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威尔释放重磅信号！降息预期升温引爆市场狂欢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任期内最后一次亮相杰克逊霍尔，为重启降息打开大门，官宣货币政策框架最新调整。

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在经济政策大幅调整的背景下展现出韧性。从美联储的双重使命目标（充分就业与物价稳定）来看，劳动力市场仍接近充分就业水平，通胀虽仍略高于目标，但已较疫情后的峰值大幅回落。与此同时，风险平衡似乎正在发生变化。

在今天的讲话中，我将首先分析当前经济形势与货币政策短期展望，随后聚焦美联储第二次货币政策框架公开评估的成果——这一成果已体现在我们今日发布的修订版《长期目标与货币政策策略声明》中。

当前经济形势与短期货币政策展望

一年前我站在这里时，美国经济正处于拐点。当时我们的政策利率已维持在5.25%-5.5%区间逾一年，这种限制性政策立场对抑制通胀、推动总需求与总供给实现可持续平衡至关重要。彼时通胀已大幅接近目标，劳动力市场也从此前的过热状态降温，通胀上行风险有所减弱。但失业率却上升了近1个百分点——从历史数据看，这种幅度的失业率上升通常只在衰退期间出现。在随后的三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会议中，我们重新调整了政策立场，为过去一年劳动力市场在充分就业附近维持平衡奠定了基础。

今年，经济面临新的挑战：对主要贸易伙伴加征的大幅关税正在重塑全球贸易体系；收紧的移民政策导致劳动力增长突然放缓；长期来看，税收、支出与监管政策的调整也可能对经济增长与生产率产生重要影响。这些政策最终会如何落地、对经济的长期影响将是什么，目前仍存在极大不确定性。

贸易与移民政策的变化正同时影响需求与供给。在这种环境下，很难区分周期性变化与趋势性（或结构性）变化——而这种区分至关重要，因为货币政策可用于稳定周期性波动，却难以改变结构性变化。

劳动力市场就是典型例子。本月初发布的7月就业报告显示，过去三个月非农就业新增人数月均仅3.5万人，远低于2024年月均16.8万人的水平。由于5月和6月的前期数据被大幅下修，此次就业增速放缓的幅度比一个月前评估的更为显著。但就业增速放缓似乎并未导致劳动力市场出现大幅闲置（这是我们希望避免的结果）：7月失业率虽小幅上升，但仍处于4.2%的历史低位，且过去一年总体保持稳定。其他劳动力市场指标也基本未变或仅小幅走软，包括辞职率、裁员率、职位空缺与失业人数比，以及名义薪资增速。劳动力供给与需求同步放缓，大幅降低了“维持失业率稳定所需的临界就业新增量”。事实上，随着移民人数骤降，今年劳动力增长已显著放缓，劳动力参与率近几个月也小幅下降。

总体而言，尽管劳动力市场看似处于平衡状态，但这种平衡颇具特殊性——它源于劳动力供需两端的显著放缓。这种异常情况意味着，就业下行风险正在上升；若这些风险成为现实，可能会以裁员骤增、失业率攀升的形式快速显现。

与此同时，今年上半年GDP增速显著放缓至1.2%，约为2024年2.5%增速的一半。增速下滑主要反映了消费支出的放缓。与劳动力市场类似，GDP增速放缓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供给（或潜在产出）增长的放缓。

至于通胀，关税已开始推高部分商品类别价格。基于最新可用数据的估算显示，截至7月的12个月内，个人消费支出（PCE）价格总水平上涨2.6%；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与能源后，核心PCE价格上涨2.9%，高于去年同期水平。其中，核心商品价格过去12个月上涨1.1%，与2024年温和下跌的态势形成显著反差；相比之下，住房服务通胀仍呈下行趋势，非住房服务通胀则仍略高于历史上与2%通胀目标相符的水平。

