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利率还要持续多久？华尔街静候下周经济通胀数据

John Adams

央行

经济

摘要:

分析师推测，美国1月核心PCE环比增速可能加速至0.4%，通胀重燃叠加美国经济的韧性，市场的降息预期或将再被打压。

近期，美国“抗通胀”进程意外颠簸，下周，美国将迎来包括第四季度实际GDP修正值以及1月PCE在内的关键经济数据，若美国经济重新加速且通胀粘性依旧，那么美联储将再次失去降息的理由。

市场普遍预期，2月28日即将公布的美国2023年Q4 GDP修正值将与初值持平，维持在3.3%的高位，为过去一年颇具韧性的美国经济表现画上句号。

此前公布的1月PPI和CPI均超预期，服务类通胀重燃，市场普遍预期2月29日即将公布的1月PCE环比涨幅将由0.2%加速至0.3%，同比增速由上月的2.6%放缓至2.4%，而美联储最青睐的1月核心PCE环比涨幅将从12月的0.2%反弹至0.4%。

媒体分析称，如果1月核心PCE环比增速加速至0.4%，这将意味着按6个月年化计算，核心通胀率将达2.4%，高于之前的1.9%，这对美联储官员来说又是一个令人担忧的信号。

2月23日，多位美联储官员齐“放鹰”，警告市场通胀需进一步回落，过快降息将让抗通胀的努力前功尽弃。高盛更是在一个月内两度推迟对美联储开启降息周期的时间表。

在最新报告中，高盛分析师将美联储首次降息时间的预期从5月份推迟到6月份，同时减少预期降息次数，预计今年将有4次降息，分别在6月、7月、9月和12月，而此前预测FOMC将在2024年降息5次。

高盛指出，随着强劲经济数据发布，官员们对长期维持高利率的担忧减少，他们认为过去加息带来最大风险已经过去，这意味着降息的迫切性将进一步下降。

市场降息预期再度发生转变，芝商所FedWatch工具显示，美联储5月货币政策会议上降息概率仅为20%。

美联储将息的迫切性会进一步下降吗？

过去两年时间，美国金融市闪现了几次“虛假曙光”，长期身处宽松货币时代的投资者对美联储即将“转向”的押注从未停止，结果却被打了一次又一次脸。但自去年12月，美联储主席杰鲍威尔突然转向后，整个华尔街又开始大举押注降息真的快要来了。

但法国兴业银行分析师Kit Juckes所说，美联储“没有理由急于”降息，如果美国经济重新加速增长，那么美联储下一次的利率决议存在加息的可能性。

作为美国高通胀的吹哨人，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直言，美联储下一步很有可能是上调利率，而不是下调利率，这一概率为15%。”他认为，美联储的举动必须“非常小心”。

萨默斯表示，一段时间以来，经济学家们的主要预期是，住房成本将成为总体价格指标中的一个重要的压低通胀的因素。然而，这尚未实现。同时除住房外的服务通胀压力也较大。1月除住房外的服务通胀环比为0.6%，为2022年9月以来高点。萨默斯认为，2024年“去通胀”路径将仍有波折。

另一方面，美国经济和劳动力市场似乎仍具韧性。1月非农报告显示就业人数超预期激增，显示劳动力市场依旧火热，经济增长势头强劲。此前，美国2023年GDP增速等一系列经济数据也疯狂打脸“美国经济很快步入衰退”的说法。

此外，有分析师指出，市场总是提前判断美联储的转向，还记得2008-2009年，为了对抗经济衰退，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降至接近零的水平，但市场早早预期美联储要开始加息，但这种极低的利率环境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2015年12月美联储才开始加息，这是自金融危机以来的首次加息。

文章来源：华尔街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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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vin Du

经济

德国超越日本，戴上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荣耀头衔不到一周，德国央行德意志联邦银行19日发布月度报告说，德国经济可能在今年一季度小幅萎缩，让已面临多重挑战的德国经济陷入技术性衰退。德国央行当天在报告中说，继去年四季度萎缩0.3%之后，德国今年一季度经济“可能再次小幅下滑”。连续两个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萎缩即被视为技术性衰退。

评级机构惠誉（Fitch Ratings）首席经济学家布莱恩·柯尔顿（Brian Coulton）对《财经》记者表示，该机构日前对美国、日本和欧元区的“四大”经济体：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引入了新的即时预报模型，采用混合数据抽样（MIDAS）回归模型，通过月度指标来预测GDP增长。

与2023年12月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相比，新模型预计美国GDP环比增长0.6%（非年化），而德国GDP环比增长为负1.0%，令人意外。

德国央行在报告中列出德国经济面临的诸多挑战，包括外部需求疲软、消费支出低迷、国内投资受到抑制等。不过，报告认为，劳动力市场强劲、通胀放缓等因素将为德国经济提供一定支持，“没有证据表明出现经济活动持续、广泛、明显减弱意义上的衰退”。

尽管经济学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警告美国会出现经济衰退，但美国的经济产出、就业创造和消费者支出一直保持在高于趋势水平的状态。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强劲、金融市场状况的缓和以及进入2024年的强劲消费支出，前景继续乐观。

