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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元持续走软,逼近159关口。全球风险偏好、日本财政隐忧及央行政策不确定性交织。日本央行利率决议在即,加息预期与贬值压力博弈,未来走向引人关注。
周四(1月22日)亚欧时段早盘,日元兑美元延续日内稳步下挫态势,触及逾一周低位,美元兑日元汇率持续向159.00关口逼近。
今天日元的贬值在于市场提前押注周五日本央行将维持利率不变,同时这场日元的贬值行情,背后也交织着全球风险偏好变动、日本财政健康隐忧与日本央行政策不确定性等多重因素,即将于周五收官的日本央行两日货币政策会议,正成为左右汇价短期走向的核心焦点。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在格陵兰岛议题上的立场反转,加之其撤销对多个欧洲国家加征高额关税的威胁,并于达沃斯论坛宣布与北约就格陵兰岛未来合作协议框架达成共识,显著提振了全球风险情绪,标普500指数大幅走强,溢出效应推动周四亚洲股市集体走高,传统避险资产的配置吸引力下降,日元作为典型避险货币的需求遭到直接削弱。
当前日本财政状况已陷入严峻境地,而临近2月8日国会选举,朝野各党均表态支持暂停对食品征收8%的消费税,暂停期限为两年,以争取选民。
要知道原本日本政府支出的1/4经费已经要靠发国债来填补了,消费税又是政府税收的主要来源,这一态势或将进一步加剧市场对日本财政可持续性的担忧导致日元走贬。
周三日本债市遭遇重创,叠加当日20年期国债拍卖反应平淡,负面情绪被进一步放大,推动长期国债收益率攀升至历史峰值。
尽管日本国债收益率大幅上行本应成为遏制日元贬值的支撑,但在财政刺激预期与债市抛售潮的对冲下,这一支撑作用未能有效显现,好消息是三井住友金融集团全球市场主管永田有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一旦完成全面建仓,该集团的日本国债投资组合规模有望达到目前10.6万亿日元(约670亿美元)的两倍,即日本的银行财团开始买入日债,这对日元是一个利好消息。
但日元贬值的走势暗示了市场认为日本央行并不会在1月加息,有消息称日本央行内部部分政策制定者认为最早可能在4月启动加息。
行长植田和男也明确表态,若经济运行与物价走势符合预期,央行将择机继续加息,同时强调结合通胀水平来看,当前利率仍处于明显偏低的区间。
通胀数据的持续向好进一步巩固了日本央行后续紧缩政策的逻辑支撑。
周二公布的日本央行12月调查显示,多数日本家庭预期未来数年物价将持续上涨;而上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通胀率已连续四个日历年高于央行2%的目标水平。
对于资源匮乏的日本而言,日元走弱将进一步抬升通胀上行预期,而薪资的持续上涨也将为日本央行收紧货币政策提供合理依据。
此外,日本政府此前已出台规模达21.3万亿日元(约合135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一揽子计划,旨在纾解物价上涨给居民家庭带来的生活负担,这一举措也可能间接为通胀稳定提供助力。
贸易条件改善通常会导致日元对内升值,对内升值又会引起对外升值。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皋月上周暗示,不排除与美国联合干预汇市以应对日元近期贬值的可能性。这一表态虽未引发日元多头的激进押注,但也让空头在汇率逼近关键关口时有所顾忌,市场观望情绪浓厚。
短期而言,市场等待日本央行的利率决议,由于日元近期持续贬值,如果央行宣布维持利率不变则汇价可能利空出尽,美元兑日元先涨后跌,甚至出现假突破,而如果日本央行超预期加息,则当天可能出现美元兑日元大幅下跌的超预期现象,即基本上无论央行如果选择,美元兑日元大概率会展开回调。
技术面显示美元兑日元的多头走势依然维持完好,汇价或根据日本央行决定暂停加息而瞬时突破上升通道,目前支撑位在5日线,压力位在159的前高也是上升通道线的上轨。

在美元可能持续走弱的宏观叙事下,一个普遍预期是资本将加速流向亚洲市场。但这并非故事的全部,一个关键问题常常被忽略:美元为何贬值?