关税对消费价格的影响现已清晰显现。我们预计未来几个月这种影响将持续累积，但具体时机与幅度仍存在高度不确定性。对货币政策而言，关键问题在于：这些价格上涨是否可能显著增加持续性通胀风险？一个合理的基准假设是，关税的影响将相对短暂——属于价格水平的一次性变动。当然，“一次性”不意味着“一次性完成”：关税上调仍需时间通过供应链与分销网络传导至终端价格，且关税率仍在变化，可能延长调整过程。

然而，关税对价格的上行压力也可能引发更持久的通胀动态，这是需要评估和管理的风险。一种可能是：物价上涨导致劳动者实际收入下降，进而促使他们向雇主要求更高薪资，引发不利的薪资-物价螺旋。但考虑到当前劳动力市场并非特别紧张，且下行风险不断上升，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似乎不大。

另一种可能是通胀预期上行，进而拉动实际通胀上升。尽管通胀已连续四年高于目标，且仍是家庭与企业关注的重点，但基于市场和调查的长期通胀预期指标似乎仍保持稳定，与我们2%的长期通胀目标相符。

当然，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通胀预期会一直稳定。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不会允许价格水平的一次性上涨演变为持续性通胀问题。

综合来看，这对货币政策意味着什么？短期内，通胀面临上行风险，就业面临下行风险——这是一种具有挑战性的局面。当我们的双重目标出现冲突时，我们的框架要求我们平衡两者。当前政策利率比一年前更接近中性水平100个基点，失业率及其他劳动力市场指标的稳定，让我们在考虑调整政策立场时能够保持谨慎。尽管如此，鉴于政策仍处于限制性区间，基准展望与不断变化的风险平衡可能需要我们调整政策立场。

货币政策没有预设路径。FOMC成员将完全基于对数据的评估及其对经济展望和风险平衡的影响来做出决策，我们绝不会偏离这一原则。

货币政策框架的演变

接下来我将转向第二个话题：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框架建立在国会赋予我们的法定使命之上——为美国民众促进充分就业与物价稳定。我们始终坚定致力于履行这一使命，而框架修订将在广泛的经济环境中为这一使命提供支持。我们修订后的《长期目标与货币政策策略声明》（以下简称“共识声明”）阐述了我们如何追求双重使命目标，其目的是让公众清晰理解我们的货币政策思路——这种理解对透明度与问责制至关重要，也能提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本次框架评估的调整是自然演进的结果，基于我们对经济不断深化的理解。我们继续以2012年本·伯南克（Ben Bernanke）主席任内通过的首份共识声明为基础。今日发布的修订版声明，是我们五年一次的第二次框架公开评估的成果。今年的评估包含三个部分：各地区联储举办的“美联储倾听”活动、一场旗舰研究会议，以及FOMC系列会议上政策制定者在工作人员分析支持下的讨论与审议。

在开展今年的评估时，一个核心目标是确保我们的框架能适配广泛的经济环境；同时，框架也需随经济结构变化及我们对这些变化的理解而演进。大萧条、大通胀与大缓和时期面临的挑战各不相同，如今我们面临的挑战也与以往不同⁶。

上一次框架评估时，我们处于“新常态”：利率接近有效下限（ELB），同时伴随低增长、低通胀与极平缓的菲利普斯曲线（即通胀对经济闲置的敏感度极低）。对我而言，能体现那个时代特征的数据是：2008年末全球金融危机（GFC）爆发后，我们的政策利率在ELB停留了长达七年之久。在座许多人应该还记得那个时代的增长乏力与复苏缓慢——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即便经济仅经历温和衰退，政策利率也会迅速回到ELB，且可能再停留很长时间。若经济疲软，通胀与通胀预期可能下降，而名义利率被锚定在零附近，实际利率会随之上升；更高的实际利率将进一步抑制就业增长，加剧通胀与通胀预期的下行压力，引发不利循环。

此前将政策利率推向ELB、并推动2020年框架调整的经济环境，被认为源于缓慢变化的全球性因素，这些因素本可能长期持续——若不是疫情的爆发⁸。2020年共识声明包含多项应对ELB相关风险的内容（过去二十年，这类风险日益突出）：我们强调长期通胀预期锚定对实现物价稳定与充分就业目标的重要性；借鉴大量关于缓解ELB风险策略的文献，我们采用了“灵活平均通胀目标制”——一种“弥补性”策略，以确保即便在ELB约束下，通胀预期仍能保持锚定⁹。具体而言，我们当时表示，若通胀持续低于2%，适当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推动通胀温和高于2%。

