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胀和需求低迷的打击下，印度消费品行业举步维艰

几个月来，全球范围内加密货币的采用率大幅下降，大多数富裕国家已经不再采用加密货币，而低收入国家的加密货币采用水平显着上升，根据Chainalysis网站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印度、越南和尼日利亚占据前三名，领先于美国。

报告显示，加密货币的采用在中亚和南亚国家发展最快，在包含154个国家的分类中，该地区有6个国家占据了前十名。

世界正面临几十年来从未见过的通货膨胀率，因此，各国央行——以美联储为首——已经开始采取了严格的货币政策，最显着的是提高利率，特别是在政府债券方面，鉴于这种造成不确定性的情况，投资者正在寻找通胀的避风港，其中之一就是数字货币。

至于该报告对全球加密货币采用的方法，公司选择按照规则批准的内容进行分类，换句话说，它关注的是基层人口将最大比例的资源投入加密货币的国家。

印度和越南占据排名前两位，尤其是印度，除了一项点对点交易量外，几乎所有指标都优于所有国家。

越南和菲律宾分别排名第三和第六，去年的报告中越南排名第一，菲律宾排名第二，而印度排名第四，领先于美国。

至于尼日利亚——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则在2023年Chainalysis排名中排名第二，领先于美国和乌克兰，该国以其技术领域相对先进的发展水平而闻名。

去年，尼日利亚并未进入前十名，而是排名第十一位，此举是为了支持加密服务行业的发展，自3月以来，尼日利亚人可以使用智能手机立即通过银行购买加密货币，这无疑促进了加密货币在基层的采用。

值得庆幸的是，人口比欧洲和美国人口总和还多的印度，是基层采用加密货币的先驱，尽管拥有这样的优势，但印度的立法仍然不太有利于加密货币的发展。

因此，根据该报告，尽管印度的普及率高于其他国家，但缺乏监管支持阻碍了加密货币的成熟和果断的采用。

预计印度在G20峰会上宣布的加密货币行业五项革命性措施将很快生效，这将是这个国家加密货币行业的新曙光，该国汇集了全球近50%的加密货币用户。

令人惊讶的是，低收入国家在加密货币采用方面名列全球榜首，而富裕国家则落后，但自报告发布以来，针对这一问题发出了多种声音。

欧洲第一家加密货币交易所Bitstamp对此事非常感兴趣，并试图解释其中的原因，其研究显示，贫穷国家的人们在对政府当局没有信心时更愿意转向加密货币，而且当国家现有的传统金融基础设施无法增强获得服务的机会时，他们也会做出这种选择。

因此，加密货币在跨境汇款中的作用使其在这些国家更具吸引力，此外，一些加密货币可以在通货膨胀和某些当地货币波动的情况下充当价值储存手段。

该报告最后警告称，“Chainalysis”在评估国家时没有考虑交易量或投机方面的影响，根据这些标准，美国、英国、日本和加拿大等富裕国家无疑将位居榜首。

近些年，印度与中国台湾省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例如，6月28日，台湾当局表示，有极大意愿同印度签署“自由贸易协定”；2022年9月，台湾地区代工企业巨头富士康、印度矿业巨头瓦丹塔与印度古吉拉特邦政府签署谅解备忘录在印度设立半导体与显示器制造厂，预计投资约200亿美元，虽然富士康于2023年7月宣布退出该项目，但这在当时是印度自1947年独立以来最大的一笔公司投资；自2017年起，随着美国苹果公司加快挺进印度市场的步伐，其在印三大供应商，即台企富士康、纬创资通与和硕，也在不断追加对印投资、扩建工厂，甚至对印转移生产线。

实际上，自上世纪90年代台湾地区与印度建立正式的民间交流机制以来，包括经贸关系在内的印台关系就一直保持上升势头。那么，应如何理解如今印台经贸关系的迅速加强？

上世纪90年代，台湾地区与印度正式建立民间交流机制，彼时台湾当局推行所谓“银弹外交”和“南向政策”，鼓励台商在东南亚与南亚地区投资。同一时期，印度政府在实行经济自由化改革后也提出“东望”政策，要与东南亚、东亚国家和地区发展经贸与政治关系。1995年，印台在台湾地区设立“印度—台北协会”，并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设立“台北经济文化中心”。此后，印台经贸互动持续增温。但该时期台商受大陆经济腾飞吸引，对印度市场兴趣不大。

进入21世纪后，由于马英九当局推行所谓“活路外交”，提出“优质平价新兴市场推动方案”，并将印度作为主要目标，印台关系发展较为迅速，特别是双方贸易额增长较快，从2006年的20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75.69亿美元。2011年7月，印台还签署了关于避免双重征税和海关互助的协议。

