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政坛正在经历世纪之变，贫困选区几乎全面倒向改革党

Daniel Carter

政治

摘要:

详细的民调和贫困数据显示，经济不安全感正在令主导了英国政坛一个世纪的两党体系加速消亡。

政府数据显示，涵盖英格兰最贫困50个社区的议会席位几乎全面倒向奈杰尔·法拉奇所领导的英国改革党（Reform UK）。在其中十分之九的选区，如果今天就举行大选，改革党都能轻松拿下。

绿党在较贫困地区的表现也颇为亮眼，这得益于该党新任领导人Zark Polanski成功地将自己塑造成民粹派的替代力量，用以对抗首相基尔·斯塔默那种官僚式的左翼风格。

这些数据不仅揭示了主导英国政坛一个世纪的工党-保守党双头垄断局面的终结，还表明这一政治光谱可能正在彻底瓦解。

"这根本不是左右之争，"More in Common组织的Louis O'Geran说道。他还补充说，工党和保守党的选票在较富裕的人群中最高，而绿党和改革党则在经济条件有限的人群中获得最高支持，"支持建制派和反对建制派之间形成了一条分界线。"

上周的一项民调显示，改革党和绿党有望首次从工党和保守党手中夺得前两名。这两个新兴政党合计将在最贫困地区的选区获得近50%的选票，而在最富裕地区的选区，两者的得票率为32%，全国则为38%。

最富裕的社区一直是自由民主党的天下，该党是英国政坛传统的第三大党。自由民主党几乎能赢得其中一半的选票，而工党、保守党和改革党各自赢得其中的数个选区。

尽管首相斯塔默最晚可以等到2029年年中才召集大选，但选民有机会在明年5月份的地方选举中向他传达信息。绿党和改革党在今年的地方选举中取得显著进展后，也将有机会来凸显各自所取得的战绩。

来源: 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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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政治

经济

2025年10月2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东盟峰会，从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出发转往日本东京访问。此前不久，特朗普刚刚会见了日本前首相石破茂，并与石破政府在一系列议题上达成一致，但随后而来的日本政权更迭则引发了人们对美日关系产生波折的担忧。作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女性首相，高市早苗正面临议会少数派内阁的危机与人们对其执政能力的质疑，其急需通过与变化无常的特朗普展开会面以证明自己，这将决定高市政权能否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保持稳定。

图：特朗普与高市早苗在赤坂检阅仪仗队

尽管从结果上来看，高市赢得了特朗普的赞许，并在会谈期间与美方签订了一系列相关协议，使得高市确信她将与特朗普迎来美日关系的新黄金时代（new golden age），但这更多是日方的单方面让步而缺乏实质性的互惠。显然，在合意达成的欢呼声背后更多的则是高市政权下的日本与特朗普政权下的美国之间的同床异梦，能否应对这样的不确定性将始终贯穿高市的执政生涯。

01 安倍外交能给高市带来什么

自安倍与特朗普的关系成为对美外交的范式以来，后继的数任首相都希望从安倍的行为中获取与特朗普打交道的经验，甚至连日本的官僚们也时常认为特朗普与安倍的友谊将给予高市一个良好的开局。日本的外交官僚从一开始就把活用安倍的“外交遗产”作为日本对特朗普外交的基本策略，并安排了一系列与安倍有关的活动。

如今，高市以安倍的继承人自居，其在外交风格与外交印象上难免被用于与安倍相比较，特朗普的确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兴趣，他在真相社交（Truth Social）上夸赞高市是“一位兼具智慧与强大，值得尊敬之人”（a highly respected person of great wisdom and strength）。美国财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也表达了美方对于高市“安倍继承人”这一身份的期待。在这样的宣传之下，也无怪《读卖新闻》称安倍才是这一场美日首脑会谈的“隐藏主角”（陰の主役）。

实际上，笔者认为日本方面可能夸大了私人关系对美日关系的作用。除了安倍晋三之外，特朗普也时常在社交媒体上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俄罗斯总统普京、印度总理莫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等他国领导人表示具有良好的私人关系，甚至有时也不吝惜溢美之词，但这种表态并不意味着特朗普将在外交上对其它国家手下留情，而更多只是一种外交谈判的手腕以暗示对方应当满足美国的需求。这一点在美印交往过程中更为明显，尽管特朗普曾多次积极赞扬莫迪及二人的关系，但美国仍然对印度施加了50%的惩罚性关税，这意味着至少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其对私人关系的重视程度进一步下降。

换言之，塑造强人形象并从他国手中为美国争取利益是特朗普向国内的支持者们做出的承诺，这意味着其所有的谈判都必须拿到应有的实利，有时甚至包括虚名，但对于虚名的渴求并不会减少国家应支付的成本。因此，寄希望于领导人之间私交恐怕难以达到日本的预期。

对于高市本人而言，其在上台之初就表示，确保美日同盟将是她执政后的外交重心，核心主张即继续强化基于美日同盟的三方合作框架，合作对象则主要包括韩国、菲律宾与澳大利亚，并承诺日本将在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问题在于，特朗普并不一定关心上述议题。今年5月，一向被认为重视同盟关系的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迈克尔·华尔兹（Michael Waltz）被提名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这一职位变动将其调离了特朗普政府的核心决策圈。同时，美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人员也遭到大幅度削减，这使得日本外务省更加难以判断美国的对外决策。

