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金融战遭到空前挫败

1、日本5月实际薪资连降第26个月

2、法国大选反极右阵线奏效，左派意外胜出但将出现悬浮议会

3、逾百位富商联名致信要拜登退选

4、英国新任首相宣布新内阁成员名单

5、美国通胀放缓，就业市场紧张但不过热

6、劳动力市场降温，“衰退”阴霾笼罩市场

周一公布的日本5月实际薪资下降1.4%，高于4月的下降1.2%，为连续第26个月下降，因日元疲软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推高进口成本。这凸显了通胀带来的痛苦正抑制家庭支出，并使央行货币政策正常化的努力变得更加复杂。

不过5月基本工资较上年同期增加2.5%，为1993年1月以来最大增幅。这一涨幅反映了劳资双方在年度谈判中同意的大幅加薪。

同时由于今年日本企业月薪资上调了5.1%，为33年来最高涨幅。5月劳动现金收入同比增加1.9%，高于前值，为11个月以来的最高增幅。

法国周日的第二轮大选形成悬浮议会，左派联盟出人意料地超越极右翼成为第一大党，因此各政党面临着组建政府的艰巨任务。

这次选举将使议会分为三大阵营--左派、中间派和极右翼，他们的纲领截然不同，也完全没有合作的传统。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还不确定。

目前的关键问题是，由强硬左派、绿党和社会党组成的左派联盟能否保持团结，并就未来的路线达成一致。

根据民调机构参照初步结果做出的预测，马克龙的中间派联盟将获得第二名，领先于国民联盟。民调机构益普索预测，在议会的577个席位中，国民联盟将获得120-134个席位，其盟友将获得14-18个席位。民调机构Elabe预测，国民联盟及其盟友将赢得136-144个席位。

据外媒报道，一个由顶尖商界领袖组成的团体正在加大向拜登的施压力度，用联名写信的方式力劝他就此放弃连任竞选。联名信副本显示，签字者多达168人，其中包括Christy Walton、Michael Novogratz和Paul Tagliabue。他们表示美国的民主将在11月面临重大考验。目前这三人都还没有捐款支持拜登争取连任。

当地时间7月5日下午，新上任的英国首相斯塔默组建内阁，任命工党副党首安吉拉·雷纳为英国副首相，瑞秋·李维斯为财政大臣，大卫·雷米为外交大臣，约翰·希利为国防大臣。据悉，瑞秋·李维斯为英国首位女性财政大臣，毕业于牛津大学，曾在英格兰银行就职，2020年起在斯塔默的影子内阁中担任财政大臣；大卫·雷米此前在斯塔默的影子内阁中担任外交大臣，曾在前首相布莱尔和布朗的内阁中任职；约翰·希利曾在布朗政府中任职。

美联储最新公布的半年度货币政策报告显示，美国通胀正在缓解，就业市场已恢复到由于疫情使美国经济陷入混乱之前的“紧张但不过热”局面。报告称，在住房服务这一关键领域，价格上涨速度回到疫情危机前的水平可能只是时间问题。与此同时，就业市场“在今年上半年继续恢复平衡”。由于许多经济部门的职位空缺减少，劳动力需求有所缓解，而在移民强劲增长的支持下，劳动力供应继续增加。报告认为，劳动力需求和供应之间的平衡似乎与疫情爆发前的情况类似，当时劳动力市场相对紧张，但没有过热。此外，名义工资增长正继续放缓。

上周五公布的美国6月非农就业人数增长20.6万人，高于市场预期，但前两月的数据大幅下修，失业率则进一步走高至4.1%。相比于就业人数，市场更加关心失业率，这主要是因为“萨姆规则”的“衰退”魅影。

萨姆规则”指出，如果失业率3个月移动平均值比12个月内的最低点高出0.5%，则表明美国已进入经济衰退的早期阶段。最近3个月美国失业率均值为4%，12个月内低点为3.57%，差值为0.43%，进一步靠近0.5%的“临界值”。如果分别计算美国51个州和特区的失业率，截至今年5月份，已经有21个州触发了“萨姆规则”所提出的“衰退”信号。

衰退到底是已经触发，还是“狼来了”暂时犹未可知，仍需进一步观察。但劳动力降温趋势明确。芝商所（CME）美联储利率观察工具显示，6月非农数据公布后，市场提高了对9月降息的押注，9月降息25个基点的概率从一周前的64%上升到77%左右。

16:30 欧元区7月Sentix投资者信心指数

23:00 美国6月纽约联储1年通胀预期

2024年伊始，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就预言，今年将是欧盟的“焦虑之年”，从外部的俄乌冲突和美国大选，到欧盟内部的政治换届，欧洲将遭遇空前的挑战。现在2024年已经过去一半，欧洲议会大选已尘埃落定，一切却依然显得很不确定。欧盟新领导层换届未见分晓，英法仓促举行国会选举，北约领导层换届也已启动，新的政治生态尚在酝酿之中，各种势力正在互相试探。值此多事之秋，欧盟的焦虑似乎有增无减。从政治精英到普通民众，人们惴惴不安地眺望着地平线上的风云开阖，中欧关系也因此蒙上浓重的阴影。在欧盟的多重焦虑之中，地缘经济焦虑显得越来越突出。

