币圈会诞生万亿市值的中心化公司吗?

Patrick Turner

加密货币

股市

摘要:

加密货币行业面临新机遇。稳定币发行商与头部交易所或成万亿市值巨头？RWA托管与资管公司能否崛起？“强者恒强”或为未来投资主题。

在投资领域，一个流传甚广的观点是将投资机会分为两类：一类是“从0到1”的创造，旨在博取百倍收益；另一类是“从1到100”的增长，同样也可能带来百倍回报。

对于发展至今的加密货币与区块链行业而言，“从0到1”的百倍机会或许已变得愈发稀缺和困难。在过去，早期投资比特币、以太坊确实成就了这样的神话，很多Alt也在阶段性时间里完成了这样的造福神话。

但如今，随着行业总市值迈向3-4万亿美元的规模，草莽发展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或许应该将目光转向“从1到100”的投资逻辑。

这种逻辑在传统股票市场中被广为证实的策略是被称为买龙头，押“强者恒强”。在美国，投资者倾向于购买苹果、微软、英伟达等科技巨头；在中国，这意味着投资茅台、宁德时代、比亚迪等行业龙头。过去十年的市场已经反复印证了这一策略的有效性。

将同样的思路迁移到加密行业，我们不禁要问：在币圈的中心化赛道上，币圈能否诞生万亿美元市值的公司？

我主观上觉得，答案是肯定的。

随着美国引领的全球合规化进程不断完善，中心化机构的投资价值正日益凸显。

基于当前的市场格局和商业模式，我认为有两大核心赛道，以及一个新兴赛道，最有可能诞生这样的巨头。

赛道一：稳定币发行商

稳定币是加密世界不可或缺的金融基础设施，其商业模式清晰且盈利能力极强。以Circle (USDC) 和Tether (USDT) 为代表的发行商，其利润来源主要有：

1、储备资产收益：将用户抵押的法币资产（如美元）投资于美国国债等低风险资产，赚取利息收益。

2、交易手续费：在稳定币的购买和赎回过程中收取一定比例的手续费。

3、生态流通收益：在整个流通过程中产生的其他增值服务收益。

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推算：未来十年内，稳定币总市值突破5万亿美元是大概率事件。假设Circle占据20%市场份额，即1万亿美元。如果其综合利润率能达到2%（美国国债收益率约4%，加上各类手续费，2%是相对保守的估计），那么其年利润将达到200亿美元。

若市场给予其50倍的市盈率（P/E Ratio）——考虑到苹果、特斯拉等科技公司的市盈率水平，对于兼具金融与科技属性的稳定币龙头而言，这是一个合理的预期——那么Circle的估值就将达到1万亿美元。

因此，稳定币赛道诞生万亿市值的公司，几乎是确定性非常高的事件。

目前来看，USDC和USDT凭借强大的网络效应占据绝对领先地位。其中，Circle (USDC) 的股权结构清晰，是明确的优质投资标的。

而Tether (USDT) 的业务较为复杂，其价值分散在交易所、公链等多个板块，投资逻辑相对混乱。

毫不怀疑USDT现在实力超过USDC，现在只是USDT没有更稳定的可投标的，USDC有确定性的股票。不知道USDT未来是否会将其所有利润集中体现到某一个标的上，如果有，那将是一个非常好的标的。

赛道二：中心化交易所

交易所是加密行业最强大的“印钞机”之一，其商业模式同样清晰且极具扩张性。

• 核心业务：收取全球用户的交易手续费。

• 衍生业务：借贷、支付、资产发行等，几乎涵盖了传统商业银行的诸多功能。

• 候选标的分析：

• 币安 (Binance): 毫无疑问的行业第一。但其价值被股权和平台币（BNB）所分散，估值模型相对复杂。尽管如此，如果中心化交易所能诞生万亿巨头，币安绝对是核心候选者。

• Coinbase: 行业第二（名声第二哈，合规第一，交易量并不是第二），但其最大的优势是合规化程度高，依托于美国强大的合规体系与资本市场。它拥有清晰的上市股票可供投资，价值不会被其他代币分流，是更纯粹的投资标的。

目前币安没有上市，财务数据多为社区猜测，根据广为流传的数据，2024年币安的净利润50亿到70亿美元。

Coinbase就更透明了，2024财年的利润也达到了25多亿美元。

（注：均由chatgpt 5 pro调研）

现在整个币圈币的总市值是3万多亿美元规模（CMC数据），考虑到接下来稳定币、股票、国债等都会往链上大规模迁移，这些都能给交易所带来利润。交易所的利润再扩大10倍感觉不是难事。

此外，在2022年前，ftx倒闭前，整个行业是出现过一轮收购兼并潮的，特别是币安通过收购和投资控股大大增强了其实力。但FTX倒闭后，整个行业的收购进入了低谷。我想，新一轮的并购周期肯定会到来，这是资本主义的内在驱动的。币安和coinbase这样的头部平台的垄断地位会利用收购武器进一步巩固，市值也大概率会更高。

假设币安未来的年利润能达到500亿美元，只需要20倍的市盈率，其估值也将达到1万亿美元。感觉不是难事啊。唯一的问题是币安也是有股又有币，价值会收敛到哪里呢？

相对来说，股票coin就清晰多了。

潜在赛道三：RWA（真实世界资产）托管与资管公司

这是一个更具前瞻性的赛道。广义上，稳定币就是最大、最成功的RWA。除稳定币外，将美国国债、全球股票等真实世界资产进行托管、映射上链，同样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这类公司的商业模式与稳定币发行商类似，主要通过收取资产管理费、托管费和交易费用来盈利。

目前，这个赛道尚未出现绝对的龙头。但我们可以想象，传统的资管巨头如贝莱德（BlackRock）或加密原生机构如灰度（Grayscale）等，都有可能在未来成为这一领域的领导者，并向万亿市值发起冲击。

不过，这一领域的路径尚不清晰，离我们相对遥远。主要是我现在对这一块完全不懂，纯外行。

结论

总而言之，随着加密行业的成熟与合规化，“强者恒强”的投资逻辑正变得日益重要。

在中心化赛道中，稳定币发行商和头部交易所凭借其清晰的商业模式、强大的盈利能力和巨大的市场潜力，最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内成长为万亿美元市值的超级巨头。

赚从“1到100”的增长的钱，或许是币圈接下来5到10年，更靠谱的选择。

来源: 金色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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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本文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个人投资建议，也未考虑到某些用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其他需要。据此投资，责任自负。

Damon

经济

恩威并施“虹吸”全球矿产资源

总体来看，美国本土可利用的关键矿产资源并不占优，部分种类矿产高度依赖进口。为尽量将全球关键矿产资源“收入囊中”，美国依托盟友伙伴国家，针对非洲、拉美、东南亚等矿产资源丰富的关键区域，“三箭齐发”争夺矿产供应。

