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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城联储主席保尔森发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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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匹配数据
美国信用评级再遭下调,历史会重演吗?华尔街老将认为,制度调整已避免强制抛售,本次评级下调对市场影响或“无足轻重”,无需过度恐慌。
美国信用评级再次遭遇下调,美债市场又将迎来2011年的暴动时刻?
2011年,标普下调美国信用评级之后,美股遭遇了大幅抛售,标普500指数当天跌超7%。美债也经历了大抛售,推动10年期美债收益率大幅攀升16个基点。
不过,对于穆迪下调美国评级后的市场反应,华尔街老将Jim Bianco认为,本次评级下调或将成为一场“无事发生”的表演,对市场的实际影响可能“无足轻重”。
他认为,2011年标普下调评级后,市场的恐慌在于美国国债可能不再符合合格抵押品的条件,很多机构是被迫抛售美债。Bianco称:
2011年之后,这些合约被重新撰写,将对证券的要求调整为"政府证券",取消了对信用评级的特定资格要求,评级变动不会再触发强制的措施或抛售的行为。因此,这不会强迫任何人在周一做任何事,什么都没改变。
回溯2011年8月,当标普首次将美国从AAA下调至AA+时,市场经历了恐慌性时刻,尤其是美债市场一度遭遇大幅抛售。
在评级下调当日,10年期美债遭遇大幅抛售,收益率上行16个基点,2年期美债收益率则先上行3个基点,
对于美债市场前期的大幅抛售,Bianco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时之所以"天塌下来",是因为大量衍生品合约、贷款协议和投资指令禁止使用任何非AAA级别的证券。
"当时的恐惧在于美国国债可能不再符合合格抵押品的条件,这可能导致一些人违反投资指令或陷入技术性违约。”
换而言之,2011年时候,很多机构是被迫抛售美债,引发了美债市场的恐慌时刻。

值得注意的是,在起初大涨之后,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个月内大幅下行56个基点,从3%降至2.1%。2年期美债收益率在一个月内下行9个基点。分析认为,主要有以下三大原因:
尽管评级下调利空美债市场,但是避险需求推动,投资者反而抢购美债,这就是为什么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随后一个月内大幅下行的原因。
当时宏观面还面临着全球经济经济放缓和欧债危机余波未了的背景下,美债仍然被视为最安全的流动性资产。
在评级下调之后,投资者预期美联储会进一步宽松政策以对冲评级影响,因而纷纷买入债券,也压低了美债收益率。
2011年美债收益率在评级下调当天出现的问题,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因为制度已完全调整,评级变动不会再触发强制的措施或抛售的行为。
据Bianco分析:
“2011年之后,这些合约被重新撰写,将对证券的要求调整为"政府证券",取消了对信用评级的特定资格要求。
正是因为这一变化,2023年8月惠誉将美国评级下调至AA+时,对债券市场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最后,Bianco表示,从技术上讲,穆迪下调美国信用评级甚至没有改变美国的整体信用评级,因为此前美国评级本来就被分成了AA+,现在则统一被评为AA+。

综合多家媒体报道,美联储已决定在未来几年减少10%的员工,以体现其“对公共资源负责任的管理”。
报道称,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一份内部电子邮件中表示,他已经指示美联储理事会及其遍布全美网络的领导层“寻找渐进的方式,在适当的情况下整合职能,实现部分业务流程的现代化”。