2014年莫迪政府上台后，将印度外交的“东望”政策调整为“东向行动”，针对中国加强与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安全与战略合作，并与美国开展战略对接。2016年，台湾蔡英文当局上台后，为配合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推出所谓“新南向政策”，将印度作为“重中之重”，谋求将“新南向政策”与“东向行动”对接。但彼时“新南向政策”对促进印台关系发展并没有迅速产生作用，直到2018年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后，台湾地区对印度的投资额才出现明显跃升。当前，约有160多家台湾企业在印度有活跃的业务。2019～2020财年，台湾地区对印度的直接投资额为4400万美元，但截至2022年4月，这一数据已升至15亿美元，不过仅占台湾地区对外投资总额的近1%。印台贸易额也有较大幅度增长，2022～ 2023财年，贸易额达到109亿美元，但仍不到大陆与台湾地区双边贸易额的1/30。

从印台关系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出，其主要受政治因素驱动，随着中国大陆的崛起，印台关系也在不断增强。台湾当局希望减少对大陆的经济依赖，扩展其所谓“国际空间”；而印度不仅想得到台湾地区的投资和经贸发展利益，还想利用涉台问题对中国施压。此外，印台关系的逐步加强也受到中美战略竞争的影响。

2018年后，印台经贸关系获得较大幅度发展，虽然美国发起对华贸易战及其随之而来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是重要原因，但实际上，台湾当局与台企希望降低对大陆经济依赖的动因非常复杂。对台湾当局来说，“台独”势力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希望推动经济“去大陆化”，其最终目的是孤立大陆，并追求所谓“独立”；而对台企而言，大陆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地位的不断攀升对其大陆市场份额的压缩，外加大陆生产成本上升、美对华在高科技领域的选择性脱钩，及新冠疫情导致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暂时性中断，都使其希望开拓新市场，多样化发展其产供链。事实上，这一过程在中美贸易战前便已开始，但中美贸易战使这一过程加速。“新南向政策”在推动台企将印度视为一个潜在的、有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印度已成为台湾当局所谓“对外战略”中的重要一环，是其在亚洲制衡大陆的长期力量。

对印度而言，莫迪政府早在2018年便关注到美国商会报告中关于中美战略竞争将引发全球产供链连锁反应的分析，并注意到一些跨国公司为规避风险，正在考虑将业务自中国大陆转移到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莫迪政府自2014年提出的“印度制造”计划发展成效一直不佳，印方认为这是发展该计划、“替代中国”的重要机遇。因此，印度开始积极与苹果公司、富士康、大众汽车、现代汽车等大型跨国企业协商，通过提供税收优惠和免税期等措施，鼓励它们将整个或部分业务从中国大陆转移到印度。其中，台资企业是印度着力争取的对象。对印度来说，与台企合作可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印度成为一个替代性的供应链中心。2018年，印台更新“双边投资协议”后，台湾地区对印投资大幅增长，苹果公司的主要供应商富士康引领了这一波潮流。在过去五年里，苹果公司在印度的发展战略也已发生变化，从在印度生产面向本地市场的产品，转变为在印度建立战略性生产基地，生产用于向欧洲等第三方市场出口的产品。

台湾地区的产业优势在于机械和电子制造行业，当前其对印投资也主要集中在橡胶制品、电子制造、化学品、计算机软件和冶金工程等领域，印度希望利用其产业优势，实现促进本国半导体制造业发展的目标。目前，印度国内所使用芯片皆为进口，其智能手机行业使用的芯片75%以上来自台湾地区。芯片是现代电子产品的“大脑”，美国认为“芯片战”关乎国家的“生死存亡”。2022年10月，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发布公告，对向中国出口的先进计算和半导体制造物项实施新的出口管制，这是自2018年以来，美国再次升级对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制裁。印度不希望未来像中国一样在芯片方面受美国限制，希望尽早拥有独立的先进芯片生产能力，成为继美国之后台湾地区半导体制造商的第二个生产中心。印政府预测，到2026年，该国半导体市场价值将从2020年的不到200亿美元增至630亿美元。当然，大力发展芯片制造业也是印度成为“全球大国”野心的重要体现。

印台经贸关系是当前印台关系中最引人注目的方面，因其部分产业合作发展趋向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国际产供链的重新调整。

然而，对台企来说，商业可行性和运营成本比台湾当局所谓的“对外战略”更具决定性，其在印度的发展远非一帆风顺。例如，2020年12月，纬创资通在印度的装配工厂发生工人暴动，损失高达712万美元；2021年底，富士康在南印泰米尔纳杜邦首府金奈的工厂遭遇工人因劳资纠纷而举行的大规模罢工。2023年5月，在长期经历一系列工人闹事、医疗事故与印度政府的行政处罚后，纬创资通宣布整体退出经营了15年的印度市场。台企上述遭遇的更深层次原因在于印度投资环境对外企的“不友好”。当前，莫迪政府是印度自上世纪90年代实行经济自由化改革以来在对外经济政策上最保守的政府，其虽希望借助外国资本和技术来推动“印度制造”发展，但对外企在印度市场盈利又充满“恐挤压本土产业发展空间”的“不安”，因此当某一产业在外国资本扶植下有了一定发展时，外企往往会遭遇莫须有罪名的处罚。事实上，几乎所有在印外企都“难逃一劫”，谷歌、亚马逊、诺基亚、三星均曾遭遇数十亿的“天价罚单”，因此外界甚至将印度称为“外企坟场”。大陆企业小米在印度的遭遇也是台企的前车之鉴。2022年5月，小米印度公司被印执法部门指控以支付版权费为名义“非法”汇款给外国实体，印方从小米集团在印度当地的银行账户中扣押了约555亿卢比（约合48亿元人民币）。对此，小米公司表示一直在全球范围内坚持合法合规经营，但这部分资金或将被正式没收。此外，印度基础设施尚不完善等硬件问题也仍较突出。例如，半导体产业生产需要无污染的环境、不间断的电力供应和大量的清洁用水，而当前在印度找到完全满足这些条件的地点仍有较大难度。