如果美元走软并非源于市场的常态化反应,那么它带来的可能不是机遇,而是剧烈的金融动荡风险。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办公室(AMRO)首席经济学家何东指出,当前环境下,资本流动影响的核心,不在于美元贬值现象本身,而在于其背后的“根本原因”。

理解美元贬值的影响,首先要区分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景:“常态化反应”与“市场压力情景”。
何东解释说,在常态化时期,当市场对美联储的独立性及其货币政策框架充满信心时,其政策调整带来的资本流动通常是平稳有序的。例如,美联储放宽货币政策,会促使资本流向亚洲;反之,当美联储收紧时,资本则会流出。
然而,一旦进入“市场压力情景”,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何东强调,如果美元贬值是因为市场察觉到美联储的独立性受到损害,那么市场的调整过程就很难保持平稳,甚至可能触发意料之外的剧烈波动。他认为,这种情况下资产价格的走势将与历史模式大相径庭。因此,当前更关键的问题是,美元贬值或其“避险资产”地位的削弱,是否会诱发更广泛的金融市场动荡。
多家机构的分析将风险的根源指向了美国的政策不确定性。
投行摩根士丹利在近日的报告中指出,全球向“多极世界”的转型正在引发对美元地位的质疑。报告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债务、贸易、制裁及国家关键机构等方面的政策,将是决定全球“脱离美元”趋势的关键因素。
具体来看,美国庞大的债务规模及其长期偿还能力已引发市场担忧。同时,特朗普政府将关税作为政治筹码的手段,加剧了政策的不确定性。例如,因格陵兰岛问题与多个欧洲国家的对峙,已导致北约军事同盟关系紧张。
更深层的担忧,则指向了美国核心机构的独立性。美联储主席面临的政治压力,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美国顶层机构独立性所遭遇的挑战,都为美元的前景蒙上了阴影。摩根士丹利认为,这些政策不确定性对“脱离美元”的转型起到了助推作用。
美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也表达了类似看法,认为特朗普政府若在第二任期广泛使用关税和制裁,并对美联储独立性构成潜在威胁,将动摇美元的长期稳定性。随着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和新任美联储主席提名议程的临近,市场的担忧预计会进一步加剧。
近期,特朗普政府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发起刑事调查,虽然起因是美联储总部的翻修工程,但鲍威尔直言,这是破坏美联储利率决策“独立性”的“借口”。嘉盛集团资深分析师陈杰瑞(Jerry Chen)认为,此事令美联储的独立性再遭质疑。市场担心,随着鲍威尔任期届满,其继任者在未来的利率路径上可能不得不向白宫妥协。
此外,美国政府在2025财年高达1万亿美元的净利息支出,以及最高法院对关税政策合法性的判决,也都是美元的潜在利空因素。
面对潜在的波动,亚洲市场需要提前准备“缓冲垫”。
何东指出,美元是极其重要的融资货币,同时亚洲投资者对美元资产持有巨大的风险敞口。一旦美债收益率曲线出现超预期波动,将直接冲击本地区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状况,进而影响信贷供给和整体金融环境。
他解释道:“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等重大事件,即便没有立即引发市场剧烈反应,但相关风险确实存在。由于本地区金融市场与全球紧密相连,任何由地缘政治引发的汇率等资产价格大幅重估,都可能显著改变本地区的金融环境。”
因此,何东强调,区域内的监管部门必须确保金融机构拥有足够的缓冲头寸,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市场波动。
AMRO的最新报告也将“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加剧”置于其风险评估的中心位置。报告警告,当前全球股票估值仍处于高位,信用利差处于低位,这使得市场在风险情绪转变面前显得尤为脆弱。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升级、美联储政策路径的不确定性、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的背离,以及围绕人工智能(AI)投资流可持续性的疑问,都增加了资产价格回调的风险。一旦金融市场波动加剧,就可能暴露潜在的脆弱性,并动摇宏观经济的稳定。
欧洲两大养老基金突然清仓美债,市场风声鹤唳。这股抛售潮恰逢特朗普政府在地缘政治上意外“降温”,背后逻辑耐人寻味。与此同时,美国国内的关税政策正在反噬通胀,美联储的独立性也面临考验,多重压力之下,美元指数的下行风险正在积聚。
