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AI估值博弈：港股龙头的硬核破局

在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影响下，约旦出口行业正在遭受显著冲击。美国加征关税造成的不确定性引发约旦业界要求国家出口市场实现多元化、增强出口能力的迫切呼声。

出口贸易在约旦经济中占重要地位，而美国是约旦最大出口市场。2024年约旦对美出口额约22亿第纳尔（约合31亿美元），占约旦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一。当前美国对约旦产品征收的所谓“对等关税”税率为15%，使得这个经济基础薄弱的中东国家面临更大考验。

制衣业是约旦最大出口行业。记者走访的多家制衣公司表示，美国加征关税已造成行业利润压缩、竞争加剧。

约旦尊威制衣有限公司位于约旦首都安曼的工业园区，是该工业园区内最大的制衣厂，公司80%以上的产品出口美国。公司执行经理奥里亚娜·阿韦谢说，美方新征的关税将由工厂、进口商和消费者承担，最终受害者是消费者，工厂可能会承担0.5%至1%的关税成本。

她说，对小工厂来说，关税影响是“致命的”，因为工厂运营费用非常高，小工厂的利润率不超过4%，而且这些工厂很多依靠银行贷款运营，抗风险能力脆弱。

约旦雅运服饰有限公司负责人江超表示，由于美国对约旦服装行业加征的关税较埃及、肯尼亚等国家更高，受此影响，海外订单可能转移到关税成本较低的国家，客户“下单”已经出现放缓趋势。

食品行业也是约旦重要出口行业，从行业协会到生产商均表示，美国加征关税对该行业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

约旦出口商协会主席艾哈迈德·哈德里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一些客户要求降价5%以提高竞争力，但出口商品的利润空间不超过7%，如果价格降低5%，那“利润就不值一提”，出口商还有水电费、所得税等要付，“这样我们等于免费干活”。

金鸟食品工业公司是约旦一家较大的食品进出口公司。其负责人马哈茂德·马苏德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关税压缩了公司的利润空间，他们已经减少了对美出口。

当地专家指出，美方关税是在约旦经济已经面临挑战之际出台的，将给依赖两国自贸协定进行投资的约旦出口商带来显著负担。安曼东部工业投资者协会主席伊亚德·阿布·哈勒塔姆说，美方关税政策不确定性是约旦出口商面临的最大挑战。

约旦业界普遍呼吁，为应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约旦应该加强出口市场多元化，同时多举措增强出口竞争力。

约旦经社理事会呼吁约旦出口商加强开拓欧洲、非洲等其他出口市场。约旦金匠和珠宝商协会秘书萨利姆·迪卜表示，约旦政府仍在致力于通过与美方谈判以降低对珠宝首饰加征的关税，而珠宝商们正在寻求拓展海湾国家、北非等新市场，以弥补将会出现的出口减少。

约旦工业协会皮革和纺织行业代表伊哈卜·卡德里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要想提高竞争力，该行业需要提高运营效率、扩大生产能力、改善物流和营销环境。

约旦大学经济学系主任拉德·塔勒在约旦阿蒙新闻网发表文章说，约旦需要进行长期的结构性改革，包括更新生产线、提升劳动力技能以满足市场标准、增加产品的本地内容、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约旦品牌以及实现市场多元化，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来源: 中国经济网

来源：币海财经

近期，关于人民币的数字化叙事，呈现出两幅截然相反却又内在关联的图景。一边，是多家媒体揭示的内地监管层对企业赴港申请稳定币牌照与相关离岸数字资产业务的审慎态度，形同亮起一盏谨慎的“信号灯”；另一边，是名为AxCNH的离岸人民币稳定币，选择在哈萨克斯坦的监管框架下悄然问世，瞄准“一带一路”的贸易结算，走出了一条精明的“侧翼”之路。

这“一退一进”之间，并非矛盾，而是精准地勾勒出人民币稳定币在过去、现在与未来所面临的核心困境：如何在国家金融主权与资本管制的“绝对红线”下，回应全球市场对一种可编程、高效率的数字化人民币的巨大渴求？

蛮荒与序曲 —— 人民币稳定币的“史前时代”

在官方正规军入场之前，人民币稳定币的版图早已被市场的自发力量所开垦。这段“史前时代”主要由两股力量构成：

· 产品形态：包括Tether在内的部分发行方曾推出锚定离岸人民币（CNH）的稳定币，例如CNH₮（CNHT），这些代币在多家加密数据平台与交易所可见，并被用于法币通道与交易结算。发行方通常宣称有储备支持，但关于储备的透明度与审计一直是市场关注的焦点。