当前，印台正进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台湾当局希望通过该协定使其半导体制造商可以较低成本进口生产所需组件，而印度却认为这项协定没有多大价值，因其一贯希望外企在印生产任何产品的所需部件也都在印生产，目的在于让外国投资者为印度建立全产业链。此外，当前印台贸易逆差已扩大到57亿美元，这对印度来说难以接受，因为其所签订的双边自贸协定在实践中几乎都是印方享受贸易顺差。

综合来看，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在印度政府和台湾当局有意鼓励经贸关系发展的情况下，双方贸易额与投资额增长与总量仍十分有限。双方企业在开展产业合作的过程中面临多重障碍，因此印台经贸关系发展难以一帆风顺。

中国8月出台活跃资本市场措施，包括降低印花税、阶段性收紧IPO与再融资、规范大股东减持和降低融资保证金最低比例，力度超出预期，显示决策者改善社会预期的诚意。中国有刺激股市先于刺激经济的先例，活跃股市举措是中国自上而下开启经济政策强宽松的先兆。数日后中国宣布提振房地产的新政，包括降低首套房和二套房按揭贷款首付比例与利率、下调存量首套房按揭贷款利率等。可以预期，未来经济政策将延续宽松，直至市场信心与社会预期实质性改善。

一是进一步放松房地产政策。一二线城市具有更大政策空间和更好政策效果。一二线城市将加快城中村改造并与保障房建设相结合，从二线到一线城市逐步放松或取消限购。政策部门将持续放松房企融资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房企融资支持。

二是保持货币流动性宽松，刺激信贷供应扩大。可能进一步适度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存款利率和LPR。

三是积极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利用地方政府特殊再融资债券机制置换部分隐性债务，鼓励地方政府盘活存量资产资源，鼓励银行对地方政府存量隐性债务展期或借新还旧，但严格控制隐性债务增量。

四是加快政府债券发行，第四季度可能提前下发2023年部分债务额度，2023年可能提高财政广义赤字率，加大财政政策扩张力度。

五是在稳地产基础上，提振汽车、电子产品、家居等大宗消费，大力发展体育休闲、文化旅游等服务消费。

六是聚焦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等行业，加大产业政策力度。

七是建立健全与企业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努力改善民营企业家信心。

八是加强与国际社会沟通合作，降低中美冲突和地缘政治风险，修复投资者信心。

房地产市场稳定关系到金融体系稳定、地方财政稳定和市场主体信心，稳地产将是政策重点。房地产政策积极宽松周期已经启动，政策宽松将持续到住房销售、房企现金流和土地市场实质性改善。

一二线城市具有更大政策空间和更好政策效果。一二线城市将加快城中村改造并与保障房建设相结合，从二线城市到一线城市将梯次逐步放松或取消限购政策。同时，政策部门将进一步放松房企融资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房企融资支持。一二线城市保障房供应增加和限购政策放松，将对周边地区和低线城市产生人口和资金的虹吸效应，一二线城市房地产和金融财政形势将率先改善，不同层级城市将延续分化。

随着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和城镇化阶段变化，高端产业、高质量就业机会、年轻人口和社会资金向核心城市聚集成为客观趋势，中国城镇化进入“大国大城”都市化发展阶段。

中国货币信贷政策将延续宽松，未来两个季度仍有适度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存款利率和LPR的可能性。由于外需低迷和国内信心偏弱，近期政策宽松只能支撑中国经济低位企稳或弱复苏，经济增速仍将显著低于潜在增速，大部分行业仍面临负产出缺口和通缩压力。随着低基数效应减弱，中国2023年保5%经济增速的压力将显著上升。2023年美国经济和通胀可能明显降温，美元利率和汇率或迎来拐点，中国货币政策宽松所面临的外部约束减弱。

9月、10月大部分行业进入传统旺季，家庭消费和服务业活动有望温和改善，信心回升和政策刺激可能支撑房地产市场出现初步企稳迹象，基数效应、海外去库存趋缓和商品价格反弹可能推动出口降幅逐步收窄。预计第三、四季度中国GDP同比分别增长4.4%和5.2%，CPI同比增速分别达到0.1%和0.8%，PPI同比降幅分别收窄至3.3%和2.3%。2023年全年，GDP和CPI可能分别增长5.1%和0.6%，PPI或下降2.9%。

