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显示，特朗普关税措施可能引发美国消费者不满

J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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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彭博社调查显示，多数美国人认为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弊大于利，未能说服消费者相信其贸易战的益处。经济担忧加剧，民众对物价上涨感受明显。

Harris为彭博新闻社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说服美国消费者相信其贸易战好处方面正面临困难。

大多数美国成年人（56%）表示，如果特朗普的关税没有实施，他们的家庭财务状况会更好。约52%的受访者表示，征收关税所承诺的好处不足以抵消他们付出的经济代价。

这一评估是在特朗普“解放日”关税计划成为美国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的贸易保护主义行动之后做出的，该关税计划将美国对进口商品的征税推向了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最高水平。关税推出后，金融市场动荡不安，人们对美国可能陷入衰退产生了新的担忧。

这项民调的误差率为2.5个百分点，于5月8日至10日进行，调查对象为约2100名美国成年人。这意味着时间点落在了特朗普暂停他在4月初公布的许多关税措施之后。尽管局势波动反复，沃尔玛等企业表示价格上涨在所难免，经济学家也预计美国经济仍可能出现增速放缓。

美国人似乎已经消化了这些价格警告，69%的受访者表示，他们预计关税将导致日常用品成本上升。特朗普本人也承认了这种可能性，比如他表示孩子们可能只有“两个娃娃，而不是30个”，“也许两个娃娃的价格会比平常贵几块钱”。

尽管如此，特朗普仍在继续大力宣传他的贸易议程，将其作为将制造业工作岗位带回美国的战略。

约49%的消费者表示他们预计关税将不利于经济，30%的人认为关税将促进经济。

尽管通胀率远低于近期峰值，而且4月份的增速也低于预期，但五分之三的受访者表示，日常用品的价格比上个月有所上涨。这表明人们普遍认为物价上涨仍是生活中的常态。

2024年，新泽西州Secaucus一家沃尔玛商店的顾客。

35岁的Mackenzie Knight在湾区的一所大学从事人力资源工作，她担心关税会进一步压缩她的预算。经过三年前一段时间的失业后，她觉得自己的经济基础才刚刚稳固。由于她所在地区的房租价格如此之高，她很难积累储蓄。

她说，“如果关税是一项对双方都有利的经济要求，我并不完全反对。但我实在看不出当前这些关税对谁有帮助。对很多美国人来说，这非常令人沮丧。”

Knight还担心可能出现经济衰退或至少是经济放缓，这可能会导致她失业。虽然市场已经从最初的关税冲击中恢复过来，就业增长也保持稳健，但在5月份的一份报告中，消费者信心跌至接近纪录低点，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近期警告称，面对经济风险，不要掉以轻心。

调查显示，半数美国人认为经济自2024年以来变得更加疲软。他们的评价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约66%的民主党人认为，与去年（前总统拜登仍在任时）相比经济有所恶化，而共和党人的这一比例为25%。半数以上的无党派人士认为经济有所恶化。

来源: 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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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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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特朗普23日威胁自6月1日起对进口自欧盟的商品征收50%关税，远高于美国此前宣布对欧暂缓的20%所谓“对等关税”，招致欧盟方面强烈不满并引发资本市场再次动荡。美欧贸易磋商仍在进行中，美方为何突然提议对欧加征高额关税？欧盟方面将如何应对？美欧关税博弈将产生哪些影响？

美方为何再次威胁？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欧盟在贸易方面“很难打交道”，美欧贸易磋商“毫无进展”。因此，他建议自6月1日起对进口自欧盟的商品征收50%关税。《华盛顿邮报》援引欧洲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这一关税威胁令欧盟方面“措手不及”。

分析人士认为，这一表态显示美方不满谈判进展。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也表示，对欧盟方面给出的方案不满意，而且欧盟“存在集体行动问题”。有美国媒体援引欧洲国家官员的话报道，美方要求欧盟单方面让步，却几乎没有提供任何回报，给欧盟出了难题，因为任何欧盟成员对谈判结果不满都会阻止或拖延协议通过。

现阶段，美欧在贸易领域分歧较大，欧盟有意在购买美国天然气、武器和农产品方面作出让步，但不会接受美国有关取消增值税、削弱数字监管和税收以及降低食品标准的要求。

另外，有分析认为，美国政府对当前美欧关系并不满意。马里兰大学国际和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克莱·拉姆齐表示，美国政府目前持有一种观点，即欧盟在欧美关系中单方面受益。

在针对欧盟的指责中，特朗普表示，当年成立欧盟就是要在贸易上“占美国便宜”，指责欧盟贸易政策不合理，导致美国每年对欧盟产生巨额贸易逆差，“完全不可接受”。

欧盟将如何应对？

特朗普再次威胁对欧盟加征高额关税，加剧了美欧贸易争端紧张局面。

《经济学人》报道，欧洲官员原本认为，美方已经看到加征关税带来的负面影响，局势有可能缓和。但此次美国政府再度发出威胁言论，让欧盟各方强烈不满，纷纷表示将捍卫自身利益。

欧盟委员会负责贸易和经济安全等事务的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23日表示，欧盟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协议必须基于相互尊重，而非威胁。他在社交媒体X平台上表示，欧盟委员会正在全面投入并致力于达成一项对双方都有利的协议。“欧盟委员会始终愿意本着诚意开展合作，同时已做好捍卫自身利益的准备。”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德·朗格表示，欧盟不会在关键问题上让步。“如果美国寻求合作与谈判，欧盟总是敞开大门，如果只是想让我们照单全收美方要求，那他就是敲错了门。”

法国负责对外贸易的部长级代表洛朗·圣-马丁表示，50%的关税将招致欧盟反制，对美国来说也将是“不可持续”的。欧盟有必要“展示报复措施”，以便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建立真正的“力量平衡”。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认为，美国政府最新表态可能会令贸易战升温。

