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17需求强劲，苹果大涨创2025年来新高

美国经济正站在潜在衰退的悬崖边缘。财政赤字持续扩大、公共债务水平飙升与经济金融化加剧交织，构成了一场“完美风暴”的要素。任何一次经济下滑都可能不再是普通的周期调整，而是会演变成一场由债务引发的深度危机。当前环境与历史截然不同：财政政策呈现顺周期特征、债券市场出现异常反应，加之新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共同加剧了系统性风险。

财政基础的结构性脆弱

美国财政状况恶化并非周期性现象，而是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CBO）最新数据，2025财年联邦预算赤字预计达1.9万亿美元，占GDP的6.2%，远高于过去50年3.8%的平均水平。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一赤字规模出现在失业率仅4.3%的经济扩张期，完全违背了财政政策应在繁荣期积累盈余的传统智慧。

支出结构的长期变化揭示了问题本质。过去70年间，联邦政府支出占GDP比例从12%持续攀升至23.3%，预计2035年将达到24.4%。这一增长主要由“三驾马车”驱动：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净利息支出。相比之下，联邦收入占GDP比例却长期停滞在15%~17%。2024财年，联邦收入5.2万亿美元与支出7万亿美元之间的巨大鸿沟，直接造成了1.8万亿美元的赤字。这种结构性失衡意味着在经济衰退时，自动稳定器的启动将迅速扩大赤字规模。

经济“超金融化”进一步加剧了财政脆弱性。资本利得税已成为联邦收入的重要来源，使政府财政状况与股市表现紧密相连。在2008年和2020年的危机中，股市暴跌分别导致美国税收收入下降18.3%和15%。这种对金融市场的过度依赖，加上持续扩大的经常账户赤字和美元高估值，创造了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风险环境。

衰退动态下的恶性循环机制

当经济衰退来临，多个机制将同时启动，形成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

税收收入将呈现加速下降趋势。基于历史数据，中等程度的衰退可能导致联邦收入下降15%，使2025年预期收入从4.92万亿美元降至4.2万亿美元，减少约7200亿美元。这一下降不仅来自经济活动收缩，更缘于金融市场的剧烈调整，标普500指数在2008年和2020年分别下跌38%和30%，资本利得税随之大幅缩水。

与此同时，政府支出将自动膨胀。失业保险、医疗补助等自动稳定器将在经济下行时启动，加上可能的财政刺激计划，支出可能增加29%，从2025年预期的6.7万亿美元增至8.7万亿美元。收支两方面作用叠加，赤字可能从2万亿美元激增至4.5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15.5%，远超2020年疫情期间的峰值。

GDP萎缩与债务比率恶化将形成双重打击。经济衰退通常导致GDP下降4%~5%，从30万亿美元降至29万亿美元左右。这不仅减少了税基，更降低了经济吸收新债务的能力。债务/GDP比率可能从100%迅速突破130%，远超1946年106%的历史高点，向市场发出危险信号。

劳动力市场恶化将加剧社会压力。在严重衰退情境下，失业率可能从4.3%升至6%，不仅减少个人所得税收入，还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新政府大规模移民驱逐政策可能减少劳动力供给，推高工资和物价，同时削弱消费能力，形成滞胀风险。

债务危机的临界点与市场信心崩塌

美国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已从2007年的60%飙升至2024年的98%，长期展望更令人震惊——预计到本世纪末将达到535%。经济衰退将成为加速这一进程的催化剂。

债务动态将呈现非线性恶化。赤字膨胀、GDP萎缩和新债发行激增三者结合，将创造出一个典型的“债务恶性循环”：赤字扩大推高债务规模，债务增加抬升利率水平，利率上升又增加利息支出，进而进一步扩大赤字。根据研究，自2007年以来，每新增1美元债务仅带来0.34美元GDP增长，而在高债务水平下，这一回报率还将继续下降。

美联储的政策空间已大幅收窄。过去二十年，美联储通过量化宽松扮演了“最后买家”的角色，其持有的政府债务从GDP的4%~5%增至15%。但在当前通胀环境（2025年核心PCE通胀率预计3.6%）下，继续扩大资产负债表可能加剧通胀压力，推高长期利率，反而加重债务负担。更根本的是，这种操作可能削弱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

