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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的“对等关税”面临司法挑战,法院裁决或削弱其贸易谈判筹码,甚至冲击经济。美国政府正寻求延长关税暂缓执行期,力保谈判优势。
随着美国特朗普政府所谓“对等关税”的90天暂停期将于7月9日到期,美国政府官员担忧,该关税面临的司法裁决会扰乱与其他经济体的谈判进程。
当地时间6月9日,美国司法部向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提交了一份长达18页的文件,请求延长对下级法院裁定的暂缓执行期限。文件警告,如果不这样做可能会威胁“敏感贸易谈判”,甚至对美国经济造成“灾难性冲击”。
这场法律纠纷源于5月28日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的一项历史性裁决。该法院认为《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并未授予美国总统无限制的关税制定权限,与此相关的全球关税、报复性关税以及芬太尼关税应当被废止。
美国投资研究机构NDR美国行业策略师安德森(Rob Anderson)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国际贸易法院的裁决并未完全消除关税问题,市场波动可能会持续。面对当前的司法挑战,特朗普政府仍可能会通过其他法律途径或杠杆推动关税实施,长期不确定性依然存在。
安德森提醒说,当前经济数据好坏参半,“从某些指标看,美国经济仍存在一些隐忧,情况可能会恶化”。
今年4月,由小型企业联盟和多个民主党主政州组成的原告团体,将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诉至美国国际贸易法院。5月28日,该法院命令特朗普撤销相关关税。面对不利判决,特朗普政府当晚便启动上诉。次日,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发布临时禁令,允许现有关税体系继续有效,直至法院完成全面审理。
根据美国司法部提交的文件,其诉求是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延长该临时禁令至上诉结束,以维持关税政策的现状。该上诉程序预计需要持续数月。该部门还表示,如果上诉法院取消当前的暂停令,他们将向美国最高法院上诉。
特朗普政府辩称,允许关税被撤销将削弱“美国在敏感贸易谈判中的议价地位”,鼓励其他国家“挟持”美国,从而对美国经济造成灾难性损害。
除此以外,5月29日,华盛顿特区美国地方法院(DDC)对两家销售儿童教育产品的小企业提起的诉讼作出裁决,同样认为基于IEEPA的关税非法。美国司法部也对此提出上诉,上诉至美国华盛顿特区巡回上诉法院。
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在5月底警告道:“盟友和对手都在密切关注美国法院,寻找总统权力受限的迹象。”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Jamison Greer)表示,如果裁定暂停关税,“将制造一场外交政策灾难。”
国际律师事务所威凯平和而德(Wilmer Hale)在一份分析中表示,无论联邦巡回法院和华盛顿特区巡回法院在上诉中如何裁决,最终都可能上诉至最高法院。除这两家上诉法院外,第九巡回法院也将介入,讨论IEEPA是否属于关税相关法律,“巡回法院分歧”可能进一步加剧。这会为诉讼方提供更多理由,要求最高法院加快裁决。
当前的司法挑战正对特朗普政府“90天达成90项协议”的贸易议程构成了威胁。截至目前,美国仅与英国签署了一份无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按照既定日程,美国政府拟于7月9日对主要贸易伙伴重新实施所谓的“对等关税”。
在司法博弈与贸易谈判的双线作战中,特朗普政府展现出矛盾的口径。一方面,美国司法部在各联邦法院警告任何司法干预都将危及贸易谈判;另一方面,白宫官员却在公开场合刻意淡化司法挑战的影响。
例如,上个月,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塞特(Kevin Hassett)将法律纠纷描述为“一些小波折”。格里尔称,贸易伙伴普遍将此视为“谈判进程中的小颠簸,而不是重大改变”。白宫高级贸易顾问纳瓦罗(Peter Navarro)表示,与其沟通的贸易伙伴已经认识到法院裁决不会改变美国的关税决定。6月1日,卢特尼克称,“关税不会取消”,必要时有其他法律工具继续实施关税。
特朗普关税的起诉方之一、俄勒冈州总检察长雷菲尔德(Dan Rayfield)对此提出质疑,他称美国政府立场存在明显矛盾,既宣称裁决无关紧要,又坚称司法干预将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
