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观的大摩：盈利骤然下降将扼杀美股反弹，欧股今夏可能回调超10%

John Ad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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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与欧美股市截然相反，大摩认为日本、韩国等亚洲市场股票仍有上涨空间，并建议增持发达市场的政府债券和美元。

摩根士丹利高呼，美国企业的盈利将暴跌16%，美股的涨势即将被踩下刹车。今年表现出超强韧性的欧股，也会因欧洲经济增长放缓，在下半年陷入调整。

6月5日，摩根士丹利首席股票分析师Graham Secker等发布报告称，美股或将在今年年底前跌近10%至3900点，而欧股则将在今年夏天下跌超10%。

与欧美股市相反，大摩认为日本、韩国等亚洲市场股票仍有上涨空间，并建议增持发达市场的政府债券和美元。

今年年初至今，日本股市和韩国股市先后步入牛市，日经225指数累涨超25%，站上32000点的历史高位；韩国KOSPI指数累涨超17%；欧洲Stoxx600指数涨近8%，不及标普500近12%的涨幅

美国企业盈利将开始暴跌

报告认为，企业盈利将开始暴跌，今年标普500指数成份股公司的每股收益将大幅下降16%。

这也成为了彭博社追踪的各大华尔街投行对美股最为悲观的预期之一，与高盛的乐观预测形成了鲜明对比，高盛近期发布的报告预测，标普500成份股公司的盈利将温和增长。

大摩认为，不断恶化的流动性背景可能会在未来三个月给股票估值带来下行压力，同时随着企业营收增长放缓及利润率进一步下滑，预计企业每股收益也将令人失望。

为了充实TGA账户，财政部即将大量发债。华尔街大行们警告了大量美债发行对于流动性、以及股票和债券的影响。

大摩预计，标普500成份股公司的平均每股收益为185美元，而其他投行的预测中值为206美元。

大摩预计年底标普500的将跌至3900 点，距离上周五的收盘价4282.37点还有近10%的下跌空间。花期银行的估计显示，在如此大规模的流动性紧缩后，标普500指数在两个月内的跌幅中值可能达到5.4%。

比美股更惨的是欧股？

大摩认为，因经济增长放缓及流动性恶化对企业收益的负面影响，欧洲股市可能在夏季下跌10%：

考虑到投资者倾向于持有防御性股票而非周期性股票，我们将欧洲金融行业股票评级下调至“中性”，将制药行业评级上调一级至“增持”。

摩根士丹利表示，欧股在2023年以来的的涨势居于全球前列，但欧洲企业利润率下滑叠加欧洲经济疲软，2023年下半年开始欧股将进入下跌周期：

我们认为这才是欧洲经济疲软的开始，而欧洲股市的调整周期开始得晚于预期，这限制了2024年欧股潜在的反弹。

在欧洲央行仍在继续激进加息之际，欧洲股市正面临压力，落后于今年以来标普500指数12%的涨幅。

现在市场普遍认为，尽管欧元区通胀已大幅回落，但无碍欧央行在10天后的议息会议上继续加息。

Secker表示，金融股一直在推动欧洲今年出色的盈利表现，但金融股进一步上涨的空间有限，欧股的涨势可能到头了。

文章来源：华尔街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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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本文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个人投资建议，也未考虑到某些用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其他需要。据此投资，责任自负。

Kevin Du

需求-价格-利润-就业是美国当前高通胀的循环路径。需求导致企业提高价格，企业有利润就增加就业，形成了美国通胀的韧性，尤其是核心通胀率的极强黏性。如果美国居民消费习惯向疫情前的状态回归，则会持续支撑通胀的韧性。市场风险偏好不恶化导致金融条件即使有所收紧也难以导致资产价格出现显著下降，尤其是美国股市在银行关闭风波的冲击下，依然高位运行。在通胀已有明显下行但仍显著高于2%的通胀目标背景下，美联储会持续紧缩，并会考虑与财政部债务筹资之间的协作：6月份或不加息，通过财政大规模发行债券，尤其是短期债券，吸收市场流动性，继续紧缩，高利率将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

6月2日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份非农新增就业33.9万人，是今年1月以来最大增幅。5月份失业率升至3.7%，相比4月时的3.4%有所上升，仍接近于历史低位，低于美联储确定的长期自然失业率4%。5月份平均时薪环比上涨0.3%，同比增长4.3%。5月劳动力参与率维持在4月份的62.6%，低于疫情前的63.3%。

从通胀率（PCE）来看，PCE从去年6月份同比高点7%下降至今年4月份的4.4%，核心PCE从去年2月份同比高点5.4%下降至今年4月份的4.7%。核心通胀率黏性极强，从去年底以来几乎没有变化，考虑到去年同期基数的不断抬高，更凸显了核心PCE的极强黏性，核心PCE同比涨幅连续2个月超过PCE同比涨幅（图1）。

