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2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1-10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8680.4亿元，同比下降4.3%。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状况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10月工业企业利润单月同比降幅显著收窄17.1个百分点至-10%，而且是在去年同期高基数的基础上实现的，表明随着一揽子增量政策持续显效，工业企业利润下行压力有所减轻。一方面，受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产销率回升向好带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下降0.2%，降幅较上月收窄0.7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受营业费用降低带动，工业企业营收利润率较上月回升0.02个百分点至5.29%，其中，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费用较上月下降0.04个百分点至8.42%，是利润率回升的主要贡献因素。

从累计同比来看，1-10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累计同比下降4.3%，较1-9月下降0.8个百分点。其中，采矿业利润同比降幅扩大2个百分点至-12.7%，主要来自煤炭开采和石油天然气开采业跌幅扩大；作为工业盈利主体部分的制造业利润累计同比下降4.2%，较上月降幅扩大0.4个百分点；水电燃气行业盈利累计同比增长13.8%，增速持平于上月，主要拉动来源于电力和热力生产供应业。从国家统计局解读披露的当月同比来看，10月，在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27个行业利润同比增速较9月好转，占比超过六成。其中，制造业带动整体规上工业利润降幅较9月份收窄17.8个百分点，起到了主导作用。

对规上工业利润累计同比的拉动从-0.2个百分点回升至0个百分点，其中电气机械和计算机通信的拉动最大，而汽车制造的拖累进一步扩大。从国家统计局解读披露的当月同比来看，10月份，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5%，当月增速由负转正，装备制造业的8个行业中有7个行业利润增速改善，为规上工业利润改善提供重要支撑。

对规上工业利润累计同比的拉动从0.3个百分点下降至0.2个百分点，主要受到造纸和农副食品加工业拖累。国家统计局披露，纺织服装、化纤、文教工美等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同比分别增长44.3%、21.1%、8.3%，较9月份回升53.3个、65.2个、32.2个百分点。

的拖累从-3.2个百分点进一步扩大至-3.4个百分点，主要受到化学原料、石油煤炭加工和有色加工业的拖累，而黑色加工和非金属制品业的拖累明显收窄，反应出国内地产基建需求的边际好转。国家统计局披露，钢铁行业（即黑色加工）今年以来月度首次扭亏为盈，当月利润同比增长80.1%。

工业企业库存和营收增速双回落，资产和负债增速继续放缓。1-10月工业企业产成品存货同比增长3.9%，较上月进一步回落0.7个百分点；营业收入累计同比较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至1.9%。工业企业进入主动去库存阶段。10月末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持平于57.7%，工业总资产增速和总负债增速分别为4.6%和4.5%，分别较上月回落0.1和0.2个百分点，企业资产负债表扩张速度进一步放缓。

10月工业企业应收账款累计同比增长7.8%，较上月回升0.2个百分点，与工业总资产增速走势反向，反映地方政府拖欠企业账款及上下游企业之间相互拖欠问题仍存。

在营业收入累计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应收账款回收期进一步拉长至66.7天，较上月增加0.4天，较2021年上一轮清理拖欠民营企业账款后的同期值增加了15.1天（上一轮国务院要求“2020年底前无分歧欠款应清尽清”）。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的意见》，对推进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做出系统部署，财政部推出的“一揽子化债组合拳”也包含了清理拖欠企业账款的资金支持。

稳增长政策落地效果不及预期，海外经济衰退程度超预期，中美经贸冲突升级等。

许多人认为，受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推动，世界正走向“去风险化”和“去全球化”的道路。最近特朗普的连任表明，美国正采取一种显然反全球化、反多边主义、孤立主义的政策。如果这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和所谓的全球领导者选择孤立主义路线，那么“去全球化”会成为一个令人震惊的现实，还是一场幻想？