美国司法部在9日的文件中反驳了这一主张,称这是“选择性引用了公共官员媒体曝光言论”。该文件称:“在这一关键时刻,依据总统可以在其他授权下假设性地征收其他(效果较差)关税的理论,推翻现有的关税,并不能解决时间上的问题:紧急情况现在即将来临,谈判正在进行,而国际贸易法庭的禁令正在威胁这些谈判。”
全球经济分析公司BCA研究地缘政治首席策略师格特肯(Matt Gertken)在近日的研讨会上表示,特朗普政府有推动关税政策的议程,但也会在必要时退让或调整,以避免经济负面影响。
“美国民众对贸易战的民意支持有限。因此,特朗普全球贸易战的强度在2026年中期选举前已不会增加。金融市场反应已给政府带来阻力,特朗普团队试图缓和关税威胁,以避免金融环境剧烈收紧导致经济衰退。”他称,现在,美国司法系统也对此形成一定制约,特朗普政府的国际谈判筹码将有所削弱。
据媒体周一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周一警告称,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的任何袭击,都将导致其秘密核设施遭到报复性打击。伊朗将利用收集到的情报来进行报复。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表示,其情报部门已经获得了有关以色列核设施的“大量战略和敏感信息和文件”。
该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获得这些情报使得“伊斯兰战士(伊朗武装部队)能够在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发动任何潜在攻击后,对其(以色列)秘密核设施立即发动反击”。
该委员会还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经济和军事基础设施的邪恶行为”都将遭到精确且相称的回应。
据伊朗官方媒体6月7日报道称,伊朗情报机构已掌握大量以色列机密文件,其中包括与以色列核设施和国防计划有关的文件。伊朗方面将此形容为对以色列进行的史上最大规模的情报行动之一。
伊朗情报部长伊斯梅尔·哈提卜周日(8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获取的以色列“敏感文件”即将解密。他还将这些文件描述为“宝库”,称其将加强伊朗的进攻能力。他特别强调,“用‘数千份文件’形容其规模都属保守。”
与此同时,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总干事拉斐尔·格罗西在周一播出的采访中表示,伊朗人警告他,以色列对该国核设施的袭击可能会使伊朗更加坚定发展核武器的决心。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表示,他已经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采取可能破坏美国与伊朗核谈判的行动。
自4月12日以来,美国和伊朗已经在海湾国家阿曼的斡旋下举行了五轮间接会谈,取得一定进展,但双方在若干核心问题上分歧依然突出。
美方坚持伊朗应全面停止所有级别的铀浓缩活动,而伊方强调,适度开展铀浓缩活动是其和平利用核能权利的一部分,拒绝“零浓缩”要求。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周一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有关伊核协议的方案并非此前谈判的成果,是“不可接受的”,伊朗将通过阿曼向美国转交伊方方案。
据媒体最新获悉,美国和伊朗第六轮会谈将于13日在挪威首都奥斯陆或15日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
在全球金融体系的宏大架构中,美元长期占据着核心地位,而其背后“美元锚”的设定与变迁,深刻影响着世界经济的走向。美元锚,本质上是美元价值的支撑基础与信用来源,宛如金融大厦的基石,奠定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
自20世纪以来,美元锚经历了四个重要发展阶段,从早期的黄金美元,到石油美元,再到美债美元,如今又迈向数字美元探索之路。每一次转变都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重大调整,反映了美国在不同时期维护金融霸权、掌控全球经济话语权的战略意图。深入剖析这四个阶段,不仅有助于理解美元主导地位的形成与维系机制,更能洞察全球金融体系未来的变革趋势,为各国制定金融战略、应对外部金融冲击提供关键参考。
