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能避过“硬着陆”吗？

经济

摘要:

美联储即使不再加息，也不太可能很快降息，高利率将维持较长时间，导致利率敏感型行业持续承压，进而拖累经济增长。

近一年，美国经历了高通胀和激进加息，但经济并未衰退，超出了市场预期。今年二季度以来，美国房地产超预期回暖，耐用品订单持续三个月回升。上半年，美股三大指数全部录得上涨，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前七个月涨幅近40%，涨幅位列全球主要股票指数第一。

在美国良好的经济表现面前，曾经预测美国衰退的各种“先行指标”纷纷失效。譬如美国经济谘商局的经济领先指标（LEI），历史胜率100%。6月份，该指标已跌至-7.73%，强烈预示着美国即将衰退，但美国二季度实际GDP同比增速却从一季度的1.8%上升至2.5%。

又如纽约联储的经济衰退预测模型，历史预测十中九。美国10年期与3个月期国债利差倒挂已经持续一年，按照该模型，美国经济发生衰退概率达66%，超过2008年，但衰退依然没有兑现，历史经验再次失效。

再如基于通胀率与失业率的组合模型，该模型预测美国经济在三季度之前衰退概率为100%。然而实际情况是美联储6月将今年美国的GDP增速从0.4%上调至1%；上月亚特兰大联储进一步上调美国三季度实际GDP增速预测至5.9%（环比折年）。

现金纾困支撑消费

美国经济之所以表现良好，其韧性主要来自六个方面：

其一，美国居民与企业部门资产负债表比较健康。从二季度数据来看，美国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企业投资（3.3%），政府支出（3.3%）和个人消费（1.7%），淨出口是拖累项（-10.6%）。在高利率背景下，企业投资和个人消费支出还能保持增长，主要得益于居民和企业等私人部门资产负责表保持健康水平。

一方面，美国居民资产负债表韧性支撑消费增长。从收入端来看，美国失业率处在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低水平、劳动参与率升至过去两年新高，更多的人群正在进入劳动市场，并对后续总体收入增长形成支撑；疫情时期拜登政府通过的纾困法案在增加居民收入的同时进一步降低了美国家庭的负债率。从资产端来看，今年以来，美国成屋价格中值明显上移，标普与纳斯达克分别录得近20%与40%的增幅。从负债端来看，美国家庭负债主要是住房、汽车贷款及消费信贷。目前联邦基金利率已经超过了2008年的水平，但对家庭购买力的抑制比预期弱得多，原因是美国家庭汲取了次贷危机的教训，选在低息期间贷款购房，并采用固定贷款利率。

另一方面，美国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强劲支持投资增长。次贷危机之后，美国非金融公司的杠杆率整体上是抬升的，2022年末升至78%高位，比2008年危机前高12个百分点。但基于资产负债表计算的杠杆率显示，企业债务压力并未明显上行，负债／所有者权益比例甚至出现了下降。这应该是企业持有的股票、房地产等资产增值，促使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更加强劲。

其二，美国金融体系整体表现尚稳健。虽然2023年上半年美国经历了硅谷银行和第一共和银行破产等中小银行危机，但整个银行体系仍然稳健，特别是系统重要性银行整体健康，并未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主要是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整个银行体系经历了持续的去杠杆和严监管（多德─弗兰克法案）。相比2008年，美国银行体系不论是资本充足率还是不良贷款占比都要远好于当时的情形。

人工智能抢占先机

其三，美国房地产市场不存在明显泡沫风险。从房价来看，尽管美国名义房价已经突破次贷危机前的高点，但考虑到其他物价也在上涨，以及居民收入的增长，房地产市场的实际价格并不高。另一方面，从美国房屋空置率来看，2023年二季度美国出售房屋空置率在6.3%，出租房屋空置率在0.7%，都远低于次贷危机前的最高水平（分别是11.1%和2.9%），特别是出租房屋当前空置率处于历史低位。

其四，美国全球产业链重构取得初步成效。拜登政府于去年通过的《通胀削减法案》与《芯片与科学法案》，其目的是重构全球产业链，希望通过再工业化来重塑美国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目前来看，其产业政策刺激的效果已开始初步显现。2023年上半年美国制造业建筑投资大幅增加，对一、二季度的GDP拉动分别达到0.2和0.26个百分点。这些投资大部分是厂房的新建、扩建和改建，且集中在半导体、芯片和新能源等高端制造业领域。

