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特朗普想要一场闪电战

一场由AI驱动的存储芯片涨价潮，正在全球科技硬件行业掀起一场残酷的利润保卫战。

供应链的两端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景象：上游的三星等芯片制造商赚得盆满钵满，而下游的苹果、惠普等设备巨头却深陷成本飙升的泥潭，被迫在挤压利润和涨价劝退消费者之间艰难抉择。

存储芯片的狂欢盛宴

最新的财务数据清晰地揭示了这场分化。三星财报显示，其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DRAM）的平均售价环比暴涨超过30%，NAND闪存芯片的价格也上涨了约20%。这一涨价潮直接推动三星利润增长超过两倍，并且市场预计这股势头将持续到2026年。

资本市场的反应更为直接。过去一年，美光、西部数据和闪迪等存储类股成为美股市场的大赢家。进入2026年后，闪迪股价以超过60%的涨幅领跑标普500指数，西部数据和美光也稳居涨幅榜前列。

硬件巨头的利润寒冬

与芯片厂商的春风得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硬件巨头们正经历寒冬。

• 苹果：股价在经历了2022年以来最差表现后，2026年开年再度下跌4.4%，成为纳斯达克100指数中表现最弱的股票之一。

• 惠普：2025年市值缩水近三分之一，2026年初继续下跌6.8%，股价跌至2020年11月以来的最低点。

• 戴尔：自去年10月创下历史新高后，股价已累计下跌28%。

Tortoise Capital的高级投资组合经理Rob Thummel直言，这些硬件公司正处于“艰难的境地”。他表示：“只要存储芯片价格居高不下——鉴于AI带来的需求，我们预计这种情况会持续一段时间——市场可能会继续惩罚这些股票。”

成本飙升如何吞噬利润

存储组件是消费电子产品的核心部件，也是主要的成本来源。IDC分析师Francisco Jeronimo指出，存储芯片通常占到一部智能手机物料成本的10%到20%。成本的急剧上升，正在迅速侵蚀企业的盈利预期。

惠普受到的冲击尤为严重。公司高管在电话会议上坦承，存储成本上涨预计将使其2026年调整后每股收益（EPS）减少30美分。过去一个月，市场对惠普2026年净每股收益的普遍预期已下调7.1%。

高盛分析师Katherine Murphy在报告中警告，惠普是其覆盖范围内受PC利润率和需求压力影响最大的公司。她预计，惠普为抵消成本而采取的提价措施，将在2026年下半年对低端消费者的PC购买意愿产生“实质性影响”。

即便是拥有强大品牌议价能力的苹果也难以幸免。Freedom Capital Markets的技术研究主管Paul Meeks认为：“未来两年，存储组件成本的上涨幅度之大，甚至会冲击到像苹果这样体量的公司。”Hedgeye Risk Management也表示，随着存储问题日益严峻，其对苹果的信心正在减弱。

结构性短缺：危机远未结束

更让市场担忧的是，这次的供应短缺并非简单的周期性波动。IDC认为，这与以往的“繁荣-萧条”周期完全不同。

Francisco Jeronimo在报告中写道：“这一次不同，这不仅仅是由供需错配驱动的周期性短缺，而是全球硅晶圆产能潜在的、永久性的战略重新分配。”

这种结构性的变化意味着，硬件制造商面临的成本压力短期内难以缓解。Paul Meeks也指出，尽管存储价格具有周期性，但目前的供应极度稀缺，预计短期内不会出现逆转。

这股压力甚至已经传导至高通和安谋等为智能手机提供半导体的芯片设计公司。由于担心存储价格上涨带来的风险，瑞穗证券和美国银行近期双双下调了这两家公司的评级。

在这一片逆风中，Rob Thummel唯一表示乐观的是戴尔，因为其强劲的服务器业务增长，或许能部分抵消消费硬件业务中存储成本上升带来的冲击。

对委内瑞拉而言，石油既是恩赐，也是诅咒。这个国家的财富分配、政治稳定乃至国运起落，都与国际油价和外国资本紧密相连。历史反复证明，离开这两者，繁荣便无从谈起。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一座雕像，巨手托举着石油钻塔，象征着石油对国家命运的掌控

