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斯和特朗普作为美国民主党、共和党候选人，在科技政策的态度和立场上存在显著的差异。哈里斯可能会继续拜登的科技政策，包括对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的监管、反垄断执法、对超级富豪增税、反对种族和性别偏见、对加密资产的监管以及推动数字公平。相对而言，特朗普已明确提出要推翻以“拜登行政令”为代表的AI治理政策，并对科技产业采取相对宽松的监管措施，对科技并购大开绿灯，并继续减税政策。无论最终谁当选下届美国总统，其政策主张都将深刻影响全球科技生态和科技地缘政治格局。

2023年10月30日，拜登签署《关于安全、可靠和可信地开发和使用人工智能的行政令》，该行政令是白宫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首项监管规定，旨在强化联邦政府对AI的安全监管，呼吁联邦政府部门审查在其每个联邦机构审查人工智能在其特定领域的影响以及解决其问题的途径，由此成为美国迄今为止在AI监管方面的标志性政策之一。

哈里斯倾向延续该行政令，强化对AI的政府监管和公众监督。哈里斯认为AI的发展需要监管，以确保公众的安全和利益。分析人士认为，若哈里斯胜选，或将采取更加积极、更具干预性的AI监管政策。预期将鼓励联邦政府积极采购AI工具，确保各联邦机构为其使用提供适当的防护措施。此外哈里斯还将敦促国会立法，完善保护数据隐私和网络安全的法律体系建设。

哈里斯政坛履历起步于加州，政治生涯与科技界紧密相连，且她在参政早期就已经开始关注科技行业中的数据隐私和安全问题。担任副总统以来，又因积极主导AI相关事务，哈里斯在外界有“AI沙皇”的昵称。“她来自加州，来自湾区，并曾在那里担任政治家，这一点非常重要，”曾任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的阿隆德拉•尼尔森 (Alondra Nelson) 认为，“硅谷对她来说并不陌生。”在AI治理方面，哈里斯有自己的议程， “当一位老人因为错误的人工智能算法而被取消医疗保健计划时，这对他来说难道不是生存问题吗？”哈里斯在2023年11月的一次演讲中谈及人工智能算法影响社会边缘群体生存状况的担忧。哈里斯重视AI的社会影响和安全发展，并力图保持技术进步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

虽然主张强化监管，但哈里斯并不像拜登一样直言不讳地呼吁拆分科技巨头公司，或是从联邦层面重塑目前的AI权力格局。随着选情临近，哈里斯正与科技巨头积极接触，不断缓和民主党同硅谷的紧张关系，从中间路线出发推动议程落地。Box首席执行官亚伦•列维（Aaron Levie）表示，哈里斯的积极态度取得了一定成效，“科技巨头的高管们也需要一位稳定的、支持移民的、支持科学的领导人”。列维表示，只要领导人尊重技术并尊重科技公司的自身发展逻辑，即便推行税收和反垄断政策，甚至强化AI 安全监管，也都不会遭到科技界的强烈不满。

特朗普寻求废除拜登行政令。在竞选纲领中，特朗普声称：“我们将废除拜登的危险行政命令，该命令阻碍了AI创新，并将激进左翼思想强加于该技术的发展。取而代之的是，共和党人将以言论自由和人类繁荣为基础促进AI发展。”特朗普反对就AI等尖端行业的过度监管，同时鼓励采取政策指导、试点试验、自愿框架等柔性的“非监管方法”，最大限度减少AI 技术开发与应用的障碍，最终服务于同中国的全面竞争。据《华盛顿邮报》消息，针对拜登政府AI行政令，特朗普团队正在拟订一份新的行政令，提议实施“AI曼哈顿计划”，旨在推动AI技术，特别是军事应用的快速发展，并将努力为应用落地扫清法律障碍。加大对AI的军事投资，会让如安杜里尔（Anduril）、帕兰泰尔（Palantir）这些与五角大楼达成良好合作的科技公司受益，这些巨头的主要高管都支持特朗普，并且与共和党关系密切。

根据《华盛顿邮报》独家报道，“AI曼哈顿计划”还将创建一个“由行业所主导”的机构来评估AI模型并确保其免受外国对手的侵害。计划其中包括一个题为“让美国成为AI领域的第一”的部分，为AI行业提出了与拜登政府AI行政令截然不同的策略。这表明特朗普若卷土重来，或会推行有利于硅谷投资者和科技巨头的（AI）政策。为争取选票并实现其政治议程，特朗普对硅谷的态度表现得愈发友好。今年6月，特朗普做客“All-In Podcast”的Youtube频道中，该频道由知名科技投资人所主持。节目过后，特朗普还参加了播客联合主持人、前PayPal高管戴维•萨克斯所主持的筹款活动。在播客中称，特朗普表示，他已经了解到硅谷的“天才们”为了与中国竞争，需要更多的资源来推动AI发展。风险投资公司Social Capital的创始人查马斯•帕里哈皮蒂亚（Chamath Palihapitiya）认为，相比较2016年大选，特朗普在科技行业获得了更多的支持。特朗普的倾向也表明他需要与技术精英达成合作、组建内阁，以“改变现状”。

