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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经平均指数收盘跌破4万9000点关口是自10月23日以来首次。由于英伟达即将公布财报等,市场对过热感较强的AI及半导体相关个股保持警惕,卖压显著增加。还有市场人士指出“再加上中日关系方面的担忧,目前投资者在心理上更难积极进场买入”……

今年重返白宫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进一步坚定其"调兵治安"主张,以平息事态、打击犯罪为名,向多州派遣国民警卫队。尽管引发广泛司法争议,特朗普政府依然有意将部署国民警卫队工具化,将"紧急状态"常规化,并试图调校总统权力的司法边界。
观察人士指出,因美国联邦治理结构分散这一制度弊端,共和、民主两党无法就犯罪问题找到根本解决方案,难免流于"表演性治理"。特朗普政府以"治安"为名,频繁出动国民警卫队,实则有意算计民主党,归根到底仍是着眼选举。

"调兵治安"是特朗普的一贯主张。在2018年首个总统任期内,他向美墨边境派遣大约5000名国民警卫队员,以加强边境安全。在2020年"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中,他也曾直接调动哥伦比亚特区国民警卫队。
重返白宫以来,政治上更加稳固的特朗普也更加频繁地调动国民警卫队。6月,特朗普在未征得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纽森同意的情况下,派遣约4000名加州国民警卫队员以及约7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前往洛杉矶,以平息对移民执法行动的抗议。8月,他不顾哥伦比亚特区政府反对,以首都犯罪失控为由调动国民警卫队进驻华盛顿。9月底至10月初,联邦政府又决定向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和俄勒冈州波特兰市派遣国民警卫队。
部署在华盛顿的国民警卫队原定于11月结束任务,如今已被延长至明年2月,甚至可能持续到明年7月的"建国250周年"庆典。

然而,随着国民警卫队在芝加哥和波特兰的行动被联邦法官叫停,据《纽约时报》16日报道,被分别派往这两座城市的200名得克萨斯州国民警卫队员和200名加州国民警卫队员将返回各自的州。
特朗普10月下旬还表示,为打击国内犯罪,联邦政府可能在部分城市部署"比国民警卫队更强"的军事力量。另据多家媒体披露,国民警卫队正筹建约2.35万人的"快速反应部队",专门接受防暴与"民事骚乱应对"训练。这被视为特朗普政府强硬治安政策的进一步升级。
美国所有50个州、哥伦比亚特区以及关岛、波多黎各和美属维尔京群岛都拥有各自的国民警卫队。国民警卫队无执法权,在特定情况下可被"联邦化",即置于总统控制之下。州长在紧急状态期间可激活国民警卫队,并可向总统或其他州请求额外增援。

美专家学者认为,国民警卫队部署问题在美国多地引发的司法大战缘于法律规定的模糊地带。
根据研究美国宪政问题的凯尔茜·达拉斯和研究总统应急权力的伊丽莎白·戈伊坦所发文章,特朗普政府调兵的主要法律依据是1903年《美国法典》第10篇第12406条。该法允许总统在"发生反抗美国政府权威的叛乱或存在叛乱危险",或"总统无法与正规部队一起执行美国法律"的情况下召集国民警卫队。
然而,多州联邦法官在阻止联邦政府调兵时,搬出1878年《地方保安队法》。该法规定,除获宪法或国会明确授权外,国民警卫队等联邦军队不得履行核心民事执法职能,即不得在进驻城市执行逮捕、搜查或使用武力维持秩序。
特朗普一方随后威胁要动用更古老的1807年《反叛乱法》,该法允许总统在判断"州当局无法执行法律"时直接调用正规军介入,且不受《地方保安队法》约束,这相当于让总统几乎拥有国内军事调遣的完全自主权。

按达拉斯说法,自美国建国以来,两党不同总统共计援引《反叛乱法》约30次,最近一次是1992年5月共和党籍总统老布什用于打击洛杉矶暴乱。
奥巴马时期白宫法律顾问、拜登私人律师鲍勃·鲍尔,以及曾在小布什政府供职的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杰克·戈德史密斯等美国法律学者,都呼吁国会修订《反叛乱法》,认为该法"基于高度宽松的行动标准,既没有让国会发挥作用,也没有为严肃司法审查提供基础",并可能赋予总统过多权力。
戈伊坦还认为,《反叛乱法》和第12406条之间的关系模糊,第12406条本身的条文也模糊,既允许总统调兵,又有修正案要求总统征求州政府合作。实践先例显示,总统援引《反叛乱法》调兵,并援引第12406条征求州长合作。州长若拒绝,总统可绕过州长调兵。
伊利诺伊州和芝加哥市提起的诉讼已打到联邦最高法院,后者预计在年底前作出裁决,澄清法院在此类争议中可否、以及如何审查总统动用军队问题。

