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巴冲突，为何加深了中印之间的战略裂痕？

作为“全球南方”中最大的两个国家，中印既是“全球南方”合作取得成效的最关键因素，也是最不稳定因素。然而，在明确将中国视为印度崛起进程中“最大外部阻力”的背景下，印度的“全球南方”政策已经出现“去中国化”的倾向。

与此同时，国际社会日益出现越来越多的“中印两个亚洲大国争夺全球南方”的声音。在此背景下，如何理解印度“全球南方”政策排斥中国的行为逻辑？中印是否在“全球南方”问题上陷入了代表之争？中印之争会对“全球南方”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中印与“全球南方”的历史渊源

“全球南方”诞生于二战后的全球非殖民化浪潮，这一国家群体普遍抵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其行动能够跨越区域乃至洲际限制，形成全球范围的多边协调与联动效应，它的发展经历过万隆会议、不结盟运动和77国集团数轮高潮。冷战结束后，“全球南方”概念一度沉寂，进入21世纪后尤其俄乌冲突爆发后重新受到关注。作为“全球南方”最大的两个国家，中印与“全球南方”的历史渊源也围绕着几轮高潮展开，并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而起伏。

“全球南方”通常是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等地区发展中国家的简称，其产生根植于冷战时期反殖民团结的共同愿景。20世纪50~60年代，一些从殖民枷锁中解放、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国家开始使用“南方”概念，表明其与工业化国家所代表的“北方”存在系统性不平等。这些国家地理上多位于地球南部，相互之间的合作被称为“南南合作”。“全球南方”则是“南方”概念的延伸，指经济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具有非西方、反干预、谋发展的政治属性。

1955年万隆会议的召开，是“南南合作”作为全球政治运动形成的一个里程碑，南方国家作为一个集体，正式走上世界政治舞台。

1961年不结盟运动的创建，则是美苏冷战背景下第三世界期待联合自强的产物。万隆会议和不结盟运动体现了新兴“南南合作”的政治维度，77国集团的成立则是呼吁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1964年77国集团的成立，标志着“全球南方”国家形成了一个反对超级大国控制、剥削和掠夺的集体联盟。至今，77国集团已经拓展至133个成员国。77国集团试图建立新国际经济秩序，通过解决发展中国家在出口和进口商品之间的结构性不平等交换问题，旨在实现“公正和公平的关系”，强调对自然资源的主权和国有化关键产业的权利。

77国集团成立后，“全球南方”开始以集体组织的形态，依托现代国际合作的平台和机制，争取在全球议程中获得政治权力，维护自身在全球经济中的利益。

中印与“全球南方”国家的正式接触都可以追溯到万隆会议。中国在万隆会议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仅提出“求同存异”这一“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交往方式，还成功地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纳入“万隆十项原则”。印度作为万隆会议的发起国之一，也在“南南合作”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印分别是不结盟运动的观察员国和主要领导国，都重视发展和加强与不结盟运动的关系。中国虽然不是77国集团的成员，但一贯支持其正义主张和合理要求，并在“77国集团和中国”框架下与其保持良好合作关系。印度是77国集团的成员，后者已经成为印度与“全球南方”国家展开合作的重要平台。

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使得“第二世界”不复存在，“第三世界”这个术语逐渐不再流行。相比之下，“全球南方”这一说法提供了一个更为中性的标签，因而逐渐得到推广。

但也正是由于冷战结束，国际格局发生变化，“全球南方”国家的活动一度沉寂。甚至有学者认为，“全球南方”在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从印度的外交政策“雷达”上消失了。到21世纪初，“全球南方”才开始积累实质内容。

随着中国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明显加快，“全球南方”再次活跃。此时，“全球南方”逐渐代表一种新的愿景：领导非西方国家，改变由西方主导的现存世界秩序的不平等现象，更加贴近“全球南方”人民的需求和愿望。

进入21世纪，中国大大扩展了与“全球南方”的经济和外交合作。在与东南亚的关系方面，中国在2000年11月举行的第四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首次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想，并在2001年11月召开的第五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与东盟达成共识，一致同意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自2009年起，中国连续多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在与非洲的关系方面，2000年中非论坛的成立，标志着中非关系进入新阶段。2009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在与拉美的关系方面，2001年，江泽民主席对六个拉美国家进行了访问，这标志着中国与拉美地区的关系进入新阶段。