两次世界大战重塑了全球政治经济版图,美国凭借本土未受战火直接侵袭的优势,工业产能迅猛发展,经济实力急剧膨胀。二战结束前夕,全球经济秩序亟待重建,1944年7月,44个国家的代表齐聚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联合国国际货币金融会议。会议构建起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该体系的核心便是“双挂钩”原则:美元与黄金挂钩,规定1盎司黄金固定兑换35美元,美国政府承担按官价兑换黄金的义务;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
这一体系的建立,实际上是将美元推上了等同于黄金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当时美国拥有全球约75%的黄金储备,雄厚的黄金家底为美元提供了坚实的信用背书,使得美元在国际贸易与金融交易中被广泛接受。从本质上看,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一种国际金汇兑本位制,美元成为了连接各国货币与黄金的桥梁,全球货币体系围绕着美元这一核心运转,开启了美元主导国际金融秩序的时代。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各国贸易结算多以美元进行。出口国赚取美元后,若对美国商品无需求,可选择将美元兑换成黄金,以增加本国黄金储备;进口国则需用本币兑换美元来支付进口货款。这一过程中,美元作为国际支付手段和储备货币,促进了国际贸易的扩张与全球经济的复苏。美国通过输出美元,购买全球商品与资源,享受着“过度特权”。
然而,该体系从诞生之初便潜藏着致命缺陷,即“特里芬难题”。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指出,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美国面临着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一方面,为满足世界各国对美元的需求,美国需通过国际收支逆差输出美元;另一方面,为维持美元与黄金的兑换关系,美国又必须保持国际收支顺差以积累黄金储备。随着全球经济发展,对美元需求不断增加,美国国际收支逆差持续扩大,美元与黄金兑换的压力日益增大。到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黄金储备不断外流,已难以支撑巨额美元兑换需求,黄金美元体系摇摇欲坠。
20世纪60年代,美国深陷越战泥潭,财政支出大幅增加,同时国内通胀高企,国际收支状况急剧恶化。其他国家对美元信心受挫,纷纷用美元兑换黄金,美国黄金储备加速流失。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政府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停止履行外国政府或中央银行可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的义务。这一标志性事件宣告了美元与黄金固定汇率制的终结,布雷顿森林体系轰然倒塌。此后,美元汇率开始自由浮动,黄金美元体系成为历史。尽管黄金美元体系仅维持了短短20多年,但它奠定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基础地位,后续美元锚的演变皆在其影响下展开,为美国构建金融霸权埋下了伏笔。
美元与黄金脱钩后,国际货币体系陷入短暂混乱,美元急需寻找新的价值锚定物以维持其国际货币主导地位。此时,石油作为全球最重要的战略能源,其在现代工业体系中的关键作用日益凸显。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政治局势风云变幻,中东地区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产区,地缘政治冲突不断。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为打击以色列及其支持者,采取石油减产、禁运、提价等措施,引发第一次石油危机,国际油价从每桶3.01美元飙升至1974年的12美元左右,石油输出国国际收支出现巨额顺差。
美国敏锐捕捉到这一机遇,积极与沙特阿拉伯等中东产油大国展开秘密谈判。沙特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在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1974年,美国与沙特达成协议,沙特同意将美元作为石油出口的唯一计价和结算货币,美国则向沙特提供军事保护和经济援助,并承诺购买沙特国债,帮助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等。随后,其他OPEC成员国纷纷效仿,石油美元体系初步形成。