图1：美国经济中通胀率（PCE）和核心通胀率（%）

美国核心PCE黏性为什么如此之强？这一点也许可以从美国居民消费结构上尚未回归至疫情前的习惯来寻找一些原因。在低失业率和薪资上涨的背景下，美国居民商品支出占比增加，服务支出占比仍未达到疫情前5年的平均水平。2015-2019年美国居民商品支出年均占比31.45%，服务支出年均占比68.55%，年度之间差距最大值不足1个百分点，消费结构相当稳定。2020-2022年商品支出年均占比33.96%，服务支出年均占比66.04%，疫情使美国居民消费结构出现了明显变化，居民把更多的支出配置在商品消费上，服务业消费占比下降了2.5个百分点。2023年1-4月商品支出和服务支出占比33.58%和66.42%，相比疫情前5年的支出结构依然存在明显差异。世界卫生组织（WHO）在今年5月5日宣布，新冠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如果消费习惯持续回归到疫情前的状态，那么服务业消费的占比仍有2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

图2：美国经济中居民商品和服务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从商品支出结构来看，2015-2019年美国居民商品支出中耐用品和非耐用品占比相当稳定，年度均值33.64%和66.36%，差不多分别为1/3和2/3。耐用品和非耐用品年度差距最大都不足0.44个百分点。疫情时期的2020-2022年耐用品和非耐用品占比分别为36.51%和63.49%。2023年1-4月均值为37.13%和62.87%，非耐用品消费仍比疫情前5年低3个多百分点。一般来说，经济下行收入下降时期，居民首先减少的是耐用品消费，从上述消费结构看，目前还未出现这样的明确信号。因此，耐用品支出占比上升以及非耐用品支出占比还有提升空间支撑了美国通胀率，尤其是核心通胀率。

以当前价格计算，今年1月份以来美国居民个人支出突破18万亿美元（月度年率），1-4月是缓慢递增的，4月份支出年率达到18.23万亿美元。如果美国居民消费习惯存在向疫情前回归的趋势，那么服务业价格将获得比较久的支撑。

高通胀背景下，市场需求成为企业提高价格的首要因素。纽约联储近期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企业涨价最主要的原因是需求力度。近83%的被调查企业认为需求力度是企业调整价格的因素，远超加息导致的资本成本上涨因素（30.4%的被调查企业认为资本成本是调整产品价格的因素）。获得稳定的利润边际以及工资和劳动成本也是企业调整价格的重要因素，大约70%的被调查企业认为这两个因素也是调整产品价格的重要因素（图3）。

图3：高通胀环境下企业调整价格的影响因素（%）

依据BEA提供的数据，美国居民家庭储蓄2020年接近3万亿美元，2021年下降至2.24万亿美元，2022年骤降至不足0.66万亿美元，今年1季度年率有所上升，上升至约0.83万亿美元，美国居民由于财政刺激等因素带来的超额储蓄已经基本消耗完毕。从净储蓄中美国公司未分配公司利润（Undistributed corporate profits）来看，2019年不足0.5万亿美元，2020年为0.57万亿美元，2021-2022年均突破了1万亿美元，分别达到约1.09和1.17万亿美元，2023年1季度年率也接近1.01万亿美元。2015-2019年美国公司未分配利润在4700亿美元-6300亿美元之间，年均5733.6亿美元。今年1季度年率的未分配利润大约是疫情前5年年度均值的176%。

从美国金融市场风险偏好来看，金融条件指数及其中的风险偏好指数在3月份银行关闭风波后暂时平息后有所放松，截止5月26日，联储芝加哥分行提供金融条件数据为-0.288，风险偏好指数为-0.44，投资者的风险偏好还未恶化（图4），这是支撑美国股市高位运行的重要因素。

图4：美国金融条件指数（NFCI）及其中的风险指数变化

一般来说，美国企业利润下降，投资者风险偏好下降，这两大微观基础发生实质性变化，通胀会持续下行。目前，需求-价格-利润-就业是美国当前高通胀的循环路径。对美联储来说，只有持续紧缩。6月3日拜登签署了联邦政府债务上限和预算的法案，暂停债务上限至2025年初。截止到2023年6月1日，美国财政部一般账户（U.S. Treasury, General Account）资金下降至485.1亿美元。从疫情前的2018-2019年来看，一般保持在3500亿美元左右，今年初大约在3800亿美元左右。接下来美国财政部可能会快速发债，考虑到当前的高利率成本，应该会侧重发行短期国债。从目前美国市场流动性来看，还是很充裕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债券发行，但可能会造成短期中债券供给过度带来的流动性冲击。美联储纽约分行逆回购数据显示，1年以来的隔夜逆回购规模均在2万亿美元及以上，目前逆回购的利率高达5.05%，美联储的隔夜逆回购机制对许多符合条件的货币市场基金的商业模式越来越重要，它提供了具有竞争力回报的安全投资，这也是导致今年以来美国银行业储蓄搬家的原因之一。