特朗普政府坚称,"调兵治安"的依据是犯罪率,而非政治倾向。但专注于州地事务报道的新闻机构"州界线"通过对人口普查和犯罪数据的分析发现,国民警卫队的部署目标并未聚焦于全国暴力犯罪最猖獗的城市。在全美暴力犯罪率最高、人口超过25万的10座城市中,特朗普政府仅向其中一座城市、即田纳西州孟菲斯市派遣了国民警卫队。
相反,特朗普政府将更多注意力投向芝加哥、洛杉矶、波特兰等民主党主政的城市。但这些城市的暴力犯罪率低于许多大城市。
民主党籍州长们指责特朗普此举是"政治入侵",意在将自由派城市塑造成"无法治理"的样板。加州州长纽森批评特朗普将国民警卫队当作"政治武器";伊利诺伊州州长普里茨克说,军人被用作"将城市非法军事化"的棋子。
特朗普并不掩饰其"调兵治安、意在选举"。他8月在一次内阁会议上称,对共和党人而言,打击犯罪更可能成为明年国会中期选举的主要竞选议题。

分析人士指出,打击犯罪可能是特朗普政府处理最好的议题,也比处理通货膨胀、对外贸易、国际关系容易得多。美联社指出,特朗普打击犯罪的工作帮助其提升了整体支持率。
但共和党内部担忧,如果"孤注一掷",押宝打击犯罪,也有风险。毕竟,与关乎民众切身利益的物价等问题相比,打击犯罪缺乏快速、直观效果。
从宏观角度看,解决美国犯罪问题因分散的联邦治理结构而步履维艰。各州难以协调政策,致使全国性问题几乎不可能根治。
在选举周期频繁的美国政治中,在媒体生态高度可视化的环境里,"表演性治理"对执政者而言拥有天然吸引力。在特朗普式的政治逻辑中,这种"表演"尤为突出,频繁把国家治理过程变成政治秀现场。
对特朗普与共和党而言,街头士兵象征着掌控;对民主党及其支持者而言,提起诉讼意味着抗争。两党关于"治安"的政策争辩更像向选民表忠心的舞台表演。
欧盟银行业高管正准备迎接该地区令人失望的监管改革措施,这些措施将导致欧盟银行机构在即将迎来监管放松的美国银行机构面前竞争力不足。
一个由欧元区高级官员组成的工作组将于年底前向欧洲央行提交关于银行资本缓冲及其他效率措施的提案。该提案很可能成为欧盟委员会将于2026年发布的关于欧盟银行业重大报告的关键参考。
多位熟悉情况的银行家及游说人士透露,监管机构更侧重于提高资本缓冲效率而非降低资本要求,这意味着欧盟既定的改革措施实质效果有限。对于欧盟银行业的高管们来说,这一结果无疑令人失望。咨询公司Alvarez & Marsal指出,该地区的银行机构认为,在特朗普政府可能放松资本要求的情况下,自身较华尔街同行处于竞争劣势,而欧盟的改革对银行业可能仅呈"中性"甚至负面影响。
据悉,美联储及其他银行业监管机构近期已就放松关键资本要求的一项最终方案达成一致。上个月的报道指出,美联储已向其他美国监管机构展示了一份《巴塞尔协议III》终局规则的修订方案,该方案将大幅放松对华尔街大型银行的资本金要求。报道称,部分官员估算,新方案将使多数大型银行的资本金总体增幅降至3%至7%之间,这一数字远低于2023年提案中19%的增幅,也低于去年折中版本提出的9%。
法国BPCE银行集团首席执行官Nicolas Namias近期受访时坦言:"这项议程不能像现在这样只停留在行政简化层面,必须提升欧洲的融资能力——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金融主权。"
据报道,该工作组内德国方面提出的彻底精简"资本堆叠"(即银行不同监管机构设置的多重缓冲资本)的提案已在央行官员中引发争议。部分法国企业担忧这可能推高其股权融资要求,原因在于其使用的深度次级债券仅能计入另一类金融储备。
Nicolas Namias强调,进一步提高资本要求"最终可能导致欧洲经济融资能力被抵消"。
领导工作组的欧洲央行副行长德金多斯(Luis de Guindos)此前声称,这些措施将对银行整体资本水平保持中性影响。他上月表示,工作组"将对资本堆叠提出明确建议",同时透露官员们还将建议减轻银行向各监管机构报送数据的负担。多家欧洲大型银行高管则表示,预计简化措施主要惠及业务结构简单的中小型银行。
KBW分析师Andrew Stimpson及其团队在11月14日报告中写道:"我们对工作组的实际成果期望不高,仍预期放松监管的利好将更倾向美国银行而非欧洲。但若能明显减轻银行政策负担,将成为推动银行估值再上新台阶的重要催化剂。"
欧洲银行家也正借此契机要求当地监管弱化自身版本的《巴塞尔协议III》(该标准正逐步实施至2033年)。包括德意志银行首席财务官冯·莫尔特克(James von Moltke)在内的银行业高管呼吁,应将暂时削弱规则的豁免措施永久化。
欧盟各国监管机构则予以回绝,表明简化规则的努力绝不能演变为可能引发新一轮金融危机的放松监管。法国银行监管机构ACPR秘书长奥福夫(Nathalie Aufauvre)指出:"银行业危机的代价极其高昂。"她驳斥了关于监管阻碍信贷流向经济的说法,称法国近年来的情况并未印证此观点。
欧洲银行机构反驳称,相较于美国更保守的立场将削弱其竞争力。他们正推动要求监管机构正式承担义务,在关注金融韧性的同时兼顾行业竞争力。桑坦德银行执行主席博廷(Ana Botin)本月早些时候直言:"美国人能坦然说出'放松监管'这个词,我们在欧洲却避而不谈,只称'简化'——这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
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造访白宫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向沙特出售F-35战斗机。据媒体报道,该型先进战机的军售计划已在五角大楼酝酿数月,主要担忧包括可能损害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军事优势。以色列官员披露,以方可能要求美方就该军售提供额外安全担保。
特朗普17日在白宫告诉媒体记者,美方将向"重要盟友"沙特出售F-35战机,但他没有披露详情。