鲍威尔在邮件中要求“确保我们的规模合理,并能有效履行法定使命”他提到,“未来几年,我们的整体员工规模将比现在减少约10%。”
目前,位于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委员会约有3000名员工,而整个美联储系统的总人数为24000人。按照这个数字,缩减10%的员工就意味着减少近2400人。
这一决定正值特朗普政府呼吁大幅削减联邦机构开支之际。先前,特朗普任命马斯克领导“政府效率部”(DOGE),帮助其大幅削减联邦开支、大规模裁减联邦雇员。
本月早些时候,马斯克表示,他正在考虑派遣政府效率部团队前往美联储,并称美联储华盛顿总部耗费大量资金的翻新工程是政府铺张浪费的一个例证。
但媒体报道提到,有知情人士透露,本次缩小员工规模的计划是美联储内部自行作出的,并非出于政府效率部的要求。
鲍威尔在写给员工的信中写道,美联储将“向截至2027年12月31日完全符合退休资格的员工提供一项自愿延期离职计划”。
鲍威尔表示,美联储作为“公共资源的审慎和负责任的管理者”,必须确保预算“以使命为导向”。“实践表明,对任何机构来说,定期重新审视人员配置和资源使用都是健康的。”
鲍威尔补充道:“我相信,现在是时候再次以同样谨慎和深思熟虑的方式进行这项工作了。”
另一位消息人士称,美联储还将采取“自然”减员的方式,即不替换已经退休或自愿离开的员工岗位。目前,美联储已实施招聘冻结措施。
4月金融数据有三个不寻常信号值得关注:一是存量财政政策的落地加速,既对二季度经济形成支撑,也降低了短期内出台增量政策的必要性。二是金融数据结构上出现了“财政化”的趋势,这不仅体现在政府债对于社融的明显带动,也体现在政府相关项目对于信贷投向的“主导”。三是股市上涨带动非银存款多增,进而推升M2。具体来看:
一是存量财政政策的落地加速。这既对二季度经济形成支撑,也降低了短期内出台增量政策的必要性。
存量财政政策的加速一方面体现在特别国债发行的“快速启动”,今年两会确定发行规模后,特别国债于4月底就开始发行,较去年节奏更快(去年5月中旬开始)。相应地,今年以来国债发行规模更高、发行进度更快,是支撑政府债融资同比多增的核心力量。

另一方面体现在支出端的“发力”。4月,政府债融资大幅新增9762亿元的同时,财政存款仅新增3710亿元,表明财政支出发力的态势延续。微观数据亦可印证,4月以来以房建项目为代表的资金到位率显著提升。

二是金融数据结构上出现了“财政化”的趋势。
首先,4月新增政府债融资占新增社融比重达83.9%,有数据统计以来第四高,仅2024年4月、7月,2023年10月高于这一数值。后续随着地方债发行进度的加快,预计金融“财政化”的趋势还将强化。
其次,尽管4月特殊再融资债的发行规模进一步回落,但地方债务置换仍对企业贷款仍有一定“缩量”影响,当月企业中长贷同比少增2505亿元,是人民币贷款的主要拖累项。
再者,外部关税冲击抑制国内外贸企业融资需求,企业贷款内部可能也以政府主导项目为主,如“两新”、“两重”、和科技创新企业。

三是股市上涨带动非银存款多增,进而推升M2。4月M2同比增速大幅抬升,主要源自非银存款贡献。非银存款多增,主要和股市回暖有关,这背后是中央汇金发挥类“平准基金”作用、央行配套提供再贷款支持等“稳市场”政策发挥了积极成效。回溯过往,非银存款显著多增带动M2增速回升的情况,也多出现在资本市场上涨时期,如2024年“924”之后的股市,2023年末开启的一轮债券牛市等。

据一项官方估算,共和党大规模减税草案未来十年将使联邦财政增加3.8万亿美元(4万9200亿新元)赤字。独立分析人士指出,这一数字掩盖了财政真实承压的程度。
预算专家在计算税法财政影响时通常以10年为一个评估期。但特朗普最新税改案中小费和加班收入免税等承诺仅四年内有效。这一设定淡化了若相关条款延长所带来的潜在收入损失,而国会倾向于延长此类减税规定。
到2035年,美国联邦债务占GDP之比料将超过118%,未来将新增的举债需求令投资者和经济学家担心美国证券吸引力恐将下降。
共和党人迅速为减税规模辩护,称这些政策将刺激经济增长,并在特朗普关税政策的配合下,为联邦财政带来数万亿美元新增收入,他们还不忘提到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将帮助节省财政开支。
