸易数据,可能使美国政府与其他国家“对等关税”谈判复杂化。
另一边,特朗普政府与各国关税谈判进展缓慢,目前仅与一个国家达成了所谓的贸易协议。
此前,虽然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凯文·哈西特反复强调,多项协议即将达成。但迄今为止,美国仅与英国这一主要贸易伙伴达成协议,而且这份协议更像是一份框架,还有许多实质性条款和细节未敲定。
“对等关税”36天后,也就是当地时间5月8日,英美两国就关税贸易协议条款达成一致。英国政府同意在进口美国食品和农业产品方面作出让步,以换取美方降低对英国汽车出口的关税。而美国方面则依旧保留10%的基准关税。
然而,一个多月过去了,仍然有且只有英国。特朗普政府与多国的关税谈判进展缓慢甚至遇阻。包括日本、印度、欧盟等多位贸易伙伴表示,在不能确定是否会被额外征收行业关税的情况下,拒绝签署贸易协议。
6月23日,由于担心对农民造成不利影响以及出于对美国转基因食品相关的担忧,印度政府拒绝了美国玉米和大豆等农产品以低关税进入印度市场的要求。
日美之间也尚未达成任何协议。或许要等到美国国务卿鲁比奥7月对日本的访问行程落地后,才会有更多的消息。
至于欧盟方面,目前,美国对欧盟钢铝产品征收50%关税,对汽车领域征收25%关税,对几乎所有其他商品征收10%基准关税。欧盟发言人表示,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报复措施正在进行内部磋商。如果欧美谈判未能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欧盟将保留使用反制手段的可能性。
面对谈判进程缓慢,特朗普政府已致信多个贸易伙伴,要求他们呈交各自对美贸易谈判的“最佳出价”。
包括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内的美国官员们也警告,如果贸易伙伴与美谈判“不真诚”,其关税可能会恢复到“暂停期”前的水平。
6月26日,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透露,白宫计划很快与10个主要贸易伙伴达成协议。虽然卢特尼克没有具体说明是哪10个国家或地区,但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表示,美国即将与印度达成协议。
不管如何,若关税谈判进展缓慢,各方对美国今年经济增长的担忧将持续增加。
特朗普政府曾将加征关税作为刺激国内生产、推动出口增长以消除与美国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逆差、增加政府收入以及加强国家安全的战略基石。
但多项数据表明,这些贸易政策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低于此前的预期。
根据6月26日发布的修正数据,今年第一季度美国GDP环比萎缩了0.5%。经济下滑主要体现在:进口大幅增长37.9%,为2020年以来最快增速,导致GDP下降近4.7个百分点;以及政府支出年率下降4.6%,为1986年以来最大降幅。
作为衡量美国通胀的关键指标之一,5月核心PCE物价指数同比增长2.68%,高于预期的2.6%,创2025年2月以来新高。5月核心PCE物价指数月率录得0.2%,市场预期持平于0.1%。
与此同时,美国的就业风险也在上升。
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6月14日当周,美国续请失业救济人数升至197.4万人,为2021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个数据意味着,失业的美国人更难找到新工作了。
其它数据还包括,今年第一季度,信用卡拖欠率达3.05%,为2011年以来最高。房地产市场也面临压力,美国购房者住房负担能力和库存挑战增大,5月房屋开工量下降9.8%。
市场研究公司BCA Research分析师彼得认为,若特朗普政府不尽快谈妥贸易协议,企业可能会将价格上涨转嫁给消费者,美国经济还将面临重更多痛苦。
受伤的不止是美国。世界银行发最新发布的报告预计,2025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2.3%,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值。“这是17年来全球经济最疲弱的表现。”世界银行还表示,今年全球70%经济体的增速都被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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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的目光本周聚焦美联储,多位官员的公开表态揭示了其内部在货币政策未来走向上的“历史级别分裂”,7月降息风险明显上升。