哈里斯将延续拜登政府在半导体等领域出口管制过程中小步快跑、逐步加码、查漏补缺的策略。拜登政府在围绕半导体等领域的出口管制政策设计中，反映出务实的行动策略，较为明显的是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分别于2022年10月和2023年10月的发布的出口管制规定。前者对单颗芯片的峰值算力与多颗芯片间的数据传输性能做出限制，导致英伟达当时最先进的GPU型号A100和H100无法出口中国，英伟达为中国市场特供了阉割版的A800和H800等芯片。为了不让英伟达继续“钻空子”，BIS在2023年新规中改变了限制方式，删除了此前“互连带宽”作为识别受限芯片的重要参数，直接导致A800和H800也被禁止。可以预见哈里斯如上台将延续查漏补缺的迭代策略，对部分“冒头”的先进技术进行管控限制，在对中国科技产业进行封锁打压和分歧管控中寻求平衡。

特朗普在出口管制领域或将更加激进极端。从既往任期看，中国在特朗普半导体出口管制领域里“首当其冲”。从2018年3月特朗普开启“301调查”、掀起贸易争端和科技战开始，特朗普政府时期开始大规模使用BIS的“实体清单”，将出口管制规定武器化，大批科技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成为受害者，全球供应链亦由此遭受严重冲击。此外，特朗普在任期最后一年针对TikTok和微信海外版发难，寻求在美国内对中国背景的数字平台采取粗暴的禁止措施。若特朗普如携手极端保守主义的副总统候选人万斯回到白宫，可能会继续通过CFIUS（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继续中资企业对半导体等高科技领域的收购，继续限制高算力芯片成品对华出口，限制产业链上游的芯片制造设备、零部件、芯片设计软件出口以及产业链下游的算力租赁服务。除却以中国为主要竞争对手，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立场也会使得半导体产业的上下游利益方受到波及。7月18日，特朗普针对美国涉台防务问题发表评论，认为台湾“抢走了”美国的芯片业务，美国由此不应该充当台湾防务的“保险”，作为全球最大的芯片代工厂的台积电股票当日即应声下跌。总体而言，虽然特朗普展现出了强烈的出口管制倾向，但其施政风格多变，若上台其政策范围与实效亦有不确定性。

哈里斯可能倾向于促进反垄断监管。一方面，尖端科技的社会影响和安全发展是哈里斯极为重视的政治议程，哈里斯倾向加大对硅谷科技垄断企业的打击力度，她认为这些平台滥用其强大的市场地位，侵害了消费者的利益，难以满足民众的基本生活需求。她曾多次谈到有必要降低通货膨胀，为所有美国人提供更多的经济机会。若哈里斯上台，预计将任命强有力的执法者到司法部、联邦贸易委员会或联邦通信委员会等负责反垄断的核心部门担当要职。另一方面，哈里斯也与科技巨头们保持联系，并试图在政府监管和企业创新之间找到平衡，在2020年大选时，哈里斯即曾表示在强化监管的前提下应反对拆分如谷歌这样的科技巨头。

截至目前，哈里斯并未就如何处理反垄断问题作出表态。华尔街希望哈里斯能够将拜登政府时期的反垄断执法有所放松，开创新的反垄断监管局面。如IAC 主席巴里•迪勒（Barry Diller）和领英（LinkedIn）联合创始人里德•霍夫曼（Reid Hoffman）等民主党捐赠者都认为哈里斯在该议题的立场是可以调整的。随着大选日逐渐逼近，哈里斯亦有压力尽快充实其在关键政策问题上的立场，其立场的最终确定将取决于现实的政治考量。就民主党阵营而言，坚决的反垄断政策为伊丽莎白•沃伦、伯尼•桑德斯等党内进步派所青睐，他们希望哈里斯能够延续拜登的政策。前联邦贸易委员会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伊丽莎白•威尔金斯（Elizabeth Wilkins）认为，尽管哈里斯态度暧昧，但其副总统任内“在保护家庭和小企业方面的其他工作是完全符合反垄断议程的”。

特朗普在反垄断执法方面不甚活跃。其在第一任期内对反垄断态度便颇为冷淡。若特朗普上台，他可能会继续处理当前的科技反垄断执法案件，但仍会为科技并购开绿灯。特朗普的商业背景使他通常更同情商界，他的减税和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政策颇受科技巨头以及其中的富人高管、中产员工的欢迎。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量，素称“自由派堡垒”的硅谷科技界近期在枪击事件后也纷纷对特朗普表示支持，使得特朗普在科技界的获得捐款数量迅速攀升超过民主党。

然而特朗普所属的保守派阵营也有自己的反垄断议程，其副手万斯，曾公开赞扬联邦贸易委员会（FTC）主席琳娜•汗（Lina Khan）在针对亚马逊、谷歌等科技巨头的反垄断工作“做得相当不错”，并表示大型科技公司需要受到约束。今年2月，万斯在社交媒体上呼吁拆分谷歌。一方面倾向于缩小监管机构，另一方面又愿意利用反垄断监管去制衡科技巨头公司，保守派阵营对于反垄断立场上的矛盾，也将对特朗普的反垄断政纲产生影响。