序幕：当外国资本遇上“淘金热”

时间回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委内瑞拉曾一度被视为即将拥抱资本主义的黄金之地。当时，该国正积极开放其国有能源产业，试图吸引外国资本和先进的商业技术。

曾在雪佛龙公司任职、频繁往返委内瑞拉的阿里·莫希里回忆，那时的首都加拉加斯“根本找不到空置的公寓，简直就是一场淘金热”。

然而，好景不长。1998年，国际油价暴跌，委内瑞拉政府财政出现巨大缺口。领导层被迫大幅削减开支，这一举措点燃了民众的不满，为强烈的政治反弹埋下伏笔，最终将左翼民粹主义者乌戈·查韦斯推上了总统宝座。

历史的轮回：油价与政治的宿命

历史似乎总在重复。本月初，在特朗普政府宣布抓捕查韦斯的继任者马杜罗后，白宫为委内瑞拉描绘了一幅乐观的经济蓝图。特朗普承诺，数百亿美元的美国资本将涌入，让这个国家“走向巨大成功”。

但委内瑞拉的过去已经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单靠外国资本，远不足以保证国家的稳定与繁荣。其经济的良性运转，往往需要两大支柱——外国投资和高油价。后者几乎完全超出了任何美国总统的控制范围。更重要的是，政府还需要有效回应民众对腐败和不平等的愤怒，而这些议题显然不在特朗普的优先列表上。

专家指出，如果不进行深层次的政治与经济改革，仅仅依靠重建石油产业，很难让委内瑞拉真正实现全民富裕。大多数依赖自然资源的国家都深陷经济盛衰的循环，鲜有成功晋级为发达国家。而委内瑞拉面临的挑战，比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更加严峻。

曾在90年代中期担任美国驻委内瑞拉大使的杰弗里·达维多直言：“这是一个主要依靠意识形态运转且腐败猖獗的政权，绝非挪威那种通过主权财富基金实现财富共享的模式。”

回望“黄金年代”：繁荣与隐患

尽管石油产业国有化常常遭到商界和经济学家的反对，但在20世纪70年代，委内瑞拉推行这一政策时，却恰逢其经济的“黄金时期”。当时，石油禁运和供应危机推高了全球油价，委内瑞拉的经济增长率一度在拉美地区名列前茅。

时任百事公司高管的内斯托尔·卡博内尔回忆：“当时本币汇率坚挺，进口商品因此价格低廉。”他全家住在加拉加斯一栋带花园的三层别墅里，生活优渥。对百事这样的美国公司来说，那无疑是个好时代。“绝大多数企业都生意兴隆，”他补充道。

那时的委内瑞拉是如此繁荣，以至于民众将推动石油国有化的总统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誉为英雄，相信他能带领国家成为“委内瑞拉版沙特阿拉伯”。

1975年的塔马纳科洲际酒店，在70年代和90年代的经济繁荣期，这里是外国商界精英的聚集地

然而，巨额石油收入也催生了臃肿的政府机构和蔓延的腐败，国内其他核心经济领域反而因此衰退。随着国家对石油收入的依赖日益加深，其抵御油价波动的能力也变得愈发脆弱。

1979年佩雷斯卸任后不久，国际油价开始下跌，委内瑞拉迅速陷入严重衰退。十年后，民众怀念昔日的繁荣，竟不顾佩雷斯深陷腐败丑闻，再次将他选为总统。

这一次，佩雷斯放弃了民粹主义，组建了技术官僚内阁，开始推行经济学家们倡导的改革：削减补贴、出售国企、向外国投资开放石油产业——这套方案与今天特朗普提出的惊人相似。