众议长迈克·约翰逊力图在本月内推动众议院通过减税法案,计划在为新税务优惠提供立法支持的同时,将特朗普2017年设定的低税率永久化。
中间派财政监督组织“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CRFB)的分析显示,如果将新减税激励延长至十年,带来的赤字总增幅将达5.2万亿美元,高于国会税收联合委员会预估的3.8万亿美元。若考虑对低收入群体的医疗补助(Medicaid)及其他项目的削减,CRFB估算赤字净增幅为3.3万亿美元。
CRFB高级政策主管马克·戈德温表示,尽管两党此前都使用过“预算技法”来粉饰财政影响,但共和党税改草案中隐藏的影响规模令人震惊。
“他们把条款设置为临时性的全部原因就是为了降低账面成本,”戈德温说,“本质上在掩盖额外支出。”
特朗普及其内阁成员辩称,官方的成本评估并未计入因加征关税而带来的数千亿美元新增财政收入。他们还声称,监管松绑将减轻企业负担,进而提振经济。
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杰森·史密斯在提到税改案时表示,“它会让经济彻底腾飞”。其提到的法案内容包括:某些企业投资项目可100%抵扣税前成本,对建厂提供激励,以及为所谓“穿透实体”减税。他表示,这些政策将对经济产生“巨大影响”。
(译者注:所谓“穿透实体”是指企业利润由个人纳税人直接申报的经营结构。)
史密斯还声称,若法案中拟议的1.5万亿美元支出削减能够落实,将成为美国立法史上最大规模的财政压缩。他反驳减税会推高赤字的批评,称造成赤字的真正问题在于支出过大。
史密斯指出,目前联邦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约为17%,与过去50年的平均水平大致相当,而新法案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延续现行税法。
来自保守派智库Heritage Foundation的财政专家理查德·斯特恩表示,特朗普的减税、节支和监管松绑措施如果结合起来,未来十年赤字增幅可能不到2万亿美元。
“支出削减不会抑制经济增长——它们并未削减关键服务,也不会妨碍商业活动,”斯特恩说,“削减的主要是浪费性和欺诈性支出。”
众议院计划下周表决该减税法案。参议院领导人表示希望在7月4日前通过法案。
即便不考虑新增借款需求,美国当前的债务规模也已经够让财政官员担忧的了,包括财长贝森特在内的多数观察人士都认为当前债务趋势不可持续。近年来,美国每年财政赤字接近2万亿美元,占GDP的比例超过6%。
根据无党派机构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估算,照当前趋势,联邦债务占GDP比重将在四年内创下历史新高。
特朗普将这项立法称为“超大、超漂亮一揽子法案”。巴克莱银行经济学家在周三发布的研报中以《超大、超漂亮赤字》为题回应,称长期美债投资者恐怕不会喜欢这个“大漂亮”。
智库两党政策中心的财政专家、前国会共和党顾问威廉·霍格兰估算,由于多项新税收激励计划四年后到期,法案节省了约5000亿美元预算成本。
草案中针对老年人的抵税条款设定为四年后终止,儿童税收抵免额的提高将于2028年12月31日结束。
“这是税法起草人一贯采用的老把戏,”霍格兰说,“从财政角度讲,它掩盖了法案的真实财政影响。”
川普中东走一圈,“大单”签到手软,引爆了AI投资狂潮,中东砸了数万亿押注,全球AI竞争格局将被重塑?
据央视此前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13日至16日访问沙特、卡塔尔和阿联酋三国。综合媒体最新报道,为期四天的中东之行中,沙特、卡塔尔和阿联酋承诺斥资数万亿美元,以换取尖端AI芯片的供应,加速其AI领域的开发。
不仅有英伟达向沙特交付1.8万颗顶级AI芯片,高通、IBM、Alphabet等巨头也纷纷宣布联合投资,而且星际之门或也将落户中东,此外特朗普还取消了拜登政府的AI芯片出口限制,为中东AI发展铺平了道路......