近年来，虚拟资产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资产类别，备受投资者瞩目，比特币(Bitcoin)、区块链技术(Blockchain)，及非同质化代币(NFT)成为热门话题。根据Coinmarketcap.com数据，截至今年一月，超过1万亿美金资金已流入虚拟资产市场。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也是虚拟资产交易的重要枢纽。罗兵咸永道的报告显示，香港有6%的对冲基金涵盖加密货币，位列全球第三，与瑞士和新加坡齐名，仅次于美国(30%)和英国(10%)。在加密数字货币交易方面，香港的开放程度也远远领先其他的国家和地区。2023年6月1日，香港虚拟资产交易所新发牌制度正式开始实施，此举意味着，香港将通过确立持牌标准来推动其合规化发展，充分体现香港发展虚拟资产市场的决心。

新政开始执行后，无论是OKX这样的原生加密资产交易所，还是老虎证券这样的传统金融机构，齐齐挤进香港谋求合规，以期拿下香港虚拟资产服务提供商（VASP）牌照。

不过，利好释出仅两个月，香港证监会便发现，部分未获发牌的虚拟资产交易平台，讹称已向证监会提交牌照申请，令公众误以为该交易平台符合监管规定，并已有不少香港投资人被“割韭菜”。

9月13日，香港证监会发出声明警告称，近来留意到一家名为“JPEX”的虚拟资产交易平台，利用网红、场外交易商向香港公众大肆推广，列出六大可疑之处。香港证监会强调，JPEX旗下实体“一概未获发牌”，且并未向当局申领牌照，因此已要求相关人士停止推广任何与JPEX有关的产品和服务。

这是自香港努力发展成为加密货币中心以来，香港证监会发出的首个此类警告。

JPEX为近年新窜起的虚拟货币交易平台，但在币圈以外并不算特别知名，一直到今年7月小巨蛋的“拳上”拳赛举行之时，JPEX才以主办方的身份获得各界大量关注。自2021年起，JPEX在香港各大交通枢纽和建筑物上进行广告，宣称是“日本加密货币交易所进军香港”，并声称已在加拿大、日本和澳大利亚获得国家级交易平台的许可。然而，多国媒体的调查发现，这些所谓的牌照很可能是以“人头”名义注册的，自2020年注册以来，JPEX的实际负责人和办公地点一直未有公开。JPEX平台部分产品提供的回报极高，达年化20%，不少香港本地网红，如林作、陈怡等，都为平台揽客，港星张智霖等也是平台的代言人。

9月14日，香港警方表示，已接获香港证监会转介，商业罪案调查科正接手调查JPEX。据悉，由于JPEX无牌照便不属证监会监管范围，只能将案件交由警方循诈骗方向调查。

9月17日晚，JPEX下架理财页面的所有交易。

9月18日，香港警方以涉嫌“串谋诈骗”为由拘捕与JPEX相关的四男四女，包括网红林作和陈怡。截至当天晚上，共接获1641人就相关事件报案，涉及金额约12亿港元。

同一日，自称因JPEX平台蒙受“6位数”损失的两名受害人，在香港立法会议员吴杰庄陪同下召开记者会，表示事件影响大，希望获政府和各界协助解决问题。吴杰庄称，涉案“苦主”群有8000人。

对于此次JPEX的爆雷事件，香港《文汇报》评论道，JPEX铺天盖地宣传，吸引大量投资者，但证监会并没有及早介入，被质疑是导致受害人数几何级数递增的原因之一。

时评人士颜宝刚亦在财经拆局专栏撰文指，JPEX事件源于港府宣传和政策有漏洞，即港府6月1日开始对加密货币和虚拟资产进行规范，但证监会放宽监察设立了12个月过渡期，令未获牌照的已设立平台，一方面对外声称会在短期内向证监会申请牌照，同时却已经伙同网红大肆对外宣传“吸金”。基于香港散户对虚拟资产及相关法例认知有限，根本无从判断产品是否合规，自然容易听信宣传而误坠入投资陷阱。

而实际上在香港“铺天盖地宣传”的虚拟资产交易平台，远不只JPEX一家。

对于JPEX案，香港特首李家超9月19日回应说，事件反映出对虚拟资产投资监管的重要性。对于事件会否影响香港投资者的信心、令Web3.0发展受阻，李家超强调，发牌制度正是为了保障投资者，确保投资者的资金不会被平台不当利用，投资者也应了解不同平台的投资风险。

香港大律师陆伟雄认为，此次JPEX案的手法与“庞氏骗局”类似，都是找来名人吹嘘，呼吁投资者不要盲目信奉“明星效应”。

永裕证券总经理谢明光也表示，香港应加强投资者教育，例如在股票市场，若年回报达20%或以上，可能不少投资者都不会相信，但虚拟资产则不同，由于波动性较大，加上可以组成很多复杂的结构性产品，令不少投资者误以为因而可获得高回报，只要投资者的知识增加，便不会误信一些不合理高回报的宣传。