石油美元体系建立后,形成了独特的闭环运行机制。全球各国为获取石油这一刚需能源,必须先持有美元。这使得美元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需求大幅增加,巩固了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石油输出国通过出口石油获得大量美元收入,这些美元被称为“石油美元”。由于石油输出国国内经济结构单一,吸收不了如此庞大的资金,大部分石油美元回流至美国金融市场,购买美国国债、股票、房地产等各类资产。美国则利用回流的石油美元,继续进口全球商品和服务,维持其消费驱动型经济模式,并通过货币政策和金融市场操作,将石油美元重新分配到全球经济体系中。
例如,石油输出国将石油美元存入美国银行,银行再将这些资金贷给其他国家用于进口石油或进行投资,资金在全球范围内循环流动。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不仅掌控了全球石油贸易的定价权和结算权,还通过金融市场吸纳全球资金,进一步强化了其金融中心地位。同时,美国通过军事力量在中东地区维持稳定,确保石油美元体系的正常运转。美国在中东地区部署大量军事力量,对中东产油国施加政治影响,一旦该地区出现威胁石油美元体系的不稳定因素,美国便会迅速介入,如发动海湾战争等,以维护石油美元体系的核心利益。
石油美元体系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从积极方面看,它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了稳定的能源供应和资金支持。稳定的石油贸易以美元结算,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美元作为国际支付和储备货币的地位得到巩固,推动了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进程。石油输出国积累的大量石油美元,通过投资美国国债等金融资产,为美国提供了廉价资金,支持了美国的财政赤字和经济发展,同时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部分外部融资来源。
然而,石油美元体系也带来了诸多负面效应。石油价格与美元汇率紧密挂钩,美元的贬值或升值会直接影响石油价格波动,增加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当美元贬值时,以美元计价的石油价格上涨,引发输入型通货膨胀,给其他国家经济带来冲击;反之,美元升值则可能导致石油输出国收入减少,影响其经济稳定。此外,石油美元体系加剧了全球经济失衡。美国长期处于贸易逆差状态,依靠石油美元回流维持经济运转,而其他国家为获取美元不得不大量出口商品,导致全球贸易失衡问题日益严重。同时,石油美元的大量流入使得部分石油输出国经济过度依赖石油出口,经济结构单一,抗风险能力较弱。
21世纪以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一方面,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国际贸易格局逐渐多元化,石油美元体系面临冲击。另一方面,美国自身经济结构发生转变,金融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日益增大,虚拟经济过度膨胀。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迅速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重创全球经济。危机期间,美国政府为救市采取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财政赤字急剧攀升,国债规模迅速膨胀。美国国债总额于2023年12月29日首次突破34万亿美元,如果将这笔债务分摊给美国民众,人均负债将超过10万美元。
在此背景下,美债逐渐成为美元新的重要支撑。美国凭借其强大的国家信用和全球最发达的金融市场,使美债成为全球投资者眼中的“安全资产”。全球各国为实现外汇储备保值增值,大量购买美债,美债美元体系应运而生。美债美元体系本质上是以美国国家信用为基础,通过发行国债来吸纳全球资金,维持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美国政府通过财政赤字货币化,将国债出售给美联储及全球投资者,美联储购买国债后投放基础货币,增加市场流动性,美元得以源源不断地流向全球。
美债美元体系的运作基于全球投资者对美国国家信用的信任。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拥有丰富的资源、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和军事力量,被认为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美国国债具有流动性强、收益相对稳定等特点,吸引着全球投资者。各国央行将美债作为外汇储备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维持本币汇率稳定和国际支付能力。例如,中国、日本等国家长期以来都是美国国债的主要外国持有者。