分析认为,凭借丰富的能源资源和雄厚的财力,五年后世界最强大的AI数据中心将会在中东,而不是美国。
此次访问不仅仅是一场外交活动,更代表着一次战略性技术转移,它有可能催生新的人工智能超级大国,同时将海湾石油国家的财富引入美国企业。
在特朗普中东之行中,中东国家拿出了满满的诚意,阿联酋承诺在未来十年内投资1.4万亿美元,沙特阿拉伯承诺在四年内投资6000亿美元,卡塔尔追加2000亿美元,总投资规模令人咋舌。
投资领域涵盖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半导体、国防和能源项目。这些交易得到了包括马斯克、奥特曼、拉里·芬克等科技和投资界重量级人物的支持,他们均随特朗普一同访问中东。
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正在建设规模庞大的数据中心并购买美国最先进的AI芯片,具体来看:
此外,交易核心包括特朗普政府取消前任拜登政府对中东国家的AI芯片限制,允许中东获取美国最先进的芯片技术扫清了障碍。
这一系列的投资揭示中东的AI野心,沙特阿拉伯的目标是成为可以媲美硅谷的AI中心,阿联酋则希望在2031年成为全球AI领导者。
外界普遍认为,这不仅是简单的商业交易,而是一场全球AI力量格局的深刻变革。凭借丰富的能源资源和雄厚的财力,中东国家正在迅速构建可能在五年内超越美国的AI数据中心。
中东国家正利用其独特能源优势抢占AI高地:
AI数据中心需要巨大的电力支持,美国没有足够的能源资源来建设全球所需的所有数据中心,美国能源专家指出,美国今年最大可用电力仅约50吉瓦,仅足以支持约25000块英伟达最新AI芯片。
相比之下,石油富国的海湾国家拥有充足的能源,能够迅速建立支持10万块以上芯片的数据中心。阿布扎比新宣布的AI园区将拥有5千兆瓦的电力支持,是美国境外最大的此类项目。
过去几年,包括OpenAI的Altman在内的美国科技巨头一直在该地区寻求融资和合作。由于人工智能开发成本高昂且能源密集,他们不得不将目光投向硅谷以外的地区来筹集资金。
对此,有分析认为,这可能意味着到2029年,世界上最强大的数据中心将位于中东,而不是美国。此次访问代表着一次战略性技术转移,它有可能催生新的人工智能超级大国,同时将海湾石油国家的财富引入美国企业。
这些协议的达成并非没有争议,美国政府部分部门对向中东地区出口如此规模的高端芯片表示担忧,在中东建立一些全球最大的数据中心,可能会使海湾国家成为美国人工智能的竞争对手。
展望未来,随着这些交易的落实,全球AI发展进入新格局,中东将凭借其能源优势和先进芯片的获取权,成为AI计算基础设施的重要枢纽。
正如媒体评价,这次到访让“海湾石油王国”从人工智能的新手变成了人工智能的权力掮客。
自上任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一直以“美国优先”、“将制造业带回美国”的口号对全球各国挥舞“关税大棒”。然而实际上,早在那之前,有一个行业就已经在努力将业务带回美国,那就是半导体行业。
然而,特朗普当前的“努力”却让半导体业潜在的繁荣蒙尘。
当前,美国政府正采取下一步行动,计划对关键进口商品征更多关税,并对计算机芯片和芯片制造设备的进口展开调查,而此时半导体领域的深度投资才刚刚开始对供应链变革产生积极影响。
分析人士警告称,新关税加上政府欲对《芯片与科学法案》修改的威胁,可能会大幅延缓美国为确保在人工智能发展中保持竞争优势而设立的目标。
国际数据公司(IDC)分析师、Mario Morales表示,“你现在已经开始看到一些影响。三星宣布推迟得克萨斯州晶圆厂的建设。该工厂原本计划2024年投产,现在推迟到2028年。
“我认为一些公司之所以推迟,是因为它们现在知道可能无法获得资金,或者因为新贸易政策相关法案的不确定性。”他补充说。
众所周知,特朗普政府将芯片生产视为一个国家安全问题,它想减少美国对进口芯片的依赖。其还打算探讨计算机芯片生产过于集中、外国政府补贴等各种因素对美国竞争力的影响。
弗雷斯特研究公司(Forrester Research)高级分析师Alvin Nguyen表示,政府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将导致供应链影响方面的混乱,“因为要追踪材料和制成品的生产和组装地点非常复杂”。
例如,在关税持续不确定的背景下,视频游戏公司已开始提高游戏设备价格。
Alvin Nguyen指出:“对于半导体,我们可能会看到某些产品由于成本而不再有生产的必要——比如任天堂Switch 2,而IT采购的价值也在下降。”
由于零售商评估关税的潜在影响,备受期待的任天堂Switch 2的预定在4月被推迟。任天堂后来证实,部分Switch 2配件将进行价格调整,新机售价暴涨50%至449.99美元。