税收改革是美国科技产业界普遍关心的重要事项，和科技产业相关人士的收入直接挂钩。哈里斯和特朗普所代表的民主党和共和党，近年来在“大政府”和“小政府”的问题上争论升级，税收政纲差异巨大，分别代表了两党对如何提升科技产业竞争力的不同思路。

哈里斯倾向为中低收入群体减税，向富人群体和巨头企业增税。投资收益方面，哈里斯呼吁以常规所得税率来对资本利得征税，并提出对股票、债券开征金融交易税，税收所得用于支付对中低收入群体的医保、社保费用。此外，哈里斯的税收落脚在提振消费、促进社会福祉，她提出《中产阶级提升方案》和《租金减免法案》，通过高额退税抵免的方式，增加中低收入家庭可支配收入，缓解低收入家庭住房压力。

特朗普的税收立场有利于高收入群体和巨头企业。2017年，特朗普签署了《税收减免与就业法案》（简称《减税法案》）, 在该法案下，个人所得税的免税额较之前增加了一倍，企业联邦所得税税率由 35%下调至税率 21%，遗产与赠与税的免税额也从之前的500多万美元增加到1100万美元。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此次税改来降低企业和民众的赋税，并吸引在海外避税的美国公司重新回到美国本土发展，从而刺激经济增长。而该法案将于2025年到期，由此大选结果将对未来的税务政策，尤其是高净值家庭的税务筹划，有深远的影响。特朗普表示若胜选将延长《减税法案》，并进一步削减所得税和企业税。其第一任期内的减税政策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针对富人和富裕企业的，预计特朗普当选后仍将延续这些政策。

哈里斯和特朗普针对科技产业议题可能采取的政策，代表着美国未来两条不同的科技治理路线。但他们在对华科技政策上形成了共识：对内推行创新政策，对外推行技术脱钩。

一方面，拜登政府正强化对华科技竞争力度。美国今年以来以数据为抓手、以数据安全为由，在科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推行美国优先政策，激化与中国的竞争态势。2024年2月28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14117号行政令《防止相关国家访问美国人的大量敏感个人数据和美国政府相关数据》（Preventing Access to Americans' Bulk Sensitive Personal Data and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Related Data by Countries of Concern），限制个人数据向“特定国家”传输。随后，中国的智能汽车和航运等产业也因为所谓数据安全的理由受到重点关注。此外，美国还以《加强海外关键出口国家框架法案》（Enhancing National Frameworks for Overseas Restriction of Critical Exports Act ，亦即ENFORCE法案）和云计算法案等方式限制中国人工智能发展。

另一方面，特朗普是强势打压中国科技产业的肇始者。特朗普在其任期内，通过“301调查”掀起对华贸易战，并快速延伸至科技战。通过“实体清单”、总统行政令和推动相关涉华法案等多种方式，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科技产业采取了普遍覆盖、重点打击的策略。2018年，特朗普政府发起所谓“中国行动计划”，大搞内部审查，以防止研究成果被“窃取”。根据《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对被起诉的案件研究，该计划炮制了大量“莫须有”案件，许多起诉和案件与技术和国家安全几乎没有关联，对美国科研声誉造成负面影响。在特朗普任期内，中国的半导体、通信技术、人工智能、新材料、数字平台等科技产业受到普遍“照顾”。一批中国科技企业上榜实体清单，微信和TikTok一度在被禁止的边缘，华为更是被特朗普作为重点目标，使其全球供应链遭到严重破坏。甚至在离开白宫前的最后一刻，特朗普还签署行政令，指示联邦机构评估政府机队内中国制无人机的安全风险，并将剔除中国制造无人机列为优先事项。

虽然大选临近，但美国当今在数字科技产业领域泛安全化趋势不受两党更迭影响。美国科技遏华的总体方向不会受到大选最终结果的影响， 区别来源于具体的实施方式和路径。无论是哈里斯的“逐步加码”，还是特朗普的“极限施压”，其政策主张都将深刻影响全球科技生态和科技地缘政治格局。

美国东部时间10月31日，美联储最青睐的通胀指标——核心PCE物价指数9月份环比上升0.3%，创下五个月最大升幅，个人支出也加快增长。

与此同时，美国就业市场仍有一定韧性，近日初请失业金人数降至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截至10月26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为21.6万人，较修正后的前值下降1.2万人，也低于此前预期的23万人。

一系列数据增加了美联储放慢降息步伐的理由，叠加科技股财报利空，10月31日美股三大股指全线下跌，标普500指数创下9月初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并录得4月以来首个月跌幅。

在数据依赖模式下，美联储降息路径仍存悬念，AI热潮持续性尚不明朗，美国大选不确定性又近在咫尺，接下来市场将面临一系列挑战。

在美国通胀压力仍未消除背后，核心通胀仍是其中的关键。

10月31日，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9月整体PCE物价指数同比升幅进一步回落至2.1%，为2021年初以来的最低水平，目前仅略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其中商品价格下降了1.2%，服务价格上涨了3.7%。