随后，中国扩大了与拉美的经济社会和外交关系，先后与阿根廷、巴西、智利、哥斯达黎加等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到2018年，中国已成为拉丁美洲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拉丁美洲也成为仅次于亚洲的中国海外投资第二大目的地。2013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这些多区域、跨地区的合作被整合为顶层政策倡议。鉴于许多“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都是“全球南方”国家，因此“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当代中国与“全球南方”互动的重要实践。

随着俄乌冲突的爆发，“全球南方”再度成为焦点。“全球南方”国家在激烈的大国竞争中不盲从西方孤立、制裁俄罗斯的要求，坚持不选边站的“新不结盟”立场，正在冲击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俄乌冲突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南北方之间日益扩大的分歧，同时越发凸显了“全球南方”的战略重要性。

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采取的“中立”立场，成为西方国家推进自身外交战略的“墙”，导致西方国家在多数情况下只能预测南方国家的行动，而难以施加实质性的影响。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俄乌冲突持续胶着、大国地缘竞争显著加剧的背景下，“全球南方”全方位崛起的进程加速，正在成为百年变局深度演变的推动力量。

俄乌冲突以来，中国与“全球南方”继续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深化合作，如成功斡旋沙伊和解，带动海湾和中东地区国家关系不断和解。印度自俄乌冲突以来在“全球南方”问题上也动作频频。

印度不仅以“全球南方”的“领导者”自居，组织召开“全球南方之声”峰会，还利用担任二十国集团（G20）峰会轮值主席国的契机，努力塑造“西南大国”（south-west power）形象，充当“全球南方”与“全球西方”的“联络员”。在2023年9月9日至10日的G20峰会上，印度利用主办国身份，不仅与致力于打压中国的美国、欧盟亲密互动，也趁机强化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支持非盟成为G20成员。

中印对“全球南方”的认知差异

虽然中印都有加强与“全球南方”关系的意愿，但两国对“全球南方”的认知有所不同，所寻求建立的国际秩序也有本质区别。中印的“全球南方”愿景存在分歧：中国倾向于以一个非西方，却未必反西方的架构为主轴；印度则倾向于将“全球南方”融入西方参与的既有架构，本质上依旧没有跳脱出当前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

俄乌冲突暴露了美国主导的现有国际秩序的霸权本质，逼迫中国思考重建新型国际体系的必要性，改革开放40多年中形成的融入国际社会的思路面临尖锐挑战，而这必须在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之间做出新的统筹协调。“全球南方”，正在成为中国构建新型国际体系的主要战略方向。

在中国看来，“全球南方”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集合体。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有着相同的历史遭遇和奋斗历程，面临着相似的发展难题和任务，对当前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有着相近的看法和诉求，是“全球南方”大家庭的天然成员。非西方、反干预、求发展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共性，而中国的“全球南方”愿景也倾向于追求一个非西方但不反西方的架构。

按照这一思路，中国致力于将“全球南方”打造为一个平等互利、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从本质上说，中国在金砖组织、上合组织等框架下，携手“全球南方”国家，正寻求在西方主导的体系之外建立新的贸易关系和协议，这种秩序是非西方的，但不是反西方的。

印度倾向将“全球南方”融入西方参与的既有架构。对印度而言，“全球南方”具有重要的价值。

第一，“全球南方”是印度成为世界大国的重要一环。当前，在印度的“延展周边”外交中，针对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有针对性地推出了“东进”“西联”“南控”与“北连”政策，几乎每一板块都与“全球南方”有关系，尤其是涉及非洲的“西联”和“南控”政策。

第二，“全球南方”是印度推动构建多极化世界秩序的重要推动力，而印度希望成为多极秩序的重要一极。印度希望通过“多样化”的伙伴关系来维持其“多极化”愿景之间的平衡，莫迪政府采取了“多方位”政策举措，如“邻国优先”“东进”“西向”“地区共同安全与增长”和“印太倡议”等。