债券市场的异常反应预示深层危机。2024年9月开始的降息周期出现了罕见的“熊市陡化”现象——长期利率不降反升，3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3.96%升至4.96%。这与2008年和2020年衰退中的“牛市陡化”形成鲜明对比，表明市场正在对债务可持续性提出质疑。若衰退中长期利率进一步升至5.5%，每年新增利息支出可能超过3000亿美元，使赤字形势更加恶化。

政策选择与结构性挑战

白宫的政策组合可能短期内缓解某些问题，但长期将加剧结构性风险。

贸易政策方面，关税推高了进口商品价格，增加通胀压力。分析预测2026年核心PCE通胀率可能达3.1%，迫使美联储维持较高利率水平。更严重的是，贸易伙伴的报复措施可能减少美国出口，抑制经济增长。

移民政策调整将影响劳动力供给。每年驱逐约60万非法移民的计划可能减少劳动力储备，推高工资成本，同时削弱消费需求。CBO估计这一政策可能使2026年GDP增长率降低0.2个百分点。

财政政策延续了增收减支的困境。延长2017年减税法案预计将使2025~2035年赤字增加1.2万亿美元，而削减社会福利项目虽能减少支出，但将削弱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影响经济复苏韧性。分析预测2025~2028年美国平均经济增长率可能降至1.7%，失业率在2027年达到4.7%。

面对这一复杂挑战，需要多层次、系统性的应对策略。在个人层面，建立6~12个月的紧急储备、减少高息债务、实现投资多元化至关重要。重点关注抗周期资产如黄金和高评级债券，提高财务韧性。企业需要优化成本结构、多元化收入来源，并加强供应链韧性以应对贸易环境变化。投资于数字化转型和新兴市场探索将成为关键战略。

对政策制定者而言，需要平衡短期刺激与长期可持续性。货币政策方面，美联储需谨慎平衡通胀与就业目标，避免过度宽松引发通胀失控。财政政策应优先投资于高回报领域，如绿色能源和数字基础设施，而非简单扩大支出。

最根本的是推进财政改革。2024年美国财政缺口相当于GDP的4.3%，若推迟到2035年或2045年，所需初级盈余将分别提高至5.1%和6.3%。改革应优化社会保障和医疗支出效率，同时考虑税收结构改革。国际合作也至关重要，通过加强贸易协调缓解关税战影响，维护全球经济稳定。

来源：金色财经

美联储降息并未引起市场的波动。A股冲高3899点迅速回落，核心指数的下探，投资从来不是简单的线性外推，“买预期+卖事实”交易规律再次得到验证。

沪指在3900点前安营扎寨，暂无心上攻。成交额在9月18日创下年内第三高之后，连续两个交易日分别缩量超8000亿元和2000余亿元，市场热点轮动较快，缺乏普涨动力，尤其在银行、头部券商等权重股表现不佳的情况下，上攻动能受限。投资者迫切想知道后市观点如何？何时才能迎来3900点？

市场震荡，短期情绪出现分歧

投资者明显感受到市场调整起始于9月18日，美联储降息之后首个交易日，三大指数冲高回落，跌幅均超1%，盘面上个股普跌，全市场超4300只个股下跌。中信证券、国泰海通、招商证券以及国信证券等头部券商尾盘围绕着1%震荡，引发了市场对于机构资金抛售的猜测。

随后来到9月19日，市场量能大幅萎缩，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沪深两市成交额2.32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8113亿。银行股大跌、券商板块依然在尾盘受到压制，红利板块跌幅超1%，不过红利震荡也引发了投资者抄底。

在上证指数连续创下十年新高的背景下，包括此前高位发行的部分主动权益基金陆续回本，资金出现止盈迹象。创金合信基金首席经济学家魏凤春表示，短期市场出现两大分歧：

首先，股债要切换了。理由有三，一是国家资产负债表缩表速度加快，二是风险偏好基本修复完毕，三是监管层在引导长牛和慢牛。

其次，市场情绪高涨，A股要冲击3900点的高点，近期人工智能消息层出不穷，风险资产将会势如破竹。

分歧一旦形成，市场上涨就缺乏一致性共振。魏凤春表示，一方面，市场情绪已经从超卖区域有所恢复。但股指在9月18日的大幅回调表明调整尚未完全结束，市场仍存在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价格并未站稳关键阻力位，确认进入上升通道的条件尚未满足。