其五，美元作为避险货币功能未有改变。2020年全球疫情蔓延期间，资金基于避险需求回流美元资产，推高了美元指数。2022年随着美联储持续加息，美元再次成为全球表现最强势的货币，这背后仍是资金回流美元资产推动的。这也造成了，虽然美联储开启了近四十年以来最快速和激进的加息进程，但货币政策的紧缩效应并不明显，从芝加哥联储调整后全国金融状况指数来看，美国当前的金融条件与历史均值相比仍然相对宽松。

其六，美国科技竞争力优势明显。今年驱动美国科技股大涨的主要原因就是，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进入风口，而美国公司再一次站在风口浪尖上。英伟达公司几乎垄断了全球人工智能算力芯片的供给，其股价今年涨幅超过200%。截至7月初，标普500中的“七巨头”总市值大涨近60%，达到11万亿美元，占据了整个标普500指数市值的近四分之一，相当于德国GDP的三倍，而标普500中的另外493家公司总市值基本没有上涨。

当前，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大多数指标上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特别是在投资方面，美国与中国的差距进一步加大。美国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在全球私营投资中的份额，从2020年的51%（225亿美元）增至2022年的53%（270亿美元），而中国份额则从29%（123亿美元）大幅降至仅10%（53亿美元）。

正由于以上六个原因，美国经济展示出了较强的韧性。笔者预计美国经济本轮周期出现深度衰退的概率较小，经济“软着陆”的概率上升。主要理由：一是居民的超额储蓄仍将逐步释放支撑消费（预计维持到明年二季度）；二是财政对制造业的补贴仍将继续支持制造业投资增长；三是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已经处于较高水平，加息接近尾声，如果明年经济出现下行压力，美联储启动降息来防范经济“硬着陆”风险。

即使美国经济“软着陆”，也并不意味着就能快速进入复苏阶段。一方面，美国通胀仍将维持高位一段时间。美联储即使不再加息，也不太可能很快降息，高利率将维持较长时间，导致利率敏感型行业持续承压，进而拖累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高利率仍会影响美国的中小银行的稳定性。在负债成本上升的情况下，美国银行业的存款外流仍在持续，同时其资产端则随着国债利率走高仍有较大“浮亏”。不排除美国再出现中小银行破产危机的可能性，届时金融市场的动荡又可能导致信用再次收紧。

三大风险不能轻视

在美国经济通向“软着陆”的道路上，仍然存在三个无法排除的风险：

一是通胀持续超预期的风险。虽然美国名义通胀快速回落，但核心通胀仍远高于2%的政策目标且呈现较强黏性。美国劳工市场指标显示劳动力供需关系仍然紧绷，近期国际油价随着沙特和俄罗斯宣布减产后继续走高，这些因素都可能使得美国通胀短期继续保持黏性，可能出现再次走高的风险。

二是美联储货币政策可能失误的风险。如果美联储执著于2%的通胀目标，持续推迟降息，则可能导致紧缩过度，令经济额外承压；如果美联储因为担心经济衰退过早放松货币政策，则有导致通胀再次上行的风险，后续不得不再次以更大幅度的加息来应对（如1980年代），这很可能会人为制造出一场严重的衰退。

三是美国大选年两党斗争导致再次出现“财政悬崖”的风险。近几十年来不断加剧的两党争斗已导致美国政府21次“停摆”，如果2024大选年政府再次“停摆”，美国经济又将再次面临极大挑战。

文章来源：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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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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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在迈向发达国家的路途中的确存在不少障碍，其中作为其最大优势的“人口红利”可能蜕变为最厉害的要素劣势。准确地说，人口红利除了人口数量与人口结构因素外，还应包括人力资本内容，且后者更突出人口资源效率与增值的目标驱动，而就当前印度而言，人口红利中的人力资本成色显然不足。

印度总理莫迪前不久于南非约翰内斯堡参加金砖国家工商论坛时不仅再一次高调官宣印度是目前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而且自信满满地表示印度将成为未来几年世界经济的增长引擎。按照莫迪先前设定的经济发展目标，2025年印度将成为一个经济总量达到5万亿美元的经济体，2032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至2047年国家独立100周年时，印度将成为一个发达国家。愿景看上去的确宏大与诱人，只是可能任何一个阶段目标的实现均非易事。