对自身竞争力下滑的担忧，是欧盟地缘经济焦虑的主要体现。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曾在2020年年初发出感慨，“欧洲不能沦为中美竞争的竞技场，而应该成为参与其中的竞争者”。她的言外之意是，欧洲在围绕“新兴颠覆性技术”展开的新一轮国际地缘经济竞争中，已被中美甩在后面，需要奋起直追。从那时起，探讨如何提升欧洲竞争力的智库报告和学术文章如雪片般涌现，欧盟和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等核心成员国关于科技政策和产业战略的文件也纷至沓来，光是欧盟出台的产业政策文件就不下580份，欧洲社会也多次掀起检讨美欧差距和建言欧洲产业战略的政策辩论的热潮。

然而冯德莱恩上任以来，欧洲在国际技术与经济竞争中的颓势不仅没有逆转，反而有所恶化。欧盟（不包括英国）的GDP总量在2020年相当于美国的73%，中国的104%，而在2022年则相当于美国的66%，中国的93%。2022年以来，俄乌冲突、巴以对抗和红海危机等一系列周边地缘政治变局，对欧洲而言更是雪上加霜，欧洲不仅陷入能源危机和经济滞胀的泥潭，而且出现产业空心化的迹象。

随着欧盟领导层换届的临近，欧洲政治决策层部分人士面对颓势与困境，产生愈加强烈的“竞争力焦虑”，因此掀起新的造势，意图对欧洲未来政治生态和政策议程施加影响。2024年2月，欧洲央行执行董事施奈贝尔直言，“欧洲正在输掉信息技术革命”；而曾经担任欧洲央行行长和意大利总理的德拉吉从4月下旬以来发表多次演说，强调“从长期看生产率水平就是一切”。这些人士对欧洲在“新兴颠覆性技术”领域相对于中美的差距痛心疾首，强烈主张借助欧盟“战略自主”框架，在产业政策、财政税收和资本市场等领域强力推进欧洲一体化框架，布局全欧洲协调一致的生产链体系，防范地缘政治风险。他们的演讲与报告凸显出欧洲决策层和政治精英的3个突出意向：经济问题“泛安全化”、外部供应链“去风险”和经济体系的“韧性”建设。

当前，“韧性”逐渐成为欧盟地缘经济焦虑的聚焦点，频频出现在欧盟政策文件和欧洲智库报告中。如何提升供应链“韧性”，乃至整个经济体系的“韧性”，成为欧洲决策层心心念念的政策目标。欧盟已出台约36份政策文件，将增强“韧性”视作提升欧洲对外竞争力的发力点。

关于“韧性”，目前并无公认的权威定义，究其本意是指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在经历了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带来的物资短缺、能源危机和经济动荡之后，欧洲决策层希望减少对中俄等国的“战略性依赖”，希望在技术研发、产品制造、物资供应和跨境贸易等经济运行的各环节，避免出现资源能源或特定产品急剧短缺的情形，避免相关价格的剧烈波动，使经济能经受住地缘政治震荡的冲击，保持平稳运行。在欧洲政治精英看来，增强“韧性”是“去风险”的核心目标。

为增强“韧性”，欧洲决策层在内部聚焦于那些大规模应用最新尖端技术的产业部门，如交通、能源、数字平台、银行证券、太空产业等部门，优化和强化对这些部门的欧洲一体化管理机制；在外部则追求“供应链的多样性”，借助欧盟“全球门户”架构和美国主导的“全球基建与投资伙伴关系”与“矿产安全伙伴关系”等小集团式多边协作架构，对“全球南方”中的亚太、中东、非洲和拉美的“战略支点”区域提供发展援助，以确保欧洲能持续获取“战略性”和“关键性”的资源与能源。

尽管内外政策不断翻新，欧盟对“韧性”的焦虑仍没有缓解。欧盟2023年6月出台的《欧洲经济安全战略》25次提到“韧性”，而欧洲议会2024年5月出台的经济安全现状评估报告，则32次提到“韧性”。

欧盟周边的地缘战略环境还在进一步趋于碎片化。面对冷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战略困境，欧洲政治精英莫衷一是，进退失据。拜登政府趁机组建各类“技术联盟”和“产业联盟”，诱逼欧盟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意图以“切香肠”式的小动作将欧盟纳入美国主导的战略同盟体系。不过，国际地缘经济竞争越来越白热化，美欧都希望由自己主导技术研发和产业升级的方向。美国借助《通胀削减法》等，推行以邻为壑，也将损害欧洲的产业政策。美欧经济竞争加剧，美国也已被欧盟视为“经济风险”的重要来源。另一方面，美国的选战正在展开，在美国政治权力交接尚不明朗的情况下，欧盟新一轮权力分配的格局很难确定下来，欧洲政治的演变仍将呈现波诡云谲之势。目前形势下，欧盟地缘经济焦虑只会不断加重。