（一）以投融资手段重构矿产流向

美国政府依托美国进出口银行（Export-Import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EXIM）、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U.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inance Corporation,DFC)等部门，不断通过投融资手段吸引目标对象在关键矿产领域加强与自身合作力度，意图将关键区域矿产资源与美国供应链体系深度“捆绑”。

一方面拓宽盟友伙伴间矿产投融资渠道。2024年，美国联合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十余个盟友伙伴国家成立“矿产安全伙伴关系融资网络”（MSPFN），管理资产超30万亿美元，旨在为关键矿产企业提供“创新融资工具”，弥补资金与能力短板。今年以来，该网络绕过由中国主导的传统矿产分布格局，将关键矿产合作领域向深海采矿新风口延伸，多次向加拿大金属公司（TMC）投资，支持其太平洋海底采矿计划。此外，今年1月，EXIM配合美国政府“供应链弹性计划”（SCRI），推出面向除中国外国际关键矿产供应商的新融资工具。EXIM向美国企业与所谓“可靠的国际矿产供应国”合作的相关矿产项目提供大规模低息贷款的贷款担保，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和投资风险。8月28日，EXIM向英国西部钨业矿业公司递交非约束性意向书，拟提供9500万美元融资，用于重启英国赫默登钨锡矿，旨在减轻对中国主导下钨矿产业的高度依赖。

另一方面强化关键国投融资力度。特朗普政府正借助投融资手段在全球关键区域“搞矿”，尤以非洲和拉美等“全球南方”国家为重。《华尔街日报》2025年4月报道称，特朗普希望美国能够“在非洲和拉美等地区取得关键矿产开采领域对华竞争优势”。

在非洲，美国主要以DFC“打头阵”,与非洲金融机构、银行等部门建立合作关系,整体对非矿产投融资已进入活跃期。DFC通过扩大投资、提供贷款和技术援助等方式，为英国布伦科资源公司提供500万美元融资，旨在开发乌干达的奥罗姆克罗斯石墨项目，还向南非帕拉博鲁稀土项目提供5000万美元股权投资、向安哥拉隆贡若稀土矿提供340万美元技术援助，通过一系列政企合作项目推进美非矿产合作。此外，DFC承诺为洛比托走廊项目提供5.53亿美元贷款，连接安哥拉大西洋沿岸与矿产资源丰富的赞比亚和刚果（金）地区，为美国提供一条面向西方的矿产供应链，与中国争夺在非矿产物流主导地位。非洲多国逐渐形成与美国合作意愿，在2025年7月9日召开的美国与西非五国领导人峰会上，西非五国邀请美国出资参与开发该地区富含的锰、锂、磷酸盐等矿产资源。

在拉美，美国加快优化投融资机制。4月，美国锑业公司宣布，为增强北美锑供应链的韧性，将重启在墨西哥的冶炼业务和投资项目，并计划至2025年底，在其马德罗冶炼厂每月生产约200吨锑。7月，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召开“打破中国对关键矿产供应链的控制”听证会，提议为DFC“放权”，以采取“更果断行动”为美国在发展中国家海外项目投融资，拉美是其中重点。同月，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布战略报告建言称，DFC应优先考虑在拉美加强关键矿产投资，同时应促推拉美私企与美国私企建立包销机制，逐步调整美拉之间的矿产供需关系。

（二）以“安全支撑”换取矿产资源

美国正凭借在安全保障及援助方面的影响力推动与其他国家的矿产交易，特朗普政府看似不断在国际舞台上“劝和促谈”或施以“安全援手”，实际上是在服务其“美国优先”思想政策，“矿产换安全”在其中“若隐若现”。

对乌克兰趁火打劫收取高昂“保护费”。2025年5月1日，乌克兰在持续战事与财政枯竭的双重压力下，与美国正式签署了《美乌重建投资基金协议》，乌克兰被迫将矿产资源开采权和港口使用权交给美国，以换取美国的军事保护和安全保障。根据该协议，乌克兰未来新开发的矿产、能源等资源收益的50%将注入美乌共管基金，美国获得开发特权与基金控制权。而协议中对于安全义务的表述，仅为“支持乌克兰建立持久和平”，被斥为“空头支票”。美乌矿产协议本质上是一份“资源质押书”——用乌克兰未来数十年的矿产收益作担保，换取美国的短期输血。美国正以“安全支撑”为杠杆，把战争带来的脆弱局势转化为长期掌控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的战略机遇。

利用非洲动荡局势坐享渔翁之利。2025年6月27日，刚果（金）与卢旺达在美国“撮合下”签署全面和平协议，协议中，美国以打击叛军、提供安全援助为名，要求刚果（金）开放钴、锂矿产控制权，促进美国对两国矿产开采及供应的参与力度。美科伯德金属公司7月17日获得刚果（金）马诺诺锂矿项目的勘探权，计划投资超10亿美元。7月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反恐事务首席副主任阿塔拉率团访问马里，核心议题是探讨以反恐援助换取马里的黄金和锂等矿产资源。马里是非洲五大锂生产国之一，也是非洲大陆第三大黄金生产国，其外部面临萨赫勒圣战分子的严峻恐怖主义威胁，美国借此提出向其提供安全援助。

此外，美国为加强在全球稀土供应链上的影响力，不惜考虑改变对缅长期政策。缅甸稀土产量位于全球前三，且向中国出口大量稀土，稀土资源主要集中于克钦邦，“民地武”克钦独立军（KIA）控制着大部分稀土资源矿区和出口通道，对抗军政府且对中国持负面态度。自缅内战后，美国避免与军政府接触，并对缅军政府及其盟友实施制裁。但近日为与缅达成稀土出口的协议，美国扮演“调停人”角色，以外交手段介入对缅甸矿区的控制，不仅试图直接绕开军政府直接与克钦独立军开展合作，还考虑派遣特使推动与缅甸军政府与克钦独立军达成和平协议，甚至可能用放宽对缅甸军政府及其盟友的制裁，作为换取实地掌控稀土资源的条件。

（三）以关税胁迫“撬动”矿产合作

特朗普政府以“关税大棒”胁迫他国妥协，关键矿产是其中的重要议题。

在拉美，特朗普新任政府重点关注巴西的关键战略性资源。美国在与巴西关税谈判过程中不断向其极限施压，而在8月1日关税正式生效前一周，美国驻巴西大使馆临时代办在与巴西矿业协会代表会晤中释放信号，明确表达希望收购锂、铌等关键战略矿产。美媒称相关提案有望成为防止当前关税争端升级的潜在途径，美国意图以关税为杠杆获取巴西关键矿产的野心昭然若揭。虽然巴西总统卢拉强硬抨击美方行径，但在各方压力下与美关键矿产合作仍有可能。由于巴西在咖啡、牛肉、糖等单一商品市场对美高度依赖，出口业受强力冲击，巴工商业界强烈希望政府与美重返谈判，副总统阿尔克明对美“关税换稀土”提案表态称，美巴间谈判“仍有很长议程需探索推进”，但不排除出口关键矿物可能。

