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币：一场正在酝酿的货币革命

我们或许即将迎来一场货币金融领域的革命，这是许多著名经济学家数百年来的梦想。金融创新正在为这一梦想奠定基础，与此同时，美国的政治经济环境也在发生变化，为这场革命提供支持。这场革命一旦顺利进行，将对全球金融、经济发展和地缘政治产生重大影响，并造就众多赢家和输家。我所指的转变是建立在稳定币基础上的“狭义银行”。

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的起源

我们当前的金融体系建立在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的概念之上。在13世纪和14世纪，意大利的钱庄兼银行家们开始意识到，由于储户（很少）会同时要求提取存款，所以他们只需持有存款所需金币的一部分作为准备金即可。这不仅利润更高，也方便了远距离支付：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成员无需在危险的道路上运送金币，只需给他在威尼斯的代理人写封信，指示其从一个账户中扣款并存入另一个账户即可。

尽管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在正常情况下利润丰厚且支付效率高，但它也存在弊端。其固有的杠杆作用使该系统不稳定。经济衰退可能会导致更多储户同时提取存款，引发有关银行存款所支持的贷款即将违约的谣言，从而导致银行挤兑。无法满足储户提款需求的银行最终会破产。但在部分准备金制度下，银行破产损失的不仅仅是储户的财富。由于银行既能产生信贷，又能促进支付，因此，所以当银行倒闭时，经济活动会受到严重限制，因为商品和服务的支付会受到影响，新的投资项目也无法获得贷款。

政府试图解决其问题

几个世纪以来，随着银行的杠杆化程度越来越高，对经济运行的重要性也越来越高，政府开始介入，试图降低银行危机的风险。1668年，瑞典特许成立了第一家中央银行——瑞典央行（Riksbank），向其他遭遇挤兑的银行提供贷款。26年后，英格兰银行也应运而生。虽然这有助于解决流动性问题（即资产状况良好但现金不足的银行所面临的问题），但并没有阻止偿付能力危机（即存在不良贷款的银行面临的危机）。美国在1933年创建了存款保险制度，旨在遏制因偿付能力引发的银行挤兑现象。但正如此后发生的许多银行危机（包括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所表明的那样，存款保险和银行资本监管都没有解决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固有的脆弱性。政府干预只是减少了危机的频率，并将其危机成本从储户转移到纳税人身上。

经济学家构思更佳方案

大约在美国罗斯福政府引入存款保险制度之时，芝加哥大学当时一些顶尖的经济学家正在谋划一种不同的解决方案：即所谓的“芝加哥计划”，亦称“狭义银行”。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储蓄与贷款危机期间，这一理念在经济学家群体中再度受到关注。

狭义银行制度通过将支付和货币创造的关键功能与信贷创造功能分离，解决了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的核心问题。许多人认为是央行创造货币，但在部分准备金制度下，情况并非如此：商业银行才是货币创造者。央行通过调控银行获取准备金的渠道，来管理银行创造货币的速率。但银行在放贷时便会在这一过程中神奇地生成相应存款，从而实现货币创造。这种体系及其无序的解构过程，将货币增长与信贷增长相联系，并借助银行的网络效应，与支付活动关联起来。

将银行一分为二

“芝加哥计划”通过将银行功能一分为二，把货币创造与支付的关键功能从信贷活动中剥离开来。“狭义”银行负责吸收存款并提供支付服务，其必须以国债或央行储备等安全工具，按一对一的比例为存款提供足额支持。可以把这类银行想象成一个带借记卡的货币市场基金。贷款业务则由“广义”或“商业”银行进行，这些银行通过股权资本或长期债券融资，因此不会面临挤兑。

这种银行业务的细分使得各项功能彼此独立，互不干扰。由于狭义银行完全由优质资产（以及央行渠道）支撑，因此避免了挤兑现象。狭义银行为支付提供便利，其安全性消除了支付系统的风险。由于货币不再由信贷创造，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决策不会影响货币供应、存款或支付。相反，经济对货币需求的自然波动（繁荣或衰退）以及对贷款质量的顾虑都不会影响商业银行的贷款，因为其资金来源于长期债务和股权。

为何没有采用这个绝佳解决方案

你现在可能会问自己：““如果狭义银行制如此美妙，那为何我们如今没有实行呢？”答案有两方面：转型过程痛苦，而且从未有过支持立法变革的政治经济环境。

由于狭义银行要求存款必须100% 由国库券或中央银行储备金提供担保，因此向狭义银行的过渡将要求现有银行要么收回贷款，从而大幅缩减货币供应量；要么如果能找到非银行买家，出售其贷款组合以购买短期政府债券。这两种做法都会导致大规模信贷紧缩，而狭义银行业务转型将造成流动性短缺和支付问题。

就政治经济学而言，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利润丰厚，并且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相比之下，经济学家只是一小群人，他们自己的工作也值得怀疑。在华盛顿特区，任何人都会告诉你，美国银行家协会（ABA）是当地最有影响力的游说团体之一。同样的戏码在伦敦、布鲁塞尔、苏黎世、东京等地也在上演，只不过演员不同。因此，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的延续并非银行阴谋，只是因为这在政治上行得通，在经济上也谨慎稳妥。