• 核心功能：其诞生并非为了人民币国际化，而是作为加密货币交易所中的一个“法币出入金通道”。它为中文地区的用户提供了一个规避监管、便捷进出加密市场的工具，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资本流动的隐蔽渠道。

CNHt这类代币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市场信号。它证明了市场端存在着巨大的、未被满足的数字人民币需求。然而，其不受监管的属性，以及与“资本外流”等敏感词汇的天然关联，注定了它难以获得主权性承认与大规模零售采用，并成为监管机构的重点关切对象。它的历史使命，是在官方入场前，验证赛道的可行性与风险。

• 产品形态：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 (CBDC)，是法定货币的数字形式，属于央行负债 (M0)，具有国家信用。其设计偏向中心化与许可制，强调对货币流通与身份识别的可控性。

• 核心功能：其首要目标是对内的，即优化国内零售支付系统、打破现有移动支付格局、提升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并实现“可控匿名”。但商业化和大规模推广需克服技术、合规与对接组织间的复杂性。其跨境支付功能，如通过mBridge (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 的探索，始终处于谨慎的试验阶段。

e-CNY从根本上说，不是加密意义上的“稳定币”。它是一个中心化的、许可制的系统，其设计哲学是“控制”而非“开放”。e-CNY的发展路径清晰地表明，中国官方对于货币数字化的最高优先级是维护国家金融主权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所有技术的应用，都必须服务于这个最高目标。

这两条路路径，一条是市场自下而上的野蛮生长，一条是国家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两者在目标、治理与监管属性上有本质区别：前者代表创新与灵活性，后者代表市场主权与可控性。它们在过去数年里几乎没有交集，平行发展，共同构成了人民币稳定币的序曲。

香港实验场 —— 理想、现实与无形之手

随着香港大力推进成为全球虚拟资产中心，一个新的可能性出现了：能否在香港这个独特的“一国两制”窗口，创建一个合规、可控且与全球加密生态联通的离岸人民币稳定币？

这一度是市场最乐观的期待。香港金管局的稳定币监管沙盒，被视为是为“港元稳定币”乃至“离岸人民币稳定币”量身打造的孵化器。市场曾普遍猜测，拥有国资背景的金融巨头将率先入场，发行由官方默许的CNH稳定币，这会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绝佳跳板。

然而，近期的媒体报道如一盆冷水浇下。内地监管的“窗口指导”清晰地传达了几个核心忧虑：

• 金融风险的防火墙：一个在公链上自由流通的CNH稳定币，如何确保它不会成为规避内地资本管制的新工具？其价格波动、储备安全等问题，是否会反向冲击内地的金融稳定？

• 货币主权的延伸：在离岸市场发行一个锚定人民币的数字货币，其发行权、治理权、清算权由谁掌握？这直接触及了货币主权的核心问题。

• 与e-CNY的定位冲突：如果一个由商业机构发行的CNH稳定币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流通，它是否会削弱e-CNY在跨境支付领域的战略布局？

这背后，是经典的“蒙代尔不可能三角”理论在数字时代的投射。该理论指出，一个国家无法同时实现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和独立的货币政策。一个理想的、基于公链的CNH稳定币，天生具有“资本自由流动”的属性。而我国的核心诉求是维持相对稳定的汇率和绝对独立的货币政策。这意味着，资本的自由流动恰恰是必须被严格限制的一环。

因此，内地监管的审慎态度，并非否定香港的创新，而是在这个根本性的结构矛盾面前，做出的必然选择。在可控性得到绝对保证之前，任何可能威胁资本管制有效性的闸口，都不会被轻易打开。

一种新模式的启示 —— 特定场景下的探索

正当香港这条“正门大道”看似受阻之时，AxCNH的出现提供了一条“侧翼小径”的案例。该模式的特点，为我们观察行业提供了新的视角：

• 选择监管路径：它没有在香港或新加坡等主流但严格的监管区域正面申请，而是选择了一个对加密货币相对友好、且在地缘政治上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地区作为注册和发牌地。

• 聚焦特定叙事：它极力避免将自己塑造成一个面向C端散户的、用于投机交易的加密资产。相反，它将自身定位为服务于特定战略（如“一带一路”）的B端金融科技工具。其公布的合作方是大型实体企业，应用场景是跨境贸易结算。

