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税一响，美股遭殃：投资者该如何应对？

股市

摘要:

当美国提高关税时，将直接影响企业的成本、利润和供应链，进而冲击美股市场；而一旦关税有所松动，美股会出现反弹。

5月12日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后，双方发布联合申明大幅降低双方关税，美股市场一路高歌上涨，并基本修复今年的跌幅，与4月初特朗普宣布“对等关税”后引发的美股大幅下跌形成鲜明的对比。总体而言，美国的关税政策的预期大幅影响美国资本市场，具体来看，当美国提高关税时，关税政策将直接影响企业的成本、利润和供应链，进而冲击美股市场；而一旦关税有所松动，美股市场则会出现反弹。

毋庸讳言，关税政策有明显的双刃剑效应。关税导致美国企业成本上升，经营利润率下降。当特朗普政府实施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依赖进口商品作为原材料或零部件的跨国企业，生产成本会随之增加。若企业无法将增加的成本顺利转嫁给消费者，其利润率就会被压缩，进而对股价产生负面影响。以苹果公司为例，其产品的生产高度依赖全球供应链，中国是苹果公司重要的生产和零部件供应地。2018年9月，美国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10%的关税；作为反制，中方对价值6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关税，苹果公司受到显著冲击。因苹果公司的众多零部件依赖从中国进口，市场预期关税致使零部件成本上升，毛利率下滑，其股价在也因此出现剧烈下跌。

与此同时，关税也会引发通胀率上升压力，影响美联储决策。进口商品因关税而涨价，增大美国的通胀压力。由于美联储视核心通胀率维持在2附近%为目标，为抑制通胀，美联储需要保持相对鹰派的立场。利率上升将抬高企业的融资成本，减少企业利润；同时，在股票估值模型中，折现率上升会降低股票的现值，使股市估值承压。2019年美国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25%关税后，美国CPI同比一度上升，标普500波动率指数飙升，说明关税推动通胀上升，并可能引发美股市场波动加剧。

对于跨国企业而言，关税的影响则更为复杂。关税将直接冲击国际供应链，增加盈利不确定性。跨国企业为应对关税冲击，可能被迫调整全球供应链布局。例如，这些企业将生产环节转移至关税较低的地区，或寻找新的供应商。但由于打破了原有高效低成本的供应链生态，在短期内这种调整会降低企业运营效率，带来额外成本。早期特斯拉加速推进上海超级工厂建设，以降低成本，成功令企业扭亏为盈。2019年11月5日，特斯拉表示上海超级工厂已经进入试点生产，特斯拉股价一路“狂飙”。相反，在关税冲击导致供应链调整的过程中，跨国企业又将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对其盈利预期产生干扰，股价也随之面临下跌压力。

鉴于特朗普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投资者一开始会选择用脚投票，但由于关税影响的长期化趋势已经十分明显，投资者必须要考虑如何应对。一般而言，应对关税不确定性可以通过分散投资、减配受关税影响较大的行业，从而控制风险。受关税冲击较大的行业包括科技、零售和汽车行业等。

首先，科技行业对全球供应链的依赖程度极高，众多科技企业的生产制造环节分布在世界各地。这类行业无疑直接受美国加征关税冲击，面临零部件供应受阻、成本上升等难题。

另外，由于零售企业的利润空间通常较为微薄，对成本变化极为敏感。关税导致进口商品成本上升，零售企业若提高售价，可能会降低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使销量下滑；若自行承担成本，利润又会被压缩。像沃尔玛、家得宝等大型零售企业，销售大量进口商品。关税导致它们的进货成本增加，若维持售价不变，企业利润可能会受损。并且，消费者因商品价格上涨而减少购买，进一步影响零售企业的营收和利润，导致股价下跌。

汽车行业的供应链复杂且全球化程度高，容易受到关税冲击。汽车的生产需要众多零部件供应商的协同合作，许多零部件依赖进口。关税增加进口零部件的成本，如2018年美国对钢铁和铝征收关税，直接提高了汽车制造商的原材料采购成本。福特和通用汽车等汽车企业，由于成本上升，利润空间被挤压。而一旦企业提高汽车售价，则削弱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影响销量。销量和利润的双重压力，使部分汽车企业的股价受到负面影响。