营商环境的改善再次吸引了外国投资者。90年代，外界普遍认为拉美经济正在腾飞，甚至有人讨论在加拉加斯组建一支职业棒球大联盟球队。百事公司也斥资超过1亿美元，建设新工厂和分销网络。

但在这片繁荣景象之下，是普通民众日益加剧的不满。政府取消燃油补贴后，国内爆发了骚乱，查韦斯甚至发动了未遂的军事政变。时任委内瑞拉央行经济学家的何塞·格拉指出：“当时的政府一心只顾拉拢外国投资者，却对国内的动荡局面置之不理。”生活成本高昂，社会保障缺失，整个国家已乱作一团。

查韦斯的实验：短暂的盛宴与最终的崩溃

1998年，油价再度暴跌，政府被迫削减开支，这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委内瑞拉民众普遍认为，国家本应富有，如果自己没有获益，那一定是政治精英侵吞了财富。

查韦斯抓住了这一情绪，他在竞选中承诺为人民夺回石油财富，最终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1998年的总统大选。

1998年，查韦斯在大选中获胜，他承诺将石油财富归还给委内瑞拉人民

在执政初期，查韦斯的左翼民粹主义路线似乎奏效了。尽管他的政府同样存在腐败和低效，但确实将石油收入进行了更广泛的分配。更关键的是，当时国际油价正处于上升通道，蛋糕越做越大。

前百事高管比尔·马伦尼克斯说：“你能真切地感受到经济发展的势头，老百姓的口袋里确实有钱了。”他的同事路易斯·蒙托亚也回忆，21世纪中期查韦斯执政时，百事在委内瑞拉的销量创下了历史新高。

但“石油魔咒”终究还是降临。到21世纪末，油价下跌与政策失灵共同终结了这场经济奇迹。查韦斯将国家石油公司的技术官僚换成亲信，通过修改宪法巩固权力，并将外国石油资产收归国有。

即便如此，一些批评者也承认，查韦斯至少在一个理念上是对的：委内瑞拉的石油财富应该更广泛地惠及民众。后来成为反对党议员的格拉表示：“此前的石油繁荣期，工人阶级与贫困民众并未从中得到切实的好处。”

未来何在？仅靠美元无法救赎

如今，在特朗普承诺帮助委内瑞拉复苏之际，这个国家的大多数民众已在腐败和极端贫困中挣扎了十多年。

本周加拉加斯的一个街头市场，在经历了十多年的经济困境后，这已成为多数民众的生活常态

油价走势也不容乐观。当前国际油价维持在每桶60美元左右，远低于查韦斯执政时期的高点，而特朗普政府甚至还希望进一步压低油价。

美国方面承诺将管控委内瑞拉未来的石油收入，确保其惠及民众，或许可以用于资助那些在查韦斯时期兴建、如今已破败不堪的学校和医院。

但许多人对此持怀疑态度。他们担心，若由现政府主导扩大石油开采，收益将再次流入精英阶层的口袋，腐败问题会愈演愈烈，而普通人的生活依然得不到改善。

曾任百事全球政府事务副总裁的卡博内尔认为，外部力量的介入固然值得肯定，但“这并非终极解决方案”。要让委内瑞拉真正走向繁荣，需要建立一个能够切实回应民众诉求的民主政府。否则，“经济发展的成果，将更多地由掌权者瓜分，而非惠及广大民众”。

美国两党议员正联手推动一项新法案，计划投入25亿美元，建立一个名为“战略韧性储备”的国家级关键矿产库存。此举的核心目标非常明确：降低美国对外部供应链的依赖，为本土高科技和制造业提供稳定的原材料保障。

这项名为《矿产安全法案》的提案，由参议员Jeanne Shaheen和Todd Young，以及众议员John Moolenaar和Rob Wittman共同发起。这与特朗普政府在全球范围内寻求矿产资源的努力方向一致，也反映出美国国会希望通过建立物理库存和治理框架，来增强其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运作模式：石油储备+美联储？