另一个问题则在于，高市在日本国内所想塑造的保守强硬姿态也在牵制高市一味向美国妥协。作为党内保守势力与“日本归来”（Japan is back）的代表人物，高市的任务是为日本争取到更多的独立与军事权限。一方面，高市计划提前修改“安保三文件”，并将原定于2027年完成的将防卫预算提升至GDP的2%提前完成，甚至还将进一步增长比重。同时，高市也希望完成自民党右翼未竟之业——实现修宪而组建国防军——尽管目前看来成功率不高，但其能公然作为政策宣言提出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另一方面，高市政权不得不重视经济安全这一核心议题，在半导体、稀土、AI等技术与产业供应链上依赖美国的帮助，日本的国家结构决定了其无法实现自给自足而将进一步强化美日合作。换言之，高市的立场致使其无法全盘亲美，而需要在向美靠拢的同时争取日本的利益，以妥协换取政治与产业上的回报，同时借助美日同盟向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延伸扩大日本在关键领域的话语权。这些难以平衡的宏大政治目标在“特朗普冲击”（Trump Shock）之下可能会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

美日首脑会谈，各取所需

依照公开的行程，特朗普在27日抵达东京后先行会见了德仁天皇，在28号与高市举行会谈后访问横须贺的美军驻日基地，最后将在晚上与日本经济界举行共同晚宴。双方会谈的内容则涵盖（1）美日同盟强化的再确认；（2）对日本防卫力强化与防卫费增额的说明；（3）确认美日关税谈判的履行情况；（4）稀土供给网络的构建；（5）AI等科技领域的合作；（6）应对俄乌冲突这上述6个方面，而其中高市更关注的是美日同盟的强韧性，特朗普则更在乎美国的经济收益。

在会谈一开始，高市就强调：“美日如今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同盟国，日本希望与美方一道为世界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我希望与特朗普总统携手共同开创美日同盟的新黄金时代。”特朗普也给予了一定的回应：“我一直对日本抱有热爱和敬重之情，相信美日关系将变得比以往更加牢固。我期待着与日本的合作，并随时准备为日本提供所需要的支援，我们是最高水准的同盟国。”当然，特朗普很可能没有理解高市所言的“新黄金时代”是什么意思，但他清晰地意识到日本愿意为这样的美日关系支付一定的成本，因为高市表示愿意尊重石破政府时期美日之间达成的关税与投资协议，甚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码。

在会谈后，两国签署了关于经贸协定与稀土合作的两份文件，并且在关税协议上，两国承认将进一步采取措施以迈向美日关系的新黄金时代。具体而言，根据披露的协议内容，日本将对美国进行80兆日元的投资、增加75%的美国大米进口、购买2.5兆日元的美国防卫装备、购买100架波音飞机、购买1.2兆日元的美国农产品、增加LNG等美国能源进口，还包括一些涉及半导体、重要矿物、造船业等数个领域的具体合作。

另一份协议则是确保了美日之间在保障稀土以及关键矿产的供应，强调通过联合投资、强化加工能力建设和储备协调来降低对单一来源的依赖。这被认为可能与近期中国加强对稀土产业的管制有关，日本希望降低相关的结构性风险，据悉其领海内拥有较为丰富的稀土矿藏，但日方尚缺乏成熟的开采技术，通过美日之间的合作将有助于加快这一进程。

为了展示诚意，日方一开始就做足了功课。高市向特朗普赠送了安倍晋三所使用过的高尔夫球杆以展示其安倍继承人的身份，并赠送了印有“JAPAN IS BACK”字样的黑色棒球帽以呼应特朗普的“America is back”。除此之外，高市甚至如安倍一样，表示自己愿意提名特朗普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以表彰其调停数场战争的功绩。在之后的午餐会上，高市一边邀请特朗普享用由美国米与美国牛肉制作的午餐，一边向特朗普进一步说明日本为提升本国防卫力做出了什么努力，包括日本对美投资实绩，以及如何在俄乌冲突和关键矿场上进行合作。

然而，日方所展示的“诚意”尽管让特朗普十分受用却并没有打动特朗普的心，在听完高市的介绍之后特朗普仅仅只是表示知道了日本在提振本国防卫上付出了努力，转而强调感谢日本购买了美国的军火，并称美日之间的关税谈判是非常公平的。这给日本予以了一定的打击，外务省的官员认为特朗普实际上根本没有想与日方商谈什么，在日方代表的谈判桌上准备了详实的材料，而美方代表的桌面上则空空如也。

实际上，双方也并没有发布联合声明或是针对同盟关系的专门文件，甚至没有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尽管官房长官木原稔和外务省称这是因为后续的行程安排紧凑，在双方的协调下取消了记者招待会，但也难免使得外界猜测美国不够重视日本或是高市本人，毕竟前不久特朗普才与石破茂举行了联合记者招待会。

会后，高市和特朗普访问了横须贺美军基地，并在乔治·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USS George Washington CVN-73）上发表讲话。特朗普高度赞扬了美日关系为全世界最卓越的关系，并在过去的80年内一直发展着良好的国家关系，一起共筑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高市则承诺，日本将从根本上提高防卫力，为地区和平与安定做出贡献。在两位领导人的背后飘扬着星条旗与日章旗，拉开带有“PEACE THROUGH STRENGTH”的巨大横幅以夸耀美日同盟的稳固与威慑力。

