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日本2024年“春斗”至关重要？

经济

摘要:

预计3月15日的春斗工资增速或将高于2023年，达到过去三十年的高位。

华泰证券发布研究报告称，预计3月15日的春斗工资增速或将高于2023年，达到过去三十年的高位。根据构建的春斗工资增速模型，由于劳动市场偏紧、过去通胀较高，且企业盈利超预期，预计2024年春斗工资增速或将高于2023年的3.6%。若得以实现，则日本结构性走出通缩的概率进一步提升，日元以及相关资产均可能走出亮眼表现。

一、什么是“春斗”?

备受瞩目的日本2024年 “春斗”工资谈判将在3月15日公布初步结果。“春斗”是日本每年春季举行全国性劳资谈判，对日本全年的工资涨幅有着“风向标”的指引作用：参与“春斗”的企业数量持续增加，覆盖700万左右的工会成员，相当于2023年日本劳动总人口的10%以上;谈判的对象主要是大企业，中小企业偏少，但谈判的结果对其他企业的工资增速具有指示意义。“春斗”公布的工资涨幅通常包括年功序列工资涨幅以及基本工资涨幅两部分，其中基本工资涨幅更重要，也是市场重点关注的内容。

2023年日本“春斗”工资增速超预期回升至3.6%的高位，尤其是基本工资增速大幅增长。背后主要原因是2023年日本企业盈利超预期改善、年初居民公用事业价格大幅上涨以及通胀高企。

二、为什么2024年“春斗”至关重要?

“春斗”工资增速很大程度上影响2024年日本再通胀的可持续性。2023年GDP增速虽然位于较高水平，但由于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速为负，居民实际消费较为疲弱。若2024年工资增速较高，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速有望转正，从而推动居民消费修复，成为2024年增长的最重要支撑。

“春斗”工资增长若进一步加快，可能标志着日本向成功走出结构性通缩螺旋更进了一步。若“春斗”工资增速回升至较高水平，日本有望实现工资-通胀的良性循环，帮助日本摆脱通缩。

春斗工资增速也将左右日央行货币政策正常化前景。1月日央行货币政策会议上植田和男称，重点关注3月“春斗”谈判结果，若确认实现工资-通胀的良性循环，日央行将考虑改变包括负利率在内的宽松政策(参见《日央行按兵不动但表态偏鹰，日元仍有弹性》，2024/1/23)。

三、2024年春斗工资增速预计将超过2023年

目前，劳工双方对“春斗”结果均较为乐观，政府也对工资上涨“乐见其成”。3月7日Rengo发布的工会平均涨薪要求为5.9%，大幅高于去年的4.5%。雇主对涨薪的表态也相对积极，例如罗森、Aeon等多家大企业均宣布较去年更高的涨薪计划。政府也继续出台措施推动企业提高工资增速，例如为涨薪幅度较大的中型企业提供税收优惠。

预计3月15日的春斗工资增速或将高于2023年，达到过去三十年的高位。根据构建的春斗工资增速模型，由于劳动市场偏紧、过去通胀较高，且企业盈利超预期，预计2024年春斗工资增速或将高于2023年的3.6%。若得以实现，则日本结构性走出通缩的概率进一步提升，日元以及相关资产均可能走出亮眼表现。

风险提示：

工资增速不及预期，日本经济降幅超预期。

文章来源：智通财经

要了解今天的所有经济事件，请查看我们的财经日历

风险提示及免责条款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本文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个人投资建议，也未考虑到某些用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其他需要。据此投资，责任自负。

Alex

经济

全球经济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进入长期性停滞格局，其特征可以用“三低一高”（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高债务）来概括。从2022年起，全球经济由长期性停滞格局转为滞胀格局，特征可概括为“三高一低”（高通胀、高利率、高债务、低增长）。

长期性停滞格局与滞胀格局的最大差别，在于通胀由低到高，而利率由低到高则是通胀中枢水平上升的结果。导致通胀中枢水平上升的原因，一是新冠疫情的冲击，其中既包含疫情期间全球供应体系被中断，也包括疫情期间各国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对总需求的拉动；二是俄乌冲突的爆发造成以油气价格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飙升。

虽然新冠疫情已经过去，俄乌冲突由突发事件转变为持续性事件，但全球通货膨胀率似乎具有较强的黏性，在未来较长时间内也会持续高于2022年之前的水平。一方面，新冠疫情结束后发达国家开始纷纷追求产业链的韧性，导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变得更加碎片化，这会降低资源的全球配置效率，进而抬升很多产品的价格中枢。另一方面，2023年以美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强于预期，这从需求角度支撑了较高的通胀率。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塑造当前全球滞胀格局的主要力量有三：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全球通货膨胀率上升，以及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紧缩、新冠疫情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

自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以来，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就处于上升趋势，例如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红海危机等。地缘政治冲突主要通过两条渠道影响全球经济金融：一是导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震荡，二是造成全球投资者风险情绪与避险情绪的变动。近年来黄金价格中枢水平已经上升至每盎司2000美元左右，这正是全球投资者避险情绪上升的结果。

2024年全球地缘政治冲突的程度可能弱于2022年与2023年。主要原因在于，2024年是全球大选年，尤其是美国大选将发生在2024年年底。主要大国政治内视性增强，这就决定了2024年全球地缘政治冲突继续显著恶化的概率较低。例如，尽管在国内大选期间，对华强硬肯定是政治正确的，但出台新的对华遏制政策的概率较低。

目前美国、欧元区、英国的货币政策紧缩周期已经基本结束。然而，美国劳动力市场持续紧张导致工资薪金上涨压力依旧，这就决定了服务品价格与房租水平继续保持强劲。尽管一系列加息已经导致经济增长放缓，但核心价格的黏性决定了美联储首次降息可能晚于市场预期。笔者认为，2024年美联储首次降息的时间不会早于6月份。