莫迪自2014年执政，5年后获得连任，截至目前的九年时间实现GDP年均实际增长5.3%，名义增速超过10%；更重要的是，在莫迪治下，印度先后超过法国和英国，去年以3.4万亿美元的经济规模晋升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2023年印度GDP达到3.73万亿美元，而且接下来印度经济的确存在可以继续高增长的潜力与后劲，其中“人口红利”的持续可以说是印度经济接续跳高的最大优势。数据显示，印度是目前全球第一大人口国家，人口总数达到14.25亿，印度政府预测，到2036年本国人口将增至15.22亿，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报告则指出，本世纪60年代之前印度人口将持续保持增长至17亿，而印度的“人口红利”优势不仅仅体现在数量规模上，其人口中位数年龄目前仅为28岁，25岁以下人口占到总人口的一半，35岁以下人口约占总人口的60%，因此比较看来，印度是全球范围内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最大的国家。

足量的人口与富有弹性的人口结构不仅可为企业提供充沛的劳动力资源，从而有利于降低经营成本与提高竞争力，同时能够培育出强大的消费市场，进而增强经济的内生动能。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数据，未来10年印度的劳动年龄人口可达10亿，同时标准普尔预测，到2031年印度消费市场将从2022年的2.3万亿美元飙升至5.2万亿美元。更为重要的是，巨大的人口优势还吸引了跨国公司的纷至沓来。数据显示，莫迪执政以来，印度实际利用外资从2013年的243亿美元上升到2022年的710亿美元，涨幅290%，FDI（外国直接投资）累计流入量超过9600多亿美元，印度的全球营商环境从2013年的142名上升到去年的63名，受到影响，苹果、特斯拉以及三星等全球行业头部公司纷纷在印度安营扎寨。

与跨国公司集群进入的阵容相辉映，印度本土产业也摆开了较为强大的竞争力矩阵。印度的仿制药驰名全球，其药品产量目前位居全球第三位，疫苗产量占全球60%，同时印度的航天航空技术和电子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在世界排名也位居前列，前不久作为全球第一个登陆月球南极的探测器，月船3号探测器的成功登月再一次让世界见证了印度航天技术的不凡，此前10年印度就在亚洲第一个将卫星送入到了火星轨道。另一方面，在三次产业结构中，目前印度的服务业占比超过了60%，产业结构层次水位较高，背后的核心支撑就是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与软件产业，而作为全球最大的IT服务和软件外包国，印度占据了世界软件外包市场的60%。

立足于在软件开发和信息技术领域沉淀出来的强大竞争力，印度政府正在聚力推进数字产业，计划未来五年内推出超过100项数字化变革项目，对此，2023/2024财年准备投入10万亿印度卢比以支持数字科技初创企业，同时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免税上限率、变动征税豁免细则以及降低特定进口产品关税等措施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等项目的创建与发展，而一旦数字转型成功，对于接下来“印度制造”的全面布局与最终崛起将起到十分关键的武装作用。

由于国内产业结构中印度制造业仅占10%，在全球的占比更是少至3%，莫迪自上任开始便提出了“印度制造”计划，目的是将制造业产值提升至GDP的25%。为此，莫迪政府一方面不断提高消费电子等进口产品关税，前后涉及的产品多达4500多个品类；另一方面，最近两年印度政府不断推出了智能电视、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的进口禁令，同时出台巨额财政激励计划吸引境外相关厂商到印度投资建厂，而对于本土初创制造企业，印度政府不仅给予税收优惠与奖励，甚至连其参加国际商务活动的机票也给予报销。看上去印度政府所作所为的确有些不地道，但通过一系列骚操作，印度实现了电视机100%的本地组装，同时成为了全球第二大手机制造国，其国内智能手机消费存量的九成以上来自本土造。

当然，预测只是一种主观推断，排除金融危机、新冠疫情以及自然灾害等各种不可抗逆事件姑且不论，印度在迈向发达国家的路途中的确存在不少障碍，其中作为其最大优势的“人口红利”可能蜕变为最厉害的要素劣势。准确地说，人口红利除了人口数量与人口结构因素外，还应包括人力资本内容，且后者更突出人口资源效率与增值的目标驱动，而就当前印度而言，人口红利中的人力资本成色显然不足。一方面，印度成年人文盲人数高达2.8亿，现有劳动力人群中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人数只有14%，正式技术工人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更是低至3%，总体劳动力素质偏低势必影响企业创新步伐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印度人口生育率已从高峰时期的5.3跌至目前的2.1以下，而且印度政府预测未来15年国内青年人（15-29岁）占总人口的比例将呈现“先增后减”的态势，同时老年人占比将升至14.9%，因此不排除印度未来会遭遇如今许多国家所面临的人口抚养比上升以及老年化压力。