花旗集团前全球外汇主管、深数宏观（DeepMacro）联合创始人兼CEO杰弗瑞·杨（Jeffrey Young）对《财经》记者指出，过去三年来对美国经济的错误推论可以说是他们犯下的最大的一个错误，在他们看来通货膨胀要么永远走高，利率也因此必定飙升；要么通货膨胀会完全消失，利率也因此会迅速下降，市场走向了极端的判断，在总体上都是错误的。实际上美国一直处于“正常”的商业低迷周期，而不是金融危机驱动的低迷。

2021年，美国商业周期处于典型的过热阶段，新冠疫情后私人需求大幅飙升，而公共需求则火上浇油，这一组合引发了通货膨胀，美联储则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认识滞后，随之而来的是利率大幅攀升。高通胀削弱了实际收入的增长，早在美联储开始大幅加息之前，实际收入增长的局限就开始抑制消费，这是通胀最初开始下降的方式，美联储的行动不是开启了这一趋势，而是巩固了这一趋势。关键的问题是，需求会对较高的通胀和较低的实际收入增长进行自我修正，从而为通胀持续下降奠定了基础。

扭转经济衰退预测的最大积极因素来自近期美股的“狂飙”。自去年10月底以来，标普500指数已经累计上涨了20%以上，持续刷新历史新高。此前美联储发出信号称，旨在遏制通胀的加息周期已经结束，预计今年将降息。美国劳工部最新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显示，今年1月美国经济新增就业岗位35.3万个，远高于经济学家的预期，也是自去年1月以来的最大增幅。不过多数华尔街人士预计，1月就业人数的大幅增长将被未来几个月的疲软数据所抵消。美国劳工部预计未来几个月的招聘活动会出现季节性反弹。

当地时间2月20日，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放弃了长期以来对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预测。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于2022年7月首次宣布，其领先指标预示着美国的经济衰退即将到来。而在那之后的每次月报中，该商会都会重复一遍这一预测。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研究组织推出的美国1月谘商会领先指标显示，该指数在1月份下降0.4%，至102.7，跌至自2020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而2020年4月正是美国因新冠疫情而短暂陷入衰退的时候。尽管其领先经济指数仍预计美国未来几个月经济增长乏力，但其多个分项指标上涨，预示着美国经济将能够摆脱衰退的泥潭。

最新数据显示，尽管日本2023年经济增长了1.9%，但名义国内生产总值(Nominal GDP)以美元计算为4.2万亿美元，不及德国的4.5万亿美元。柯尔顿认为这种变化主要反映日元兑美元的大幅贬值，而不是德国经济增长超过了日本。其实在疫情后，尤其是2023年日本经济连续三个季度环比正增长，股市、东京楼价都大涨。日前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的总市值（以美元计算）超过中国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跃居世界第4位。世界交易所联盟（WFE）的统计显示，这是东证自2020年6月以来首次超过上海的总市值。

日本通胀也正在打破长期低迷的僵局，停留在3%左右，外资也大量涌入，在种种迹象指向日本似乎要脱离长期衰退的局面之际，日本去年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意外连续第二个季度萎缩，显示经济陷入衰退，这令日本央行结束负利率政策的前景蒙阴。根据日本政府的报告，日本2023年四季度GDP环比折年率萎缩0.4%，前一季度修正后为萎缩3.3%。经济学家此前预估是增长1.1%。

日本央行在日前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全会一致决定维持将利率控制在极低水平的大规模货币宽松政策。虽然日本经济的温和复苏仍在持续，但日本央行似乎更关注工资和物价稳定上涨的经济良性循环能否实现。央行将通过低利率支撑经济，为2024年春季劳资谈判（春斗）中加薪提供助力。杰弗瑞·杨指出，日本的低通胀/低利率，或多或少是出于选择。

英国国家统计局2月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四季度英国经济环比下降0.3%。鉴于去年三季度英国经济环比下降0.1%，连续两个季度经济萎缩，英国经济已陷入技术性衰退。去年四季度英国服务业下降0.2%，制造业下降1%，建筑业下降1.3%。

英国国家统计局表示，2023年全年英国经济增长动力疲弱，仅增长0.1%。为抑制通胀，英国央行多次加息，通胀水平虽明显下降，但仍高于通胀目标。此外，英国企业投资和民众需求严重不足，经济增长乏力。

2023年四季度英国GDP折合成年率下滑1.4%，相比之下，同期美国GDP增长3.3%。即使工资增长两年来首次超过通胀率，提高了消费者的购买力，但作为英国经济主要推动力的消费支出在2023年下半年仍有所下降。

英国和日本的增长数据与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的疲软状况很相似。

文章来源：《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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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wen Li

经济

1. 德国经济现状

2024年1月15日，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受制造业、政府支出和私人消费下滑的拖累，德国2023年经济同比萎缩0.3%。