图：特朗普与高市在横须贺美军基地演讲

然而，与基地内此起彼伏的演讲与欢呼相对的则是基地之外的维尔尼公园中聚集了超过300名抗议人群，其中包括“横须贺和平船队”等8个市民团体以日本共产党、社民党、新社会党等有关人士。他们在公园高举“抗议美日军事一体化”“不要战争 NO WAR”的横幅，并用英语高喊“Go home! Trump”。

这些抗议是情理之中的也是难以改变现实的。作为美军基地的著名所在，与冲绳一样，此处有着大量的和平市民团体反对军事化、呼吁和平，长期以来向政府表达诉求。然而，美日同盟是当代日本对外战略的基轴，美日同盟一体化则是数届日本政府长期贯彻的政策，这一点不会改变，甚至将在高市任期内进一步深化。特别是，当前美国国防部（战争部）对于日本的防卫预算仍然不满，非正式地向日方提出增加预算的要求。按照NATO成员国的标准，日本应将防卫预算增长至GDP的5%，其中3.5%是核心防卫预算，1.5%则是辅助性支持，以配合美国在东亚的遏制战略，而日本则可以强化自身的防卫力量。为了达成这一目的，高市内阁正在研讨增长所得税、烟草税和法人税的可能性。

晚间，特朗普与日本经济界在美国驻日大使馆举行了晚餐会，包括APPLE、OpenAI、乐天、东芝、软银、丰田、经团联等一众美日经济界人士出席。在晚餐会上，特朗普赞赏了日本经济界的成就，但其目的却是以关税相要挟迫使日本经济界增加对美投资。依据美日之间的协议，日本应向美国提供5500亿美元规模的投资，而根据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的说法，仅在28日达成的一系列潜在合作项目就已经完成了4900亿美元的目标。这些项目将包括成立“美日造船联合工作组”以推进两国船舶制造维修一体化；三菱重工、东芝等参与美国西屋公司（Westinghouse）核反应堆建设模块；日立参与美国GE推进小型核反应堆项目；软银参与美国柏克德工程公司（Bechtel Corporation）主导的电力基础设施项目；三菱电机、东芝等同美国一起强化AI基础设施与尖端电子元器件供应链等。

美日同盟的新黄金时代到来了吗？

经过特朗普-安倍与拜登-岸田文雄时期的努力，美日同盟已经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他们称之为“史上最紧密的同盟”，这一趋势将在长期内继续成为美日关系的主旋律。然而，美日之间的分歧也因为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与日本日趋兴起的民粹主义而变得难以掩盖。尽管高市一心想成为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那样的领导人，但她恐怕难以如愿，而特朗普也绝不是里根，美日关系也不会如英美关系一样“特殊”。

美日两国最关心的无非是安全和经济两个领域的议题。

在安全议题上，特朗普不愿意承担对盟友的保护责任，而要求日本自行强化防卫力量，则高市必须承诺增长防卫预算并购买美国的武器装备，这些表态势必招致日本国内反战团体的反对。数个在野党已经公开表示了反对或疑虑，除了一贯反对扩军的日本共产党之外，刚刚脱离联立政权的公明党干事长西田实仁认为不应当看重“量”而忽视“质”，虽然公明党赞成原有的2027年防卫预算增长，但高市突如其来的改口理应向国民做充分说明。立民党干事长安住淳也批评高市政府应当摒弃“美国的武器就是好所以就要买”的思维，如果以金额为前提讨好美国就无法获得国民的理解。同时，网上的舆论也不乏有质疑高市过于向美国示好，实际上是在出卖日本的国家利益以换取特朗普的欢心。这些声音实际上源起于高市的强硬人设，一些支持者将其视为日本国家利益的守护者而无法接受其依赖美国。

在经济议题上，考虑到合作项目往往需要经过旷日持久的立案、考察、调研、投入、奠基等一系列流程，所耗时间远远超过特朗普的4年任期。日本方面的基本策略是许以特朗普宏大的口头承诺以满足其面子工程，待特朗普期满下台之后，再视美国新政府的情况而决定美日经济合作的内容。但需注意的是，在安全议题与经济议题相重叠的领域往往能获得较快的成功，这主要取决于军工产业能从美日合作中攫取多少利益而配合政府的决策。

换言之，美日关系的深化早已不单取决于领导人的外交取向，更是国际关系与国家内政的复杂交织。对于日本，特别是当前的高市政权而言，她需要向国内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们展示的是不同于菅义伟、岸田文雄、石破茂这三位领导人的坚实领导力，以带领日本能够走向复兴。近期各大新闻媒体民调所展示高市内阁获得了50%~70%的超高支持率已经证明高市成功渡过了上台之初的危险期，使其有余力进行内政与外交的施展，而将不得不考虑如何与东亚邻国友好相处。正在韩国举行的中美、中日、日韩首脑会谈将牵动四国关系乃至东亚局势的新走向，并对日本的内政产生莫大影响，这对日本的政客们而言是需要共同思索并应对的问题。

来源：复旦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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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经济

中美先后在吉隆坡和釜山举行经贸磋商和元首会晤，稀土成为所聚焦的议题。会后，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中美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答记者问，白宫也发布了一份“成果说明文件”。

据香港《南华早报》11月4日报道，在白宫于当地时间11月1日发布文件后，欧盟研判认为，美方宣布的中方暂停稀土以及其他关键矿产出口管制的说法，并不包括欧盟的产业。

在当地时间11月3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欧盟委员会确认，尽管欧方认为中方暂停今年10月份扩大4月份稀土出口限制的措施涵盖“全球”，但目前仍在与中方就相关过往细节进行谈判。