• 限定风险范围：通过专注于特定场景和特定合作伙伴，这种模式将其业务范围和潜在风险限定在一个相对狭窄和可控的范围内。这与一个在公链上对所有人开放的稳定币相比，风险外溢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这种模式可以看作是对当前环境的一种适应性策略。它并未试图挑战资本管制的红线，而是通过将自身定位为“产业工具”而非“通用金融产品”，在敏感的监管环境中寻找生存空间。

这种模式虽然可能在流动性、通用性和市场公信力上面临挑战，但它代表了一种在强监管环境下，私营部门探索人民币稳定币的可能路径：即放弃成为通用货币的宏大目标，转而成为特定产业链或生态系统内的专用结算工具。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此类做法在合规与业务可持续性上仍面临挑战：跨境清算对接、储备资金来源（尤其涉及外汇管制）与赎回机制的落地，是决定其能否规模化和长期存续的关键变量。换言之，侧翼路径能否走远，取决于能否在法律、外汇与商业对接上构建清晰且可被监管接受的合规链条。

前路展望 —— 数字人民币的三重奏

综合以上分析，人民币稳定币的未来，不太可能是一条单一的道路，而更可能演变为三条平行但时有交汇的路径：

• 核心：e-CNY将继续作为官方唯一承认的数字法定货币，在境内加速普及。其跨境应用将主要通过mBridge等由央行主导的、多边的、许可制的清算网络进行，实现点对点的“批发型”跨境支付。

• 特点：安全、可控、合规。但效率和开放性会受限于多边谈判和系统对接的复杂性。这是一个以主权信用为核心的“强控制”路径。

• 核心：内地的审慎态度并非永久禁止。未来，当监管技术和框架成熟时，很可能会批准少数背景雄厚、风控能力极强的机构，在香港发行高度受限的CNH稳定币。

• 特点：这种稳定币可能是基于许可链或设有白名单机制的公链，交易将受到严格的KYC/AML审查和监控。其主要功能将是服务于大宗商品贸易、债券通等机构级的金融市场业务，而非零售和加密交易。这是一条在主权边界进行压力测试的“半开放”路径。

• 核心：可能会有更多项目借鉴上述侧翼路径的思路，放弃对主流市场的幻想，转而深入到某个具体的产业场景中，如特定国家的贸易结算、供应链金融、跨境电商等。

• 特点：这些项目将呈现高度的场景化、垂直化和碎片化。它们的成功与否，不取決于加密市场的牛熊，而取決于其能否真正为特定产业降本增效。这是一条规避正面监管、服务实体经济的“实用主义”路径。

结论

人民币稳定币的发展，本质上是数字化时代全球流动性与单一国家金融主权之间永恒博弈的缩影。从早期CNHt的草莽江湖，到e-CNY的国家意志，再到香港的制度雄心与市场参与者的另辟蹊径，我们看到的不是一条线性的进化，而是一个多方力量相互试探、妥协与共存的复杂生态。

内地监管的审慎守卫的是国家金融安全的底线，而市场的创新则展现了其顽强的韧性。未来，数字人民币的图景不会是单一的，它将是一首由e-CNY的庄严主旋律、香港合规稳定币的审慎协奏曲、以及众多场景化稳定币的灵活变奏共同构成的“三重奏”。而这首乐曲的总指挥，始终是那只追求“稳定”与“可控”的、无形而有力的手。

来源: PA News

联合国贸易机构负责人警告称，如果唐纳德·特朗普政府允许一项与非洲大陆已有25年历史的贸易协定于下周到期，非洲一些最成功的制造业将遭受“毁灭性”打击。

分析人士预测，如果美国国会不续签《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AGOA），该法案将于下周二到期。该法案为非洲大陆32个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免税进入美国市场的待遇。

该法案推动了服装、皮革和鞋类等行业的制造业增长，并使非洲国家能够通过免税准入与柬埔寨和孟加拉国等亚洲国家竞争。

负面影响

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联合机构国际贸易中心执行主任帕梅拉·科克·汉密尔顿表示，负面影响将对马达加斯加和莱索托等根据该协议发展产业的国家造成不成比例的影响。

莱索托这个拥有230万人口的多山王国已成为非洲最大的对美服装出口国，为Levi’s和Wrangler等公司提供服务。

《金融时报》援引科克·汉密尔顿的话说：“虽然全球对非洲大陆的影响微乎其微，但对一些国家而言，其后果将是毁灭性的。”