美联储会考虑到债券供给对市场流动性造成的冲击，美联储可能会与财政部债务筹资之间协作：6月份或不加息，通过财政大规模发行债券，尤其是短期债券，吸收市场流动性，继续紧缩。然后在6月份主要经济数据出来之后，再决定7月份是否加息的基调。美联储至今也没有承诺何时停止加息。

借用欧洲央行行长Christine Lagarde今年6月1日在欧洲央行“The fight against inflation”中的话来说，快速加息可以想象成一架飞机快速爬升至巡航高度。快速加息爬升，但是否已经爬升至巡航高速，还存在不确定性。这句话贴切地说出了美联储和欧洲央行当前面临的实情。看来，美欧的高利率将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

文章来源：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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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经济

图：土耳其要实现新一轮经济增长，需补齐自身的经济产业结构短板，并平衡好内需和外需的关系。

土耳其自1960年代起，着手推进现代化进程，1980年代建立外向型经济为主的模式，2013年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成功跨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从土耳其的经济转型经验来看，由外向型经济模式转向内生性增长型经济，需要抓住有利时机，推动经济改革和扩大开放，降低外债占比，创造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动能。

不过，土耳其的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外部市场，国内经济产业结构比较单一，因而在连续遭遇地缘政治等外部冲击后，经济逐渐演变为恶性通胀型经济，外债占比过高，利率偏低，拖累经济增长。虽然土耳其2021、2022年的GDP增长率分别达11%、5.6%，但通胀水平仍偏高。世界银行近期上调土耳其于2023年和2024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分别为3.2%、4.3%。展望未来，土耳其经济转型压力巨大，但仍有较大潜力和机会实现更高的发展目标。

经济转型路径模式：一方面，转向西方确立外向型经济。土耳其横跨亚欧大陆，兼具东西方文明特性。1960年代，土耳其推进经济改革，1980年代确立出口导向政策，一方面充分利用工业制造基础扩大初级产品出口，另一方面开放国内市场，引进外资，转型成效显著。1960至2021年，土耳其GDP从约689.5亿美元增至1.13万亿美元，其中1980至2021年GDP实际同比增速平均值保持在4.6%左右。尽管多次遭遇外部冲击，其经济增长并未中断。但是，土耳其过去积累的经济增长潜力却存在下滑趋势，主要表现为恶性通胀、高债务及贸易赤字过高等，长期困扰土耳其经济转型。依现阶段土耳其的经济增长水平，有望在2025年人均GDP超过1.5万美元，迈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但能否跻身发达经济体还存在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扩大开放融入全球化进程。1960年代土耳其逐步融入全球化进程，大力拓展与欧洲国家的经贸关系。1961年土耳其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创始会员国，1963年欧洲经济共同体与土耳其签署逐步建立关税同盟的协议，1987年正式申请加入欧共体，1999年获得欧盟候选国资格。1990年代，土耳其转向贸易自由化，实施资本账户自由化，1996年土耳其与欧洲联盟建立海关联盟，此后约40%至50%的出口目的地为欧盟国家，但近年出口至传统欧洲国家的贸易占比逐步下降。此外，土耳其积极拓展与中国、俄罗斯等新兴市场的经贸关系，转向多元化贸易。2021年土耳其与俄罗斯的贸易额达300亿美元，2004至2021年土耳其与中国的贸易额从34亿美元增至342亿美元。鉴于土耳其战略区位特殊，预计未来在全球经济治理和国际事务扮演独特角色。

科研投入不足，影响发展动能

转型的经验和教训：其一，实现经济转型有赖于增强发展动能。从指标来看，土耳其的经济转型无疑是比较成功的，GDP总量规模跃居世界前20位，人均GDP迈入1万美元关口，保持长期稳定增长。但是，对比其他成功跨入发达经济体的国家，土耳其的未来发展动能可能存在不足。从经济结构、内生性增长以及国内需求发展来看，土耳其的制造业优势持续增强，2021年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提升至22%，但经济产业结构的短板也比较突出，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支柱产业，科技研发投入严重不足。2022年9月，土耳其发布2023至2025年经济规划，坚持低利率政策，优先考虑生产、增长和出口，争取稳定汇率、降低通胀、实现经常账户盈余。目前来看，土耳其的全面经济改革方案并未取得完全成功，仍需加大力度，扭转恶性通胀循环，将更多资源投入到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领域，加快发展机械制造、航空航天等传统优势产业，培育新的增长动能。