但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9月核心PCE物价指数环比上升0.3%，为今年4月以来的最高值，同比涨幅则继续维持在2.7%，显示出不小黏性。

斯巴达资本证券公司首席市场经济学家Peter Cardillo表示，美国通胀压力仍可能增加，这在最新数据中得到了基本证实，棘手的部分是核心PCE物价指数。

虽然美联储再度大力降息不太可能，但通胀指标并未脱轨，可能仍将足以推动美联储在11月7日的议息会议上“按部就班”地降息25个基点。

LPL Financial首席全球策略师Quincy Krosby表示，喜忧参半的通胀数据表明，美联储抗通胀之战的“最后一英里”仍然“崎岖不平”，但预计美联储仍会在11月7日的会议上宣布小幅降息。

得益于薪酬持续增长，经通胀调整后的9月消费者支出环比增加了0.4%，较前一个月提高；储蓄率则降至4.6%，为2023年以来最低水平。在过去8个月的7个月里，美国消费者处于“净消耗储蓄”的状态，个人储蓄规模较今年1月累计下降了1730亿美元。

在Krosby看来，美联储可能不得不承认，在消费者支出仍有韧性、一系列罢工事件导致工资上涨以及劳动力市场稳健的情况下，美联储需要采取“渐进”的降息方式，直到内部对通胀趋势感到放心为止。

通胀压力仍存但未失控，美国经济放缓但不太可能衰退，美联储显然乐见这样的“软着陆”情景。

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三季度GDP年化季率增速为2.8%，略低于二季度和预期的3%。三季度个人消费支出年化季率达到3.7%，远超预期的3.3%，这也是支撑美国经济的核心动力。

虽然美国三季度GDP增速出现放缓势头，而且市场普遍预期经济还将进一步走弱，但实际上GDP仍处于强劲扩张区间。在美国上一个经济扩张周期（2009年二季度至2019年四季度），GDP年均增长率为2.5%。

与此同时，劳动力市场仍有韧性。威灵顿投资固定收益投资组合经理Brij Khurana对记者表示，通常情况下，当美国经济增长放缓时，失业率会快速上升，但在本轮周期中，失业率的上升速度要慢得多。

Khurana解释称，经济衰退通常是由金融危机（如2008年）或高利率的滞后影响（如2001年）引起的。如今，由于监管对银行的资本要求很高，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较小，而利率引发衰退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与2001年的衰退相比，目前美国经济更偏重于服务业，而非制造业。制造业对利率的敏感度高，而服务业则不然。

新冠疫情之后，此前被压抑的服务业需求得以反弹，使得失业率保持在低位，劳动参与率维持在较高水平，这是因为相较于制造业，服务业的生产率和效率较低。例如，餐厅和零售店在需求上升时会雇佣更多员工以满足顾客需要，而工厂可以通过调整生产线、延长工作时间来满足增加的需求，通常不需要增加人手。随着疫情之后政府支出激增，美国庞大的服务业不得不增加雇佣数量以满足需求，失业率因此迅速回落至正常水平，且在2021年12月至2024年5月期间一直保持在4%以下。

不过，Khurana也提醒，随着消费者开始消耗掉疫情期间积累的超额储蓄，他们开始减少支出，服务业的需求增长可能会反转。随着消费者需求下降，服务业公司可能会减少招聘，最终解雇生产力较低的员工。到2025年底，失业率可能会远超美联储预测的4.4%，并在持续的鸽派政策环境中见顶。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利率市场定价已经反映了美联储可能采取的持续降息措施，但货币市场还未消化这一预期。市场预计美联储会持续降息，而美元仍然异常强劲。考虑到市场预期各发达国家的政策利率将在两年内趋于一致，Khurana认为美元当前的强势地位显得不合常理。

相对于美国经济和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中长期不确定性，短期内市场更关注美国大选迫在眉睫的风险。

嘉盛集团资深分析师Jerry Chen对记者表示，10月31日美国三大股指出现了1%～3%不等的跌幅，AI板块和大型科技股全军覆没，经济数据或科技股财报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一波行情，更多的可能是月末的获利了结以及大选前的谨慎。“特朗普交易”再度出现降温迹象，综合民调显示两位候选人势均力敌，一切皆有可能。

在PIMCO（品浩）董事总经理兼经济学家Tiffany Wilding看来，共和党和民主党迎来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数月来，围绕美国政治与政策前景的高度不确定性让许多投资人惶恐不安。美国经济数据的大幅波动、对美联储降息的速度和深度的疑问等都加剧了这种不确定性。

参考1992年至2020年的八次总统大选，Wilding发现，就债券收益率和股票回报率而言，选举前一个月的市场表现并不能很好地预测选举后一个月的市场表现（50%的情况下市场会回调）。然而，大选翌日甚至一周的市场反应对一年期回报的预测效果更好，约有60%的时间债券收益率倾向于回调至大选翌日的表现，约有75%的时间股票回报在一周和一年的时间跨度内有类似的迹象。