美联储进入降息周期，基本面改善与外资回流推动长期慢牛

尽管短期调整，基金公司对长期慢牛行情相当乐观，多家机构认为，美联储开启降息周期，将从基本面、流动性和海外环境三个层面利好A股。

一是流动性层面：美元走弱，全球资本再平衡。这是最直接、最显著的影响。美联储降息通常伴随着美元走弱，而美元走弱将推动全球资本进行再平衡。宏利基金明确指出，美元中远期进入走弱周期是大概率事件，这有望推动外资回流A股与港股，需求预计显著增强。

摩根资产管理也认为，基于美元可能继续走弱，非美市场和黄金可能持续保持韧性，而A股、港股及日股的结构性机会值得继续关注。降息降低了美元资产的吸引力，全球投资者会重新配置资产，寻找更高收益或更具成长性的市场，新兴市场尤其是中国资产将受益。

二是政策空间层面：打开国内货币政策空间。美联储降息为中国央行提供了更大的政策操作空间。摩根士丹利基金指出，降息有望打开我们的政策空间，叠加目前经济压力依旧较大，市场关注国内政策是否跟进以稳定经济增长。

宏利基金也认为，考虑到7-8月经济数据明显放缓，不排除10月央行跟随美联储降息的可能。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增强，有助于维持国内流动性的宽裕，对A股形成支撑。泓德基金强调，当前人民币处于相对美元升值区间，汇率对货币空间的制约不是主要矛盾，国内政策可以更专注于内部经济目标。

三是基本面层面，内外共振，企业盈利改善可期。从基本面看，国内经济正处于复苏进程中。宏利基金认为，国内财政和货币均处在宽松周期，前期政策逐步落地，叠加“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和“反内卷”等战略推进，名义经济增长将边际改善，企业盈利迎来向上拐点。市场可能提前对2026年国内PPI与企业ROE拐点进行定价。

同时，美国降息后可能带动全球经济基本面再度共振上行。摩根资产管理认为，降息有望刺激海外科技类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和投融资活动，这对国内创新药及医药服务类公司在海外的市场拓展构成利好，A股和港股的创新药均有望受益。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表示，美联储延续降息路径也将推动全球资产再定价进程的加速。一方面，温和通胀与实际利率下行的组合将利好实物资产与贵金属，如能源、金属、房地产及黄金等板块，有望成为投资者配置的优选方向。另一方面，美元周期性走弱可能带来资本流动加速，部分新兴市场尤其是受益于制造业转移和资源出口的国家，或可在资金流动与贸易格局重塑中获得相对优势。

金鹰基金提醒投资者，短期由于降息预期兑现，或引发相关品种短期回调。但中期来看，受益流动性以及潜在基本面改善的品种，中期或依然在全行业范围内表现较好，包括科技、基本材料等。

基金经理看好哪些资产？

哪些资产仍具配置价值、未来还有哪些投资机会可挖掘？

9月22日，在介绍“十四五”时期金融业发展成就时，证监会主席吴清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资本市场服务科技创新跑出“加速度”，资本市场含“科”量上升，目前A股科技板块市值占比超过1/4，已明显高于银行、房地产行业市值合计占比。市值前50名公司中科技企业从“十三五”末的18家提升至当前的24家。

含“科”量上升，服务新质生产力也被市场人士调侃：关注领导的KPI。

国泰基金指出，牛市基调不改，继续看好市场后续行情。风格不切换，新兴科技依然是主线，并增配周期金融，港股科技医药有望延续修复。

华商高端装备制造股票基金经理陈夏琼表示，国内市场有望保持震荡上行态势，配置方面三类资产或值得重点关注：

一是能够把握产业趋势的成长型公司。以AI为代表的产业趋势还在加强，重点关注上游材料、AI电力设备、包括机器人和智驾在内的AI下游应用等方向。

二是具备突出阿尔法的优质个股。可关注具备全球竞争力、业绩确定性高、估值具备性价比的个股，如具备产品周期和智驾能力的车企、摩托车龙头等企业。这类企业受行业贝塔影响较小，类似消费品的生意模式，同时预计未来估值也有一定修复空间。

三是处于底部反转区间的行业与企业。比如国内外储能需求以及风电方向，国内外需求有望超预期，海风零部件、风机等方向或有较大空间。电力市场化背景下，功率预测等需求也有望爆发。

来源: 财联社

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管理委员会22日发布公告，确认5人报名参加本届自民党总裁选举，投票将于10月4日举行。这次党总裁选举的胜者如无意外，将成为日本下任首相。