黄金价格6月开始陷入区间波动，这是2024年2月以来的第一个没有创下新高的月份。灰色6月之后，黄金会变得更加闪耀吗？

在全球央行“淘金热”的驱动下，全球金价在2月中至4月中期间飙升了20%，5月涨势更是达到高潮，黄金现货价格触及2450.13美元的历史新高。但自那之后，一个个超预期的美国经济数据导致金价开始区间震荡，高金价也导致5月央行购金节奏暂缓。整个6月，黄金在窄幅区间内交易，最高点略高于2387美元，最低点略低于2287美元。

截至北京时间7月4日18:40，国际黄金现货价格报2359美元/盎司，近期有重拾涨势的迹象。

守住黄金，可能就是守住了钱包。渣打中国财富管理首席投资策略师王昕杰对记者表示：“我们长期仍看多黄金，主要是经过过去几个月的整固后，我们认为央行还是会维持加码，同时在地缘政治局面还是相对较高风险的情况下，我们认为未来12个月黄金可以达到2450美元。”

今年以来，央行的“淘金热”带动了全球投资者的购金热情，毕竟央行的买入量是一股难以抵抗的多头力量。

嘉盛集团资深分析师拉扎扎达（FawadRazaqzada）此前对记者表示，就黄金而言，最近几个月价格大幅上涨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央行的大规模购买。然而，在5月，中国央行结束了此前连续18个月的购金潮。但在他看来，只要央行不出售储备，对黄金价格的影响不会过大，黄金仍被投资者看好。

6月7日的数据显示，5月中国央行结束了自2022年11月以来连续18个月增持黄金的举措。当日，每盎司黄金价格下降超过67美元，一度跌至2307美元，跌幅接近3%。到周一（6月10日），黄金现货价格已经跌破每盎司2300美元，可见央行的影响力。

全球“央妈”确实是过去一年来最强有力的购金者。中国央行4月黄金储备环比增加6万盎司，实现“18连增”。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显示，2024年一季度全球央行净购金量达290吨，创下季度购金量的历史新高，土耳其、中国和印度领衔。

也有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这并不意味着央行购金趋势逆转，而可能是在高金价的背景下，央行放缓了购金的节奏，但多元化配置的趋势明显是在提速，尤其是在新兴市场央行之间。

各界预计，未来新兴市场仍将成为更主要的购金力量。世界黄金协会中国区CEO王立新日前对记者表示，欧美国家发展更早，对黄金的配置也更早，而早年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刚刚起步，需要留存外汇去满足外贸需求。随着这些国家家底变得更厚，且全球都出现了更强的多元化配置需求，黄金自然会被新兴市场央行增持。

除了央行，其实更多主权机构等“大资金”近年来都充分认识到了黄金在投资组合中的作用。

“目标日期基金之父”、美国富达投资大中华区投资策略及业务资深顾问郑任远近期对记者表示：“在投资组合中，如果只有两类资产（股、债），风险真的很难控制，只能择时。但择时并不是我们强项，因而在养老金投资中，越来越多机构选择配置黄金、另类资产甚至一些实质房地产来进行风险分散。”

以著名的挪威主权财富基金为例，该机构近年来也增加对黄金的配置，因为在机构看来，只要配置2%~5%的资金在黄金，就可以极大缓解组合的风险，因为很多风险是非线性的。

就中长期而言，世界黄金协会近期的一个调研也显示，地缘政治和金融环境变得日益错综复杂，使黄金储备管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现实意义。

据记者了解，2024年的央行黄金储备（CBGR）调查于2024年2月19日至4月30日期间展开。本次调查共收到70家央行的回复，其中29%的受访央行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黄金储备，创下2018年启动本项调查以来的最高水平。

受访央行继续购金的主要动机包括：重新平衡黄金的储备量；调整本国产黄金的购入量，以期达到更优的黄金战略储备水平；担忧金融市场的动荡包括危机风险增加和通胀的上升。

当前，中东冲突频仍、乌克兰冲突旷日持久。上述调查结果都是在当下地缘政治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得出的。从宏观经济层面看，全球通胀开始降温，但各地经济复苏速度并不均衡，金融体系潜在的脆弱性也令人忧心。因此，“利率水平”“通胀担忧”和“地缘政治不稳定性”仍是各经济体央行作出黄金储备管理决策的主要考虑因素，这一点与去年相同。

几乎所有央行都认为，美元在官方储备中的占比可能下降。根据发达经济体国家和新兴市场与发展经济体(EMDE)国家央行的反馈，他们对于黄金未来在全球总储备中所占份额更为乐观（相应地，对未来美元所占份额则更为悲观），而且发达经济体央行今年也明显转向相同的观点。

美元未来在全球总储备资产中所占的比例究竟能有多少？调研显示，69%的受访央行认为在接下来的五年中，美元储备所占比例将会下降，与2023年的55%和2022年的42%相比显著上升。69%的受访央行认为在接下来的5年中，黄金份额将会上升。这一比例高于2023年的62%和2022年的46%。

除了央行的“购买力”，多数投资机构仍认为金价将有上升潜力，美国降息“虽迟但到”的预期、多年的高通胀削弱了法币价值、寻求配置多元化的强劲诉求等都是支持金价的原因，目前瑞银等国际投行给出了每盎司2500美元的目标价，高盛则为2700美元。