这个储备机制的设计思路，借鉴了两个美国国家级机构的模式，一个是物理储存，另一个是宏观调控。

具体来说，它将像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一样，建立实体仓库来储存关键矿产。同时，在管理层面，它将设立一个由七人组成的委员会，负责监督矿产的储备与释放。这个委员会的成员由总统任命、参议院批准，其治理结构与美联储（Fed）类似。

参议员Young在一份声明中称：“建立这一储备是保护我们国家和经济安全的必要且积极的举措。”

参议员Shaheen也表示，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的主导权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力，让美国容易受到经济胁迫。她认为，这项法案是一项“历史性投资”，旨在增强美国经济韧性，并支持航空、汽车和科技等关键领域的高薪就业。

25亿只是“启动资金”

法案提出的25亿美元，可能只是第一笔启动资金。如果法案最终获批，国会后续可能会追加更多预算。

这种模式与2022年拜登签署的《芯片与科学法案》颇为相似。当年，《芯片法案》授权了约2800亿美元用于半导体和科研，国会最终批准了约520亿美元的补贴和贷款。一个值得注意的案例是，在英特尔项目中，政府曾将110亿美元补贴的一部分转换为了10%的公司股权。

终极目标：重塑国内产业链

建立战略韧性储备的长远目标，并不仅仅是“囤货”。该机制旨在从根本上建立起一个活跃的美国国内关键矿产市场，增强本土的生产能力，并为美国企业提供长期稳定的供应。

这项法案出台的背后，是日趋激烈的全球稀土及其他原材料争夺战。这场竞争不仅在非洲引发过冲突，也是特朗普对格陵兰岛产生兴趣的原因之一。通过建立国家战略储备和培育本土市场，美国希望在这场全球矿产竞赛中掌握更多自主权和议价能力。

美国加密货币行业的监管框架立法，在参议院关键时刻遭遇了新的阻力。由于头部交易所Coinbase明确表示反对，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已宣布推迟对该法案的审议程序。

对于整个加密行业而言，这部产业框架法案是比去年通过的稳定币法案更为关键的“主菜”。该法案去年已在众议院通过，目前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与农业委员会正在分别审议和修改各自的版本，后续还需合并文本并与众议院版本协调。然而，Coinbase的公开表态让这一进程戛然而止。

Coinbase为何强硬反对？

针对本周参议院公布的法案修正案，Coinbase首席执行官布莱恩·阿姆斯特朗（Brian Armstrong）发文称，目前的版本存在“太多问题”，公司无法支持。

他指出，该法案不仅可能实际上禁止代币化股票和去中心化金融（DeFi），其修正案还试图“扼杀稳定币奖励”，这将严重影响行业创新。

Coinbase CEO Brian Armstrong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表达对参议院法案草案的反对，列举了多项关键问题。

关键分歧：稳定币奖励动了谁的蛋糕？

阿姆斯特朗提到的“稳定币奖励”，正是此次加密行业与华尔街交锋的核心。

法案的一份修正案提议，禁止加密公司仅仅因为用户持有稳定币就向其支付利息。虽然法案允许公司像信用卡返现一样，就支付或参与忠诚度计划等活动向客户提供奖励，但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游戏规则。

华尔街的银行业认为，去年通过的稳定币法案存在一个漏洞：虽然稳定币发行方不能直接提供收益，但其合作伙伴或第三方可以通过奖励机制变相付息。银行警告称，这种高收益产品可能会“抽干”银行系统的存款，威胁到美国金融体系的稳定。

政治博弈加剧立法不确定性

除了行业利益冲突，两党政治斗争也为法案的未来蒙上了阴影。民主党人正推动一项争议性修正案，旨在禁止包括美国总统在内的政界人士从加密资产中获利。鉴于特朗普家族与加密行业的密切关系，该条款迅速演变为党派斗争的焦点。