该报补充说：“如果《非洲增长与机会法》到期，那些依赖该法并以此为基础发展产业长达二十五年的国家将失去立足之地，此外，美国近期加征的关税也将对其造成影响。”

根据国际贸易中心本周在世界各国领导人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之际发布的模型，该自由贸易协定的到期，加上美国总统征收的互惠关税，将导致符合《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条件的非洲国家的出口到2029年减少8.7%。

国际贸易委员会预计，部分出口将受到更大影响，例如南非汽车和莱索托服装，预计分别下降23%和29%。

国际贸易中心警告的其他符合《非洲增长与机会法》的国家包括肯尼亚、毛里求斯、坦桑尼亚、马达加斯加和斯威士兰，这些国家将受到“对美国出口大幅下降”的影响，损失主要集中在服装和金枪鱼出口方面。

受益者

冈比亚和塞内加尔等少数国家将受益于《非洲增长与机会法》（AGOA）的到期。美国新关税制度提高了关税，使这些国家享受的税率低于部分竞争对手，从而增强了它们的相对竞争力。

《非洲增长与机会法》于2000年由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首次签署成为法律，涵盖约6800个关税细目。该法案上一次续期是在2015年，有效期为10年，但美国国会尚未考虑进一步延长该法案的立法提案。

尽管莱索托8月征收的15%的关税低于预期，低于4月特朗普在“解放日”宣布加征关税时威胁的50%，但该国仍警告称将出现大规模裁员。

特朗普政府对非洲各国征收关税的做法与中国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6月宣布，计划将免关税政策扩大到53个非洲国家。

分析人士警告称，《非洲增长与机会法》到期也将使非洲大陆失去一个与美国就贸易问题进行集体接触的平台。

华盛顿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副教授肯·奥帕洛表示，允许《非洲增长与机会法》到期在一定程度上是非洲外交的失败，因为各个国家不会联合起来在华盛顿开展协调一致的游说活动。

他补充说，这“是一个战略损失，因为它再次提醒我们，双方都没有将贸易关系视为具有战略重要性”。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非常驻学者库鲁菲洛·库格勒表示，未能续签《非洲增长与机会法》反映出非洲在特朗普政府战略重点中处于较低位置。

她补充道：“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错失的机会，美国本可以利用重新激活的《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来满足自身的供应需求，同时抵御来自中国在非洲大陆的竞争。”

来源：半岛电视台

科技创新利好估值

来源：大公报

作为欧洲经济“火车头”的德国，已连续两年陷入衰退。德国政府近期大幅加码军工产业投资，以此为疲弱的国家经济注入强心针。

在政策引导下，德国军工产业迎来一波投资和扩张热潮。不过，专家提醒，防务投入对经济的拉升作用有其局限性，难以成为经济复苏的主引擎。

2024年5月17日，一架飞机在位于柏林的德国科技博物馆航空展区展出。

迎来历史机遇

长期依赖出口的德国经济近年来遭遇能源价格冲击、产业转型滞后等多重困难，下行趋势明显。德国联邦统计局9月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德国7月工业新订单环比下降2.9%，为连续第3个月下滑。慕尼黑经济研究所等机构的秋季预测纷纷下调对2025年德国经济增长预期。

作为支柱产业，德国汽车制造业电动化转型迟缓，汽车销量持续下滑。宝马、奔驰、大众等主要车企财报显示，2025年上半年车企利润普遍大幅下滑。美国出台高关税政策也严重冲击市场外部环境，今年1月至7月德国对美出口顺差降至2021年以来同期最低水平。

内外压力下，德国联邦议院3月通过一项高额贷款计划，几乎无限制放开国防领域的投资；德国政府7月底通过5205亿欧元的2026财年总预算，其中国防预算827亿欧元，比上一财年增加32%。总理默茨宣称要将德国军队建设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常规军队”，承诺到2029年将国防支出占GDP比重提升至3.5%。

这是2024年1月5日在德国柏林拍摄的德国国会大厦一角。

这波防务投资包括一系列“优先欧洲本土企业”的军备采购计划：到2025年年底，德国防部预计将提交60余份订单，其中包括预算30亿至50亿欧元的新一代“欧洲战斗机”项目、约100亿欧元的“拳师犬”步兵战车项目。

德国经济与能源部长赖歇说，军工产业是展现德国经济韧性“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有望成为推动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