世界黄金协会研究负责人安凯（JuanCarlosArtigas）此前就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一般而言，四大因素驱动金价——经济扩张水平、风险和不确定性、机会成本（利率）以及市场动能。

从短期的机会成本来看，历来加息的转折点都是金价腾飞之际。安凯认为，对于黄金这一非生息资产而言，降息意味着投资者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将降低，反之亦然。

“鉴于黄金在近期美元强势的情况下仍保持坚挺，如果美元从现在开始走弱，有理由预计黄金可能会创下新高。因此，需要密切关注即将发布的数据。任何进一步显示美国经济走软的迹象可能会增加市场对2024年多次降息的预期，并可能削弱美元的涨势，特别是相对于商品货币。”拉扎扎达对记者称。

本周五晚间即将发布的6月美国非农就业数据就备受关注。5月的该数据意外大超预期（超出近10万人），这也导致降息预期暴跌，冲击了金价和风险资产。此次，市场预计新增18万就业人口，前值为27.2万，失业率预计维持在4%，时薪增速预计从4.1%降至3.9%。

机构认为，好于预期的就业数据将巩固美联储“全年降息一次”的展望，从而利好于美元。反之，若数据偏弱，将刺激降息预期升高且利好于黄金和美股等走势。

多位交易员也对记者表示，黄金近期处于一个整固形态之中，但最近的走势表明潜在的突破。空头将需要施加显著压力，才能将趋势转向他们的有利方向。“现在黄金价格已突破短期阻力位2325美元，下一目标是突破下一个关键阻力位2365美元。突破这一水平将强烈表明看涨趋势已恢复。相反，如果2300美元的向下支撑位被果断突破，这可能会削弱我们的短期看涨黄金预测。”

在6月2日举行的墨西哥大选中，执政党国家复兴运动党候选人克劳迪娅·辛鲍姆以绝对优势赢得大选，成为墨西哥历史上首位女总统。在参众两院选举和州长选举中，辛鲍姆率领的国家复兴运动党所在竞选联盟也大获全胜，拿下参众两院多数席位和七个州长职位。

辛鲍姆在未来六年是否会继承现任总统洛佩斯的衣钵，继续推动“第四次变革”向纵深发展，是当下墨西哥民众关注的焦点。而随着墨西哥在全球价值链分量和地位的提升，日渐成为影响中美竞争博弈的重要因素，辛鲍姆上台后将如何处理对美对华关系，也将关系着墨西哥的前途命运。

从选举规模看，这场墨西哥史上最大规模的选举涉及9800多万选民，决定包括总统、128名参议员、500名众议员、9名州长在内的两万多个公职的归属，堪称“政坛大换血”“权力大洗牌”。墨西哥国内一些有组织犯罪团伙、特别是贩毒集团为了能够左右选举结果、扶持“自己人”上位，疯狂作案。有数据显示，去年10月以来墨西哥发生了60多起选举暴力事件，其中不乏勒索、绑架、凶杀等恶性案件，导致至少30名候选人丧命，数百人被迫退选。因而此次大选也被称作墨西哥史上“最血腥的选举”。

从选举过程看，总统职位的竞逐表面上是两个女人的对决，本质上却是两种理念的交锋。执政党国家复兴运动党、在野党联盟和公民运动党分别推选辛鲍姆、索奇特尔·加尔韦斯、豪尔赫·阿尔瓦雷斯三人出战。不过，由于阿尔瓦雷斯民调一直垫底，总统之争实际在两位女性候选人间展开。

辛鲍姆出身犹太裔高知家庭，拥有墨西哥顶级学府国立自治大学的物理学学士、能源工程硕士和博士学位，曾任职联合国政府间应对气候变化委员会，科研成果颇丰。2000年，辛鲍姆应墨西哥城市长洛佩斯的邀请出任该市环境局长，自此一路追随洛佩斯，历任首都区长、市长，被视作继承洛佩斯衣钵的“政治门徒”。竞选期间，辛鲍姆背靠洛佩斯的支持，主打女性“性别牌”和理工科背景的“专业牌”，高举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理念的左翼执政路线，收获民众的广泛支持，民调一路领先对手。

加尔韦斯则出身于偏远地区的贫穷土著家庭，靠自身努力成为了一名计算机工程师，又白手起家转战商界，被视作“草根逆袭”的励志典型。2015年步入政坛后，她先后担任首都区长、联邦参议员。加尔韦斯性格爽朗，言行衣着颇接地气，常出惊人言行。她不拘泥于传统的政治光谱划分，既支持推行私有化等新自由主义措施，又在堕胎、毒品、性别平权、帮扶妇幼等问题上保有进步立场。竞选期间，她抓住洛佩斯的执政短板猛攻，在底层民众特别是土著群体中收获不少支持。