而就2024年德国经济而言，由于现在还难以确定欧洲央行降息的时间，因而也很难作出精准预测。从目前来看，德国各机构或专业人士对本国经济的预测均介于科隆德国经济研究所（IW）的-0.5%和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IfW）的+0.9%之间 (见《2024年德国经济预测: 衰退还是微增?》，FT中文网 2024年1月12日)。

2024年2月5日,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了最新一期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虽然该组织将对2024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从去年11月的2.7%上调至2.9%，却将2024年欧元区的增速预期从0.9%下调至0.6%, 而对德国的经济预测甚至被下调了一半: 经合组织的经济学家现在预计德国经济2024 年将增长 0.3%，而去年 11 月，专家们仍假设德国经济在 2024 年将增长 0.6%。

这意味着德国在国际比较中仍处于落后地位；即使在欧元区内，也落在许多国家的后面。根据经合组织的最新预测，2024年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的经济增长预期分别为1.5%、0.7%和0.6%。

而据称，欧盟最大经济体德国的增长前景之所以疲软，经合组织专家伊莎贝尔•科斯克（Isabell Koske）分析说：“这主要是因为能源密集型产业在德国经济中的比重高于其他欧元区国家。”而随着能源价格飙升，至今仍然给德国能源密集型产业的生产造成负面影响。

此外，经合组织的数据还显示，德国企业目前的经济形势也非常紧张。分析称，原因是多方面的：出口企业继续受到全球经济疲软的影响。许多企业抱怨订单减少。

根据联邦统计局2月5日公布的数据, 经日历和季节影响调整后, 2023年德国出口额同比下降1.4%; 进口额下降幅度更大，同比甚至下降9.7%。

值得关注的是，经合组织专家科斯克还提到了德国政府自己造成的问题。她指出，“预算危机也增加了企业和家庭的不确定性。”

在联邦宪法法院就“债务刹车”做出裁决后，德国政府已开始实施紧缩计划。科斯克尖锐地指出，这场危机导致 2023 年第四季度投资下降，并抑制了私人消费。

当然，尽管经济长期不景气，但劳动力市场却相对强劲。科斯克表示：“熟练劳动力短缺是许多德国公司面临的最大问题。”“因而，虽然目前经营状况不佳，但许多公司都在设法留住自己的劳动力。”

尽管如此，从目前来看, 如果不采取措施的话，去年的负增长趋势或将持续下去。因而，德国“交通灯”政府现正在讨论如何进一步减轻本国企业负担，以推动经济增长。

2. 经济部长的提议

德国内阁要员、副总理兼经济部长罗伯特•哈贝克（Robert Habeck）和自民党党魁、财政部长克里斯蒂安•林德内尔（Christian Lindner）原则上都同意减轻企业的税负。然而，减税的具体形式，特别是减税的资金来源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哈贝克称，支持对企业税进行改革。他向《星期日世界报》表示：“我也认识到，我们的企业税制已不再具有国际竞争力, 也不再有利于投资。”

哈贝克还声称，“正因如此，我们应该考虑如何为未来的投资提供诸如税收减免、税收优惠这一类的资助，以便真正把活力释放出来。”

但这位德国经济部长同时也表示，遗憾的是，联邦、州和地方各级的财政 “余地极其有限”，并称:“是的，我们肯定要节省开支，包括在 2025 年的预算中也是如此。”

为了在预算困难的情况下获得必要的资金，哈贝克前不久曾提议设立一个价值数百亿的特别基金，以减轻企业的负担。

据他称，这将产生债务，但如同联邦政府在基民盟/基社盟的同意下决定为联邦国防军设立的特别基金一样，这将不会反映在正常预算中。

在德国电视一台由卡伦•米奥斯加（Caren Miosga）主持的脱口秀节目中，这位绿党籍经济部长声称：“减轻企业的总体负担每年将花费约 300 亿欧元。”哈贝克表示，为了筹措资金，他希望引入一项特别基金。

而据这位经济部长称，为此基民盟/基社盟必须同意接受与“交通灯”执政联盟进行谈判的提议。这是因为要引入特别基金，联邦政府就需要在联邦议院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票，因此也要获得反对党的赞同。

哈贝克还表示：“我们现在不仅面临经济压力，而且还面临民主压力。”为此，他警告说，在这种情况下不进行对话是不可接受的。

据报道，哈贝克推行企业税制改革的意愿与许多经济界代表的要求不谋而合。德国工业联合会（BDI）常务董事塔尼娅•格纳（Tanja Gönner）就向《星期日世界报》表示：“我们的首要任务是通过将企业税降至欧洲和国际水平来营造更好的投资和增长环境，而目前我们与这一目标还相去甚远。”

德国工商总会（DIHK）主席彼得•阿德里安（Peter Adrian）也对哈贝克的提议表示欢迎。阿德里安对《世界报》说道：“德国政府应将企业税改革视为其经济政策中促进企业选址和投资的一项重要内容。”他甚至认为有竞争力的税率水平不是 30%，而是 “25% 或更低”。