自民党在国会两院选举中接连受挫，党内分歧明显，选举博弈激烈。日本舆论认为，5名候选人政策主张有同有异，各自优劣势明显，两大因素或决定谁能最终胜出。但无论谁赢得选举，都将面临执政联盟“少数执政”的困局，前途未卜。

参选五人主张各异

正式宣布参加党总裁选举的5人分别是农林水产大臣小泉进次郎、前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高市早苗、内阁官房长官林芳正、前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小林鹰之和自民党前干事长茂木敏充。

现年44岁的小泉进次郎是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次子，主张修改宪法、提升军力等右翼政策。他20日表示胜选后将尽快推出相关经济措施以应对当前物价上涨，他还强调将与在野党合作。

《产经新闻》等日本媒体认为，小泉的优势在于拥有自民党籍议员的广泛支持，资历尚浅、缺乏担任内阁要职经验以及政策辩论能力不足是小泉的短板。

试图成为日本首位女首相的高市早苗是日本右翼政客代表人物之一。她提出转向积极财政政策，并提高防卫开支。她还称将考虑扩大执政联盟框架，以应对自民党和公明党执政联盟在国会两院均失去多数议席的局面。

日本舆论分析说，64岁的高市因其极右翼政策主张获得保守派支持，但“过右姿态”也会成为不利因素。有媒体注意到，高市近日在记者会上侧重先谈自己的经济政策，并避免涉及过多极端言论。

茂木敏充曾担任外务大臣、自民党干事长等职务，政界履历丰富。他近来提出聚焦地方振兴和构建新执政联盟框架的政策主张。《日本时报》等媒体认为，在如今自民党更看重吸引年轻选民、拉拢其他保守政党合作的背景下，现年69岁的茂木想要获得更多支持有一定难度。

50岁的小林鹰之自诩为“稳健的保守派”。毕业于东京大学和哈佛大学的他声称要让日本成为科技强国，并加大对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投资。在安全方面，小林主张修宪和提高防卫开支。日本舆论认为，精英式学历和公职背景是小林的加分项，但知名度较低、资历尚浅是他的劣势。

林芳正在政治理念上遵循“中间路线”，其政策主张相对稳健温和。在外交上，林芳正被认为“既知华、又知美”。林芳正18日表示，将继承前首相岸田文雄和石破茂的路线，“并添加新内容”。日媒认为，64岁的林芳正属于自由派，恐怕难以获得党内保守派支持。

两大因素或定胜负

据自民党总裁选举管理委员会安排，候选人22日起将通过记者会、演讲会等形式阐述各自政策主张，选举投票将于10月4日进行。

根据自民党党内规则，本次选举共有590票。其中，295名自民党国会议员每人一票，各地普通党员和“党友”即注册支持者按比例折合成295张地方票。第一轮投票中得票过半者即可当选；若无人得票过半，则得票前两名候选人进入第二轮。

第二轮投票中，295名自民党国会议员各持一票，47个都道府县自民党支部联合会各有一票，最终得票多者当选。

上述5名候选人均参加了去年9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当时，高市早苗在第一轮投票中总票数排名第一，但在第二轮中败给石破茂；首轮总票数方面，小泉进次郎、林芳正、小林鹰之、茂木敏充分列三至六位。

日本《朝日新闻》本月20日至21日实施的民调显示，高市早苗以28%的支持率位居榜首，小泉进次郎以24%的支持率位居次席；不过，在自民党支持者中，二人排名则相反，小泉获得41%的支持率，高市获得24%的支持率。

媒体和分析人士认为，这次党总裁选举或将受到两大因素影响。

一是党内“大佬”决定部分选票归属。自民党内向来有派阀政治的传统，虽然自民党大部分派阀已因“黑金”丑闻解散，但麻生太郎、岸田文雄、菅义伟等曾担任日本首相的自民党“大佬”在党内仍有不小话语权。

二是“石破票”的流向值得关注。《朝日新闻》报道说，在去年总裁选举中投票给石破茂的人，可能在这次选举中支持他们认为能继承石破茂政策的候选人。

此次选举与去年选举相比还有一大不同。去年选举时，自公联盟在国会众参两院均占据多数地位，而如今自公联盟“两院失守”，无论谁坐上总裁之位，都将继续面临“少数执政”困境。在此局面下，如何与在野党博弈，并通过有效政策获得民众支持是自民党当下面临的重要挑战。

来源：人民网国际频道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一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方案，以期向努力推行经济改革的阿根廷提供金融生命线。