“我们理解，中国的暂停措施适用于全球……我们将继续与中国沟通，以了解具体细节，但这只是我们的理解。”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奥洛夫·吉尔（Olof Gill）表示。当被问及中方今年4月份的出口管制措施是否仍然有效时，吉尔的回答是：“的确如此。”

《南华早报》报道称，当地时间10月31日，中国商务部的谈判代表团与由欧盟首席贸易执法官丹尼斯·雷东内（Denis Redonnet）率领的欧盟对口代表团，就出口管制问题举行了会谈，但相关出口管制未能成功暂停。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吉尔则表示：“双方一直在进行沟通，包括政治层面的沟通，我们希望达成的目标非常明确。我们希望中国能够稳定可靠地向欧盟供应稀土矿物和其他关键原材料。”

而同样是在10月31日，欧盟委员会负责技术主权等事务的执行副主席汉娜·维尔库宁（Henna Virkkunen）会见了总部位于荷兰的芯片制造商安世半导体（Nexperia）的董事。安世半导体是一家中资企业，目前正处于荷兰和中国之间地缘政治博弈的焦点。

近期，荷兰政府援引一项自1952年以来从未启用的法律，以所谓的“国家安全”为由突然下令，强行要求安世半导体自9月30日起，一年内不得进行任何涉及资产、知识产权、业务及人员的调整。

荷兰政府强制接管中企控股的安世半导体，这一错误行为险些颠覆全球汽车供应链。美国和荷兰在芯片行业出口管制领域素来合作密切，且从时间点和法律文件来看，此次行动的背后很可能有美国的影子。

果然，在11月1日，白宫发布了一份情况说明书，其中称，“安世半导体即将恢复芯片出货”。

据报道，在与安世半导体的董事会晤后，维尔库宁在一份声明中并未提及任何此类进展。她在社交媒体X平台上发文称，自己“重申了我们致力于与中国就安世半导体问题达成外交突破的决心”。

据商务部网站11月1日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回应相关提问时指出，此前，中方已就安世半导体相关问题回应了有关记者的提问。我想强调的是，荷兰政府对企业内部事务的不当干预，导致了目前全球产供链的混乱。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充分考虑国内国际产供链安全稳定，欢迎遇到实际困难的企业及时与商务部或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联系。我们将综合考虑企业实际情况，对符合条件的出口予以豁免。

《南华早报》在11月1日的另一篇报道文章中指出，在中美元首会晤之际，中欧也在布鲁塞尔举行闭门会谈，聚焦稀土等议题。尽管欧盟一直在积极寻求外交突破，但中欧布鲁塞尔会晤似乎并未缓解欧洲企业面临的实质危机。如今随着中美经贸磋商取得新进展，布鲁塞尔的会谈似乎无足轻重，这凸显出中美两国仍是决定全球贸易走向的主导力量，欧洲夹在两大经济体贸易博弈中愈发被动尴尬。

此前，在10月30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路透社记者曾提问称，美方表示，中方同意暂停实施稀土出口管制措施。发言人能否介绍具体情况？中方仅暂停实施10月份出台的管制措施，还是连同4月份出台的管制措施一并暂停？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表示，中方已经发布了中美元首会晤的消息稿，你可以查阅。两国经贸团队就重要经贸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形成了解决问题的共识。双方团队要尽快细化和敲定后续工作，将共识维护好、落实好。

据商务部网站消息，10月31日至11月1日，商务部安全与管制局江前良局长与欧委会贸易总司雷东内副总司长在布鲁塞尔举行“升级版”中欧出口管制对话磋商。双方就出口管制领域彼此关切进行深入、富有建设性的沟通。双方同意继续保持沟通交流，促进中欧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与畅通。

来源：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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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hen

央行

外汇

技术分析

周二（11月4日），欧元兑美元北美时段于1.1500下方交投。早前上探在1.1530一线被迅速压回，随后有效跌破1.1500这一心理关口，日内低点一度触及1.1477，过去五个交易日累计回落约1.5%，显示美元在宏观与情绪两端仍占优。

基本面分析：美元弹性仍在，欧元动能有限

本周美元延续坚挺，即便美国10月ISM制造业PMI降至48.7（前值49.1，预期49.5），制造业已连续第八个月处于收缩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至49.4（前值48.9），就业分项升至46.0（前值45.3），但均仍低于50这一荣枯线。数据给出了"增长疲弱、就业偏软但未恶化"的复杂信号：一方面，制造业拖累没有边际改善到改变政策路径；另一方面，衰退风险并未显著上升，美元的避险与利差支撑并未被根本削弱。

美联储官员口径并不一致。旧金山联储主席Daly强调通胀压力仍在，需要保持"适度限制性"；芝加哥联储主席Goolsbee同样把重点放在通胀，而非劳动力市场放缓。与之相对，美联储理事Stephen Miran认为当前利率偏紧。利率互换与联邦基金期货的定价也出现微调：市场对12月再度降息的押注由一周前的逾90%降至约67%，使美债收益率与美元指数在高位附近获得支撑。换言之，"再降息更快更深"的预期降温，直接削弱了欧元反弹的利率想象空间。

欧洲方面，欧元区HCOB制造业PMI终值确认回升至50.0（前值49.8），技术上迈回荣枯线，但更像"停滞而非扩张"。结构性拖累仍在，订单与产出改善缺乏持续性。欧洲央行方面，在此前利率按兵不动之后，短期内释放新的政策线索概率不高。相比之下，美联储"继续观察而非快速放松"的市场共识更能实质性支撑美元。因此，基本面层面，汇价短期仍承受来自利差与风险偏好的双重压制。