连反对党联盟党也对哈贝克的提议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支持。联邦议院联盟党党团议会秘书长托尔斯滕•弗雷（Thorsten Frei）就对《商报》表示：“经济部长终于认识到德国企业正承担沉重负担的问题。” 弗雷称，必须 “通过引人注目的企业税制改革来阻止”许多公司迁移到其他国家去。

3. 财政部长的方案

据悉，自民党党魁、财政部长林德内尔也立即就哈贝克改革企业税制的提议表了态。据这位财政部长称，他也认为有必要实现“经济转折”，并准备接受讨论的提议。不过，他对绿党内阁同僚提出的 “举债上千亿欧元，靠借贷来支付补贴”的具体建议却不以为然。为了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这位财政部长则提出了取消企业团结税的建议。

林德内尔声称，如果人们真的想在税收方面做出一些改变，那么这将是最简单、最快捷的方法。据他称，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联邦各州和地方都不会有负担。当然，这位财政部长也坦承，还必须就融资平衡问题进行讨论。

但社民党双主席之一萨斯基娅•埃斯肯（Saskia Esken）却很快拒绝了财政部长林德内尔提出的取消企业团结税的建议。这位社民党领导人直率地声称:“这样就会少掉 300 亿欧元，而我们却无法在预算中的任何地方为这笔钱提供资金”。埃斯肯为此表示:“就这点而言，我认为这项建议并不合适。”

然而，林德内尔提出的这项建议却得到了经济界和学术界的支持。德国工商总会主席阿德里安就表示：“完全取消团结税或降低公司所得税将有助于缓解经济压力。降低公司税率将是重要的缓解信号。”

据称，在德国，现在约有80万家公司缴纳了团结税，还有许多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人，如果其收入超过了规定的限额，也要缴纳该税款。

为此，阿德里安强调称，现在必须加强企业的投资能力，从而使经营所在地适应未来的发展。

而位于科隆的德国经济研究所（IW）所长米夏埃尔•许特尔（Michael Hüther）则声称，“早就该这样做了”。按照许特尔的观点，团结税现在基本上就是一种 “变相的企业税”，企业承担了三分之二的成本。

这位经济学家并声称，但还需要做得更多：为了达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税收水平，德国需要对企业税进行改革。

德国纳税人协会也对林德内尔的提议表示了欢迎。但认为这项提议还不够深入，应该完全取消团结税。

而反对党联盟党则极力敦促“交通灯”政府刺激经济增长。在2月9日写给社民党籍总理奥拉夫•朔尔茨 (Olaf Scholz) 的一封信中，基民盟主席、联邦议院联盟党党团主席弗里德里希•默尔茨（Friedrich Merz）和联盟党党团基社盟小组主席亚历山大•多布林特（Alexander Dobrindt）列出了12项减轻企业负担的措施。默尔茨和多布林特还写道:“我们呼吁您和整个联邦政府在今年第一季度采取有效措施，以使德国经济尽快走出衰退。”

当然，社民党双主席之一拉尔斯•克林拜尔（Lars Klingbeil）此前也已经表示，林德内尔和哈贝克“作为主管部长，正在努力进一步改善德国的经济状况，并使增加投资成为可能”，这是件好事。克林拜尔并强调称，社民党提出了全面的经济政策建议，旨在让德国保持强大。

总之，让欧盟最大经济体摆脱目前困境、重新实现增长，是社民党籍总理朔尔茨领导的“交通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文章来源：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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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n

大宗商品

政治

经济

经过多年以来漫长和艰辛的开拓和布局，中国终于在电动汽车和锂电池领域的上下游产业链上，占据了全球范围内的绝对优势。

不过，美国在此领域也不甘示弱。建立一条完全基于美国本土的电动汽车供应链，是拜登总统的最大的愿景之一，也是民主党作为支持气候政策的一部分。

拜登于2022年8月签署通过的《通胀削减法案》可能是对未来全球电动汽车行业发展格局最有标志性意义的、影响最为深远的法案，它明确将中国排除在电动汽车供应链之外，鼓励美国及其盟友积极开拓新的稀土资源、建立全新的产业链。

不过，目前距离法案签署已经过去了一年半，但全球各大知名汽车企业发现要实现拜登雄心勃勃的愿景并不容易，甚至还有逐渐失去市场竞争力的危险，因为根据《通胀削减法案》对电池材料来源的严格审查要求，只有不使用来自中国原材料的电动汽车才有资格享受税收抵免政策，这使得他们的生产成本大幅提高，电动汽车销量远远落后于中国同类产品。

根本原因，还是由于中国已经成为电池关键材料的主要生产国和加工国，《通胀削减法案》如果严格执行，有可能反而对拜登推进本土电动汽车发展的目标，产生一些阻碍。

更加紧迫的问题是，随着电动汽车越来越占据主流，未来对铜、钴等电池所需稀土资源需求也越来越大。有机构预测，到2027年，全球电池的原材料需求预计将翻一番，达到80%，因此从某种程度说，未来谁掌控了电池原材料，谁就获得了全球电动汽车的绝对优势。