虽然整体而言关税对美国经济和股市有负面影响，但仍有部分行业和企业能够从中受益，投资者可以通过增加这类投资对冲关税带来的损失。例如美股钢铁企业在关税保护下，面临的国外竞争压力减小，市场份额有望扩大，销量和利润可能增加，股价或有上涨动力。

尽管美国关税对美国资本市场的影响存在结构性差异，但总量层面上对美国股市和经济有负面影响。中期而言，一旦关税影响慢慢消退、或者被市场逐步消化，那么受到关税冲击的企业可能也会因为自身的调整而获得重新布局的机会。从这个角度而言，投资者永远要学会如何应对时局的变化。正像特朗普推出关税政策后发现资本市场受到了超预期的冲击，他也会逐步通过政策微调来让市场得到重新校正。当然，这些不会改变特朗普整体的政策取向，但也不会改变优秀的企业之所以长期存在的DNA。

来源：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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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Whitman

经济

摩根大通是最新一家突然改变对美国市场展望的华尔街机构。尽管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贸易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但市场仍在继续攀升，促使该行上调了标普500指数的目标位。

该银行的首席股票策略师Dubravko Lakos-Bujas在4月份关税动荡最剧烈时曾经预测，标普500指数在2025年底将跌至达到5200点。但他现在认为该指数今年将收在6000点。虽然这意味着比周四收盘上涨不到1%，但与他之前的预期相比仍然相当乐观。自4月8日触及低点以来，该指数已经取得了两位数涨幅。

在摩根大通之前，高盛、德意志银行和巴克莱对市场也都有类似的态度转变。

Lakos-Bujas在周四晚些时候给客户的报告中写道：“如果没有重大的政策意外，阻力最小的道路就是创下新高。” 这位摩根大通的全球市场策略主管认为，人工智能、随着波动性和动量信号改善而出现的系统性策略的稳步买入，以及主动型基金经理逢低买入的资金流，都将支撑市场上涨。

在特朗普宣布对全球大部分经济体征收全面关税后，标普500指数在4月2日至4月8日的五个交易日内暴跌12%。随后特朗普于4月9日宣布暂停征收关税90天，止住了市场暴跌。此后，他取消了部分关税，但又增加了其他关税，导致市场氛围混乱。

但鉴于没有任何重大的下行催化剂吓到投资者，市场持续上涨，标普500指数目前较历史高点仅仅相差大约2%。近期经济数据显示，美国经济尚未感受到关税的影响。周五，由于最新的就业数据好于预期，表明劳动力市场依然强劲，美国股票强劲走高。

4月初的关税风波引发了人们对贸易战可能拖累美国经济增长的担忧，当时Lakos-Bujas并非唯一一个下调预期的策略师。实际上，当时卖方策略师下调标普500指数预期的速度达到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最快。这种逆转凸显了在特朗普反复无常的经济政策主导市场走势的情况下，预测市场走势的难度。

Lakos-Bujas写道，摩根大通预计市场即将出现逼空上行行情，因为在4月的恐慌期间机构投资者将股票卖给企业和散户后，如今又开始追高入场。他还认为，市场的领涨力量将重新集中到那些一直主导牛市的表现强劲的大型科技公司。该行最有信心的投资方向是动能股，尤其是科技股七巨头、半导体以及其他受益于人工智能的公司。

不过，Lakos-Bujas警告称，下行风险依然存在，包括下半年经济放缓和股票估值高企的可能性。

“然而，如果这也导致美联储政策宽松时间表加快，市场可能会忽略经济疲软，走势落后的板块——周期性股票、小盘股——至少会暂时复苏，”他写道。

来源: 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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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Whitman

政治

经济

周五，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双叒叕就美联储降息喊话鲍威尔。特朗普敦促美联储降息一个百分点，加大了他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施压力度。