大萨克拉门托(一个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中部、萨克拉门托河流域上的城市)经济委员会主席兼CEO巴里·布鲁姆表示,他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旨在重组全球关系。但他同时指出,他希望谈判“迅速结束”,因为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不利于市场。
“如果关税被用来作为杠杆,在未来两三个月内达成更好的协议,那么我们将很快回来,并将从中受益。但如果它们被视为长期政策,我认为这真的会阻止资本市场把真金白银放到谈判桌上。”他说。
事实上,早在特朗普发动“贸易战”之前,美国的半导体行业正在努力将业务带回美国,而且发展趋势良好。近年来,在政府激励措施的帮助下,美国及海外科技公司都在美投资了数千亿美元,用于支持全美各地的半导体业务——研发、制造和设施现代化。
美国半导体行业的增长在大萨克拉门托地区表现得最为明显。多年来,这里的科技领袖和立法者一直在寻求提高加州在生产芯片的能力,这些芯片被广泛用在汽车、冰箱和智能手机等日常必需品。
聚集在硅谷外围城市的半导体巨头——英特尔、AMD、博世、三星和美光,正依托英特尔1984年在萨克拉门托县设立园区时奠定的科技基础展开布局。
尽管美国是某些类型半导体芯片的主要生产国,但根据半导体行业协会(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的数据,美国在全球芯片生产中所占的份额(以数量而非美元价值衡量)从1990年的37%降至2022年的10%。因此,该国严重依赖从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进口先进芯片。
台积电等主要制造商正在投资在美国建立工厂,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前总统拜登执政期间出台的激励措施。《芯片法案》于2022年在两党支持下通过,旨在重振美国半导体制造业,同时增强美国在军事技术方面的优势,并最大限度地减少未来供应链的中断。
根据半导体行业协会和波士顿咨询集团2024年5月的一份报告,由于《芯片法案》,美国的半导体制造能力预计在未来几年将增加两倍以上,这是同期世界上最高的增长率。
印巴激烈冲突,助攻国产战机成了网络上的流量担当。
一百次军事演习不及一次实战效果。中国歼-10CP战斗机在南亚空域中大显神威,不仅扭转了此前的地区战略局势,更被看作我国对外军售的活广告。
“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战争背后是赤裸裸的利益纷争和隐秘的财富流动。2024年全球武器销售规模创下冷战后最高纪录,达到11161亿美元。
尤其是美、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更加擅长趁乱取利,大发战争横财。它们甚至会刻意制造地缘冲突和紧张形势,贩卖“安全焦虑”,借此攫取巨额利益,顺手又将灾祸留给他国。
二战期间,作为欧洲战场“弹药库”,美国五大军工巨头由此发迹。后又经历冷战、两伊战争、中东战争,超级军工复合体的联盟体系逐渐形成,进一步扩大了行业利益。
我国武器产品在本次印巴冲突中大放异彩,但从历史上来看,中国一贯倡导以和平对话方式解决争端,更是没有走上西方国家的军工复合体道路。
歼-10C取得碾压式胜利,擦亮了中国武器装备的金字招牌。不过,放眼全球,大发战争之财的,依然是欧美军工巨无霸。
“美利坚就是军工复合体,军工复合体就是美利坚。一部美国史,就是军工复合体的发展史。”
政治评论界的这个论断,精炼地展示出了美国靠军工体系在全球大发战争财的真实历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工产业大爆发,如今声名显赫的五大军工巨头,包括洛克希德·马丁、波音、诺斯罗普·格鲁曼、雷神和通用动力都由此发迹。
杜鲁门主义的出台,标志着冷战全面开始,美国军工企业开始和政府利益高度关联,随后与贸易商、政治掮客、智库等勾连为利益联盟。在此之后,美国军工复合体如同梦魇一般,几乎出现在全球所有大大小小的战争之中。
借助政治、货币霸权,美国假借“安全”名义,向全球贩卖军火,或制造混乱,炮制安全焦虑,坐收渔翁之利。
