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经济政策的机遇与挑战：废黜央行、抛弃比索、彻底“美元化”！

经济

摘要: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阿根廷就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这使得其国内货币比索的购买力不断下降。为了避免货币贬值的风险，很多阿根廷人选择将资产转化为美元，以此作为避险手段，以对冲阿根廷目前接近115%的持续通货膨胀率，以及当地比索的贬值。

全面实施美元化政策、放开资本、关闭阿根廷央行、将阿根廷从南方共同市场中脱离出来——阿根廷总统大选即将举行，在初选中取得领先优势的极右翼候选人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宣布经济政策，旨在使阿根廷成为拉丁美洲第三大经济体。这一政策宣言引发了全球对阿根廷经济的担忧。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阿根廷就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这使得其国内货币比索的购买力不断下降。为了避免货币贬值的风险，很多阿根廷人选择将资产转化为美元，以此作为避险手段，以对冲阿根廷目前接近115%的持续通货膨胀率，以及当地比索的贬值。事实上，许多房地产交易和大额交易都是以美元为单位进行的。这种对美元的偏爱并不是偶然，而是阿根廷经济不稳定的直接反应。公众对于全面美元化的接受程度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如果这一政策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它可能会面临执行难题，甚至会导致经济动荡。

在10月22日的选举前，米莱面临着右翼和左翼传统政治候选人的激烈竞争，他表示，部分阿根廷人换购美元的行为，有效解释了为什么阿根廷应该摆脱比索。米莱和顾问已经讨论了一个九个月到两年的时间框架。

阿根廷民众针对米莱的美元化计划已经出现争议：支持者认为这是解决通货膨胀问题的解决方案；而反对者则认为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将牺牲该国设定利率的能力，控制货币流通量以及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

“米莱的美元化论点是，价格稳定是不可能的，中央银行的独立是幻想，”自由前进党的参议员候选人胡安·纳波利（Juan Napoli）说。纳波利承认，阿根廷尚未准备好全面美元化。

“这需要我们之间的巨大政治协议，还需要足够的储备，”纳波利说，“中央银行目前的净外汇储备严重亏空。"这需要一段时间，不会立即发生。”

美元化曾在其他地方尝试过，通常的做法是以固定汇率将本地货币替换为美元，或者在市场中干预以将本地货币与美元“挂钩”。但这样做将使中央银行失去其货币政策制定的角色，通常仅负责处理储备管理和支付系统等技术和行政任务。

例如，阿根廷在1991年根据总统卡洛斯·门内姆（Carlos Menem）的新自由经济政策将其比索与美元挂钩，甚至讨论了全面美元化。然而，由于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比索的抢购引发了骚乱，货币局崩溃，该国被迫在十年后取消了与美国的挂钩。

又例如，玻利维亚采用了美元挂钩，委内瑞拉实行了准美元驱动的经济，而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和巴拿马则正式使用美元。津巴布韦美元化后，尽管经济学家估计其本地经济的80%仍以美元结算，但最终还是放弃了美元化。

然而，阿根廷是大豆、玉米和牛肉的主要全球出口国，在电池金属锂方面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储备之一，并在巴卡穆埃尔塔（Vaca Muerta）拥有巨大的页岩气和石油储备。阿根廷政府还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有着440亿美元的贷款计划，这意味着经济政策制定常带有附加条件。官方数据表明，阿根廷人拥有高达3710亿美元的美元资产，其中大部分位于当地金融体系之外，反映了数十年来人们将非比索储蓄置于政府无法触及的地方，削弱了国内经济。

米莱在8月同IMF会谈，美元化是会谈的一部分。如果阿根廷美元化，其6500亿美元经济将成为迄今为止最大的美元化实验。

然而，许多阿根廷人担心美元化后将使国家失去经济独立性，过度依赖美国。近几个月的民意调查显示，更多的人反对这一想法，尽管一些新的调查表明支持率正在上升，因为通货膨胀已经达到顶峰。