与此同时，美元指数在高位出现温和回落，但下行尝试受限。风险规避情绪尚未消退，而对12月进一步降息的押注回撤，抵消了制造业数据偏弱对美元的负面作用。结合美国政府停摆导致的统计空窗，JOLTS职位空缺与工厂订单缺席，使市场把更多注意力投向周三的ADP就业。若就业仍具韧性，将进一步巩固"慢降息、长停留"的路径，继续对欧元不利。

技术面：

从30分钟K线观察，汇价在1.1530附近的反弹被迅速否决，随后跌破1.1500形成明确的下行突破，盘中最低触及1.1477后才有回抽。目前价格回到1.1492，仍位于1.1500下方的"阻力转支撑"之下，说明空头对短线节奏仍具掌控力。

MACD显示DIFF约-0.0007、DEA约-0.0004、柱状图约-0.0006，整体仍在零轴下方，动能为负，但柱体长度较前期收敛，提示下行动能边际减弱、存在技术性反抽需求。RSI（14）约38.86，位于50下方但未触及极端超卖，配合价格对1.1477的快速回收，构成"弱势中的短线修复"。综合判断：1.1500构成首要阻力，上方依次关注1.1530/1.1533与1.1540的叠加供应区；下方即时支撑为1.1477，若再度跌破，空头将尝试扩展至更低的流动性密集区；若站回并稳于1.1500之上，才可能打开对1.1530—1.1540区间的回测窗口。

市场情绪观察：

情绪面呈"谨慎偏避险"。权益市场波动率偏高、风险资产的风险溢价未实质收敛，美元在避险与利差双因素作用下仍具底气，市场对欧元反弹选择保持怀疑。围绕美联储口径的分歧短线加大了波动率，但共识仍倾向于：在核心通胀尚未令人信服地回落前，政策不会快速由"限制性"切换为"宽松性"。这使得"逢高谨慎、反弹卖压重"的交易框架仍主导欧元兑美元的日内与日内延展。

ADP就业成为本周首个能改变节奏的催化剂；若就业韧性超预期，空头市场情绪可能再获动量；若明显走弱，美元获利了结与头寸回补可能引发欧元的技术性反扑。情绪的不对称在于：空头的延续需要数据确认，然而多头的发力也需要站回关键位（1.1500）才能聚集共识。

来源：汇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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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iver Scott

政治

央行

经济

随着美国政府追平其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停摆纪录，从就业报告、工厂订单到贸易差额，一系列关键经济数据的发布也陷入停滞。

大量官方数据的"停产"使得市场参与者与政策制定者面临前所未有的信息真空。上周（10月29日），美联储不得不在缺乏关键就业数据的情况下召开利率决议会议。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JeromeH.Powell）在会后的发布会上直言，政府停摆导致关键数据缺失，这使美国联邦储备公开市场委员会难以像往常那样精准感知经济状况。他将当前的决策处境比作"在浓雾中行车"，并暗示在此情况下，美联储或需"减速"前行。

在这一信息断崖的背景下，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不得不转而依赖各类非官方调查，试图从中捕捉经济基本面的真实动向。他们开始密切关注工资单数据、信用卡消费动态、餐厅预订情况、百老汇票房表现，甚至自由女神像的游客数量等替代性指标。

然而，分析人士也同时警告，尽管一些来自私营部门的调查在当前环境中具备一定参考价值，却不应被过度解读或赋予过高权重。

例如，全球投资咨询公司BCA研究银行信贷部门主管拉贝奇（JonathanLaberge）在4日的研讨会上告诉第一财经记者，衡量AI商业化采用的一个主要指标是美国人口普查局发布的商业趋势和展望调查（BTOS），但由于政府关门，这项调查的数据暂时中断。"其他公司也有提供AI采用指数，但我认为其计算方式并不可靠，我更信任BTOS数据。"他称。

政府停摆导致数据缺失

美国政府停摆导致的数据缺失并非首次。自1981年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已历经15次停摆，每次皆因资金短缺而迫使相关机构暂停运作。在包括今年在内的至少四次停摆期间，重要的经济报告均遭到推迟。

例如，在持续21天的1995-1996年停摆中，12月的就业报告推迟了两周发布；2013年秋的停摆则导致9月和10月的就业报告延迟，美国人口普查局和经济分析局的贸易、零售销售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估算等数据亦未能如期公布。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一任期，于2018年12月开始的35天停摆是美国历史上最长的一次，造成了更为严重的中断。零售销售与GDP报告被推迟，贸易和库存等数据的初步统计甚至被直接取消发布。不过，由于美国劳工统计局（BLS）因前期资金仍保持运转，其负责的就业与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未受影响。

截至11月4日，美国政府此次停摆已进入第35天，追平美国史上最长"停摆"纪录。美人口普查局、BLS和经济分析局等多个关键数据机构已暂停大部分工作。建筑支出、工厂订单、就业报告、贸易差额、失业救济申请、零售销售、生产者物价指数及新屋开工与销售等数据已无限期延后。原定于10月15日发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被推迟至10月24日，但白宫方已表示，下一次CPI数据可能将会彻底空缺，"历史上可能首次不会发布通胀报告"。