近些年来,俄乌冲突、印巴纷争纷至沓来,美国军火商赚得盆满钵满。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统计,美国武器出口在2014-2018年和2019-2023年之间增加了17%,全球市场占比达到42%,接近一半。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已向乌克兰提供超过450亿美元的军事装备,侧面助攻洛克希德·马丁股价最高上涨52%。
美国口头上给这些同盟给予“安全保障”,但给出的报价却丝毫不留情面。
在欧洲,北约国家武器进口量增长105%,其中64%流向美国军火商,德国将花费84亿美元购买F-35战机;在东亚,日本计划斥资211亿美元购买美制“战斧”巡航导弹和“标准-6”防空系统;
在中东地区,沙特购买美国THAAD反导系统,花费370亿美元,相当于该国一年教育预算的三倍;以色列每年接受美国38亿美元军援,当以军的 “铁穹”拦截哈马斯火箭弹时,每枚耗费4万美元的价格,最终造福雷神公司的股东。
如今的世界很不太平,但这就是军火商的摇钱树。世界武器贸易分析中心发布的2024年武器出口排行榜上,美国依然牢牢占据首位,总额高达423.3亿美元,同比增长近30%,相当于第二名到第七名的总和。

传统大厂高歌猛进,军工新秀也是急速成长。科技大佬彼得·蒂尔(Peter Thiel)从PayPal反欺诈技术中汲取灵感,创办了军工型大数据公司Palantir,凭借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迅速成为美国军方、CIA、FBI等部门的重要合作伙伴。

借助AI技术,Palantir在2024年斩获美国军方12亿美元的合同,晋升为美股当红炸子鸡。股价自去年以来暴涨6倍,并且利润以翻倍规模增长。
只有动乱,才有利益。就像《战争之王》的主角尤瑞·奥洛夫在报纸上看到战争新闻时,他并不关心人员伤亡,而更关注哪里有更大的需求。
军火商利益至上,促动美国军工复合体更加积极地操纵世界局势。阿根廷推动区域防务体系时,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提高其军事采购的比例要求;联合国呼吁筹集40亿美元应对非洲饥荒时,美国却在埃塞俄比亚推销“死神”MQ-9B无人机,而埃政府却用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援助贷款支付首期货款。

这些积极操控的结果就是,2024年全球百大军工企业排名中,美国独占48席,美国企业收入占据一半。当世界地图冒出红色的警报,爆发冲突的双方不免流血牺牲,这些企业却永远都是赢家。
在俄乌冲突中大赚特赚的不仅有美国,更有乌克兰以西的欧洲军工企业。
“客户正在购买工厂里的所有产品。”欧洲最大弹药制造商莱茵金属首席执行官Armin Papperger曾公开表示,“公司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增长,离成为全球防务冠军企业的目标越来越近。”
得益于乌克兰和德国的需求增长,莱茵金属今年第一季度的销售额暴增73%,调整后利润几乎翻倍,车辆系统部门增长93%,武器弹药上升66%。
今年以来,莱茵金属股价狂飙180%,市值上升到770亿欧元,比欧洲第一大汽车公司德国大众还多220亿欧元。当莱茵金属的KF-41“山猫”步兵战车驰骋在乌克兰战场,欧洲资本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者乐开了花。
世界纷争不止,军工资本永不眠。俄乌战场打响第一枪后,欧洲兵工厂彻夜通明,炮弹发射出的全是金钱的味道。
2019-2023年,全球军售格局中,俄罗斯的武器出口下降超过一半(-53%),而法国武器出口增长了47%,超过俄罗斯成为世界第二大武器供应国,主要卖给印度和卡塔尔;意大利增长86%,主要输送给中东地区。“世界火药桶”的火苗越烧越旺,离不开欧洲军工企业的吹风。
2021年以来,欧洲军工产业强劲复苏,该领域投资激增64%。欧洲十大军工企业积压的订单从4年前的2220亿美元膨胀至2024年的3620亿美元。

这是二战之后,欧洲军工行业再一次重新进入扩张期。尤其是欧盟提出“重新武装欧洲”+“防务独立”的纲领后,欧洲军费开支增幅显著,防务预算突破GDP的2.5%临界点。
2024年,北约成员国均增加了军费开支,总开支高达1.5万亿美元,占全球总开支的55%。二战之后转型为民用产业的巨头们又开始蠢蠢欲动,奔驰的流水线曾创造了虎式坦克的钢铁洪流,如今正将自动驾驶技术注入装甲车;宝马的实验室里,正在研发能够适应零下50度严寒环境的第六代战机引擎。
当前,莱茵金属的弹药产量已超越美国,欧洲“防务一哥”英国BAE系统计划将155毫米炮弹产能提升至现有水平的8倍,但即便如此,依然无法满足需求,BAE系统在2024年斩获337亿英镑的超级订单,目前积压的订单就高达778亿英镑,刷新历史纪录。