美欧博弈影响几何？

美方再次威胁欧盟，导致金融市场大幅震荡。当天，欧洲斯托克600指数、意大利富时MIB指数、德国法兰克福股市DAX指数、法国巴黎股市CAC40指数、西班牙股市IBEX35指数跌幅均超2%；美国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

美国政府对欧盟新的关税威胁不仅冲击市场，还给全球经济带来更多不确定性。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评论说，美欧看似“已经告别关税战缓冲期”。

从美国方面看，最新威胁涉及的关税水平将加剧美国国内物价上涨和商品短缺的压力，同时导致美国经济增长放缓。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赫夫鲍尔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50%的对欧关税将拖累今年美国经济增长至少0.2个百分点。他预计，今年第三季度，美国经济增长将大幅放缓甚至出现萎缩。

从欧洲方面来看，高额关税将对欧盟汽车、机械、航空航天、化学品和药品等产业造成沉重打击。德国经济研究机构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估计，相关措施将导致欧盟对美出口短期内下降20%。总部设在瑞典的北欧资产管理公司固定收益和股票首席投资官卡斯珀·埃尔姆格林表示，相关事态显示贸易不确定性远未结束，一旦欧美无法达成协议，双方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损失。

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政府发动贸易战不仅在国外导致冲突，在美国国内也掀起风暴并招致批评。美国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奥斯坦·古尔斯比23日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关税政策朝令夕改反映了重大决策没有连贯性，导致混乱和不确定性并令人无所适从。他指出，从历史长期和全球范围来看，10%的关税已经很高，而50%的关税则完全是另一个量级的关税。

来源: 中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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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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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走向衰退，部分源于美国放弃全球自由经济秩序，转而拥抱经济保护主义。美国曾是推动以经济自由化为导向的全球化的中心国家，但由于政府未能妥善解决内部利益分配问题，原有全球化模式之下的利益受损者极度不满，并通过选举寻求变革。

美国对全球化的态度经历了根本性转变，这一变化源于对全球化认知的逆转。长期以来，美国将自身与全球化高度捆绑，认为全球化等同于美国化，并在全球化进程中不断实现自身利益。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之后，一些美国精英高度自信，甚至认为“历史已经终结”。在这种认知下，美国积极支持并拓展全球化，以提升美国实力。

然而，2007年的金融危机和中国近年来的快速发展改变了这一认知，美国普遍认为全球化使其他国家受益，却让美国利益受损，因此需要退出全球化以更好地保障自身利益。更深层次而言，美国对全球化的拒绝反映了国内政治的巨大变化。美国国内贫富分化严重，社会矛盾突出，政党极化加剧，身份政治泛滥，自由主义衰退，民族主义抬头，政治趋势明显转向保守主义。

国内问题层出不穷，给美国政党和政府带来巨大压力。与全球化进程中其他国家的快速发展相比，美国似乎失去了更多，国内不满情绪更加强烈。

受国内政治趋势影响，美国政府提出的治国理念，无论是“以中产阶级为中心”还是“美国优先”，都表明政府更多聚焦于自身利益，全球化进程因美国政策调整而难以推进。一些美国精英清楚地认识到，美国贫富差距扩大、社会治安恶化和制造业不振等诸多问题主要是国内治理不善和政治对立所致，但在制度改革受阻的情况下，转向外部施压，迫使全球分担美国解决自身问题的成本。

特朗普凭借“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民粹主义话语体系再次赢得大选，这一现象表明，将美国视为“全球化模式下利益受损者”的观点依然延续，去全球化在未来可能获得更广泛的民意支持。

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内，世界已经经历了美国以“退出”方式重塑全球化的过程。在美国“缺席”的情况下，全球化反而呈现出新的表现形态，即新型全球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新型全球化的动力逐渐从美国转向“全球南方”国家，特别是金砖国家。全球化正处于动力转换的阶段，由美国主导逐渐变为“全球南方”国家驱动。特朗普政府认为全球化损害了美国利益，因此不再愿意继续推动全球化进程。而“全球南方”国家视全球化为符合自身利益、促进经济增长的机遇，因此推动全球化的意愿更为强烈。此外，美国日益将对外经济制裁作为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这给部分“全球南方”国家的正常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从而使其意识到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紧迫性，进而加快新型全球化的建设。

同时，与21世纪初相比，“全球南方”国家的能力有了显著的提升，其GDP占全球总量之比从2000年的20%左右上升至2022年的40%左右。单独与美国相比，“全球南方”国家的GDP已经从不及美国发展到超越美国。即使美国希望退出原有的全球化体系，“全球南方”国家自身的发展动力也足够强劲，并有望自主推进新型全球化的发展。

第二，新型全球化的模式正在从“美元-制成品”模式转向“制成品-资源”模式。美国主导的传统全球化模式依赖美元霸权。美国作为金融中心，一边对外输出美元，一边从其他国家大量输入制成品。近年来，美国滥用美元地位，通过大量举债的方式发行美元，不对称地从他国获取制成品。美国联邦债务规模从2017年的20万亿美元增加到2024年的近36万亿美元，与美国GDP之比也从103%上升至120%以上。这表明美国本质上是建立在美元霸权基础之上，并承担大量债务的金融国家，而非真正的贸易国家。

相较之下，新型的“制成品-资源”模式强调各国在制成品和资源上的平等交换。一些国家提供矿产、能源等资源，其他国家则利用其工业能力生产出满足需求的工业品。

两种模式的主要区别在于公平性和平等性。“美元-制成品”模式存在显著的不公平问题，一方付出较少的劳动却换回其他国家的劳动和资源成果。虽然美元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公共品的角色，但美国也利用美元主导地位获得了巨大的额外收益。而在“制成品-资源”模式中，各方相互依赖，总体平等，互有所需，即使存在摩擦和矛盾，也能通过协商达成共识，没有国家能够使用霸权迫使其他国家屈从。