Coinbase的反对立场极具分量。该公司不仅是法案谈判中的关键利益方，还曾向支持加密货币候选人的政治行动委员会（PAC）捐赠了数百万美元。

在阿姆斯特朗发声后，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蒂姆·斯科特随即发表声明，宣布由于两党谈判仍在进行，原定的审议将被推迟，且未提供新的时间表。

对加密行业来说，立法程序的延误并非好消息。随着今年中期选举日益临近，时间越往后推，两党达成共识的难度就越大，监管的不确定性也将持续。

一场关乎格陵兰未来的白宫闭门会谈于周三结束，但这场涉及美国、丹麦和格陵兰三方的高风险磋商，并未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外交突破。各方仅仅达成持续对话的共识，市场的担忧随之升温。

丹麦外交大臣拉尔斯·勒克·拉斯穆森评价会谈“坦诚、务实且具建设性”，但他同时明确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声称要掌控格陵兰的强硬姿态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当天，美国副总统JD·万斯、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与拉斯穆森及格陵兰代表维维安·莫茨费尔特在白宫进行了一小时的闭门会议。这场会谈的背后，浮现出北极战略棋局的五大核心逻辑。

成立工作组：唯一的外交成果

本次会谈为数不多的实质性进展，是三方同意组建一个高级别工作组，为这片丹麦自治领土的未来寻找可行路径。对市场而言，这一共识至少避免了地缘局势失控的最坏情况。

华盛顿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高级副总裁彭妮·纳斯分析称，格陵兰的战略价值使其长期处于美国的核心视野，美方也曾多次试图推动收购。但格陵兰民众的立场十分鲜明——他们珍视与丹麦、北约及欧洲的联系，绝不接受由美国掌控未来的可能性。

纳斯补充道：“当前美国政府仍暗藏‘掌控’格陵兰的野心，而格陵兰则坚定推进自治进程。要弥合这一根本分歧，不仅需要创新的解决方案，更需要各方正视彼此的核心关切。”

拉斯穆森透露，工作组计划在未来几周内启动，争取达成折中方案。他还释放信号称，丹麦和格陵兰对美国增设军事基地的诉求持开放态度，但也为华盛顿划定了不可触碰的“红线”。

特朗普强硬立场与北约裂痕

特朗普在会谈前后的强硬立场，是搅动局势的关键变量。

会谈开始前几小时，特朗普就放话称，若不能将格陵兰纳入美国版图，任何谈判结果都“无法接受”。随后，他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媒体重申：“从国家安全战略层面看，格陵兰岛必须由我们掌控。”

布鲁塞尔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贡特拉姆·沃尔夫指出，特朗普此举在欧洲被视为“公然挑衅”，并引发了外界对北约军事同盟稳定性的深层担忧。

沃尔夫警告：“如果美国总统公然宣称只保卫本国领土，那本质上等于宣告他不会为欧洲安全提供任何保障——毕竟欧洲并非美国领土。”

这意味着北约第五条集体防御条款，即“对任一成员国的攻击视为对全体盟国的攻击”，将彻底沦为一纸空文。要知道，美国和对格陵兰负有防务责任的丹麦，都是北约的核心成员。

矿产还是安全？美国的目标之争

为了推进其格陵兰战略，特朗普将俄罗斯等外部因素当作“抓手”。

长期觊觎格陵兰丰富矿产资源的特朗普，近几周反复炒作俄罗斯对格陵兰构成的“潜在威胁”。他周三公开表示：“现实是，一旦俄罗斯有意染指格陵兰，丹麦根本无力应对，但美国完全有能力掌控局面。”他强调，绝不能指望哥本哈根承担保卫格陵兰的责任。

对此，达特茅斯大学北极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玛丽索尔·马达克斯给出了不同解读。她指出，俄罗斯近年确实在拓展北极地区的军事、基建和科研合作，但格陵兰并非其军事合作的焦点。相关联合军事活动实际上集中在美国阿拉斯加沿岸，而美国在该区域的防务投入至今仍存在短板。