结构性失衡是印度经济肌体内的一大硬伤。一方面，印度农业不仅在基础设施上严重匮乏与落后，而且频繁受到自然灾害的袭扰与损害，而农业部门又吸收了全国45%的就业人口，二元经济结构持久得不到显著松动，不仅大量劳动力人口沉淀在低端产业中，而且农业也难以得到因人口转移而形成的先进要素辐射。另一方面，虽然服务业扮演着印度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但制造业凸起需假以时日，工业方面的巨大断层强烈抑制了可以进一步吸纳劳动力人口的就业张力，由此导致了印度国内失业率常年保持在7%以上，城市青年失业率超过20%更成常态。但问题的关键是，当更多的失业人口被抛向市场，本已不轻的贫穷化程度也会愈演愈烈，根据联合国的《世界人口展望2022》报告，印度处在贫穷线以下的人口为7.8亿，同时还有2.28亿的绝对贫困人口，占比为世界最大，而只要贫困的存在，就必然拖慢经济增长的正常步伐，甚至会成为干扰与阻碍经济成长进度的巨大风险因素。

寡头经济是刻印在印度经济体上的一个鲜明标签，令印度国内民众与国际社会广泛诟病。目前包括信实集团、阿达尼集团等国内六家巨头企业把控了印度25%的港口产能、45%的水泥产量、33%的钢铁产量、60%的电信用户以及超45%的煤炭进口控制权，巨头公司能够引领大型突破性项目，但产业的高度集中更容易扼杀竞争，导致更加广泛的私人投资容易被挤出，中小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持续处于式微状态，市场的竞争活跃度受到极大压制。更为重要的是，垄断财团扩张的背后还有印度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事实。统计数据显示，过去10年间，印度创造的财富40%流向了1%的人口，只有3%的财富流向了底层50%的人口，印度目前最富有的10%的人控制着该国80%的财富，而最富有的1%的人拥有印度58%的财富。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贫富悬殊还与印度的种姓制度和宗教因素紧密关联，而且后两者的影响力已根深蒂固，意味着印度熨平贫富差距鸿沟难上加难，可贫富悬殊的板结又会降低民众对政府的公信度以及撕裂执政者的国家治理能力，于是，包括莫迪政府的“废钞令”引来社会混乱、农业新法遭遇农民集体抗议等风险事件频繁上演，经济肌体由此反复承受的痉挛与阵痛不言而喻。

文章来源：证券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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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n

政治

经济

过去几十年来，西方制裁给伊朗经济带来了沉重负担，在伊朗前总统哈桑·鲁哈尼时代，德黑兰试图利用易货贸易来规避外国禁运，但易卜拉欣·莱希领导的现任伊朗政府发现，商品交换是一种对抗美国压力的方法。

7月，德黑兰与巴格达达成协议，以伊朗天然气换取伊拉克黑油，此后，德黑兰的易货贸易方式得到加强，同月，莱希非洲之行访问了肯尼亚、乌干达和津巴布韦，期间就用伊朗石化产品换取基本商品达成共识。

自莱希政府于2021年夏季上任以来，以物易物经济已成为旨在抵消外国制裁影响的最新经济常态，有时，德黑兰庆祝与拉丁美洲国家达成石油及其产品易货协议，有时，先是与中国和东亚国家，然后是与俄罗斯盟友和邻国达成协议，这对易货贸易体系在规避美国制裁方面是否有用提出了重大质疑。

有所不同

伊朗各界对德黑兰采用易货贸易制度的解读存在分歧，一些人认为，该政策对于提供基本商品和避免金融转移的困境是必要的，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经济破产状态的迹象，由于伊朗未批准与打击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有关的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法律，因此被列入黑名单。

在此背景下，伊朗研究员戈拉姆·礼萨·莫格达姆敦促他的国家能够通过与其他国家达成易货协议，并促进与其他国家的商业交易来逃避外国对其实施的制裁。

莫格达姆向半岛电视台证实，伊朗经济不再以石油为基础，易货贸易协议显示其工业部门取得了巨大发展。

莫格达姆并表示，伊朗政府与其他国家达成的易货贸易协议不再只是提供基本商品，而且，它是以商品或服务的形式将冻结的资产返回国外，限制硬通货退出该国，并支持内部市场，而无需通过世界金融电信协会（SWIFT）进行交易。