一个常见的错误是将贸易的结构性变化与最近的地缘政治发展混为一谈。全球贸易（占全球GDP的比重）在2008年达到峰值，而全球供应链贸易则在2012年见顶。事实上，早在地缘政治对全球经济格局产生重要影响之前，传统贸易的下降趋势就已显现。这并非因为特朗普的首任总统任期或地缘政治，而是由最新技术驱动的新型连接方式的发展所致。从“零部件”的跨境流动驱动全球价值链的繁荣，到“办公室”的流动——远程工作和服务贸易正在逐步取代传统供应链。

想象一下，过去三十年间，为组装一架波音飞机，约有400万个零部件跨越国界流动。这是过去的全球化故事。而现在，建筑公司可以随时雇佣世界各地的设计师工作，或者中国工程师可以被全球企业聘用，而语言障碍不再是问题。我们将迎来一个全新的世界——人力资源、会计、金融、物流、IT、设计和培训等服务，都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自由交易。在美国、法国和英国等国家，中介服务或企业对企业（B2B）服务目前已占GDP的30%-40%。但这些工作完全可以由任何地方的人来完成。

正如理查德•鲍德温所指出的，自1998年以来，服务贸易的价值增长了15倍，远远快于传统贸易的增长速度。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在未来几十年里，全球贸易的一半以上可能都将由服务构成。而这种转变的速度可能还会加快，因为大语言模型的兴起，以及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的进步，不仅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还让无缝交流和翻译成为可能，使国界的重要性进一步降低。事实表明，并没有所谓的“去全球化”，只是全球化换了一种形式而已。

这一趋势并非任何总统能够逆转。技术的力量超越并压倒了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任何对抗力量，就像它能够超越任何行政或党派政治一样。从长远来看，技术决定了生产力和全球经济的基本结构，而这种影响在未来将更加显著，因为劳动力和资本的传统分工将变得更加模糊。即使美国重拾孤立主义，即使欧洲推出更多保护主义政策，新兴技术浪潮和新型全球化的趋势依然无法阻挡。如今，数字服务需求的迅速增长已经带动了服务贸易的繁荣。即便在地缘政治局势变化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成功（阿里巴巴、拼多多、Shein和抖音等）依然证明了一个道理：永远不要低估技术的力量。

另一个误区是，我们往往高估了“去风险化”的实际进展。事实上，大部分贸易只是被重新分流（通过墨西哥和越南回流到美国）。例如，中国对墨西哥的直接投资自2015年以来增长了6倍以上，而中国与越南的贸易额自2008年以来增长了8倍以上。而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出口越多，美国从这些国家的进口也随之增加。因此，尽管美中之间的直接贸易联系有所削弱，但间接贸易联系却在增加。这一过程抬高了贸易成本，降低了效率。而特朗普的经济政策以及对美国贸易伙伴施加关税的威胁将进一步加剧通胀压力, 引发报复性关税,降低投资,从而放缓美国经济增速。

与此同时，美国如果拒绝在最新技术领域（尤其是电动车和绿色技术）中参与国际竞争,与中国合作,不仅会延缓自身的绿色转型，损害其在这一全球最重要跨国议题上的信誉，还会减少对美国国内企业创新的压力，并降低国内消费者采用新技术的意愿。美国是最大的电动汽车进口国, 对其加征关税只会迫使消费者承担更高的费用。对于美国来说,这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特朗普的“去中国化”战略能奏效吗？“去全球化”和“远离中国去风险化”依然是幻想。尽管“脱钩”的讨论此起彼伏，但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比例（包括直接和间接）却持续上升。中国对美国的依赖正在减少，但反过来却并非如此。七国集团（G7）国家的情况也类似：自2000年以来，它们对中国供应链贸易的依赖程度已增加了4到5倍。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中国的制造能力已超过全球其他九大制造国的总和，占全球制造业总产出的三分之一以上。在这种工业规模下，想要“本地化”这些产能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中国在制造贸易中的绝对主导地位也带来了值得注意的警示。首先，现实是，这种规模让其他国家难以通过制造业实现繁荣。这种局面可能在西方经济圈之外也引发国际紧张局势。而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繁荣对全球经济是有益的，对中国更是如此。其次，全球经济的需求重心正逐渐转向服务领域。在这一方面，至少目前来看，中国并不像在制造业中那样占据压倒性优势。中国占全球服务贸易的比重为6.2%，而印度为5%。相比之下，服务贸易的主体仍是发达国家，而在制造业中，它们的全球份额已从1999年的66%降至如今的37%。随着世界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快速变化，中国能否继续成为全球经济中最核心的部分，取决于它自身能否适应新的现实。