关键联邦数据的缺失使得判断经济形势越发困难，美联储尤其陷入决策困境。鲍威尔在发布会上表示，在此情况下，他们不得不转而依赖来自多方渠道的替代信息。例如，在评估就业市场时，需综合参考各州层面的初次申领失业救济数据、职位空缺情况、各类商业调查结果以及美联储自身的《褐皮书》汇编。

而在感知物价与工资通胀动向时，则会借助PriceStats、Adobe等私营机构提供的价格追踪信息，以及关注私营部门就业情况的ADP研究公司所发布的薪资数据。

然而，鲍威尔也明确表示，"这些当然不能取代政府数据"，并进一步承认，"在缺乏政府数据的这段时间，我们确实无法对经济形势进行特别细致的分析"。

即便美国联邦政府重新开门，数据收集工作也需要时日恢复。这意味着，当美联储于12月9日至10日再次举行会议时，他们所掌握的经济信息可能仍与当前相仿。

鲍威尔对此称，倘若到12月议息会议时，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仍然非常高"，政策制定者感觉"前方视野不清"，那么这种局面"可能成为一个谨慎行动的理由"。

乔治华盛顿大学经济学家辛克莱尔（TaraSinclair）也将当前局面比作在浓雾中驾驶："总有那么一刻，前方会有东西，或者道路会拐弯，我们不知道那会是什么时候。"

寻找替代方案

如前所述，许多美国私营机构长期发布经济数据，作为政府统计的替代或补充。例如，ADP研究公司每月基于超过2600万名员工样本发布私营部门工资单估算；招聘网站Indeed发布职位空缺相关数字；私人数据提供商RevelioLabs发布劳动力市场估算和招聘趋势观察；私募巨头凯雷集团（CarlyleGroup）与美国银行定期更新劳动力市场动态，提供薪资增长等估算数据。

在政府停摆造成的数据真空中，对私营部门数据的需求已显著增强。据报道，Indeed上与数据相关的咨询数量近日已翻倍。凯雷全球研究与投资策略主管托马斯（JasonThomas）也称，当前市场"对替代数据来源的兴趣明显增强"。

与此同时，一些私营公司与行业协会也正积极利用其数据收集能力，试图填补官方数据发布的空白。

以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NAR）为例，该机构除了持续发布广受关注的月度房屋销售数据外，目前正考虑对其150万会员启动一项更广泛的调查，旨在将数据收集范围从房地产市场延伸至失业、工资等更广泛的经济领域。

NAR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高级副总裁劳伦斯·云（LawrenceYun）表示："如果政府停摆持续一两个月，我们完全可以依靠会员来填补关键经济数据的空白。例如，我们可以直接询问会员：房主为何卖房？是否因为失业？"

政府数据为何难以被替代

尽管替代数据源可提供更及时或更细致的信息，经济学家仍警告，这无法完全取代官方统计。

美国BLS前局长、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家格罗申（EricaGroshen）认为："私人数据是非常有价值的补充，它们更及时、更细致，但它们从根本上仍依赖于联邦数据。数据必须重新加权以代表全体人口，而这些权重来自政府数据。"

摩根大通研究院董事总经理惠特（ChrisWheat）也表示，尽管该院利用全美最大银行的客户数据观察收入、储蓄与支出情况，这些信息仍无法取代政府统计。"我们的数据确实有价值，但它更多是对公共数据的补充。如果没有专门为回答诸如'上个月创造了多少就业岗位'或'有多少人失业'这类问题而收集的数据，我们很难仅凭自己的视角理解经济现象。那类政府数据覆盖全国所有人、所有行业与职业——它至关重要。"惠特解释称。

瑞银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多诺万（PaulDonovan）也在一份客户说明中写道："这些（私营部门）数据的风险在于，在缺乏权威经济数据的情况下，人们可能会对其结果赋予不应有的可信度。调查回复率下降以及政治极化加剧，使得基于调查的证据可靠性不断降低。"

他进一步补充称："不幸的是，调查的高频发布本身就让它们获得了额外的关注。所谓'频率偏差'意味着我们往往会更关注那些频繁出现，但其实不那么重要的事物。而当其他美国经济数据来源被移除后，人们往往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既然没有准确的数据，那我们就用这个不太准确的数字吧'。"

曾在拜登政府期间负责美国商务部经济数据的科尔科（JedKolko）称："私营部门的数据能为我们提供部分信息，但并未告诉我们政策制定者和企业需要知道的内容。而且我们缺乏官方统计数据的时间越长，私营部门数据可能越容易给出错误的方向。"

当前形势下，这一问题尤为突出。据报道，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在不同地区、行业与人口群体间产生分化影响，面向低收入西裔客户的零售商与主要服务富裕消费者的企业对经济现状的看法可能截然不同。

因此，不同来源的数据在同一问题上可能呈现出相互矛盾的图景。例如，ADP报告显示9月私营企业削减职位，其新的周度数据又显示10月初有所回升；其他来源如RevelioLabs的数据则认为招聘虽降温但从未暂停；各州层面发布的失业救济申请数据有所增加，但幅度却相对温和。

美国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执行主任金博尔（MarthaGimbel）称："我们获得的私营部门数据表明，劳动力市场在放缓，且以令人担忧的方式放缓，甚至可能真正陷入困境。但我不知道这些数据中哪一项是对的。"

来源：第一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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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

股市

经济

美股表面繁荣背后隐藏着尴尬的结构性分化：标普500指数的涨势几乎完全依赖七大科技巨头，而其余493只成分股表现远远落后。但华尔街策略师们认为，只要大型科技公司的盈利增长势头不减，就没有理由与这一趋势对抗。