问题在于，迄今为止美国的高利率已经影响到国内经济增长。如果未来三个月内高利率继续维持，那么到2024年下半年，美国经济的减速迹象将会更加明显。这就意味着，一旦美联储开始降息，随后的降息幅度与节奏又可能超出市场预期。笔者认为，美联储2024年首次降息可能要到6月、7月份，而年内可能有四次左右、累计100个基点以上的降息。换言之，美联储今年的降息节奏与幅度可能要高于市场预期。

美降息或晚于预期

新冠疫情爆发后，主要发达国家开始追求产业链、供应链的弹性、可控与短距离，这意味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开始重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碎片化重构，一方面会降低资源的全球配置效率，推升全球通货膨胀中枢水平，另一方面，则可能对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上的中枢地位造成显著负面冲击。

从货物贸易与直接投资的最近变化来看，全球供应链产业链重塑的速度可能快于市场预期。例如，在2023年，墨西哥已经取代中国成为美国的最大进口伙伴。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2024年全球经济仍会维持自2022年已经形成的滞胀格局，但今年可能出现以下三个新变化：一是国际地缘政治冲突烈度可能减弱；二是美联储首次降息时间可能较晚，但一旦开始降息之后，降息节奏可能较快、降息幅度可能较大；三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正处于快速转型过程中。

上述全球经济的若干新变化，具有什么样的宏观经济与金融涵义呢？

笔者认为，在2024年上半年，长期美国利率与美元指数将主要以双向波动为主，例如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可能在4.0厘至4.4厘之间波动，美元指数可能在100至105区间波动；而到2024年下半年，上述两个指标可能出现较大幅度的下行，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可能跌破4厘，美元指数可能跌破100。

2024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有望在波动中反弹，其中上半年以波动为主，反弹可能主要发生在下半年，年底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有望回升到6.8至7.0区间。

考虑到中美经济增长前景、利率与汇率的相对变化，2024年中国的跨境资本流动状况可能较2023年明显改观，短期资本外流压力有望显著放缓，不排除下半年短期资本重新淨流入的可能性。

文章来源：大公报

要了解今天的所有经济事件，请查看我们的财经日历

风险提示及免责条款

Alex

外汇

2024年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金融强国要具备六个方面的核心要素，即：拥有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金融监管、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可以认为，这些核心要素互为条件，相互支撑。其中，拥有强大的货币位列核心要素首位，其重要地位显而易见。人民币国际化是人民币成为强大货币的必由之路，其对金融强国建设的作用及发展思路值得深入讨论。

人民币国际化的最新进展

2009年7月，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正式启动。在近15年的时间里，受初期的政策效应、人民币汇率变化和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政策调整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人民国国际化经历了“启动与快速发展”“调整与平稳发展”和“回升与持续发展”三个阶段①。期间，虽然有起有伏，但总体成绩显著。

值得注意的是，在经历了2015—2017年的调整期之后，人民币国际化稳步发展，各项指标不断提升。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3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披露，截至2022年末，由多项具体指标合计而成的人民币国际化综合指数已从2017年初调整期的1.80持续回升至3.26②。另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12月，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体系中的占比为4.14%，成为全球第四大支付货币；人民币在全球贸易融资货币中的占比达到5.07%，成为全球第三大贸易融资货币。过去两年，人民币在全球储备体系中的占比也出现较大上升，2023年三季度达到2.37%，较2016年人民币刚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时提升1.3个百分点，成为重要的储备货币之一。另外，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23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23年1—9月，货物贸易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占同期本外币跨境收付总额的比例为24.4%，同比上升7个百分点，为近年来最高水平。

在离岸市场上，近两年人民币国际化的表现也有不少亮点。2022 年，中国人民银行与香港金融管理局签署常备互换协议，并扩大资金互换规模，进一步深化内地与香港金融合作。2022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先后在老挝、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巴西新设人民币清算行，海外人民币清算网络持续优化。2022年末，主要离岸市场人民币存款余额约1.5万亿元，已接近2014年的历史高位。国际清算银行（BIS）2022 年调查显示，人民币外汇交易在全球市场的份额由2019年的4.3%增长至2022年的7%，排名由第八位上升至第五位。

作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策略之一，中国近来还加强了与部分新兴经济体的双边本币结算合作。2021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与柬埔寨国家银行签署双边本币合作协议，将本币结算范围扩大至两国已放开的所有经常和资本项下交易。2021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与印度尼西亚银行正式启动中国印度尼西亚本币结算（LCS）合作框架，并推出人民币/印度尼西亚卢比银行间市场区域交易。2023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与巴西中央银行签署在巴西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合作备忘录。4月，阿根廷宣布停止使用美元来支付从中国进口的商品，转而使用人民币结算。6月末，该国还决定使用人民币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支付部分债务。7月，玻利维亚宣布开始使用人民币结算，并计划设立中资银行，以便更好推进人民币在双边贸易中的支付和结算。

毫无疑问，人民币国际化正在稳步发展。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与美元、欧元等主要国际货币相比，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还有很大的差距，与英镑、日元等国家的货币相比，也存在一定的距离。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3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一季度末，美元、欧元、英镑、日元等主要国际货币的国际化综合化指数分别为 57.68、22.27、7.66 和 5.48。采取各种有效措施，继续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国际化仍是未来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