其二，维持贸易平衡亟需强化贸易竞争优势。“二战”后世界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期，土耳其抓住机会，由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经济过程中，获得以德国为主的欧洲国家的大量外资，推动建立现代经济产业。另方面，土耳其积极开放国内市场，实施自由贸易政策，并在OECD、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机构援助下，搭建新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框架，支持经济增长。但是，土耳其的开放型经济存在结构性缺陷，出口仍以农产品、食品、纺织品、服装等劳动密集型商品为主，竞争力不强，进口商品主要为能源化工、机械设备等，进出口商品价差过大，导致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由于经常账户赤字持续扩大，国际收支长期不平衡，外汇储备积累较少。未来土耳其要推动贸易结构调整，加快扭转贸赤，除扩大投资外，还应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加强货币政策改革，建立完善适应经济可持续增长和金融稳定的经济治理模式。

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一是对外依存度过高造成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足。早期土耳其的经济转型主要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依赖外资、进出口贸易和服务业。1960至2021年土耳其的贸易额占GDP比重从5.73%增加至71.21%，第三产业占据主导地位，第三产业主要为贸易和服务业，且贸易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服务业主要依赖旅游业。土耳其在经济转型中开放大量国内产业，因而外资的影响力较大。1980至2020年土耳其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存量从88亿美元增至2290亿美元，占GDP比重上升至22.5%。虽然外资对土耳其的经济增长起到推动作用，但外债同时攀升，2020年达约4359亿美元，2021年末土耳其的外储占外债的比重仅为25.1%。外向型经济的土耳其容易受到外部环境影响，短期很难摆脱外资对本国产业结构的约束，而且外债占比过高也制约经济改革的财政资源。

通胀持续高企，贸易赤字严重

二是长期恶性通胀致使财政和货币政策操作空间受限。长期以来，土耳其饱受高通胀之苦，通过各类经济改革也未能减缓高通胀走势，1983至2022年消费物价指数（CPI）按年平均值高达38.7%。土耳其外向型经济模式的缺陷集中反映在高外债，虽然贸易额占GDP比重较高，但贸易竞争优势并不突出，造成贸易赤字居高不下。长期的高通胀不仅削减了国民福利，增加生活成本，而且因贸易赤字扩大导致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成果被高通胀覆盖。为应对高通胀，土耳其接连实施低利率的货币政策，致使土耳其货币大幅贬值，购买力下降，但高通胀并未得以缓解。

未来发展前景：土耳其的经济转型经验表明，找到适合自身国情特色并根据不同发展阶段调整经济改革进程至关重要。1960至1980年代土耳其进行两次比较大的经济改革试验，确立了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跻身世界前二十大经济体之列。由于全球化竞争加剧，外向型经济模式在早期利用经济改革红利能够发挥最大化效用，但在后期却逐渐显示出发展劣势。总体看，土耳其仍有增长潜力，2010至2021年间GDP增长平均值约6%左右，但能否完全实现2023至2025年经济增长目标分别为5%、5.5%和5.5%，难度比较大。

补齐产业短板，把握科技革命

土耳其迫切要解决恶性通胀、高外债及高贸易赤字等问题，扭转严重依赖低利率提供富余流动性的倾向，防止出现金融主导经济趋势，聚焦增强制造竞争力。未来要实现新一轮经济增长，仍需补齐自身的经济产业结构短板，平衡好内需和外需的关系，在强化贸易竞争力提升的同时，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发展新潮流中抓住机会，加快推动产业升级，构建新型产业体系，扩大以制造业为基础的贸易份额，促进外向型经济转型为内外兼顾的结构性改革，有效解决“高通胀、高利率、高赤字、高外债”的“四高”问题。

文章来源：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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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n

自2021年以来，内求发展、外求缓和成为中东地区形势少有的积极气象。一方面，在“阿拉伯之春”延宕十多年之后，民生之艰和转型之难，都使地区国家在付出沉重代价后，彻底认识到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所在；另一方面，冲突对抗导致地区大国国力严重透支，促使地区大国改变外交思维，沙特、伊朗、土耳其等地区大国引领的国际关系缓和潮流不断深化，使地区格局从长期以来的冲突对抗转向对话缓和。

此外，影响中东地区的大国关系格局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冷战后美国霸权长期主导中东地区的局面，正在向美国、欧洲、俄罗斯、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大国共同影响中东的多极化方向发展，进而使中东地区内求发展、外求缓和的外部环境得到极大的改善。

尽管影响中东地区形势的内外环境均在发生深刻的积极变化，但长期存在于中东地区体系中的矛盾张力依然存在，其中威权与民主、宗教与世俗、缓和与对抗、依附与自主、东方与西方等比较突出的矛盾张力依然存在，并且因矛盾力量的变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呈现出新特点，滋生出新矛盾和新问题。笔者试图结合历史与现实对这些问题进行剖析，本文主要聚焦威权与民主的关系问题。

中东的威权与民主政体

长期以来，威权体制是多数中东国家政治体制的典型特征。无论是传统的君主制国家，还是现代的共和制国家，其政治体制多具有领导和决策权力高度集中的威权特征，并与军人干政、教权体制相结合衍生出其他特殊的威权体制。