据追风交易台消息,花旗银行最新研报显示,两位理事(沃勒和鲍曼)有条件支持7月降息,而鹰派官员哈克则对今年降息持谨慎态度。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则代表了“中间派观点”,表示将观察"整个夏季"的数据来决定降息时机。

市场目前预期今年降息约70个基点,花旗维持9月降息的基本预期,但承认7月降息概率有所提升。

花旗表示,此前立场偏鹰派的美联储理事鲍曼此次展现了“显著的鸽派转变” 。她表示,即将公布的6月就业和通胀数据可能足以说服她支持7月降息。她在6月23日的讲话中表示:
"如果通胀压力仍然受控,我将支持在下次会议上降低政策利率,以使其更接近中性水平并维持健康的劳动力市场。"
鲍曼认为,通胀似乎已持续朝着2%的目标迈进,且贸易政策对核心PCE通胀的整体影响可能微乎其微 。她还指出,考虑到近期支出疲软和劳动力市场脆弱的迹象,就业目标面临的下行风险可能很快变得更加突出 。
花旗研究认为,鲍曼现在可能成为“点阵图”中支持今年降息三次的委员之一 。
另一位美联储理事沃勒则“一贯更为鸽派” ,他也公开表示支持7月降息的可能性,认为通胀受关税影响将“更为温和且短暂”。他在6月20日接受采访时表示:
"我认为我们有可能最早在7月就采取行动。这是我的观点,至于委员会是否会同意则是另一回事。"
此外,芝加哥联储主席古尔斯比也重新回到了此前的鸽派立场 。在近期通胀数据放缓后,他再次认为经济正处于“黄金路径”上,美联储应在今年晚些时候降息 。
然而,并非所有官员都赞同提前降息。花旗认为,克利夫兰联储主席哈克则站在了“鹰派的极端” 。他更关注通胀而非劳动力市场,认为当前政策利率可能已接近中性 。
哈克强调,鉴于经济目前的韧性,维持当前政策立场的风险较低,他“看不到经济疲软到需要立即降息的地步” 。他甚至建议,为平衡通胀高企和劳动力市场放缓带来的风险,可能需要在一段时间内保持政策利率稳定 。
花旗表示,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则代表了“中间派观点” 。他在本周国会证词中重申,如果不是对关税的担忧,政策利率本可以更低 。
鲍威尔表示,他将密切关注“夏季”的数据来决定何时降息,特别是6月和7月的通胀数据中关税的影响 。
他暗示,这可能指向9月份降息,而非7月份 。他强调,目前无需急于降息,因为“经济依然强劲,劳动力市场也依然强劲” 。多数其他美联储官员也大致同意鲍威尔的“等待数据”计划 。
目前市场定价显示,今年美联储将降息约70个基点 。花旗研究的基本预测是美联储将在9月份首次降息25个基点,并在今年和明年持续降息,预计到明年3月政策利率将降至3.0-3.25% 。

近年来,稳定币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引起国际舆论广泛关注。不少知名公司和机构等纷纷加快布局稳定币市场。稳定币到底是什么?它能发挥什么作用?发行方都有谁?本期《新华网国际看点》连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听听她的详细解读。
刘英:稳定币是一种特殊的加密货币。所谓的特殊,其实就是它锚定的资产,可能是法定的货币,也可能是黄金。当然法定的货币可能是美元、人民币、港币等货币,也有锚定算法的稳定币这几种类型。稳定币的核心设计目标是通过锚定特定的资产,采用特定的机制,来维持币值稳定,在价格剧烈波动的加密市场上面来充当价值尺度和交易媒介的作用。

稳定币是解决加密货币价格剧烈波动的问题,这是它的本原。因为比特币这种加密货币的价格经常暴涨暴跌,有时会有争议。稳定币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面发展起来的。我们也把稳定币理解为连接中心化的现实世界和去中心化的加密世界的一个桥梁或纽带。
稳定币到底稳在哪里?我觉得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
一是稳在价值。它通过1:1的法定货币,比如Circle发行的USDC,就是1:1的。(发行者)要发行20万个稳定币,就要先存上20万美元作为储备资产。由于锚定了美元或美债,它价格就相对稳定。当然,稳定是指对应的法币或者相关的一些资产,而法币本身价格的波动或者债券本身,包括黄金价格本身的波动,这些对应资产的价格的波动,稳定币本身其实是控制不了的。