第三，“全球南方”是印度保持大国平衡的工具，有利于为印度“南北逢源”创造空间。印度试图成为发达国家和“全球南方”之间的桥梁，通过重新引领“全球南方”构建新的外交平衡，进而巩固自身大国地位。

随着全球南北方之间分歧的扩大，印度希望充当南北方之间的“联络员”，通过引领“全球南方”的议程设置，提升自身在西方世界的战略地位。印度学者拉贾·莫汉（C.Raja Mohan）认为，印度通过召开“全球南方之声”峰会等举措加强与“全球南方”的关系，并不是要回归到不结盟运动的反西方意识形态，而是希望通过与发展中国家的重新接触，寻求更大的国际角色，并补充其与包括美欧在内的主要大国日益增长的战略伙伴关系。

印度外长苏杰生（S.Jaishankar）专门为印度制造了一个“兼具西方国家、南方国家特性的西南大国”形象，声称印度能调和这两大集团的矛盾。苏杰生声称，基于天生的多元主义，印度有调和民族主义与全球参与的传统，印度民族主义并非由“受害者心态”驱动，印度有潜力成为“既存秩序和新兴秩序之间的桥梁”。因此，印度倾向于将“全球南方”融入西方参与的既有架构，并未触动当前由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

印度之所以有这样的倾向，是因为它并不具备成为“全球南方”代表的实力，同时又不希望中国成为代表。因此，印度的“全球南方”愿景是排斥性的，或者说是“去中国化”的。

从2023年1月召开的“全球南方之声”峰会不邀请中国，3月的“瑞辛纳对话”（The Raisina Dialogue）未邀请中方代表，在地区及全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等涉及“全球南方”议题的国际场合凸显与中国的分歧等事件中，都可以看出印度的这一心思。

贾格纳·潘达（Jagannath P.Panda）认为，“印度通过与中国主导的区域合作论坛，如不断扩大的‘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中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外交努力，能够抵制中国对亚洲治理的全面控制。这对印度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这样可以阻止中国联合部分非西方世界，以进一步实现其带有‘中国特色’的多极化。”

一旦将中国排除在“全球南方”之外，印度确实有机会成为“全球南方”的领导者。然而，将中国这一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排除在外，与西方将世界划分阵营、控制和同化“全球南方”为西方利益服务的国际秩序，又有何本质区别？当前西方表示支持把印度打造为“全球南方”的领袖，背后的重要原因正是牵制中国。因此，印度的“全球南方”愿景也可能走向“集团式对抗”。

中印代表之争影响“全球南方”形成合力

印度以“全球南方”的领导者自居，其“全球南方”概念排斥中国。印度认为自己有显著优势：印度能代表“全球南方”与西方密切协调，中国不能。随着俄乌冲突后“全球南方”再度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中印“全球南方”领导权之争的声音越来越多。

如拉贾·莫汉认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围绕‘全球南方’重新竞争的大国竞争时代。发展中国家也在向前看，而不是回头看，他们希望有具体的选择，并善于与多个追求者进行讨价还价”。《纽约时报》指出，在所谓“全球南方”的领头羊之争中，中国正面临着另一个亚洲大国印度的竞争。

实际上，中印早在冷战时期就存在着争夺亚非的外交斗争。1955年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是亚非民族解放运动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但实际上，许多亚非国家当时并未真正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它们迫切地要求团结互助，共同反殖反霸。

因此，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被提上了第三世界国家的议事日程。1961年3月11日，印度尼西亚发出倡议，在万隆会议的基础上，应尽快筹备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然而，中印两国对会议的筹备过程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随着中印边界形势的变化，中印关系走向低谷，中印矛盾对最终第二次亚非会议未能如期召开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中印的“全球南方”问题之争，对“全球南方”产生了多重影响。第一，削弱“全球南方”内部的合作动力。中印作为“全球南方”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印度意图将中国从“全球南方”阵营中排挤出去，意味着中印在“全球南方”框架下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方面的合作动能明显减弱，这将削弱“全球南方”内部的合作动力。

第二，加剧全球集团阵营对抗趋势。印美的战略走近，增大了西方分化“全球南方”的可能性，使西方决策者能够利用中印分歧，削弱“全球南方”的团结，阻止全球经济改革。如此一来，“全球南方”的合作充其量只会在纸面上存在，其塑造全球秩序的愿景很难成为现实。