具体而言，这取决于中国能否在特朗普政府放弃全球领导角色之际承担更多的国际领导责任；能否在美国拒绝与欧洲合作之时，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伙伴关系，并尽可能强化其他合作关系；还取决于中国技术发展的速度，以及能否推动“远程智能”和“人工智能”的创新与应用。在全球实力版图（技术、政治、地缘政治和人口结构等）剧烈变化之际，关键在于抓住机遇。为此，中国需要保持开放与联通，并在发达世界许多国家拒绝甚至畏惧竞争时，主动拥抱竞争，发挥自己的优势。

党的二十大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有色金属作为关键性材料的生产基础和重要保障，为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产业亟需借助以创新为核心动力的新质生产力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重点培育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符合国家战略需求、可以攻克对外封锁的核心材料。基于此，我们建议关注以下几个重点领域：应用于数字信息化的新材料，如AI芯片、光模块产业链上游金属软磁粉芯（铂科新材）、砷化镓和磷化铟衬底（云南锗业）；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固态电池材料氧化锆（东方锆业、三祥新材）、受益于汽车轻量化的镁合金(宝武镁业）；数控机床刀具的硬质合金材料（中钨高新）。

石化化工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目前面临“基础产品供给过量、高端专用产品供给不足”的结构性矛盾及碳减排重任。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石化化工行业转型升级势在必行，重点聚焦产品高端化、产业绿色化两大方向。在产品高端化方面，一是，产业链向高端化延伸，如氟化工、磷化工等；二是，通过技术破垄断，打破关键原料“卡脖子”难题，如COC/COP、PI薄膜等。建议关注巨化股份、永和股份、三美股份、云天化、兴发集团、湖北宜化、新洋丰、芭田股份、阿科力、金发科技、瑞华泰等。在产业绿色化方面，低碳化进程持续推进背景下，废塑料化学回收前景广阔；同时，双碳目标打开气凝胶成长赛道，看好全产业链企业竞争优势。建议关注惠城环保、晨光新材、宏柏新材等。

在数字经济和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我国经济格局正在转变，近年数字经济不断向其他产业渗透，如果传统产业在我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不能完成数字化转型，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则将面临被淘汰的风险。建筑材料行业作为传统制造产业，对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等下游领域依赖度较高，目前我国建材行业整体发展仍主要依赖投资、资源要素投入等因素拉动。随着我国经济逐渐向数字经济转型，我国建材企业正加速从传统的规模拉动向创新驱动、数智引领、绿色低碳、提质增效等方向转变，推动建材产业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发展。在此过程中，行业龙头企业因具有资金、技术、规模优势等，有望率先实现转型升级，进一步提升企业整体竞争力和市场地位。推荐北新建材、中国巨石、华新水泥、伟星新材，建议关注海螺水泥、天山股份、凯盛新能。

建筑行业整体毛利率和净利率、应收账款占比、现金流等指标提升空间大。建筑头部企业积极向上、中、下游转型升级。无论是下游的房地产业务、还是上游的原材料业务、亦或是中游的制造业务，其毛利率均远远高于建筑施工业务的毛利率，现金流和回款也优于传统建筑施工业务。建筑企业的转型升级也是自身商业模式的迭代进化升级。头部建筑企业引领建筑行业的转型升级，在后城镇化时代有望在平稳的市场中率先破局。目前建筑头部央国企中，中国建筑、中国铁建、中国中铁、中国中冶、上海建工向下游房地产拓展；中国建筑集团、上海建工、北京建工等积极向上游原材料端拓展；中国中铁、中工国际、中材国际向工程机械领域外延；中国能建聚焦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力新能源、储能、氢能等领域。推荐积极转型升级的头部建筑企业：中国建筑、中国中铁、中国铁建、中国交建、中国能建、中国电建、中国中冶、中国化学、上海建工、中工国际、中材国际、隧道股份等。