其实，虽然虚拟资产的发展如火如荼，但围绕加密货币的争议从未停止。不过，在支持虚拟资产交易发展方面，港府一直走在前面。香港财政司长陈茂波今年4月曾表示，“过去一段时间虚拟资产巿场大幅波动，也有虚拟资产交易所倒闭，让一些人对Web3的前景感到怀疑。然而，我们认为这正是推动Web3发展的最好时机。”

2022年10月，港府发布《有关香港虚拟资产发展的政策宣言》，阐明特区政府就在香港发展具有活力的虚拟资产行业和生态系统的政策立场和方针。其中备受瞩目的是，《宣言》提出将为虚拟资产服务提供者颁发交易牌照。媒体和业界纷纷给出“香港金融大开放”“香港将争夺全球虚拟资产中心”的评论；并认为这是港府为弥补新冠疫情“丢失的三年”而在金融科技领域奋起直追的表现。

2023年6月，香港证监会发布了长达99页的《适用于虚拟资产交易平台营运者的指引》，宣布自6月1日起，香港正式实施虚拟资产发牌制度，所有在香港经营虚拟资产交易所业务的虚拟资产交易平台需要获得证监会发布的牌照，进一步落实《宣言》内容。至于无意申领牌照的营运者，则应在12个月的过渡期内以有序方式结束在香港的业务。文件要求，虚拟资产交易平台需要满足投资者保障、缴足股本、反洗钱、私钥管理、内部监控、网络保安等多个方面的条件，才有可能获得牌照。

对于申牌平台的财务稳健性，香港证监会做出了详尽要求。文件指出，平台营运者应时刻在香港实体拥有具有充分流通性的资产，金额应相当于平台至少12个月的营运开支；平台营运者须时刻维持不少于500万港元的缴足股本；平台营运者须时刻维持不少于该平台营运者的规定速动资金的速动资金（一般是300万港元）。

不过，实际拿下牌照的成本，要远高于文件表面的要求。因为平台需要建好交易、安全以及托管等系统后，才能提交牌照申请，而这些系统建立的人员和技术成本极其高。据腾讯科技援引业内人士观点报道，在香港递交牌照申请前，平台需投入至少1亿港币左右的成本。而做完这些，只是相当于一张入门券。即使建好系统后，牌照依然可能批不下来，甚至批下来了也可能没有业务，让前期投入统统打水漂。

香港证监会并没有就虚拟资产交易平台的牌照数量设下限制。有业内人士预计，预计最终成功获得牌照的将仅有5-8家交易所，正在申请牌照的预计80%将撤回。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数量也会极少。

日本是最早对虚拟资产采取友善态度的亚洲国家，2017年就开始把虚拟资产合规化。在经历大规模交易所破产后，对虚拟资产的态度变得严谨。开始时有100多家交易所申请牌照，有20家获批，但是只有5家左右持续运营。

新加坡也一直积极推进区块链技术和其他金融新兴技术，截止到2023年6月，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共收到461份牌照申请，只有19家获得许可证或原则上被获批，其中大部分还是有传统金融背景的机构。

据悉，现在香港有超过100家虚拟交易平台正在营运，80余家已递交或正在准备申请牌照，但绝大部分未正式取得。8月3日，HashKey、OSL获香港证监会许可升级1号（证券交易）和7号（提供自动化交易服务）牌照，被允许从事香港加密货币零售业务，成为自2023年6月1日新规生效以来，第一批获得牌照的机构。

8月28日，HashKey正式向零售交易者提供加密货币交易服务，不过，该服务目前不支持中国内地用户使用，仅面向符合监管要求的16个地区用户开放，且对用户的使用条件持审慎态度，将基于申请者的身份证件、出入金银行卡以及IP所在地等做出审核。

HashKey集团首席运营官翁晓奇表示对其零售服务寄予厚望：“我们希望到今年年底将注册用户数量增加到50万到100万之间。我们还预计明年市场将更加看涨。如果情况确实如此，我们的目标是到2025年服务1000万用户。”

加密货币资讯平台Coingecko 9月18日的数据显示，HashKey 24小时交易量481381美元。

除了申请牌照难之外，横亘在虚拟交易平台面前的，还有香港高昂的人才和租金成本。一位已经搬去马来西亚的创业者说，在马来西亚，6万人民币就可以租到市中心的大平层，而且当地还有非常廉价的IT技术人员，而在香港，可能一名普通IT人员的月薪就需要3万港币。

另外，银行开户也不容易。为应对虚拟资产业界开户需求和理顺流程，香港金管局曾于4月27日向香港各银行发出通函，当中提到，已取得香港证监会牌照的虚拟资产交易平台，不需要额外的客户尽职审查措施，要求银行在防范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风险的同时，提供具包容性的银行服务。不过，多位从业者均向腾讯科技表示，但凡业务涉及币圈，都不容易开出企业账户。而究其原因，一位创始人表示，因为香港的政府部门和企业分开，尽管政府部门希望企业多到香港落地，但开户的银行依然会在意风险控制，拒绝给币圈公司开户。