而在大选不确定性消除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和美股走向或许会更明朗一些。Khurana分析称，对利率敏感的美国经济板块，包括小盘股、工业股、金属及矿业等，在过去两年中一直处于衰退状态。美联储降息可能会推动行业的周期轮动，促进复苏进程。投资者应该特别关注那些库存有限的公司和子板块，它们可能具备较强的定价权。

经济方面，鉴于超额储蓄和政府的财政支出导致消费者对利率不敏感，Khurana认为降低利率不太可能进一步刺激需求。相反，美国大选后的失业率和财政影响可能会决定消费周期的未来走向。

尽管第三季度韩国设备投资、民间消费都有所恢复，但由于近期出口放缓，进一步拖累了韩国经济的增长步伐，韩国经济增速已经放缓，经济活力在减弱，并且预计将进一步放缓。

过去几个月，韩国经济的表现并不令人满意。

在韩国汽车和化工产品出口量下降的情况下，出口在提升韩国经济增长方面的贡献率在走下坡路。存储芯片出口的反弹也显示出放缓的迹象，这些因素叠加导致韩国第三季度出口下降0.4%。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尽管第三季度韩国设备投资、民间消费都有所恢复，但韩国第三季度出口受汽车和化工产品的影响下降了0.4%，是自2022年第四季度以来首次出现下降。

具体来看，9月份，韩国半导体出口比8月份的11.4%进一步降至7.5%。与此同时，9月份，韩国存储芯片出货量的价格涨幅也有所放缓。韩国贸易部门的数据显示，半导体出口增长已连续5个月放缓。韩国央行的另一项数据显示，9月份，存储芯片出口的价格涨幅也有所回落。

半导体产业出口不振，是韩国整体出口下滑的重要原因之一。从10月份的数据来看，情况也不乐观。韩国关税厅（海关）10月2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0月1日至20日的日均出口额同比仅增长1%，与8月和9月分别增长18.5%和18%相比显著放缓。因工作日减少0.5天，10月1日至20日总出口额（初步统计数据）同比下降2.9%。在十大主要出口品类中，除半导体和计算机设备外的其他8个品类都呈现负增长。其中，半导体出口下行尤甚。

另外，受全球汽车市场需求趋弱，以及韩国个别车企罢工等影响，一直引领韩国出口的汽车行业第三季度成绩不尽如人意，龙头企业现代汽车第三季度全球销量约101万辆，同比下降3.2%。此外，蓄电池等化工产品以及钢铁的出口表现不佳，主力品类半导体的出口增幅也有所放缓。今年1月至8月，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不包括中国）同比增长11.1%，达到221.1吉瓦时。韩国三大电池公司市场份额则下降了2.3个百分点至46.4%。

出口增速连续数月放缓，给韩国经济及企业盈利前景带来不利影响，而这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改善。

作为一个典型的出口导向型国家，消费给韩国带来的增长微乎其微，加上房价上涨，加剧了不平等。今年上半年，韩国零售额指数增长率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4%，这是继2003年因“信用卡危机”导致内需消费大幅萎缩之后的最低值。今年第三季度，包括消费者支出在内的私人消费增长0.5%，政府消费增长0.6%，消费有所恢复。

10月24日，韩国央行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经季节性调整后，韩国第三季度GDP环比微增0.1%，同比增长1.5%，虽然勉强避免了连续两个季度的负增长，但是环比增幅甚微，仅为此前韩国央行预期值0.5%的五分之一。今年第二季度，韩国经济萎缩0.2%，这是自疫情后期以来首次出现季度萎缩。

在经济表现下滑、企业盈利能力下降、税收减少的逆境下，韩国财政赤字也陡然上升。韩国企划财政部发布的《10月财政动向》显示，韩国国家财政赤字已达到84万亿韩元，比2023年增加18万亿韩元，这是继2020年（96万亿韩元）和2022年（85.3万亿韩元）后的历史第三赤字水平。

面对这些挑战，为应对经济增长放缓、促进疲软的消费，韩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对小微企业主的支持等等。另外，政府将投入10万亿韩元用于支持就业，包括保障企业用人规模，向遭遇困难的自由职业者、合同工及个体户发放补贴等。不过，尽管采取了这些举措，韩国经济增长的风险并没有降低。从长远来看，如何平衡好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实现可持续发展，将是摆在韩国政府面前的重要课题。

经济困难使得韩国国内的社会矛盾更加尖锐。民众对政府的经济政策越来越不满，认为政府并未采取有效措施来缓解经济下滑压力，反而一味讨好美国，损害了韩国自身的经济利益。

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韩国总统尹锡悦的支持率持续低迷。民调机构“盖洛普韩国”当地时间10月25日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尹锡悦的施政好评率仅有20%，再创就职以来的最低纪录。

分析人士认为，经济低迷、民生困顿无疑是导致尹锡悦支持率下滑最重要的因素。过去，韩国创造了“汉江奇迹”，但是今非昔比，取而代之是高企的物价、低迷的就业市场以及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

10月22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维持对韩国今明两年经济增速的预期不变，分别为2.5%和2.2%。前一个月，由于韩国经济增长数据在二季度出现负增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中期经济展望报告中，将韩国2024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预期下调1个百分点至2.5%。

