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AI行动计划”的阳谋与玄机

经济

摘要:

美国发布AI行动计划，意图主导全球AI竞赛。阳谋之下，政策暗藏玄机，模型价值观中立与开源策略引人深思。美国能否如愿，挑战重重。

7月23日，美国政府发布“AI行动计划”报告。这份计划主要围绕未来美国赢得这场所谓“21世纪最重要战斗”的AI竞赛，通过90多项具体行政命令，从技术创新、应用发展以及主导国际规则等多方面明确施政重点。外界普遍认为，这份报告是本届美国政府在AI这一可能重塑全球经济与政治格局的技术领域出台的最重要政策指令。如果结合美国一直以来在AI战略布局与政策推进方面的动向，“AI行动计划”是一份向外界传递明确信号的阳谋，与此同时，这份阳谋之下又藏有玄机。

为什么说它是阳谋呢？首先，从这份报告出台的过程来看，一开始走的就是公开路线。特朗普上任伊始，适逢DeepSeek出圈引起广泛关注，强烈的忧患意识使其着手积极推进AI领域的一揽子布局。在他看来，拜登政府AI政策的对内“监管”偏好，既不利于美国国内AI创新发展，也无法对外赢得AI竞赛。因此，特朗普政府着手推进新的“AI行动计划”与“AI研发战略”，而且为了更好地“集思广益”，还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意见建议。美业界专家、智库与科技巨头纷纷下场出主意，美国政府还于4月将收集到的“万言书”予以公开。究其原因，一是为政策出台做足舆论铺垫，以更好凝聚国内共识，尤其是在AI政策调整方面统一思想。比如，在出口管制领域，既要有效开展对华竞争，又要尽可能降低对其他全球市场的影响。再比如，必须给美国AI企业“松绑”，否则会严重阻碍创新。二是亦有为既定政策试水之意。美政府内部对于AI的政策布局早已心中有数，为避免政策出台后招致反对，对于一些重要政策的调整会提前放风，以试探各方反应，并提前缓解可能面临的压力。比如对华芯片出口管制政策的调整、对各州层面AI监管权限的控制以及算力中心的选址与建设问题等，均采取了这类做法。

其次，从这半年来美国在AI领域的实践来看，在纸面上的计划出台之前，现实中的行动早已展开。暂且不论对华芯片出口管制措施已经出现调整，单是日前英伟达总裁黄仁勋的中国之行与H20芯片重返中国市场，就足以体现华盛顿构建并主导全球AI生态的动作在加快。其具体路径很清晰：一方面，通过放松芯片制裁等手段，与其他国家开展投资及关税谈判，凭借技术优势与政策工具抢占全球AI市场；另一方面，以“星际之门”计划为牵引，不断拓展全球AI基础设施布局与市场版图，例如已与海湾国家就芯片出口及数据中心建设达成合作意向，并在亚非拉等地区推进多点布局，试图实现全球AI市场的全面开花。从这一点看，美国政府的AI施政早已开始推进，“AI行动计划”只是靴子最后落地罢了。

那为什么说阳谋之下又藏有玄机呢？报告中除了早已明晰的美国在AI技术创新、应用保障以及国际规则主导方面的内容外，还有一些相对“新颖”的内容值得玩味。比如引发外界关注的模型“价值观中立”的政策。在相关行动建议中，美政府在提出要确保联邦采购的大语言模型（LLM）“保持客观、避免意识形态偏见”的同时，还明确指出“研究中国AI模型是否受政府审查影响”，这就有点避重就轻和祸水东引的意思了。要知道，近来Grok社交机器人因种族言论接连翻车甚至辱骂多国领导人，导致在相关国家遭到封禁。这无疑给特朗普政府的“松绑”AI监管带来挑战，同时也影响了美国AI模型的海外推广。正是鉴于此，美国政府才会在此次计划中针对所谓AI“价值观”问题予以回应。

再比如，所谓鼓励开源和开放权重模型的相关政策也具有相当的迷惑性，似乎美国会一直鼓励AI技术开源。但实际上，近期包括Meta与OpenAI在内的头部AI巨头纷纷以所谓“防止对手超越”为由，推迟或暂停开源计划。而且，仔细琢磨，美国鼓励开源政策根本不是针对全球 AI 技术生态而言的，而是支持其国内初创企业和学术界获取大规模计算能力，以及推动中小企业采用开源模型。可以看出，在未来AI技术生态方面，美国会采取更加“务实”的对内“开源”、对外“闭源”的策略，维持其所谓技术领先优势。计划涉及的政策行动建议很多，逐一拆解还有不少类似值得细品的玄机。

当然，“AI行动计划”本身是一回事，实际推进效果又是另一回事，能否达到预期，受到美国内外多方因素的影响。比如内部能否就监管问题上下一盘棋，能否解决关于能源消耗与数据开放共享的瓶颈；再比如构建全球AI生态的过程中，相关国家能否甘于接受在美国主导的AI生态链中的“定位”，以及在巨大的智能鸿沟面前，美国主导AI外交事务与国际规则的议程设置和节奏会受到多大影响，都需要且行且看。

来源: 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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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Adams