然而，疫情后经济重启并未带来低通胀与ELB困境，反而让全球经济面临四十年来最高的通胀水平。与多数其他央行及私营部门分析师一样，直到2021年底，我们都认为无需大幅收紧政策，通胀就会较快回落。当形势明确并非如此时，我们采取了有力应对：16个月内将政策利率上调5.25个百分点。这一行动叠加疫情期间供应链扰动的缓解，推动通胀大幅接近目标，且未出现以往抑制高通胀时伴随的失业率大幅上升。

修订后共识声明的核心内容

今年的评估考量了过去五年经济形势的演变。在此期间，我们发现，面对重大冲击，通胀形势可能快速变化；此外，当前利率水平也显著高于全球金融危机至疫情期间的水平。目前通胀高于目标，政策利率处于限制性区间（在我看来，是温和限制性）。我们无法确定长期利率最终会稳定在何种水平，但中性利率可能已高于上世纪10年代——这反映了生产率、人口结构、财政政策及其他影响储蓄与投资平衡的因素变化。评估过程中，我们讨论了2020年声明对ELB的关注如何让我们在应对高通胀时的沟通变得复杂。我们得出结论：过度强调特定经济环境可能引发困惑，因此对共识声明做出了几项重要调整，以体现这一认知。

第一，我们删除了“ELB是经济格局标志性特征”的表述，转而指出“我们的货币政策策略旨在在广泛的经济环境中促进充分就业与物价稳定”。尽管在ELB附近操作的难度仍是潜在关切，但已不再是我们的核心焦点。修订版声明重申，委员会准备动用全部政策工具实现充分就业与物价稳定目标，尤其是在联邦基金利率受ELB约束时。

第二，我们回归“灵活通胀目标制”，取消了“弥补性”策略。事实证明，“有意让通胀温和超调”的思路已不适用——正如我2021年公开承认的那样，2020年共识声明调整后仅数月出现的通胀，既非“有意”，也非“温和”。

通胀预期的锚定，对我们在未引发失业率大幅上升的情况下抑制通胀至关重要：当不利冲击推高通胀时，锚定的预期有助于通胀回归目标；当经济走弱时，锚定的预期能限制通缩风险。此外，它还能让货币政策在经济衰退时支持充分就业，同时不损害物价稳定。修订版声明强调，我们承诺将采取有力行动确保长期通胀预期保持锚定，这对实现双重使命目标均有益。声明还指出，“物价稳定对健康稳定的经济至关重要，也有利于所有美国人的福祉”——这一观点在“美联储倾听”活动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过去五年的经历痛苦地提醒我们，高通胀会带来深重困难，尤其是对那些最无力承担生活必需品涨价的人群。

第三，2020年声明中，我们用“缺口”（shortfalls）而非“偏离”（deviations）来描述就业与充分就业的差距。使用“缺口”体现了一个认知：我们对失业率自然水平（进而对“充分就业”）的实时评估存在高度不确定性。全球金融危机后复苏的后期，就业曾长期高于主流估算的可持续水平，同时通胀持续低于2%目标。在没有通胀压力的情况下，若仅基于对失业率自然水平的不确定实时估算，可能无需收紧政策。

我们仍持这一观点，但“缺口”一词的解读并非总能符合我们的初衷，引发了沟通挑战——尤其是，使用“缺口”并不意味着我们承诺永远放弃“预防性政策”或忽视劳动力市场紧张。因此，我们从声明中删除了“缺口”表述，转而更精准地指出，“委员会认识到，就业有时可能高于对充分就业的实时评估水平，而不一定引发物价稳定风险”。当然，若劳动力市场紧张或其他因素构成物价稳定风险，采取预防性政策可能仍是必要的。