面对来自中国的强大竞争压力，美国已经开始采取行动。

据彭博社报道，比尔·盖茨和贝索斯投资的矿业AI初创企业 KoBold Metals于近日宣称，发现了赞比亚一座名为Mingomba的铜矿，该铜矿或许是目前世界上品位最高的未开发金属矿床，其开发潜力可以与去年年产近40万吨的卡莫阿-卡库拉铜矿相媲美。KoBold可能为此投资20亿美元用于建设。

这家位于硅谷的初创企业 KoBold Metals目前在利用人工智能加快寻找铜矿的步伐，并计划成为未来几十年内，第一家在赞比亚建厂的美国公司。

据报道，KoBold还在探索全球其他60多个区域的矿产情况，主要集中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KoBold在2023年在勘探上花费了近1亿美元，预计2024年的勘探支出还将超过这一数字。

除了比尔盖茨，KoBold的支持者还包括大名鼎鼎的OpenAI创始人奥特曼（Sam Altman），可谓背靠大山，资金实力雄厚。该公司已于2022年12月以1.5亿美元的价格购买了Mingomba铜矿项目的多数股权，并在美国-非洲领导人峰会上宣布了这项交易。KoBold首席执行官豪斯（Kurt House）表示，该项目开发最早可能在2030年开始。

赞比亚为非洲第二大铜生产国，并制定了雄心勃勃的铜产量目标，计划到2032年，该国的铜年产量将从目前的85万吨左右提高到300万吨。

赞比亚的Mingomba铜钴矿距离首都卢萨卡(Lusaka)以北约500公里处，距恩多拉(Ndola) 160公里。据悉，Mingomba矿含2.47亿吨矿石，平均铜品位为3.64%，这一数字比世界最大铜生产国智利的铜品位高出约六倍。

图：赞比亚的New Kapiri Mposhi火车站上摆满了等待装运的铜材料包裹

铜、钴和镍都是生产电池的关键元素。目前，中国的矿产经营商控制着刚果的大部分钴和铜生产。在美国看来，在富含关键矿产的非洲，从中国那里夺回一些矿山控制权，对拜登总统所推行的要将美国经济向清洁能源过渡的计划，以及推进电动汽车行业目标至关重要。

除了KoBold的铜矿项目外，据报道，美国政府还支持另一个横跨安哥拉、刚果和赞比亚三国的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铁路项目“洛比托走廊铁路（Lobito corridor rail project）”。

这条铁路已经有122年的历史，未来可能将成为将新开采的金属矿产运送至美国的交通要道。

目前，由于基建设施较为落后。一辆满载铜的卡车可能需要一个多月才能到达传统港口。而这条通道很危险，因为腐败官员和打劫者会想方设法从中牟利。一些贸易商甚至完全放弃了这条通往南非德班的高速公路，但这却是过去20年来从赞比亚和刚果运输金属的主要动脉。

图：非洲主要电池原材料生产地分布和洛比托走廊铁路项目

这条2600公里的洛比托走廊铁路耗资高达23亿美元，十分雄心勃勃。它将从非洲富含铜矿心脏地带的刚果和赞比亚，直通安哥拉的大西洋海岸。该项目由美国政府、欧盟和七国集团其他成员共同开发，并由非洲开发银行和大宗商品贸易商托克共同出资，是迄今为止美国为了和中国争夺在非洲关键金属资源主导地位，而开发的规模最大的工程。

他们还任命总部位于尼日利亚的非洲金融公司（Africa Finance Corp.）作为联络赞比亚与安哥拉的主要牵头者。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Samaila Zubairu表示，如果该项目获得批准，将于2026年开工，耗时长达四年。

可以说，这与中国在非洲推动的“一带一路”项目形成鲜明对比。

拜登总统的能源和投资高级顾问阿莫斯·霍克斯坦表示，电动汽车技术本质上就是电池技术，而电池材料主要来自非洲，因此非洲有很大的机会成为21世纪清洁能源未来的一部分。

虽然最近全球电动汽车需求出现放缓，但市场仍预期，未来作为锂电池的关键元素钴和铜等金属材料，产量将在未来十年内快速增长。据彭博社估算，至2025年，世界将需要价值10万亿美元的稀土元素来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

而没有人会怀疑非洲在清洁能源的关键地位。刚果已经供应了全球三分之二的钴，并正在迅速赶上秘鲁成为全球主要的铜生产国之一。赞比亚也雄心勃勃地提出，到2031年铜生产量要至少翻两番。

图：彭博社测算，中国、越南、墨西哥和印度的精炼铜产量预计将大幅攀升

然而对于美国和欧洲来说，情况最为复杂的是，目前刚果的大部分铜和钴的矿资源都已经被中资企业所控股，或占有大量股份。

例如，第一量子矿业有限公司（First Quantum Minerals Ltd.）开采的铜占赞比亚铜总产量的达到一半以上。该公司总部虽然位于加拿大，但其第二大股东是江西铜业有限公司。

此外，加拿大艾芬豪矿业有限公司（Ivanhoe Mines Ltd.）也正与中国紫金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在刚果建设非洲最大的铜矿厂。