在历史上，中东国家的威权体制主要包括以下主要类型：

第一，传统君主制威权政体，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为典型代表。传统威权政体具有如下特征：国家权力集中在世袭君主及其家族手中；统治权威和政治合法性主要来源于习俗和宗教等传统理念；没有完整的政治体系和法律体系，缺乏现代政治参与。

第二，现代共和制威权政体，在“阿拉伯之春”前，埃及、叙利亚、伊拉克、也门、阿尔及利亚等国家为典型代表。国家权力掌握在少数政治精英手中，并借助政党和军队进行政治控制；政治合法性源自民族主义等现代意识形态、民族独立和发展的功绩；有相对完整的政治体系和法律体系，有一定的参政渠道，但民主制度仍不健全。共和威权政体还多与军人政权结合在一起，即中东的许多共和制威权政体都是通过“军官革命” （如埃及，1952；伊拉克，1958；利比亚，1969年）或“军事政变”（如伊拉克，1963；叙利亚，1970）的方式建立。

第三，教权主义的威权政体，以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为典型代表。在伊朗“法基赫”（教法学家，即宗教领袖）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制的权力中枢。法基赫是武装部队总司令，有宣战和停战的权力。他还有权任命“监护委员会”的半数成员，任命总检察长和最高法院院长，批准总统候选人和根据最高法院和议会的提议任免总统。尽管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实行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但政府三个分支机构的权力都源于法基赫，都必须在法基赫的监督下运作。

从威权和民主关系的角度看，中东的多数国家被归入威权国家行列，而只有实行议会民主制的国家以色列、土耳其被归入民主国家的行列。但耐人寻味的是，埃尔多安、内塔尼亚胡主政的土耳其和以色列在当前均出现政治集权和政治强人相结合的威权主义趋势。

重回或走向威权：中东国家政治转型的归宿？

首先，被“阿拉伯之春”冲垮的共和威权政体在重回威权政体。在“阿拉伯之春”中，受到冲击最为严重的是现代共和制威权政体国家，它们多在民众抗议浪潮冲击下发生政权更迭。但充满讽刺的是，在经历混乱的转型和动荡之后，尽管这些国家通过重新制定宪法、组织议会选举等方式进行政治转型，但受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这类国家基本上又重回威权体制。埃及的塞西政权为典型代表，突尼斯总统解散议会强化总统权力的做法也是威权和民主混乱关系的集中体现。因此有阿拉伯学者把这种体制称为“共和君主制”。

其次，传统君主制国家的改革并未导致威权体制的松动，甚至使威权体制得到强化。对于传统的君主威权体制国家而言，“阿拉伯之春”的最大冲击在于如何维护政权安全。在沙特等国家加强政权安全的过程中，其主要做法是推出大规模的经济改革规划，改善民生福利，通过社会改革赋予民众特别是妇女更多权利，以维护政权安全。但以国王家族为核心的威权体制并未发生松动，反而通过王储废立和反腐等方式得到极大的加强。

再次，伊朗的教权威权主义体制依然牢固，宗教领袖依然是主控伊朗在保守和温和之间进行摇摆的核心。伊斯兰革命四十余年来，对内保守、对外封闭是霍梅尼时期（1979—1989）的核心特征。在后霍梅尼时期，伊朗政权在温和派与保守派之间摇摆，而伊朗现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无疑是控制政治钟摆的舵手。期间虽经历多次政治抗议，如2009年的“绿色运动”和2022年的“头巾运动”，但宗教领袖领导的威权体制并未松动。

最后，传统的议会民主制国家以色列和土耳其，有可能走向通过体制改革进行集权与政治强人相结合的特殊威权。近年来，特别是2023年，土耳其和以色列的政治发展十分引人注目。两个国家都是中东最西方化、现代化的议会民主国家，但近年来都呈现出政治集权和政治强人相结合的威权政治发展趋势。

在土耳其，2003年以来主政土耳其的埃尔多安已经通过一系列改革，特别是通过改议会制为总统制，实现了总统制与政治强人的结合，已经有向中东常见的共和威权政体变化的趋势。但其难以回避的是此次大选艰难胜利后政治、经济、社会、外交领域的诸多挑战。

在以色列，政治强人内塔尼亚胡创造了自1996年以来长期率领利库德集团主导以色列政治的神话。但以色列近年来国内政治的碎片化和议会民主制门槛过低的痼疾，使以色列的政治发展呈现出畸形特征，导致联合政府多次解散、三年内五次大选的政治畸变。在这种困境下，内塔尼亚胡力图通过司法改革强化政府权力，建立事实上的威权体制来摆脱以色列政治碎片化、政治撕裂的矛盾，但因遭到国内朝野的坚决反对而搁置。但就以色列政治碎片化、政治极度撕裂的困境而言，集权制改革或许已成为以色列政治发展的出路。