美债市场正面临一股不寻常的抛售压力。瑞典最大养老基金Alecta周三(1月21日)宣布,已清仓其持有的绝大部分美国国债,规模高达700亿至800亿瑞典克朗(约77亿至88亿美元)。无独有偶,丹麦养老基金AkademikerPension稍早前也宣布,将在月底前清仓其全部1亿美元的美债。
尽管这些抛售可能是出于投资组合再平衡的考虑,但在当前欧美贸易关系紧张的背景下,此举无疑被市场解读为一种反制信号,暗示着冲突可能从贸易领域蔓延至资本市场。
这股抛售潮并非孤立事件。近期,由于地缘政治动荡和日本即将于2月8日举行提前大选引发的债务担忧,全球债券市场收益率曲线正在陡峭化,投资者要求更高的回报率,从而推高了收益率。欧洲机构的行动,加剧了市场的紧张情绪。
在美债市场承压之际,特朗普政府在格陵兰岛问题上的态度出现了戏剧性转变。周三,特朗普明确表示不会动用武力,而是寻求通过与北约达成协议来解决问题,并取消了原定于2月1日对欧洲8国实施的相关关税。
这一举动迅速为市场避险情绪降温。黄金价格冲高回落,一度失守4800关口;美元指数则企稳于98.5上方。市场反应最明显的当属美债,抛售压力得到缓解,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周三下跌5个基点至4.247%,10年期日债收益率也从2.38%回落至2.23%。
分析认为,特朗普的姿态软化更像是一种“缓兵之计”。考虑到欧洲在能源和军事上对美国的依赖,以及格陵兰岛的战略重要性,预计未来欧美双方将进入反复博弈的阶段。
自进入2026年以来,受AI泡沫担忧影响,美股涨势放缓。特朗普政府试图在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上发力,但其核心工具——关税,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
德国一家智库的研究指出,特朗普加征的进口关税成本中,约96%最终由美国进口商和消费者承担,外国企业仅承担约4%。亚马逊行政总裁贾西(Andy Jassy)也证实,由于卖家需要消化关税带来的成本压力,亚马逊平台上的商品价格已经开始上涨。
更添变数的是,美国最高法院在周二暂未对关税政策作出裁决,下一个可能的裁决日期是2月20日。特朗普已表示,若关税工具受限,将考虑采用许可制等替代方案。
关税带来的通胀压力,正将市场焦点引向美联储的利率前景。对美国政府而言,较高的通胀有利于稀释其庞大的债务。然而,美联储的职责是控制通胀。这使得白宫与美联储之间的潜在冲突加剧,引发了市场对美联储独立性的担忧。
在此背景下,即将公布的核心PCE物价指数成为关键。市场普遍预期美国11月核心PCE物价指数环比上涨0.2%,同比上涨2.8%。若数据符合预期,则意味着通胀降温速度不足,难以支撑美联储进一步降息的预期。
综合来看,在地缘政治、关税政策及美联储独立性等多重风险下,美元指数的下行趋势并未扭转,甚至可能进一步走弱。
从日线图来看,美元指数目前在98.70附近盘整,上方99.0至99.5区域构成阻力。

若后市有效跌破98.0这一关键支撑位(江恩2/1线),下行空间将被进一步打开,中期目标可能指向95.2水平。
一场关乎美国货币政策主导权的对决,正在最高法院上演。本周三,法庭就前总统特朗普试图解雇美联储理事莉萨·库克一案展开了激烈辩论。
这起案件吸引了整个华尔街的目光。库克本人亲自到场旁听,美联储现任主席鲍威尔与前任主席伯南克也并肩出席以示支持。庭外,国会民主党人则举行集会声援。
这是美联储自1913年成立以来,首次有总统试图罢免其官员。因此,最高法院的最终裁决,将历史性地划定总统权力与央行独立性之间的边界,深刻影响美国未来的经济政策走向。这不仅关系到库克的个人命运,更直接牵动着美联储的独立命脉。
从目前的庭审情况来看,最高法院似乎倾向于驳回特朗普的罢免请求,以避免动摇美联储的独立根基和冲击金融市场。
风波始于去年8月25日,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布解雇信,以“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雇库克。
指控称,库克在申请抵押贷款时,将两处房产都申报为主要居所,以获取更低的利率。库克迅速否认了这一指控,解释称其中一处房产已被标注为“度假屋”,且所有相关行为都发生在她就任美联储理事之前。
解雇令一出,司法博弈迅速展开。去年9月,一家地区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未经过合法的通知和听证程序,其解雇行为涉嫌违宪,且所给出的理由不足以构成法定罢免条件。特朗普政府随即上诉,但上诉法院驳回了其请求,库克得以暂时留任。
同年10月,由保守派以6:3占多数的最高法院决定受理此案,案件正式进入最高司法审理阶段。
周三的庭审主要围绕三大核心问题展开:
1. 官员上任前的行为能否成为罢免理由?
2. 库克的行为究竟是“欺诈”还是“无心之失”?
3. 总统的罢免决定是否应受司法审查并履行正当程序?