更重要的是，中国在非洲矿山的影响力远远超过矿产本身，更是延伸到道路、港口等基础设施，以及金属加工领域。例如连接非洲铜矿核心地带和非洲南部港口的一些关键道路都是由中资企业运营。金属加工方面，全球40%以上的铜和三分之二以上的钴在中国精炼。

不过，美国与这些非洲国家的重新接触，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欢迎。因为一些非洲国家因为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过多而负债累累，每年资金缺口高达数百亿美元。根据波士顿大学的研究，自本世纪初以来，中国向非洲政府贷款达到170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用于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包括机场、铁路、公路和港口。

例如，赞比亚在过去十年中从中国借款数十亿美元，虽然于2020年停止还款，但自那起三年后仍在努力重组债务。

一些非洲国家的许多债务现在已到期而无法偿还。而美国巨额投资资金的降临，对于这些深陷债务的国家而言，可以喘一口气了。

不过，这些非洲国家对美国也开出了条件。刚果和赞比亚年龄在18岁以下人口占了很大一部分比例，政府希望美国企业不只是进口金属原料，而是要在本地建厂组装升级为电池或零部件后再出口，这样就能为本地大量年轻人带来就业机会，也减少了这些非洲年轻人非法移民至美国的风险。

总之，作为未来新能源材料“宝地”的非洲，可能成为下一轮大国博弈的新战场。虽然目前中国占有绝对优势，但美国领导下的发达国家的“来势汹汹”，亦不可小觑。

文章来源：“希瑞归来”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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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Adams

政治

当地时间周五，白宫在官网上发表声明称，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对俄罗斯实施超过500项新制裁，原因与俄罗斯反对派人士纳瓦利内死亡事件有关，也是为了纪念俄乌冲突两周年。

白宫宣布，将对近100个实体实施新的出口限制，因其为俄罗斯提供幕后支持，并将采取行动进一步减少俄罗斯的能源收入。

此外，制裁将针对与纳瓦尔尼监禁有关的个人，以及俄罗斯金融部门、国防工业基地、采购网络和多个大陆上的制裁逃避者。

制裁措施将由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推进，美国财政部发言人声称，这些制裁将是自俄乌冲突以来最大的单一批次的制裁措施，将针对俄罗斯、其支持者和其战争机器。

拜登表示，这场战争已经进行了两年时间，乌克兰军队还在坚持战斗，但他们的弹药正在耗尽，这就需要美国提供更多的物资，美国众议院必须尽快通过新的援乌法案，否则就太迟了。

他补充道：“这项法案为乌克兰提供了紧急资金，还将投资于美国自己的国防工业基础。它在参议院以压倒性多数通过，毫无疑问，如果议长要求投票，它将很快在众议院获得通过。”

此外，为了显示对乌克兰的支持，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当天已率领代表团抵达乌克兰，并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会面。

舒默声称，他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向乌克兰表明，“美国与他们站在一起”，向北约表明，美国“没有抛弃欧洲”，并了解乌克兰对抗俄罗斯所需的武器，并明确表示“美国不会背弃自己的责任和盟友”。

与此同时，欧盟周五宣布对俄实施第13轮制裁，涉及近200个实体和个人，其中包括位于印度、斯里兰卡、塞尔维亚、哈萨克斯坦、泰国和土耳其等国家的企业。

自俄乌冲突以来，美国及其盟友对俄罗斯实施了史无前例的制裁措施。西方官员和专家称，对俄罗斯实施的金融、经济、军事和能源制裁已经破坏了俄罗斯的经济和武器生产能力，并将在未来几年给克里姆林宫带来严重问题。但他们承认，这些限制措施的打击速度比他们希望的要慢。

而俄罗斯曾多次表示，能够应对西方国家几年前开始施加并不断加大的制裁压力。俄政府指出，西方国家没有勇气承认对俄制裁已失败。在西方国家内部，不止一次传出反俄制裁无效的声音。普京此前称，遏制和削弱俄罗斯的政策是西方国家的长期战略，而制裁重创了全球经济。他表示，西方国家的主要目的是让数百万人的生活水平下降。

文章来源：财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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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n

政治

2月20日深夜，巴基斯坦两大主要政党——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简称“穆盟（谢派）”】与巴基斯坦人民党（简称“人民党”）在首都伊斯兰堡宣布两党达成正式协议，同意组建联合政府，打破了大选后持续近两周的政治僵局。

两大传统政党的合作，被外界普遍视为该国两大政治世家（谢里夫家族和布托家族）再度携手，并在巴军方的支持下排除前总理伊姆兰·汗代表的新兴力量。尽管伊姆兰·汗已经入狱，其支持者关于“选举不公”的抗争并未消失，几方力量的博弈仍在继续。在此背景下，如何治理这个近年来深陷政治和经济危机的国家，无疑是新一届政府的最大挑战。

注：当地时间2024年1月27日，巴基斯坦拉瓦尔品第，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之前，前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在竞选集会上讲话。

一场“伊姆兰·汗阻击战”