莫格达姆否认易货贸易制度在现代已经消失，并强调，它远非指定和分类，因为许多国家仍然采用易货贸易制度，以便在不需要支付金钱的情况下完成商业交易。

倒退

另一方面，伊朗工商会成员扎因·阿比丁·哈希米认为，启动对外贸易易货贸易制度是一种倒退，因为这会提高该国进口基本商品的费用，更不用说伊朗被认为是在商品交换协议框架内生产某些进口商品的最大国家之一，例如黑油、茶叶和布料。

哈希米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与可能没有先进工业的国家签订了易货协议来交换伊朗商品，进口类似型号的本地制成品将导致许多部门的经济收缩。

伊朗媒体8月报道称，德黑兰和科伦坡已达成协议，斯里兰卡将向伊朗运送茶叶，以偿还此前的石油进口债务。

哈希米想知道是否可以通过易货制度进口先进技术和工业，并解释说，只要不能使德黑兰吸引外国资本并进口外国制裁禁止的货物，易货贸易制度就不能被视为规避制裁的基本解决方案。

黑名单

哈希米得出的结论是，德黑兰实际上遵守了FATF法律的许多条款，反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法律的批准，将对伊朗从黑名单中删除以及全球对其国民经济开放产生积极影响。

鉴于伊朗媒体赞成和反对的言论，伊朗经济学家哈迪·哈克·谢纳斯呼吁双方不要发布最终裁决，而是在灰色地带框架内审视易货协议，以增强积极方面。

哈克·谢纳斯在报纸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回顾了许多由于外国制裁而停留在纸面上的协议，并指出，一些人将易货贸易制度视为为这些项目提供资金的一种方式，而主要问题是德黑兰仍处于黑名单上，这导致国际公司离开以降低投资伊朗项目的风险。

文章来源：半岛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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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经济

政治

美国政府濒临停摆似乎于很久之前就不绝于耳，直到今年春季，华盛顿才涉险过关。然而，随着美国国会陷入政治瘫痪，美国政府再次濒临停摆，现在距离最后期限仅剩10天时间。

不过，尽管政治斗争愈演愈烈，其威胁也与日俱增，解决这个问题的时间所剩无几，惟大多数分析人士似乎并不担心。

高盛集团经济学家于8月份写道：「政府全面停摆将直接导致经济增速每周下降约0.15个百分点；若包括私营部门在内的适度影响，每停摆一周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可能达到0.2个百分点。不过，政府重新恢复运营后的季度，经济增速将按相同的幅度加速。」

瑞银固收分析师于本月初写道：「政府停摆往往是短暂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微乎其微。」

摩根士丹利上周发布了相若的展望并称：「政府停摆可能只会给国内生产总值(GDP)带来温和损失」，而且「自1976年以来的20次政府停摆对经济的冲击似乎有限」。历史也表明，政府停摆是短暂的，持续时间「平均……仅一个多星期」。

然而，政府停摆可能导致数据真空，即分析经济所需的数据推迟发布而无法在预定时间获得数据进行分析，这种情况可能会造成麻烦。考虑到当前所处的经济周期阶段，以及美联储正在不明朗的通胀和经济活动形势中调整货币政策，数据真空造成的问题会更加严重。

EY-Parthenon首席经济学家Greg Daco预计：「政府停摆将导致经济数据推迟发布，因为各机构将暂停收集、处理和发布数据。」

2018年12月和2019年1月政府停摆35天期间，推迟发布超过10项关键经济数据，包括贸易、住房和消费者支出。

考虑到当前经济状况和未来的诸多不确定性，缺乏数据可能会给评估美国经济表现时陷入部分失明状态的私营部门经济学家、投资者和美联储政策制定者造成高昂代价。

MUFG美国经济学家Agron Nicaj也看到了数据真空可能造成的问题。他表示：「决策是基于政府数据的一致性和可靠性作出的。于当今经济环境下尤其如此，不确定性太高了，留给美联储过度收紧货币政策和收紧程度不足的空间非常小。」

虽然历史表明政府停摆是短暂的，而且带来的冲击也很小，惟一些分析师认为这次可能有所不同。

TD Cowen华盛顿研究集团的Chris Krueger于一份研究报告中预测：「如果10月1日政府停摆，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因为没有强制性的政策催化剂迫使议员达成共识并批准融资措施。唯一有政治敏感性的最后期限是10月13日，即美军发薪日。」

与此同时，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于9月19日升至16年来的新高，收于4.37%。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日线图

当地时间周三(20日)，美联储如预期般暂停加息，惟大幅上调美国今年的经济预期走势，同时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还可能再加息一次。