经济

图：美国政府长期债务风险非常高，因为当前及预期的政府债务、偿债成本、新债发行以债务展期规模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桥水基金（Bridgewater）创始人瑞．达利欧（Ray Dalio）今年出版新书《国家如何走向破产：大周期》。他在书中指出，不管是企业还是国家，只要过度积累了债务，就会碰到债务危机的麻烦。而为了降低风险，就需要通过“去杠杆”措施来压缩债务规模。对此观点，笔者有不同的意见。

理解债务问题可以有三个思维层次。第一个微观思维层次，认识到一个微观经济主体债务可持续的前提条件是，该主体的现金流能够在任何时点上覆盖其债务的本息支出。第二个宏观思维层次，认识到对一个国家而言，债务的真正约束在国家的生产能力──产能过剩、内需不足的国家债务可持续；而产能不足、内需过剩的国家债务不可持续。第三个国际货币体系层次，美国债务约束不在美国的供给能力，而在于“美元霸权”。这也意味着，只要美元仍然是国际储备货币，美国的债务就可持续。相应地，只有威胁到“美元霸权”的事情才会给美国带来债务风险。

有了分析债务问题的三个层次思维的准备，现在可以回过头来看看达利欧错在了哪里。达利欧在分析宏观经济问题的方法论上犯了两个严重错误：（1）是他错误地用微观思维来分析宏观问题；（2）他是错误地将宏观经济想像成一台机器，没能看到不同宏观经济状况下，宏观运行逻辑的差异。

达利欧分析国家债务的核心逻辑是，国家积累的债务太多了就要爆发债务危机。而他对债务是否太多的判断标准是，债务所创造的收益是否能够覆盖债务的成本。这是债务分析的微观思维，对个人和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适用。这种逻辑固然符合人们的直觉，却不能盲目套用到国家债务的分析之上。正如前文所分析的，对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生产能力是一个国家债务的真正约束，而美国的债务约束则在于“美元霸权”。

忽略市场预期改变的影响

达利欧第二个方法论上的错误在于，将宏观经济理解成一台机器。早在2008年，达利欧曾撰写过一篇文章在网上流传甚广，题为《经济机器是怎样运作的》（How the Economic Machine Works）。这篇报告的第一句话就是“宏观经济就像一台机器”。《国家如何走向破产：大周期》的第1章第1节，也以《机器的运作原理》为题。

上述机器论研究方法早已被证伪，并且被经济学家们抛弃了半个多世纪了。如果你非要将宏观经济看作一台机器，它也会是一台非常奇怪的机器──内部结构和运行参数会因为操作这台机器方式的改变而改变。想像一辆奇怪的汽车，在驾驶员不怎么踩油门的时候，偶尔踩油门时车会加速。但当驾驶员总踩油门加速之后，再踩油门汽车就不加速了，甚至还会在踩油门的时候减速（油门居然变成了煞车）。这辆奇怪的汽车就是宏观经济。

宏观经济之所以是一台奇怪的机器，是因为一旦经济预期改变，人的行为就相应改变，并导致“机器”的结构随之变化。这方面的一个著名例子就是“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的消失。1958年，新西兰经济学家菲利普斯首次在英国的经济数据中发现了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并命名为菲利普斯曲线。但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当西方国家政府越来越多地利用菲利普斯曲线来调控宏观经济的时候，菲利普斯曲线就消失了，西方国家随之落入了高通胀率和高失业率并存的“滞胀”状态。

后来通过研究发现，20世纪50至60年代，菲利普斯曲线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当时的民众保有低通胀的预期。在这段时间里，通胀上行会被民众视为经济向好的信号，因而会促使企业更多僱佣劳动力，从而压低失业率。但当政府开始积极运用菲利普斯曲线而推高通胀的时候，民众的预期就发生了变化。这时，高通胀不再被民众视为经济向好的信号，而更多被看成政府推高通胀“愚弄”民众的结果。因此，通胀上行就不再促使企业增加僱佣。菲利普斯曲线的消失催生了20世纪70年代宏观经济学界的“理性预期革命”，让经济学家们彻底摒弃了对宏观经济的机器论看法。

菲利普斯曲线消失这件事不仅对经济学家们有意义，也给所有试图理解宏观经济运行的人带来了启示，那就是：千万不要把宏观经济想像成一台机器──宏观经济中的各种因果联系、反应行为，都可能因为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达利欧就在这里犯了错，因此误认为央行印钞票来遏制债务危机爆发时，必然会导致本币贬值。但真实情况未必如此，央行印钞既可能会让本币贬值，也可能让本币升值。究竟会有哪种后果，要看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而定，尤其要看经济是否处在需求不足的状况中。

达利欧在央行印钞和货币贬值之间错误地加上了一条机器因果联系，自然就不认同央行能通过印钞来解决债务危机，因而也就深信国家的债务多了就会爆发债务危机。

赤字没有一定之规

达利欧这种对宏观经济的机器性理解所带来的错误还体现在很多地方。比如，在《国家如何走向破产：大周期》一书的第18章，达利欧提出了他的“3%解决方案”──他认为应该将美国的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削减至3%。在其看似复杂的测算背后，隐含着达利欧的一个关键假设，即一国的财政赤字应该有一个最合理的水平（达利欧认为是3%）。事实上，很多人都有类似的想法，一国合理的财政赤字规模应该是多少？