二是稳在技术。因为稳定币是在公链上去跑的,所以稳定币在区块链上面实现的交易是不可篡改的,而且是实时结算的,所以它具有可追溯、可查询,不可修改的稳定的特征。
三是稳在监管上。无论是欧美、日韩还是中国香港都有监管的法律法规,或者出台或者正在出台当中。由于有百分之百的现金或者债券或者资产的储备对应,而且有定期的审计保持透明度,这些都能够保持稳定币的稳定可靠,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所以稳在这几个方面。
总之,稳定币的稳本质上是通过法定资产的抵押,超额加密资产担保或是算法的调控,来实现价格的锚定,并在监管框架下实现兑付的信用。它的核心价值在于为加密经济提供避风港或者是高效的支付工具。
现实当中我们要警惕,比如储备的资产是不是够的、是不是够透明以及监管的差异性。投资者当然应注重发行方的资质以及储备审计报告等。
刘英:其实,稳定币到现在也有十多年的时间,它的用途是比较广泛的,无论是传统的加密市场的使用还是现实世界的使用,更多是利用了稳定币,也就是货币的功能,包括价值尺度、支付手段、流通手段、储藏手段以及世界货币这五大功能。

目前应用比较多的是跨境的支付结算功能,所以它的几个应用的场景,一方面就是加密货币的交易,比如为比特币这种价格波动比较大的资产交易提供稳定避风港。
另一个主要用途是跨境的支付结算。因为稳定币是在链上的点对点的交易,所以它的成本低、效率很高,转账的时间由传统的3-5天的时间压缩到几分钟甚至以秒计。无论转账的金额多少,手续费基本上非常低,而传统的费用就会很高了。所以它的低成本、高效率带来的是资金的高周转率,尤其是大的电商,包括银行。
我们看到很多大型的零售商,包括电商都纷纷涌入稳定币市场,申请稳定币发行的牌照。不仅如此,现在大的银行,包括信用卡公司也纷纷涌入稳定币市场,甚至跟稳定币公司进行合资合作来进行加快布局。在一些高通胀的国家,也有不少中小企业或者个人买稳定币来对冲通胀。
刘英:稳定币的发行方有这么几大类:
第一大类就是开发稳定币的公司。比如发行USDC 的Circle公司,它其实是寻求与传统金融的融合发展。我们看到,6月初它登陆纽交所首日的股价就上涨了168%。再就是发行 USDT 的Tether公司,通过购买美债来获利,100多人的公司2024年净盈利就140多亿美元,其实是盈利不菲的。它发行的目的是通过稳定币来赚钱,因为买稳定币的人会以同样金额的,无论是美元、港元还是其它的货币支付给它。它一方面存在这儿,另外一方面,可以把这些钱去买美债也好、买其它资产也好,来投资盈利。这一部分的盈利其实是非常之高的,所以它通过稳定币对应的现金来投资、来获利。

第二类就是大型电商。无论是传统零售商,还是现代零售商或是电商,比如京东其实就参与了测试港元/美元的稳定币。还有传统大型零售商,它发稳定币的目的就是用来交易,用来结算,来降低它的跨境支付成本,来加速款项到账的时间,还有用稳定币去投资盈利。
第三类就是持牌的金融机构,包括但不限于香港的渣打银行等,包括欧美各国的大银行,它们通过稳定币的发行来赚取支付结算部分的收益。这个收益不是传统的息差收益,而是一个中间业务的收入,通过转账结算,通过投资来获利。尽管它们核心的动机各不相同,但都是通过赚取储备资产的收益,通过扩展支付市场的份额,构建去中心化的金融基础设施等各种目标。它的目的当然是通过发行稳定币来赚钱,通过卖稳定币的钱来投资在无论是美债还是其它的资产上盈利来获利。
我们或许即将迎来一场货币金融领域的革命,这是许多著名经济学家数百年来的梦想。金融创新正在为这一梦想奠定基础,与此同时,美国的政治经济环境也在发生变化,为这场革命提供支持。这场革命一旦顺利进行,将对全球金融、经济发展和地缘政治产生重大影响,并造就众多赢家和输家。我所指的转变是建立在稳定币基础上的“狭义银行”。
我们当前的金融体系建立在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的概念之上。在13世纪和14世纪,意大利的钱庄兼银行家们开始意识到,由于储户(很少)会同时要求提取存款,所以他们只需持有存款所需金币的一部分作为准备金即可。这不仅利润更高,也方便了远距离支付: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成员无需在危险的道路上运送金币,只需给他在威尼斯的代理人写封信,指示其从一个账户中扣款并存入另一个账户即可。