从某种程度上说，2月8日的巴基斯坦国民议会选举，是2022年该国政治危机效应的延续：自当年4月伊姆兰·汗成为首位被该国议会罢免的总理以来，他领导的正义运动党、谢里夫家族领导的穆盟（谢派）、布托家族领导的人民党、在巴政坛影响力举足轻重的军方之间政争持续不断，激烈地呈现了社会新兴政治力量、传统政治世家、军方的博弈和冲突。

本次大选之前，各方的矛盾与纷争愈演愈烈，尤其是伊姆兰·汗与传统政治力量的争斗，令巴基斯坦陷入旷日持久的政治危机。伊姆兰·汗与正义运动党多次针对继任的夏巴兹·谢里夫政府发起抗议活动，致力于在地方选举中攻占后者的传统势力范围。结果伊姆兰·汗不仅遭遇过枪击事件、住所被警察搜查，并经历约180起司法起诉，最终以腐败和“泄露国家秘密罪”被累计判处14年监禁，深陷牢狱之中。

此外，围绕这次大选举行日期的早晚问题，各方不止一次向巴最高法院和选举委员会发难；自2023年5月起，巴当局启动司法程序，保释了因贪腐获刑七年但流亡海外的穆盟（谢派）领导人、前总理纳瓦兹·谢里夫（夏巴兹·谢里夫的哥哥），还修改法律使其重获参选资格，同样引发巨大争议。到了投票前一个月，最高法院更是通过裁决，剥夺正义运动党的选举标志，该党候选人仅被允许以独立参选人身份竞选。

执政当局一系列举措，在客观上压制伊姆兰·汗阵营，为传统政治世家“保驾护航”。加上纳瓦兹·谢里夫得到了军方默认的支持，外界一致认为谢里夫家族和穆盟（谢派）会轻松胜选。然而结果却出乎意料：在军方严阵以待、当局封锁与伊朗和阿富汗边界、网络管控加强的紧张氛围下，正义运动党支持的候选人赢得了93个议席，伊姆兰·汗阵营继续成为议会第一大力量。

相比之下，穆盟（谢派）和人民党分别只赢得了75席和54席，甚至两者加起来都无法达到议会过半的169席，难怪英国《卫报》将这次选举结果视为对纳瓦兹·谢里夫的“羞辱”。在国内反对派、境外选举观察团、国际媒体质疑选举公正性的舆论环境下，正在服刑的伊姆兰·汗对这一结果仍不满意，还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发表了“胜选讲话”，强调其阵营实际上赢得了三分之二的多数议席。正义运动党则表态将与其它反对党（尤其是宗教政党）合作，在中央和部分省份组建政府，以终止两大传统政党的执政希望。

伊姆兰·汗阵营誓要抗争“选举舞弊”、志在卷土重来，反过来穆盟（谢派）和人民党也要延续“阻击”伊姆兰·汗的努力，继续将其排除在执政舞台之外。尽管伊姆兰·汗坚持着自己的政治理想，民间希望终结“家族政治王朝”的呼声也很强烈，但政坛各派势力都不得不正视官方选举结果和议会版图的现实，这也决定了组建联合政府的主动权从一开始就在穆盟（谢派）的手上。

就在选举结束后两天，纳瓦兹·谢里夫便提出要寻求与人民党组建联合政府，同时至少有六名以无党籍身份当选的议员宣布将加入穆盟（谢派）的阵营。不过作为影响组阁成败的关键因素，人民党一开始并未明确表态，而是希望通过谈判和博弈，谋取总统、参议院主席、国民议会议长等领导职务。

注：当地时间2024年2月6日，巴基斯坦拉尔卡纳，大选前夕，巴基斯坦人民党主席比拉瓦尔·布托在最后一天的竞选活动上向支持者挥手致意。

因此在穆盟（谢派）主动伸出橄榄枝后，比拉瓦尔·布托·扎尔达里（巴已故前总理、“铁蝴蝶”贝·布托之子）拒绝出任内阁部长，反而希望其父亲、人民党联合主席阿西夫·阿里·扎尔达里出任新一届总统（巴现任总统为正义运动党籍的阿里夫·艾维），而后者在数小时后便暗示要组建“所有党派的联合政府”。在最初几次会谈结束后，人民党的官方声明绝口不提大家关切的党派合作问题，而是强调高通胀、失业、减贫等具体议题，甚至暗示有可能撇开穆盟（谢派）与伊姆兰·汗合作，更令联合组阁的前景一度扑朔迷离。

然而在伊姆兰·汗阵营拒不与两大党合作，积极联络伊斯兰神学者协会（JUI (F)，巴最大的宗教政党）等党派，酝酿联合发起抗议示威的情况下，穆盟（谢派）和人民党都不想错过组建政府、选出总理的截止时间（2月底），更不希望没有稳定政府的状态延续下去。尽管目前内阁人员安排仍未对外公开，但经过多轮谈判，两党在2月13日同意组建联合政府，七天后正式召开联合记者会，宣布两党达成一致意见，且统一民族运动党、穆斯林联盟（领袖派）、巴基斯坦稳定党也将加入其中。