特朗普周五在其社交媒体上发文，用了他对鲍威尔的贬义绰号：

美联储的“太迟”是场灾难！欧洲已经降息10次，我们一次都没有。尽管有他（鲍威尔），我们国家仍表现良好。直接降一整点，火箭燃料！

虽然特朗普这次要求的降息幅度——一个百分点并不常见，但他呼吁美联储降息本身并不新鲜。特朗普一贯嘲讽鲍威尔不愿意降息。

美联储官员们计划于6月17日至18日在华盛顿召开会议，预计将继续维持基准利率不变，正如他们今年以来一直做的那样。许多政策制定者表示，在搞清楚特朗普的贸易、移民和税收政策将如何影响经济之前，他们不会调整利率。

特朗普随后又发文，指责鲍威尔让美国损失惨重，称目前的利率水平推高了联邦政府的借贷成本，而这些成本“本应大大降低！”

特朗普写道：

如果“太迟”的美联储愿意降息，我们可以大幅降低即将到期的长期和短期债务的利率。拜登政府主要采用短期借款。现在几乎没有通胀了，但如果它回来了，那就“加息”来对抗。非常简单！！！

特朗普发布这番言论之际，是在美国周五当天公布5月非农就业数据后，新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就业增长放缓，而前几个月的数据被下修，显示在特朗普的经济政策下，雇主对经济增长前景持谨慎态度。

特朗普还称赞非农就业数据出色，美国股市“大幅上涨”。周五早盘，美股高位震荡，标普500指数涨超1.1%，道指涨530点涨幅超过1.2%，纳指涨260点涨幅超过1.3%。

来源: 华尔街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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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vin Du

经济

2025年6月5日，全球大型机构投资者正逐步减少对美国市场的投资，这一趋势引发了市场对美国资产全球主导地位的重新审视。据英国《金融时报》和财联社等多家媒体综合报道，包括加拿大魁北克储蓄投资集团、橡树资本等在内的多家大型机构已开始将资金从美国市场转移，转向欧洲、亚太等更具稳定性的市场。这一变化不仅反映了投资者对美国经济政策的担忧，也揭示了全球资本配置正在发生深刻调整。

美国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与财政赤字的持续扩张，成为机构投资者撤离美国市场的主要动因。特朗普政府反复无常的关税政策和“对等关税”行政令，使得市场对美国经济的前景感到不安。此外，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共和党推动的“大而美”法案将在未来十年内增加2.4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进一步加剧了美债市场的压力。联博集团首席执行官Seth Bernstein表示，美国当前的借贷速度不可持续，投资者应重新评估其对美国资产的敞口。

资金流向的转变在市场表现上尤为明显。尽管美股在2025年年初仍保持强劲，但标普500指数年内涨幅仅为不到2%，而欧洲Stoxx 600指数则飙升了9%。美元指数也接近三年低点，今年已下跌9%。这表明，欧洲市场在宏观稳定性方面更具吸引力，成为资金转移的首选目的地。高盛、黑石等华尔街巨头也纷纷发出警告，称美国经济可能陷入“慢胀”泥潭，投资者应更加谨慎。

欧洲市场的吸引力不仅体现在其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还在于各国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例如，德国启动了1万亿欧元的国防和基础设施投资计划，这不仅有助于提振经济增长，也为欧洲市场提供了长期的投资机会。此外，欧洲的监管体系相对完善，政策制定更加透明，这使得投资者对欧洲市场的信心不断增强。路博迈(Neuberger Berman)的高管表示，今年有65%的私募股权联合投资投向欧洲，远高于往年的20-30%。

与此同时，美国本土的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也在调整投资策略。魁北克储蓄投资集团(CDPQ)作为加拿大第二大养老基金，已宣布将削减目前占其投资组合40%的美国敞口，转而在英、法、德三国加码。这一举动表明，即使在资金持续流入美国市场的背景下，机构投资者也开始意识到过度集中风险的潜在危害。黑石集团副董事长Tom Nides也表示，欧洲的政府相对稳定，资金转向欧洲并不是一个坏选择。