据路透社和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沙特作为美制武器主要客户,多年来有意购买F-35,此次可能求购多至48架。如果成交,沙特将成为中东地区除以色列之外首个获得F-35的国家。
只是,美国政府一项已写入法律的长期政策要求美国帮助以色列维持对中东其他国家的"军事质量优势",即确保以方所获美制武器远比其他中东国家先进。为此,美国国防部政策部门过去数月一直研究如何让出售F-35给沙特符合这一政策。美联社称,特朗普政府眼下需要获得以色列支持,以推行美方所提加沙地带"和平计划",因而需顾及以方反应。
据两名以色列官员向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披露,美国如果向沙特出售F-35,必须确保以沙实现关系正常化。"我方告诉特朗普政府,向沙特提供F-35的前提是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其中一名官员说。另外,鉴于F-35若从沙特起飞,最快数分钟内可抵达以色列,以方可能寻求美方提供额外安全担保,例如让沙特承诺不将F-35部署在距离以色列较近的沙特西部地区。

《华尔街日报》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沙特购买F-35还可能遭遇来自美国国会的阻力,预计美国国会也会要求特朗普政府确保这笔军售不会损害以色列在中东的军事优势。如果国会不批准该军售,特朗普可动用总统否决权以继续推进。届时国会若想推翻否决,需要在两院获得至少三分之二议员支持。而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统计显示,国会先前从未成功用相关程序阻止美国政府的对外军售。
特朗普在其首个总统任期内,撮合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签署双边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然而,2023年10月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沙特暂停了沙以关系正常化谈判。犹太人美国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研究员约翰·汉纳认为,如果现在向沙特出售F-35,美国就失去了施压沙特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一个筹码。
沙特方面一直强调,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前提之一是确保巴勒斯坦能独立建国。然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领导的政府强烈反对巴勒斯坦建国。多家媒体预计,沙特的立场短期内不太可能改变。
据《华尔街日报》和美联社报道,特朗普18日在白宫会见沙特王储时,双方还可能签署一份民用核合作框架协议,由美方提供关键技术。另外,沙特将承诺向美国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数十亿美元。19日,双方还将举办投资峰会,强化商界联系。
美联储华盛顿总部和12家地区联储的高级官员在10月29日收到一份简短备忘录,其中的信息清晰明确:央行长期以来监测和处理金融系统风险的方式将进行彻底改革。
《纽约时报》审阅了这份备忘录,其中列出了一系列针对美联储全国审查员和监管人员的指令,显著缩减了他们对放贷机构的审查力度。
美联储理事鲍曼自夏季初担任监管副主席以来,已经推出了一系列为银行"松绑"的监管调整措施。在备忘录发出的一天后,鲍曼宣布将她负责的华盛顿部门裁员30%。
现任和前任的政策制定者及法律专家已经担心,这些调整会鼓励正是那种可能为下一场危机埋下伏笔的风险承担行为。而备忘录中概述的全面计划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这种担忧,即监管人员将更缺乏能力提前发现此类危机,从而对经济造成更深层次的损害。