根据墨西哥国家选举委员会的计票结果，辛鲍姆获得选票接近60%、超过3300万张，比加尔韦斯多出一倍，创墨西哥民选总统得票最高纪录。辛鲍姆所在竞选联盟也拿下众议院绝对多数和参议院相对多数席位，以及七个州长职位，堪称取得了从联邦到地方、从行政到立法的全方位、压倒性胜利。人们普遍认为，执政左翼的大胜是民众对洛佩斯六年执政的“信任公投”，反映出其力推的“第四次变革”契合国家和民众发展需要，也折射出民众对辛鲍姆延续左翼执政路线的强烈期待。

洛佩斯任内力推以人文主义为核心，以惠民生、促发展为导向的“第四次变革”，在打击腐败、消除贫困等方面成效显著，但囿于在野党强力掣肘，司法、能源、养老等领域改革推进不顺。辛鲍姆在竞选纲领中明确表示将推动“第四次变革再上一层”，且制定了清晰的“改革路线图”——《变革的一百个步骤》。鉴于执政联盟在府会全面执政的强势地位，预计辛鲍姆上台后将以更大决心、更大力度推进全方位改革，以回应民众诉求。

首先是改革司法和选举体制。辛鲍姆认为墨西哥的选举和司法部门机构臃肿、效率低下、成本高企，一些竞选活动耗资巨大，少数司法官员与利益集团相勾连，严重阻碍国家发展、妨害社会公平正义。为此，她主张修改宪法，规定从2030年大选开始全面禁止民选职位连选连任；大幅削减选举机构的权力，减少选举相关的财政拨款，降低选举活动的“商业化”色彩；大力惩治司法腐败，斩断法官与资本“权钱交易”的腐败链条，同时整饬监狱秩序，打击监狱内的腐败活动。

其次是做大社会民生项目。辛鲍姆继承了洛佩斯“为民执政，穷人优先”的口号，明确表示要扩大现行的社会民生计划，增加养老、教育、医疗、就业等民生开支，用于落实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兴建福利住房、“家家户户健康计划”等普惠政策。同时，还计划出台针对老弱妇幼等弱势群体的特殊福利政策：如实现老年人养老金全覆盖，并保证每年增幅不低于通胀；对60～64岁的妇女提供额外养老补助；大力扶持教育，承诺公立高等教育全面免费，实施普惠奖学金制度，覆盖大中小乃至学前所有教育阶段；补助慢性病、精神病、罕见病及吸毒成瘾患者。

再者是把握“近岸外包”机遇，推进发展转型。辛鲍姆视“近岸外包”为墨西哥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主张抓住承接制造业转移的契机，加快调整产业政策，带动基建改善、能源转型和产业升级，实现墨西哥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在基建领域，她主张兴修和修缮城际高速、农村道路，扩建铁路、机场、港口等重要交通设施枢纽，进一步完善东南部12个工业园区建设。在能源领域，她坚决反对私有化，承诺延续国有化路线，强化对锂资源的掌控，巩固国家石油公司和联邦电力委员会的主导地位；同时，大力推动能源转型，建设一批光伏、风力、水力、地热、氢能源项目，推广企业和家庭太阳能设施，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在产业链方面，她强调国家应引导资本、市场、产业，吸引更多资源流向符合国家发展导向和民众需求的领域，重点发展半导体、电子元件、电动汽车、医疗设备等新兴产业，以更高比例和层次的本地供应链带动国内产业升级。

此外，改善社会治安、维护粮食安全、保护少数族裔也将成为辛鲍姆施政的重中之重。

辛鲍姆高票当选、左翼全面执政，对于辛鲍姆即将开始的执政道路而言，堪称“梦幻般的开局”，但她能否完全复制洛佩斯的“高开高走”，还要看她能否妥善处理好三组重要关系。

一是对洛佩斯理念传承和发展的关系。外界普遍视辛鲍姆为洛佩斯的“政治门徒”，认为她长期受洛佩斯左翼思想的熏陶，大概率将延续左翼执政路线，继承的一面将远大于发展的一面。更有推测认为，辛鲍姆将全盘照搬洛佩斯的“政治遗产”。事实上，辛鲍姆并非“洛佩斯2.0版”，她作为能源环境专家，对经济转型、新能源发展、环境保护等议题有着独到见解，加上执政后左翼掌控国会的优势，辛鲍姆较洛佩斯能够采用的施政手段更多、空间更大，因而她有可能在执政中后期通过修宪啃下更多“硬骨头”，触及诸如电力改革等洛佩斯力有不逮的改革“盲区”。

二是对美关系中合作和斗争的关系。墨西哥地处美国腹地，对美关系是近乎每任国家领导人对外决策的首要关切。洛佩斯政府在其任内，面对拜登政府在贸易、安全、移民、反毒等领域的压力，展现出强硬的一面，痛批美国霸道霸凌、推诿塞责、干涉内政的行径，还时不时抓住美国的软肋主动出击。同时，洛佩斯并不讳言墨西哥经济上对美国的高度依赖，始终坚持与美务实合作。辛鲍姆也认同美国对于墨西哥经济的“决定性作用”，认为墨美关系是墨西哥对外交往的首要，但她同时强调墨美关系不是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坚决反对美国政客在大选中操弄非法移民问题。辛鲍姆当选后仅两天，拜登政府突然宣布收紧移民政策，致使大批非法移民滞留墨西哥，这一举动似是在向辛鲍姆示威。可以预见，若特朗普当选下届美国总统，辛鲍姆将面临更大挑战。届时如何应对美国的压力乃至霸凌，处理好合作与斗争的关系，将是摆在辛鲍姆面前的“必答题”。