从历史经验来看，机构投资者的撤离往往预示着市场情绪的转变。例如，2018年贝莱德数据显示，第三季度有248亿美元的机构资金被赎回，美股长期资金净流入创2016年以来最低水平。2024年2月，美银报告称，机构客户以史上罕见的速度撤离美股，资金规模为2015年以来最大。这些数据表明，机构投资者的撤出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基于对宏观经济环境的长期判断。

然而，美国股市的全球影响力依然不容忽视。尽管资金流向出现变化，但美国仍是全球最大的资本流入市场之一。贝莱德管理的总资产达到6.4万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8%。这表明，即使在资金撤离的背景下，美国市场仍具备一定的吸引力，尤其是在科技、医疗等高成长性行业。不过，随着资金的分散，美国市场的估值中枢可能面临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监管环境和政策不确定性也在影响投资者的决策。例如，2023年SEC对加密货币行业的激进监管，导致多家加密机构宣布退出美国市场。这一事件反映出，美国的监管政策在某些领域可能成为投资者的“避风港”或“雷区”，取决于政策的稳定性与透明度。因此，投资者在选择投资目的地时，除了考虑经济基本面，还需关注政策环境的稳定性。

全球机构投资者的撤离趋势表明，美国市场正在经历从“资金流入”向“资金再平衡”的转变。这一变化不仅影响美股的表现，也将对全球资本流动格局产生深远影响。未来，随着欧洲、亚太等市场的吸引力增强，全球资本配置将更加多元化，投资者将更加注重风险分散和长期收益的平衡。

来源：中网资讯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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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n

经济

大宗商品

周五，WTI原油突破64美元/桶，日内涨2.20%。国际油价有望实现三周以来的首次周线反弹。全球贸易局势有望好转，这一预期提振了市场对全球经济增长和需求增强的预期。

从周线来看，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在连续两周下跌后，本周均有望上涨。布伦特原油本周累计上涨约2.75%，而WTI原油则上涨约4.9%。

油市价格持续受到关税谈判消息以及贸易不确定性和美国征税对全球经济影响的数据影响。

摩根大通全球大宗商品策略主管Natasha Kaneva表示，油市表现出了“非凡的韧性”。首先，燃料市场保持相对强劲，提高了汽油和柴油的利润率。而且，供应过剩的情况尚未在库存数据中体现出来。

Kaneva表示，商业原油供应相对较低。健康的炼油利润率推动了高产能利用率，并刺激了对短期原油的需求。石油期货市场也呈现出相对看涨的格局。未来几个月，期货市场将处于现货溢价，但从2026年5月起，石油市场将转为正价差状态，这意味着未来价格将上涨

BMI（惠誉子公司）分析师在本周五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美国可能增加对委内瑞拉的制裁以限制原油出口，以及以色列可能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的潜在风险，都增加了油价上行的风险。”

但BMI分析师也指出，石油需求减弱以及欧佩克+和非欧佩克产油国增产，都将在未来几个季度增加油价下行压力。”

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阿拉伯已将七月份对亚洲的原油价格下调至近两个月来的低点。此前，欧佩克+同意在七月将产量提高41.1万桶/日，此次降价幅度小于市场预期。

沙特曾力推更大的增产幅度，这是其夺回市场份额并规范欧佩克+成员国（包括石油输出国组织及其盟友俄罗斯）中超额生产国的整体策略的一部分。

包括Kim Fustier在内的汇丰银行分析师表示：“根据我们的估计，随着夏季石油需求上升并在七月至八月达到峰值，与欧佩克+的增产相匹配，市场在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将达到平衡。此后，欧佩克+加速增产应会使市场在2025年第四季度出现比此前预测更大的盈余。”

汇丰研究称，欧佩克+预计将在下次会议上同意8月和9月两次大幅增产。预计在此期间，欧佩克+将分别将日产量提高4.1万桶和27.4万桶。该行分析师表示：“我们新的预期是，假设从10月到12月定期增产，到2025年底，每天220万桶的自愿减产将完全解除。”