米莱的总统竞争对手，经济部长塞尔吉奥·马萨（Sergio Massa）和保守的前安全部长帕特里西亚·布尔里奇（Patricia Bullrich）都否定了美元化的想法。

尽管IMF尚未就这一计划发表评论，但许多专家将其视为一个激烈的举措。“对我来说，这是最后的绝对手段，”前IMF首席经济学家、现任学者奥利维尔·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说。“放弃汇率灵活性非常昂贵。”

前美国财政部成员、现任美国OMFIF政策智库成员马克·索贝尔（Mark Sobel）表示，美元化意味着当局将失去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能力，这将“加剧金融系统的脆弱性”。他表示，中央银行需要停止印钞来资助财政部，削减财政赤字。

对许多人来说，问题在于阿根廷储户对美元的热爱势头不减。在1989年和2002年政府没收、冻结或强行兑换存款的情况下，许多人曾经遭受损失，自那以来，对政府建立信任一直很困难。

“美元化是一个巨大的幻想，是一个大的竞选谎言，”曾在布尔里奇的经济计划上工作的经济学家法昆多·马丁内斯·马伊诺（Facundo Martinez Maino）说。“即使阿根廷是最狂热、最热衷于美元化的支持者，现在也不可能认真提出这个主张。原因很简单。阿根廷没有储备。”

在最近的公开争论中，米莱表示，布尔里奇的计划是“懦弱、冷淡的，最终会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血腥的美元化。”

美元化的支持者表示，美元化将提高该国的风险溢价——这对长期受苦的投资者来说是个好消息——并且应该通过首先转化现金来实现。

根据中央银行的数据，阿根廷的现金流通和存款的货币基数为6.15万亿比索，按官方汇率约合175亿美元。然而，根据广泛使用的平行汇率，这只有84亿美元。

“这已经是阿根廷人每天实践的一个原则。他们将大量的美元放在家里，”瑞士的瑞卡多·格拉西（Riccardo Grassi）在瑞士的对冲基金会议上表示，该基金参与了阿根廷2020年的巨额债务重组。“美元化是一个理性的想法。”格拉西说。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的街头，到处都有与比索价格并列的美元价格。有些东西——房子或汽车——已经与美元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价格昂贵，而其他价格则由补贴支持，包括公用事业、燃料价格和公共交通。一些当地企业已经选择至少部分用美元支付工资。约20%的当地银行存款是美元化的。

前IMF西半球主管克劳迪奥·洛瑟（Claudio Loser）表示，全面美元化将对经济造成“可怕的冲击”，因为比索持有者将以非常高的汇率兑换比索、稀释储蓄。

阿根廷的货币问题复杂且充满挑战。美元化可能为经济带来稳定，它可以带来短期的稳定和长期的增长；但也可能限制国家在面对经济挑战时的应对策略，使国家失去一部分经济自主权。这都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和讨论的话题。

阿根廷的经济之路曲折而艰辛，而这次面临选择也不例外。期待阿根廷能够找到一个既能确保经济稳定又能满足人民需求的最佳方案。

文章来源：汇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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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mon

大宗商品

政治

经济

据媒体援引消息人士报道，七国集团（G7）及其盟友已经搁置了对俄罗斯油价上限机制的定期审查。

去年12月，G7、欧盟和澳大利亚针对俄罗斯原油设置了60美元/桶的价格上限，随后又于今年2月进一步对俄罗斯成品油设置了价格上限，重质燃料的上限为45美元/桶，汽油和柴油等轻质燃料的上限为100美元/桶。

在这一机制下，只有当俄罗斯石油价格低于上限时，西方公司才会为运载俄油的船舶提供保险和金融等服务。

据悉，欧盟国家最初同意每两个月审查一次价格上限，并在必要时进行调整，而G7则将酌情进行审查，包括执行和遵守情况。

然而，自今年3月以来，G7一直未对价格上限机制进行评估。熟悉G7政策的消息人士称，该集团目前没有调整的打算。

一位外交消息人士称：“6月或7月曾进行过一些会谈，以进行审查，或者至少讨论一下，但从未正式进行过审查。”