事实上，一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应该多少才合适，取决于该国所处的宏观经济状况。不同的状况下，合理的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是不一样的。试图去寻找不随时间变化，甚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赤字和债务规模标准，不仅徒劳无功，而且危害极大。问出了这样的问题，也就假设了问题答案的存在，因而就会让人忽视真正重要的宏观经济运行状态，忽视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必要。

中国有句俗话叫“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在分析问题时，方法论是基础。方法论错了，建立在方法论上的各种结论也就谈不上正确。《国家如何走向破产：大周期》一书中之所以会得出不少似是而非的结论，根子在其宏观分析方法论上的错误。这些错误结论被包裹在看似扎实的逻辑和数据中，固然不像“债务就是鸦片”的奇谈怪论那样“一眼假”，却更有迷惑性和危险性。

简单举两个错误结论的例子。第一个是达利欧对美国债务风险的误判。在《国家如何走向破产：大周期》的第289页，达利欧说：“目前，我判断美国政府的长期债务风险非常高，因为当前及预期的政府债务、偿债成本、新债发行以债务展期规模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且未来面临巨大的债务展期风险。事实上，我认为美国政府的债务状况正接近不可逆转的临界点……会引发一个自我强化的债务‘死亡螺旋’。”如果用微观思维来看美国的债务规模，确实容易得到这样的结果。但如果理解了“美元霸权”对美国国债的支撑作用，就不会仅从国债规模来做出如此悲观的判断。在美国政府不出“昏招”来自我削弱世界各国对美元之信心的情况下，美国国债并未接近引发“死亡螺旋”的临界点。

第二个是达利欧对中国债务风险的误判。在《国家如何走向破产：大周期》的第248页，达利欧说：“在理想情况下，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既要有能力又要有勇气迅速实现‘和谐的去杠杆化’。”达利欧显然认为中国的债务规模已经太高，必须要用“去杠杆”政策来降低债务风险。但他在做出这个判断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在中国当前需求不足、储蓄过剩的环境中，债务累积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事实上，近年来中国之所以在国内债务接续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并非是债务太多要爆发债务危机所致，而是过于严厉的去杠杆措施制造了债务接续的流动性问题。在去杠杆已经给宏观经济带来沉重冲击的时候，中国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去杠杆，而是对去杠杆思想的纠偏。

在分析宏观经济时，达利欧所犯的错误很有代表性，是许多人都不知不觉会落入的陷阱。这一点从达利欧在国内外为数不少的拥趸就能看出来。达利欧的宏观经济分析因符合人们的直觉和常识而受追捧，但也正因其符合直觉和常识而错误。

来源：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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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 Li

加密货币

美东时间2025年7月18日，美国总统签署了《天才法案》，该法案为稳定币设定了基本规则，将加密货币与美元一比一挂钩，并要求其由诸如美国国债等安全资产作为支撑。该法案的支持者认为，稳定币是政府法定货币的安全替代品，是一种新型、现代化的货币形式。

但我担心，这项立法以及它将推动的稳定币广泛应用，可能会在银行体系的核心引发一场危机。

正如国际清算银行最近指出的，稳定币违背了“货币单一性”的原则。由于稳定币兑美元的汇率可能会出现波动，本应等值于一美元的资产，实际上未必始终值一美元。国际货币体系历史领域的权威专家巴里·艾肯格林以及其他学者曾警告，这可能会带来类似19世纪美国“野猫”自由银行时代和金融恐慌的问题。艾肯格林预测，未来几年可能会出现类似的危机和不稳定局面。

我对他的担忧感同身受。我对稳定币对金融稳定性的影响以及其作为法定货币替代品的可行性都持高度怀疑态度。但我的担忧远不止于非银行新机构发行不稳定的“稳定币”，以及美国南北战争前金融问题的重现。

我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及金融危机政治学领域的学者。2020年，我与麻省理工学院的David Singer教授合著了一本书，探讨为何有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容易发生系统性银行危机。我们的研究重点分析了两个变量的组合效应：外资流入和金融市场结构。我们发现，外资流入会助长银行的高风险行为，而在拥有大型证券市场的金融体系中，银行更容易承担过度风险。我认为，这与稳定币存在相似之处。

《天才法案》很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外国资本流入。由于稳定币需要以国债或同等低风险资产作为支撑，这将吸引寻求“安全”资产的国际投资者。稳定币最终可能并不真正安全。但在短期内，作为一种新的美元支持资产的出现，很有可能会带来更多资本流入美国金融体系。而这正是导致银行危机更易发生的助燃剂。

稳定币的增长还将大幅增加所有主要商业银行对整个加密货币领域的敞口。无论人们是否认为稳定币比“常规”加密产品更稳定，这一领域本身就充斥着波动性、投机行为和非法活动。即使银行没有直接参与非法的加密货币活动，或者没有直接进行加密货币的投机投资，但它们通过将利润投资于相关市场，或向在加密货币领域有大量敞口的客户发放贷款，从而增加对稳定币的接触，这些行为都不可避免地会提升银行的风险水平。