贝森特在X平台上的一系列帖子中阐述了政府官员正在审议的备选方案，以便在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总统领导下的阿根廷无法克服其财政困境时提供支持。

“这些方案可能包括但不限于：货币互换协议、直接购买比索，以及动用财政部的汇率稳定基金购买以美元计价的阿根廷政府债务，”贝森特说。他表示，政府仍然认为“财政纪律和促增长改革对于打破阿根廷长期的衰退历史是必要的”。

此消息传出后，阿根廷资产应声上涨。阿根廷梅瓦尔指数上涨约6%，而比索兑美元汇率走强超过2%。衡量投资者信心的国家风险指数在近日攀升至一年高位后大幅下降。

米莱于2023年底首次就职，他通过大幅削减开支和批评左翼政策赢得了特朗普和美国保守派的赞扬。他推行自由市场转向，取消了关税和进口限制。在他上任后，月通胀率从2023年12月的近26%降至7月的1.9%。

动用财政部的汇率稳定基金可能意味着对阿根廷的援助尝试大幅升级。该基金成立于上世纪30年代，可用于向面临严重财政困难的外国提供贷款。国会允许财政部长全权决定汇率稳定基金的使用。

白宫和财政部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Lord Abbett公司货币团队负责人、投资组合经理特劳布（Leah Traub）表示，贝森特提出的所有方案都意味着向阿根廷提供美元或以其他方式支持比索，但不同方案的风险水平各异。

与阿根廷建立货币互换协议，实际上意味着向该国出借美元，阿根廷可用这些美元购买比索，从而支撑本币汇率。特劳布说，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将面临无法收回贷款的风险。但这仍然比美国直接购买比索的风险要小，因为比索兑美元汇率可能进一步大幅贬值，从而导致美国政府承受更大损失。

购买新发行的以美元计价的阿根廷政府债务，只是美国提供贷款的另一种方式。

贝森特发表上述声明的前一天，他本人和特朗普计划在纽约联合国大会间隙与米莱会面。米莱对特朗普和贝森特均表示了感谢。

“捍卫自由理念的人们应该为了我们人民的福祉而共同努力，”他在X平台上写道。

阿根廷有着长期的经济困境历史。它一直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最大客户，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已接受了23次纾困。如今，阿根廷是IMF迄今为止最大的债务国。今年4月，它签署了最新的价值200亿美元的融资方案。这是在2018年金融危机后阿根廷从IMF获得的约400亿美元的另一项纾困资金之外的最新援助。

过去两周，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一场选举中，米莱的自由前进党惨败于左翼的庇隆主义对手，此后阿根廷面临的金融动荡加剧。

这次选举动摇了投资者的信心，因为它被视为10月关键的全国中期国会选举的风向标。米莱希望在那场选举中增加支持率，以继续推行在经历痛苦紧缩后成功降低通胀的自由市场改革。

上周，阿根廷央行动用了本已枯竭的外汇储备，在三天内出售了超过10亿美元以捍卫比索，当时比索已贬值至其汇率波动区间的上限。

在国内，米莱正面临日益强烈的政治反弹。民调显示，这位自由意志主义领袖的支持率在国会选举前下降，因为当地人现在更关心就业而非通胀。第二季度失业率为7.6%，高于米莱2023年底上任时的5.7%。

上周五，米莱在中部城市科尔多瓦告诉商界领袖，“政治恐慌”正在推动市场动荡。他承认经济利益并未惠及所有人，但敦促阿根廷人给他更多时间。

“我绝不是说问题已经解决，”米莱在演讲中说。“但我们必须继续前进，继续推进。为什么？因为另一边就是通往繁荣的道路。”

Global X的投资分析师耶茨（Trevor Yates）表示，美国的援助可能有助于在10月国会选举前为米莱争取支持。

“白宫对米莱财政正统议程的持续支持可能进一步降低市场波动性，进而在这个背水一战的时刻之前提振米莱的支持率。随着比索企稳和米莱趋于温和，我们对10月前的局势保持谨慎乐观。”耶茨在电子邮件评论中表示。

“对华盛顿来说，米莱不仅代表着一个经济伙伴：随着美国寻求在拉丁美洲建立一个由志同道合的政府组成的集团，他还是一个战略地缘政治盟友，”总部位于瑞士的曼加特资本管理公司创始人赞帕 （Claudio Zampa） 说。