双碳目标导向下，我国电力行业绿色低碳转型的趋势较为确定，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过程中，火电将从基荷电源向调节性电源转变，可靠性价值和灵活性价值将逐步兑现，容量电价、辅助服务等稳定性收入也将持续增长，从而带来收入、利润结构的重构，业绩稳定性也将不断提升，有望迎来估值重塑的发展机遇。对于绿电而言，我们认为其量增逻辑确定，板块长期成长属性明确；同时随着电力系统调节能力增强、政府授权合约推出、环境溢价走阔，我们预计绿电当下面临的消纳和电价下行压力有望得到缓解，拐点渐行渐近。建议关注华能国际、皖能电力、川投能源、长江电力、中国广核、三峡能源、龙源电力、中绿电等。

风险提示：国内经济复苏不及预期的风险；政策不及预期的风险；原材料价格波动超预期的风险；国际贸易摩擦加剧的风险等。

随着特朗普政府关键职位的提名逐步公布，以及对外经贸政策主张越来越多的主张为媒体披露，特朗普新政府对华关税政策的内容也逐渐明晰。与此前市场预期比，笔者以为有利的方面是主要是加征关税可能是个逐步的过程，不会一开始就是60%或更低，而美国和欧洲日本以及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的经贸关系也会备受打击，这也有助于中国修复与欧洲和日本等国家的经济关系；而不利的方面主要是中美关税冲突难以避免，两国关系可能又会重新因为经贸问题引发两国关系的全面恶化。

面对当前的局势，中国需要抓住一年左右的缓冲期，首要解决好房地产和地方债务问题，推动自身经济的企稳，其次是缓和和欧洲日本的经贸关系，防止欧洲和日本以美国构建新的对华经贸的统一战线。从中长期看，还是要加大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开放。只要中国做好自己的事情，中美彻底脱钩的可能性不高。

市场对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的关税政策一直存在较大分歧。一些观点认为特朗普可能在就任之后就立即大幅对华加征60%的关税，如他在竞选时做的承诺，而另一些观点认为特朗普意识形态色彩不强，重视商业利益，有谈判妥协的空间。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加征关税可能是个逐步的过程，但想要避免关税也不太现实。这两天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发帖，以未能有效管控毒品以及非法移民为由，宣称在其总统任期的第一天，将对所有从墨西哥和加拿大进入美国的产品征收25%的关税。他也以类似的理由宣布对所有从中国进入美国的产品额外征收10%的关税。

这一方面意味着关税的落地已经近在眼前，一方面也意味着短期中国面对的关税水平低于此前的一些预期。实际上，此前获美国财长提名的华尔街对冲基金投资人贝森特也呼吁，加征关税需要采取分阶段、逐步实施的方式。

对中国而言，美国加征关税存在三个不同的目的：增加税收，施压迫使中国改变一些经济政策，和强硬的拖钩战略。

第一个目的：增加税收弥补美国的财政赤字。近日，美国新财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关税可以作为多种工具来使用；他专门谈到在美国的早期历史上，关税长期是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在贝特森“三三三”的施政方针中，即美国经济增长达到3%、财政赤字回落到3%的GDP，和每天增加300万桶石油。把美国的财政赤字降低到3%的挑战很大，特别是还要落实特朗普减税的竞选主张。即使削减一些特朗普认为不合适的支出，如环保等，也很难实现万亿美元量级的赤字削减。马斯克推动政府精兵简政的效果仍属于未定之数，通过对进口产品包括对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则比较确定的有助于增加政府收入。

中美贸易摩擦以来，美国的关税从2017年的352.1亿美元上升到2023年的773.9亿元，应该大部分与中国的商品进口有关。根据美国Tax Foundation的估算，若对所有国家加征10%的关税可能为美国政府带来每年1700亿美元的收入，若税率达到20%，则收入可达2800亿美元。