人民币国际化在金融强国建设中的作用

美元、欧元和英镑等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相关经验研究表明，强大的货币至少具有以下三大特征，即国际通用、稳定安全和自由兑换。国际通用是指可以在发行国境外充分发挥该货币的基本职能，即作为支付媒介、计量工具和价值储藏的功能。稳定安全是指境外的机构和个人认为该货币价值稳定，以该货币计值的金融资产具有安全性高、流动性强的特点。自由兑换则是指该货币可以在外汇市场上不受限制地兑换为其他货币。人民币要成为强大的货币，必须成为国际通用、稳定安全和自由兑换的货币，而人民币国际化正是使其成为兼具上述三大属性的必由之路。

事实上，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和最终实现，对于中国金融强国的全面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第一，人民币国际化本身就是金融强国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如上所述，强大的货币位居金融强国核心要素之首，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过去700年左右的金融发展史显示，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到美国，这些曾经和当前的金融强国无一例外地拥有强大的货币，几乎每种货币都曾经保持了长达百年左右的主导性国际货币的地位。

第二，有助于中国金融机构的业务发展和国际化经营。不少研究表明，货币国际化有助于促进一国的金融深化与发展，包括机构数量和市场规模的扩张。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境外机构和个人将会越来越多地选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投资和融资活动，并将促进国内金融机构跨境业务的发展，丰富跨境金融产品的种类，加快跨境清算支付体系的建设。从全球范围看，当人民币离岸市场业务不断增多时，国内商业银行将有更多的机会去境外建立网点，开办人民币业务，加快经营国际化，并不断提升中国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

第三，有助于中国资本账户可兑换程度的提升，为中国一些重要城市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创造条件。资本账户可兑换是中国市场化经济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上海等一线城市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必要前提。尽管在资本账户尚未完全开放的情况下，人民币国际化也可以通过贸易结算、货币互换和双边支付协定等方式继续有所发展，通过离岸市场交易继续有所推进，但从长远看，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显著提升必须通过在岸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来实现。从一定程度上讲，人民币国际化对于中国资本账户的可兑换将会产生一定的倒逼和推动作用。

第四，有助于提升中国的金融监管能力。受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驱动，中国金融业的开放程度将不断提升，资本账户可兑换程度也将进一步提高。因金融开放而造成的金融风险上升，将推动中国金融监管框架的不断完善以及监管能力的持续提升。特别是，当一些城市成为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时，中国的国际金融监管水平必须得到显著提高，否则很难避免遭遇外部金融冲击。

第五，有助于提升中国中央银行的国际影响力。在人民币成为重要的国际货币之后，通过频繁的跨境资本流动、人民币金融资产存量变动和风险承担变化等渠道，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将产生比较显著的外溢效应，进而对世界其他国家的金融稳定产生影响。因此，作为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重要一方，中国人民银行将会发挥更为重要的国际影响力。这也意味着，通过人民币国际化，中国将在全球经济与金融治理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六，有助于金融人才队伍的建设。在成为金融强国的过程中，高素质金融人才队伍的不断壮大将是一个必然趋势。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需要培养一大批既懂经济金融，又懂国际关系和法律事务的复合型人才，以便更好地在国际金融市场和各类国际金融组织发挥积极作用。这个过程将成为中国金融人才队伍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

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笔者曾对主要货币的国际化经验做过研究，发现一种主权货币是否能够成为国际货币取决于三类因素。一是规模，即该国经济规模是否足够大，经济总量、对外贸易规模和金融市场规模等是否处于全球前列。二是流动性，该国的金融市场是否足够成熟并且具有高度流动性，是否具有完备的金融基础设施、丰富的金融市场工具以及基本开放的资本账户。三是可信度，即该国能否保持良好的经济增长态势，是否具有独立的中央银行体系，是否具有透明和健全的金融监管体系，以及是否具有良好的产权保护制度和友善的投资营商环境等。很重要的一个结论是，上述因素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③。基于上述分析，为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中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积极努力。

第一，努力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对于一国货币的国际化具有重要意义。受内需不足、预期转弱、人口老龄化、保护主义盛行以及国际经济日趋碎片化等各种内外部冲击的影响，中国经济无论是短期恢复还是中长期可持续发展，都面临挑战。当前，一方面要适当加大财政刺激力度，实施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稳妥化解房地产和地方债等重点领域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要加大力度推进结构性改革，深化面向市场的经济改革，不断完善投资营商环境，特别是加强对民营企业家的产权和权益保护，从根本上解决民营企业投资信心不足的问题。值得指出的是，如果没有成功的结构性改革，仅仅依靠扩张性刺激，不但不会有好的效果，而且会对未来的增长和发展构成负担。

第二，加快技术进步，构建新的出口贸易优势。德国马克和日元国际化的经验均表明，保持出口贸易优势对于货币国际化非常重要。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在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指引下，利用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成功地确立了全球最大贸易国的地位。不过，在人口红利逐渐消退之后，中国只有构建新的出口贸易优势，才能继续保持最大贸易国的地位，并以此保持国际收支和人民币汇率的长期均衡发展。

新的出口贸易优势将主要来自对先进技术的掌握和运用。在这方面，中国已经在某些领域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如新能源汽车、光伏设备、5G和一些电子产品的出口市场份额保持着领先地位。不过，在高端芯片、光刻机、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和生物制药等领域与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的差距，被“卡脖子”的概率很高。如果不能在这些领域尽快获得提升，未来中国的出口优势将会受到很大的挑战。

第三，深化国内金融改革，不断完善市场化的现代金融体系。一个具有高度流动性、规模足够大和开放的政府债券市场，对于人民币国际化极为重要。就规模而言，中国的国债市场目前已位居全球第二，但由于流动性不足并且对外开放程度仍不高等原因，依然难以满足外国投资者对拥有高流动性和高安全性人民币金融资产的需要。未来应继续提高国债市场开放度，扩大规模，丰富品种，并且不断完善利率市场化改革。