第三，新型全球化的治理机制正从传统多边机制转向新型多边机制。特朗普政府的“退群”行为和对全球多边制度的质疑，引发了全球经济机制的广泛合法性危机。美国政府不仅忽略和动摇了传统多边国际机制，还积极打造以自身为中心的双边和“小多边”机制。例如，在双边层面强化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在小多边层面建立“芯片四方联盟”。这些小多边机制成员少，封闭性强，意识形态属性明显。

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南方”国家为了提升国际制度的可靠性，兼顾效率和公平，开始参与创设新型多边机制，力争使其发挥更大作用。以金融领域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例，自2013年成立以来，其投资总额逐年增加。2023年投资首次超过100亿美元，批准的投资项目总额突破500亿美元，达到504.7亿美元。此外，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是“全球南方”合作的典范，其在推动南南合作中发挥了引领作用。

来源：中国日报中国观察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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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son

经济

政治

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自6月1日起对进口自欧盟的商品征收50%关税，特朗普的新威胁招致欧盟强烈不满。德国有研究显示，此举可能导致德国经济在2025年至2028年间累计蒙受2000亿欧元损失；若欧盟实施对等反制措施，至2028年经济损失规模可能扩大至2500亿欧元。

美方为何再次威胁？

美欧贸易磋商仍在进行中，美方为何突然提议对欧加征高额关税？

特朗普23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欧盟在贸易方面“很难打交道”，美欧贸易磋商“毫无进展”。因此，他建议自6月1日起对进口自欧盟的商品征收50%关税。《华盛顿邮报》援引欧洲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这一关税威胁令欧盟方面“措手不及”。

2020年5月7日，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名男子走出一家大众品牌汽车经销商店。新华社发（张平摄）

德国或将损失2500亿欧元

特朗普23日喊话欧盟，称美国与欧盟的谈判“毫无进展”，他建议自6月1日起对进口自欧盟的商品征收50%关税。德国经济研究所最新研究显示，此举可能导致德国经济在2025年至2028年间累计蒙受2000亿欧元损失；若欧盟实施对等反制措施，至2028年经济损失规模可能扩大至2500亿欧元。

根据德国经济研究所的计算，若被征收50%关税，德国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将下降0.1%。

特朗普此前声称欧盟成立就是为了“搞美国”，指责欧盟通过设置强大的贸易壁垒、增值税、货币操控等，使美国每年对欧盟产生巨额贸易逆差。德国经济研究所的研究认为，上述指控均缺乏事实依据，例如增值税同等适用于欧洲企业，相关指控并不成立。

这项研究还认为，美国的关税政策将同样损害自身利益。美国在某些产品上高度依赖德国，缺乏有效替代。

2025年5月23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一名男子从欧盟总部大楼外经过。新华社记者赵丁喆摄

欧洲多行业恐陷生存危机

特朗普威胁对进口自欧盟的商品征收50%关税，远高于美国此前宣布对欧暂缓施行的20%所谓“对等关税”，引发资本市场再次动荡。汽车、酒业等欧洲多个重点行业表示，美国关税政策对其出口造成严重冲击，或使其面临生存危机。

作为德国最具代表性的支柱产业，汽车工业受到美国关税政策的冲击尤为显著。2024年，德国出口新车中13.1%销往美国。

以保时捷为例，由于未在美国设立生产基地，该企业约30%至40%的车辆从德国销往美国。为应对美方高额关税，保时捷不得不提高售价，即便如此仍可能面临亏损。同样，奥迪、大众及大部分奔驰和宝马车型因生产线集中在欧洲，也承受着关税带来的成本重压。

“美关税政策可能迫使德国车企将更多生产线迁往美国，导致德国本土大规模失业。”德国汽车业专家费迪南德·杜登赫费尔警告说。

法国干邑白兰地协会表示，如果美国政府针对欧盟的最新关税威胁成为现实，可能让法国干邑白兰地行业陷入艰难境地。

一名行业高级官员告诉路透社记者，美国市场是法国干邑白兰地最大出口市场，占其全球销量的50%以上。美国政府威胁对进口自欧盟的商品征收50%关税，“意味着我们可能无法继续在美国销售我们的产品”。

2025年4月17日在德国法兰克福拍摄的欧洲央行门口的欧盟旗帜。新华社记者张帆摄

欧盟如何应对

特朗普的50%关税威胁招致欧盟方面强烈不满。欧盟委员会负责贸易和经济安全等事务的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表示，欧盟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协议必须基于相互尊重，而非威胁。

爱尔兰总理米歇尔·马丁表示，特朗普的言论“令人极为失望”，征收50%关税将“严重破坏”双边贸易关系。

德国经济与能源部长卡特琳娜·赖歇表示：“关税冲突没有赢家。关税对美国和欧盟造成了同等程度的伤害。”

法国负责对外贸易的部长级代表洛朗·圣-马丁表示，特朗普的新威胁“对欧盟与美国的谈判毫无帮助”，贸易战对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人都不利。50%的关税将招致欧盟反制，对美国来说也将“不可持续”。

荷兰首相迪克·斯霍夫表示，欧盟将坚持既定路径。“我们见识过在与美国谈判中关税的反复变化。”

2025年4月29日在美国洛杉矶港拍摄的集装箱货轮。新华社发（邱晨摄）

美欧关税战可能双输

来源: 中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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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son

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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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令全球市场恐慌的日期，正在逼近。

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地时间5月23日周五，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建议自6月1日起对欧盟征收50%的关税。这一声明不仅打破了此前90天的“缓冲期”预期，也让原本艰难推进的美欧贸易谈判面临崩盘风险。