冷战结束后，德国军工产业长期处于收缩状态，军费占GDP比重从1990年的2.5%一路降至2020年的1.4%，导致军工业产能缩减、技术人员流失、供应链脆弱。例如，德国最大军工制造商莱茵金属当前产能仅为冷战时期的十分之一，关键零部件仍依赖进口。

在技术层面，德国在传统强项如坦克、潜艇制造领域依然保持领先，但在隐形战机、远程导弹、无人机等新兴领域相对落后。研发投入低于美国等军工大国、人才结构明显老化……种种因素制约了德国军工产业的升级迭代。

在社会层面，二战后德国政界和民间普遍对军国主义保持警惕，对扩军增支争议颇大，这种氛围也抑制了军工产业的发展速度。

不过，这种情况在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显著改变。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1月再度入主白宫后收缩对欧洲安全保障承诺，也促使欧洲加快“防务自主”建设的步伐。这种背景下，德国社会对防务的关注度显著上升，“战备”成为政府文件和公共舆论的高频词。

军工乘势而为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德国军费已连续三年增长，2024年成为全球第四大军费支出国。德国军工企业乘势扩张。

总部位于杜塞尔多夫的莱茵金属股价在截至8月28日的过去五年中上涨近2000%，跃升为德国第七大上市公司。2024年，该公司80%收入由军工业务贡献；汽车零部件业务比重则大幅下降，计划2025年年底彻底剥离；位于柏林和诺伊斯的两家汽车零部件工厂已被改建为军工厂。今年9月，莱茵金属宣布收购手握多国军舰订单的德国吕尔森海军舰船公司，以生产陆战装备闻名的莱茵金属借此将业务拓展至海战领域。

生产传感器和雷达的德国亨佐尔特公司近三年多来订单激增，所产TRML-4D等雷达应用于俄乌冲突战场。今年3月财报显示，亨佐尔特2024财年收入超过22亿欧元，预期2025全年可达25亿欧元。

德国蒂森克虏伯海洋系统公司的潜艇和护卫舰等产品需求持续攀升，2023—2024会计年度销售额约21亿欧元，较前一年增长16.7%。

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州逐渐形成军事装备的制造集群。空中客车防务与航天公司、迪尔公司、欧洲导弹集团等巨头总部均设于此。

部分企业“民转军”。德国激光技术巨头通快集团今年决定打破“不生产武器”的传统而进军防务领域，包括开发可用于拦截无人机的激光防御武器。

德国大众集团管理董事会主席奥博穆公开表示，公司密切关注与国防工业相关的发展机会，不排除将部分民用工厂改为武器工厂。

投资回报有限

德国就业研究所预测，德国防工业上升趋势将延续多年，有望创造多达20万个就业岗位。不过，不少经济学界人士对军工经济的“补血”潜力持审慎态度。

2023年10月6日，德国柏林勃兰登堡门被灯光点亮。

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指出，在企业投资和私人消费疲软的背景下，德国扩大防务支出必须主要通过政府举债、而非增加税收来筹资，否则可能使经济增长放缓甚至萎缩。

经济评论家沃尔夫冈·穆尔克指出，为扩军而增加的债务将长期推高利息支出，削弱政府在科研和社会服务等领域的财政灵活性。另外，扩军需要更多年轻人服役，劳动力市场却普遍缺乏技术工人。

在德国曼海姆大学经济学教授汤姆·克雷布斯看来，“经济军事化”是一场高风险赌博，总体回报率很低。以衡量政府额外支出对GDP拉动效应的“财政乘数”来看，军费支出的指数最高仅0.5左右，即每投入1欧元军费，经济活动仅增加约50欧分的价值；而基础设施、教育和托幼投资的“财政乘数”往往是军费的两到三倍。

从产业运行规律看，军工短期内也难以成为拉动经济的主引擎：一是军工项目周期长，新建生产线、培养技术人才往往需要数年时间；二是生产过程高度自动化，对就业带动有限。

不过，军事科研成果若能有效转化为民用，可成为推动经济创新的重要动力。

“国防工业产业链涵盖钢铁、电子、材料等基础行业，也包括高科技领域的软硬件和先进武器制造。这不仅能带动产能提升，还会拉动相关行业发展并创造就业机会。”中国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郑春荣对记者说，经济低迷期可通过军工投资提振企业信心和改善盈利环境，为传统支柱产业的转型升级争取时间。

来源：人民网国际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