尽管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在正常情况下利润丰厚且支付效率高,但它也存在弊端。其固有的杠杆作用使该系统不稳定。经济衰退可能会导致更多储户同时提取存款,引发有关银行存款所支持的贷款即将违约的谣言,从而导致银行挤兑。无法满足储户提款需求的银行最终会破产。但在部分准备金制度下,银行破产损失的不仅仅是储户的财富。由于银行既能产生信贷,又能促进支付,因此,所以当银行倒闭时,经济活动会受到严重限制,因为商品和服务的支付会受到影响,新的投资项目也无法获得贷款。
几个世纪以来,随着银行的杠杆化程度越来越高,对经济运行的重要性也越来越高,政府开始介入,试图降低银行危机的风险。1668年,瑞典特许成立了第一家中央银行——瑞典央行(Riksbank),向其他遭遇挤兑的银行提供贷款。26年后,英格兰银行也应运而生。虽然这有助于解决流动性问题(即资产状况良好但现金不足的银行所面临的问题),但并没有阻止偿付能力危机(即存在不良贷款的银行面临的危机)。美国在1933年创建了存款保险制度,旨在遏制因偿付能力引发的银行挤兑现象。但正如此后发生的许多银行危机(包括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所表明的那样,存款保险和银行资本监管都没有解决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固有的脆弱性。政府干预只是减少了危机的频率,并将其危机成本从储户转移到纳税人身上。
大约在美国罗斯福政府引入存款保险制度之时,芝加哥大学当时一些顶尖的经济学家正在谋划一种不同的解决方案:即所谓的“芝加哥计划”,亦称“狭义银行”。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储蓄与贷款危机期间,这一理念在经济学家群体中再度受到关注。
狭义银行制度通过将支付和货币创造的关键功能与信贷创造功能分离,解决了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的核心问题。许多人认为是央行创造货币,但在部分准备金制度下,情况并非如此:商业银行才是货币创造者。央行通过调控银行获取准备金的渠道,来管理银行创造货币的速率。但银行在放贷时便会在这一过程中神奇地生成相应存款,从而实现货币创造。这种体系及其无序的解构过程,将货币增长与信贷增长相联系,并借助银行的网络效应,与支付活动关联起来。
“芝加哥计划”通过将银行功能一分为二,把货币创造与支付的关键功能从信贷活动中剥离开来。“狭义”银行负责吸收存款并提供支付服务,其必须以国债或央行储备等安全工具,按一对一的比例为存款提供足额支持。可以把这类银行想象成一个带借记卡的货币市场基金。贷款业务则由“广义”或“商业”银行进行,这些银行通过股权资本或长期债券融资,因此不会面临挤兑。
这种银行业务的细分使得各项功能彼此独立,互不干扰。由于狭义银行完全由优质资产(以及央行渠道)支撑,因此避免了挤兑现象。狭义银行为支付提供便利,其安全性消除了支付系统的风险。由于货币不再由信贷创造,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决策不会影响货币供应、存款或支付。相反,经济对货币需求的自然波动(繁荣或衰退)以及对贷款质量的顾虑都不会影响商业银行的贷款,因为其资金来源于长期债务和股权。
你现在可能会问自己:““如果狭义银行制如此美妙,那为何我们如今没有实行呢?”答案有两方面:转型过程痛苦,而且从未有过支持立法变革的政治经济环境。
由于狭义银行要求存款必须100% 由国库券或中央银行储备金提供担保,因此向狭义银行的过渡将要求现有银行要么收回贷款,从而大幅缩减货币供应量;要么如果能找到非银行买家,出售其贷款组合以购买短期政府债券。这两种做法都会导致大规模信贷紧缩,而狭义银行业务转型将造成流动性短缺和支付问题。
就政治经济学而言,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利润丰厚,并且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相比之下,经济学家只是一小群人,他们自己的工作也值得怀疑。在华盛顿特区,任何人都会告诉你,美国银行家协会(ABA)是当地最有影响力的游说团体之一。同样的戏码在伦敦、布鲁塞尔、苏黎世、东京等地也在上演,只不过演员不同。因此,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的延续并非银行阴谋,只是因为这在政治上行得通,在经济上也谨慎稳妥。
这种情况可能不再持续。无论是转型成本还是政治经济环境都已发生变化,尤其是在美国。去中心化金融(又称“DeFi”或“加密货币”)的发展以及美国政治经济、国家利益和金融结构的同步演变,已形成条件,使得美国向狭义银行体系的转变不仅可行,而且在我看来越来越有可能。