其实，美联储的处境很棘手，既要把对经济活动的影响降至最小，又要努力实现通胀目标。政府停摆将使这项任务更加艰巨，并增加政策出错风险，因为政府停摆会暂时停止发布资料。

ZipRecruiter的首席经济学家Julia Pollak指出：「如果美联储高估了实体经济的实力，并在11月进一步提高利率——因为7月和8月的数据推迟向下修正，9月和10月的数据推迟发布——投资者、企业和家庭可能会承担不必要的成本和风险。」

「等到美联储发现错误时，货币政策过度紧缩的后果可能已经难以扭转。」

文章来源：英为财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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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mon

经济

美东时间9月20日，美联储FOMC会后宣布，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不变，仍为5.25%-5.50%，将政策利率保持在二十二年来高位。但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如果合适，准备进一步提高利率。美联储多数官员则认为今年还会加息一次，同时美联储大幅上调了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

美联储FOMC经济预期显示，2023至2025年底美国GDP增速预期中值分别为2.1%、1.5%、1.8%，而今年6月预期分别为1.0%、1.1%、1.8%。这说明美联储认为美国经济将会软着陆。

而美联储对美国GDP增速的评估明显带有保美元与美债的色彩，至于真相只有时间可以验证，因为美联储对美国经济的评估历来错多对少，尤其是在关键时期更是如此，历次美国爆发危机之前，美联储多是乐观派，但结局却很惨。

目前美国内部对其经济前景的评估分歧也很大，美国官方包括美联储普遍认为美国经济稳健，认为美国经济会软着陆，但房利美与“新债王”冈拉克等则认为美国经济应警惕衰退风险。

冈拉克认为：美国经济可能会在未来4-6个月内迅速放慢，当前短期美国国债相当具有吸引力。他还对美元敲响了警钟，警告联邦政府可能会在下一次经济衰退期间大举支出，并将自己推向金融崩溃的边缘。

个人认为冈拉克的判断更诚恳一些。美元是债务货币体系，随着美国债务规模的高速扩张，随着美国资产泡沫来到历史高峰期，随着美联储的利率来到二十二年高位，美国潜在的金融风险是非常高的，这一点在美国房地产与美债收益率等问题上表现的越来越清晰。

一旦美国再次步入危机，并再次以危机货币化来纾困的话，美元将会与商品进一步脱锚，其所带来的结果就是美元体系快速衰退，全球将迎来高通胀甚至是恶性通胀，美元与美债之间将会形成负反馈，美元的债务货币体系将会面临严重危机，国际信用货币体系将会遭到重创，世界经济将进入到较长的混乱与危机周期。

其实从经济原理去解读美国经济当前所存在一些问题是很清晰的，只是在这些问题彻底曝光之前，美国会竭尽补救或遮掩问题，例如通过向外转嫁危机，例如通过金融或汇率攻击，例如打压非美货币为美国廉价进口创造条件，例如通过科技战维持美国的全球经济顶级食物链，例如通过数据造价与国际话语权等等，但这些手段只能维系中期平衡，长期来看，危机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美国所存在的高风险虽可以推迟发生，却无可逃避。关键是美国经济离不开经济危机的洗礼，这是因为美国经济的增长必须嫁接在螺旋增长模式上，每到一定的周期，如果没有经济危机去降美国的社会成本，美国经济增速就会停滞。

在最新的《经济展望》报告中，经合组织预计明年世界经济将面临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弱的年度增长。经合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隆巴德利表示，高通胀继续让世界经济陷入困境，全球面临着通胀和低增长的双重挑战。

这一预判是客观的，事实上世界经济正被发达经济拖向滞胀周期，如果这一事实成行，全球经济将会进入长周期的痛苦期。

文章来源：馨月说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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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

央行

我们获悉，瑞典央行周四将其关键政策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00%，与预期一致，并表示可能需要采取更多措施将通胀带回2%的目标。瑞典央行已经在连续八次会议上提高了政策利率，以对抗通胀。瑞典8月份的总体通胀率为4.7%，仍远高于2%的目标。

瑞典央行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因此，事态发展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但瑞典经济的通胀压力仍然过高。对政策利率的预测表明，利率可能会进一步上调。”该政策声明符合经济学家预期。

瑞典央行还宣布，已决定对冲部分外汇储备。瑞典央行认为瑞典货币被低估了。这意味着瑞典央行政策制定者希望看到瑞典克朗升值以抑制通胀。因为瑞典克朗疲软会导致进口商品价格上涨，阻碍其遏制通胀的努力。

加息周期结束了吗?