走向威权不一定意味着历史倒退

威权与民主作为矛盾对立物，并无明显的褒贬之分，其关键在于是否适合国情，是否有利于实现现代化所需要的稳定和发展。在近现代历史上，威权体制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作用，并且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

从积极方面看，威权体制发挥的积极作用主要包括动员、领导民众反殖民反封建，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调控国家资源，促进经济发展；抵抗外来侵略，维护民族利益；对混乱时期多党制民主的运作起纠偏作用（如土耳其的三次军人干政）等。因此，在中东民族国家建立初期以及改革转型的关键时期，威权体制的积极作用体现得较为明显。

但威权体制的消极作用也不容忽视。阻碍国家的民主化和法制化进程，如老人政治、军人独裁；非实际民选；高度集权；任意修改法律；缺乏监督的个人专断；忽视市场调节作用、管理落后；裙带主义和腐败严重等，都是中东国家威权体制的弊端。在国家体制陷入长期僵化，缺乏改革发展之际，以集权和政治强人为特征的威权体制便会制约国家发展，甚至最终以改革或革命等方式被调整和重建。

在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和中东大变局的背景下，一定程度的威权或许有助于中东国家实现内求发展、外求和平的重大诉求，但中东国家绝不能因此而排斥世界民主化的潮流和趋势。

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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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政治

经济

全球主要半导体制造设备企业将扩充韩国基地。最大的半导体制造设备企业美国应用材料公司（AMAT）计划在首尔近郊新设研发中心。荷兰阿斯麦（ASML）也将建设服务网点。在韩国，三星电子提出了在约20年内投资30万亿日元建设半导体生产基地的计划。正以巨额投资的磁力吸引大型设备企业聚集。

大型半导体制造设备企业的高管相继访问了首尔市周边的京畿道的道厅。目的是讨论道内的投资计划、基础设施建设、税收优惠等。

韩国政府3月公布了“国家尖端产业培育战略”，三星宣布到2042年将投资300万亿韩元在京畿道龙仁市建设半导体生产基地。韩国政府计划使供应商集中在半导体工厂周边，正在商议税收优惠等招商政策。

半导体第2大厂商三星和第4大厂商SK海力士原本就在京畿道建立了主力生产基地，持续进行活跃的设备投资。韩国主要半导体工厂都位于半径约30公里的圈内，三星也公布了新生产基地计划。

在半导体生产聚集地的巨额投资将吸引设备厂商聚集。

在半导体制造设备领域居首的应用材料公司以龙仁市为第1候选，推进新建研发中心的计划。目标是在2023年内选定地段，几年内投入使用。该公司在半导体电路形成工艺的众多设备中占有很高份额，还与三星开展大量合作开发。

半导体制造设备领域的第2大企业、擅长光刻设备的ASML正在华城市建设组装和研修中心。投资额为2400亿韩元，预计2024年投入使用。

除了具备1台超过100亿日元的高性能设备的部件更换功能外，还将承担传授复杂操作经验的训练中心功能。作为面向三星、SK的客户服务，对2家公司的技术人员等实施培训。

在日本企业中，Tokyo Electron将扩充华城市的技术开发基地。在三星半导体部门的研发基地旁边增设清洁车间，扩充设备。Tokyo Electron表示，“将贴近客户，提高信任关系并提供设备和技术”。

此外，爱发科（ULVAC）2024年将开设该公司在韩国的第一个技术开发基地。原日立制作所系企业KOKUSAI ELECTRIC及日立高新技术（Hitachi High-Tech）也将增强清洁车间等，完善技术支援体制。

大型半导体设备企业的目的是，在难度较高的尖端半导体制造工艺上提供大力支持，以此为卖点促进订单的扩大。通过缩短物理距离，尽量减少试错时间，有望产生提高开发效率的效果。

三星特别提出了与设备厂商、材料厂商共同奋斗的方针，启动了超越企业范围的尖端开发项目。大型半导体设备企业在附近安排技术人员常驻有很大好处。

三星在日本横滨市新设开发基地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此举是为了与包括中型、中小企业在内的材料和设备供应商的研发部门加深合作。

全球最大半导体代工企业台积电（TSMC）已率先采取同样的举措。全球供应商已进驻了台积电的根据地台湾新竹地区，正在进行尖端半导体开发的磋商。三星在最尖端半导体方面紧追台积电，也以先进的制造技术为目标，推出了共同奋斗战略。

对于大型半导体设备企业来说，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最尖端半导体的生产商基本只有台积电和三星这2家。如果不能与这2家公司共同开发，就有可能跟不上技术趋势。半导体设备领域的大型企业也仅有几家，形成了容易在少数参与者之间推进合作的局面。

半导体是中美对立的焦点，美国政府已开始限制对中国大陆出口半导体设备，这也是影响因素之一。三星和SK对中国大陆现有基地的投资受到限制，不得不在韩国国内扩大投资。半导体设备企业也迫切需要增加中国大陆以外的订单，以弥补中国大陆订单的缩小。