消息人士透露，尽管一些欧盟国家希望重新评估俄油价格上限，但G7没有立即做出改变的意愿。

俄油价格早已超过上限

根据LSEG的数据，自7月中旬以来，俄罗斯原油交易价格一直高于上限，目前在俄罗斯码头的交易价格约为67美元/桶。与此同时，燃料油和柴油等俄罗斯成品油也超过了价格上限。

俄油价格超过上限和国际油价飙升密切相关。

受欧佩克+持续减产和市场需求强劲影响，作为全球油价基准的布伦特原油价格7月上涨超15%。布油周二一度涨超90美元/桶，达到了今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不过，尽管俄罗斯石油价格早已超过了上限，但美国和欧盟目前对此反应平淡。

美国财政部一位官员本周表示，价格上限机制仍然有效，因为它帮助限制了俄罗斯的收入。该官员称，G7将保持灵活，但没有立即修改的计划。

执行价格上限机制有难度

在西方实施价格上限之初，俄罗斯被迫削减了石油的出口，因为其难以找到足够的船只来运输所有产能。然而，俄罗斯如今已设法将大部分出口产品转移到国内或西方以外的外国托运人手中，这些托运人不需要西方保险。

据相关计算，3月至6月期间，至少有40家中间商，包括之前没有参与石油运输业务记录的公司，接手了俄罗斯至少一半的原油和成品油出口。

由于大部分俄罗斯石油通过非西方船只来运输，G7及其盟友难以执行现有的价格上限，因为这些提供航运服务的公司不在他们的职权管辖范围内。

文章来源：财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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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n

经济

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不是各种长期的深层次矛盾，而在于居民支出、企业支出和政府支出之间形成的“螺旋循环”。

打破恶性循环，需要以扩大全社会的钱包为主要依托，让大家有钱花、敢花钱。扭转预期，需要政策的支撑力度大于市场的下行力度。政策信号和决心越是明确和充分，所需的政策资源反而越小。

主要矛盾在哪

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着多方面的压力。有的来自外部环境变化，有的来自新冠疫情的遗留影响，有的来自产业结构变化过程中的“破旧易、创新难”，有的来自产业政策跟不上新兴产业变化，还有来自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不配套，如此等等。这些很多都是结构性、深层次问题，能不能解决好这些问题关系到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

然而在近期内，这些各种各样问题加在一起的时候，一个新的、独立的、对经济带来更大伤害的问题出现了。对当前经济主要矛盾的定位，不是各种长期的深层次矛盾，而在于政府、企业和居民三个部门支出下降形成的“螺旋循环”。

当前经济运行有三个特点：一是居民收入增速下降，不敢花钱；二是地方政府缺钱，减少开支；三是企业不敢借钱，不愿投资。这三个现象之间相互关联：居民不敢花钱，企业的销售收入和利润就不会好；企业不好，政府税收、居民收入和就业跟着不好；政府收入不好，政府支出就会下降，居民和企业的收入会受到影响。这样以来，就形成了三个部门支出下降的恶性循环。恶性循环当中，由于居民和企业收入持续下降，居民和企业对未来的预期会不断减弱，预期的减弱又会进一步减少支出，放大矛盾。

政府、企业和居民三个部门支出下降的螺旋循环很像是一场身体的免疫风暴。最初的病毒和细菌感染未必能把人放倒，免疫风暴可以。

大萧条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各种复杂的、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没有搞垮经济、严重的支出紧缩彻底搞垮了经济。没有比支出螺旋下降和信贷紧缩对市场经济更致命的伤害。针对这种情况，要把“螺旋循环”作为首要矛盾。解决了这个矛盾，经济恢复正常状态，对解决各种长期的深层次矛盾提供了时间和空间。