在东南亚，美国希望通过关税施压对冲中国影响力。作为印尼矿产资源的主要出口市场之一，美国通过降低印尼商品对美关税（从32%降至19%）给予实质优惠，要求印尼放开关键矿产加工品的出口限制，包括镍和其他工业大宗商品的出口禁令和非关税壁垒。同时，美国推动印尼主权财富基金丹那塔拉印尼（Danantara Indonesia）与其共同投资关键矿产项目，重点涵盖镍和钴等关键金属，拓展美方深度参与印尼矿产下游加工的渠道，以推动美国供应链“友岸外包”战略布局。

内外联动提升关键技术水准

仅有资源无法掌握优势，关键矿产利用是个“技术活”。从探测到获取，从冶炼到回收，只有掌握先进技术，才能将关键矿产物善其用，掌握相关产供链的主导权。美国政府重点围绕开采、加工、回收等技术环节加大国内研发，并积极开展国际合作。

（一）勘探开采技术

在国内，特朗普签署“释放美国能源”行政令，扩大全国范围内的矿产勘探和开发。能源部、国防部等主要机构牵头推进，投资公私合作项目，创新矿产勘探、开发技术。能源部国家能源技术实验室（NETL）牵头实施“非常规关键矿产资源发现”项目，开发由人工智能驱动的地质分析模型，快速定位稀土矿床。

在国际，一方面，特朗普签署“释放美国离岸关键矿产与资源潜力”行政令，无视联合国规则，着手国际深海采矿。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NOAA）提交2026预算案，针对“海洋勘探与研究”增加预算，用于研发自主水下机器人、人工智能驱动的数据分析系统，以及低成本深海传感器等深海勘探技术。另一方面，美国积极开展国际多边合作，以数据共享为基础，企业投资为支撑，虹吸各国关键矿产开采技术。美国地质调查局与澳大利亚地球科学局、加拿大地质调查局合作开展关键矿产测绘倡议，统合三国矿产资源，至今仍不断更新完善数据。

（二）精炼加工技术

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逐步放弃稀土精炼生产，尤其对钐、钆、铽、镝、镥、钪、钇等七种中重稀土进行精炼的能力为零。因此，精炼加工领域是其投资研发的重中之重。

美国近年来已大力发展关键矿产加工技术，投资了大量技术创新项目。2025年6月，美国阿贡实验室举办第30届稀土研究会议，邀请橡树岭国家实验室、斯坦福大学等众多创新研发机构进行汇报。8月10日，美国防部宣布入股稀土生产商MP Materials，向其提供1.5亿美元贷款，用于提升重稀土分离能力。MP Materials拥有美国唯一一座正在运营的稀土矿。此外，美国防部还投资多家初创公司以促进美稀土加工技术研发。

与此同时，美国以政府合作、企业并购双重路径，扩大关键矿产加工技术布局。美国持续深化并主导与盟友的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支持十几个中游矿产加工项目。大型矿业公司通过并购迅速整合相关技术。美力拓集团收购阿卡迪尤姆锂业公司，获取其在阿根廷、澳大利亚等地的硬岩开采、传统盐水提取、直接锂提取等多项锂矿提取技术。美资源公司ReElement与南非投资控股公司Novare Holdings合作，使用其独有的精炼技术在非关键稀土元素精炼设施。

（三）回收技术

矿产回收技术可通过从国内废物流中提取关键矿物，减少美对国外开采、精炼供应链的依赖。美国政府和私营部门近年来也大幅增加对关键矿产回收技术的投入。

一方面，美政府加大对关键矿产回收技术研发的投资，2025年7月，美国内政部采取措施，增加从矿山废料、煤矸石、尾矿和废弃铀矿中回收关键矿物，并简化关于从废物中回收稀土、锂和钴等矿物的联邦法规。此外，美国能源部还通过“关键矿产材料项目数据库”等渠道，资助多项回收技术研发项目，涵盖从电池废料中提取锂、镍、钴的新工艺，以及从电子垃圾和工业尾矿中回收稀土的技术等。

另一方面，美国持续通过企业合作的方式布局全球技术体系。美国电池技术公司ABTC与加拿大正极活性材料制造商BASF共同研发电池回收技术，并获得全球认可平台CleanTech Breakthrough颁发的“年度最佳回收技术解决方案”奖。此外，美国资源公司ReElement与印度电池公司Exigo达成合作，成立合资企业，利用ReElement的尖端色谱分离技术和Exigo在采购和加工稀土精矿方面的专业知识，从电动汽车电机等报废产品中回收稀土磁铁，并在印度部署其技术。

拉帮结派打造利己“治理体系”

美国秉持零和博弈的战略传统和强权政治的战略惯性加速构建全球关键矿产联盟，在积极打造更有利于自身的全球关键矿产领域“新秩序”的同时，对中国实施遏制打压。

（一）重构规则治理体系打造“标准霸权”

美国持续推进关键矿产多边或双边协议，打造“矿产俱乐部”和“买方联盟”，如“矿产安全伙伴关系”“可持续关键矿物联盟”等。矿产安全伙伴关系是美国于2022年主导建立的多边合作机制，被视为美国全球关键矿产战略框架的核心，亦被称为“矿产北约”，核心目标是加速发展多元化和可持续的关键矿产供应链，确保关键矿产，特别是锂、钴、镍、铜、稀土等资源的安全稳定供应，减少对单一国家尤其是中国的矿产依赖。目前，该伙伴关系的成员包含美、欧、澳、加、印、日等国家和地区，下一步或将非洲纳入其中。此外，美欧曾在欧盟—美国贸易技术理事会（TTC）巴黎会议上，发布关于太阳能供应链、稀土永磁体等多份声明，旨在通过加强国际标准制定、技术研发方面的合作提高相关供应链的安全与韧性。

美国还积极推动以西方标准为核心的矿产认证体系。随着中美博弈形势日益紧张，“矿产安全伙伴关系”已逐渐向规则制定实体转变，其标榜共同维护供应链安全与可持续性，实则设置严格准入标准，要求合作国在矿产项目上采用更高的环境、社会、治理（ESG）标准，强化对矿产产品从开采到加工全链条的责任监管。这些标准不仅提高了关税，还提高了中国矿企的运营成本和合规负担，成为排挤中国企业和项目的“软性壁垒”，也为美日韩及欧盟矿企争取更多市场话语权。