让我们先从关键的去中心化金融(DeFi)发展说起:稳定币的迅速增长。稳定币是去中心化的“数字美元”(或欧元、日元等等)。与由中央银行集中发行、清算和结算的央行数字货币(CBDC)不同,稳定币是私人创造的“数字代币”(电子记录)。与加密货币一样,所有权和交易通过区块链技术在分布式账本上存储和清算。区块链的不可篡改性与普遍复制的登记簿相结合,使得在没有政府担保的情况下,互不相识的各方之间也能建立信任。
稳定币与加密货币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与法定货币、黄金或其他比比特币或其他加密货币更“稳定”的价值存储锚定。稳定币的设计初衷是连接传统的法定货币世界与基于区块链的DeFi和加密货币世界,并提供稳定的“链上”记账单位,以促进DeFi交易。然而,随着接受度和使用量的大幅增长,稳定币的用例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截至3月份,稳定币的年交易量达35万亿美元,较上一年增长逾一倍;用户数量增长逾50%,超过3000万;稳定币的流通市值已达2500亿美元。
超过90%的稳定币交易仍然涉及出入金通道或DeFi交易,但越来越多的交易增长涉及“现实世界”的使用。在阿根廷、尼日利亚和委内瑞拉等本币不稳定的国家,个人对个人和企业交易一直是增长的主要来源,但最大的增长来源之一是移民劳工在全球汇款中的使用量不断增加,据估计,这一比例已超过总量的四分之一。
正当特朗普政府和美国国会着手将稳定币制度化之际,稳定币作为一种替代支付系统正得到越来越迅速的接受和发展。
稳定币如何维持其相对于美元等特定货币的价值?理论上,每个稳定币都与其所锚定的货币一比一挂钩。但实践中并非总是如此。但美国立法界定义了什么是可接受的高质量流动资产(HQLA) ,要求一对一挂钩,并要求定期审计以确保合规。因此,国会正在为以下实体创建法律基础:(1)吸收存款;(2)必须以HQLA全额支持存款;以及(3)促进经济支付。
这听起来熟悉吗?那不是“狭义银行”吗?
这其中有一些缺失的部分。最值得注意的是,《GENIUS法案》和《STABLE法案》均未授予稳定币发行人进入美联储的权限,也未将稳定币定义为应税货币。没有授予稳定币进入美联储的权限可能既反映了必要的谨慎,以避免与直接竞争对手(过快地)破坏部分准备金银行体系,也反映了美国银行家协会(ABA)为保护银行垄断地位而进行的游说活动。但即便如此,也有一些耐人寻味的迹象表明,对银行的保护可能是暂时的,并且只够过渡到狭义的银行模式:两项法案中批准的稳定币发行人的HQLA中,都包括目前只有银行才能使用美联储的准备金。
特朗普竞选团队去年转向加密货币,以及国会两院推动稳定币正常化,都反映了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及其国家利益观念的深刻转变。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两党对银行及其与华盛顿关系的民粹主义愤怒情绪一直未消。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和近期的通胀政策失误更加剧民粹主义者的愤怒。这和FOMO情绪一样,都是加密货币现象的一部分。
但加密货币也创造了巨大的新财富和商业机遇,造就了一个资金雄厚的美国银行协会(ABA)的竞争对手。就连机构资产管理公司如今也与其传统的银行业盟友产生了分歧,对DeFi领域的机会垂涎三尺。民众基础与经济实力的结合,正在首次创造出一种支持狭义银行业的政治经济环境。
此外,美国现在在发展稳定币方面拥有着紧迫的国家利益。首先,在中国(以及其他美国竞争对手)日益寻求用自己的支付系统取代SWIFT等美国支付系统的情况下,一个独立的第三方支付系统,能够防止各国“受困”于中国支付系统,这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另一个国家利益是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不断提到的:系统性地转向基于稳定币的狭义银行业务,将创造“美国国债的最大买家之一”。
美国的金融结构如今比历史上任何时期,甚至比其他国家都更有利于实现非颠覆性转型,这使其在竞争中占据了优势。尽管美国长期以来由于更多地利用公司债券市场和证券化抵押贷款,在信贷方面对银行的依赖程度低于其他主要经济体,但过去二十年所谓“影子”银行的发展使其信贷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美国的银行信贷仅占私营非金融部门信贷总额的三分之一多一点。其余部分由债券市场和影子部门提供,而这些部门实际上就是芝加哥计划所设想的广义银行或商业银行。