此外，《华尔街日报》报道认为，在香港从事币圈，还面临一些“中国特有的风险”。报道称，鉴于加密货币行业的不明朗特质，在保护投资者和吸引业务之间取得平衡将非易事。如果中央认为，香港对加密货币友好的策略最终会削弱中央监控大中华地区资本流动的能力，那么加密货币就算在香港取得成功，最终也会变成麻烦。

区块链界大佬、以太坊创始人V神（Vitalik）也表示类似担忧，他9月14日在新加坡发言表示，虽然自去年年底以来，香港已转向对加密货币友好的立场，但“对我来说，香港加密友好政策的持续性是一个关键变量，我个人很难判断这个问题。当地监管让人们相信加密友好政策具有持续性是一件很有挑战性的事。”

对此，香港立法会议员吴杰庄9月15日在推特上回应，“香港每一个政策或法例都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包括政府撰写政策、公众咨询、立法会多个委员会和大会讨论等，所以希望Vitalik了解实际情况。国家与香港并没有Vitalik所说的复杂情况。中央政府一直表示支持香港‘一国两制’发展，所以香港有空间制定虚拟资产的政策，欢迎全球合规企业到香港发展。”

吴杰庄最后表示：“香港的政策和法律不会朝令夕改，所有相关的策略和条例都是经过社会重大共识和完整程序，所以我能够告诉Vitalik先生，香港的政策十分稳定。”

当前全球多地陷入食品通胀危机，在此背景下，金砖国家在全球粮食生产、供应方面的地位得以凸显。最重要的是，金砖国家大多能够实现主要粮食作物的自给自足，保障了自身的粮食主权。过去多年来，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粮食援助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后者的粮食安全问题，反可能不利于受援国本土农业发展。金砖国家可以逐步跳出这种传统的“援助”思路，通过强化相关国家的粮食主权来实现粮食安全。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于8月22日至24日在南非举行并引发广泛关注，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首先，目前金砖国家对全球GDP的贡献已达32%，首次超过由主要发达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 (G7) 的31%。其次，此次会晤做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扩员决定，吸纳阿根廷、埃塞俄比亚、埃及、伊朗、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六个国家正式加入金砖大家庭。

这项决定是金砖国家正在进行的更广泛转型的一部分。从讨论“去美元化”到扩大成员国范围，再到非洲发展，这些都是与金砖国家对外交往有关的重大问题。尽管金砖国家之间的内部合作迄今为止一直是其峰会的主要焦点，但显然他们并不想止步于此。

G7于1975年首次召开峰会（当时因为加拿大尚未加入，所以还是G6），并在1978年至1979年间也进行了类似的转型——从协调各自的经济发展拓展至其他议题，如对外援助政策。

但金砖国家转型的背后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这个因素不怎么被提及——那就是金砖国家在全球粮食生产、供应以及至关重要的粮食主权方面的中心地位。事实上，这次峰会举办的大背景就是全球生活成本危机——或者更具体地来说，是“食品通胀”。

2018年，金砖国家农业生产总量占世界50%以上，人口却只占到40%。截至2020年，巴西已成为世界第四大农业生产国，农业产值1358亿美元。巴西也是大豆、原糖和禽类产品的最大出口国。印度在粮食生产方面可以自给自足，在棉花、肉类和大豆方面还有大量出口，是2019年全球第九大农产品出口国。同年，中国农业产值占全球四分之一以上。新成员埃塞俄比亚也在今年实现了小麦的自给自足。事实上，今天的金砖国家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粮仓”——当然也是“非洲粮仓”，因为它们向非洲大陆出口了大量粮食。

在所有金砖国家中，巴西是非洲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2022年出口额接近90亿美元，而其从非洲大陆进口的农产品价值还不到10亿美元。在粮食安全方面，一些非洲国家对印度的依赖程度甚至超过了乌克兰。印度既是世界第二大大米生产国，也是世界第二大大米出口国。印度大米出口全球150个国家，其中出口量最大的前八位里面，非洲就占了四个——贝宁、科特迪瓦、多哥和几内亚。

因此，当印度最近出台大米出口限令时，这些非洲国家经历了严重的食品通胀。而与之处境相似的其他地区国家也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来避免通货膨胀。例如，尼泊尔要求印度取消大米出口限制，作为交换，尼泊尔向印度出口西红柿，以缓解印度西红柿价格暴涨。

而除了人为的政策调整，自然灾害也是影响粮食出口的重要因素。例如，今夏以来，严重洪灾袭击了中国内蒙等主要水稻产区，影响了玉米和大米的供应。如果非洲国家更加依赖中国的玉米和大米出口，他们也或将受到重大冲击。事实上，在金砖国家创始成员国中，中国对非农产品出口水平是最低的，而在过去五年中，中国从非洲进口农产品的绝对数量却在增加，这得益于中国在提高非洲大陆农业生产率和规模化生产方面的投资不断增加。