该行分析师表示，如果欧佩克选择在夏季过后继续加速增产，将证实其打击产能过剩观点、从美国页岩油生产商手中夺回市场份额的意图。

来源: 金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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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Adams

经济

外汇

加拿大5月份就业人数略有增加，失业率连续第三个月上升，达到2016年9月以来除新冠疫情期之外的最高水平。

加拿大统计局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就业人数增加8，800人，失业率上升0.1个百分点至7%。之前彭博调查得到的预测中值为就业人数减少一万人。

5月份已是连续第四个月就业人数要么几乎没有变化要么减少。自2月以来，由于美国对加拿大汽车、钢、铝和其他行业征收关税，企业放缓招聘、缩减规模或裁员，劳动力市场净减少了15，300个工作岗位。同期失业率上升了0.4个百分点。

该报告凸显了受贸易战影响的劳动力市场疲软。加拿大经济需要每月创造约3万个就业岗位，才能跟上人口增长步伐并保持失业率稳定。彭博调查的经济学家预计，今年下半年失业率将进一步上升至7.2%。

来源: 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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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经济

政治

特朗普和马斯克这两位“盟友”间的冲突，呈现出急剧扩大的态势。

据媒体报道，当地时间6月5日，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与马斯克开始公开骂战后，马斯克又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表态，认为特朗普应该被弹劾。马斯克还爆料称，特朗普在爱泼斯坦文件中，他不敢公开有关材料。

特朗普则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马斯克已开始“失去耐性”。特朗普称他要求马斯克离开，并撤销了马斯克强推的电动汽车“强制令”，结果“马斯克疯了”。

两天前，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主导的标志性税收与支出法案，马斯克直言“厌恶”，并抨击这项法案“令人作呕”。

5月下旬，美国国会众议院以微弱优势通过全面税收和支出法案。这项法案计划兑现特朗普的诸多竞选承诺，例如在小费和汽车贷款领域推出新的税收减免，并增加军事和边境执法方面的支出等。

5月31日，马斯克结束了在特朗普政府的任期。不过，特朗普当时并未表现出要和这位盟友“断交”的意思。他表示，马斯克将永远与我们同在，“一路提供帮助”。

在2024年的总统选举中，马斯克一路支持特朗普，捐款数亿美元。特朗普今年1月再度执政后，马斯克牵头组建政府效率部（DOGE），致力于精简联邦政府机构，削减政府成本。

特朗普和马斯克此番分歧公开化的背后，是其经济团队内部暗流涌动的派系斗争，也体现出特朗普执政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一场围绕权力、信任与政策取向的博弈，正在牵动美国经济政策的神经。

这种混乱和震荡更直接的表现是，美国政府在不到百天里对外掀起大规模关税风暴，打出了一套设计粗糙、目标模糊、节奏混乱的关税乱拳，引发国内外剧烈震荡。

关税政策突变背后的权力博弈

特朗普政府将关税问题作为其对外经济政策的重心和主战场，对主要贸易伙伴发起轮番攻击，试图颠覆美国对外贸易乃至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底层逻辑。然而，其一系列政策在设计上粗制滥造，在执行、暂缓、恢复的循环中来回横跳，混乱程度令人叹为观止。

例如，1月26日，以哥伦比亚拒绝接收被遣返移民为由，美国宣布对所有从哥伦比亚进口的商品加征25%关税，但该决定仅维持了几个小时便被撤销。2月1日，美国宣布对加拿大和墨西哥进口商品加征25%关税。然而，仅过了不到24小时，就将该征税措施暂缓执行30天。在30天到期后，美国又给予两国进口汽车一个月的关税豁免。3月11日，美国以报复加拿大对美国北部三州加征电力关税为由，将对加拿大钢铁和铝产品的关税提高至50%，但不久后该措施被撤回。3月26日，美国宣布对所有进口汽车征收25%关税，但符合《美墨加协定》的整车和零部件则分别在4月2日和5月3日被豁免加征关税。