政策工具的选择

打破“恶性循环”的着力点在于让各部门有钱花，愿意花钱。恶性循环的表现，都出在钱上面：居民没钱花、不敢花钱消费；地方政府没钱；企业不敢借钱也不愿意花钱投资。政府、企业和居民三个部门当中，必须要有一个部门站出来率先打破恶性循环。这个部门只能是政府。这是政府经济管理职能所在，也只有政府才掌握这种政策资源。

由政府打破恶性循环局面，具体而言主要是三方面的工作。一是降低政策利率。根据我们保守的估算，通过充分降低政策利率，可以让居民、企业和政府每年减少利息支付不低于6万亿元，同时增加金融资产估值不少于15万亿元，这会极大地改善各个部门的现金流和资产负债表，让大家有钱花，有消费和投资的底气。

对降低政策利率的主要担心有两个方面：一是对人民币汇率的压力，二是对银行利差的担心。这些担心都有其合理性，但应该看到，无论是人民币汇率还是银行的经营，最根本的保障还是中国经济，是避免经济陷入恶性循环。人民币汇率和银行经营的周期性波动不会对中国经济带来实质性伤害。解决了主要矛盾，对人民币汇率和银行业经营是有更根本性的保障。

二是增加公共投资支出。政府增加公共投资支出，对应的是政府增加购买企业的产品和各种服务，增加企业和居民的收入。当企业和居民没钱花、不敢花钱的时候，通过政府花钱提高企业和居民收入，也是支持他们花钱、打破恶性循环的有效方式。

无需过度担心政府会因此承担过多债务。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最大保障，不在于少借债，而在于把经济搞上去，经济好了，对政府债务是最大安全保障。中国私人部门储蓄率高，储蓄远大于投资。这种情况下政府举债增加支出，是把私人部门没有利用的储蓄给充分利用起来，不会带来通胀压力。从国际比较看，即便是纳入地方政府隐形债务，中国政府的债务负担并不高，举债的空间远大于发达国家和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

三是稳定房地产市场。通过对中国社融和金融资产创造的分解来看，过去十年，中国企业、政府和居民新增加的钱，有三分之二来自房地产和平台公司创造的新增贷款和举债。房地产行业紧密关系到全社会的钱包大小。房地产下滑，在没有找到新的信贷发动机以前，全社会的信贷会跟着一起掉，政府、企业和居民的钱包会跟着一起瘪掉。

稳定房地产市场需要多管齐下。当前房地产市场面临的不仅是房企流动性困难和大面积企业还不起债，还有众多房地产企业资不抵债，房地产市场发展面临趋势性拐点等等。稳定房地产市场需要从支撑市场需求和稳定市场主体两方面着手。

支撑市场需求的政策包括：1.住房抵押利率折扣；2.对新市民和农民工购房的税收政策优惠；3.因城施策，取消各种类型的购房限制；包括稳定市场主体的政策：4.成立房地产稳定基金，帮助问题房地产企业资产重组；5.调整预售资金管理，救企业与救项目并重。

集中政策资源

选对政策的着力点。打破恶性循环，不需要太多部门介入，不需要那么多政策一起上，关键是对症下药。问题的根子在钱上面。通过政策利率、公共投资和房地产三类政策，把信贷撑住了，居民、企业和政府口袋里都有钱，恶性循环自然就打破了。在这之外的其他政策，无论是鼓舞士气也好，提振信心也好，只能是辅助作用。如果关键政策没有突破，社会舆论上都是其他辅助类政策，时间长了会损失对政府决策的信心。

政策力度要大过市场预期。面临市场的恶性循环局面，政策的支撑力度一定要远大于市场的下行力度，只有这样才能扭转局面。否则就成了添油战术，一点政策下去了，局面没有扭转，再一点政策下去了，还是不行。结果前前后后政策加在一起用了不少，但是效果不显著，还是不能打破恶性循环。这样让市场对政策的有效性带来了质疑，政策空间会越来越小。