而且,欧洲还祭出了自己的产业振兴和“军民融合”计划,每年5640亿欧元的防务预算中,40%将定向补贴给军民融合企业。
据称,欧洲也有计划推出类似美国军工复合体的联合模式,这种“防务产业化”+“一体化”的方案,正在催生欧洲版的“军工-民生”复合经济生态。
曾几何时,国际军火买家只能在美制、欧制或俄制之间选边站队。
印巴冲突中的惊艳亮相,打破了欧美高端战争装备的神话,粉碎了“中国只能跟随模仿”的偏见。如今,中国军工产品成为国际军售中新的平衡者。
但由于政治、安全、经济等因素,我国军贸发展受政策影响一直非常大,军贸销售产品作为“两用物”,出口严格受限。军贸出口为许可制,需经国防科工局审批,目前有长征国际、精密机械进出口、中航技、北方工业、保利科技等十家企业。
但和洛克希德马丁、雷神、诺斯罗普·格鲁曼等美国巨头相比,我国对外军售不可能单纯以规模及市场利益为首要原则。与此同时,我国军工集团还涉猎庞大的民品产业,形成多元经营的局面,如中航工业旗下就有飞亚达、深天马、天虹商场等非常市场化的资产。
中航工业集团的一位原高层负责人曾对笔者说:“要用民品的利润反哺军品,军品的技术赋能军品,形成一张巨大的价值网。”
但民品行业受市场环境影响较大,且竞争激烈,零售、面板、钟表、汽车零部件等业务表现不佳。因此,我国军工集团普遍规模庞大,但和美国同侪相比,盈利水平相对孱弱。

根据《财富》500强数据显示,洛马在2023年收获利润69.2亿美元,是中航工业集团的4.2倍,兵器工业集团的3.6倍,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的2.7倍。雷神、通用动力和诺斯罗普·格鲁曼的盈利能力也十分突出。
当然,随着自主研发水平的不断提升,我国军工产业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中航电测重组中航工业成飞,让外界对我国最先进战机研制企业有了更全面深入的了解。
今年 1 月 6 日,中航工业成飞完成交割过户,但财务状况并未纳入报表。根据此前的数据,2020-2023年,成飞营收从422.4亿元增长至749.7亿元,归母净利润由14.3亿元上升到24.2亿元。预计2025年,成飞营业收入将超800亿元。
但成飞净利润率仅有3%,远低于洛马的10%,通用动力的8%,雷神技术的6%。
航空工业成飞是我国航空武器装备体系中的明珠,先后研制生产了歼-5、歼-7、枭龙、歼-10、歼-20等有人机,以及翼龙、靶机等无人机。
普遍来看,外售军品价格普遍高于内需产品,有望突破国内军机定价机制的限制。以洛马公司为例,其2017-2023年的航空业务中,海外营收由73亿美元增长至90亿美元,海外营收占比长期在35%左右。
我国第一笔飞机军售要追溯到1980年4月,成飞与埃及签订了60架歼-7A的订单,标志着,我国实现了从军援到军贸的重大转变。

当前,“巴铁”是我国战斗机的最大买家,从歼-7、枭龙到歼10-CE,军贸有望成为成飞第二增长曲线。2022年,首批6架歼-10CE正式交付巴基斯坦空军,3年后,歼-10一战成名,中巴之间的航空防务合作开始被更多国家密切关注。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将开启”战争之王“的军售泛化路线。我国对外军售的原则是,提升接收国的自卫能力,不损害地区和平、安全和稳定,不干涉接收国的内政。
国防部发言人也多次公开表示,中国对军品出口一向采取慎重、负责的态度,对军品出口进行严格管理。相比欧美军工巨头这种战争机器,中国军工企业的经营战略明显不同。
《战争之王》电影中,军火大鳄尤里·奥洛夫在被抓后,神情淡然地对警察说道:“你们的大老板——美国总统,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军火贩子,他一天卖的军火比我一年卖的还多。”
军火贸易背后不仅是巨大的经济利益,更有隐秘的政治纷争。
据统计,美国建国248年来,只有18年没参与战争,美国挑起参与的战争可谓多如牛毛,其背后的利益动机显而易见。
包括以英法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对于战争也有着清晰的利益诉求。只是受困于综合国力,已经无法直接独立制造中大型的地区热战。
目前全球经济政治的格局决定了,无论是亲手制造还是间接引发他国冲突,美国军工复合体、欧洲军火企业们都能隔岸观火,坐收渔翁之利。加上政治、媒体、金融霸权,残暴嗜血的军火商大发战争之财的现状,在很长时间里都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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