4月2日，特朗普政府抛出的“对等关税”计划，成为其政策混乱的集中体现。当日，特朗普宣布美国对贸易伙伴设立10%的“最低基准关税”，并对某些贸易伙伴征收更高关税。该计划以各国对美贸易逆差占其出口总额的比例为基准，简单粗暴地划定关税税率，完全忽视不同国家的产业结构差异和全球供应链的复杂性。

更滑稽的是，就连印度洋上无人居住的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也被纳入征税名单，还有不少美国拥有贸易顺差的国家也被征税，这种“拍脑袋”的做法招致外界对特朗普政府政策专业性的严重质疑。

在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多日大幅震荡下行的情况下，特朗普于4月9日突然收回成命，宣布对“未采取报复行动的国家”暂停实施“对等关税”90天。这种巨大的反转，使全球各国对美国非理性关税政策的担忧不减反增。

自2月以来，美国还巧立名目多次对中国进口商品征税且不断报复性加码，对华关税税率一度高达145%，个别商品被征税率累计近250%。如此离谱的关税政策，显然也没有经过充分的论证。就在对华“对等关税”生效后的4月11日，特朗普就签署备忘录将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半导体制造设备等20类电子产品排除在征税商品类别之外。

在中美经贸团队于5月10日在瑞士进行谈判前夕，特朗普政府官员多次放话称对华税率不会大幅削减，特朗普更表示80%左右比较合适，但美方最终同意将125%的对等关税骤降至10%，令外界感到意外。

特朗普政府在关税问题上的反复横跳，看起来并不是其刻意为之，更像是战略摇摆与政策失灵的必然结果，实则是其经济团队权力博弈的外在表现。自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白宫内部就关税政策分裂为两大阵营，分别是以财政部长贝森特、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塞特为代表的温和派与以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贸易代表格里尔为代表的强硬派。两股力量明争暗斗，试图争夺特朗普的信任及经贸决策影响力。

温和派对市场反应更敏感，强调将关税作为谈判杠杆而非终极目标，主张根据各国贸易行为的不公平程度，按计划、以不同程度征收关税，并给企业和供应链留出调整时间，其代表人物贝森特也被称作“渐进式关税主义者”。强硬派则坚持全面高关税战略，反对任何形式的豁免，哪怕可能付出经济代价，认为通过实施普遍高关税可以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将制造业带回来，其代表人物纳瓦罗被视为关税政策的理论设计师。

而亿万富翁马斯克属于两大阵营之外的“第三方力量”，公开反对关税政策，呼吁美国和欧洲之间实行“零关税”。这引发纳瓦罗的激烈抨击，称马斯克为依赖进口零部件的“汽车组装商”，马斯克则回骂纳瓦罗“蠢得不如一袋子砖头”。

温和派站上前台

从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的演变过程看，其经济团队的权力博弈至少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月20日至4月2日。在这一阶段，两大阵营均处于就职之后的角色适应期，双方分歧尚未激化，但立场已有明显分野，强硬派来势汹汹。除了针对个别国家和行业领域的关税政策外，纳瓦罗和卢特尼克极力游说特朗普推出针对所有国家的高关税政策，贝森特等温和派则忙于为特朗普发出的各项关税威胁背书。

不过，就在特朗普多次表示计划于4月2日征收“对等关税”的情况下，贝森特也试图发出相对和缓的声音，表示各国关税数字各异，一些关税可能不会继续征收。这与强硬派寸步不让的姿态有显著差别。但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所形容的那样，贝森特就像“被绑住手脚的消防员，眼睁睁看着火烧起来”。

在4月2日“对等关税”方案出台前夕，特朗普曾在普遍关税和对等关税之间摇摆不定，最终选择了两者并行的混合关税政策，但针对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对等关税税率远高于10%的普遍关税。这表明强硬派总体更占上风。