美国转向基于稳定币的狭义银行业务,将对经济、地缘政治和金融产生巨大的影响。这将在美国国内乃至全球范围内产生显著的赢家和输家。

中国商务部27日表示,近日中美双方进一步确认了两国伦敦框架细节,中方将依法审批符合条件的管制物项出口申请,美方将相应取消对华采取的一系列限制性措施。在中方发表声明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分别发表评论,称双方已“达成协议”。中美贸易紧张局势缓和,国际金融市场应声走高,这传递出一个清晰信号:自由贸易而非关税壁垒,才是全球市场的普遍期待;中美贸易和解不仅惠及双方,也符合全世界的共同利益。
这是双方落实中美两国元首共识的最新进展。两国经贸团队于本月9日至10日在伦敦举行磋商,就落实元首重要共识和巩固日内瓦会谈成果的框架达成原则一致。双方的表态显示,伦敦会谈的框架性成果在各自国内都获得了认可和批准,双方都进一步确定了框架细节。这表明中美经贸磋商在沿既定轨道往前推进,世界也因此稍微松了口气。
为化解分歧提供机制化平台,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的重要价值。世界对中美经贸磋商取得的每一次进展都“齐刷好评”,证明了对话和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但美方经常说一套做一套,给经贸磋商的前景蒙上阴影。比如,中美在日内瓦联合声明中共同确认了“可持续的、长期的、互利的”双边经贸关系,但这段时间美方仍不时传出可能“加剧贸易紧张局势”的信息,一会儿要收紧对在华外企芯片豁免,一会儿又是暗示要对DeepSeek实行制裁或出口限制,“在外交和经济上都造成干扰”。如果华盛顿真致力于构建“可持续的、长期的、互利的”双边经贸关系,应当进一步就取消对华出口限制清晰表明态度,并拿出切实行动,而不是模棱两可、含糊其辞。
一些美国舆论把中美经贸摩擦的责任归咎于中国,是严重的颠倒黑白。如果没有美方的滥施关税,就不会有今天两国经贸领域的严重困难局面。华盛顿是问题的始作俑者。中方愿意与美方坐下来磋商,是出于对中美关系大局的善意,在合法合理合情的前提下,照顾美方的关切。但一些美国舆论似乎把这种善意视为理所应当,甚至试图用中方的善意绑架中方,好像中美经贸关系一出现问题就是“中国做得还不够多、不够快”,把责任都推给中国,这很不地道。
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实际上,美方同意削减和取消不合理的关税壁垒,本身就是承认自由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不可替代性,也是对其滥施关税的矫正。在所谓“对等关税”冲击全球经济的同时,美国也未能独善其身。从制造业工厂、出口商到消费者,美国关税大棒砸到自身产供链的例子不胜枚举。荷兰合作银行报告显示,过去半年超25%的荷兰投资者因美国政策“不可预测性”减持美股。在市场规律的“教育”下,华盛顿事实上不得不逐渐收敛“解放日”的单边主义冲动。
从日内瓦到伦敦,中方始终以负责任大国的态度,有理有利有节地推动中美贸易重回世贸体系、全球产供链恢复正常运转、两国关系重返正确轨道。刚刚在天津落幕的中国夏季达沃斯论坛吸引了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商学界领袖参加。在单边主义关税冲击全球贸易秩序之际,中国不断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不仅是“许多国家除近邻之外的最大贸易伙伴”,也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和稳定力量。
当前中美关系正处在重要关键节点,双方尤需本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原则,将“措施框架”转化为“成果清单”。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把一切都当成“对华交易的筹码”,只会阻碍中美经贸摩擦的理性解决。只有基于共同行动才能够增进互信,为未来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按照两国元首6月5日通话重要共识和要求,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给世界带来更多积极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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