修订版声明还指出，充分就业是“在物价稳定背景下可长期维持的最高就业水平”。对强劲劳动力市场的重视，凸显了“持久实现充分就业能为所有美国人创造广泛的经济机会与福祉”这一原则——“美联储倾听”活动的反馈也印证了强劲劳动力市场对美国家庭、雇主与社区的价值。

第四，与删除“缺口”表述一致，我们调整了声明内容，以明确在就业与通胀目标冲突时的政策思路：在此类情况下，我们将采取平衡方式推进双重目标。修订版声明的表述更接近2012年原版声明，我们会考量与目标的偏离程度，以及各目标预计回归使命相符水平的潜在时间差异。这些原则指导着我们当前的政策决策，正如2022-2024年期间那样——当时，通胀偏离2%目标是我们最核心的关切。

除上述调整外，修订版声明与以往声明保持了高度连续性：它仍阐释了我们对国会赋予使命的理解，描述了我们认为最有利于促进充分就业与物价稳定的政策框架；我们仍认为货币政策需具有前瞻性，考量其对经济影响的时滞，因此政策行动取决于经济展望及相关风险平衡；我们仍认为为就业设定数值目标并不明智，因为充分就业水平无法直接衡量，且会因与货币政策无关的因素随时间变化。

我们仍将2%的长期通胀率视为最符合双重使命目标的水平——我们相信，对这一目标的承诺是维持长期通胀预期锚定的关键因素。经验表明，2%的通胀率足够低，能确保通胀不会影响家庭与企业决策，同时也能为央行在经济衰退时提供一定的政策灵活性以实施宽松。

最后，修订版共识声明保留了“约每五年开展一次公开评估”的承诺。五年周期并非绝对：这一频率既能让政策制定者重新评估经济的结构性特征，也能让我们与公众、从业者及学者就框架效果展开交流，同时与多个全球同行的做法保持一致。

结语

最后，我要感谢施密德（Schmid）主席及所有工作人员——他们每年都辛勤工作，举办这场出色的活动。算上疫情期间的两次线上参与，这是我第八次有幸站在这里发言。每年，这场研讨会都为美联储领导层提供了聆听顶尖经济思想家观点、聚焦面临挑战的机会。四十多年前，堪萨斯联储成功邀请美联储前主席沃尔克（Volcker）来到这座国家公园举办研讨会，我很自豪能成为这一传统的一部分。

来源: 新浪财经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星期五温和地表示，未来可能会降息。他指出，高度的不确定性给货币政策制定者的工作带来了困难。

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美联储年度秘密会议上，这位央行行长发表了备受期待的演讲，在事先准备好的讲话中，他提到了税收、贸易和移民政策的“全面变化”。其结果是，在美联储实现充分就业和稳定物价的双重目标之间，“风险的平衡似乎正在发生变化”。

虽然他指出，就业市场仍处于良好状态，经济也显示出“韧性”，但他表示，下行风险正在上升。与此同时，他说，关税正在造成通货膨胀可能再次上升的风险——这是美联储需要避免的滞胀情景。

鲍威尔说，美联储的基准利率比鲍威尔一年前发表主旨演讲时低了整整一个百分点，失业率仍然很低，目前的情况允许“我们在考虑改变政策立场时谨慎行事”。

“尽管如此，由于政策处于限制性区域，基准前景和风险平衡的转变可能需要调整我们的政策立场，”他补充道。

这是他在讲话中最接近于支持降息的表态。华尔街普遍认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将在9月16日至17日的下次会议上降息。除了市场预期之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还要求美联储大幅降息，他对鲍威尔及其同事进行了严厉的公开攻击。

自去年12月以来，美联储一直将基准借款利率维持在4.25%-4.5%的区间。政策制定者继续以关税将对通胀产生的不确定影响作为谨慎的理由，并认为目前的经济状况和略微限制性的政策立场为做出进一步决定留出了时间。