要干好也要说好。与市场的沟通非常重要。职能决策部门不能总是讲困难，讲顾虑，讲保留自己部门的政策空间，这样给市场留下来的印象是政策不会充分发力，政策效果会打折扣。近阶段，把阻断恶性循环放在第一位上，职能决策部门要向市场明确宣布会用足政策，坚决实现这个目标，这样才能引导市场跟着政策方向一起走，最终要用的政策反而更少。

文章来源：《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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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mon

经济

根据分析公司TechInsights准备的一份报告，华为和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SMIC）已经生产了先进的7纳米处理器，为最新的华为智能手机提供支持。

路透社援引TechInsights的报告证实，华为Mate 60 Pro搭载了由半导体制造商中芯国际在中国制造的新型麒麟9000S芯片组。

华为上周开始销售其手机。它宣称能够通过卫星拨打电话，但并未提供任何有关内部芯片实力的信息。

该研究公司表示，这款手机使用的处理器是首款采用中芯国际最先进的7纳米技术的处理器，这表明中国政府在打造国产芯片系统方面正在取得一些进展。

中国Mate 60 Pro买家发布了有关其功能的视频，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其速度测试，结果表明它超过了5G手机。

向美国发出的信息

这款手机的推出引起了中国社交媒体用户和官方媒体的狂热，一些人指出此事恰逢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访华。

自2019年以来，美国限制华为使用基本芯片制造工具来生产最先进的手机型号，这使得该公司在这些年中能够使用库存芯片发布有限批次的5G型号。

中国最大的微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2020年被美国列入“黑名单”，原因是“存在不可接受的风险”，即其产品可能用于军事目的。

中芯国际的股价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涨了10%，该公司表示它没有与中国军方合作。

2022年，华为手机申请了与该技术相关的专利，引发了人们对中国在EUV（极紫外光刻）技术方面取得进展的担忧。

华为新机中的麒麟9000S芯片似乎采用了所谓的7纳米处理器，这是衡量芯片电路有多小及其强度的指标。

美国现有制裁措施禁止中国进口小于14纳米加工节点的制造设备，这项技术在2015年被认为是尖端技术。

彭博社援引TechInsights副总裁丹·哈奇森（Dan Hutcheson）的话称，中国公司中芯国际的技术进步正在“步入加速轨道”。

7月初，路透社援引该研究公司的话称，他们认为华为计划在今年年底前使用自己的技术重返5G智能手机行业。

苹果公司在中国或迎劲敌

遭美国制裁之后华为智能手机业务大幅萎缩，苹果公司则从中获利。但最近华为实现了技术的升级，发布了搭载自研国产芯片的Mate 60系列手机，可能会成为苹果公司在中国市场的一个劲敌。

美银证券(BofA Securities)分析师Wamsi Mohan提出了一个问题，华为重新实现技术升级之际，是否可能削弱苹果公司在中国的势头。

Mohan认为，近年来，得益于禁止美国公司向华为出售软件和设备的制裁措施，苹果公司在智能手机市场的份额提升，而华为手机业务败退。但华为新推出的Mate 60和Mate 60 Pro手机采用了自研芯片，“网速似乎达到5G标准”，华为有望借此在智能手机市场东山再起。

文章来源：路透、华尔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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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hen

大宗商品

外汇

油价扇动“蝴蝶的翅膀”，亚洲货币保卫战号角再吹响。

隔夜，沙俄延长石油供应限制消息传出，油价快速拉升；而油价飙升又引发通胀担忧，推高了美元；美元强势上涨，其他货币则普遍贬值，亚洲货币保卫战“愈演愈烈”。

美元目前升至近6个月来的最高水平，拉响了亚洲外汇警报。

具体来看，日元直逼150创下10个月新低，离岸人民币一度跌穿7.31；菲律宾比索下滑近2%触及九个月低点，印尼盾、韩元兑美元等均走低，彭博亚洲外汇指数跌至10个月来最低水平。