与此同时，应积极发展直接融资，不断提升A股市场的规范性、透明度和投融资效率，为外国投资者提供具有吸引力的资本市场工具。继续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增强其弹性，以便在更为频繁和大规模的跨境资本流动环境下维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加快本外币交易市场的培育和发展，特别是人民币对外币的期货、期权等衍生品交易市场的发展，为境外贸易商和投资者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和投融资提供避险工具。加快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体系建设，增加直接和间接参与行，提高支付结算效率，并且继续在具有潜力的国家和地区增设清算行。

第四，稳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同时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各种因素中，资本账户的进一步开放至关重要。可以认为，如果没有资本账户的进一步开放，仅仅主要依靠贸易结算、货币互换、双边支付协定和离岸交易等渠道，人民币国际化可能很难有显著发展。

扩大开放当然会带来更大的金融稳定风险。但应该看到，经过近20年的探索，在管理跨境资本流动风险方面，中国已经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这些措施包括：远期购汇风险保证金比率要求、外汇存款准备金比率要求、企业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系数、境内企业境外放款宏观审慎调节系数，以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模型中的逆周期因子等。通过及时调整有关比率和系数，可以有效防止跨境资本在短时间内的大进大出，从而实现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和避免对国内金融市场的显著冲击。

第五，加强国际经济与金融合作，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市场驱动过程，是水到聚成的事情。这意味着政府的作用主要是促成各种经济和金融条件的形成，进行间接推动。不过，通过加强国际经济和金融合作，政府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直接推动。中国人民银行促成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就是一种直接推动。在历史上，借助布雷顿森林协议，美国成功确立了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当前，中国可以通过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G20）框架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参加低收入国家减债和缓偿进程、持续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金融合作等各种努力，不断提升中国在全球货币金融事务中的影响力，并由此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第六，继续探索数字人民币在跨境支付领域使用的潜在空间。央行数字货币是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一个潜在领域。尽管中国对央行数字人民币在跨境支付中的应用一直采取持审慎态度，但有关探索和国际合作尝试从未停止。作为前瞻性和战略性的探索，2021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加入了BIS支持的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未来，数字人民币在跨境支付领域的探索可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在零售层面，数字人民币将主要定位于服务在中国旅居的境外用户，以满足他们的普惠金融需求。为此，要制定他们开立数字钱包的程序、额度管理和兑换要求等。其二，在批发层面，数字人民币可继续积极参与“货币桥”项目有关试验。其三，以开放和包容方式探讨制定法定数字货币标准和原则，在共同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过程中，妥善应对各类风险挑战。

文章来源：中国外汇

风险提示及免责条款

Thomas

外汇

经济周期是由资金流—储蓄和信贷的数量驱动的，而不是由高通货膨胀或利率水平驱动的。资金流的巨大破坏力体现在“全球流动性”上，这是一个规模高达130万亿美元的流动资金池。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全球流动性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为金融市场创造了巨大的价值。然而，全球流动性正在暴露出其负面的一面，对金融稳定构成威胁。

全球流动性是一个被广泛讨论，但研究较少且定义模糊的话题。本书对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对全球流动性进行了清晰的定义和测算，并展示了其对投资者的重要性。重点讨论了中央银行的作用、影子银行、回购的兴起和批发货币的增长，以及中国日益占主导地位的金融经济的最新进展。

如同水的流动只有在高低有别的地形中才能形成一样，资本的流动也必然伴随着某种形式的失衡。在一定的边界内，失衡往往是资本流动的必要条件。可一旦越过某个临界值，失衡或许会带来体系的重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就是这样一个临界点：从全球化到去全球化，包含贸易和资本两个维度。

全球化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嵌套式的动力系统，双边或多边协定搭建了制度框架，主权国家、国际多边组织和跨国公司是规则制定者；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以及商品与服务的流动是全球化的主要内容。从国际收支账户来看，商品与服务流动和资本流动是一体两面的关系。生产要素的流动会重塑国家的比较优势。由于技术和劳动力往往是附着于资本之上的，资本的流向（尤其是直接投资）是观察“权力转移”的重要前瞻指标。大国博弈，都伴有一场无硝烟的“资本战争”。

《资本战争》的作者——迈克尔·J.豪厄尔是CrossBorder Capital（跨境资本公司）的董事总经理，他提出了“全球流动性”的概念，并建立了全球流动性分析和资产配置框架。

全球化1.0到3.0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全球化可以被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5—1973年，为布雷顿森林体系1.0时期。基本特征是：政经格局呈现为两极对立，彼此孤立，西方阵营内部实行“金汇兑本位+固定汇率+自由贸易+资本管制”的组合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了黄金-美元本位，本质上仍是固定汇率制。这主要是吸取了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教训。战后的共识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纸币泛滥和竞争性贬值是摧毁经济、政治动荡的重要原因。之所以要对资本进行管制，也是为了维护固定汇率和本国货币政策自主性。在“三元悖论”的框架下，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不可兼备。国际金融领域最新的研究表明，只要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和货币政策独立性都很难维持。当然，经验也表明，积累外汇储备也是追求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手段。因此，在第一阶段，跨境资本流动规模较小，与贸易的波动基本一致，且主要发生在西方阵营。截至1960年，99%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向了发达国家。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初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布雷顿森林体系2.0时代。其基本特征是“美元本位+浮动汇率+自由贸易+金融自由化”。从生产端到需求侧，全球大市场开始形成，生产分工的特点是横向和纵向一体化并重，且后者在规模上居于主导地位。金融层面，在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改革措施的刺激和信息通信技术的支持下，跨境直接投资规模快速膨胀，规模和增速都数倍于贸易，并且不再局限于发达国家内部。正是由于资本的跨境流动和跨国公司的发展，价值链贸易逐渐成为主导形式。生产端，一般而言，如果一家公司在国外能以比在本国至少低20%的成本生产一种产品，离岸外包就是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需求侧，伴随着海运成本的下降和“集装箱革命”，货物贸易急速发展。