第二个目的：以加征关税作为施压筹码，改变中国的补贴以及补贴等政策。贝森特明确表示，关税是特朗普总统与贸易对手的“协商工具”。他特别批评中国，“通过一系列政策将资源从家庭部门转移到制造业部门，（导致）中国出口产品开始涌入世界”、“市场准入和透明度的缺乏也使中国公司免受竞争压力”“当市场参与者没有相同的激励和约束条件时，自由市场经济逻辑就会崩溃”。

在这种情况下，美方可能利用关税迫使中国改变一些既有的政策安排， 以提升美国企业的竞争优势，获取更大市场份额。持有这类观点的美国经济界高层是很流行的。

当然，针对国际上对中国补贴制造业的批评，中国政府也已经在推到改革，比如，中国已经公布并实施了《公平竞争审查条例》。《条例》要求，没有法律、行政法规依据或者未经国务院批准，不得给予特定经营者税收优惠，实施选择性、差异化财政奖励或者补贴，也不得在要素获取、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方面给予特定经营者优惠。

第三个目的：美国鹰派，他们主张利用高额关税作为手段，推动中美经济完全拖钩。这是三个目的中最坏的结果，也更需要付出努力尽量拖延脱钩的时间。

美国的关税政策实施节奏偏慢，无疑有利于中国调整应对；而美国和盟友分裂加大，也有利于中国修复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但是，目前看特朗普加征关税的态度较为坚决，中美关系很难改善，是对中国不利的一个方面。

由于特朗普需要优先处理一些国内事务，如削减官僚体制等，目前看美国加征关税更可能逐步实施，这也意味着中国有一年左右更充裕的时间来应对关税的冲击。

例如，贝森特在其获得提名后的首次采访中表示，他的政策将优先事项将是兑现特朗普的各项减税承诺，包括使其第一任期内的减税政策永久化，以及取消针对小费、社会保障福利和加班费征收的税收。另外，高通胀引发民众不满是这次民主党大选失利的主要原因，抗通胀仍是特朗普第二任期需要解决的优先事项。短期对华大幅加征关税并不是当下的最优选择。

此外，美国对外加征关税不止是针对中国，其他国家包括盟友国家也是他的目标，这客观上有利于中国修复和相关国家的关系，从美国建立的对华包围圈中突围。

实际上，传统盟友加拿大已经被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直接威胁。而欧盟、日本对此也都十分警惕，严阵以待。例如日英两国政府已经在计划新设外交和经济阁僚参加的经济版“2+2”会议，帮助重建因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而倒退的国际经济秩序。

但是，特朗普政府加征关税的最终决心可能比较坚决，中国也需要做好中美贸易关系、乃至整体关系继续恶化的准备。

从特朗普挑选财政部长的人选来看，其对关税政策的落实比较坚持。据报道，特朗普曾经有四个财长候选人，除了贝森特之外，后来成为商务部长的卢特尼克、私募基金创始人罗文、美联储前理事沃什也都是潜在人选。罗文和沃什都是因为在关税问题上与特朗普立场并不一致，最终被特朗普排除在外；而贝森特之所以被选定，也是因为特朗普认为他更能执行政府的新政策。

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因为贸易摩擦中美关系急转直下。伴随着更高水平互征关税的到来，中美经贸关系再度受到冲击恐怕是大概率事件；而中美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这也意味着中国需要为更糟糕的中美关系做好准备。

当然，总体而言，中国需要抓住这一年的缓冲期，加速产业链重新布局、解决好房地产和地方债务问题，推动经济企稳。中期而言，要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力度。综合考虑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可能分歧加大，只要中国做好自己的事情，中美乃至中国和西方国家走向彻底脱钩的可能性不高。