代表政府的副总检察长D·约翰·绍尔坚称,总统有权自主判断解雇理由,无需听证,更不受司法审查。他将库克的行为定性为“欺诈或重大过失”。
库克的律师则反驳称,这最多算一次“无心之失”,而政府并未给予库克任何为自己辩护的机会。他警告,如果法院认可政府的立场,美联储的独立性将被严重削弱。
庭审中,多位大法官对政府的立场提出了普遍质疑。
• 保守派大法官卡瓦诺直言,政府的主张“将削弱甚至粉碎美联储的独立性”,并可能诱使总统利用“微不足道或难以证伪的陈年旧账”来清除异己。
• 自由派大法官杰克逊和卡根表示,总统不能仅凭一条社交媒体帖子就解雇官员,更不能让当事人只能通过社交媒体回应,这根本谈不上正当程序。
• 保守派大法官阿利托甚至提出了一个极端假设:如果一位现任美联储官员被曝出上任前曾崇拜极端组织,总统能否将其罢免?库克的律师回应称,这种情况下该官员会被迅速弹劾,大概率也会主动辞职。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特朗普政府还曾以美联储大楼建设项目为由对主席鲍威尔展开调查,这被外界普遍视为其干预货币政策的又一借口。
显而易见,这起案件的核心早已不是库克的个人任免问题,而是总统权力与美联储独立性之间的激烈博弈。特朗普的真正目的,是塑造一个完全听命于他的美联储。
在这场博弈中,各方立场鲜明。美联储核心人物集体出动,捍卫央行独立性;民主党人场外声援,反对政治干预。而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则对总统权力的扩张普遍持谨慎态度。
美联储的独立性是美国货币政策稳定的基石。法律中“基于正当理由罢免理事”的规定,正是国会为保护这块基石而设立的关键防线。此案,本质上就是对这道防线的一次压力测试。
从大法官们的普遍质疑来看,特朗普政府的立场正面临巨大挑战,一份支持库克、巩固美联储独立性的裁决出炉的可能性正在显著提升。
最高法院预计将在今年6月底前作出裁决。结果无外乎两种可能:
1. 支持库克:维持下级法院的裁决,从而为美联储官员的罢免设定明确的标准和程序,有效遏制总统权力的过度扩张。
2. 发回重审:将案件退回下级法院重新审理,但不排除未来再次上诉至最高法院的可能。
无论结果如何,其影响都将是深远的。
如果库克胜诉,将为总统干预央行划下一道清晰的红线,保障美联储在制定货币政策时的自主性。反之,如果特朗普胜诉,则可能打破央行独立的传统,使货币政策沦为政治工具,不仅会加剧美国国内的经济波动,甚至可能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
对于美联储而言,这起案件无疑是其百年历史中一个关乎独立性的关键转折点。
日本政府的最新预测显示,原定于2026财年实现的基本预算盈余目标不仅未能达成,反而将转为赤字。这一逆转主要归因于两项大规模的财政扩张措施:高市早苗去年底推出的21.3万亿日元经济刺激计划,以及本周为竞选而承诺的食品税暂停征收。
根据日本内阁1月22日在经济财政咨询会议上公布的数据,2026财年(自4月起)的基本预算赤字预计将达到8000亿日元(约合50亿美元)。这与此前预测的3.6万亿日元盈余形成了巨大反差。
更值得注意的是,实际的赤字规模可能远超预期。高市早苗本周承诺将暂停征收8%的食品税两年,此举预计每年会给财政带来约5万亿日元的额外负担。而这笔巨额开支,尚未被计算在当前的赤字预测之内。
财政扩张的信号已经引发了债券市场的警惕。周二,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27年来的高位,清晰地反映出市场对日本财政纪律和债务可持续性的深切忧虑。

尽管高市早苗强调将“灵活推进”财政健康化目标,但在其坚持积极支出的路线以及提前大选的压力之下,日本实现结构性财政平衡的道路正变得愈发漫长。
基本预算余额是衡量政府在多大程度上依赖债务来覆盖政策支出的核心指标,其计算不包括新债发行和利息偿付成本。根据日本政府目前的预测,如果经济能维持温和增长,有望在2027财年实现3.9万亿日元的基本预算盈余。
然而,回顾历史,除1986年至1991年的资产泡沫时期外,日本长期处于基本预算赤字状态。其国家债务规模已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两倍,在发达经济体中高居首位。自21世纪初首次设立预算盈余目标以来,该目标已被多次推迟。