第二个阶段是从4月2日至9日。“对等关税”政策出台后，在美国国内外引发轩然大波，尤其是金融和债券市场的剧烈震荡，表明华尔街对该政策的不满乃至否定态度。作为华尔街出身的政府官员，贝森特第一时间感受到这个重要信号。在公开场合，他为关税政策辩护，但私下迅速行动，试图推动政策转圜。

4月6日，贝森特飞抵佛罗里达州，当面劝说特朗普调整政策，将重点转向与主要贸易伙伴谈判贸易协议，以防止市场崩盘。9日，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临时会见贝森特、哈塞特和卢特尼克。这场会议成为经济团队权力格局变化的重要分水岭。

据多家美媒披露，贝森特拉拢卢特尼克，伺机进入椭圆形办公室，成功说服特朗普暂停征收部分关税，并通过社交媒体当场发出相关贴文。而彼时纳瓦罗正忙于其他事务，格里尔正在众议院就关税问题接受听证。格里尔与在场议员一同获悉关税政策调整的消息，尴尬处境引发议员现场嘲讽，称他“被人从脚下抽走了地毯”。

这一重大转变表明，贝森特成为特朗普眼里有能力安抚金融界的关键人物。纳瓦罗为首的强硬派则由于打法过于激进而遭受反噬，内部更出现分裂，纳瓦罗本人的影响力也显著受挫。在这一回合中，温和派走上前台，这固然有贝森特等人的功劳，更代表了市场的选择。

第三个阶段是从4月9日后至今。“对等关税”进入90天暂停阶段后，美国迅速开展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谈判，特朗普政府的关税决策格局趋于明朗：贝森特总揽谈判大权并主抓对华谈判，卢特尼克负责与其他国家的具体谈判，格里尔成为谈判助手，纳瓦罗则有点销声匿迹，似乎沦为可有可无的技术顾问。迄今为止，这一权力格局暂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人事即政策

特朗普政府经济团队的分裂，并非始于政策博弈，而是早在权力格局形成初期便已埋下伏笔。纳瓦罗和卢特尼克都是特朗普的坚定盟友。纳瓦罗因拒绝配合对国会山骚乱事件的调查，被定罪藐视国会并服刑四个月。出狱当日，他立刻飞往密尔沃基，站上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讲台，为特朗普竞选造势。他对特朗普的支持者高呼：“他们可以囚禁我的身体，却无法动摇我的信念。”这种近乎献祭式的忠诚，为他赢得重返核心权力圈的通行证，也巩固了他在关税强硬派中的象征地位。

不过，纳瓦罗最大的问题在于自视甚高，认为其关税理论无懈可击，必然能让对手快速缴械投降，一劳永逸实现胜利。但他低估了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世界各国反抗胁迫的韧性，低估了这种关税打法对美国的巨大自伤，更忽视了特朗普第二任期执政的复杂心态。简单来说，如果美国对外征收关税过高，导致对外贸易大幅下降或直接归零，那么美国就什么也得不到。这是特朗普不愿意看到的，也是他愿意回到谈判桌的重要原因。但纳瓦罗显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之中，抓不住特朗普“既要又要”的实用主义心理。

与纳瓦罗的“忠诚换权”不同，卢特尼克与特朗普有着多年私交。他曾亮相特朗普的真人秀节目《学徒》，捐赠近1亿美元助力特朗普当选后跻身总统高级顾问和忠诚信徒行列。早在特朗普过渡团队时期，卢特尼克作为过渡团队联席主席就表现十分强势，不断插手新政府人事安排。在财政部长人选问题上，他试图打压贝森特的上位机会，不断攻击其与极左翼金融大亨索罗斯的过往联系，质疑贝森特突然皈依“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经济理念，贬低其对冲基金的历史回报率，企图将其排除在核心团队之外。

然而，卢特尼克的这一波政治攻势未能如愿。随着特朗普扩大财政部长人选的审查范围，卢特尼克影响力迅速下滑，最终仅被提名为商务部长。美媒称，卢特尼克“想成为迷你版特朗普，却没明白只有特朗普才能成为特朗普”。