三是大国博弈背景下对美和对华关系。近年来，中国与墨西哥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深化，大量中企赴墨西哥投资兴业，这一迅速热络的经贸关系触动了美国的敏感神经。拜登政府诬称，中企特别是中国车企投资墨西哥旨在享受《美墨加协定》的优惠关税，以此撬开北美市场的大门。为此，美国近期全方位施压墨西哥，先是逼迫墨方配合其加强对中资的“国家安全审查”，而后胁迫墨方暂停向中国车企提供用地和税收优惠，甚至要求墨方中断与中国车企人员会面。美国的意图一目了然，就是要迫使墨西哥选边站队。但洛佩斯总统顶住压力，明确表示墨西哥不会、也不想与中国发生贸易战。辛鲍姆在担任首都市长时曾积极推动与华务实合作，可以预见，她就任后将会继续坚定对华友好的基调，妥善处理中企在墨西哥的合法权益，推动中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韩国经济对家庭负债的依赖度相对较高。在包括政府、企业、家庭在内的韩国国家总负债中，家庭负债占比达37%，明显高于发达国家27%的平均值。家庭负债近年来仍在快速增长，已成为可能冲击韩国整体经济稳定的隐忧。

据韩国官方最新统计数据，韩国家庭负债总额已达到2246万亿韩元（1元人民币约合190韩元），该数值在2011年突破1000万亿韩元后，一直呈快速增长趋势。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统计，去年年底韩国的家庭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为100.5%，在发达国家中仅次于瑞士、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处于相当高的水平。

在该统计中，韩国家庭负债相对GDP的比率在过去10年中上升了22.1个百分点，在所有发达国家中位居首位。同期英国的数值下降了10.2%，美国下降了8.9%，欧元区下降了7.9%。与韩国不同的是，这些国家或是减少了家庭债务的绝对规模，或是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家庭债务的增长速度，但韩国明显在这两方面均未取得成果。

学界普遍认为，一旦家庭负债与GDP的比率超过80%，经济增长速度就会下降，经济停滞的概率就会提高。因为家庭负债与企业负债不同，企业负债可以看作是今后根据企业活动完全可以承担的投资，但家庭负债却并非如此，因此必须更加警惕家庭债务的高位增长。

更让人担忧的是，相对于家庭收入和家庭资产，韩国家庭债务的规模也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2008年，韩国家庭负债与可支配收入的比率（DTI）为138.5%，但该数值在2022年末上升到了203.7%，这意味着韩国家庭即便在未来2年内把所有赚到的钱都用于还债，也难以还清所有债务。据韩国央行统计，同期间其他发达国家DTI的平均值为160%，较2008年几乎没有变化。

相对于金融资产和住宅价值等家庭资产，韩国的家庭负债同样非常高。据统计，韩国2022年家庭负债与资产的比率为51%，而其他发达国家均值仅为28%。最近韩国央行通过《金融稳定报告书》警告说，如果家庭收入下降或资产价格暴跌，韩国家庭债务偿还能力有可能下降，必须给予高度关注。

在家庭债务中最薄弱的环节是个体业主和小型工商业主的债务。这类业态的收入不稳定，一旦无力偿还债务，就会面临停业和信用恶化等不利状况，很难东山再起。根据韩国央行统计，截至今年3月末，韩国个体业主的贷款滞纳额已达10.8万亿韩元，是2009年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最大值，比去年年末增加了2.4万亿韩元。个体业主贷款滞纳率从去年年末的1.3%上升到今年3月末的1.66%，增速明显。

小型工商业主的状况更加不乐观。根据韩国信用保证财团中央会数据，今年1月至5月因无法自行偿还贷款而向地区信用保证财团申请替代偿还的小型工商业主的贷款总额已达1.03万亿韩元，比去年同期激增74.1%。

因债务问题选择停业的人数也呈增加趋势。今年1月至5月，韩国政府向选择停业的个体业主、小型工商业主支付的黄色雨伞停业扣除金达到6577亿韩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8%。黄色雨伞是为了稳定个体业主、小型工商业主的生活和保障老年生活的扣除制度，对这类人群来说是退休金性质的资金。

专家指出，比起国家整体的债务增加，无法偿还债务的弱势群体的增加可能会成为更大的问题。政府应积极出台对这类弱势群体的支援政策，有效降低家庭债务的增速和规模。

当地时间2024年6月6日，欧洲央行政策会议一如市场预期，将主要再融资利率、隔夜存款利率、边际借贷利率三大关键利率，分别下调25个基点至4.25%、3.75%、4.5%。本次欧洲央行利率决议之所以备受市场关注，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本次会议标志着欧洲央行开启了降息周期，加息风险大幅降低；二是欧洲央行快于美联储一步实施降息，可能为美联储降息路径及影响提供指引；三是为市场提供了欧洲央行降息路径的线索。