当美国政府出现财政赤字时,通过发行国债筹集资金。国债面向全球发售,外国投资者购买美债后,美元回流至美国。美国利用这些资金进行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社会福利支出等,刺激经济增长。同时,美联储通过货币政策调控,影响国债收益率和市场流动性。当经济低迷时,美联储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大量购买国债,压低国债收益率,降低企业和政府融资成本,刺激投资和消费;当经济过热时,则通过加息等手段,提高国债收益率,吸引资金回流,抑制通货膨胀。在这一过程中,美元通过美债在全球范围内循环流动,维持着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
美债美元体系虽然在一定时期内维持了美元的主导地位,但自身存在诸多隐患,面临严峻挑战。首先,美国国债规模持续攀升,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偿债压力日益沉重。高额的债务利息支出占据了大量财政资金,压缩了其他公共支出空间,削弱了美国政府应对经济危机和社会问题的能力。其次,美国国家信用受到侵蚀。近年来,美国政府在财政政策上的随意性,如债务上限之争频繁上演,引发市场对美国是否会违约的担忧。此外,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一些单边主义行为,也降低了其在全球的信誉度,影响了投资者对美债的信心。
再者,全球去美元化趋势逐渐显现。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壮大,其对美元霸权的不满日益增加,纷纷寻求减少对美元的依赖。部分国家开始推动本币结算,加强区域货币合作,降低对美债的持有比例。例如,中国与多个国家签署货币互换协议,推动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俄罗斯大幅减持美债,增加黄金储备等。这些举措都对美债美元体系构成冲击,若不加以解决,美债美元体系的稳定性将受到严重威胁,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也将面临动摇。
随着数字和区块链技术的飞速发展,全球货币形态正迎来深刻变革,数字货币浪潮席卷而来。自2009年开始,市场逐渐发展出了分布式账本的货币网络,并诞生了数字稳定币这一新型货币类型。由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储备地位,分布式记账的数字货币也在发展中形成了以美元计价的生态。数字美元与法币美元1:1兑换,同时以美债和美元计价资产作为储备来确保兑付,这无形中重塑了一个新型的美元应用场景和美债容蓄空间,扭转了近年美债美元出现的孱弱势头,对美元注入新的价值支撑。
根据2024年VISA的调查报告,数字美元稳定币从2020年市值几十亿一路增长至2024年超过两千亿美元,仅2024年上半年结算金额就超过2.6万亿美元,用户地址数量超过1亿个,辐射到世界众多的国家和地区。数字美元具有匿名性、便携性及跨物理区域限制等特点,具有较强的扩张潜力。与此同时,数字网络去中心化金融(DeFi)及RWA代币化等(如Ondo Finance将美债代币化后直接向非美散户和机构销售),未来存在将传统金融市场迁移至区块链网络的可能性,且其生态系统主要使用数字美元交易和结算,这更加拓展了数字美元体系的纵深。数字美元的新型应用场景、其储备资产对美元的支撑,以及其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扩张潜力,三者叠加共同创造了数字美元发展的生态契机。
再者,在现实环境中,美国已经面临美债上限争议、财政赤字扩大及偿债压力激增的现实挑战,美元客观上需要寻求新型的价值支撑工具来维护其国际地位。时间窗口上,2024年正值美国大选,美国本土持有和交易数字货币的人群接近1亿,且以年轻群体为主,特朗普团队需要争取这部分选民来增强竞选筹码。由此,在市场生态、现实压力和政治角逐的共同作用下,美国自特朗普当选总统以来,一反过去包括他第一任期内对数字货币否定和打压的态度,转变为积极支持并推动监管立法,同时高调宣布成为数字货币行业的世界领导者。数字美元锚战略由此确立。正如美财长贝森特所言,“我们要巩固美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地位,我们要通过数字稳定币实现这个目标”。