《天才法案》还间接促使银行从事更多风险较高的“普通型”商业贷款。随着稳定币的规模和影响力不断扩大，我们很可能会看到银行存款资金大量流向稳定币。事实上，美国财政部预测，未来几年内，高达6.6万亿美元的商业银行存款有可能转移到稳定币上。如果这种情况发生，银行可能被迫提高存款利率以留住客户，或者放宽贷款标准以追求更高利润。

同样，这些激励措施——源于对失去客户和存款收入的担忧——无论银行是否直接参与发行或交易稳定币，都会存在。不管怎样，美国发生系统性银行危机的基础风险都会上升。

与此同时，天才法案将以一种看似矛盾的方式，进一步巩固美元在全球金融中的主导地位。自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连任以来，美元大幅贬值，许多人预测美元霸权即将终结。诚然，美国确实面临着严重的民主倒退问题，特朗普的贸易和经济政策也为美国未来的经济和地缘政治领导地位带来了巨大不确定性。

但道理很简单：如果稳定币必须以美元计价的资产作为支撑，并且在未来几年内实现指数级增长，那么对美元的需求也将大幅增加。

现在预计，稳定币运营商持有的美国短期国债将超过中国、日本或英国。如果“天才法案”设计者设想的情形成真，这一趋势在未来几年还会加速。美国稳定币的增长不仅不会削弱法定货币，也不会减少美元的主导地位，反而会产生完全相反的效果。即便外国政府和投资者对特朗普政府日益激进地将美元作为制裁、关税等政策工具表示担忧，这一趋势依然会发生。

从某种意义上说，稳定币还将在更长远的未来进一步巩固美元的主导地位，这并非因为出现了积极变化，而是因为发生重大金融危机的概率增加了。

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像美联储那样，充当国际最后贷款人。无论是欧洲央行、日本银行，还是中国人民银行，都没有美联储那样规模的货币互换额度。认为这些央行能够像美国和美联储在过去二十年里两次所做的那样，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和大规模流动性支持来托底全球经济，这种想法极不现实。

假设出现了稳定币的挤兑潮。投资者开始抛售他们为稳定币储备的数万亿美元国债和货币市场基金。这种恐慌性抛售将导致债券价格暴跌，利率飙升，进而引发更广泛的金融不稳定。最终，美联储必然会出手干预。结果就像2008-09年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危机之后一样，美元的主导地位只会进一步加强，而不是削弱。

稳定币和《天才法案》在一些人看来似乎具有革命性。但其实我们早已经历过类似的情形——全球资本流入与政府政策共同为未来金融危机创造了前提条件，而这些危机不仅没有削弱美元在全球金融中的主导地位，反而进一步巩固了它。事实上，这正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国际货币体系的真实写照，自1971年尼克松总统关闭黄金窗口以来，情况一直如此。

稳定币的未来以及系统性银行和金融危机的发生并非板上钉钉。然而，就在上周，发生重大危机的可能性显著上升——与此同时，未来几十年美元在全球经济中的核心地位也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确定。

来源：Barrons巴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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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Riley

能源

经济

2025年已过一半，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总结，笔者会认为是“restructure（重构）”，包括了国际贸易的重构、能源体系的重构，以及供应链的重构。而面对这一次实打实的全球新经济体系的持续重构，企业对于自身未来发展更需要做正确的判断，检视旧赛道，开拓新赛道，因为选赛道这回事，不是选择题，是生死题。

回顾今年上半年，相信大家感受最深的是全球经济体系重构，首当其冲的就是国际贸易体系正经历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异常激烈的震荡。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最新一份《全球贸易最新动态》报告显示，全球贸易在今年一季度增长约1.5%，二季度预计将增长2%，延续自2023年下半年以来的温和回升趋势。

虽然今年上半年全球贸易额增加约3000亿美元，但受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地缘政治紧张等因素影响，下半年全球贸易将面临越来越大的阻力，不确定性增大。由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合设的国际贸易中心追踪数据更显示，自2024年初以来，全球新增超过150项限制性贸易措施。在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和全球经济前景不确定等因素叠加下，全球贸易环境压力显著加大。

但在今次全球贸易体系震荡中，数字贸易成为新焦点。过去三年，全球数字贸易出口额的年增长率达到10%以上，像跨境电商，云端存储、AI大模型等等的表现出众，在这一波重构之下，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数字贸易将成为企业家的兵家必争之地。

第二个重构是全球能源体系正建立新的平衡。中俄能源合作发生从资源买卖到产业共建的质变；4月份中国和阿联酋签下历史上超大规模的液化天然气协议，价值7000亿元人民币，是一份长达十五年的大订单。从企业和应用层面，5月份港交所上市的宁德时代，已陆续把工厂建到印尼、德国、匈牙利、西班牙，技术输出加上本地化生产，相当于在全球重新定义新能源应用的版图。这对于业务一直高度依赖传统能源的企业而言，实在需要好好审视这个重构，因势利导去及早布局未来。

全球供应链是上半年第三大重构，传统供应链正在进行一场大迁移，例如原本由中国主导的北美汽车零部件市场，正在被墨西哥的所谓近岸生产模式取代；印度逐渐成为了欧洲和北美医药供应链重构的核心替代国，可以预见，巴西、墨西哥、印度、东南亚这些新兴国家，将成为新的全球供应链枢纽。