瑞典央行面临两难境地。快速加息虽然降低了通货膨胀，但减缓了经济增长。今年瑞典经济预计将是欧洲表现最差的国家之一。许多瑞典家庭已经在为更高的抵押贷款支付而苦苦挣扎。同时，加息使得楼市崩盘，房价暴跌，一些商业房地产公司面临债务展期问题，引发了人们对金融稳定的担忧。

瑞典商业银行的经济学家表示，瑞典的政策制定者希望在今年可能出现的经济衰退后实现软着陆，但由于家庭和企业对不断上升的借贷成本仍然敏感，政策制定者们仍面临棘手的情况。该行预计，今年瑞典国内生产总值(GDP)将收缩0.6%，2024年不会增长。这个北欧地区最大的经济体正面临着出口需求疲软和住房建设突然下降的问题，而生活成本的上升也给家庭支出带来了压力。

与北欧联合银行和瑞典银行经济学家预测的相比，这一预期仍不那么悲观。北欧联合银行和瑞典银行经济学家预计瑞典经济将连续经历两年的衰退。

但过早结束紧缩周期可能会导致通胀变得根深蒂固，使瑞典央行更难再次控制通胀。而且，瑞典克朗兑欧元汇率最近创下历史新低，推高了进口商品的价格。

国际市场对该国房地产市场没有那么有信心。对该行业的担忧促使瑞典克朗兑欧元汇率跌至创纪录低点，令该国央行陷入困境。尽管进一步加息可能会加大本已捉襟见肘的房地产行业的压力，但政策制定者希望看到瑞典克朗升值以抑制通胀。

瑞典央行表示，美联储的快速加息、瑞典经济面临的风险以及一些市场参与者采用的投资策略，都是导致瑞典克朗走软的原因。瑞典央行表示:“从某种程度上说，对瑞典克朗持续疲软的猜测是近期汇率走势的一个因素，一旦形势逆转，瑞典克朗可能会相对较快地升值。”

在加息之前，瑞典商业银行预计，瑞典央行今年秋季将两次上调基准利率，至4.25%，并在明年9月之前保持在这一水平。随后，瑞典商业银行在一份报告中表示:“我们仍预计瑞典央行将在11月进行最后一次加息，然后结束加息活动。”

凯投宏观分析师也预计瑞典央行会再进行最后一次加息，但他们表示，瑞典央行明年开始降息的速度可能会比央行的预期“更快、更早”。该机构表示：“实际上，瑞典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和深度衰退向我们表明，瑞典央行将在明年初开始降息。”

文章来源：智通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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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俄乌战争后首次亲身出席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当然变成了最备受关注的政界明星。无论是其19日的大会发言，还是20日对安理会的发言，都成为了国际政治舆论界的讨论焦点。

在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国近日不顾欧盟单一市场体制单方面禁止乌克兰谷物进口的背景之下，泽连斯基也利用了联合国的外交大舞台向这些国家开火，而下月15日即要面对艰难选战的波兰当局也不甘示弱，其执政法律与公正党（PiS）总理莫拉维茨基（Mateusz Morawiecki）20日受波兰媒体访问就语出惊人，声言波兰已停止向乌克兰输出武器。

在19日的联合国大会发言上，泽连斯基不点名批评波兰等国，声言「看到我们的一些欧洲朋友如何在政治舞台上卖弄团结让人感到震惊——他们把谷物弄成惊悚剧一般。他们可能看起来只是在扮演各自的角色，但事实上他们却是在帮助一个莫斯科演员布置舞台。」

谷物禁令争议缘起何方？

这一轮波、乌外交冲突的背景其实非常简单。在俄乌战争爆发后，乌克兰黑海谷物出口受阻，欧盟于是决定对乌开放市场，以展示团结，本意是想让乌克兰谷物能经欧洲出口。然而，欧洲本身的物流基建从来就没有为转口乌克兰谷物作准备，加上一些商人看到乌克兰谷物价廉物美而可供图利，于是谷物就流入了周边国家的市场，对其本地生产的粮食价格造成冲击，引起农民不满。

图：9月20日，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安全会上发言。

本年初，包括波兰在内的周边国家都陆续出现抗议乌克兰谷物流入市场的农民示威，波兰的农业部长甚至因此请辞，各国当时就一度单方面禁止乌克兰谷物进口，而欧盟委员会为了维持单一市场的整体性和各国利益，决定暂时由欧盟出面管制乌克兰谷物进口，确保不会流入周边国家的国内市场。