当天美股、欧股双双跳水，避险情绪重回上风，黄金大涨。而上一次类似情绪失控，是4月2日——当天，特朗普宣布所谓的“对等关税”，“血洗”全球股市，黄金迎来史诗级暴涨。如今，随着特朗普再次出手，市场正在评估，6月1日会不会是又一个4月2日。

分析认为，谈判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在于美欧对于这次贸易谈判存在根本性的认知差别：特朗普政府将关税谈判视为向竞争对手施压、迫使其做出让步的手段，而欧盟则表现得像是在与盟友打交道。

欧盟一直在遵循全球贸易的既定规则与特朗普政府谈判，试图避免对汽车、制药产品和几乎所有其他商品征收痛苦的关税。但问题在于，特朗普正在撕毁这本规则手册。

欧洲想要的是谈判，采取“参与但耗时”的策略

在此前的几轮谈判中，欧盟已经提出了“双赢”的解决方案，包括将工业产品关税降至零的计划，以及购买更多美国天然气的承诺。

欧盟官员则对特朗普的要求感到不满，质疑为什么全球最大的贸易集团应该提供单方面让步。欧盟贸易专员Maroš Šefčovič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写道：

欧美贸易是无与伦比的，必须以相互尊重为指导，而非威胁。我们随时准备捍卫我们的利益。

欧盟方面认为，欧盟和美国的关税之间仅相差约1个百分点，增值税大致相当于美国的销售税。布鲁塞尔也不愿意给予美国其他国家无法进入的市场，因为这将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官员们还指出，虽然贸易政策由欧盟委员会负责，但美国面临的许多贸易壁垒都是国家层面的。

迄今为止，大多数成员国都支持欧盟委员会“参与但耗时”的做法，认为特朗普最终会因其关税将对美国经济造成的损害而做出让步。他们表示，布鲁塞尔方面有坚定立场。

一位欧盟外交官表示：我们不会基于推特(现在的X)上的言论制定政策，至少在大西洋的这一边不会。美国想要的是让步，这次的情况不一样！

欧洲官员一直以与盟友协商的方式进行谈判。然而，特朗普政府将关税谈判视为向竞争对手施压以获取让步的机会，而不是寻求互利共赢的解决方案。

本周五，在特朗普威胁向欧盟加征50%关税后，美国财政部长Scott Bessent立马出面解释，50%关税威胁是对欧盟谈判节奏的回应，希望这能促使欧盟加快行动。

我相信总统认为，欧盟的提议质量不如我们从其他重要贸易伙伴那里看到的。

据报道，特朗普的经济团队私下里一直对欧洲官员抱怨，欧盟成员国在贸易优先事项上的分歧拖慢了谈判进程。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贸易政策专家Bill Reinsch则更直言不讳：

美国的观点是，欧洲人不明白这一次的情况不同，这不是一次传统的谈判。

6月1日，“又一个4月2日”？

周五，特朗普新的关税威胁一度痛击美股，但贝森特出面安抚市场后，主要美股指跌幅收窄。

分析指出，当天市场最终恢复平静，一方面是因为贝森特的讲话，另一方面，投资者预计特朗普可能会做出更多让步。

然而，如果50%的关税真的生效并持续下去，对欧盟来说将是毁灭性的。

欧盟目前面临10%的全面关税，与其他国家一样。在90天暂停期于7月到期后，根据美国之前的宣布，该集团预计将面临20%的关税。随着6月1日逐渐逼近，这个“儿童节”，正在快速变成全球市场的新“灰犀牛”。

牛津经济咨询公司在周五的一份报告中警告：

拟议中的对欧盟关税突显了一个关键的预测风险，即关税仍然是特朗普政府在谈判遇到障碍时使用的工具。反复的关税威胁和撤销将使政策不确定性保持高位。

欧盟曾寄希望于关税能回到今年之前的水平，甚至低于目前的10%。但这显然不是特朗普团队目前提供的选项。

大西洋理事会欧洲中心高级主任Jörn Fleck也表示：

欧盟对这些谈判可以达成的期望与美国政府愿意给予的让步之间存在严重分歧。

特朗普在周五下午的椭圆形办公室坚称，他并不寻求与布鲁塞尔达成快速协议，并发誓50%的关税将按计划于6月1日生效。“就是这样，”他说。

来源: 华尔街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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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Ad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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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AI（人工智能）曾引领早期发展。早在1964年，英国就成立了人工智能与行为研究学会，在这之后，爱丁堡还曾连续6年举办AI研讨会。

1998年，欧洲首次环境与人工智能研讨会的举办，首次将AI从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剥离出来。

甚至当年轰动全球的AlphaGo，就是出自大名鼎鼎的欧洲公司Deepmind。可如今，欧洲的AI故事也只留在了辉煌的过去，到了2014年，DeepMind就被谷歌收购了。

为何欧洲高校林立，却在这场AI等关键新兴技术竞赛中逐渐落后？《华尔街日报》推文称，保守的商业文化、复杂的监管环境、缓慢的市场节奏、有限的风险资本支持以及劳动力流动性差……这些因素共同拖累了欧洲创新技术步伐，特摘编如下：

欧洲缺乏能与谷歌、亚马逊或Meta等公司匹敌的本土企业。苹果公司的市值甚至超过了整个德国股市。欧洲未能培育出更多大型科技企业，被视为其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也是经济停滞的主要原因。在更高关税可能进一步抑制经济增长的前景下，这个问题显得更为紧迫。

在很大程度上错过了第一次数字革命之后，欧洲似乎也将错过下一波浪潮。美国和中国拥有充裕的风投资本和政府资金，正大举投资发展AI和其他有望提高生产率和生活水平的技术。在欧洲，风投科技投资仅为美国水平的五分之一。