可以说，我们正经历一个百年不遇的巨变时代，这些关乎全球的重构，企业需要去调研、理解和及早布局，甚至有需要重选赛道，尤其是市场更新迭代日益加快，选赛道已不是企业家的选择题，而是生死题。

看得远，想得透，懂得借

要避免不踩坑，首先是不要在旧赛道上熬，要去新裂缝里找。现在的商业环境，车道随时在变，一个群体、一个政策，甚至是一个生活习惯的改变已带来新需求，例如老龄化的加速，令银发经济的细分市场产生庞大机遇，给老人设计智能手机培训课、适老化家居改造等等。企业家需要有望远镜思维，每周留半天时间跳出日常，看看政策文件，听听年轻人聊什么，想想技术突破在哪里，别怕想得远，就怕看得近。

其次是别被伪风口眯了眼，真正的好赛道有两个硬道理，一是是能够解决真实问题，二是能让钱转起来。看到一时的红火，要先问清楚自已，用户真需要？钱怎么能持续赚？我能比别人强吗？想清楚再下场。

第三点就是不要勉强单打独斗，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要学会懂得借势，例如借助平台换赛道。现在商业窗口期那么短，晚一步可能就挤不进去，因此更要懂得高效换赛道，利用平台借势、借人、借资源，让平台帮你降低试错的成本，加快换赛道的速度。

事实上，选赛道无疑很难，因为永远有不确定性，选错的代价不是重来而是出局，但其实也不难，因为本质就是三点：看得远，想得透，懂得借。

来源：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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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经济

能源

近几年，俄罗斯一直是中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国，2024年中国从俄罗斯进口1.08亿吨原油，从沙特进口7863万吨，从马来西亚进口7032万吨，这是中国前三大原油供应国。

其中，俄罗斯独占中国原油供应的20%，沙特占14.2%，马来西亚占12.7%，这意味着俄罗斯占中国原油总进口的五分之一。

但是，今年上半年俄罗斯对华石油出口4911万吨，同比下降10%，而去年同期的出口为5511万吨。如果从交易金额来看，从330亿美元跌至250亿美元，跌幅超过24%。

俄罗斯对华石油出口减少10%，油轮跑的趟数变少了？这背后是什么原因，释放什么信号？目前来看，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俄罗斯对华石油出口量和出口金额都在下滑，而出口金额跌幅更大，这说明主要是国际油价的下跌所致，俄罗斯的出口石油价格也会跟着波动，而有些国家的油价可能更便宜。

我们进口石油肯定要看价格，“性价比”很重要，如果某个国家的石油出口比俄油更便宜，价格更优惠，我们可能会趁着低价多进口一些，这其实不难理解，比如前段时间我们趁着镍价大跌，就大量进口和囤积了一些镍资源。

事实上，俄罗斯的原油价格并非最便宜的，根据2024年全年的数据来看，我们进口俄罗斯原油每桶均价553元，而沙特接近600元，俄油确实比沙特优惠一些，但马来西亚的原油每桶536元，比俄油更便宜，委内瑞拉是524元，价格还能更低。

第二个因素在国外，俄罗斯这两年也在努力调整出口产品的结构，自从俄乌冲突之后，俄油的欧洲市场几乎团灭，只能转向东方，转向亚洲，所以那几年俄油对中国的出口规模非常大，我们对俄罗斯的商品出口也是持续暴涨。

但是，现在的情况出现了变化，俄油的买家不只是我们，还有一个神奇的国家——印度，印度近两年进口俄油的力度和规模都很大，印度买俄油并非完全是自己用，主要是转口高价卖给欧洲，当起了“二道贩子”，所以印度买的俄油不比我们少。

还有越南、土耳其等一些国家也在大量进口俄油，俄罗斯也在原油出口方面搞了个多元化，每年出口的量就这么大，对其他国家出口多了，对我们自然就少了。

俄罗斯对华原油出口下滑，直接导致上半年中俄贸易的进出口都下降，上半年中俄贸易额同比跌超9%，中国对俄出口下降8.4%，从俄进口下降9.6%。

事实上，中俄贸易额的增长从2024年就开始放缓了，今年更是出现了大幅下滑，除了中国对俄能源需求几乎达到上限的客观规律因素以外，美国的间接制裁也是直接影响中俄贸易的一个重要原因，尤其是对参与中俄能源贸易的国内银行进行制裁。

第三个因素在国内，二季度国内炼厂集中检修，4月份国内炼油开工负荷率降至近3年新低，开工率低了，进口自然就少了，毕竟库存已经堆满了还没有“消化”。

国内炼油厂开工负荷率低，除了集中检修，还有需求下滑、利润较低等多方面的因素，国内炼厂的转型势在必行，一些负债率高、装置单一，以及原料供应不足的炼厂未来将被淘汰。

对我们来说，这其实也是一个警示的信号：能源安全太重要了，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

我们这些年一直在搞能源进口多元化，尤其是石油进口，对外依赖度依然超过70%，所以进口渠道的多元化非常重要，除了俄罗斯，我们还从中东、南美、非洲等多个市场进口石油。