包括六个新成员在内，金砖11国不论单独来看还是整体来看，在支持非洲农业发展方面都具有强大的作用，但关键是要采取一种不同于G7的方式来支持非洲大陆粮食安全。自1979年以来，G7（1997年至2014年为G8）发表的所有声明和公报中，解决中低收入国家粮食问题的办法通常是向这些贫穷国家运送更多的农业援助。这种援助在短期内是有效的，但它也可能成为农业出口补贴，反不利于受援国本地农业生产的长期发展。

但金砖国家援助的关键在于关注粮食主权，而不仅仅是粮食安全。

金砖国家成为粮食生产和出口大国，并通常能够实现主要粮食作物的自给自足的成功经验，对寻求摆脱进口依赖的非洲国家至关重要。从印度的“绿色革命”到中国的脱贫攻坚（农业现代化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粮食主权问题上，每个金砖国家都可以在某些农产品方面提供经验，成为潜在的合作伙伴。

多年来，金砖国家的形象不断提升，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如今已成为全球关注的大事件。由于金砖国家在全球GDP中占有相当份额，因此现在对大宗商品及能源部门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而G7的影响力则主要集中在金融服务和市场。新加入的六个国家巩固了金砖国家的这一地位，因为其中有许多国家已经是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伙伴。

经济合作和全球治理可能是金砖国家目前关注的焦点，但气候变化等具体问题也将需要它们拿出一种不同于过去G7向全球南方国家提出的战略。另外可以预见的是，金砖国家在实施粮食安全措施时，也将采取更为循序渐进的战略，就像它的扩容过程一样。

近年来，关于中国外贸出口订单转移至东南亚的讨论引发了市场广泛关注。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出口订单转移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产业链在各国间的重新分工，其对一国外贸的影响既体现在总量层面，也体现在结构层面，仅从单一维度解读出口订单转移，往往会背离事实。笔者基于对中国和东南亚进出口数据的分析，发现中国出口订单转移至东南亚的规模总体可控，双方整体呈现“竞争”与“互补”并存的贸易格局。

一是从全球范围看，2016年以来东南亚逐渐成为全球出口订单转移的主要承接地区。2016—2019年，美国、日本、中国等主要经济体出口份额（出口份额=一国或地区的出口量/全球总出口量）普遍回落，同一时期东南亚国家出口份额总体呈现上升态势（见表1），前者与后者的份额变动呈现明显的此消彼长关系。据此，初步判断2016年以来东南亚或已成为全球出口订单转移的主要承接地。

二是从东南亚内部看，越南是东南亚国家中最主要的出口订单转移承接国。从东南亚各国的出口份额变动情况看（见表2），越南出口份额从2015年的0.98%稳步增长至2019年的1.39%，份额增长居东南亚国家之首，紧随其后的是马来西亚、柬埔寨、缅甸、菲律宾。同一时期，中国出口份额略有下滑。

三是从出口增速变化趋势看，2016年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出口增速变化的分界点。2010—2015年，中国出口年均增速达9.0%，高于东南亚的6.9%；2016—2020年，东南亚出口平均增速开始超过中国，这从另一个维度印证了中国出口订单存在向东南亚转移的迹象。

出口相似度指数（该指数取值0—100，值越大表明出口相似度越高）用于衡量两个经济体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相似性。计算结果显示，2020年中国与东南亚出口相似度指数为78.61，两地都主要出口机电、纺织以及化工等产品。与此同时，中国皮革制品、纺织制品和鞋类产品等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份额在2015—2019年持续下降，与东南亚国家在同类产品上的出口份额变动呈现显著的此消彼长关系（见表3），反映出东南亚在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商品上对中国表现出较强的出口替代性。

从进口总量数据看，东南亚对中国进口具有高度依赖。自2010年以来，中国和东南亚贸易联系紧密度不断提升。从中国方面看，2020年，中国和东南亚的双边货物贸易额增长至6853亿美元，东南亚超过欧盟首次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从东南亚方面看，自2009年以来，中国连续13年保持东南亚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其间，东南亚对中国的进口依赖不断增加——2007—2020年，东南亚进口中来自中国的比例从14.86%上升到25.33%。

进一步细分到具体产品，东南亚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形成部分替代的同时，对中国中间品和资本品的进口亦显著增加。笔者根据BACI数据库计算得出，2007—2020年，东南亚中间品进口来自中国的比例从12.62%增长至22.58%，其中纺织中间品进口来自中国的比例从34.53%增长至49.28%；资本品进口来自中国的比例从21.61%增长至38.99%，其中机电资本品进口来自中国的比例从23.71%增长至46.50%。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订单的转移更多发生在产业链的终端制成品环节，而在产业链的中上游环节，东南亚则高度依赖来自中国的中间品和资本品。