美国科技投资者马克·安德森在他的X账户上发布了一个模因图，图片显示OpenAI和中国竞争对手DeepSeek等AI巨头正在为争夺主导地位大打出手。在旁边的一张桌子，一个标有欧盟旗帜的人正独自坐着，全神贯注盯着什么，旁边的图标显示的是连着饮料瓶的瓶盖——这是欧洲一项旨在鼓励回收利用的新法规要求。图片传递的信息是：欧洲正专注于错误的战场。

“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挑战，”前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写道。他受欧盟最高官员委托，帮助分析欧洲经济停滞的原因。在去年9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德拉吉指出，缺乏蓬勃发展的科技行业是一个关键因素。他写道：“欧盟在推动未来增长的新兴技术方面实力薄弱。”

尽管欧洲的人口比美国更多，教育水平与美国相当，并且占全球经济产出的21%，但在全球排名前50的科技公司中，只有四家是欧洲公司。在投资量子计算的前十大公司中，没有一家位于欧洲。

这些问题不仅仅局限于科技领域，它们反映了关于欧洲的一个更广泛现实：欧洲未能培育出与其体量相匹配、能够颠覆市场并激励创新的新型颠覆性公司。

根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首席研究科学家安德鲁·麦卡菲的计算，过去50年，美国从零开始创建了241家市值超过100亿美元的公司，而欧洲仅创建了14家。

20世纪90年代末数字革命开始时，欧盟劳动者的生产率是美国劳动者的95%。而现如今，欧洲劳动者的生产率还不到美国的80%。

欧盟经济规模目前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二，且陷入低速增长，过去两年的经济增速仅为美国的三分之一。

数字寒冬

欧洲拥有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以及深厚的工程和科学人才储备，而其中许多人才最终都流向了顶尖的美国公司。风投资本进入欧洲相对较晚，但在过去十年中，包括红杉资本、Lightspeed、Iconiq和NEA在内的大型美国风投公司已在欧洲开设了分支机构。

欧洲曾有过一个充满希望的开端。在上世纪90年代数字革命之初，该地区曾拥有数家领先的半导体公司，比如总部位于荷兰的阿斯麦、英国公司ARM，还有软件巨头德国公司SAP以及移动电话领域的领头企业芬兰诺基亚公司。

欧洲现如今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可以归结为缺乏速度。企业家们抱怨说，在欧洲，不管干什么都需要更长的时间：融资、遵守当地法规，甚至连招聘和解雇员工都需要更长时间。

大多数欧洲初创公司发现，要以与美国同行相同的速度扩张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它们通常会迁往美国，被美国公司收购，或与美国公司合作。英国最大的初创公司之一、外卖公司Deliveroo最近同意作价39亿美元将其业务出售给美国企业DoorDash。

即便是欧洲最热门的AI公司也选择与美国公司合作，而不是与之竞争。总部位于伦敦的DeepMind于2014年被谷歌母公司Alphabet收购。总部位于巴黎的Mistral AI在打造大型AI模型的竞赛中筹集了超过10亿美元资金，该公司也已经与微软、谷歌和亚马逊签署了分销协议。

在欧洲，多数商业融资仍来自银行业，银行通常要求融资方提供实物抵押品(比如一栋建筑)以防蒙受损失。其他融资形式包括规避风险的公共退休基金。企业家们表示，早期的风险投资者也常常提出一些限制创始人发展的条款。

“欧洲的资本很分散，金额小不集中；同时，又存在一些非常庞大、运转缓慢、官僚化的半政府机构。而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美国那种更具活力的捐赠基金资本，在欧洲几乎看不到，”美国科技投资者、伦敦风投公司Hoxton Ventures创始人侯赛因·坎吉说。

复杂的监管环境

在欧洲快速扩张业务规模很困难。美国是一个庞大的一体化市场，而欧洲由几十个拥有不同语言、法律和税收制度的国家组成。劳动法加大了招聘和解雇员工的难度，从而减缓了劳动力的流动性。(在欧洲，离职通常有三个月的通知期，某些情况下还有六个月的竞业禁止条款，在英国被戏称为“花园假”。)

直到过去一两年，股票期权在大多数欧洲国家还都很少使用，因为股票期权在授予前就被作为收入征税。

欧洲税负较高，而且本是为了约束大企业的法规却成为初创企业成本高昂且耗时的负担。

欧洲对监管的“偏爱”是Han Xiao开始考虑将他总部位于柏林的AI初创公司迁往美国的原因之一。五年前，他和两位朋友在德国完成学业后共同创立了Jina AI，旨在将机器学习应用于企业在非结构化数据中搜索信息。

Xiao说，德国人谈论AI时，首先谈到的是道德和监管，而在美国和中国，投资者则关注创新。他说，在柏林也很难找到工程师。Xiao试图解雇表现不佳的员工，结果却被告上法庭。他的17名员工试图成立工会。

Xiao最初从美国和中国的风投公司以及SAP的美国分公司筹集了约700万美元。他最新一轮3000万美元的融资由硅谷投资公司Canaan Partners领投。Xiao说，欧洲的AI技术市场非常小，当地客户采用AI技术的速度很慢。在加州度过了去年11月和12月之后，Xiao决定将他的公司迁往美国。

根据亚马逊最近的一项调查，欧洲企业将IT预算的40%用于遵守法规。该调查发现，三分之二的欧洲企业不了解去年夏天生效的欧盟《AI法案》规定的义务。

由于欧盟的监管法规，Meta将其最新AI模型在欧洲的发布时间推迟了近一年。该公司今年3月开始推出一个功能有限的版本，不包括图像生成或编辑等功能。苹果公司也推迟了iPhone的新AI功能在欧洲的推出时间，直到最近几周才推出。