由于通胀放缓和国内需求疲软，当地时间10月11日，韩国央行金融货币委员会召开金融货币委员会会议，决定将目前3.50%的基准利率下调至3.25%，下调0.25个百分点。这是韩国央行自2020年中期以来的首次降息，并表示还有进一步降息的空间，将仔细权衡进一步宽松的时机。

东南亚因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全球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之一。频繁的台风、暴雨和洪水对基础设施、农业生产和能源供应造成严重破坏。台风“摩羯”所引发的洪灾和土崩已影响东南亚各地近600万名儿童，东南亚各国已证实的死亡总人数为537人。沿海国家如菲律宾和越南，面临海平面上升和土地侵蚀的威胁，危及饮用水和农业用水供应。极端天气还削弱了太阳能发电效率，影响矿产开采，加剧能源供应的不稳定。这些灾害不仅拖累经济，还增加了社会压力，迫使数百万人迁移。推动绿色经济和可持续发展对东南亚应对这些挑战至关重要。

东南亚经济快速增长使得绿色金融需求愈加迫切。自2000年以来，该地区总能源供应增长了80%，其中化石燃料占能源需求增长的90%以上。为实现净零排放目标，东盟于2023年通过了《东盟能源转型路线图》，承诺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绿色金融因此成为推动清洁能源和可持续基础设施发展的关键手段。

东南亚国家积极通过政策推动绿色金融发展，以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可持续发展。各国纷纷制定了国家自主贡献（NDC）计划，承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加速可再生能源发展。泰国计划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而印度尼西亚则设定了2060年的净零排放目标。区域层面，东盟推出了《东盟可持续金融分类法》，为绿色项目设立统一标准，确保资金流向符合可持续目标。东盟催化绿色金融基金（ACGF）也通过绿色债券支持了多个国家的清洁能源项目，促进了绿色基础设施建设。这些政策为区域内绿色金融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东南亚拥有丰富的太阳能、风能和水力资源，具备巨大的清洁能源发展潜力。越南和菲律宾在太阳能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越南已成为区域内的太阳能领军国家，宣布到2050年逐步淘汰煤炭，增加风能、太阳能和水力等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同时，马来西亚和泰国的风能项目也在快速推进，多个风力发电项目正在开发中。随着全球供应链的调整，清洁能源相关的贸易和投资正逐渐向东南亚转移，为该地区带来了更多技术与资本支持。这为东南亚实现能源结构转型、推动绿色经济增长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东南亚的绿色债券市场近年来快速发展，成为推动绿色项目融资的重要工具。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国家也积极推动绿色债券发行，资金主要流向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项目。与此同时，区域内金融创新不断涌现，包括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转型金融等新型绿色金融工具，为更多企业提供了灵活的融资渠道，进一步推动了东南亚的绿色经济转型。

2024年10月22-25日，10年美债利率升破并企稳于4.2%上方，刷新7月26日以来新高。10年美债利率由4%附近进一步升破4.2%，主要反映预期政策路径的上移，背后的线索又包括9月零售数据走强、美联储官员“放鹰”以及“特朗普交易”的极致演绎等。但我们认为，年内10年美债利率合理中枢仍在4%左右，明年或在3.5%左右。换言之，美债利率目前或已“超调”。具体来看，当前10年美债利率明显高于中性利率水平，也未充分计入未来1-2年的降息空间以及美国就业和通胀的下行风险，有关美国大选后的经济、债务和通胀走高的交易也可能太过超前。

我们在报告《当10年美债利率回升至4%》中指出，9月下旬以来至10月中旬，10年美债利率从3.8%下方快速上升至4%以上，可以归因于两方面原因：一是经济基本面和利率预期，即最新公布的9月美国就业和通胀数据走强，美联储引导市场打消了继续单次降息50BP的预期；二是美债供给与流动性因素，即新财年美债发行暂时跃升，加上美联储准备金水平下降，进一步抬升了美债利率。

10月中旬以来，后者的影响或已消退。美债供给方面，美国未偿债务总额继10月1日单日大幅增加超2000亿美元后，10月2日以来保持温和增长，日均增长不足100亿美元，基本持平于2024财年水平。美联储准备金方面，准备金余额由截至10月2日当周的3.1万亿美元下方，连续两周回升，截至10月16日和23日当周均回到3.2万亿美元上方，主要得益于逆回购规模的下降。这意味着，美国银行体系流动性的紧张状况暂时缓解，并未构成美债利率上行压力。

10年美债利率继续上升并突破4.2%，主要反映未来利率预期的进一步上移。CME FedWatch显示，10月11-25日，期货市场对年内美联储降息的预期基本不变，但对于明年6月以后的利率预期上移了15BP左右；到2025年9月，市场加权平均利率预期为3.51%，高于10月11日预测的3.37%。在此期间，对于利率预期有较强指示意义的2年期美债利率，累计上行16BP至4.11%；10年美债利率累计上行17BP至4.25%，其中实际利率贡献了21BP，通胀预期则拖累4BP。