美国当前对数字美元体系的总体构建思路,是将过去野蛮生长的数字货币生态纳入到合规监管体系之中,确保数字货币行业的发展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这可以粗略地理解为打造美元和数字货币网络的“契约关系”,这和“石油美元”的契约关系相仿,即固化美元的应用场景。在此基础上,逐步引导数字资产成为主流资产,扩大其在全球的应用范围。上述一起,形成数字美元锚的总体构建路径。
这当中的难点在于,美国传统货币和金融体系相适配的监管框架,与当前正在构建的数字生态监管框架,这二者在客观上会形成两套平行的系统和规则,前者需要稳定和严谨,后者需要创新和灵活,要保证这种“双轨”格局的兼容性,并在实际运作中避免套利和冲突,这对监管创新的顶层设计和规则执行极具挑战。
美国于5月19日通过了《2025年美国稳定币创新指导与建立法案》(GENIUS ACT),首次明确了数字稳定币的监管要求。与此同时,美国也在积极探索数字资产纳入储备的可能性,特朗普政府于1月23日签署了数字资产方面的总统行政命令,同时在联邦和州层面,以及证监会、货币监理署、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等监管机构层面,推动立体多维的数字资产监管框架和执行细则。这些举措代表了数字美元体系构建的实质性开端。
此外,数字美元的推出也面临其他诸多考量。在技术层面,如何确保数字美元系统的安全性、稳定性和隐私保护是关键问题。数字货币交易易成为黑客攻击目标,一旦发生安全漏洞,将导致严重的资金损失和用户信息泄露。在政策层面,数字美元可能对现有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体系造成冲击。数字美元的发行可能影响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和调控,对利率政策产生干扰。如何对数字美元的发行、流通和使用进行有效监管,防止洗钱、恐怖融资等非法活动,也是亟待解决的难题。同时,数字美元的国际推广可能引发地缘政治博弈,其他国家可能担忧数字美元会强化美国的金融霸权,从而采取相应对策,加剧全球金融领域的紧张局势。
回顾美元锚的四阶段演变历程,从黄金美元的金汇兑本位制,到石油美元的地缘政治与金融捆绑,再到美债美元的债务信用支撑,如今迈向数字美元的探索之路,每一次转变都是美国为适应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维护金融霸权的战略抉择。美元锚的演变不仅深刻改变了全球金融格局,影响着各国经济发展与金融稳定,也反映了全球经济力量对比的消长和国际政治关系的变迁。
当前,全球经济正处于深度调整期,新兴经济体崛起、地缘政治冲突频发、数字技术革命浪潮汹涌,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债美元体系的内在矛盾不断积累,数字美元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在这一背景下,各国应深刻认识美元锚演变规律,积极调整金融战略,加强金融创新与合作,提升自身金融实力和抗风险能力。对于中国而言,应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推动数字货币研发应用,在全球金融格局重塑中把握机遇,提升国际金融话语权,为全球经济金融稳定与发展贡献中国力量。未来全球货币体系或将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新的货币秩序正孕育而生,而美元锚的持续演变将是这一进程中的关键变量,值得持续关注与深入研究。
周二(6月10日),美元兑日元连续第二日走势缺乏明确方向,日线图上的十字星形态凸显出投资者的观望情绪。当前中美代表正就贸易协议展开谈判,市场暂不愿押注方向性行情。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经济委员会主任凯文·哈塞特的积极表态,使市场对谈判达成理想结果仍存期待,但交易员们仍保持旁观,等待更具实质性进展的消息落地。
全球两大经济体正试图延续上周日内瓦会议的谈判基调,该会议曾促成双方大幅削减互征关税。但此次谈判需在稀土贸易、芯片出口等棘手议题上作出让步。
日本方面,央行行长植田和男重申,只有当央行确信通胀接近2%时才会再次加息,这一表态令市场对未来数月进一步货币紧缩的预期降温,并对日元构成利空压力。
上述言论抵消了投资者对日本GDP数据的乐观情绪,日本一季度GDP继上季度收缩0.2%后持平,优于市场预期的再降0.2%。
本周美国通胀数据发布,届时将获取美联储近期政策动向的更多线索。
美元兑日元目前在日线云区(144.43/145.59)内波动,同时位于日线Tenkan线与Kijun线之间,今日Kijun线(145.38)构成上行压制。
短期技术面略偏多头排列,积极动能逐步增强且价格多次收于Tenkan线上方,支撑这一观点。但随机指标超买可能成为限制因素,部分抵消正向信号。
只要价格维持在云区内,预计短期将呈现横盘走势,因周一的强劲下探回升与今日的上攻受阻均支持该情景。若日线云区任意边界出现明确突破,将释放更明确的方向信号。尽管市场对中美贸易谈判的乐观情绪支撑美元,但目前支撑力度尚不足以推动更强走势。