荷兰最成功的初创公司之一、软件公司Bird最近表示，由于限制性的AI监管，公司计划将主要业务迁出欧洲，迁往美国、迪拜和其他地区。

在生活质量排行榜上，欧洲城市名列前茅，遥遥领先于美国城市。这种生活方式可能会降低风险偏好，同时欧洲的平等文化也不鼓励赤裸裸的野心。

“我收到很多融资演示文稿，上面写着‘这可能是一家价值5000万到1亿美元的公司’，但这并不能真正引起我的兴趣，”来自加州圣莫尼卡的克里斯·希尔说。他现居伦敦，为EdenBase管理一只基金。他还指出，伦敦金融区的酒吧通常在周四下午2点就坐满了人。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研究员塞巴斯蒂安·马拉比表示，伦敦风投资本的兴起最终可能会催生一个创业生态系统，让资金、人才和创意快速流通。他的著作《权力法则》详细描述了硅谷如何建立了创业文化。

但在某些情况下，旧习难改。麻省理工学院的麦卡菲说，德拉吉的报告对欧洲科技行业的落后状况诊断到位，但随后敦促政府投入更多公共资金来刺激该行业，却没有抓住关键点——缺乏的是私人资本，而这很可能由于监管等因素造成的。

麦卡菲说：“那一刻，我从点头认同变成了拍案而起。”

来源：东方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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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中东之行，响彻着鸽子与橄榄枝的声音，这与一个多月前的关税战鼓声形成鲜明对比。在中东，特朗普盛赞中东各国“闪闪发光的奇迹”是中东人民自己创造的，而不是西方的干预主义者。相反，几十年来美国奉行的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干涉政策，在中东地区遭遇了惨败，面对未来，“即使我们之间存在巨大分歧，我也愿意放下过去的冲突，为建立一个更美好、更稳定的世界而努力。我将永远支持和平与合作，永远如此。我相信坐着审判是上帝的工作，而我的工作是捍卫美国，促进稳定、繁荣与和平。”

中东转向

随着公开话语与密室谈判的展开，美国新的中东政策轮廓逐渐清晰。

一方面，经济合作成为构建美国中东新关系的基石。在访问期间，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国以最高礼仪接待了美国总统，白袍银骑、超巨红毯、阿雅拉舞齐出，承诺万亿级别对美投资，签署千亿级别具体采购与合作协议。随行的企业巨头，如马斯克、黄仁勋、OpenAI、Google、亚马逊、波音、通用电气、花旗等公司高管等，与当地政府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洽谈，寻找中东各国与美国在经济和投资领域的契合点。

例如，特斯拉将在沙特建设超级工厂，生产电动汽车及储能设备，谷歌拟投资沙特云计算与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支持沙特的“2030愿景”数字化转型，OpenAI将与NEOM新城合作开发AI驱动的城市管理系统。美国波音公司和通用电气收获巨额合同，购买数百架波音787“梦想客机”和波音777X客机，并邀请美国公司投入巨资改造当地石油开采与炼化工业。沙特签署的军售协议规模也达到1420亿美元，创出军售协议历史最高。

另一方面，在处理地区争端时，坚持以和谈为主，将战争或战争威胁置于更次要地位。在棘手的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问题上，特朗普展现了对阿拉伯各国立场的更多认知，推动沙特等国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特朗普政府调整了对叙利亚的政策，从制裁转向给予机会，在会见叙利亚领导人之后宣布放弃制裁。这让叙利亚新政府有了更加宽松的政策选择空间，不是只有靠拢俄罗斯、伊朗以敌对西方作为自己的唯一现实选项。对伊朗，特朗普政府祭出“大的胡萝卜与粗的大棒”，在伊朗对中东影响力大幅降低、国力大幅缩减的前提下，以伊朗放弃核武器为唯一的核心诉求，展开积极的谈判。

美国中东政策的变化，背后蕴含着更加宏大的战略思想。尽管特朗普对此并未详细说明，但非常明显的是，所有的讲话与政策取向都显示出，特朗普试图扭转过去历届政府在全球安全秩序上的基本导向。这样的转向，当然不是心血来潮的无的放矢，在保守主义思想圈内部，早已经有广泛的反省与思考，从早期的亨廷顿、帕特里克•布坎南到近年的米尔斯海默等人，这样的思想脉流从未断绝。

理论背景

过去数十年，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的30年，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主导了美国的外交战略。从克林顿到小布什再到奥巴马，美国在对待国际安全秩序方面一脉相承。无论是进步主义（民主党政府）还是新保守主义（小布什政府），其支持者都相信历史的终结，认为对其他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工程改造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他们也不惮于使用武力来实现这一点。冷战结束后的短短20年里，美国参与了7场战争，战争密度比1990年之前提升了三倍。

自由主义将个人自由奉为最高价值，誓言保护那些权利受到严重侵犯的人。这一原则应用于国际关系，促使自由主义者以进攻型战略行事。如果权利受到严重伤害的人身处他国，就可能促使自由主义政府对该国实施干预。这也就毫不奇怪，进步主义政府执政期间，世界上发生战争的次数更多。

这样的进攻主义策略下，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纷争的空间与机会被压缩。毕竟，外交意味着，在重要问题上存在冲突的国家之间，需要进行讨价还价和相互让步。但自由主义却把它简化成了道德层面的正义与邪恶问题。用特朗普的原话说，“近年来，太多的美国总统都被这样一种观念所困扰，即我们的工作是审查外国领导人的灵魂，并利用美国的政策对他们的罪伸张正义”。