一是，美国零售销售数据走强，令GDPNow模型预测创新高。10月17日公布数据显示，美国9月零售销售环比增长0.4%，高于预期值0.3%，前值为0.1%。尽管10月17-18日公布的工业产出和新屋开工两大数据基本符合预期，但强劲的零售数据抬升了三季度GDP预期。截至10月18日，GDPNow模型最新预测三季度美国实际GDP环比折年率为3.4%，创8月以来最高；截至10月25日小幅回落至3.3%。要知道，除了10月末即将公布的个人消费数据（PCE）外，三季度重要的经济数据已基本全部公布，GDPNow的指示意义较强。

二是，美联储官员讲话传递了较强的“鹰派”信号。10月21日（周一），在没有关键经济数据公布的背景下，10年美债名义和实际利率单日就上升了11BP。市场利率预期的驱动力来自三位美联储官员讲话：明尼阿波利斯联储主席卡什卡利、达拉斯联储主席洛根，以及堪萨斯城联储主席施密德，三人均表示支持放慢降息。只有同日讲话的戴利并未对未来的降息速度发表任何评论。值得注意的是，卡什卡利在讲话时提及“中性利率”上修的可能性，洛根的讲话还表达了对继续缩表的支持，施密德的讲话则是8月以来的首次，这些额外的信息有可能放大了市场的“鹰派”感受。

三是，特朗普当选以及共和党横扫的预期继续上升。Polymarket博彩网站显示，特朗普当选的押注，由10月14日的54%上升至10月22-23日的65%；同期，共和党横扫的押注，由38%上升至49%。我们在报告《“特朗普交易”重启，有何不同？》指出，特朗普在经济政策方面仍然主张“减税+关税”的政策组合，对应更高的经济增长、债务增长和通胀前景，对美债利率有上行支撑。只不过，10月18日当周油价大幅回调，令美债通胀预期回落，暂时抵消了实际利率上行的压力。本周以来，国际油价止跌企稳，10年美债通胀预期也稳定在2.3%左右，美债实际利率上行更加直观地表现在名义利率的上行。

四是，“美元信用”担忧持续发酵（以金价走强为信号），可能加剧美债的抛售。我们在报告《黄金为何阶段走强？》中指出，金价持续上涨，折射出投资者对美国财政和美元信用的担忧。近期美债利率上升，而金价也在上涨，更是上述担忧的写照。当前，美债利率与美国政府信用之间形成了某种恶性循环，即美债利率上升、政府付息压力加大、债务可持续性弱化、美债信用担忧加剧、美债进一步遭到抛售、美债利率进一步上升。“特朗普交易”放大了美国政府的信誉担忧，因市场普遍预期，共和党上台更可能引发美国债务“滚雪球”式增长。据联邦预算委员会（CRFB）数据，中性情形下，特朗普上台可能让美国债务在未来十年里增加7.5万亿美元，远超哈里斯当选的3.5万亿美元。

近期美债利率持续上行，背景既有9月经济数据集体走强，也有“特朗普交易”下中长期经济和通胀预期上升。但是，单月维度和中长期维度（2-10年）的利率方向都偏上行，可能令中短期（1-2年）的利率下行压力被忽略，继而形成美债利率“超调”的风险。我们认为，年内10年美债利率合理中枢仍在4%左右，明年或在3.5%左右。

首先，当前10年美债利率可能明显超出了中性利率水平。目前10年美债名义利率在4.2%左右，明显高于美联储9月经济预测的长期政策利率中值的2.9%；10年美债实际利率超过1.9%，明显高于纽约联储LW模型最新预测（截至今年二季度，平滑）的“中性实际利率”的1.22%；10年美债隐含通胀预期在2.3%左右，也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上述中性利率的参考指标，已经考虑到后疫情时代下中性利率抬升的可能性。美联储预测的长期政策利率在2019年6月至2023年12月基本保持2.5%、2016-2018年大致在3%左右；LW模型的中性实际利率（平滑）在2010-2019年平均为0.88%。

其次，10年美债利率在首次降息后的反弹幅度远超历次降息周期。本轮10年美债利率自美联储首次降息后回升了60BP，是1980年以来7次降息周期之最，明显高于1995年（一次典型“软着陆”）最高反弹幅度的40BP。与1995年情形比较，当时的降息周期仅持续约半年，累计仅降息3次共75BP，政策利率上限由6%下降至5.25%，就结束了降息（参考报告《美联储历次开启降息：经济与资产》）。目前，美联储和市场仍预期，本轮政策利率上限将由峰值的5.5%，逐步下降至明年的3.5%左右，说明本轮降息的空间较1995年更广阔，10年美债利率的下行空间理应更加充足。再次，尽管美国9月经济数据反弹，但未必扭转近半年就业和通胀的降温趋势。对单月数据过度反应，历来不是明智之举。而且，如果说美国9月经济数据的意外走强，可能得益于金融条件的快速转松。那么，9月下旬以来市场利率已经自发地走高，有可能对10月及以后的经济指标形成压力。更核心的是，我们认为，美国就业和通胀仍然保持在降温的轨道上。美联储9月“弥补式”降息50BP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就业和通胀在今年4-7月持续降温的结果（失业率由3.8%上升至4.3%，核心PCE由3.0%下降至2.6%）。补充一个最近的观察：我们测算，以2016-2019年持续增长趋势为基准，美国居民的“超额储蓄”在今年5月首次转负，与就业和通胀的“拐点”基本吻合。