然而，此管制在9月15日到期结束，欧盟无意续期，于是上述三国就再次违反单一市场规制阻止乌克兰谷物进口，而在黑海粮食协议7月被废之后，没有俄罗斯配合的黑海近岸运粮航道还在试验阶段，乌克兰对欧洲运粮路线更为倚重，于是就提告世界贸易组织（WTO），进一步激化与波兰等国的外交冲突。波兰传召了乌克兰的驻波大使，基辅则呼吁波兰「不要感情用事」——这种政治风波也不是第一次发生，8月的时候，两国就因为乌克兰有否表达足够感恩之情的波方言论而互相传召过大使。

除了波兰总理停止输送武器的言论之外，正在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波兰总统（Andrzej Duda）19日也在纽约向记者表示，批评乌克兰就像一个正在浸死的人一般，什么东西都想到抓住，「非常危险」，可能把拯救者也拉进水里。一位波兰副农业部长也向媒体表示，乌克兰正在破坏他们自身的利益，呼吁乌克兰要从整体形势考虑事态，而非集中在农业之上。

图：9月20日，波兰总统杜达（右）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坐在乌克兰驻联合国大使旁边发言。日前，他就表明要有在乌克兰击败俄罗斯才是和平的保证。

同时，在乌克兰已表明可能会对波兰产品实施进口限制作为回应之际，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也威胁如果乌克兰继续升级冲突，将会把进口禁令扩大到其他产品之上。「我们正在保护波兰农民。」

波兰大选才是真正的主题

虽然波、乌外交冲突的各种惹火言论很快就得到国际媒体广泛报道，但事实上，我们对于这场风波其实不必太过放在心上。一方面，乌克兰利用多瑙河口岸经罗马尼亚由黑海水路出口的谷物不断增加，是黑海粮食协议以外的最重要替代方案，这并没有受到波兰等三国进口禁令的影响。另一方面，波兰停止输送武器，对乌克兰战场影响甚微——目前，乌克兰的反攻连西方坦克等陆上推进装备也因战术考量而未能大规模使用；而在F-16未来送达乌克兰之后，波兰的苏式战机输乌也再没有太大价值。

更重要的是，这一场波、乌外交冲突，其实只是法律与公正党为了10月15日大选争胜的选举宣传。根据现时民调，法律与公正党的支持度只得大约38%，虽然领先由前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Donald Tusk）领导的反对派阵营公民联盟（KO）的大约29%，却不能（与其传统盟友）单独执政。而在法律与公正党之右，近年则有自由与独立联盟（Konf）的崛起，其支持度两个月前曾一度高见近15%，如今则稍微回落至10%左右的水平——此联盟有可能会变成造王者。

在反对堕胎等保守文化立场上，自由与独立联盟同法律与公正党方向一致，只是强度不同，但前者补充了波兰政坛自由经济主张的空缺，而后者却以大派福利为主打，两者难以合作。因此，法律与公正党的考虑，就是要通过更强硬的「波兰优先」主张去争取右翼选票，抢占自由与独立联盟在反对接收乌克兰难民的选民中的选票，强调自己事事以波兰利益（按：例如波兰农民）为先，不会因为援助乌克兰而折损波兰利益。

事实上，在军事援乌的政策方向上，波兰主要政党都有一致共识。法律与公正党近日为了打击图斯克的公民联盟，就公布了其2011年担任总理期间的机密国防方案部份内容，并以之作为图斯克抗俄不力的证据，在选举宣传中指责图斯克已经准备好向俄罗斯交出半壁江山（据报告内容指俄军如果入侵波兰，一周后已能夺得波兰东部）。从此等宣传可见，援乌抗俄依然是任何波兰政党必需具备的卖点。

就算是自由与独立联盟，该联盟内部虽然有亲俄声音，但联盟的整体立场也是军事援助乌克兰是「无庸置疑地有必要的」。

由此可见，法律与公正党政府对乌克兰的发难，甚至说出停止对乌军援之类的狠话，其对象并不是乌克兰，而且国内的选民。10月15日大选之后，无论选举结果如何，只要乌克兰还是站在对抗俄罗斯的前线之上，反俄情绪根深蒂固的波兰也不会改变其「援乌先锋」的定位。（相较之下，「波兰优先」的政治路向，对于能够改变欧盟内部经济结构的乌克兰入欧，将会有更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