法国兴业银行驻新加坡的宏观策略师Vijay Kannan说：油价上涨重新点燃了人们对通胀上升的担忧，美国利率长期走高的前景重燃压力。具体而言，亚洲新兴市场更容易受到美元走强的影响，因为它们的利差要小得多。

亚洲货币保卫战号角吹响

对此，亚洲多国纷纷采取行动阻止本国汇率进一步走低。

日本周三发出了几周来最强烈干预警告，负责国际事务的副财务大臣神田真人表示：外汇市场出现了投机性波动，如果这些举动继续下去，政府将在不排除任何选择的情况下妥善处理。

此前，中国央行也曾表态“坚决防范汇率超调”，8月17日，央行发布《2023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提及，要“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坚决防范汇率超调风险”。

亚洲其他国家也采取了类似措施，印度央行和印尼央行在过去几天里介入市场，支持本国正在贬值的货币。菲律宾和泰国央行也警告说，可能会采取干预行动。

货币政策难宽松

另一方面，美元走强还削弱了亚洲各国转向货币宽松的预期。

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驻新加坡新兴市场货币策略主管Alvin T. Tan表示：美元飙升的直接影响是，这将阻止大多数亚洲各国央行放松货币政策，因为它们担心货币疲软会加剧。

本月，印度尼西亚、韩国和菲律宾的央行如期维持利率不变，而投资者原本希望这些央行会以通胀降温和刺激经济为由暗示降息，却发现焦点已转向货币疲软。

印尼央行强调了保持印尼盾稳定的决心，虽然印尼盾兑美元汇率今年以来上涨了2%，但近期却有所走弱，印尼第二季度经常账户两年来首次出现赤字。印尼央行行长Perry Warjiyo指出，所有国家都在经历货币贬值，现在重点是通过干预来稳定汇率。

新加坡银行货币策略师Moh Siong Sim认为：亚洲各国央行对过早降息相当谨慎，菲律宾央行甚至为未来加息敞开大门。我认为这是一个信号，表明货币疲软开始成为各国面临的重要问题。

媒体调查显示，分析师预计亚洲央行最终将开始降息，大多数央行似乎不愿意在明年之前开始放松货币政策，而是希望美联储的计划和通胀趋势更加明确后再行动。

文章来源：华尔街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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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wen Li

经济

据德国媒体报道，几年前，在德国只有行业专家才知道小鹏或比亚迪这些品牌。如今，这些品牌带着簇新的豪华电动越野车和电动汽车在慕尼黑举行的欧洲最重要车展之一德国国际车展上亮相。

据悉，尽管西方汽车制造商正在迎头赶上，推出有竞争力的车型，但成本上升和经济疲软阻碍了它们的步伐。另一方面，中国则受益于国内较低的生产成本，还建立了自己的电池生产设施，这是一大竞争优势。

虽然西方汽车制造商对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在欧洲扩张的计划持谨慎态度，但德国主要汽车供应商却渴望扩大在中国的现有合作关系，并为这些正在崛起的制造商提供欧洲制造的零部件。

“中国制造商将通过用户体验和客户导向，使汽车逐步适应欧洲市场，”博世ROBG.UL首席执行官Stefan Hartung在慕尼黑国际汽车展(IAA)上对路透表示。“这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对我们供应商来说也很自然，因为我们在中国的合作让我们了解了这些制造商。”

Hartung补充说，“我们也相信，这最终会对竞争和消费者产生积极影响。”

博世在中国的合作项目包括为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的大部分车型开发高级驾驶辅助系统(ADAS)，为豪华电动汽车制造商华人运通提供电动马达；同时也是蔚来的供应商。