根据2024年的数据来看，中国原油进口最多的地区是中东，占比达到44%，然后是俄罗斯一家占比近20%，东盟占比为13%，拉美地区占10%，非洲占9%，最后是五眼国家占4%左右。

俄罗斯的石油价格相对适中，而且距离也较近，这是俄油的优势，但俄罗斯对中国原油供应的比重达到20%，这个比例太高了，如果俄油供应出现波动，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替补供应，保障能源安全，从目前原油供应的比例来看，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

来源：简易财经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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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wen Li

经济

美国政府将在何时推出何种针对半导体行业的美国新关税政策方案，目前到了一个敏感的节点。

今年4月15日，美国商务部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下称“232”），对其半导体和药品行业启动232国家安全贸易调查，其中，针对半导体的调查，范围包括芯片、半导体基板、裸晶圆、制造设备组件等核心产品。

理论上，新关税政策最晚可到明年4月中出炉。根据232条款程序，商务部需在270天内提交调查报告，随后总统有90天决定关税措施并在15天内实施。

而这一次美国商务部的动作很快。7月9日，美国商务部部长卢特尼克表示，针对半导体领域的调研将在本月底完成，但该调查会在药品行业调查结束后推进。

英国巴克莱（Barclays）银行给出了更明确的时间表。7月22日，该行在一份研报中称，美国基于232条款的半导体关税，大概率将在8月中旬生效，最迟不会超过九月，除非出现其他延误因素。

这一时间窗口与今年5月12日中美在瑞士日内瓦发布的《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中所涉及的关税暂停协议（今年8月12日到期）高度重叠，暗示政策实施可能与中美谈判进程相互交织。

多位行业人士向《财经》表示，美国制定新半导体关税的核心目的，表面是基于国家安全考虑，深层次目标是推动高端制造业回流。且这一政策也与美国废除《芯片法案》形成互补。今年3月，特朗普宣称将废除《芯片法案》，取消对半导体企业的补贴。关税政策可视为替代方案，即通过外部施压而非内部补贴来重塑美国半导体产业链。

巴克莱银行还给出了两大重要预测。第一，否定了市场普遍预期的“25%统一税率”，认为更有可能实施“渐进式关税+差别税率”模式；第二，认为美国政府不会对半导体设备和材料豁免关税。

值得注意的是，中美双方于5月12日达成的“90天暂停加征关税”协议将于8月12日失效。尽管巴克莱预计该协议有可能延期，但多位行业资深人士预测，它与半导体行业关税的实施没什么影响。卢特尼克早在4月15日公开表示，豁免（智能手机、电脑、芯片等电子产品“对等关税”）仅是临时举措，只维持到美国政府制定针对半导体行业的新关税方案之前。

巴克莱银行在那份调研报告中警告称，关税将对2025年下半年至2026年的全球芯片需求造成重大冲击。

此前税率预测太乐观？

对于半导体232关税，市场普遍预期是“25%统一税率”，但巴克莱认为该预测过于理想化，以下关税模式更有可能：

一种是渐进式关税模式。巴克莱认为，美国可能借鉴汽车行业232条款经验，对半导体行业实施 “缓冲期+加压期”的渐进式税率。例如，初期阶段（6个-12个月）税率设定为10%-15%，设备暂时豁免，为企业调整供应链提供窗口期，随后逐步提高至25%；长期阶段（12个月后）针对AI芯片、先进制程设备等敏感领域，税率可能攀升至30%-50%。

另一种是差别税率。这类似于232条款对钢铁行业的实施，不同国家/地区可能适用不同的关税税率。中国（含台湾）可能面临最高税率（30%-50%），意味着台积电、联发科、中芯国际等企业出口美国的芯片可能被课以重税；日韩及东南亚税率可能控制在15%-25%，鼓励其将产能转移至美国或与美企合作。

针对半导体的232条款关税是否会与“对等关税”叠加征收仍是未知数，因为“叠加征收”和“豁免叠加”的情况都存在。

美国在2025年4月实施的对等关税政策中，明确豁免232条款下的钢铁、铝、汽车及零部件产品。例如，中国输美汽车零部件若符合USMCA（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仅需缴纳232关税（25%），无需叠加对等关税（34%）。