美联储独立性的重要性

虽然鲍威尔没有具体提到白宫要求降低利率的要求，但他确实指出了美联储独立性的重要性。

“FOMC成员将仅根据他们对数据的评估及其对经济前景和风险平衡的影响做出这些决定。我们永远不会偏离这一方针。”

鲍威尔发表讲话之际，白宫与其全球贸易伙伴正在进行谈判，这种情况往往不稳定，也不清楚何时会结束。最近的指标显示，消费者价格逐渐走高，但批发成本上升得更快。

从特朗普政府的观点来看，关税不会造成持续的通货膨胀，因此有理由降息。鲍威尔在讲话中的立场是，一系列结果是可能的，“合理的基本情况”是，关税影响将是“短暂的——价格水平的一次性变化”，这可能不会成为维持利率较高的原因。然而，他说目前没有什么是确定的。

鲍威尔说：“提高关税要通过供应链和分销网络发挥作用还需要时间。”“此外，关税税率继续变化，可能会延长调整过程。”

除了总结当前形势和潜在结果外，他的讲话还谈到了美联储对其政策框架的五年评估。与央行上一次在2020年执行这项任务相比，此次审查带来了几项显著变化。

当时，在新冠疫情期间，美联储转向了“灵活的平均通胀目标”制度，该制度实际上允许通胀在长期低于2%的水平后，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结果是，政策制定者可能会对略高的通胀保持耐心，如果这意味着确保更全面的劳动力市场复苏。

然而，在采取这一策略后不久，通胀开始攀升，最终触及40年高点，而政策制定者基本上将通胀上升视为“暂时的”，不需要加息。鲍威尔指出了通货膨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以及从中吸取的教训。

事实证明，有意适度通胀超调的想法已被证明是无关紧要的。正如我在2021年公开承认的那样，在我们宣布2020年修改共识声明几个月后出现的通胀并不是有意或温和的，”鲍威尔说。“过去五年是高通胀带来的痛苦提醒，尤其是对那些最无力支付必需品上涨成本的人来说。”

此外，在评估期间，美联储重申了其2%通胀目标的承诺。在这个问题上，双方都有批评，一些人认为汇率太高，可能导致美元走软，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央行有必要保持灵活性。

鲍威尔说：“我们相信，我们对这一目标的承诺，是帮助保持长期通胀预期稳定的关键因素。”

来源: 新浪财经

一、美俄峰会普京巧妙转向，取得成效

二、美俄获利，欧洲和乌克兰得到什么？

三、后续发展有待观察

来源：FT中文网

外汇期权对美元的看涨程度为三周以来的最高水平，原因是交易员押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不会在降息问题上采取过于鸽派的立场。在鲍威尔即将于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发表备受关注的讲话之前，彭博美元现货指数的一个月风险逆转指数跳升至7月31日以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美元兑其他一系列货币的汇率达到8月5日以来的最高水平，本周有望累计上涨0.7%。

德国DZ银行的外汇与货币政策研究主管Sonja Marten表示：“美联储9月降息25个基点的大门是敞开的，但我不认为鲍威尔会比这更激进。”

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他官员已多次施压鲍威尔大幅降息，但Sonja Marten直言鲍威尔可能会抵制。她表示，鲍威尔将“非常明确地表示，他不会迫于白宫的压力，走上一条可能从根本上将不合理的道路”。

本月早些时候公布的疲弱的美国7月非农就业报告，以及5、6月非农就业新增人数被大幅下修表明劳动力市场走弱，并导致人们对美联储降息的预期迅速升温。然而，周三公布的美联储7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会议纪要显示，政策制定者们更关注顽固的通胀。目前，交易员们押注，美联储到今年年底将降息47个基点，而就在一周多前，他们对美联储到年底降息幅度的押注还达到了63个基点。

Sonja Marten表示，进一步的重新定价提高了美元继续向上修正的可能性，尤其是美元兑欧元汇率。上个月，美元兑欧元汇率跌至近四年来最弱水平，导致市场上存在大量的欧元多头头寸。