此外，贸易互补性指数也证明中国和东南亚具有较强的贸易互补性。根据贸易互补性指数的定义，如果一个经济体在某种产品的出口上具有显示性比较优势，而另一经济体在该种产品的进口上具有显示性比较优势，则两个经济体在该产品上具有贸易互补性。互补性指数小于1则表明互补性较弱，互补性指数大于1则表明具有较强互补性。计算结果显示，2010—2020年，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贸易互补性指数均大于1，其中在皮革、纺织和鞋类三类产品的年均贸易互补性指数分别为2.09、2.15和1.42，表明中国与东南亚呈现出“在竞争中互补”的贸易格局。

根据上述分析，可基本确定中国出口订单向东南亚转移的起始时间和主要商品类别。在此基础上，可估算2016—2019年中国出口订单转移到东南亚的规模，测算思路为：假设订单转移是影响海外主要市场对华进口份额的唯一因素，同时假设不存在订单转移时，海外主要市场会维持2015年对华进口份额不变，则海外主要市场2016—2019年对华实际进口份额的变化（2015年海外主要市场对华进口份额－当年海外主要市场实际对华进口份额），可被视为当年出口订单向东南亚转移的规模。

根据上述方法，2016—2019年，中国皮革产品、纺织产品、鞋类产品每年分别向东南亚转移出口订单83.44亿美元、138.83亿美元、186.67亿美元和279.60亿美元，四年累计转移出口订单688.55亿美元。从占比看，2016—2019年，皮革产品、纺织产品、鞋类产品的年订单转移金额分别占2015年中国三类产品总出口规模的2.23%、3.71%、5.00%和7.48%，订单转移比例总体可控。

通过将出口产品划分为中间品、资本品和消费品三大品类，可以将中国对东南亚的出口增量（当年出口总额－上一年出口总额）进行分解。经过计算发现，2016—2019年，受东南亚对中国进口中间品拉动作用影响，中国对东南亚的出口增量合计达到698.76亿美元（见表4），这一“增项”与东南亚承接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订单所形成的“减项”（688.55亿美元）基本抵消。这一结果进一步说明，不应过分担忧订单转移对中国出口规模的影响。

2020年新冠疫情的暴发，在供给端、需求端影响全球外贸形势，并使出口订单转移呈现出新的特点，竞争性与互补性特征交替出现。

第一阶段是2020年1—10月，这一阶段是出口轮动替代期。2020年1月，新冠疫情率先在中国暴发，受疫情影响，中国出口份额和出口增速在2020年一季度大幅下降，东南亚出口份额相应由2020年1月的7.37%增加到2020年3月的7.73%。随着疫情蔓延，东南亚的生产供给也受到严重挑战，出口增速和出口份额在2020年4月份大幅下滑。与此同时，中国疫情防控取得成效，生产有效恢复，订单开始回流，促使出口增速从2020年4月的3%增长至2020年10月的10.87%。这一阶段，中国与东南亚间的出口轮动替代主要受供给端影响，原因在于双方出口商品相似度较高，在一方供给受限时，出口订单便会转移至另一方，一旦供给恢复，订单又能迅速回流，双方在出口市场上更多地表现出竞争性。

第二阶段是2020年11月—2022年7月，这一阶段是出口同步增长期。在新冠疫情冲击全球供应链、重挫消费的背景下，全球多个主要经济体相继实施经济刺激政策，推动总需求快速复苏，受总需求扩张影响，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出口增速大幅提升：2020年11月，中国出口增速为20.50%，并且在直至2022年7月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速；而东南亚的出口也在2021年1月进入两位数的增速期，出口需求的旺盛促使东南亚对中国中间品、资本品的进口大幅增长，双方在出口市场上更多地表现出互补性。

第三阶段是2022年8月至今，这一阶段是出口同步减速期。随着全球疫情逐步消退，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成为各国关注的重点，2022年9月美联储开启加速“缩表”进程，全球总需求走向疲软。在总需求下行的大环境下，中国和东南亚的出口增速都开始大幅放缓：2022年8月，中国出口增速骤降到7.19%，并且增速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持续下降，东南亚出口增速也在2022年10月后快速下滑。这一阶段，受外部需求整体不足的影响，中国和东南亚的出口均呈现下行。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出口订单转移并非短期现象，而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内外部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针对中国与东南亚在出口市场上“竞争”与“互补”并存的特点，相关政策制定要看到订单转移的趋势性、规律性，关注出口订单转移的范围和节奏，挖掘订单转移过程中的产业合作空间，统筹短期应对和中长期发展。

一是关注外部风险事件对中国出口订单转移进程以及外贸企业经营发展的影响，做好应对预案，支持相关企业稳住出口订单，减少短期外部冲击带来的不确定性，稳住外贸基本盘。

二是充分挖掘东南亚与中国在出口产品上的互补效应，产业链转移既是挑战亦是机遇，未来可加大东南亚与中国在相关产业链上的分工合作，加快推动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链向高附加值环节升级，发掘传统行业中的新增长点。

三是加快提升中国技术密集型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随着国内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订单向东南亚转移，未来中国出口增速或将呈现持续的结构分化现象，高技术产业将是中国出口基本盘的重要支撑，产业转型升级将是破局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