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债风暴来袭，全球市场承压

一场突如其来的抛售潮正席卷日本国债市场，并迅速演变为全球性的连锁反应。随着日本长期国债收益率飙升，一个关键问题浮出水面：主要经济体的财政政策，是否正在成为影响跨境资本流动的决定性力量？

尽管日本第二大银行三井住友金融集团于1月21日宣布，计划将其日债持仓翻倍至10.6万亿日元（约670亿美元），同时财务大臣片山皋月在达沃斯论坛上呼吁市场冷静，但抛售压力并未完全消散。

截至1月21日晚，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报2.92%，20年期国债收益率报3.251%。更引人注目的是，30年期和40年期国债收益率分别维持在3.73%和4.075%的高位。

这场风暴始于1月19日，并迅速引发“溢出效应”。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随之上涨6.76个基点，报4.2906%。美国财长贝森特确认，已就日债波动与日方官员沟通。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德国和新西兰的国债收益率也同步攀升。野村证券策略师安德鲁警告称：“全球主权债收益率曲线的长期端显得相当脆弱。”

风暴眼：财政失衡引爆抛售潮

本轮日债抛售的核心诱因，直指市场对日本财政可持续性的深度忧虑。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特聘研究员项昊宇分析指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宣布解散众议院并提前大选，同时抛出大规模减税增支计划，是点燃市场恐慌的导火索。该计划中“取消食品消费税”等措施，让投资者担心本已庞大的财政赤字将进一步失控，迫使政府增发国债，从而推动长端利率飙升。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则认为，日本政坛朝野各党派相继提出扩张性财政政策，财政纪律被日益忽视，这表明日本经济已进入关键的“明斯基时刻”。

数据印证了这种担忧。据日本财务省文件，高市早苗内阁提出的2026财年预算规模高达122.3万亿日元，远超上一财年的115.2万亿日元，其中国债利息支出就占了31.3万亿。目前，日本政府的债务余额已达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40%。

近期一次20年期日本国债拍卖遇冷，更是加剧了市场的恐慌情绪。这种“拍卖遇冷—引发抛售—加剧担忧—再度抛售”的恶性循环，似乎已成为日债市场的新常态。

项昊宇表示，国债收益率的飙升，是投资者对未来风险溢价的重新定价。市场不再相信日本政府能够有效平衡经济刺激与债务管控。

此外，日本央行的政策转向预期也为市场火上浇油。行长植田和男近期释放鹰派信号，暗示可能在2026年进一步加息。货币政策正常化的预期，叠加日元贬值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压力，使得投资者要求更高的久期溢价，导致长端国债持续承压。

日本央行的两难困境

突如其来的国债抛售潮，正通过多个渠道冲击日本经济。

首当其冲的是金融机构。对冲基金被迫平仓，信贷公司融资成本飙升，而持有大量国债的寿险公司更是面临巨大压力。一位大型寿险公司的投资经理坦言，对财政稳定性的担忧，使得机构即便在收益率更具吸引力时，也难以轻易重返市场。

更深远的影响则蔓延至普通家庭。项昊宇解释，日债收益率上行正通过两大渠道影响民众生活：

1. 信贷渠道： 日本约70%的房贷是浮动利率，国债收益率走高将直接推升房贷利率，加重家庭还款负担。

2. 汇率渠道： 债市动荡往往伴随日元贬值，这会推高进口食品和能源价格，削弱民众的实际购买力。

本周，日本央行将召开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计其将按兵不动，但真正的焦点在于，面对失控的国债市场，央行将如何抉择。

项昊宇分析称，日本央行正面临“无解”的难题：“如果不出手救市，长端利率失控将摧毁经济；如果出手购债，货币政策正常化将遥遥无期，且在美日利差悬殊的背景下，只会加剧日元抛售，削弱救市效果。”

目前，日本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已达700万亿日元，远超GDP总量，并持有超过一半的长期国债。在这样的背景下，原定于2026年开始的缩减购债计划，如今看来可能被迫推迟。但这又会带来双重负面影响：首先，央行信誉将受损，市场会认为其彻底沦为财政的附庸；其次，通胀风险可能失控，导致物价持续走高。

全球涟漪：廉价资金时代终结？

作为全球最大的债权国，日本市场的动荡具备系统性的破坏力。本轮抛售潮已清晰地传导至全球。

金融服务集团HashKey的高级研究员Tim Sun指出，一旦日债收益率上升，大量滞留海外的日本资金将选择回流，抛售美债和欧债，这将全面推高全球的借贷成本。

项昊宇也持同样观点，认为日本大型机构（如寿险和养老基金）从海外撤资，将加剧全球债市的波动性，甚至引发全球资产价格的重新定价，尤其对依赖外部融资的新兴市场造成流动性挤压。

法国里昂商学院教授李徽徽则提出了更深层次的担忧。他认为，这不仅仅是日债的“溢出效应”，更可能意味着全球廉价资金基石的“结构性坍塌”。过去，日本机构因国内利率过低而追逐高息美债。如今日债收益率大幅提升，资金流向将发生逆转，这是一场全球资产负债表的再平衡。

兴业研究的报告也指出，全球利率格局正重新趋同，主要发达经济体普遍进入“高利率—高债务”组合。财政可持续性正在取代通胀和政策预期，成为市场定价的核心。

李徽徽总结称，“财政风险溢价”将长期存在。投资者将变得非常挑剔，严格区分哪些国家有能力进行结构性改革，哪些国家只能依赖印钞度日。对于财政不可持续的国家，其国债收益率将面临飙升压力，反过来又加剧偿付危机。这或许是2026年全球固定收益市场最大的“灰犀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