备忘录称:"作为指导原则,工作人员不应假设我们目前或过去的运作方式将继续下去。"工作人员"应注意方向上的重大转变,并实施必要的变革,使我们的监管工作和信息传递与这种新方法保持一致。"
这份备忘录由美联储监管与法规部门代理主任玛丽·艾肯(Mary Aiken)和代理副主任朱莉·威廉姆斯(Julie Williams)发出,她们是在几位美联储资深人士离职后,最近才接任这些职位的。但很明显,她们是按照上级的命令行事。
鲍曼(由特朗普任命)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全美国银行面临过多的繁文缛节,应该被允许以更轻柔的监管方式运营——这种观点与特朗普任命的其他金融监管机构、其政府以及行业说客的看法是一致的。鲍曼在6月首次以副主席身份发表演讲时表示,"政策制定者和监管机构的任务不是消除银行系统中的风险,而是确保风险得到适当和有效的管理。"
鲍曼表示,通过这些改革,她正试图让美联储在维护金融系统安全方面更高效、更有效——美联储在2023年还在这方面面临困境。当时,硅谷银行的内爆震动了全国的区域性放贷机构,并导致一系列银行倒闭。
"没有迹象表明金融危机迫在眉睫,但这些变化合计起来可能会为另一次危机奠定基础,"哥伦比亚法学院的金融监管专家凯瑟琳·贾奇(Kathryn Judge)说。
这份三页的备忘录涉及范围非常广泛。
审查员和监管人员将不再关注任何不构成对放贷机构"安全性和稳健性"或金融系统"重大金融风险"的问题。
与过去相比,审查员在发出被称为"需要关注事项"或"需要立即关注事项"的警告方面面临更严格的规定,这些警告曾有助于发现金融系统中的风险。备忘录明确指出,这些警告的标准正在改变,并指示地区银行仅在公司的内部审计被认为不足时,才独立核实问题是否已解决。
审查员还应确保警告不以"含糊或过于宽泛的语言"撰写。
备忘录还概述了旨在限制美联储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成立的两个小组的监管权力的调整。这些小组——"大型机构监管协调委员会"和"大型和外国银行组织"——旨在评估最大型机构的风险,以实现更全面的覆盖。但现在,这些小组被指示避免进行此类被称为"横向审查"的评估,除非得到美联储监管副主任的授权。
当一位新的监管副主席上任时,策略的转变并不罕见。这个在金融危机后设立的职位的人事变动,往往比在政治上独立的美联储中的任何其他角色更紧密地追随选举周期。
除了制定政策外,美联储在华盛顿的部门还负责监督地区银行,这些地区银行执行董事会的指令并与放贷机构进行互动。
在鲍曼的领导下,美联储已经宣布了多项监管调整。其中包括放宽一项规定,该规定要求放贷机构必须留出多少易于获取的资金来应对其杠杆,并降低了衡量银行承受冲击能力的年度压力测试的难度。这两项调整都得到了包括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内的七人理事会多数成员的批准。
鲍曼在部门高层人员大量离职的背景下主导了这些工作,她希望在明年年底前将她的部门从约500名员工缩减到大约350名。
"这以比我们过去所见更公开的方式拆除监管和法规,"曾在美联储担任高级顾问直至2021年的艾伦·米德(Ellen Meade)说。"削减人手在某些时候可能导致功能和能力的削减。"
由于缺乏新的利好消息,国际金、银价格本周快速下跌。但瑞银指出,其仍维持其到2026年银价达到每盎司55美元的看涨目标,近期的大幅下调代表着绝佳的投资时机。
瑞银认为,近期白银价格下跌是由于短期投资者获利回吐所致,而非白银长期前景发生变化。受名义和实际利率走低、全球债务担忧、美元贬值以及对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复苏的预期等因素影响,白银价格仍会上涨。
该机构还预期,黄金与白银的比率(金银比)将收窄至约76倍,并有可能达到70倍的目标,以支撑白银的强势。目前,金银比仍保持在80倍以上,但较年内的高点105倍已大幅下降。
瑞银预测白银ETF的持仓量将超过10.21亿盎司的历史最高水平,近期的下跌是为进一步上涨做准备的好机会。