比亚迪、蔚来、小鹏和零跑汽车等中国电动车制造商都瞄准了欧洲电动汽车市场，2023年前七个月，欧洲电动汽车销量猛增近55%，达到约82万辆，约占汽车总销量的13%。

据Jato Dynamics公司的研究人员称，2022年上半年，中国电动汽车的平均售价不到32,000欧元（约合34,350美元），而欧洲电动汽车的平均售价约为56,000欧元。

这让欧洲的汽车制造商担心中国廉价电动汽车的“入侵”会削弱当地制造商。

但对于采埃孚(ZF Friedrichshafen)这样的供应商来说，情况并非如此。

采埃孚在中国约有40家制造工厂，2020年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约占全球销售额的20%，其中约40%来自中国汽车制造商。

“当我们与中国客户交谈时，他们都有在欧洲建厂的具体计划，”采埃孚首席执行官Holger Klein告诉路透记者，“我们正在讨论相关问题。”

零跑汽车周一在慕尼黑车展上举办了名为“共享科技未来”(Leap Together)的全球战略发布会，采埃孚和大陆集团CONG.DE的名字在舞台上亮起。

大陆集团首席执行官Nikolai Setzer告诉路透，该供应商希望“中国人走向世界，在欧洲建厂”。

“我们可以在不需要新建工厂的情况下，承接（中国客户在欧洲的）新订单，”Setzer补充说。

文章来源：路透、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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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son

大宗商品

昨日欧美盘在沙特俄罗斯大超预期的减产延迟至年底的消息，又再次让油价暴躁，快速拉升至87.5一线，几乎市场都是普遍看好油价会涨至破前高93一线，只因市场担忧年底的石油供需缺口，但是我却要说的是市场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我们是看多，但是不能盲目去多，这个时候的油价，仅靠预期是很难再次推动油价去破93的前高，前提是要出现根本的利好，那就是需求的改善推动，因为供给的推动极限已经给出，如果需求跟不上，那么这轮行情基本也就到头了，昨天油价冲高回落或许也在说明了市场的恐高心态。

先来回顾一下昨天消息吧，沙特、俄罗斯“额外减产”始于2023年7月，原定一个月期限，其后两者将这一额外减产措施两次延期至9月底，而此次一举延长三个月更是超过市场预期。市场可能已经不陌生了，在7月初和8月初分别有这种情况出现，7月是第一次出现减产延长，市场也很给面子，走出一个月的顺畅上行行情，但是8月的延长，只维持到8月10日就出现了深度的回调，那么现在第三次减产延长，不一样的地方是超预期延长3个月，但是故事是怎么样呢？或许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从欧佩克+产油国角度来看，更大规模的减产有助于将油价稳定，以维持期财政预算平衡的目的，决心也是毋庸置疑的，一个是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雄心勃勃的支出项目，另一个是“旷日持久”的俄乌冲突“需要油价稳定。这种”以价换量”是否能带动油价走向新高度呢？

我们需要关注几个方面：一方面是伊朗8月的产量已恢复到了五年来的最高水平，每天略高于300万桶，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减产的效果。沙特的进一步额外减产更是令其原油总产量从历史峰值的1200万桶/日降至900万桶/日。根据沙特央行上周发布的月度报告显示，其外汇储备减少超160亿美元，降至约4070亿美元，创2009年底以来的最低水平，减产决心是有，但是进一步减产空间极度受限，或许在油价稳定之后不排除会逐步退出减产。

一方面是中国经济复苏不及预期亦是延长额外减产的重要因素之一，全球最大石油消费国中国于8月以来推出一揽子宽松举措以刺激经济，市场押注复苏时点进将一步延后至四季度。全球经济衰退担忧也未完全消散，从8月的欧美的经济数据来看，不容乐观，市场普遍预计欧美四季度经济趋向放缓格局。

我对于减产延长的理解是需求低迷下的应对，对于油价是雪中送碳，而不是锦上添花，这也将限制油价的进一步上行的高度，投资者需警惕短期多头获利了结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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