面对现实,高市早苗已表示计划扭转财政紧缩政策,并设定新的跨年度财政目标,以换取更大的支出灵活性。
美国疫苗政策正在经历一场剧变。在卫生部长小罗伯特・F・肯尼迪的主导下,一系列颠覆性的改革,正让疫苗制造商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投资者和分析师普遍认为,这场由反疫苗舆论引发的政策调整,不仅导致疫苗使用率下降,更可能在未来数年内持续压制相关企业的营收和投资价值。
过去一年,特朗普政府彻底改写了美国的疫苗接种建议。就在上个月,一项要求所有儿童接种流感、甲型肝炎等疫苗的长期指导方针被正式终止。
这一系列变革的背后,是卫生部长肯尼迪的强力推动。作为一名长期的反疫苗活动人士,肯尼迪无视现有科学共识,持续质疑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上任后,他迅速采取了一系列行动:
• 解散了原有的独立专家顾问小组,换上与自己观点一致的人士。
• 取消了针对孕妇和儿童的大范围新冠疫苗接种建议。
• 重启了一项早已被证伪的、声称疫苗与自闭症有关的研究。
• 绕过咨询外部专家的惯例,直接推行了简化版的儿童疫苗接种计划。
肯尼迪称,这些调整旨在提升疫苗安全性,并使美国的政策与其他同类国家保持一致。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发言人也声明,接种建议是基于“最高标准的科学证据和公共卫生考量”,而非企业利益。
起初,资本市场并未对肯尼迪的上任给予足够重视,许多投资者和分析师仅将其视为一种“标题风险”,而非根本性威胁。当时,市场的注意力更多集中在关税政策和药品定价压力等问题上。赛诺菲首席财务官弗朗索瓦-格扎维埃・罗热去年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表示,疫苗领域出现了“些许负面舆论”。
然而,当风险从理论变为现实,情况急转直下。15位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投资者与分析师表示,政策变动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显现。荷兰国际集团全球医药与医疗健康领域负责人斯蒂芬・法雷利直言:“在本届政府执政期间,疫苗行业将不再是一个增长领域。”他预测,这种负面态势可能会持续到2028年。
投资者的担忧与公共卫生专家不谋而合,后者警告称,这些政策将导致本可预防的疾病和死亡病例增加。
政策的剧烈调整,已经引发了行业领袖罕见的公开反对。
在上周的一场大型医疗健康会议上,辉瑞首席执行官艾伯乐与赛诺菲首席执行官保罗・哈德森同时对肯尼迪的言论提出批评。哈德森指出,当前社会“充斥着各类虚假信息”。
艾伯乐更是直接向记者表示,这些虚假信息正在拉低疫苗接种率,加剧疾病传播。“我感到极度失望,”他说,“目前发生的这一切完全没有科学依据,只是在为反疫苗的政治议程服务。”
言论背后,是实实在在的业绩压力。尽管去年流感季疫情更为严重,但葛兰素史克和赛诺菲公布的第三季度美国流感疫苗销售额双双下滑。去年10月,澳大利亚的CSL公司也以“市场波动性加剧”和美国疫苗接种率下滑为由,宣布推迟拆分旗下的疫苗子公司Seqirus。
杰富瑞证券公司分析师迈克尔・洛伊希滕评论道:“很明显,美国当下的舆论导向已经引发了消费者的连锁反应。”
政治风向的转变,正在重塑疫苗行业的投资逻辑。投资者坦言,虽然疫苗作为预防疾病最有效的手段,其长期前景依然存在,但企业如今的命运却越来越受制于政治人物的主观意志。
克利尔街证券公司分析师比尔・莫恩表示:“遗憾的是,企业的成败将取决于少数人的个人观点。仅仅拥有过硬的科学技术和良好的商业机遇已经不够了。”
在新的环境下,投资者的策略也出现了分化。他们表示,会继续看好葛兰素史克、赛诺菲、辉瑞、默克这类业务多元、对疫苗营收依赖度较低的大型制药企业。相比之下,莫德纳、生物新技术公司、诺瓦瓦克斯等中小型生物科技公司则面临更大的风险。
尽管短期阴云密布,仍有部分投资者认为市场需求可能出现反弹。他们指出,南卡罗来纳州麻疹病例增多、流感季延长等疫情,都可能促使疫苗使用率回升。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近期数据显示,在2025-2026流感季,已报告的流感确诊病例至少达1100万例,死亡5000例,几乎是去年同期的两倍。