（二）主导市场定价争夺“金融话权”

美国力图联合盟友建立国际市场规则，推动伦敦金属交易所、纽约商业交易所等主要交易平台引入更高的监管和溯源要求，同时推动制定针对“责任采购”的定价新基准。在收购、现货合同及期货合同的设计中，逐步将中国采购的产品排除在价格指数之外，以控制中国在全球矿产价格体系中的影响力。美国如此做法产生了示范效应，不少矿产资源富集国家调整关键矿产政策，例如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三个重要锂资源国家发出倡议，要仿效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成立一个“锂佩克”组织，以协调三国关键矿产锂生产并联合制定价格，谋求国际锂市场定价权。

（三）利用环境议题操弄舆论抹黑中国

美国大肆炒作中国矿业生产过程中的环保问题，将中国矿产开发描绘为“生态破坏者”和“不负责任的资源掠夺者”，还利用媒体舆论，将中国项目渲染为“高污染”“低标准”，支持资源国提高对华合作准入相关资源，推高中国在国际矿产市场的合规和公共关系成本。这种话语策略配合实际的贸易限制和投资审查，意在抬高中国关键矿产出口的“社会合规成本”，引导国际市场与中国对抗。然而，美欧往往“双标”对待自身和其盟友阵营，不仅将污染超标的项目树立为“标杆项目”，还对争议性开发的矿产项目粉饰太平，只为将自己塑造为全球绿色矿产治理的先锋，强化全球主导权。

美国推进全球关键矿产布局的力度不断加大，但强取豪夺的手法、技术短板和人才储备的不足都令其面临诸多困难。美国试图通过争夺关键矿产领域规则制定主导权，而这种搞“小圈子”的逆全球化行径势必将制造更多贸易壁垒，破坏产供链韧性，推高全球关键矿产价格，实质上是极度不负责任的行为，也无法真正取得国际共识。

来源：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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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Riley

大宗商品

经济

今年以来，集装箱船租金稳步攀升，较2019年已高出200%。租船市场在过去5年持续繁荣。

然而，即期运费大幅回落（见图表）。运费对市场动态的反应更为敏感，而租船费率则因合同条款锁定数月乃至数年，其变动往往滞后于运费。

当前运价与租船价格脱钩，其关键驱动因素如下：

1. 运力供给紧张与结构性僵化

此轮差异的核心在于运力短缺。尽管需求端信号（如运价下跌）显示市场降温，但可租船吨位供给依然受限。地中海航运、达飞等航运巨头吸纳大量二手船，实质上压缩了非运营船东（NOO）的可用船队规模。

班轮公司自有船队占比已从2019年末的54%升至今年10月初的64%。这一结构性变化降低了市场流动性，赋予了非运营船东更大的议价权。供需失衡迫使船东锁定高价长期租约，而无视短期运价波动。

2. 地缘政治动荡与航程拉长

持续的地缘政治紧张（尤以红海局势为甚）扰乱了传统贸易航线，迫使船舶绕行好望角。航程的延长不仅削减了船舶的有效运力，更增加了班期的不确定性，从而推高了即期与定期租船市场的需求。

3. 战略性布局与提前锁定运力

面对不确定的运营环境，航运公司愈发注重服务可靠性、联盟合作与船队稳定。这促使他们转向长期租约，以此作为对冲未来运价波动的战略工具。其结果是，提前订船活动激增，对现代化、高能效船舶的需求尤为旺盛。

4. 监管压力与合规激励

国际海事组织与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的环保法规相继落地，重塑船队偏好。租方青睐双燃料及环保型船舶，这类船舶既能满足合规要求，又能在日益严苛的排放标准下保有商业灵活性。这进一步加剧了供给端约束，使合规船舶进入稀缺溢价区间。

上述因素叠加，意味着非运营船东无疑是当前市场中掌握主动、占据优势的一方。

那么，租船市场和现货运输市场何时再度接轨？明年仍难以实现。既有驱动因素仍将持续，航运公司对长期租约的需求不会消退。德路里《集装箱预测》2025年第三期报告显示，其对2026年8种不同船型（最大8500标准箱）的平均租船费率预测中，多数船型预计将同比上涨。相比之下，预计全球平均运费（含即期与合同运费）将回落约16%。

不过，租船市场终将迎来调整，正如股市在长期繁荣后亦会回调。随着需求增长放缓、航运公司利润空间受挤压、新船交付量持续攀升，以及苏伊士运河通航有望恢复，航运公司的租船动力终将减弱，长期租约也将逐步淡出。

来源：Drew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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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elle

大宗商品

全球生物柴油行业近年来的快速发展，为作为农产品的植物油产品注入了“工业”属性。尽管多国陆续出台多项政策推广生物柴油的使用，给豆油、棕榈油等相关油脂带来积极提振，但面对低迷的原油市场和丰产的油籽原料，植物油市场的价格波动风险明显放大。

生柴政策巩固油脂增量需求

近两年，多国在政策层面连续推出支持生物柴油掺混的政策，推动生物柴油消费增长，也成为豆油、棕榈油两大油脂增量需求的主要来源。

图：6月13日CBOT豆油强势涨停

美国环境保护署(EPA)在6月13日公布的新提案中，将2026年生物质柴油掺混目标提高至56.1亿加仑，若2026年美国生物质柴油实际产量达标，则所需原料总量2080万吨，按照豆油投料占比40%（2024年35%，国内原料优先背景下2025年将适当提高）计算，豆油用量在832万吨，较2024年增加232万吨，增幅38.5%。受此消息提振，CBOT美豆油期价当日强势涨停，并在第二日继续跳空高开、大涨近9%。在其后的三个月时间内，美豆油基本维持在50美分/磅的年内高位区间，并一度触及57美分/磅上方的两年新高。

美国并非唯一强化生物柴油使用的国家。6月25日，巴西国家能源政策委员会正式批准将柴油中的生物柴油掺混率从14%提高至15%（B15），并于8月1日起开始实施。而在亚洲，印尼在生物柴油掺混使用上的步伐则更为激进。印尼能源与矿业部副部长尤利奥·丹戎6月底表示,印尼政府致力于2026年启动生物柴油B50计划。目前印尼实施的生物燃料强制掺混比例已经达到了40%(B40)。根据印尼农业部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的预测，印尼2026年实施的B50生物柴油计划将额外产生530万吨毛棕榈油需求。

综合来看，随着各国的生物柴油掺混计划逐步落地，作为主要原料的豆油和棕榈油中期增量需求就有了稳定的支持。加上相关国家本身就是全球油脂及原料的重要供应国。这意味着全球油脂供求中期面临收紧的压力。这也为相关油脂品种价格提供重要支撑。