第三个阶段是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至今。以贸易或资本流动规模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2008年是二战后全球化的顶点，商品贸易占GDP的比例为52.46%。截至2020年，该比例已经下降到42%，在此过程中，价值链贸易规模同步回落。效率优先的全球化时代终结，政治、安全、地缘的考虑逐次凸显。

美元流动性与安全资产短缺

在一定程度上，核心国家的意愿和能力，决定了全球化的进程。二战后，全球化建立在美元作为公共品，以及美国作为美元的垄断提供者和全球体系的设计者与维护者的基础之上。美国在享受美元“嚣张的特权”的同时，也承担着维护体系运行的责任和成本。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种义务，因为它曾是这个体系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当权力与责任、收益与成本不对等时，全球秩序便进入非稳态。更确切地说，当美国感觉其从该体系中获得的收益小于其付出的成本时，便不再有动力去维护该体系，甚至会主动破坏其建立的秩序。

在解释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时期世界的混乱状态时，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金德尔伯格认为，灾难的根源在于美国和英国的经济与金融地位不匹配。一方面，随着制造业和经济实力的衰落，英国向全球提供金融公共品的能力衰减；另一方面，美国在19世纪末就取代英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和最重要的制造业大国，但在金融上，美元尚未取代英镑，纽约尚未取代伦敦，美国未能向全球提供金融公共品。虽然1925年美元取代英镑成为最重要的储备货币，确立起了金融霸权，但美国对外奉行的却是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和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且直到二战后，美国的金融霸权才稳固。因此，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是有意愿但没能力提供公共品，而美国是有能力但没意愿。

金德尔伯格将大国之间权力与责任的不匹配视为全球失序的根源。约瑟夫·奈称之为“金德尔伯格陷阱”，用于描述世界缺少领导者和公共品提供者所导致的混乱状态。

美国向世界提供的最重要的公共品就是美元。布雷顿森林体系是金汇兑本位制，本质上仍然是商品货币制度，黄金-美元平价是美元信用的根基，黄金储备是美国维持固定汇率制的“护城河”。因此，它并未彻底摆脱金本位制的约束。特里芬认为，世界对美元流动性不断增长的需求和美国维护黄金-美元比价的义务或能力之间存在矛盾，布雷顿森林体系具有内在不稳定性。这就是“特里芬困境”。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并未彻底解决“特里芬困境”，只是换了一种形式。美元与黄金脱钩解开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枷锁”，但却打开了廉价货币的魔盒。首先是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价格上涨导致的“滞胀”，其次是新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和货币危机。美国自身也未能幸免，其国内的信用膨胀加剧了金融不稳定，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周期性发生。

与廉价美元相对应的就是安全资产的短缺，这被认为是解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后危机时代无风险利率持续下行和经济增长停滞的重要逻辑——新“特里芬困境”。

安全资产指的是对信息不敏感的资产，即资产持有人不需要收集额外的关于发行人的一切信息，债务人的支付承诺完全可信。货币是最有代表性的安全资产，扩展而言，任何承诺未来支付固定金额且无违约风险的债务工具，都可以被称为安全资产。随着金融业务从零售模式向批发模式转型，安全资产作为抵押品的价值进一步凸显。

从全球来看，美国是主要的安全资产供给者，美元、美国国债、政府支持的机构证券、金融机构债务、抵押支持证券和资产支持证券都被视为安全资产。另外，德国、法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的国债也可被视为安全资产。当然，安全资产并非绝对概念，T时刻的安全资产，并不意味着“T+1”时刻还是安全资产。比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私人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就被认为是安全资产；2010年欧债危机之前，希腊和意大利的国债也可以被视为安全资产。

安全资产短缺是近20年来全球宏观经济结构性失衡的一个特征事实，同时也是理解“格林斯潘难题”、全球失衡、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利率下行和经济停滞的重要逻辑。美联储利率触及零下限，欧洲多国进入负利率区间，全球经济陷入“安全陷阱”。

安全资产还能为理解全球货币体系变革，进而为全球化的命运提供新的视角，这是因为，安全资产供给者往往就是最重要的国际货币的发行国，这两者是一对矛盾，对立统一。对立的表现是，美联储在满足全球日益膨胀的美元需求的同时，也在创造对自身提供的安全资产的需求，如果供给满足不了需求，就等于说，美联储在创造美元的同时，也创造了美国国债这一安全资产的短缺，而利率下行就是安全资产短缺的一种直接结果，是一种均衡调节机制。在利率触及零下限时，只能以全球经济收缩的形式表现出来，因为它会压抑需求端，有助于缓解安全资产的短缺。统一的表现在于，美元和美债同属安全资产，都以美国的财政可持续性和国家信用为基础，只有在美债和美元被同时创造出来时，缺口才不会扩大，但这又在透支美国的国家信用和财政空间。是否会存在某个临界值，使美元和美债变成不安全的资产？

咆哮的“美元-金融周期”

传统上，周期往往指的就是经济周期，主要描述的是实体经济变量的波动。随着经济金融化和杠杆化程度的提高，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金融周期——描述金融资产（包括房地产）价格和信用的波动——的概念开始备受学界和政策层关注，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的交互作用也成为热点话题。