俄乌战争后，对俄罗斯是“越打越穷”还是“越打越富”问题，引发了热烈讨论，答案莫衷一是。

不可否认的是，俄乌战争加速了俄罗斯政治经济政策的重大转变，即俄罗斯在政治经济上越来越重视国内自主的物质生产。俄罗斯推行了一系列的产业政策，许多工厂、农场和研究机构在苏联解体三十年后，终于再次获得了产业专项资金拨款。不少产业在民办官助的刺激下，产能恢复并超过了苏联最高水平。

此外，在政治上，技术官僚逐渐占据了政府中的主要位置。同时，俄罗斯各级官员也出现了在招商引资、产业复兴、基础建设等方面的“政绩竞标赛”。

产业政策、技术官僚、政绩锦标赛，使得俄罗斯政治经济具有了“有为政府”的色彩。而全国自上而下推崇“进口替代、力求增加出口”的重商主义，逐渐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近日，俄罗斯驻英国大使安德烈·克林在接受BBC采访时，自豪地宣传：“我们取代了英国的位置，制造业排在全球第7名，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成就。”他的这一表态，就是俄罗斯意识形态转变的体现。

在所有产业中，俄罗斯农业的复兴速度最为迅速。目前，俄罗斯与居民日常生活相关的七大食品类别中，肉类、土豆、水产实现完全自给。鸡蛋在选举前由俄农业部自导自演的短缺后，目前自给率也维持在98.6%。牛奶、蔬菜和瓜类的自给率，也均在食品安全线以上。只有在水果方面，由于气候和地理的限制，自给率只有46%，低于60%的安全线。

可以说，俄罗斯当前的农业，解决了吃饱和吃好的问题，把肉蛋奶菜都掌握在自己的菜篮子和饭碗里。要知道，这是前苏联自始至终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农业复兴大大提振了俄罗斯的民族信心。优秀的食品安全形势，也稳定了战争时期的食品物价，进而保障了俄罗斯民生和政治稳定。

俄罗斯的农业复兴，离不开俄罗斯自上而下的重商主义和产业政策。作为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访问学者，笔者近距离观察和参与了俄罗斯苜蓿产业复兴的过程，可以提供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

苜蓿作为高蛋白的牧草之王，是乳业和肉牛产业的物质基础，对人民吃肉喝奶极其重要。俄罗斯苜蓿产业也曾有过辉煌，前苏联的苜蓿产业和科技研发曾经接近于美国的水平。但是，在苏联解体后，由于苜蓿产业高度依赖集约化的种植加工储运体系和完整的肉奶产业链，俄罗斯大部分农村难以继续进行苜蓿种植，苜蓿产业也处于崩溃消失状态。

2014年后，俄罗斯苜蓿口的学者开始向俄罗斯农业部建言苜蓿产业的重要性。一些下海经商的学者，开始从事苜蓿种植、推广和产业协会重组工作。在此背景下，2018年，俄罗斯苜蓿在全国成规模地推开，并在2021年实现了国内自给。

2022年，普京总统曾亲自向习主席提出要向中国出口苜蓿，并获得批准。同年，俄罗斯政府开始向苜蓿研究机构拨付巨额专项基建经费，并通过与中国发改委功能类似的“部委-大型商业银行联席机制”，向牧草出口企业和产业协会批复和发放了专项产业资金。就在刚刚过去的10月，俄罗斯农业部和驻外使馆的官员，都在帮助商人向中国和沙特这两个苜蓿进口大国推介俄罗斯苜蓿。这个例子充分体现了俄罗斯民办官助的产业发展模式。苜蓿等饲草料的充足，也保障了战争期间肉奶供用和价格的稳定。

目前，围绕“物质生产能力的重建”，俄罗斯出现了以下深层的变化。

在意识形态方面，俄罗斯有一种思潮，主张“帝俄”、“苏联”、“联邦”三个时期互不否定。尽管当前俄罗斯人对苏联时代有各种各样的认识，但是他们大多都怀念和赞赏苏联时代巨大的物质产能。苏联的产能、帝俄的民族主义和宗教，以及联邦时期的市场经济，毫无矛盾地融合在一起，成为当前俄罗斯政治经济的重要意识形态。一些企业门口同时升起帝俄、苏联、联邦三面旗帜，这就是产业界的政治表态。