国际油价低迷带来压力

随着生物柴油在豆油、棕榈油消费中的比重提高，油脂品种同时兼具农产品和工业品的属性。而在生柴政策推广整体利多油脂消费的同时，政策能否转变为实际的油脂消费增量也面临现实挑战。其中最直接的阻力就来自于低迷的原油价格。在欧佩克+产油国逐步退出前两年减产政策，转而加大石油供应的背景下，美国挑起的关税战延缓全球经济复苏的进程，也给石油需求带来直接的利空冲击。对原油市场供需过剩的担忧拖累国际原油价格重心已经从去年的每桶70至80美元下滑到今年迄今的60美元上下，与2022年95美元左右的均价相比更是跌去三成。低迷的油价压低了生物柴油掺混的性价比，也给未来生物柴油需求前景蒙上阴影。

从更短的周期来看，10月1日开始的美国联邦政府新一轮停摆，导致多份油脂市场相关的报告将延迟发布，也令油脂市场短时不确定性弥漫。基金在迷茫中选择离场观望，也给油脂市场带来些许抛压。

油籽原料供应宽松

不仅如此，全球油籽市场供应宽松，油脂成本端利空因素凸显。在9月供需报告中，美国农业部（USDA）将2025/26年度美国大豆收获面积的预估上调了20万英亩，这导致尽管单产预估被下调，但年度产量预估仍较8月调增0.09亿蒲氏耳。与此同时，受贸易局势影响，2025/26年度美豆出口预估被下修0.2亿蒲氏耳，供增需减的差异化变动导致美豆年末库存预计将达到3亿蒲式耳。偏空的供需报告影响下，加上“天气市炒作”的缺位，美豆的反弹在1050美分/蒲附近止步。

与此同时，受贸易局势影响，美豆在收割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需求压力。作为全球最大大豆进口国的中国，尽管前9个月大豆进口量同比增加5.3%，但本年度以来仍未下单一单美豆采购，使得CBOT仓库可交割大豆库存激增，美豆期价积弱难返。

南美油籽供应的释放，也加大了油脂市场成本端压力。虽然阿根廷农产品免税出口仅维持了不足一周时间，但期间中国企业的积极采购，仍扭转了国内对于四季度进口大豆短缺的担忧。而在巴西，AgRural的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巴西2025/26年度大豆播种率已经达到14%，成为同期播种进度第三快的年份。巴西农业部下属的国家商品供应公司（CONAB）在2025/26年度的首份预测中称，预计巴西2025/26年度大豆总产量预计达1.7767亿吨的纪录高位，同比增3.6%。

在全球大豆丰产压力不减，美豆出口承压短期供应充足的背景下，美豆期价再度退守1000美分/蒲氏耳关口，也使得全球植物油成本端仍空头氛围弥漫。

综上所述，除产业自身供需和政策的影响以外，植物油脂作为连接农产品和工业品两大板块的品种，同样还面临宏观经济变化带来的冲击。而尽管生物柴油政策长期内将支撑相关植物油的需求并支撑价格趋涨，但原油等相关因素的表现，也会给油脂长期趋势带来短期冲击。

影响因素的多样化，无疑将加大了豆油、棕榈油价格的波动幅度，进而也带来更多的价格风险。

来源：新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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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antha Luan

经济

香港恒生银行坏账警钟敲响已久，母企汇丰控股10月9日突然宣布出手，计划斥资逾千亿港元，将恒生银行私有化。此举意味着扎根香港近一世纪的恒生，或将结束其长达53年的上市地位。

汇丰目前持有约63%恒生股权，此次建议每股作价155元（港币，下同），较恒生银行10月8日的收市价119元溢价30.3%，涉资1061亿5600万元。

有关私有化计划仍须符合若干先决条件，但成功的机率挺高。计划生效后，恒生银行将成为汇丰控股的全资附属公司，并从香港交易所除牌退市，汇丰银行和恒生银行将继续作为两家独立的认可机构营运。

汇丰集团行政总裁艾桥智形容，这是着眼未来的“战略考虑”和“增长型投资”，与恒生坏账风险无关，且对香港前景充满信心。不过，私有化消息来得突然，市场难免议论纷纷：这是对香港未来的信心一注，还是为求自保的防御收缩？

战后首家上市银行

恒生银行最初叫“恒生银号”，于1933年3月3日由林炳炎、何善衡、梁植伟及盛春霖共同创立，曾为香港主要华资银行之一。根据官方解释，恒生银号是取“永恒生长”之意；但据曾出任恒生副董事长何添表示，“恒生”二字分别取自当时盛春霖开设的恒兴银号及林炳炎的生大银号。恒生初期规模较小，主要服务中小企业和普通市民，经营黄金买卖和货币兑汇；至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内地富商纷纷南下，急需兑换港币，恒生从此风生水起。

直至1941年香港沦陷，恒生被迫停业，走难去澳门避一避，期间改名“永华银号”继续经营，直到1945年香港重光，才回到香港重新开业，到1952年12月5号，恒生正式注册成为香港私人有限公司。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英资大行主导的复苏年代，恒生凭借“植根香港”的本土精神，敢于向一些被主流银行忽视的塑料、纺织、玩具厂家批出信贷，扶持了一代华人企业家慢慢崛起，成为了“香港制造”的坚实后盾。恒生银行也因而被称为“厂佬银行”，与香港的实体经济微妙共生。

不过恒生在1965年遇到重大危机，当年香港爆发史上第一次大型银行危机，当时多家华资银行面临挤兑风潮。恒生银行于4月5日曾在一日内流失8000万元存款，相当于当时存款总额约六分之一。危局之下，恒生银行向发钞行汇丰银行求救，后者则以5100万港元代价购入恒生银行51%股权（其后增持至62.14%），平息挤兑风潮。

汇丰收购之后，虽然成为最大股东取得控制权，但只派出4名代表加入董事局，一直都保持恒生独立运作。历经近百年发展，恒生已成为香港最具代表性的银行之一，不仅是香港战后首家挂牌上市的银行，更见证了香港金融市场的蜕变与成长。

被汇丰收购后，恒生管理层仍坚持专向中小企业埋首为主要方针。1960至70年代香港工业起飞，地产业也逐渐变得兴旺，恒生向中小企给予财政上的支持，提供信用证及出入口融资服务，并在1967年首创为中产阶级提供长达7年期的住宅楼宇按揭服务，一改当时最多为期3年的做法，大大降低置业门坎，帮助不少家庭搭上“置业等于致富”的快车，成为一时佳话。此外，恒生的名字更因其在1969年编制的“恒生指数”而深入人心。