第三，破坏既有的中印多边合作机制。近年来，印度刻意在地区及全球治理、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突出与中方的分歧，在安理会改革、核供应国集团扩员等议题上与中方展开激烈交锋。印度希望避免多边机制成为中国崛起的助推器，例如，在金砖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内部，印度不但很少做促进团结之事，甚至还会做一些拆解动作，这可能导致这些合作机制的“失能”。

第四，导致地区问题政治化和国际化。如前文所述，印度挑拨我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关系，这可能会导致地区问题政治化和国际化。

中印协同是“全球南方”的可能出路

中印的“全球南方”问题之争本质上是一种国际地位之争。虽然中印都想提高国际地位，但地位竞争并不是零和博弈，因为地位竞争通常涉及“俱乐部商品”而不是“地位商品”。只有当地位被视为绝对意义上的稀缺“地位商品”时，地位竞争才会是零和博弈。

而就“俱乐部商品”而言，一国获得地位并不意味着另一国绝对会失去地位。“全球南方”并不是一个有着明确成员、战略目标和体制机构的国际组织或国家集团，而是一个具有相似历史经历和发展水平，在西方主导的现行国际体系中相对处于弱势，同时又具有强烈独立意识和发展诉求的发展中国家群体。

在俄乌冲突中，绝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并未随西方起舞，选边站队，这无疑凸显了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战略自主。在此背景下，争夺成为这一群体的“代表”，可能暗含着让“全球南方”国家“选边站队”的意图，而这将进一步导致“全球南方”的内部分裂。

“全球南方”的未来取决于这些国家能否共同努力，以建立一个更加稳固、包容和繁荣的全球秩序。“全球南方”兴起的变革性意义在于，发展中国家正在成为国际事务中的主体。“全球南方”要求世界重视它们的优先事项，并在全球政治经济中更加关注它们的议程。只有通过协作、理解和共同目标，才能克服分歧，推动“全球南方”的愿景成为现实。因此，中印协同、集体领导才是“全球南方”的可能出路。

当然，“全球南方”未必需要实质化。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全球南方”视为东西阵营对抗，特别是中美博弈的“第三方力量”，构建“中国不属于‘全球南方’”的叙事，实质是为了拉拢更多发展中国家“选边站队”、联手抗华。这更加说明，目前“全球南方”并不是与发达国家二元对立的国家集体，而是与发达国家相互嵌入，是全球体系的一部分。“全球南方”国家需要集体领导，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才是“全球南方”国家想要建立的国际秩序。

对中印而言，“全球南方”不应是排斥性框架。只有中印协同合作，才能真正推动全球秩序向更平等、更安全、更公正方向发展。实际上，中印在“全球南方”议题下具有广泛的合作空间，中印的共同利益使得双方必须站在同一战略平台上。

第一，从历史上看，直到20世纪中期，中印都是欧洲殖民统治和剥削的受害者；独立后早期，它们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下几乎没有外交政策自由；直到金砖国家等南南合作组织的出现和增加，中印才日益提高两国在世界政治中的话语权。

第二，作为亚洲第一和第三大经济体，中印在全球气候变化和改革战后全球金融机构等一系列问题上有共同利益。

第三，中印之间存在“共同的亚洲命运”的叙事，双方可以通过集体协作塑造这一命运。虽然这一叙事基于相对乐观的态度——中印作为新兴的世界经济巨人将有能力重塑以亚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但并非没有现实可能。印度为2023年G20峰会确定的主题“同一个地球，同一个家庭，同一个未来”，与中国一直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出奇地相似，表明了“共同的亚洲命运”实现的可能性。

印度“全球南方”政策对中国的影响，也不完全是消极的。印度在担任G20轮值主席国期间多次强调“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声”，团结“全球南方”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粮食危机、能源危机等，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向世界阐明“全球南方”的关切和优先事项。印度如果能积极承担其地区大国责任，也有利于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平的方向发展。

对于印度的这些努力，中国乐见其成。未来，中国在“全球南方”议题上，应坚持“你打你的（牌），我打我的，不随风（印）而动”的原则，依托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以共同构建“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积极构建中国版“全球南方”话语体系。

来源: 虎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