从数据观察，尽管欧元区通货膨胀率继续偏离2.0%的目标值，与此同时该地区的就业市场较为强劲，欧洲央行选择在2024年6月启动降息，这主要受以下三方面原因推动。

首先，欧洲央行对通货膨胀的前景信心增强。欧洲政策框架主要是以通胀为目标，截至2024年5月，欧元区调和CPI同比、核心调和CPI同比分别增长2.6%和2.9%，而2023年初这两项指标的增幅分别为8.6%和5.3%，表明通胀压力明显缓和。2024年初以来，欧元区通胀走势基本符合市场预期，2024年5月欧洲央行通胀环比创出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欧洲央行对实现通胀目标的信心增强。尽管较为强劲的就业数据推动欧元区薪资保持快速增长，但目前欧元区“薪资—通胀”的螺旋式上升态势并不明显。

其次，欧元区经济面临下行风险。2024年一季度欧元区经济实际环比增长0.3%，超出预期，这缓解了市场对该地区经济陷入衰退的担忧，尤其近期公布的2024年5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PMI）指数、企业预期指数均呈现边际改善迹象，欧元区经济前景似乎有触底改善可能。但就长期来看，欧元区经济前景偏于下行。这里面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欧元区工业制造业复苏乏力，高资产、高负债的制造业受高利率的影响较大。二是国际主要大宗商品价格仍较2019年的平均水平高出近3成，2024年初以来能源及部分原材料商品价格呈现上扬态势。三是欧美采取的紧缩货币政策、地缘冲突加剧，以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未来全球贸易投资产生的负面影响持续显现。

最后，欧元区考虑了金融稳定因素。实际利率持续维持在高位可能会抑制欧元区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同时，高利率环境将增加欧元区政府、企业和家庭偿债的压力，问题贷款因此增加。如果部分银行的资产（比如债券）缩水，可能会影响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安全。

欧元区2024年一季度经济出现超预期表现，主要是受一季度服务业复苏，德国及边缘国季度超预期表现带动，欧元区经济复苏动力引擎不够稳定。因此，对欧洲央行而言，在通胀压力明显趋缓，通胀目标实现信心增强的情况下，欧洲央行有理由适度削减限制性利率措施，避免过高利率对经济造成“痛苦”。

本次欧洲央行先于美联储降息，主要是由美欧经济基本面决定的。

一方面，美欧经济分化明显。从经济增长看，最近四个季度，美国实际GDP环比年化季度平均增长2.93%，明显强于欧元区0.4%的增幅；从居民消费看，相对于美国过热的消费表现，欧元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趋弱，经济衰退担忧持续困扰欧洲央行。数据显示，2023年三季度以来，欧元区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环比拉动率逐季放缓。与此同时，从趋势上看，欧元区经济偏向外向型经济体，经济复苏除了受高利率与信贷紧缩影响外，也受到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全球贸易投资环境变化的冲击。欧洲处于全球地缘冲突前沿位置，经济前景不确定性较高。

另一方面，欧元区通胀放缓明显快于美国。从数据上观察，2024年5月欧元区调和CPI同比增长2.6%，5月美国CPI同比增长3.3%，相比之下欧元区通胀更接近2.0%的目标。2024年5月欧元区通胀增幅较2023年1月下降近7成，下降速度远快于美国，并且2024年初以来，欧元区通胀放缓进度较为理想，美国通胀走势存在反复问题。数据反映出美国经济结构失衡问题依然严重，美联储降息并不迫切。

所谓“非常规降息”，主要相对欧洲央行前三轮降息周期节奏(见下表1）而言，由于前三轮欧元区受经济系统性风险冲击，通胀下滑快的因素影响，欧洲央行降息节奏快、幅度大，实际上美联储近三轮降息周期也存在类似特征。而本轮由于欧洲央行面临顽固通胀，因此降息节奏相对缓慢，换句话说，欧洲央行可能在较长时间保持“限制性利率水平”。如果将欧元区以往降息节奏比作“坐电梯”，本轮降息周期类似于“走楼梯”。

欧洲央行之所以转向降息周期，主要是因为欧元区通胀趋缓、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受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冲击、大规模刺激政策及地缘冲突等因素影响，欧洲宏观经济环境发生变化，2022年以来，欧洲央行政策框架转向以控制通胀为主要目标。到了2024年5月，数据显示，欧元区调和CPI同比增长2.6%，较历史高位（10.6%）和2024年初（2.8%）均有放缓；同时，2022年第二季度以来，欧元区经济持续放缓。2023年第四季度，欧元区经济环比收缩0.1%，欧元区最大经济体德国的经济环比萎缩0.5%。欧元区制造业出现衰退，其中PMI指数连续23个月处于枯荣线下方，房地产市场低迷，反映欧元区高利率、信贷环境趋紧对经济影响有所显现。欧洲央行有理由适度削减政策利率限制性水平，避免过高利率损害经济。