金融创新遇上政治变局

这种情况可能不再持续。无论是转型成本还是政治经济环境都已发生变化，尤其是在美国。去中心化金融（又称“DeFi”或“加密货币”）的发展以及美国政治经济、国家利益和金融结构的同步演变，已形成条件，使得美国向狭义银行体系的转变不仅可行，而且在我看来越来越有可能。

让我们先从关键的去中心化金融（DeFi）发展说起：稳定币的迅速增长。稳定币是去中心化的“数字美元”（或欧元、日元等等）。与由中央银行集中发行、清算和结算的央行数字货币（CBDC）不同，稳定币是私人创造的“数字代币”（电子记录）。与加密货币一样，所有权和交易通过区块链技术在分布式账本上存储和清算。区块链的不可篡改性与普遍复制的登记簿相结合，使得在没有政府担保的情况下，互不相识的各方之间也能建立信任。

稳定币与加密货币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与法定货币、黄金或其他比比特币或其他加密货币更“稳定”的价值存储锚定。稳定币的设计初衷是连接传统的法定货币世界与基于区块链的DeFi和加密货币世界，并提供稳定的“链上”记账单位，以促进DeFi交易。然而，随着接受度和使用量的大幅增长，稳定币的用例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截至3月份，稳定币的年交易量达35万亿美元，较上一年增长逾一倍；用户数量增长逾50%，超过3000万；稳定币的流通市值已达2500亿美元。

超过90%的稳定币交易仍然涉及出入金通道或DeFi交易，但越来越多的交易增长涉及“现实世界”的使用。在阿根廷、尼日利亚和委内瑞拉等本币不稳定的国家，个人对个人和企业交易一直是增长的主要来源，但最大的增长来源之一是移民劳工在全球汇款中的使用量不断增加，据估计，这一比例已超过总量的四分之一。

在国会的帮助下

正当特朗普政府和美国国会着手将稳定币制度化之际，稳定币作为一种替代支付系统正得到越来越迅速的接受和发展。

稳定币如何维持其相对于美元等特定货币的价值？理论上，每个稳定币都与其所锚定的货币一比一挂钩。但实践中并非总是如此。但美国立法界定义了什么是可接受的高质量流动资产(HQLA) ，要求一对一挂钩，并要求定期审计以确保合规。因此，国会正在为以下实体创建法律基础：(1)吸收存款；(2)必须以HQLA全额支持存款；以及(3)促进经济支付。

似曾相识

这听起来熟悉吗？那不是“狭义银行”吗？

这其中有一些缺失的部分。最值得注意的是，《GENIUS法案》和《STABLE法案》均未授予稳定币发行人进入美联储的权限，也未将稳定币定义为应税货币。没有授予稳定币进入美联储的权限可能既反映了必要的谨慎，以避免与直接竞争对手（过快地）破坏部分准备金银行体系，也反映了美国银行家协会（ABA）为保护银行垄断地位而进行的游说活动。但即便如此，也有一些耐人寻味的迹象表明，对银行的保护可能是暂时的，并且只够过渡到狭义的银行模式：两项法案中批准的稳定币发行人的HQLA中，都包括目前只有银行才能使用美联储的准备金。

政治风向的转变

特朗普竞选团队去年转向加密货币，以及国会两院推动稳定币正常化，都反映了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及其国家利益观念的深刻转变。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两党对银行及其与华盛顿关系的民粹主义愤怒情绪一直未消。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和近期的通胀政策失误更加剧民粹主义者的愤怒。这和FOMO情绪一样，都是加密货币现象的一部分。

但加密货币也创造了巨大的新财富和商业机遇，造就了一个资金雄厚的美国银行协会（ABA）的竞争对手。就连机构资产管理公司如今也与其传统的银行业盟友产生了分歧，对DeFi领域的机会垂涎三尺。民众基础与经济实力的结合，正在首次创造出一种支持狭义银行业的政治经济环境。

此外，美国现在在发展稳定币方面拥有着紧迫的国家利益。首先，在中国（以及其他美国竞争对手）日益寻求用自己的支付系统取代SWIFT等美国支付系统的情况下，一个独立的第三方支付系统，能够防止各国“受困”于中国支付系统，这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另一个国家利益是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不断提到的：系统性地转向基于稳定币的狭义银行业务，将创造“美国国债的最大买家之一”。

新的金融架构

美国的金融结构如今比历史上任何时期，甚至比其他国家都更有利于实现非颠覆性转型，这使其在竞争中占据了优势。尽管美国长期以来由于更多地利用公司债券市场和证券化抵押贷款，在信贷方面对银行的依赖程度低于其他主要经济体，但过去二十年所谓“影子”银行的发展使其信贷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美国的银行信贷仅占私营非金融部门信贷总额的三分之一多一点。其余部分由债券市场和影子部门提供，而这些部门实际上就是芝加哥计划所设想的广义银行或商业银行。

美国转向基于稳定币的狭义银行业务，将对经济、地缘政治和金融产生巨大的影响。这将在美国国内乃至全球范围内产生显著的赢家和输家。

来源: 金色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