1972年，恒生正式在香港上市，成为战后本地首家上市银行。同年5月，恒生公开发售100万股，获得29倍超额认购，冻结资金28亿元，相当于当时港府一年财政收入的一半。

同年6月20日，恒生银行在港交所正式挂牌，首日收报165元，较上市价100元大涨65%。挂牌当日市值已达16.5亿元，时至今日恒生市值约2820亿元，逾50多年间累积增长达170倍。

然而，住宅按揭这把“双刃剑”，也把香港经济的列车，牢牢锁在地产金融的轨道。恒生银行作为这一模式的开创者，自然把业务重心由支持“生产”转向抵押“资产”。1980年代，香港制造业大规模北移，制造业占比从1980年的24%萎缩至仅约1%。金融与地产，成为了支撑香港的两根擎天巨柱，但其内在脆弱性却极其致命。恒生近年的坏账风险，充分地体现了这套模式的摇摇欲坠。

截至2024年，恒生银行在香港的商业房地产贷款额达1400亿元，占总贷款额约16%。而根据今年7月公布的中期业绩，不良贷款率较去年底上升0.57个百分点至6.69%，远高于2021年之前不足1%的水平。诸多分析指出，恒生不良贷款率上升的主因，正是受累于商业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低迷而导致该行业贷款质素恶化。目前恒生银行已作信贷减值的本地商业房地产贷款达到250亿元，未来极可能进一步增加。

目前，恒生银行在香港有超过250个服务网点，近年来，恒生银行积极拓展中国内地市场，并于2007年成立恒生（中国）。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内地网点有员工1263名，香港及其他地区有员工6880人。

据悉，此次私有化不会改变恒生银行与其客户的日常互动，客户的银行账户和客户经理等将维持不变。

市场如何看待？

对于汇丰这次突然宣布将恒生银行私有化，市场首先猜测，汇丰是为了“拆债弹”，官方自然否认，艾桥智就指，私有化与恒生坏账“无关”，而是一次非常明确的增长型投资，更指收购恒生余下股份，比起回购更能为股东创造价值。

事实上，市场对恒生坏帐的关注，肯定不是好事。香港财经界人士普遍认为，汇丰亲自出手搭救，是最适合的做法，也有利日后管理恒生。

香港银行学会高级顾问陈凤翔指出，香港没有一间银行面对社会压力会无动于衷，“当一间银行面对财务亏损传闻，信誉就会受到动摇，或引发挤提风险。对于此类银行，无非是政府接管，或是大股东处理。”

陈凤翔认为，汇丰可能未必想事情进一步恶化，因此选择出手，帮助恒生过渡，日后可能再高价出售恒生。

香港财经专栏作家周显表示，坏账只是其中一个元素，最关键的原因是近年恒生银行的业务发展一般，汇丰才采取行动。他相信，长远而言，两家银行有可能合并成为一家银行，进一步精简架构，以及减少分行。

周显指出，香港银行业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已经过去，目前多家银行虽然赚钱，可是盈利下降，只能通过节省开支以维持盈利。

资深银行家、臻享顾问董事总经理王良享指，汇丰主要有三大动机。第一，汇丰觉得市场低估恒生价值；第二，恒生撤销上市地位之后，很多数据不用披露，就更加容易处理坏账；第三，两间银行之后会加大协同效益，将客户同人手大刀阔斧整合，甚至汇丰可能待恒生业务好转之后，再高价把恒生卖出去，赚返一笔。

香港财经界人士普遍认为，汇丰亲自出手搭救，是最适合的做法。

机构方面也大多表示乐观，摩根大通以《短期痛苦，长期受益》为题发表报告，预期汇丰股价短期或有中单位数调整。如果股价反应过度，将为收集机会。长远来说，私有化恒生带来正面影响，即使不计收入协同或成本优化效应，受惠取消恒生的少数股东权益，预计汇控2027年每股盈利和每股股息分别较基本预测高出1.5%和3.1%。因而维持汇丰目标价122元，评级“增持”。

花旗指出，恒生去年对汇丰提供约4%盈利贡献，相信透过暂停3个季度的股份回购，私有化恒生对汇丰每股盈利影响不太重要，估计最多令每股盈利减少2%。花旗维持汇控“买入”评级，目标价118元。

瑞银表示，虽然短期重组及潜在贷款损失拨备尚未确定，但视今次私有化为积极战略步骤，将允许汇丰改善恒生的效率及竞争定位，同时增加对高回报香港本土市场及快速增长国际财富业务的曝险。瑞银给予汇控伦敦股价的目标价为980便士，评级为“中性”。

标普预料汇控因收购恒生余下流通股份带来的资本压力属可控范围内。估计交易可能在明年上半年完成，届时将使控股公司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的标普全球评级风险调整资本(RAC)比率下降约2%，至2026年底的约11%至12%，仍高于标普强资本的10%门坎。

香港别不了金融地产？

恒生银行近年陷入坏账增加的风波，大环境是香港经济转型，楼市下跌，受到商业房地产贷款质素恶化的拖累。汇丰固然可以私有化恒生，但香港过度依赖地产金融的经济结构风险，又可以怎样化解呢？恒生的故事再次提醒，香港需要彻底改革经济发展模式，政府必须拿出前所未有的决心和魄力：

第一，重塑产业政策，引导资源流向。政府必须透过财政、土地和税收政策，系统性地降低非地产、非金融行业的营运成本。例如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如生物科技、绿色科技、人工智能，提供长期而稳定的土地供应和研发资助，并设立产业引导基金，撬动社会资本，改变目前资本过度集中于资产炒卖的局面。

第二，改革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金融业的发展，不能仅仅是自我循环、脱实向虚。政府应与金管局共同研究，如何激励银行体系将更多信贷资源分配给有潜力的初创企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这可能需要改革银行的风险评估模型，使其不再单纯依赖物业抵押，而是更看重企业的技术、专利和未来现金流。

第三，打破利益固化，推动社会公平。任何深刻的经济改革，都必然触动既得利益。政府必须有勇气推动税制改革，例如开征资产增值税、股息税等，以抑制过度投机，并将所得资源用于缩小贫富差距、增加公共服务，重建社会契约。

恒生银行的故事，不仅决定着两家金融巨头的未来，更将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书写关键一笔。承认旧有模式的局限，告别金融地产的迷信，过程无疑充满阵痛，但是香港唯一出路。

来源：东方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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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政治