如此一来，在某些国家，契合该国生态环境、具备稳定统治能力的政府被西方干预主义者推翻，却又无法建立起符合西方自由进步主义模式的政府，进而引发地区内乱或反扑；在另外一些国家，西方政府以及自由派主导的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IMF、联合国开发署等）迫使当地政府接受西式自由主义的社会与经济改造工程，这些政策建议与与此相关的援助、贷款资金，往往浪费于当地的腐败官员与失败的巨大工程上，反而拖慢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前者的例子包括阿富汗、叙利亚等在西方加强干预之后不仅没有带来和平富裕，反而陷入长期战乱的国家。后者的例子在《白人的负担: 为什么西方的援助总是收效甚微》等描写西方援助的书籍中有大量例证。

社会改造工程之所以往往伴随着巨大的灾难，这通常包含两个关键要素。根据詹姆斯•斯科特在《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一书中的分析，第一个要素是，一个愿意并且能够充分利用其强制力来实现高度现代化工程设计的威权政府；第二个要素，则是一个缺乏抵抗这些计划能力的孱弱公民社会。也就是说，西方干预主义者要成功的前提恰好是他们拼命要摧毁的，这就注定了，西方干预主义政策很难取得他们期待的成功。

与此同时，他们以自由主义视角理解世界，而非现实主义方式，这在像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大国面前，激起了对方的敌意。

米尔斯海默在《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一书中指出，“自由主义霸权政策”不仅在冷战后世界是错误的，即使在冷战期间也是错误的。事实上，从东欧到中国，与莫斯科的角力迅速呈现出来。当时，如果美国更开放地寻求与共产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并采取现实主义的方式去谋求在这种关系中的美国利益，结果会好于频繁使用军事力量。

对于承当了国际安全秩序责任的大国，他们必须也应该以现实主义态度对待国际关系。此时，大国与小国交往的最佳战略是避免卷入其国内政治，除非绝对有必要，否则不要侵略和占领它们。换言之，真心实意尊重国家主权，“各国人民有权力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道路”，即使这样的道路是（在自由主义者眼中）错误的，美国也不应该扮演上帝之鞭的角色。

新秩序

当下，面对中国的崛起，世界局势正向一强一大的两极格局演变。这种变化有利于促使美国政府放弃自由主义的安全观，转而采取现实主义的安全观。特朗普政府对此的回应是，不再专注于多边安全协议，更多从美国利益出发，使用双边主义政策工具。在欧洲，迫使欧洲各国承担自身的防卫与安全需求；在国内，建设更加强大的军事力量；在全球，避免轻易对小国发动战争，与各种类型的统治者打交道，以求达成有利于美国的deal（交换或者妥协），而不是以意识形态划界。

这一原则不能称之为孤立主义，而应称之为保持克制的现实主义。这与19世纪大英帝国之下的保持克制的现实主义如出一辙。在当时，英国对推翻某个地方的传统统治者兴趣不大，但会施加影响。当这些统治者强力挑战英国的核心利益时，英国会毫不犹豫地予以打击与惩罚，但很少谋求推翻统治者。

换言之，这一思维相信一个国家的变化是逐步演进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生命与道路，其政治权力结构的稳定与进化，受限于其国内的具体情景与政治动员格局。对这一格局应抱之以达尔文主义的观望态度，等待进化与时间的力量让其逐步有所改善，保持和平与稳定。在此过程中，一个国家的政权如果能够学会与外部世界相处，也必然会推动其内部治理结构的现代化与自由化。

这样的渐进式进步议程，远胜于自由主义的社会工程式立场。当然，特朗普的新秩序，不是向大英帝国全球秩序的简单模仿与回归，而具有新时代下的特点。以这样的国家安全秩序作为设想，那么在全球三个热点地区的政策转向就变得可以理解了。对此，我3个月前在“喜欢或者仇恨，特朗普主义都在那里”一文中曾经提出简要分析，现在可以略加展开。

首先是中东。大部分中东国家已经建立了稳定的政治秩序，在经济现代化道路上也取得了长足进步。如果美国放弃国家建设主义的干预立场，转而谋求各国和平共处，中东各国与美国的冲突将会显著降低。经过多年战乱，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共处已达成事实默契，俄罗斯、伊朗、叙利亚的国力与地区角色也已降低，这为实施美国的新中东政策提供了有利条件。未来若能妥善解决加沙问题，中东几十年的战乱局面有望得到实质性改善。

其次是欧洲。在欧洲面临的考验在于，特朗普所奉行的新政策，与欧洲各国自由主义政府存在相当大的矛盾与距离，要说服各国、或者改革欧盟，难度极高。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没有花费更多时间与努力去寻求弥补分歧，而更多地倾向于冷对多边安全协议，为美国自行其是赢得空间。

一方面，美国希望欧洲各国承担自我防御的责任，降低美国的负担；另一方面，以不同于欧洲国家的思路对待俄乌战争的调停。

对于俄乌战争，米尔斯海默谴责了西方的北约东扩政策。简言之，北约不该东扩，俄罗斯不该发起战争。俄罗斯“不该”发起战争是从道德层面来谈论的，而北约“不该”东扩是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谈论的。特朗普不认同北约东扩，认为此举将俄罗斯逼至敌人位置，并无必要，需要予以纠正。之前的自由主义者认为，东扩不是针对俄罗斯的敌意，但是，俄罗斯特定的政治、历史条件导致俄罗斯对此并不认同。从工具理性的角度讲，俄罗斯如何想，比自由主义者如何想，对政策的实际效果有更大的影响。

对特朗普而言，妥善调停俄乌战争，让俄罗斯从敌人的角色转变为不一定友好但至少是非敌国的角色，对全球安全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与此相反的设想是西方自由主义者所青睐的，即，全力以赴帮助乌克兰，迫使俄罗斯接受有利于乌克兰和欧洲的和平条件。然而，这条路的战略和战术代价是巨大的。