而且，为了强化本国的半导体产业，各国政府在吸引相关企业建厂上展开了竞争。从大型设备企业的角度来看，目前处于邀请者众多的状态，也有很多企业为经营资源的地域分配而头疼。大型半导体设备企业优先在韩国和台湾扩充基地的动向短时间内或将持续。

文章来源：日经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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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antha Luan

经济

我们获悉，一项调查数据显示，欧元区上个月企业活动继续高于荣枯线，主要因占主导地位的服务业抵消了制造业下滑加剧带来的影响。该调查还显示，欧元区整体物价压力有所缓解。标普全球(S&P Global)编制的欧元区综合采购经理指数(PMI)终值从4月份的54.1降至5月份的三个月低点52.8。该指数由标普全球(S&P Global)编制，被视为衡量整体经济健康状况的良好指标。尽管该指数仍远高于50的荣枯分水岭，但低于53.3的统计初值。

欧元区5月综合PMI降至三个月低点，制造业低迷仍在延续_1

最新数据标志着自欧元区2023年初经济活动开始再次上升以来的首次增长放缓，产出增幅为三个月来最低。服务业活动继续增长，尽管速度放缓，而由于订单迅速恶化，制造业生产水平以11月以来的最快速度下降。新业务总量在5月份几乎停滞不前，新出口销售额连续15个月下降，而创造就业不例虽然低于4月份，但稳健且快于整个系列平均水平。最后，欧元区成本压力进一步降温。

来自汉堡商业银行的首席分析师Cyrus de la Rubia表示：“相对有弹性的服务业活动增长应能确保欧元区经济重获一些立足点，并在第二季度稍微显示出正的扩张速度，此前10月至今年3月期间GDP可谓停滞不前。"

涵盖广泛服务业的采购经理指数从4月份的56.2降至55.1，低于55.9的统计初值。上周公布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显示，尽管价格下跌，但需求大幅下滑，工厂活动的低迷形势进一步加剧。上周公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5月制造业PMI终值为44.8，前值为45.8，5月公布的初值数据则为44.6。

欧元区5月综合PMI降至三个月低点，制造业低迷仍在延续_2

5月份欧元区整体成本压力有所降低，综合投入和产出价格指数均有所下降。产出指数从56.8降至56.4，为2021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尽管这可能会受到尚未将通胀降至目标水平的欧洲央行决策者的热切欢迎，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厂降价，服务业表现仍然强劲。此外，服务公司不断加快收费步伐，主要因消费者对服务业的需求仍在继续上升。

企业也在增加员工，尽管速度有所放缓，就业指数从4月份的11个月高点55.6降至54.6，仍位于高点附近。

汉堡商业银行的首席分析师Cyrus de la Rubia表示:“欧元区的服务业得到了强劲的劳动力市场、不断上涨的工资和整个欧洲蓬勃发展的旅游业的强力支撑。”“服务业得到了新出口业务PMI数据的证实，该PMI包括与旅游相关的需求，仍接近5月份的系列峰值。”

文章来源：智通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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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n

近日，越南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越南5月份出口同比下降5.9%，连续第四个月出现下滑；进口同比下降18.4%。今年前五个月，越南出口同比下降11.6%，至1361.7亿美元；进口下降17.9%，至1263.7亿美元。

近年来，越南经济增长快速，成为全球颇为亮眼的明星经济体。其2022年GDP增长8.02%，创下了25年来的最快增速。然而，今年来，越南对外贸易持续下滑，经济数据出现“过山车”式变化，引起舆论关注。

越南对外贸易为何下滑

近年来，越南经济增速明显，加之受益中美经贸摩擦所带来的订单和产业转移，越南对外贸易更是快速增长。不过今年以来，越南对外贸易却持续下滑，引起广泛关注。

越南外贸出现如此情形，其原因可归结为多个方面。

一是国际经济形势不佳，越南对外贸易受此拖累。越南对外贸易依存度极高，且国内产业链并不完整，很容易出现对外贸易波动情况。今年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美国持续采取货币紧缩政策，导致消费需求下降。越南对外贸易严重依赖的美欧市场，由于美欧经济不振、消费不旺，势必会影响越南的对外贸易，成为越南出口减少的重要原因。

世界银行发表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指出，由于多国实行紧缩政策，预计2023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至1.7%。越南经济严重依赖出口，2021年，越南货物和服务出口额占整体GDP比重达到93%，经济对外依存度高。面对全球经济下行与外需疲软的状况，越南经济势必受到影响。

今年以来，越南出口收缩主要源于制造业产品出口的大幅下降。智能手机、计算机、机械、纺织品和鞋类的同比降幅较大，而这些主要依赖美欧市场。前四个月，越南对上述市场出口同比分别下降了22.1%和14.1%。