经济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5日确认，他已授权中央情报局在委内瑞拉进行秘密行动。这被认为“标志着美国对马杜罗政府的施压急剧升级”。委内瑞拉政府则表示，美国的行动“旨在使以夺取该国石油资源为目标的‘政权更迭’行动合法化”。美国以打击毒品犯罪名义进行的一系列针对委内瑞拉的行动，已经引发国际社会对美国在拉美推行“炮舰政策”的担忧。与此同时，拉美多国相继进入大选新周期，左右博弈张力空前，提前打响选战，力图将本地区政治生态引入自己主控轨道。秘鲁国会近日以压倒性票数通过对总统博鲁阿尔特的弹劾动议，解除其总统职务。在此背景下，拉美地缘政治呈现诸多新动向。

第一，拉美迎来新一轮左右对决战。近来，拉美多国相继进入“大选时间”。玻利维亚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将于10月19日举行。执政长达20年的左翼政党已提前出局，新总统将在中右翼的帕斯和右翼的基罗加之间产生。11月，智利将举行总统首轮选举，中左翼候选人哈拉将迎战右翼阵营热门人选卡斯特和马赛。同月，洪都拉斯也将迎来总统大选，左右选情胶着，右翼候选人阿斯夫拉发誓击败左翼阵营任何候选人。

值得关注的是，哥伦比亚、秘鲁和地区左翼领头羊巴西明年将举行总统大选，左右势力已经提前开启角力序幕。哥伦比亚右翼总统候选人遭枪击身亡引发政治危机，左右较量变数增加。上述国家均为左翼执政，一旦多国失守，地区“一片粉红”的政治版图将被改写。

从近年来左右对决的历程来看，双方缠斗异常激烈，彼此势均力敌，均不能通过一次性对决将对方置于死地。拉美政坛的左右博弈呈现三大特点：一是左右政党大多已不再能长期执政，非左即右的轮替效应加快；二是任何一方均不能以较大优势赢得总统宝座，大多在第二轮以微弱优势胜选；三是胜方虽然取得执政地位但往往失去议会控制权，形成“朝小野大”的政治架构。

第二，地区“资源民族主义”加速抬升。重要矿产资源的开发和保护是拉美此轮大选的重要议题，左右均打“资源牌”，指责对方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失策和不力，誓言若胜选，必将资源能源利益最大化，且将其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

拉美是全球资源能源的富集区，也是全球资本争相竞逐的主要目的地。近年来，全球大国围绕锂、稀土等重要战略资源的争夺和控制日趋激烈，引发拉美“资源民族主义”抬头。地区国家针对矿产资源的政治化举措主要有四种形态：一是大规模国有化；二是“半国有化”或部分国有化；三是限制外国资本比例；四是允许投资，但附加环保、劳工、税收等诸多苛刻条件。

在此情形下，玻利维亚、阿根廷、智利“锂三角”国家不再满足既往的资源出口模式，三国制定新规要求外资在当地建厂且转移技术，力图以矿产资源的高附加值提升自身的全球竞争力，希冀借此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重构进程。同样，稀土资源丰富的巴西近日宣布，“重要资源勘探必须获得授权，且全程处于政府监管之下，任何企业不得擅自出售矿产”。不少分析认为，巴西此举意在控制稀土出口，以增加反制他国关税制裁的工具。

第三，美拉关系呈现“新门罗主义”特征。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其对拉政策不但迥异于拜登时期的“怀柔”特色，也不同于其第一任期的“胡萝卜+大棒”政策，而是推行以“大棒”为主的胁迫外交新政策。

美国新版“门罗主义”具有四大特征。一是西半球战略在美国外交棋局中的位置显著提升。囿于自信能控制“后院”，美国并未将西半球定位为全球战略重点，但特朗普2.0时期开启后，美国大幅回调对外政策，聚集内务和家门口事务。西半球战略的重要性相较于“印太”和欧洲有所提升，拉美因此成为西半球战略安全的焦点。

二是在拉美加力“打左拉右”。美国对拉美新政策并未放弃以意识形态划线的价值观外交，也未放弃打着“国家重构”旗号的干涉主义。在拉美，美国重点打击委内瑞拉、古巴等左翼“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国家，大力扶持阿根廷米莱右翼政权以及巴西博索纳罗右翼势力，意图在拉美大选年助力右翼变天，改变拉美左翼掌控的政治版图。

三是胁迫拉美国家“去中国化”。美国将拉美视为自身“后院”，警惕中国影响力在拉美的上升，意图胁迫拉美国家疏离中国，诱拉阿根廷与中国中断货币互换协议，迫使巴拿马停止续签“一带一路”倡议。美国政要频访拉美，威逼一些国家远离中国，确保其西半球战略屏障“绝对安全”。

四是移民、贩毒成为美国拉美事务的优先议程。美国以拉美国家是否配合遣返移民、打击贩毒划定亲疏，借此更迭他国政权、觊觎他国资源。这次被问及为何授权中情局在委内瑞拉开展行动时，美方的理由就是“委内瑞拉人移民美国和贩毒”。

授权中情局在委内瑞拉活动、重兵部署委内瑞拉近海，武力袭击委船只并计划空袭委领土等，凸显美国以大棒开道的“后院”新政，“门罗主义”再次以霸凌姿态回归。然而，美国这样的武力胁迫新政策正值拉美国家战略自主抬升之际，公然侵犯他国主权和尊严，不但将强化委国内同仇敌忾的民意基础，也容易引发拉美左翼国家抱团联动的反美情结。在此背景下，美国借打击移民和贩毒的名义试图更迭他国政权并非易事。

概言之，拉美地缘政治新动向是国际大变局下拉美地区秩序重构的直接体现，左右之间一轮又一轮的对决构成拉美独特的政治“钟摆效应”。资源民族主义的抬升成为拉美国家凭借富集资源融入全球产供链主流体系的注脚。新形势下，西半球战略在美国外交棋局中地位的提升，将美拉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博弈带入更加复杂多变的新局面。

来源: 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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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mon

经济

图：美国试图联合盟友构建对华技术封锁网络，将半导体技术作为战略遏制工具。图为员工在荷兰半导体公司Nexperia生产线上操作晶圆。

上周日（12日）荷兰政府以经济安全为由，冻结了中国芯片企业闻泰科技旗下子公司安世半导体价值147亿元（人民币，下同）的资产。此次事件成为全球半导体产业格局重构的缩影，也为中资海外发展战略敲响了警钟。

2019年，闻泰科技以268亿元的价格全资收购了荷兰的安世半导体公司。2025年9月30日，荷兰经济事务与气候政策部下达部长令，要求安世半导体及其全球30个关联主体在12个月内不得对资产、知识产权及公司架构进行任何调整。10月7日，荷兰阿姆斯特丹上诉法院企业法庭进一步采取紧急措施：暂停中方委派的CEO张学政职务，任命拥有决定性投票权的独立外籍董事接管决策权，并将闻泰科技通过香港子公司持有的股权强制托管给第三方。