自日本启动加息后，日本股市就进入高位横盘整理阶段，日经225指数10月涨幅不到3%。近期，在日本第50届众议院选举，执政党自民党自2009年以来首次丧失了执政地位，日本股市和汇率短期出现较大波动，给未来日本货币和财政政策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我们认为，鉴于日本经济存在下行风险，货币政策目前面临两难的困境，日本央行货币政策正常化的门槛或边际有所抬高，但货币正常化趋势不会逆转，日经225指数还会承压。

根据已公布的数据，日本政府第二季度GDP环比增速由0.8%下调至0.7%，年化环比增速由3.1%下调至2.9%。其中，占日本GDP一半以上的民间最终消费支出环比增速由1.0%下调至0.9%，企业设备投资环比增速由0.9%下调至0.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2024年日本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3%，与今年7月发布的预期相比下调了0.4个百分点。

三季度，日本居民消费增速继续放缓，其中8月环比出现了负增长。数据显示，8月，日本商业销售额同比增速下滑至2.4%，不仅低于7月的7.6%，也低于二季度4.2%的月均值；环比则大幅下降7.6%，创2月以来最大降幅。二季度，日本私人消费对GDP环比拉动率达到2个百分点，预计三季度私人消费对GDP环比拉动率降至负值。

尽管日本“春斗”后促使工会成员6月平均工资增幅达5.1%，但是由于通胀高企，剔除通胀后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速还是放缓的。数据显示，8月，日本两人及以上的劳动者家庭名义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7.3%，6月增速一度升至12.1%，剔除通胀后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速仅有3.7%。

日本出口在三季度也明显走弱。数据显示，9月日本出口额为9.04万亿日元，同比下降1.7%。其中，汽车、矿物性燃料、建设用及矿山用机械出口额同比分别下降9.2%、49.8%和33.3%。日本出口疲软主要原因是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主要经济体前景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加。9月，日本对美国和欧洲的出口金额同比分别下降2.4%和9%。

从先行指标来看，四季度日本经济开局不利。由于需求低迷，日本制造业PMI连续第四个月萎缩，服务业PMI也四个月来首次收缩。IHS Markit公布数据显示，日本10月制造业PMI由上月的49.7降至49，连续第四个月处于荣枯线下方。日本10月服务业PMI也由前值53.1下滑至49.3，综合PMI降至49.4，均为四个月来首次出现收缩。

从通胀的角度来看，日元贬值导致输入性通胀的压力依旧存在，日本央行需要抑制通胀，提振日元汇率。9月，日本核心CPI同比增速放缓至2.4%，低于上个月的2.8%，但依旧远高于2021年前不到1%的水平。食品支出在消费支出中所占比例正在上升，食品价格上涨，增加了日本民众的负担。10月25日，日本总务省公布的10月东京都23区消费者物价指数显示，米类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62.3%，创有可比数据以来历史最大涨幅。

失业率偏低导致劳动者薪资增长较快，不利于通胀的下降。日本工会总联合会据悉基本敲定了2025年春季劳资谈判（春斗）中要求加薪“5%以上”的方针草案。虽然与2024年的要求维持同一水平，但中小企业工会预计要求“6%以上”，力图缩小差距。

对于股市而言，通胀攀升是不利的。一方面通胀持续攀升会导致日本私人消费萎缩，从而经济增长陷入停滞甚至负增长；另一方面通胀攀升将导致日元购买力下降，汇率贬值，日本股市面临资金外流的压力。

上周末，日本进行第50届众议院选举，在465个席位中，自民党191席，公明党24席（两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席位共计215，未达到多数席位233）；立宪民主党148席，日本维新会38席，国民民主党28席，执政党自民党自2009年以来首次丧失了执政地位。由于议院内阁制存在“不信任案”的机制，在执政党不过半数的背景下，不信任案也更容易被通过，不信任案通过后首相只有选择自我辞职或解散众议院，因此今后日本政治的不确定性有所加大。

目前，国民民主党已明确表示不加入自民党的执政联盟，因此可能性较大的情景是自民党与公明党继续为执政党，国民民主党或日本维新会在部分政策同执政党合作，同时作为“交换条件”，执政党所制定的政策或会很大程度向国民民主党或日本维新会的政策理念倾斜。日本维新会在财政上持有积极的态度，自民党与公明党在寻求合作的同时大概率需要将政策向相关党派倾斜，未来财政政策方面存在减税、增加补贴等政策的可能性，这可能进一步加剧通胀压力，这又会提升加息的可能性，但抑制日本经济增长。

综上所述，日本经济存在下行风险，通胀又存在上行风险，货币政策面临两难。最重要的是执政党自民党自2009年以来首次丧失了执政地位，未来货币正常化门槛提高，财政扩张的可能性加大，导致日本央行又有必要加息。这意味着日元贬值风险攀升，日股承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