彭博汇编的数据显示，"七巨头"（苹果、英伟达、微软、亚马逊、特斯拉、Meta、Alphabet）科技公司第三季度盈利增长率预计达27%，约为此前预期的两倍，成为支撑市场的关键力量。相比之下，剔除这七家公司后，标普500成分股的利润增幅从13%骤降至8.8%。

同时，据Jefferies数据显示，标普500等权重指数——反映基准指数中普通股票表现的指标——相对标普500指数的折价已超过25%。但华尔街策略师普遍认为，只要大型科技公司的盈利机器继续运转，就没有理由对抗这种趋势。

报道指出，尽管市场集中度引发泡沫隐忧，但投资者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乐观情绪以及科技巨头持续强劲的盈利表现，令多数华尔街人士选择继续押注少数赢家，而非等待市场广度改善。

七巨头盈利表现撑起整体市场

"七巨头"科技股的强劲财报表现成为当前市场集中式上涨的关键支撑。苹果和亚马逊等公司最近公布的财报进一步加强了投资者对这一群体的信心。

富国银行投资研究所全球股票和实物资产主管Sameer Samana表示：

"考虑到很难看出有什么因素会逆转基本面的上升趋势，我不能说我们对涨势背后缺乏广度感到担忧。"

摩根士丹利财富管理部门首席投资官Lisa Shalett认为，当前大型科技股主导的格局可能已经"改写了投资手册，改变了央行框架"。

尽管她建议在投资组合中实现"最大化多元化"，但在美股配置上仍偏好七巨头股票和人工智能受益股。

市场集中度达到危险水平？

标普500等权重指数与市值加权指数之间的表现差距已达到令人担忧的程度。

据Jefferies数据，这一折价水平与上世纪90年代末科技泡沫破裂前的情况相似，当时两个指数间的差距达到30%。

Jefferies股票研究产品管理高级副总裁Andrew Greenebaum表示：

"需要明确的是，我们并非暗示这是一个泡沫，但我们确实对其余493只股票如此不受青睐感到困惑。市场广度依然狭窄得令人费解，且看不到明显的结束迹象。"

Strategas Asset Management市场技术与策略主管Chris Verrone则认为，与互联网泡沫破裂的比较"充其量显得过早，往坏处说则是误导"。

他指出，尽管加权指数与等权重指数之间存在巨大表现差距，但在上世纪90年代末，等权重指数在主要指数上涨时实际下跌——而当前等权重指数虽然落后，但今年仍上涨约7%。

据摩根大通交易部门透露，虽然客户对市场狭窄度日益感到紧张，但只要美国科技巨头保持强劲势头，指数层面出现重大下跌的可能性就不大。

值得注意的是，交易员还面临一个不寻常的局面：联邦政府关门导致经济数据匮乏，难以实质性改变对经济状况的看法。这使得维持涨势的重任完全落在大型科技股身上。

富国银行的Samana表示："除非有什么真正破坏基本面或宏观叙事，否则我们认为最多只会出现正常回调。"如果回调发生，可能"会是短暂且浅度的，因为多数人仍在寻找逢低买入的机会"。

来源：华尔街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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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Adams

经济

图：中国半导体行业已进入“战略攻坚期”，在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国产化率提高下，有力突破美国的技术封锁。

半导体作为现代工业的“粮食”，既是中美科技博弈的核心战场，也是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关键枢纽。本届亚太经济合作会议（APEC）峰会后，中美贸易呈现出“有限缓和与精准封锁并存”的新特征，既为中国半导体行业带来关税调整的短期喘息，也加剧了技术封锁的长期压力。

数据显示，中国半导体市场规模已占全球34%，2024年销售额达1.35万亿元（人民币，下同），但高端芯片自给率不足20%，核心设备与材料国产化率普遍低于30%。

中美关税争端缓和并非全面放松。峰会后，美国保留了针对汽车、钢铝制品的“232关税”措施，要求“出口豁免需在美国境内组装”，试图逼迫制造业回流本土。这种“选择性微调”策略，本质是美国在“经济利益”与“战略遏制”间的平衡：既通过部分关税减免缓解国内通胀与企业压力，又通过关键领域关税保留谈判筹码。

更严峻的冲击来自供应链封锁。美国计划扩大出口管制黑名单，使得中芯国际、长江存储等企业面临“设备断供”风险。譬如，长江存储128层3D NAND扩产计划依赖的东京电子刻蚀机，因美日协同管制，交付周期从6个月延长至12个月，直接导致其2026年产能目标（每月10万片）被迫下调20%。设备短缺还引发连锁反应：国产设备虽加速替代，但验证周期通常需2至3年，应急导入导致部分晶圆厂良率下降3至5个百分点，生产成本显著上升。

技术封锁倒逼改革

压力倒逼改革，封锁催生突破。在政策端，国家大基金三期3440亿元注资将于2025年第四季度落地，其中60%投向设备、材料等“卡脖子”环节；在地方层面，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同步设立千亿级半导体专项基金，形成“国家＋地方”的资本支持体系。

在市场端，国产替代进入“量价齐升”阶段。2025年上半年，国产刻蚀机在成熟制程（28纳米及以上）的市占率已经从2024年的25%提升至35%，中微公司的CCP刻蚀机在长江存储5纳米产线导入率突破20%；材料领域，安集科技的抛光液、沪硅产业的12吋硅片在中芯国际的采购占比分别达30%、25%，较2024年提升10个百分点以上。这种替代并非“低水平重复”，而是技术迭代驱动的高质量替代──北方华创的14纳米PVD设备已进入中芯国际验证阶段，性能指标接近国际主流水平。