全球产业监管体系趋严格

安世半导体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的政策异动，而是全球半导体产业格局深刻变革的必然反映。当前，国际地缘政治变化、全球经贸秩序重构与技术竞争加剧三大趋势交织演进，为中资半导体海外战略的调整埋下伏笔。

半导体产业曾是全球化的典范，设计、制造、封装测试等环节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高度专业化的分工体系，任何一国都难以独立完成全产业链布局。但近年来，地缘政治因素正推动供应链从“全球化”向“区域化”甚至“阵营化”演变。

在此背景下，美国试图联合盟友构建对华技术封锁网络，将半导体技术作为战略遏制工具，荷兰对阿斯麦光刻机出口的限制、日本对半导体材料的出口管制，都是这一战略的具体实施。安世半导体作为掌握核心技术的欧洲企业，其控制权归属自然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的焦点。

全球半导体产业的监管体系正日益严格，中资企业海外布局面临的合规压力显著增加。譬如，美国CFIUS（外资投资委员会）的审查不仅覆盖股权收购，还延伸至技术授权、合资企业等合作模式；欧盟的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框架将半导体等关键领域列为“优先审查领域”，审查标准更为严格。安世半导体事件中，荷兰政府同时动用行政命令与司法手段，显示出审查手段的多元化与严厉化趋势。

国际技术出口管制也在持续升级。美国先后将数百家中资半导体企业列入“实体清单”，限制其获取先进技术与设备；荷兰在美国压力下不断收紧对华光刻机出口管制，2023年禁止向中国出口先进深紫外光刻机型号1970i和1980i，2024年进一步限制可出口型号的技术性能。这种“技术断供”风险，使得中资企业通过海外并购获取技术的难度大幅增加。

平衡自主创新与国际合作

安世半导体控制权遭冻结的事件，阻碍了中资企业通过并购快速获取技术的计划，迫使行业从“单点收购”转向“生态构建”。展望未来，中资半导体海外战略需要在自主创新与国际合作之间寻找平衡，构建更具韧性的全球化发展模式。主要的应对策略包括：

1）夯实本土创新根基，构建自主可控产业链

外部压力的升级，使得自主创新成为中资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根本出路。只有建立起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体系，才能在国际博弈中掌握主动权，为海外布局提供坚实支撑。

在设备与材料领域，加速国产化替代进程。光刻机、刻蚀机、薄膜沉积设备等核心设备是半导体制造的“卡脖子”环节，近年来国内企业已取得突破性进展：深圳国资委控股的新凯来旗下公司宇量昇研发的浸没式深紫外光刻机已进入中芯国际测试阶段，标志着中国在28纳米制程所需关键设备上实现了技术闭环。材料领域，中资企业在硅片、光刻胶等领域的国产化率不断提升，逐步打破日本、韩国企业的垄断。未来需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形成“设备─材料─制造”的协同突破。

在技术研发上，构建“企业主导、产学研协同”的创新体系。半导体产业的研发具有高投入、高风险特征，需要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基础优势。笔者建议借鉴华为海思的研发模式，鼓励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围绕车规级芯片、射频芯片等关键领域开展联合攻关，同时加强与高校在基础理论、前沿技术领域的合作，形成“基础研究─应用开发─产业化”的良性循环。

在市场应用上，以本土需求驱动技术迭代。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半导体消费市场，新能源汽车、智能手机、人工智能等领域的需求为本土企业提供了天然的测试场与迭代机会。通过“应用牵引技术”，中资企业可在中低端市场实现突破，积累技术经验与资金实力，再逐步向高端市场渗透，形成“需求─技术─产业”的正向循环。

2）转型海外布局模式，从“收购控制”到“技术共生”

面对日益严格的海外审查，中资企业需要摒弃“全盘收购、绝对控制”的传统思维，转向更为灵活的“技术共生”模式，通过利益共享降低政治风险，实现可持续发展。

联合研发成为技术获取的重要路径。相比直接收购，联合研发更易被国际社会接受，且能实现技术的深度融合。华为与欧洲企业共建5G实验室，通过联合研发突破了部分关键技术，同时加深了与欧洲企业的利益绑定；宁德时代与德国车企合资建厂，将技术研发与本地化生产相结合，既规避了政治风险，又拓展了市场份额。中资半导体企业可借鉴这种模式，与海外企业在特定技术领域组建联合研发中心，约定专利共享、成果分成，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合作机制。

专利交叉授权构建技术防御体系。在半导体产业，专利不仅是技术实力的体现，更是市场竞争的武器。中资企业需加强专利布局，通过自主研发、专利购买等方式扩大专利储备，同时积极与国际企业开展专利交叉授权。通过交叉授权，既能获得使用对方专利的权利，避免专利诉讼风险，又能形成技术互锁，降低被单方面技术封锁的可能性。

3）完善风险防控体系，提升全球化运营能力

中资半导体企业的海外发展，不仅需要技术与模式的创新，更需要建立健全风险防控体系，提升应对复杂国际环境的能力。

加强前期风险评估，建立“地缘政治＋法律＋商业”的三维评估框架。在开展海外并购或合作前，需全面评估目标国的政治环境、监管政策、社会舆论等地缘政治风险，如对涉及美国业务的欧洲企业，需提前预判CFIUS的审查风险；法律层面，需聘请国际顶尖律师事务所对交易结构进行设计，确保符合当地法律法规；商业层面，需充分评估目标企业的技术价值、财务状况、管理团队等，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导致损失。

4）强化政策协同支持，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半导体产业的全球化发展，离不开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与外交协调，需要政府与企业形成合力，为中资企业海外布局保驾护航。

加强双边与多边外交协调，推动建立公平的投资环境。政府层面需通过双边投资协定、自由贸易协定等机制，与海外国家与地区加强沟通，争取取消歧视性的外资审查政策，建立透明、可预期的投资环境。针对安世半导体这类因政治干预导致的控制权纠纷，可通过外交渠道表达关切，推动对方遵守市场化原则与国际规则，避免类似事件的效仿蔓延。

完善海外投资服务体系，为企业提供专业支持。政府可组建半导体产业海外投资服务平台，整合法律、金融、咨询等专业资源，为企业提供风险评估、交易结构设计、纠纷解决等一站式服务；设立半导体产业海外投资基金，为企业的联合研发、本地化生产等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建立半导体产业知识产权服务中心，帮助企业开展专利布局与维权。

加强国际行业协作，提升规则制定话语权。中资企业应积极参与世界半导体理事会（WSC）等国际行业组织的活动，与海外企业、行业协会加强沟通，表达中资企业的立场与诉求；推动建立全球半导体供应链安全机制，倡导“非歧视性、非政治化”的供应链管理原则；参与国际技术标准的制定，提升在全球半导体产业治理中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