二是越南的外贸订单大幅减少，直接影响出口贸易。过去一段时间，越南的对外贸易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中国订单转移。美国对中国采取的一系列贸易管制举措，导致一些中国订单不得不转移到越南，甚至一些中国企业为了规避美国贸易管制而将部分生产线外迁至越南，使得越南外贸订单增速明显，成为中美竞争的受益者。不过这种订单转移具有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受外贸订单影响明显。

亚洲开发银行（ADB）2022年12月发表的一份声明中显示，越南经济所面临的风险正在上升，尽管出口贸易继续扩大，但有迹象显示“全球对该国出口产品的需求正在减弱”。如作为越南第一大出口商品，手机及其附件在今年前五个月的出口额同比减少16%至211.7亿美元。纺织、鞋类等严重依赖出口的行业遭遇重挫，订单锐减70%-80%。据越南统计总局统计，今年前3个月，因企业订单减少，越南近29.4万名企业工人被停止工作或缩短工时。

三是美欧所采取环保标准等技术壁垒对越南出口亦有一定的冲击。随着越南出口美欧的产品增加，美欧国家基于环保标准、技术标准等要求对越南产品的管制也更加明显，越南的出口竞争力会受到影响。

越南政府总理范明政2022年12月正式访问比利时并出席欧盟-东盟峰会期间，越南同包括英国在内的国际伙伴发表了有关建立公正能源转型伙伴关系（JETP）的政治宣言，其中将筹集155亿美元来加快越南绿色能源转型。不过越南绿色能源转型也并非短时期内能够完成，这也使得目前越南的一些出口产品遭遇限制。

越南工贸部部长阮鸿延声称，一些发达国家设置了技术壁垒，让越南处于不平等的竞争之中。一些发达国家就清洁能源、低碳生产等议题设置了新的技术壁垒，这些“新的游戏规则”让越南处于不平等竞争中，显然对越南出口产生负面影响。

越南经济发展依然潜力较大

2022年越南GDP增长8.02%，不仅创下了25年来的最快增速，还创出了过去10年来的最高增长纪录，更成为了世界前20大贸易国之一。

进入2023年，越南外贸下降，一季度经济数据不乐观，第一季度经济增幅仅为3.32%，这使得不少人预测越南年初经济增长预期为6.5%的目标恐难以实现。

不过，虽然前几个月数据不理想，经济出现“过山车”式变化，但越南的经济发展潜力依然可观，具备了较好的发展基础。

展望未来，越南经济发展依然有一些亮点。

一是越南有着丰富的劳动资源。越南人口将近一亿，其中年轻人比例很高，存在着较为乐观的人口红利。越南的工资水平较低，用工成本较低。这也使得越南能够在制造业领域发挥较好的作用。

二是越南重视贸易经济，具有政策和区位优势。越南近年来学习中国经济发展经验，重视贸易经济，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来支持越南出口导向型经济。

近些年，越南新建了一大批新工业园区、科技园等等，采取贸易便利化措施，为越南吸引制造业落户提供了有利的环境。此外，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越南承接了一些原本属于中国的订单，越南与中国相邻，在承接中国订单和产业方面具有区位优势。越南作为东盟成员国，也在贸易方面享受一些东盟的政策好处，这对越南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市场优势。

三是越南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制造业的基础。越南的服装产业、电子制造业、机械制造业等发展迅速，形成了一定规模优势。像三星、LG等一些跨国公司都把越南作为一个重要生产基地。越南的汽车加工制造业稳步推进，日美等一些发达国家的汽车零部件制造已经偏向于该国。

中越两国经贸互补性强

尽管越南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但是要取代中国的制造业地位或者成为“世界工厂”还非常困难。

一是越南虽然劳动力众多，但整体素质有限，成熟的技术工人比较欠缺。越南虽然有着巨大的人口红利，年轻人众多，但是越南整体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较差，难以提供大批量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和中国拥有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和技术人才还有很大的差距。

二是越南的产业链还不够完整，难以独立支撑制造业。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是历经改革开放40多年发展的重要积累的结果，已经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制造业体系。越南短时间内还难以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如“越南制造”很大部分是“中国制造”的组装和包装，一旦零部件从中国至越南的运输受阻，越南作为中下游供应链的出货能力将大受制约。

三是越南国内的营商环境还有待改善。虽越南政府有意识的采取一系列举措招商引资，为贸易便利化和外国工厂落户越南提供优惠的条件。但总体来看，越南国内的一些税收、土地政策还是比较复杂，营商环境还是有待提升。此外，越南基础设施相对落后，交通运输和电力、网络等相对不足，也制约了越南制造业的发展。

中越互为紧密的经贸合作伙伴。越南是中国在东盟最大贸易伙伴和全球第六大贸易伙伴国，中国对越投资主要集中在加工制造业，特别是电子、手机、计算机、纺织服装、机械设备等行业。

中越两国山水相连，经贸互补性强。中越两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存在许多共同利益，通过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可以促进共同发展，携手为世界经济复苏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