但值得关注的是，欧元区目前通胀持续偏高（高于2.0%目标），并且考虑到薪资和服务价格快速增长，地缘冲突对能源等商品存在潜在的外溢影响，贸易关税壁垒及供应链重塑等问题，欧元区通胀存在上行风险。欧洲央行控制通胀的工作尚未完成。同时，欧元区服务业保持扩张，6.4%的失业率处于历史低位，欧元区2024年一季度劳动力成本同比增长5.1%，整体跑赢通胀增幅，实际薪资保持增长。因此，在经济有望避免陷入严重衰退的情况下，欧洲央行仍需要确保通胀朝着2.0%目标趋近，欧洲央行政策重心依然偏向控制通胀。

从欧元区通胀主要分项来看，该地区通胀受能源、食品价格影响较大（图1所示），能源当中又主要是受到天然气价格波动的影响。2022年5月以来，全球物流链、供应链持续恢复，加之受罕见暖冬等因素影响，欧洲能源、食品等商品价格由高点持续、大幅回落。当地时间2024年6月19日，欧元区天然气（TTF）价格为35.27欧元/兆瓦时，较2022年8月高点397欧元/兆瓦时，降幅超9成。截至2024年5月，欧元区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同比下降7.8%，连续11个月出现下滑，可以说“商品通缩”为欧元区通胀回落起到主要推动作用。

但目前欧元区天然气价格基本恢复到2021年5月启动前水平，欧元区对外部能源及原材料供给依存度高，近日由于挪威天然气供应突然中断，引发欧洲天然气供给担忧，天然气价格低位反弹。就当前形势看，红海局势对全球航运秩序构成干扰，近几个月全球航运效率下降，运输成本明显走高。截至2024年5月31日，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综合指数为1495.98，较2023年底增长64%（图2所示）。中东、欧洲地缘冲突尚未有明显逆转迹象，加上极端气候潜在因素等影响，商品通缩对欧元区通胀下行支持将逐步减弱，欧元区PPI同比降幅逐月收窄。如果通胀、食品价格波动加剧，欧元区通胀将面临再度上行风险。从中期前景看，全球通胀因素明显增加，例如：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全球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供应链重塑、关税等成本最终将转嫁给消费者、全球极端气候潜在影响等。

与此同时，欧洲央行对“二次通胀”压力继续保持警惕。受欧元区人口老龄化、全球公共卫生、欧元区劳动力市场结构等问题的影响，欧元区就业市场偏紧，薪资保持较快增长。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一季度，欧元区工资收入同比增长4.26%，远高于趋势平均水平1.9%。加上服务需求保持稳健扩张，服务价格保持较快增长，欧洲央行控制通胀又面临压力。

整体看，欧洲央行在通胀目标实现之前将继续保持限制性利率水平，以确保通胀不偏离目标轨道，但在欧元区通胀趋缓、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情况下，欧洲央行有理由适度削减限制性利率水平（名义政策利率减去通胀率），从而更好地平衡经济增长与通胀控制。一般来说，PPI走势往往领先于终端物价约4个月的时间，受能源商品价格走高及基数效应减弱影响，PPI同比趋势收窄，预示后续欧元区调和CPI放缓面临阻力（图3所示）。这就使得本轮欧元区降息周期与以往短期大幅调降政策利率有明显差异。

从目前的情况分析，地缘冲突对欧洲能源等商品供给扰动有限，欧元区薪资增长压力有舒缓迹象，“薪资—物价”的螺旋式上升不明显。在能源、食品价格维持相对低位的情况下，欧元区偏弱内需和基数效应，有望推动欧元区通胀进一步放缓。如果2024年9月美联储启动降息周期，预计欧洲央行年内仍有2—3次降息（下调基准利率50—75个基点）。

欧洲央行本轮降息对全球经济金融影响较为复杂，而且具体影响还与欧洲央行降息幅度等因素有关。从欧元区情况看，2024年6月召开的欧洲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标志着欧洲进入降息通道，这有助于降低欧洲央行政策前景的不确定性，并改善欧元区金融与信贷环境，对缓解欧元区消费和投资成本压力有一定的帮助。欧洲央行引导市场利率下降，有助于缓解欧元区债务较重的成员国的再融资压力。与此同时，欧洲央行率先降息让市场相信美联储将在2024年内的某个时点启动降息。

欧洲央行降息对全球带来外溢影响。一是2024年内美欧政策出现分化。从美国通胀与经济走势来看，美联储可能要到2024年9月才考虑降息，美欧利率政策出现分化，美欧利差扩大。一方面，可能影响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增加市场的波动；另一方面，欧元如果出现明显贬值（图4所示），这可能增加欧元区输入型通胀压力。二是将对非美经济体造成影响。一方面，欧洲央行降息可能提振欧元区内需，有助于增加海外进口需求；但另一方面，美欧政策分化对强美元构成支撑，这就可能对非美经济体政策空间构成制约，对非美货币构成压力。如果欧洲央行降息增加日元贬值压力，那么日本央行进一步推升政策利率概率将明显上升。

欧洲央行降息周期已经开启，但面对复杂经济形势与不确定性通胀前景，欧洲央行在降息路径前瞻指引方面保持谨慎，未来降息决策将更多依赖经济数据指引，并加强与市场的沟通，预计欧洲央行降息对全球影响整体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