加拿大软木制品则被施以“叠加征收”：即被美国同时征收25%的232关税和18%-30%的反倾销/反补贴税，总税率达43%-55%。

征税范围可能扩大？

今年5月，英特尔、德州仪器、美光、高通等企业通过美国政府官方网站regulations.gov提交了正式意见信，在意见信中它们都明确反对对半导体设备和材料收税。

例如，台积电指出，对半导体设备和材料加征关税将导致美国本土晶圆厂建设成本增加25%-50%，直接威胁亚利桑那州1650亿美元半导体投资项目的进度。

英特尔虽支持保护美国制造的半导体，但同样强调对设备征税将推高供应链成本，削弱全球竞争力。

德州仪器警告，设备关税可能导致美国成熟制程芯片产能扩张延迟，影响汽车电子等关键领域的供应链稳定性。

市场普遍认为大企业们的声音会被采纳，但巴克莱在报告里特别提到，上述企业的意见可能延缓但无法改变对设备与材料征税的最终决定。

如果关税政策范围覆盖了如巴克莱银行预测覆盖设备与材料，这意味着，在台积电、三星等主要芯片代工厂完成美国本土建厂布局后，美国政府将目光转向半导体全产业链。

美国投行伯恩斯坦分析显示，对于即将出炉的半导体行业关税，德州仪器和英特尔是少数可能受益者，因这两家公司在美国拥有超过50%的产能。

短期内，关税新政将显著推高半导体采购成本，巴克莱银行警告，关税将对2025年下半年至2026年的全球芯片需求造成重大冲击。长期看，它对全球半导体产业链影响深远且复杂，将涉及供应链成本重构、产能布局调整、技术研发博弈等多个维度。

来源：《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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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Genius（天才）法案正打造一个“数字潮汕钱庄”，“液”化美元—— 它不只是让你结算美元，更让美元“成为流通本身”，成为你钱包里的默认单位，成为你存钱、投资、结算、消费、结婚嫁娶都不自觉依赖的单位，成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水”。

Genius法案让其他之前因为外汇管制而接触不到“实体美元”的其他国家的居民，可以合规、合法、安心地接触、使用、存储、支付，甚至用美元稳定币来做结算，进而将美元渗透到世界的方方面面。

一、西班牙银元的“全球殖民密码”

16世纪初，西班牙只是伊比利亚半岛西南一隅的王国，却一跃成为全球首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帝国”。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横扫大西洋与太平洋，从美洲大陆到菲律宾，从秘鲁高原到马尼拉湾，建立起一个横跨三大洲的庞大殖民体系。

它带走黄金、白银与香料，却也带去瘟疫、教会与西班牙王权的财政秩序。更重要的是，它带来了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通货：西班牙银元（Piece of Eight）。

从西班牙银元到链上美元，解码天才法案背后的货币殖民密码_1

这枚银币被大规模铸造，在美洲被挖掘，在马尼拉转手，在中国成为茶叶、瓷器与丝绸的交换媒介。甚至清朝的“银本位”体系，在某种程度上也被西班牙银元所塑造。

对于西班牙的殖民体系来说，关键的不是奴役当地人民，不是攫取当地资源、而是结算。

银元让西班牙王室建立起跨洲的金融链条，白银不仅是财富的象征，更是帝国信用的物理承载体。

二、Genius法案：数字银元与美元的新殖民方式

而在2025年7月，美国签署了《GENIUS Act》，一项看似监管稳定币的技术性法案，却可能标志着美元新一轮数字殖民时代的开启。这一法案的本质，是为了进一步扩大和巩固美元霸权，让那些因外汇管制、金融制裁、本币贬值而接触不到美元的国家和人民，能够通过区块链稳定币的形式接触、使用、存储、支付、结算美元。

这是一种不再依赖银行系统、不依赖军事部署的主权输出方式。正如西班牙曾用银元穿透三大洲的金融系统，美国如今用稳定币作为“数字银元”，穿透当地的经济主权。

链上美元稳定币，才是数字时代的Piece of Eight。

Genius法案简析：监管只是其众多“功能”之一，关键是protocol化的金融扩张，让美元像“水”一样流入到世界各地的“低洼地区”。（低洼地区：当地法币不稳定的区域）

《Genius Act》不仅设立了稳定币发行的联邦框架，更关键在于它确立了几项深远机制：

• 所有支付型稳定币必须有1:1真实储备，支持资产限于现金、美债或FDIC存款；

• 稳定币发行商必须是联邦特许银行，或经过州监管且被OCC承认的机构；

• 禁止支付利息，防止其与银行储蓄竞争，却同时提供链上即时清算与跨境支付优势；

• 外国发行商若想在美国市场流通，亦需设立本地储备与合规框架。

这背后潜藏的逻辑是，美国不只是要监管美元稳定币，而是要打造可编程美元的标准化模板——即protocol层的美元主权。

换句话说，《Genius Act》不是钳制创新，而是开启美国财政与美元清算机制的Web3 API化。它为USDC等稳定币开通了合法身份，而这些稳定币，本身便是美国国债与美元的「tokenized」映射。

在链上清算网络中，稳定币就像过去的西班牙银元，是无需许可的全球交易媒介。

三、美元的链上流动：数字殖民的地缘逻辑

链上稳定币的最大特征，就是其去许可性和可编程性。一旦USDC被嵌入某个国家的本地支付系统或电商平台，它就不再是“外国货币”，而是一种数字基础设施，由智能合约自动完成支付、结算、清算、储值乃至财富管理。

而对于那些正陷入本币贬值与资本管制的国家，稳定币成为老百姓在地下金融市场寻求“美元锚”的避难所。据Chainalysis的调研显示，仅2024年：

• Chainalysis等报告强调尼日利亚为非洲稳币使用“龙头”；

• 阿根廷稳定币和加密货币P2P使用量快速上升；

• 越南、黎巴嫩与土耳其的稳定币链上支付量持续创新高；

• 超过30% 的全球稳定币交易发生在“非OECD国家”，即美国传统金融体系覆盖薄弱之地。

案例分析：阿根廷与尼日利亚——链上美元如何渗透“灰色地带”