Sonja Marten指出，如果鲍威尔的讲话导致欧元兑美元汇率走弱，“那么随着这些头寸被平仓，这种走势可能会加速。人们已经不再指望我们会很快看到1欧元兑1.20美元的水平。”

Monex Europe宏观研究主管Nick Rees表示，对鲍威尔任何暗示9月可能降息的评论“过度关注”可能会引发美元的初步抛售——尽管这可能是短暂的。他表示：“总体而言，我们预计基调将是鹰派的，这将推动美元在本周末进一步走强。”

来源: 智通财经

• 比特币的机构采用加速：美国401(k) 投资渠道开放，ETF和公司实体持续大规模积累

• 自2021年以来的最佳环境：全球流动性处于历史高位，主要国家处于降息模式

• 从零售主导转向机构主导的市场：尽管存在过热信号，机构买盘有力支撑下行风险

目标价格19万美元，潜在上行空间67%。

全球流动性扩张、机构积累和监管顺风推动比特币的采用

目前有三个核心驱动力推动比特币市场：1) 不断扩张的全球流动性，2) 加速的机构资本流入，以及3) 对加密货币友好的监管环境。这三个因素同时作用，创造了自2021年牛市以来最强劲的上行动力。比特币同比上涨约80%。在近中期内，可能破坏这种上行势头的影响因素有限。

在全球流动性方面，突出的一点是主要经济体的M2货币供应量已超过90万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历史上，M2增长率和比特币价格显示出相似的方向性模式，如果当前的货币扩张持续下去，则仍有进一步的升值空间（图表1）。

此外，特朗普总统施压降息以及美联储的鸽派立场，为过剩流动性流入另类资产开辟了途径，而比特币成为主要受益者。

与此同时，机构对比特币的积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美国现货ETF持有130万枚BTC，约占总供应量的6%，而仅Strategy(MSTR) 就持有629,376枚BTC（价值712亿美元）。关键在于这些购买行为代表的是结构性策略，而非一次性交易。Strategy通过发行可转换债券进行持续购买，尤其标志着新的需求层正在形成。

此外，特朗普政府于8月7日发布的行政命令代表了一个改变局面的因素。向401(k) 退休账户开放比特币投资，意味着可能触及一个8.9万亿美元的资本池。即使保守地分配1%，也将意味着890亿美元，大约是比特币当前市值的4%。鉴于401(k) 资金长期持有的特点，这一发展不仅应有助于价格升值，也应有助于降低波动性。这标志着比特币从投机性资产明确转变为机构核心持仓。

机构推动交易量，零售活动消退

比特币网络目前正围绕大投资者进行重组。日均交易笔数从2024年10月的66万笔下降41% 至2025年3月的38.8万笔，然而每笔交易的比特币转账量实际上增加了。来自像Strategy这样的机构不断增长的大额交易扩大了平均交易规模。这标志着比特币网络从「小额高频」向「大额低频」交易模式转变（图表2）。

然而，基本面指标显示出不平衡的增长。虽然机构重组显然推动比特币网络价值走高，但交易笔数和活跃用户数仍未恢复（图表3）。

基本面的改善需要通过BTCFi（基于比特币的去中心化金融服务）和其他举措来激活生态系统，但这些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需要时间才能产生有意义的影响。

超买，但机构提供底部支撑

链上指标显示一些过热信号，但重大的下行风险仍然有限。MVRV-Z指标（衡量当前价格相对于投资者平均成本基础）处于2.49的过热区域，并且最近曾飙升至2.7，警告可能存在近期的回调（图表4）。

然而，aSOPR（1.019，追踪投资者已实现盈亏）和NUPL（0.558，衡量市场整体未实现盈亏）均保持在稳定区域，表明市场整体健康（图表5，6）。

简而言之，虽然当前价格相对于平均成本基础（MVRV-Z）偏高，但实际卖出发生在适度的利润水平（aSOPR），并且整个市场尚未达到过度盈利区域（NUPL）。

支撑这种动态的是机构购买力。来自ETF和Strategy类实体的持续积累提供了坚实的价格支撑。短期内可能出现回调，但趋势逆转似乎不太可能。

目标价格19万美元，潜在上行空间67%

我们的TVM（时间价值模型）方法通过以下框架得出19万美元的目标价格：我们设定一个13.5万美元的基础价格（从当前价格中剔除极端恐惧和贪婪情绪），然后应用3.5% 的基本面指标乘数和35% 的宏观指标乘数。