支持米莱加强了特朗普政府在拉丁美洲更强大的影响力。贝森特称阿根廷是“具有系统重要性的美国盟友”，并强调了该国的私人投资机会。

从美国财政部直接向外国提供贷款是非常不寻常的，但并非史无前例。早在1995年初，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就要求财政部从其货币稳定基金中提取200亿美元贷款给墨西哥，作为更广泛的外国救助计划的一部分，以稳定暴跌的比索。

来源: 金十数据

美联储最新一位由特朗普任命的政策制定者，于周一阐述了其主张应积极降息的理由。这一观点与特朗普的要求一致，但使得他在美联储内部成为了一个异类。

在其加入美联储后的首次政策演讲中，理事斯蒂芬·米兰（Stephen Miran）提出，今年以来的关税政策、移民限制和税收政策，已压低了中性利率——即既不会刺激也不会拖累经济的政策利率水平。

他表示，这意味着利率应大幅降低，以防止对经济造成损害。

“结论是，货币政策已明显处于限制性区域，”米兰周一在纽约经济俱乐部的一场活动上照稿宣读演讲时表示。“将短期利率维持在约高出（中性水平）2个百分点的过紧状态，会带来不必要的裁员和更高失业率的风险。”

米兰参加了上周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会议。当时，政策制定者们自去年12月以来首次降息25个基点，将利率降至4%-4.25%的区间。米兰对此持异议，他更倾向于降息50个基点。

在获任美联储理事之前，米兰曾担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他并未辞去该职务，而是正在无薪休假。其美联储理事的任期将于明年1月底结束，但目前尚不清楚他实际会任职多久。

米兰在上周公布的利率预测中表明，他倾向于在今年内累计降息1.5个百分点。他认为，既然他对中性利率的估计值如此之低，那么更快地向其靠拢将是更佳选择。

相比之下，美联储19位官员的预测中值显示，他们预计今年还将降息50个基点。

“这不是恐慌——恐慌性的行动会是类似75个基点或更多，”米兰在演讲后的问答环节中表示。“我没有恐慌，我只是看到，利率维持在显著高于中性水平的时间越久，风险就越大。”

米兰补充说，他很可能在未来的美联储会议上继续持异议。

“在我的观点改变之前，我将继续为这一观点辩护，如果这意味着继续持异议，那就继续持异议。我不会为了制造一种本不存在的共识假象，而去投票支持我自己都不相信的事情。”米兰说。

市场对米兰演讲的初步反应是充满怀疑。

“我甚至很难接受那些认为美联储政策目前只是温和限制性的说法，”RSM首席经济学家乔·布鲁苏埃拉斯（Joe Brusuelas）表示。他补充说，金融环境宽松，劳动力市场仍接近充分就业——这两点都不支持利率具有高度限制性的观点。

中性利率下降

米兰概述了他认为当前中性利率已降低的几个原因。他表示，移民的急剧减少、关税收入以及今年税收立法带来的经济增长加速，都应会压低该利率。

“在我看来，未能充分考虑到边境和财政政策变化对中性利率造成的强劲下行压力，导致一些人认为政策的限制性程度低于实际水平，”他说。

米兰指出，某些政策，比如放松监管可能会推高中性利率，但财政政策可能更显著地在降低中性利率 ，他称监管是“对增长的物质性障碍”。

他对中性利率的估计值约为2.5%，远低于美联储官员预测中值3%，尽管其他几位政策制定者也预测中性利率低于3%，然而，米兰是唯一一个呼吁应迅速将利率降至该水平的人。

米兰周一还暗示，他可能支持取消美联储精确的2%通胀目标，称通胀很难精确衡量。但他强调，此类变更只能在美联储持续实现该目标一段时间后进行，以避免给人留下美联储在移动球门柱的印象。

鲜明分歧

米兰的观点与周一发表讲话的其他美联储官员存在显著差异，后者中无人表示准备在10月28日至29日的下次会议中支持再次降息。

三位此前对通胀表示过更大担忧的政策制定者称，鉴于物价涨幅仍高于央行2%的目标，美联储应对进一步放宽政策持谨慎态度。

圣路易斯联储主席穆萨勒姆表示，他只会在特定情况下支持进一步降息。

“倘若出现更多劳动力市场疲软的迹象，且通胀持续高于目标的风险没有增加，长期通胀预期依然稳固，我将支持进一步下调政策利率，”穆萨勒姆说。

克利夫兰联储主席哈玛克表示，通胀仍然过高，官员们应对降息持谨慎态度，以避免经济过热。

她说，在本月降息之后，政策只具有“非常轻微”的限制性。“令我担心的是，如果我们解除这种限制，经济可能会再次开始过热。”