至于最关键的职务分配问题，两党各自最热门的人选——曾三度担任总理的纳瓦兹·谢里夫和前总统阿西夫·阿里——都退出了总理竞争，一致决定举荐夏巴兹·谢里夫竞选新一届总理，支持阿西夫·阿里争取二进总统府。为了将伊姆兰·汗继续排斥在政治舞台之外，两大家族、两个政治光谱不同的政党终究实现了“携手”。

巴基斯坦能否走出危机？

尽管伊姆兰·汗阵营也推出了自己的总理候选人（正义运动党秘书长奥马尔·阿尤布·汗），但他很难获得足够支持。不出意外的话，夏巴兹·谢里夫和阿西夫·阿里应该会按计划分别出任总理和总统。不过新政府正式成立、就职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对“谢里夫-布托家族联盟”而言，将要面临的政治和经济危机，无一不是艰巨的挑战。

首先，穆盟（谢派）和人民党能否真正搁置分歧、密切合作仍是一个未知数。从政治光谱来说，前者是中右翼偏保守主义政党，后者是中左翼偏进步主义的政党（且世俗化程度更高）。从权力根基来说，谢里夫家族在巴中南部旁遮普省扎根上百年，布托家族和人民党的权力中心则在毗邻的巴西南部信德省，各自代表着不同的语言族群。世家之争、政治立场、意识形态、权力基础和利益群体的天然差异，决定了二者合作过程中难免出现摩擦甚至矛盾。

两年前两党在军方支持下合作“下架”伊姆兰·汗、组建联合政府后不久，便由面和心不和发展为矛盾外露。随着2024年大选日渐临近，穆盟（谢派）利用行政资源，在财力支持等方面越发倾向于宗教政党伊斯兰神学者协会（尤其是在与阿富汗接壤的开伯尔-普什图省），无视人民党籍内阁官员的诉求。

对于当年以反伊姆兰·汗为宗旨而共同成立的政治联盟“巴基斯坦民主运动”（PDM），两党也存在明显分歧。由于不满“部分政党绑架了这一联盟”，早在2021年4月，同为立场偏左翼和世俗化的人民党与人民民族党撤回所有人员，实际上退出了该联盟。而人民党也在经济改革这一要害问题上刻意与穆盟（谢派）保持距离，例如燃料涨价等敏感政策。

军方支持的联合政府之外，伊姆兰·汗和正义运动党代表的“反体制”力量仍有可能对现有局势造成更大冲击。本次选举从投票开始前，伊姆兰·汗阵营便指责此次选举安排中的舞弊和不公，国际社会也担忧排除正义运动党的选举缺乏必要的公正性。选举结果出炉后，伊姆兰·汗更是将两党结盟称为“盗取人民授权的窃贼”，正义运动党支持的抗议示威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

虽然伊姆兰·汗短期内难以恢复人身自由，但在传统势力试图将其判处死刑未果后，他的存在已然成为巴社会寻求改变传统政治生态的标志乃至“图腾”。由于特殊历史因素，加之独立以来近半数时间在军方直接统治或主导下，现代政党在该国几无根基，大大小小数十个政治世家在军方支持下，实际上垄断着政治资源。

1970年代以来，布托和谢里夫两大世家几乎“轮流坐庄”，年轻选民早已对此现状不满，承诺打破“家族统治”的伊姆兰·汗和正义运动党，则成为他们的希望所系。一次选举终将落下帷幕，对伊姆兰·汗的囚禁可以继续，然而传统势力维系、分配权力的努力，与民间社会希望冲破这一传统权力格局的强烈愿望，注定是短期内难以弥合的结构性矛盾——这便是近年来巴政局动荡的本质所在。

除了上述可能随时引爆的政治危机，新一届政府面临的社会经济危机同样棘手。目前巴基斯坦是亚洲通货膨胀速度最快的国家，通胀率高达28%。与此同时，该国深陷“债务黑洞”，公共债务的GDP占比超过75%，此前获得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贷款将于今年4月到期，新贷款的谈判已成燃眉之急。

如今巴财政和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外债，同时本国中产群体大幅缩水、消费能力有限，但提高税收、增加财源的做法又极有可能伤害本国商业和民众购买力，在通胀的“点火浇油”作用下，这种被IMF点名的“债务两难”困境，对穆盟（谢派）和人民党的考验十分严峻——一旦经济和民生危机恶化，两大政治世家执政的合法性将遭到更大冲击，反过来加剧政治动荡、深化政治危机。目前就连军方最关切的也是联合政府尽快缓解巴经济危机，可见这一问题的潜在杀伤力有多大。

显然，达成联合政府协议只是艰难旅程的开始，巴基斯坦脆弱的经济和动荡的政局注定了未来两大党的合作绝非易事。如果从政坛到民间，不同政治力量和社会群体仍无基本共识、持续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恐将继续延缓该国走出国家危机的步伐。这一点无论是伊姆兰·汗阵营、传统世家政党还是军方，都需审慎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