其次，俄罗斯当前有浓厚的“进口替代”和“增加出口”的重商主义氛围。在与俄罗斯学者和商人交流时，他们经常直言不讳地表示：“不希望出口原料，希望出口制成品”、“不希望中国人去俄罗斯包地种植，购买成品就可以了”、“不能从事大规模物质生产，会让中国人看不起”，可见他们对出口的渴望有多强烈。现在俄罗斯官员和商人与中方人员在谈判时，很讨厌中国企业提出的“轻资产”概念，大多要求中方技术转移，在俄罗斯建立组装厂。

今年上半年，俄罗斯汽车产业游说立法机构，出台针对外国进口车辆的高额报废税，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针对外国汽车的报废税，可以超过新车价格的1.5倍，基本上掐死了通过中亚国家“平行进口”汽车的通道。在当前的报废税限制下，外资企业如果要维持在俄罗斯汽车市场的份额，必须要进行本地化生产，这是俄罗斯版本的“市场换技术”。

俄罗斯在对外经贸方面，形成了具有俄罗斯特色的举国体制，这一点对中资企业影响较大。目前，中资企业普遍存在一种“俄罗斯现在被孤立，而且在战争状态，必须依赖中国产品”的认识。但是，俄罗斯自沙俄时代以来，在莫斯科-圣彼得堡有一些商业世家，数代人从事对外采购，具有庞大的采购网络。尤其是今年改组政府后，这批官商在政府里的位置，进一步强化了俄罗斯对外贸易的举国体制。

在对华采购中，俄罗斯采购商人秉持绕开一切中间商的原则，能够下沉到中国的县域，找到源头供用商。在实际操作中，俄罗斯采购人员反复地、耐心地询价。即使俄罗斯国内再着急，他们询价周期也很长。然后，他们会把供用商的报价向国内汇总，在实现摸底后，展开进行下一轮的压价。

这种举国体制非常有效，以至于中国的一些销售经理反映，俄罗斯现在是一个没有利润的市场。在俄罗斯采购商耐心询价和中资企业的相互竞价情况下，一些机电产品的价格在最近半年内出现了腰斩，部分产品几乎没有利润了。

不光在压价方面，这种俄罗斯特色的举国体制，也在迫使中资企业进行技术转移和就地生产。而大多数的中资企业，仍然没有觉察到俄罗斯存在对外经贸上的举国体制，低估俄罗斯商人的谈判能力，自己把利润“卷”没了。

目前俄罗斯这种政治经济转型，存在一些有利因素，也有一些不利因素。其中有利因素包括，俄罗斯仍然有一个相对封闭的俄语圈市场。由于俄语互联网的相对封闭性，俄罗斯本土互联网企业守住了俄语区，学习创新能力很强。比如最近俄罗斯本土电商OZON，也在搞双11购物节。战争和制裁，恰恰保护了俄罗斯相对薄弱的产业，予以他们恢复和发展的空间。

此外，前苏联培养的最后一批产业工人和科技专家，还具有工作能力，并且拿到了一定的拨款。他们是知道如何运作一个产业体系的。因此，由他们重建一些产业和研发体系，仍然比较快。

不利因素方面，首先是战争导致的俄罗斯国内利率升高，给民营企业带来很大的信贷压力。接近20%的基准利率，让一些无法获得军工订单的工厂和企业，难以进行技术改造和产能扩充。

尽管俄罗斯政府重视技术引进和产业自主，但是俄罗斯仍然缺乏推进这一进程的技术官员，在地方政府层级尤其缺乏。俄罗斯目前在推行非常激进的干部年轻化政策，90后纷纷上位。但是这些40岁以下的官员往往不知道如何推进产业发展和引进外资，比较急躁且缺乏章法，同时在老干部面前，镇不住场子。