华尔街出身的卢特尼克，本应属传统上倾向自由贸易的群体，却在关税议题上与强硬派结盟。这导致他左右不逢源，关税支持者认为卢特尼克在意识形态上不如纳瓦罗和格里尔纯粹，华尔街认为卢特尼克在经济事务上不如贝森特专业。这种身份错位让卢特尼克在关税政策的博弈中处境尴尬，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他虽与纳瓦罗同属关税强硬派，但又与贝森特一同“孤立”纳瓦罗，劝说特朗普调整关税政策。

这一轮人事动荡中，贝森特的权力上升更显独特。在特朗普内阁中，贝森特可谓最不像MAGA理念代言人的官员。他曾是民主党人、公开出柜的同性恋人士，为亿万富翁、极左翼人士乔治·索罗斯工作近20年，主导20世纪90年代的英镑投机交易为索罗斯获利超10亿美元，并在索罗斯支持下于2015年创建个人对冲基金。他的政治捐款记录也颇具戏剧性，2012年支持奥巴马，2016年同时向特朗普和希拉里捐款。

在此背景下，贝森特能对特朗普产生影响力，关键在于特朗普清楚认识到他能够安抚华尔街情绪。贝森特与华尔街的深厚联系、对投资者心理和市场情绪的精准把握，成为其影响政策走向的重要筹码。贝森特对劝说策略也拿捏得当，不是直接指出特朗普的错误，而是向他说明存在更好的方式实现目标。

此外，贝森特此前与政府效率部负责人马斯克之间围绕国税局人事安排展开的角力，也凸显了他在政府决策中话语权的上升。马斯克在未经贝森特同意的情况下，提议任命加里·沙普利为美国国税局代理局长。贝森特则成功游说特朗普撤销这一任命，并以自己青睐的候选人、财政部副部长迈克尔·福肯德取而代之。

临时“胜利者”

特朗普经济团队当前的权力重组，呈现出“温和派主导台面、强硬派退居幕后”的特征，但特朗普的个人意志仍是决定内部格局的终极变量。正如美国财政部前高级官员马克·索贝尔所言：“特朗普在任何一天说出的话，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最后与谁交谈。今天他听贝森特的，明天也可能听纳瓦罗的。”只要特朗普仍是这场政策博弈的唯一裁决者，每一次关税的加征或撤回，每一次经济团队要员的地位上升或出局，仍将更多取决于“他今天的心情”和“他最后听谁说话”。

贝森特目前正占据关税政策舞台中央，但这种地位能持续多久，仍是未知数。因为其角色本质上并非源自制度性授权，而是建立在特朗普个人“信任”与“需求”的不稳定基石之上。这种影响力本质上是一种交易性的亲近，完全依赖特朗普的短期需求，即当市场波动加剧时，贝森特可以成为安抚华尔街的“救火队长”；当特朗普认为政策风险短期可控、赌徒心理上升，贝森特的地位可能就迅速被纳瓦罗等强硬派取代。

这种权力依附关系，也使得整个经济团队都始终处于不确定性之中。一方面，贝森特与特朗普在沟通上的错位已经出现。在5月初的一次国会听证会上，贝森特公开“拆台”特朗普，坦言“美中之间目前并没有进行任何形式的贸易谈判”。而此前，特朗普在多个场合不断释放美中正在谈判的模糊信号。另一方面，纳瓦罗等强硬派虽然暂时被边缘化，但没有完全出局，仍控制着贸易代表办公室等关键机构。他们对特朗普的忠诚以及在部分选民中的影响力，可能使他们在合适的时机卷土重来。

美国媒体报道指出，若就关税谈判问题询问纳瓦罗、贝森特、卢特尼克和哈塞特，将得到四种截然不同的答复。特朗普非常清楚团队内部存在的分歧，但并未做过多协调和干预，而是让各方“各说各话”，他最终来选定最优方案。因此，无论贝森特，还是纳瓦罗，抑或是卢特尼克与格里尔，都只是某种时刻的临时“胜利者”。而不变的，只有特朗普的不可预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