从战术层面而言，如果北约不愿意亲自下场面对拥有核武器的大国俄罗斯，那么单独依靠军援乌克兰要取得迫使俄罗斯接受条件的结果，难度很大。这不仅会导致数以十万计的军人与平民的伤亡，也会导致美国、欧洲将有限的资源过多地投放在此，也逻辑地暗含着重塑俄罗斯政治的“雄伟设计”。从战略层面而言，将俄罗斯推至不共戴天的仇敌，不利于全球安全秩序，也不利于美国对抗唯一挑战者的战略需要。

如果放弃这一选项，那么在实现俄乌和平上，选择是有限的。乌克兰可能将面临国家利益的损失，以求换取宝贵的和平，来建设自己破碎的国家，让时间站在自己这一边。对俄罗斯不追求彻底击败它，而是要创造条件，使其从敌国转变为非敌国，同时允许其重新进入国际秩序。在这一路线图下，要调停战争，言语（如公开发表媒体会喝彩的强硬言论）不重要，对左右两边施压以创造和谈局面重要。特朗普政府坚持不公开谴责普京总统，应视为实施这一方案的配合举措。

目前俄乌和平尚未实现，但时隔3年之后，双方第一次坐上了谈判桌，乌美矿业协议也已经达成，5月19日特朗普与俄乌两国总统通电话劝和。应该说，目前的状况离开和平是更近了而不是更远了，与3个月前的情况截然不同。

第三，是最为重要的太平洋地区。在此处，美国必须集中几乎全部资源来应对真正的挑战，即面对全球唯一有实力挑战美国地位的大国。在这种情况下，提升国防预算、强化军队建设、追求军事技术的断崖式领先、重塑全球经贸秩序（参见本专栏4月初的文章“自由贸易已死，对等贸易将升”），成为一种必然。

好消息是，按照特朗普中东演讲的精神，美国与东方大国之间存在着和平共处的充分空间，即，遵循了美国历任政府的承诺，尊重中国的主权，尊重中国人民的道路选择，反对战争。这与中国的立场是拉近了而不是推远了。

质疑

向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的回归在美国历史上不是新鲜事，然而，时移世易，特朗普的转向必然要面对巨大的挑战。从理论到现实，这一转向的风险都是巨大的。

传统美国外交思想与实践，受“山巅之城”理念影响巨大。“山巅之城”的虔诚追求，往回缩通往孤立主义，不要管旧欧洲的烂事，做好美国就行；往前推通往布什式“邪恶帝国”论，誓言将自由福音带给这个混乱的世界。不论成功还是失败，山巅之城的信仰，都是美国磅礴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20年前的新保守主义者在国内政策上继承了保守主义的传统，但在国际事务上，却接过了自由主义的衣钵。这也难怪，众多的新保守主义者不过是被社会现实痛打过的自由主义者，而福山曾经是新保守主义者，作为知识分子气味浓重的派别，他们在对外关系方面丝滑地接入了自由主义的思维方式。小布什政府发动的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符合自由主义的口味。

而特朗普的国际新秩序，是对新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直接否定。这一新方针，不再热心改造别国，呼应了孤立主义诉求，但也不是退回国内闭门自己过，仍旧具有管理全球安全秩序的诉求，只不过是基于现实主义的态度。这样的转变没有先例，自然也会面临重重挑战。

具体而言，在如何应对中东、俄乌、太平洋等现实挑战之外，从理念上讲，存在两个重大问题。

首先，特朗普政府的双边主义行动，悬置了过去70年的多边国际安全机制，令欧洲等传统盟友不满，被批评为瓦解了盟友对美国的信任。这一软实力的丧失，可能从根本上瓦解美国管理全球安全秩序的能力。对此，特朗普政府多少有点儿不以为然。所谓的软实力，并不应该以媒体声音为衡量。副总统万斯在慕尼黑的演讲，不顾外交礼仪，直截了当批评欧洲各国政府在文化道路上的歧途难返。这表明特朗普政府对争取欧洲传统盟友的信任与支持，既不抱希望，也不看重。事实上，最近20年来，随着欧洲工业能力与军事能力的下滑，欧洲国家对美国主导的全球行动贡献不大。

反过来说，多年徒劳之后，欧洲确实是在特朗普政府施压之下，在两个重要方面向美国要求妥协：降低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承诺将国防开支提升至GDP5%。未来，美国能否在丢失部分盟友信任的状况下，能否以一己之力推行预定议程，是一个重大考验。换言之，抛弃多边安全秩序，拥抱差序安全秩序，是否可行？

其次，当美国不再依据自由主义理念看待全球安全秩序问题，过去1个多世纪多少人为之奋斗的基于规则的安全秩序是否遭到了背叛？特朗普拒绝谴责明火执仗的入侵者、与各国显然算不上民主选举的统治者握手言欢、对巴拿马、格林兰等地的声索，都加重了人们的怀疑。问题是，自由主义者对国际丛林性质的道德否认，并无助于纠正这一状态。过去数十年，对姿态、而不是实际行动的青睐，恰好是很多悲剧、或者好心的糊涂虫造成悲剧的主观原因。特朗普新秩序放弃干预各国内政，但却会对各国的外部行为提出要求，例如，调停刚果战争、调停俄乌战争、迫使胡赛武装停止袭击商船等，并非完全的孤立主义取向。

说到底，对特朗普主义派系的保守主义者而言，历史并未终结，自由主义者不能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构想，对全球各国进行“手术”与改造，而需要尊重各国作为自然演绎与持续博弈的生态系统这一现实。这样的世界当然是不道德的，本质原因是因为各国政治尚未建立在道德基础上，而不是政治家在讲台上如何演讲。新秩序下的世界仍会充斥诸多不公、暴力与战火，但考虑到过去数十年自由主义干预主义的惨痛失败，我们很难说这样的政策框架会导致更多的不公、暴力与战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