但是，大多数研究仍然将经济周期视为最终研究对象，金融更多只是一种作用机制。因此，研究范式仍然没有转变过来。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金融周期现象才被关注。金融周期指的是金融资产价格、风险偏好和融资约束之间的自我强化关系。具体而言，信用扩张会推高房地产和资产价格，进而推高抵押品价值，从而增加私人部门能够获得的信用总量，直到这一过程在某一时刻逆转。融资限制与价值和风险观念之间的这种相互加强的作用，在历史上往往造成严重的宏观经济混乱。

随着金融的作用越来越凸显，明斯基提出了“金融凯恩斯主义”的概念，认为经济周期是表象，金融周期的逻辑才是主导。他很早就提出了“长波”的概念，认为实际上有两个周期，对应着两种萧条，一种是轻度萧条，另一种是重度萧条，而且重度萧条是在多个轻度萧条中酝酿的。“长波”对应的是金融周期，重度萧条对应的是金融危机，轻度萧条对应的是经济危机。明斯基描述了两者的嵌套关系，并且指出了金融周期的形成机制。他明确提出，政策可以改变经济周期的形态。那么，之所以是轻度萧条，逆周期调节政策——宽松的货币和信用政策，以及积极的财政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们同时也在驱动金融周期，当金融危机发生时，经济将面临更严重的萧条。因此，就周期理论而言，明斯基研究的突出特点是强调金融的重要性，并认为周期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内生的。

金融周期描述的侧重点是金融活动，如银行信用、杠杆、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的周期，以及价值与风险、风险承担和融资约束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如何转化为经济的繁荣与萧条的。识别金融周期常用的方法是结合信用和不动产价格，前者衡量杠杆水平，后者则代表可抵押资产的数量。抵押行为是关键，它强化了金融的顺周期性：信用（尤其是抵押贷款）的迅速增长推高了房地产价格，进而推高了抵押品价值和私人部门能够获得的信用总额。金融周期的扩张对应着经济繁荣，收缩则对应着经济衰退，两者相互强化。

在全球经济、金融相互依赖的今天，任何开放经济体都难免受到美元-金融周期的扰动。最新的学术研究认为，传统的“三元悖论”已经降维为“二元悖论”，即只要资本是完全自由流动的，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就难以维持。例如，日本央行依然要干预汇率，甚至连美国财政部也一直保留外汇平准基金。当然，在现实中，可以选择非角点解，比如“有管理的资本流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货币政策独立性”。

文章来源：证券市场周刊

风险提示及免责条款

Owen Li

政治

经济

• 美国参议院生物安全法案获批推进

• “药明系”股价暴跌，生物医药板块应声跳水

• 美国对中国生物科技、半导体、人工智能、汽车等领域围追堵截

• 药明系的国内市场高度内卷，价格战下利润有限

美国国会提出的生物安全法案周三在参议院取得部分进展，为A股和港股投资者中的“乐观派”浇上冷水，因为他们原本尝试对此事件轻描淡写，预期法案会“胎死腹中”。被法案点名的“药明系”的股票在稍有起色一段时间后，周四再度被抛售。

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以11比1的投票结果批准推进该法案。本次投票批准后，法案还须在参议院和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并拟定一个两院统一的法律文本，交由总统签署，才能生效。

元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詹凯表示，这一投票结果并不能代表草案在更大国会范围内获得了普遍支持。由于委员会的议员数量较少，在投票前有着充分的沟通，因此很容易就早期版本达成共识，草案更大的阻力在参众两院的大范围讨论和投票。

该法案提出限制美国联邦政府采购药明康德(603259.SS\2359.HK)、华大基因(300676.SZ)的生物科技设备和服务。这一议案在众议院的版本指控两家公司威胁美国国家安全，而且可能“会将美国人的基因数据传输给外国对手”，在1月底引发一轮生物制药股票的踩踏。

今年正值美国大选，中美科技博弈的火药味渐浓，除了半导体、人工智能外，生物制药也成为另一个战场。在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本周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生命科学均被称作“新赛道”之一。

药明康德稍早对参议院的决定表示“强烈反对”。

历史通过率能准确预测未来吗？

华东一位生物医药风险投资基金人士称，法案的理由其实不充分，但无论谁当选美国总统，肯定会找各种理由孤立中国。虽然历史上类似法案的通过率很低，不过这次也许不能再按历史经验去预测了，可能真的会推进。

华北一位买方医药研究员表示，之前二级市场对此事比较乐观，包括一些主流券商，尝试用历史数据证明法案的通过率很低，可能只有约1%或2%，而且需要的时间也很长，想淡化影响。 “可能机构持仓的占比比较高，所以导致被动地偏乐观。”

该研究员并指，法案在参议院层面有所推进之后，跟市场预期有落差，股价明显下跌。虽然法案落地的概率很小，但中间的扰动对投资者来说很难把握，已经超过基本面研究的范畴，机构投资者很少会去参与这种黑天鹅事件的超跌。

詹凯则认为，“对这种法案最好的态度是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为制药公司代工研发、生产药物（CXO）的药明康德A股周四跌停，H股最多急泻20.6%；从药明康德分拆上市的药明生物2269.HK午盘跌幅扩大至22.6 %。

恒生香港上市生物科技指数午盘跳水逾5%，中证医药100指数大跌2.5%。

日本券商和投行--野村在报告中亦指，参议院委员会的决定可能会令中国CRO公司的投资者的情绪恶化。

全面围剿中国科技行业

上述风投人士认为，对跨国制药企业（MNC）来说，药明康德与华大基因的产品或服务并非不可替代，指望美国的药企去游说，可能性也不大。

药明康德去年上半年超过60%的营收来自美国客户。假如“药明系”真的不得不抛弃美国市场，国内的制药公司客户能否为其提供足以“自立自强”的利润空间？

该人士则指出，国外利润率高，国内则“高度卷”，不管是提供早期研发外包服务的公司，还是临床试验外包，或生产外包的公司，都在降价，全面竞争的话，都未必有盈利。想用国内市场去填补国际市场的损失，是完全不可能的。