与此同时,包括美国儿科学会在内的多家医疗机构已对肯尼迪的政策提起诉讼,案件结果尚待分晓。
盛德资产管理公司高级投资组合经理林登・汤姆森认为:“投资者往往更关注短期市场表现,而企业显然会着眼于更长远的发展。”持有葛兰素史克和赛诺菲股票的卡洛丁资本公司分析师马修・马苏奇也表示:“这些企业已经存续了数十年,它们的投资规划绝不会局限于一两年的短期视野。”
但就目前而言,谨慎情绪依然主导市场。莫沃投资公司股票分析师伊恩・特恩布尔指出,美国政策的反复无常和公众对疫苗的质疑,正在拖累整个领域的投资。
他说:“如果市场需求不再像以往那样具有可预测性,那么这个市场的投资吸引力无疑会下降。”
美联储主席人选的角逐正进入关键阶段。尽管市场目光聚焦于贝莱德高管里德尔和联储理事沃勒等热门人物,但美银证券一份报告指出,财政部长贝森特可能才是满足所有核心条件的“隐藏候选人”。
报告分析,总统在挑选新任主席时有三个硬性标准:第一,政策立场高度一致;第二,具备合适的公众形象;第三,能顺利通过参议院的任命确认。美银认为,目前台面上的候选人或多或少都有短板,唯有现任财长贝森特可能同时满足这三大条件。随着遴选过程拉长,贝森特最终胜出的可能性值得市场密切关注。
特朗普本周在达沃斯论坛期间透露,候选人范围已缩减至“可能只剩一位”,但他并未指明是谁。他表示,希望新主席能像格林斯潘一样,并点名称赞了贝莱德的里德尔和前美联储理事沃什。
目前,随着哈塞特与沃什的劣势逐渐暴露,里德尔和沃勒成为新的焦点。博彩市场数据显示,里德尔以25%的支持率位列第二。然而,美银的分析暗示,作为财长的贝森特,既能确保政策协调,又有与国会沟通的经验,或许能更好地平衡技术专业性与政治现实。
值得注意的是,这项人事任命并无明确的时间表。特朗普团队可能会继续观望,直到6月首次议息会议前才做出最终决定,以确保新主席能主导接下来的降息周期。
曾被视为大热门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凯文·哈塞特(Kevin Hassett),其对特朗普的高度忠诚反而成为他的弱点。投资者普遍怀疑他能否捍卫美联储的独立性,尤其在本月政府动用司法部向现任主席鲍威尔施压后,这种担忧进一步加剧。特朗普近期也公开表示更希望哈塞特留任现职,导致其在博彩市场的胜率应声大跌。
另一位在博彩市场领先的凯文·沃什(Kevin Warsh),同样难以完全满足特朗普的需求。尽管沃什近期频频通过媒体向白宫示好,但他的本质立场是传统鹰派,一贯批评量化宽松政策。这与特朗普谋求大幅降息的意图背道而驰。
作为一匹“黑马”,贝莱德高管里克·里德尔(Rick Rieder)的支持率近期显著攀升。据称他上周与特朗普的面试进展顺利,市场认为他既有专业信誉,也具备政治上的可行性,可能获得跨党派支持。
在货币政策上,里德尔是坚定的“鸽派”。他多次公开表示,劳动力市场的风险已经超过了通胀压力,并警告持续紧缩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分配效应”——刺激富人的资产消费,却损害小企业和年轻劳动者的利益。他去年12月曾明确写道:“当前美联储的政策工具过于粗糙,许多结构性问题本应通过财政政策解决。”
然而,里德尔的背景也相当“非主流”。他是主要候选人中唯一没有在美联储系统内任职经历的人,也没有经济学博士学位。他与全球最大资管公司贝莱德的紧密联系,也可能触动特朗普支持者对“全球主义金融精英”的敏感神经。
自2020年起担任美联储理事的克里斯托弗·沃勒(Christopher Waller),始终对央行的传统表现出尊重。他在应对通胀时展现了敏锐的判断力,曾在2022年精准预判了加息抑制通胀同时能避免衰退的路径。近期,他又通过前瞻性沟通为降息铺平了道路,政策逻辑始终围绕维护劳动力市场稳定。
沃勒在利率政策上的看法与白宫有交集,但他的决策建立在严谨的分析框架之上,这让他在抗通胀和降成本等目标上更具公信力。然而,作为现行货币政策框架的坚定维护者,他对央行独立性的坚守,恰恰可能是他无法获得提名的最大障碍,因为这与特朗普试图重塑美联储的意图存在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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