马达克斯还提到，自从特朗普首次炒作格陵兰安全问题以来，丹麦已迅速宣布投入数十亿美元加强防务建设，堪称战略转折。特朗普也曾表示：“通过北约盟友的协同合作，我们已成功拦截多起其他国家背景企业在格陵兰及北极其他区域的掠夺性投资。”

军事部署升级：北约的制衡牌

作为制衡，北约正在加码在格陵兰的军事部署。

应丹麦政府请求，多个北约成员国已确认，将于本周派遣军事力量前往格陵兰，参与代号为“北极耐力行动”的联合军演。

实际上，在白宫会谈前，丹麦就已宣布将大幅强化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包括保卫关键基础设施、部署战斗机编队和开展常态化海军巡逻。德国、法国、瑞典和挪威均已确认参与此次行动，以此向丹麦和格陵兰地方政府传递明确的支持信号。

格陵兰代表莫茨费尔特在官方声明中强调：“作为北约盟友，强化格陵兰及其周边区域的防务与安全能力，是格陵兰政府的核心战略要务之一，这离不开与北约盟国的深度协作。”

展望未来，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这场地缘博弈短期内僵局难解。丹麦奥胡斯大学副教授拉斯穆斯·布伦·佩德森指出，市场预计丹麦及北约盟国将进一步增加在格陵兰的军事部署，旨在向特朗普政府证明，北约正以实际行动回应北极地区的安全关切。

佩德森认为：“北约势必会在该地区大幅扩充军备，我们希望借此向美方清晰传递信号——我们已经拿出了针对你方安全顾虑的切实方案。”他补充说，这或许能让特朗普将其标榜为一项政绩，因为他成功迫使盟友强化了在该区域的军事存在。

然而，佩德森也警告，从美国当前的强硬立场看，这一策略很可能难以奏效。“各方能够达成的折中方案究竟是什么？这无疑是当前市场最关心的问题。”

英国央行最近一项放宽银行资本要求的决定，正面临来自其前核心官员的尖锐批评。两位前高官公开指责，此举是一个“资本错误”，不仅可能加剧金融体系的风险，其最终受益者也并非英国经济，而是银行的股东。

政策转向：为刺激增长还是股东分红？

这场争议的核心，是英国央行金融政策委员会上月决定将系统性资本要求下调1个百分点。央行行长安德鲁·贝利对此的解释是，希望通过此举鼓励银行扩大贷款，从而为经济增长注入动力。

这一政策方向与新任首相基尔·斯塔默和财政大臣雷切尔·里夫斯的施政目标不谋而合。他们都主张减少经济增长的障碍，其中就包括他们认为的“过度监管”。

前高官警告：风险上升，收效甚微

然而，这一看似旨在刺激经济的举措，却未能说服两位重量级前官员。

约翰·维克斯曾是英国央行首席经济学家，并在全球金融危机后主导了银行监管规则的改革。大卫·艾克曼则曾在央行负责金融稳定事务。他们在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一篇博文中明确指出，降低资本要求的举措对贷款和经济增长的实际影响可能微乎其微。

他们认为，银行更可能利用这部分“解放”出来的资本，向股东增加派息，而不是投入到实体经济中。

“我们看不到金融政策委员会放宽银行资本政策有任何令人信服的经济理由，”文章写道。维克斯和艾克曼的立场十分明确：银行的资本要求不仅不应降低，反而应该提高。

谁在施压？监管独立性受质疑

这两位专家进一步警告，英国央行应当抵制来自政界和银行业的游说压力，避免在关键的监管问题上让步。

目前，维克斯担任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的院长，他一直以来都倡导提高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艾克曼现为英国国家经济和社会研究所所长。他们的共同发声，无疑让外界对英国央行此项新政的动机和潜在后果产生了更多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