一位中国CXO行业从业者亦表示，中国的市场很大，但现在药明在中国降价卖服务，给同行带来价格竞争压力，“搞得我们也很难受，药明都降价了，大家都愿意找他去做了”。

除了生物科技公司外，美国近期继续围堵中国半导体、人工智能、汽车等行业，例如对盟国施加压力，让中国更难获得半导体制造所需的设备和材料；对中国汽车进口是否构成国家安全风险展开调查；收紧对华人工智能芯片出口。

文章来源：路透社

要了解今天的所有经济事件，请查看我们的财经日历

风险提示及免责条款

Thomas

经济

自2024年3月7日开始，欧盟新的《数字市场法》全面生效。在这一法规生效三天前，欧盟先燃放了一个“大鞭炮”：给美国“巨无霸”科技公司苹果开出超过18亿欧元的大罚单，理由是苹果公司滥用其在音乐流媒体应用程序市场上的主导地位，违反欧盟反垄断法规。

据称，这是欧盟首次以反垄断为由对苹果公司处以罚款，也是欧盟有史以来开出的数额第三大的反垄断罚单。

欧盟监管机构表示，苹果阻止应用程序开发商在其应用商店之外向用户提供有关更便宜的非苹果音乐订阅服务的信息，这属于设置不公平交易条件，违反了欧盟反垄断相关法规。

欧盟委员会表示，在考虑侵权行为的持续时间和严重性、苹果的总营业额和市值等因素后，该委员会决定在基本罚款金额（约4000万欧元）的基础上追加18亿欧元的一次性付清罚款，以确保对苹果的罚款具有足够的威慑力。这使欧盟对苹果的罚款总额达到了18.4亿欧元（约合20亿美元）。

市场原来预期，欧盟对苹果公司的罚款总额在5亿欧元左右。

在欧盟做出重罚苹果决定的3月4日，苹果股价收盘时下降了2.5%，跌至175.10美元。

苹果与声田的恩恩怨怨

苹果公司对欧盟的处罚不服，表示要上诉。

苹果公司方面表示，欧盟监管机构未能提供任何可信的消费者利益受损的证据，而且它也忽视了蓬勃发展的音乐流媒体竞争市场。

苹果还声称，欧盟这一决定的最大受益者是欧洲音乐流媒体服务平台声田（Spotify），而声田在它自己的网站上销售订阅服务时不需要向苹果支付费用。

声田的总部设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根据专注于数字内容经济的数据服务商MIDiA的最新数据，在全球音乐订阅用户市场份额排行榜中，声田以31.7%名列第一，中国的腾讯公司以14.4%排名第二，位居第三的是苹果音乐，份额是12.6%。

据苹果自己的说法，苹果之所以被欧盟开出天价罚单，就是因为声田的告状。

老三因被老大告状而吃了罚单，自然鸣冤叫屈。受罚当天，苹果公司在其官网上发布的一篇声明中称，声田是欧盟这次处罚苹果决定的主要拥护者，同时也是最大受益方，声田拥有全球最大的音乐流媒体应用程序，并在调查期间与欧盟委员会进行了至少65次会面。

你可以从苹果声明的字里行间感受到那种“委屈”和“怨气”。声明原文是这么写的：“声田目前在欧洲音乐流媒体市场上占据了56%的份额，超过最接近的竞争对手两倍，而从未就帮助其成为全球知名品牌所获得的服务向苹果支付过任何费用。声田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苹果应用商店，以及声田用以构建、更新并与全球苹果用户分享其应用程序的各种工具和技术。”

苹果的这个说法，部分上得到了美国著名科技文化月刊《连线》（Wired）的佐证。

《连线》在报道此事时，开宗明义这么写道：“苹果有一个‘声田麻烦’。声田导致这家iPhone制造商被欧盟罚了20亿美元。”

《连线》回顾了声田和苹果多年以来的商战和口水战，然后如此断言：“（欧盟给苹果开的这笔）罚款起源于声田2019年向欧盟委员会提起的法律投诉，这项投诉挑战了苹果对其应用商店中开发商所施加的限制和费用。而欧盟委员会的裁决同意了声田的投诉。”

罚单开出后，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兼竞争专员玛格丽特·维斯塔格的一番话，似乎也验证了《连线》的断言。维斯塔格说：“十年来，苹果一直滥用其市场主导地位。我认为，欧盟的这项决定，重要的是要表明，如果你是一家占据主导地位的公司，而你又做了违法的事，那么，你就会受到惩罚。”

欧盟处罚苹果后，声田和苹果也确实展开了新一轮的隔空“骂战”。

声田首席执行官丹尼尔·埃克在社交媒体X（以前称为推特）上发布了一个视频。在这个视频中，埃克把苹果称为“开放互联网的威胁”。他说：“苹果公司决定关闭互联网，并把互联网变成苹果网，他们把每个使用iPhone的人都视为他们的用户，并认为苹果应该能够决定用户的体验是什么。” 埃克还说，苹果的做法实际上相当于对声田征税，与此同时却对自己的音乐服务“苹果音乐”网开一面。

对于声田的“进攻”，苹果也毫不客气，进行了回击。

苹果在自己的网站上发表了一份声明，驳斥了声田关于自己是苹果商业实践受害者的说法，认为声田反而是苹果应用商店中的一个“成功故事”，因为声田的应用程序在苹果手机上的下载、重新下载或更新次数已超过1190亿次。