• 阿根廷：长期受困于恶性通胀与严格资本管制，本地居民被限制购汇，美元成为民间存储与交易的非正式主权货币。2023年以来，链上钱包如MetaMask和本地钱包Belo接入USDC，帮助阿根廷人绕过银行系统获取“数字美元”。阿根廷人开始用稳定币支付房租、薪水、网购，甚至结算跨境自由职业。

• 尼日利亚：在禁用加密交易后，尼日利亚用户通过点对点市场继续大规模交易USDT/USDC。稳定币成为进口贸易、学费支付、技术出海等场景的默认工具。Tether在2024年报告中提到，尼日利亚为“非美元国家中USDT链上持仓最多”的国家之一。

这两个国家显示出一个惊人的事实：当地居民已不再依赖本地银行作为接触美元的入口，而依赖链上的钱包地址。当地政府对于美元的外汇管制的限制已经接近形同虚设。

四、稳定币让居住在大陆的中国用户“持有美元”？

通过在链上钱包中持有USDC、USDT，许多中国用户已在实践中“存美元”，甚至用其参与全球链上理财（如Real USD T-Bill）。这些行为虽然不受官方支持，却也难以禁止。前些日子，义乌商户接受稳定币支付的新闻显然不是空穴来风。

稳定币是数字形式的美元证券化渗透工具，它将美元变成可以点对点流通的“代码资产”，绕过银行系统进入全球任意互联网用户的钱包中。这将打破传统主权的资本边界。Genius法案的通过，将让这种行为获得法律护航。

五、潮汕钱庄的智慧：真正的金融控制权在“流通”

中国古代的钱庄系统中，潮汕商帮的经营理念：“钱庄之道，不在结算，在于流通。”意思是说，掌握资金的流动性权力，远比掌握一笔单次结算更有价值。

潮汕的钱庄老板往往不急于做清算，而是鼓励客户将钱留在系统内，通过汇票、票号、转账等形式在商旅间高频周转，以此带动信息、信用、物流与关系的绑定。

潮汕人深知应当把“钱”当成“水”。水往低处流，流动的水会自己往下流动、往每一个缝隙流动、往生活的方方面面流动、往每一个价值洼地流动。

Genius法案本质上就是在打造一个“数字潮汕钱庄”，“水”化美元——它不只是让你结算美元，更让美元“成为流通本身”，成为你钱包里的默认单位，成为你存钱、投资、结算、消费、结婚嫁娶都不自觉依赖的单位。

当美元稳定币变成一种生活的“数字空气”时，它已不仅仅是货币，而是金融秩序的心跳。

六、区块链构建的新殖民体系

Genius法案不是监管框架，而是一场深远的货币基础设施重构。

它不是“稳定币的合规规则”，而是“美元的再发明”——让美元以代码与链上合约的形式，侵入任何尚未美元化的区域。

美元将不再依赖美国的银行、SWIFT网络或军事霸权，而是依赖用户的浏览器、钱包插件与协议API。

试想，如果再发生一次俄乌大战，美国将不再是将俄罗斯踢出SWIFT结算系统，而是直接冻结俄罗斯的美元稳定币，这该多有杀伤力啊！

试想，如果再发生一次关税大战，美国可能直接冻结所有与该国政府发生交易往来钱包地址的美元稳定币。

就像当年西班牙银元通过帆船渗透全球贸易体系，链上美元将通过智能合约渗透一切数字经济生态。

GENIUS，是美元的Web3协议化标准，更是一次看不见硝烟的全球数字殖民。

世界金融的新秩序，不再由银行家主导，而是由代码、合约和稳定币供应者主导。而这一切，正在我们眼皮底下完成。

数字无敌舰队已经启航，稳定币是银元，协议是海图，链上钱包是港口，而我们所有人，都在检票口等着。

来源: PA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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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俄罗斯对华石油出口量和出口金额都在下滑，而出口金额跌幅更大，这说明主要是国际油价的下跌所致，俄罗斯的出口石油价格也会跟着波动，而有些国家的油价可能更便宜。

第二个因素在国外，俄罗斯这两年也在努力调整出口产品的结构，自从俄乌冲突之后，俄油的欧洲市场几乎团灭，只能转向东方，转向亚洲，所以那几年俄油对中国的出口规模非常大，我们对俄罗斯的商品出口也是持续暴涨。

第三个因素在国内，二季度国内炼厂集中检修，4月份国内炼油开工负荷率降至近3年新低，开工率低了，进口自然就少了，毕竟库存已经堆满了还没有“消化”。

来源：简易财经live

美国半导体关税新政何时落地？

此前税率预测太乐观？

征税范围可能扩大？

来源：《财经》杂志

从西班牙银元到链上美元，解码天才法案背后的货币殖民密码

一、西班牙银元的“全球殖民密码”

二、Genius法案：数字银元与美元的新殖民方式

三、美元的链上流动：数字殖民的地缘逻辑

四、稳定币让居住在大陆的中国用户“持有美元”？

五、潮汕钱庄的智慧：真正的金融控制权在“流通”

六、区块链构建的新殖民体系

来源: PA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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