除此之外，俄罗斯现在没有实现产业自主和对外开放的辩证统一。在民办官助的产业复兴过程中，一些商人往往会处于自身利益，在政策和法规中挖坑，以维持自身的垄断地位，过分排斥国外产品，不利于产业的迭代更新。而俄罗斯的科研经费基本枯竭，目前，俄罗斯又进一步减少了2025年的科技预算，许多科研人员靠情怀和科学世家的传统而苦苦支撑。

由于战争和欧美制裁的持续，俄罗斯的亲欧美势力在政治和经济上都不足以对抗本土产业派。因此，重商主义会在俄罗斯长时期处于主导地位，并孕育出相关的利益集团，从而继续促进俄罗斯相关产业的复兴，也会增强俄罗斯的贸易保护主义。

因此，具有“有为政府”色彩、重建物质生产能力、追求“重商主义”的战时俄罗斯，肯定不能算是一个完全美好的贸易伙伴。但俄罗斯在本轮科技革命中，各种因素驱动的再工业化，无疑有利于它承接产业技术扩散，跟上本轮科技革命。因此，重建物质生产能力的俄罗斯，仍将是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的一个重要棋手。中国政界、产业界和学术界，需要强化对俄罗斯的理解和认知，未雨绸缪地管理和协调中俄关系。

“里根大循环”（1982-1985年）的历史背景是，美国经济在1970-80年代初陷入“大滞胀”，1981年里根上台后，实施了减税、减少政府开支、放松管制、强硬国防和外交等政策。经济表现上，经历前期衰退后，1983-1985年呈现出“强有力的经济、强势的货币、庞大的预算赤字、巨额的贸易逆差”，最终实现了“无通货膨胀下的经济增长”。

“大循环”的关键传导路径包括：减税、经济增长和赤字适度扩张；经济增长、高利率和资本流入；内需增长、强势美元与贸易逆差；国防支出与强势美元；经济增长、高利率、进口增长与物价稳定。1986-1989年里根执政后期，美国继续保持“无衰退、无通胀”的经济环境，且拉开二十年“大稳健”时代序幕。然而，“里根大循环”并没有能够延续下去，“高利率”、“强势美元”、“高赤字”和“巨额贸易逆差”等特征先后出现转折，主要原因在于美元走强与财政赤字扩张不可持续。

先比较政策：首先，特朗普与里根一样采取了“减税+强硬国防”的内外政策组合，这曾是“里根大循环”的关键起点。其次，特朗普与里根执政时都呈现了“宽财政+紧货币”的政策组合，尽管特朗普并不支持货币紧缩。再次，里根和特朗普都希望扩大出口，但特朗普采取了更加激烈和直接（关税）的贸易保护手段。最后，特朗普和里根对美元的态度“表面不同、实质相近”，都较大程度上放任美元自然走强，但也关注汇率过强对贸易的负面影响。

再比较经济：2017-2019年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内，出现了类似“里根大循环”时期（1983-1985年）的经济情形；但是从赤字扩张、高利率、强美元和贸易逆差的程度上看，“特朗普大循环”的程度明显弱于“里根大循环”。展望特朗普的第二任期：“特朗普大循环”可能更加不稳定，且美国经济能否继续保持“无衰退、无通胀”格局有待观察，尤其是通胀反复风险值得警惕。具体原因包括：特朗普减税政策收益或不明显，财政赤字扩张压力更大，贸易保护程度可能更深且贸易逆差更难扩大，货币政策独立性可能弱化等。

美债：利率都先升后降，紧跟货币政策变化，都经历了美联储从加息到降息的过程。展望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债利率也可能“前高后低”。

美股：整体表现积极，但“里根大循环”后期因经济疲弱等引发崩盘。展望特朗普第二任期，美股虽大方向积极但面临通胀反复等风险。

美元：在里根时期呈“倒V型”走势，特朗普时期走强。展望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元可能继续偏强但有边界。

黄金：里根时期紧跟美元呈“V型”，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元解释力弱化。展望特朗普第二任期，金价可能先弱后强，且投资机遇或高于风险。

风险提示：美国经济和通胀超预期下行，美国货币政策超预期变化，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内或对外政策落地不及预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