终端需求的“本土优先”策略进一步打开市场空间。2025年，比亚迪、蔚来等新能源车企车规级芯片国产化率从2024年的15%升至30%，华为鸿蒙生态下的物联网芯片采购量中，国产芯片占比达45%。这种“需求拉动供给”的良性循环，为半导体企业提供了宝贵的量产验证机会。

积极提高国产化率

须承认的是，核心技术突破需要坚持“单点突破与体系构建并重”。在设备领域，实施“光刻机突围计划”：依托上海微电子，联合中国科学院光电所攻关DUV多重曝光技术，2027年前实现28纳米制程DUV设备量产；同时布局EUV关键技术，重点突破光源、光学镜头等核心部件，力争2030年前完成EUV原型机研发。对于刻蚀机、薄膜沉积设备等“优势领域”，支持中微公司、北方华创扩大14纳米设备市场份额，2028年前实现成熟制程设备国产化率超70%。

在制造与设计端，采取“先进与成熟并举”策略：中芯国际、华虹半导体聚焦14纳米良率提升与成本优化，2026年前实现14纳米产能翻倍；同时鼓励企业在功率半导体、MEMS传感器等特色工艺形成差异化优势，2027年前车规级功率芯片国产化率突破50%。设计领域，支持华为海思、紫光展锐攻关AI芯片、高性能计算芯片，2026年国产AI芯片算力密度达到国际主流水平的80%以上。

创新体系建设需强化产学研协同。建立“国家半导体研究院＋企业联合实验室”模式：依托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建设半导体材料与器件国家实验室，聚焦底层技术研发；推动中芯国际与中国科学院微电子所共建14纳米工艺联合实验室，加速技术产业化。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设立半导体专利池，降低中小企业专利使用成本。

产业链升级的核心是构建“强链补链”机制。建立“产业链龙头牵引＋中小企业配套”的协同模式：由中芯国际、长江存储等龙头企业梳理“卡脖子”清单，向设备、材料企业开放验证需求与技术标准；通过“联合研发＋优先采购”绑定上下游，例如中芯国际承诺对通过验证的国产设备给予30%的采购倾斜。

针对关键“断点”，实施“专项攻坚行动”：EDA领域，支持华大九天、广立微联合开发全流程设计工具，2028年前实现28纳米全流程EDA国产化；材料领域，推动沪硅产业12吋硅良率提升至90%以上，南大光电实现高端光刻胶量产；零部件领域，重点突破射频电源、精密运动台等，2027年前国产设备零部件自给率超60%。

避免重复建设需强化顶层设计。由工信部牵头建立半导体产能监测与预警机制，对成熟制程产能实施“备案制管理”，引导资本流向设备、材料等薄弱环节。依托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集群，推动区域内产能共享与资源整合，例如上海临港与合肥长鑫共建存储芯片产能调配平台，提高产能利用率。

政策支持需要从“普惠式”转向“精准化”。在财政方面，扩大大基金三期投资规模，设立“半导体设备专项贷款”，给予企业3%的贷款贴息；税收方面，对半导体设备企业实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175%”政策，对国产设备采购给予15%的税收返还。优化市场环境，实施“国产半导体产品优先采购目录”，要求政府部门、国有企业采购中国产芯片占比不低于30%。

扩大国内市场需求需激活终端应用。推动“芯片─终端”协同创新：支持新能源汽车企业与比亚迪半导体联合开发车规级芯片，智能家电企业与紫光展锐合作研发物联网芯片，形成“需求拉动供给”的良性循环。培育新兴应用场景，在工业互联网、边缘计算等领域推广国产芯片，创造新增量市场。

加强国际规则话语权，积极参与APEC、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多边框架下的半导体贸易规则制定，推动“技术标准非歧视性”原则纳入国际协定。依托“一带一路”倡议，与东南亚国家共建半导体封装测试基地，规避贸易壁垒。

人才培养内外并举

人才培养需“校企联动、内外并举”。在高校层面，优化半导体专业课程体系，将实践教学占比提升至30%，与企业共建100个实训基地；职业教育层面，聚焦设备操作、封装测试等技能型人才，培养每年输送10万名合格技工。在国际引入人才方面，实施“半导体顶尖人才计划”，给予海外人才税收减免、科研经费支持等优惠，吸引全球高端人才来华创新创业。

2025年APEC峰会后，中美贸易关系呈现“关税有限缓和、科技封锁升级、规则博弈加剧”的新特征，既给中国半导体行业带来成本上升、供应链波动的短期冲击，也催生了国产替代加速、产业链韧性提升的长期机遇。当前，中国半导体行业已进入“战略攻坚期”，1.8万亿元的市场规模、3440亿元的大基金支持、35%的成熟制程设备国产化率，构成了突破封锁的坚实基础，但先进制程滞后、高端设备短缺、人才不足等瓶颈仍需突破。

展望2025至2030年，中国半导体行业将呈现三大趋势：一是技术自主化加速，2027年前实现14纳米制程稳定量产，2030年前在EUV光刻机、全流程EDA等“卡脖子”环节实现局部突破；二是产业链韧性增强，成熟制程设备与材料国产化率分别突破70%、50%，形成“设计─制造─设备”协同生态；三是国际地位提升，依托3.5万亿元的市场规模（2030年预测），成为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不可替代的重要一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