基本面指标乘数反映了网络质量的改善：尽管交易笔数减少，但交易价值更高。宏观指标乘数捕捉了三种强大的力量：不断扩张的全球流动性（例如，M2超过90万亿美元）、加速的机构采用（例如，ETF持有130万枚BTC）以及改善的监管环境（例如，401(k) 资格开放了8.9万亿美元的资金池）。

从当前水平来看，这意味着67% 的上行潜力。虽然目标激进，但它反映了比特币从投机性资产向机构投资组合配置转变过程中正在发生的结构性变化。

来源: 非小号

英国政府与主要制药商就药品定价展开的漫长且日益紧张的谈判于周五结束，但没有达成协议。制药行业警告称，这种僵局将危及未来的投资。

英国卫生大臣Wes Streeting宣布结束谈判。英国政府方面表示，其提出的增加药品支出、并降低企业为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提供资金金额的方案是“前所未有的”。制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则希望继续谈判，并请求会见首相斯塔默。

这一僵局凸显了工党政府与大型制药企业关系的恶化。工党在一年多前赢得大选上台后，曾承诺通过鼓励投资提升生产率，但这一目标与紧张的公共财政以及改革国有NHS的承诺发生了冲突。谈判还因美国总统特朗普施加的压力而更加复杂——特朗普要求求制药企业在各国之间公平定价，并指责一些国家在“搭便车”享受美国的创新成果。

不过，谈判双方的分歧主要在于返利机制，即为NHS药品支出设定上限，一旦超出，制药商需通过销售返利的方式将资金退还给政府。这一机制在其他欧洲国家也有使用，但通常返利比例较低。英国的机制——称为“品牌药品定价、获取与增长自愿计划”(VPAG)——大约要求超出预算增长上限的销售额返还23%。据悉，英国政府曾提议将其降至约18%至19%。

英国制药工业协会(ABPI)首席执行官Richard Torbett周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解决方案不能要求行业返还的收入占比几乎是其他欧洲国家的三倍”，并呼吁继续对话。英国制药行业希望返利比例降至个位数，并在写给斯塔默的信中抱怨称，更广泛的改革要到2029年才会生效。同样，该行业还抱怨称，英国政府提出未来10年将药品支出占GDP的比例从0.3%提高至0.6%的速度也太慢了。

瑞士制药商诺华制药的英国和爱尔兰总裁Johan Kahlström在一次采访中表示，未能达成协议使英国在生命科学投资方面“极度缺乏竞争力”，并使新药推向市场变得具有挑战性。他表示：“我们显然会在那些重视并奖励创新的国家进行投资。”他还提及近期在美国、中国和日本的投资公告，“要论证英国是符合这些标准的目的地，这非常困难”。

英国政府方面则表示，其提案将显著降低返利水平，并增加药品支出。一位政府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一些延误过后的数周谈判后，ABPI成员不愿将我们的提案提交董事会表决，这是令人遗憾的。”该发言人补充称，鉴于未达成协议，返利机制将“保持不变”。

然而，未能找到解决方案可能会加剧对英国市场吸引力下降的担忧。随着企业对其认为未能跟上通胀或与其他国家相比缺乏竞争力的定价机制感到越来越沮丧，风险正在上升。阿斯利康(AZN.US)首席执行官Pascal Soriot曾批评英国的商业环境，今年公司还叫停了在英国设立疫苗工厂的计划。

药品定价之争将成为进一步的警示信号。长期以来，英国在NHS提供的药品上获得了大幅折扣，部分原因是这增强了其在其他市场的吸引力。眼下政府面临的问题——尤其是财政大臣Rachel Reeves在努力推动投资增长之际——是英国还能依赖这一模式多久。

来源: 智通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