英国研究公司Metals Focus的董事总经理Philip Newman表示,今年迄今为止,流入白银ETF的资金相当于已增加1.87亿盎司白银。
Newman指出, 这反映了投资者对滞胀、美联储独立性、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美元避险作用以及地缘政治风险的担忧。白银优异的价格表现及其有利的供需环境进一步增强了投资者的信心。
除了投资需求之外,白银的工业消费也是支撑其价格的重要因素。Metals Focus在一份报告中预计,今年白银的工业消费量将降至6.65亿盎司,比去年下降2%。
报告指出,消费量下降反映了关税政策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带来的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以及白银价格飙升导致工业领域减少白银使用量措施。尽管全球光伏装机量有望创下新纪录,但由于每个组件中使用的白银量大幅下降,预计光伏组件的白银需求将同比下降约5%。
尽管如此,白银的年度供应仍将保持短缺状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白银供应链正处于混乱状态。Metals Focus解释称,年初,大量白银涌入美国,因为有金银业务的银行和其他市场参与者为了规避潜在的关税而大量囤积白银。
目前,纽约的金库里堆满了白银,美国精炼厂的白银回收能力也已达到极限。且由于白银供应过剩,北美废白银的回购溢价显著降低。与此同时,国际市场上不断增长的白银需求仍威胁着白银的供应能力,导致租赁利率高于历史平均水平。
Metals Focus的黄金和白银主管Matthew Piggott表示,预计在可预见的未来,白银将出现年度供应短缺,全球消费必须大幅下降才能重新平衡市场。
他还预计白银价格将在2026年上涨至每盎司60美元。
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释放了明确信号,即日本央行将继续行走在谨慎加息的道路上。
周二,植田和男在与首相会晤后对媒体表示,他已告知高市早苗,日本央行"正在逐步调整货币宽松的程度"。他强调,做出这一调整的根本原因在于,"物价与工资共同上涨的机制正在恢复"。
此次会晤正值日本金融市场动荡之际。本周日本股市与政府债券双双下挫,基准10年期国债收益率触及17年新高。与此同时,日元兑美元汇率跌破155的关键心理关口,兑欧元汇率更触及180的历史新低。投资者正密切关注新任首相高市早苗的货币政策立场,并等待本周即将公布的经济刺激计划细节。

植田和男的表态为寻求政策确定性的投资者提供了关键线索。他同时指出,央行将根据数据做出适当的政策判断,并与政府密切合作,共同监测汇率走势及其对经济的影响。日本央行的下一次议息会议定于12月19日举行。
植田和男在会后的发言中,重申了日本央行对当前经济状况的判断,这被市场解读为坚持政策正常化路径的鹰派信号。
他明确指出,薪资与通胀共同增长的良性循环正在形成,这是央行调整超宽松货币政策的先决条件。植田和男表示:
"鉴于此,我们正在逐步调整货币宽松的程度。"
植田和男补充说,日本央行将依据经济数据做出"适当的"政策决策。
此次会晤的背景是日本金融市场的显著波动,凸显出投资者对政策前景的高度敏感。
本周以来,市场避险情绪升温。日本股市与国债价格双双下跌,推动作为市场利率基准的10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攀升至17年来的最高水平。

在汇市方面,日元持续走弱。日元兑美元汇率跌穿155的重要关口,同时兑欧元汇率也创下历史新低。
植田和男表示,"我们当然讨论了外汇汇率",并重申希望"汇率走势能稳定并反映基本面"。他承诺,日本央行"将与政府密切合作,同时密切关注(汇率)对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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