若价格持续跌破云区底部/日线Tenkan线,短期结构将走弱,加速下跌时可能测试143.65/00及142.40支撑位。反之,若有效突破云区顶部将生成看涨信号,目标指向146.15/38(148.64/142.11区间斐波那契61.8%回撤位/5月29日冲高高点)。
阻力位:145.29;145.59;146.15;146.38
支撑位:144.33;143.65;143.00;142.40
北京时间19:28,美元/日元报144.509/519,跌幅0.06%。
6月10日,CWG外汇表示,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通胀路径的忧虑在5月有所缓解,随着个人财务状况的改善,他们的信心也显著回升。根据纽约联储发布的5月消费者预期调查报告,通胀前景在所有衡量的时间维度上均有所回落。调查显示,消费者预期明年通胀为3.2%,较4月的3.6%有所下降;三年后的通胀预期为3%,较3.2%有所降低;五年后则预计为2.6%,略低于上月的2.7%。
调查还显示,受访者预计汽油、租金、医疗保健和大学费用的价格增长会放缓,而食品价格在一年后的预期增长率为5.5%,为自2023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同时,5月时,受访者预计房价将在一年内上涨3%,低于4月的3.3%。
CWG外汇表示,尽管通胀预期有所缓解,但报告背景中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在特朗普政府加征的进口税大幅波动的情况下。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普遍认为,这些税收会推高通胀,并抑制就业和增长。当前的主要问题是,这些税收的增幅是短期现象还是会持续下去。
在特朗普总统的关税政策频繁变化的背景下,关于关税对经济的具体影响尚不明朗。纽约联储报告的调查期正好涵盖了关税政策的一些重大变动,这使得5月的数据可能会增强官员们的信心,认为通胀不会出现长期突破。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将在6月17日至18日召开货币政策会议,预计此次会议将维持当前的利率区间,即4.25%至4.5%。尽管通胀仍高于2%的目标,并且短期内不太可能回落到理想水平,但美国经济依然健康。
此外,CWG外汇表示,随着收入、就业前景和家庭财务状况的改善,家庭对未来通胀的预期也有所降低。5月时,家庭对当前财务状况的看法略有改善,借贷获得的便利性相较去年有所提高,而预计错过债务支付的比例则有所下降。
近日,摩根士丹利发布报告表示,目前全球投资者对中国的投资敞口仍相对较低。但随着国际投资者正寻求加大投资组合的多元化,并担心错过中国的科技进步红利,国际投资者对中国股票的配置意愿已经明显加强。
摩根士丹利表示,此前,国际投资者一度担心,由于对先进芯片、人工智能(AI)技术的获取方面受限,中国将在科技竞争力方面落后于全球。但最近,中国在人工智能和其他领域都取得了重大突破,这让国际投资者们开始重新考量中国股票的前景,并将投资中国纳入考虑范畴。
摩根士丹利首席中国股票策略师王滢(Laura Wang)在报告中写道:
“担心错过中国科技发展(Fear Of Missing Out,简称FOMO)的担忧再次出现。”
今年年初,人工智能初创公司DeepSeek推出的大语言模型R1重新激起了全球对中国科技行业的兴趣。王滢指出,DeepSeek、人工智能领域的其他公司以及电动汽车和人型机器人的进步,是这一现象的关键驱动因素。
在中国股票中,王滢重申,她相对更看好港股和ADR(美国存托凭证)。
她指出,与AI和新消费相关的个股,特别是大盘股,多数在港股市场上市。与此同时,部分受青睐的A股公司选择来港股进行双重上市,如2024年底上市的美的集团等。因此,从个股机会角度来看,离岸中国市场显得更具吸引力。
年初至今,恒生科技指数已经累计上涨了超20%。
摩根士丹利提到,尽管在房地产和消费等方面,中国仍然面临一定挑战;同时,中美关税战也令中国对美出口产品或面临更高关税。不过,摩根士丹利认为,中国股票市场并不完全是宏观经济的镜像——高质量、高利润的公司和板块在股市指数中所占份额更大。
“由于这些公司的自身努力和股东回报提升方面的成果,我们已经看到MSCI中国指数的(股本回报率)在2024年下半年触底。”
摩根士丹利还表示,与之交谈的大多数全球投资者都表示,有兴趣逐步增加对中国的敞口。
不过,截至目前,整体而言,投资者对中国的敞口仍相对较低:在MSCI新兴市场基准指数中,中国股票的权重为29%,但全球投资者只将约26.6%的资金配置给了中国股票。
摩根士丹利表示,这一高达2.4个百分点的差距是其所见过的最大差距,意味着增持空间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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