亚特兰大联储主席博斯蒂克在周一发表于《华尔街日报》的采访中表示，他现在不愿表态支持再次降息。

“我担心的是通胀在太长时间内一直过高，”博斯蒂克在采访中表示。“所以，我今天不会采取行动或表示支持（降息），但我们要看看情况如何发展。”

来源: 金十数据

中美元首通话后，美国国会众议员代表团史密斯一行21日抵达中国进行访问。这是自2019年以来美国众议院代表团首次访华，分析普遍认为，这意味着中美在稳定双边关系方面取得一大进展。近期中美在军事、外交和贸易等领域先后进行高层通话或会谈，议员团的访问进一步显示，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外界对中美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的期待更高了。

国际舆论几乎不约而同地用了“罕见”一词来描述这次访问，这固然有近年来诸多因素共同导致的中美交流普遍受阻的原因，但更多反映出国际社会对美国国会“反华大本营”的普遍观感。就对华政策而言，国会及其下设机构近年来愈发扮演了负面、消极角色：不断通过涉台、涉港、涉疆等议题制造摩擦，借助立法将对华竞争固化为制度框架；与此同时，利用预算和监督权力，制约、施压行政部门对华采取更多限制性措施。其做法不仅强化了地缘冲突，也加剧了普通民众对中国的误解。这一客观现实也恰恰显示出，美国国会议员强化对华沟通与交流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史密斯一行在此时访华，向外界传递出三个信号。一是在双方的协商下代表团得以成行，是中美沟通交流整体氛围改善的其中一环，凸显出元首外交在中美关系中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二是表明国会与中国直接接触、对话交流并不是什么不可想象的事情，不断出现的反华提案无法掩盖一部分国会议员希望加强对华交流的愿望；三是此次访问也可能是一种风向标，推动未来更多议员前往中国，正如史密斯所说，“美国众议院议员的访问不应该是六七年才一次”。

美国国会在中美关系上并非没有发挥过建设性作用。1979年1月，中美建交后仅数日，美国民主党参议员萨姆·纳恩率领的美国参议院跨党派代表团赴华访问。访问结束后，纳恩等议员积极推动对华友好立法，支持在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开展对华交往。几十年来影响深远的《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就部分得益于这次访问的推动。纳恩在访华时表示，美国人民迫切希望同中国人民发展友好关系。几十年过去，尽管中美关系历经风雨，但两国人民交流合作的根本愿望没有变，也不会变。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议员团访华原本可以不必“罕见”。

多年来，不少美国议员对中国的了解高度依赖媒体叙事和单一渠道，容易陷入偏见。通过亲眼看到中国社会的实际面貌，他们能够获得对中国更客观、立体和全面的认知。这种认知上的修正虽然难以立刻转化为政策转向，但可以在更深层次削弱极端化言论的政治效用，让国会内部逐渐认识到，面对中国这样一个体量庞大、与自身利益高度交织的国家，仅靠对抗性立法并不能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代表团中有长期负责军事事务的议员，在台海和南海局势敏感的背景下，哪怕是有限的交流，也能在降低风险、避免误判上发挥作用。

此次访问为中美关系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但要让这扇窗口持续敞开并越开越大，双方仍需相向而行、共同努力。面对代表团的到访，中国展现了开放、自信和建设性的姿态。这既是大国外交的定力，也是中国坚持通过对话化解矛盾的体现。史密斯一行也表达了推动中美在经贸、军事等领域对话的愿望。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部分美国国会议员和利益集团为谋取政治私利，不断操弄反华议题，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个别恶劣事件对中美关系的破坏性尤其突出。比如国会施压推动李登辉访美引发了第三次台海危机，2022年时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台，严重冲击了中美政治互信，导致双方多领域交流一度基本中断。这些都是美国国会应该汲取的教训。

中美是全球最重要的两大经济体，也是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大国，加强交流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也与世界的繁荣安宁息息相关。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中美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共同繁荣，造福两国、惠及世界。希望史密斯一行的访华成为一个良好的开端，推动更多美国各界人士来中国走一走、看一看，破除对华的错误认知和刻板印象，为两国友好和共同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

来源: 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