声明说：“我们甚至让我们的工程师飞往斯德哥尔摩，面对面地免费帮助声田的团队。但对声田来说，免费远远不够，他们还想以更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改写苹果应用商店的规则。”

重罚苹果的示范效应

看上去，这好像是声田和苹果之间的私人恩怨。

但许多业内分析人士指出，欧盟这次重罚苹果，并非仅仅为声田撑腰，也远非仅仅针对苹果一家公司。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更像是欧盟监管机构和美国科技巨头之间历时已久的角力和博弈的一部分。这些人声称，欧盟一直通过严厉的监管、巨额的罚款、繁琐的立法等手段，试图打破谷歌、苹果、亚马逊、元宇宙等美国“巨无霸”科技公司对欧洲市场的主导，与此同时，欧盟也一直在明里暗里扶植欧洲自己的科技公司；而美国科技巨头也看中了欧洲市场这块大肥肉，不肯轻易让欧洲同行逐渐兴盛、坐大。他们指出，欧盟针对的，不仅仅是苹果一家公司，而是所有财大气粗、雄霸全球市场的美国科技巨擘。例如，欧盟此前对另一家美国“科技霸主”谷歌开出的两笔罚单，金额就超过了苹果这次被罚的金额。

另有分析人士则认为，欧盟这次重罚苹果，意义甚至超出了美欧商业博弈。他们指出，欧盟3月4日的裁决，其意义并不局限于声田和苹果究竟谁是谁非，其影响也不止步于欧盟监管机构和美国科技公司到底谁输谁赢，它其实触及了数字经济时代市场规则的核心，更关乎全球市场的公平与未来的创新方向，对美欧之外更广泛的世界也有重大的影响。

如果联系到3月7日全面生效的欧盟新《数字市场法》，这种意义和影响就更为明显。

这部法律的宗旨，就在于让规模较小的竞争对手更容易与美国科技巨头竞争，并迫使这些美国“巨无霸”对它们某些商业行为作出重大改变。

举例来说，新《数字市场法》要求苹果公司允许其他应用商店在其iOS系统上运行，让应用程序开发商能够通过其他处理服务接受付款，允许开发商引导用户以其他方式注册它们的服务。

有人说，苹果的封闭式生态系统可能因此逐渐受到蚕食。

确实，苹果公司3月6日公布的最新版iOS 17.4系统更新，带来了许多新功能，包括新增的emoji表情、电池的健康改进、iPhone失窃设备保护功能的优化等，但最让人眼前一亮的，莫过于iOS新系统开放的“侧载”，也就是说，苹果终于松口，允许用户在第三方商店下载应用程序。

当然，这一新开放的“侧载”功能仅限于在欧盟区域内使用，苹果的相关设备会检测用户的地理位置，而且用户一旦离开欧盟，“侧载”功能便告失效。

但不管怎么说，苹果的这一有限的改进，就是为了遵守3月7日全面生效的欧盟新《数字市场法》而及时作出的让步。

此外，欧盟新《数字市场法》授权欧盟委员会对科技公司的罚款金额，最高可达其全球营业额的20%，这意味着未来欧盟开出的罚单可能会远远超过这次给苹果开出的罚单，因为根据欧盟竞争专员维斯塔格的说法，这次给苹果开出的18.4亿欧元罚单，仅仅相当于苹果全球营业额的0.5%。

有的分析家认为，欧盟此举可能对全球其他国家监管机构产生示范效应，未来全球各国、各大经济体可能会有更多限制科技大公司权力的尝试。

仅就苹果公司而言，它在其他市场上也面临着监管机构的惩罚威胁。

苹果即使在自己的本土市场也是其最大的市场——美国，也并非顺风顺水。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司法部多年以来一直在调查苹果公司及其市场主导地位，可能很快就会提起反垄断诉讼。此外，苹果最近表示，它将改变一些做法，以遵守美国一家法院有关替代性支付方式的裁决。

再如，在亚洲，韩国电信监管机构2023年曾经表示，它计划对苹果和谷歌处以罚款，原因是它们违反了相关规定，这些规定要求各公司允许应用程序开发商使用多种支付方式。

确实，对全球监管机构和政策制定者来说，如今他们面临的最新挑战是：随着科技巨头的影响力日益扩大，传统的竞争法规是否还能适应新的市场现状？如何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促进技术创新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

也许，3月7日全面生效的欧盟新《数字市场法》，能够为他们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文章来源：“魏城看天下”微信公众号

要了解今天的所有经济事件，请查看我们的财经日历

风险提示及免责条款

Alex

股市

当英伟达代表的AI革命托起美股乃至美国经济的希望时，七巨头中的“难兄难弟”——特斯拉和苹果正携手迎接一场来势汹汹的“脱粉”。

去年表现异军突起的美股“七巨头”在今年初分道扬镳。

据第一财经记者汇总，在人工智能热潮的推动下，英伟达、Meta和亚马逊年内涨幅分别达到79.11%、40.15%和14.1%。与此相比，苹果和特斯拉年内累计跌幅分别达到12.16%和28.95%。

“七巨头”减一

根据道琼斯市场数据，特斯拉今年迄今为止市值蒸发了2280亿美元。

当地时间周三，特斯拉收跌2.3%，收盘报176.54美元，连续第三个交易日下跌，年初至今累计跌幅28.95%，收盘市值降为5622.4亿美元。至此，特斯拉已跌出全美市值前十大企业，这也是该公司13个月以来首次跌出前十榜单。当日，维萨（Visa）以5633.7亿美元的市值跻身榜单。

曾看涨特斯拉的摩根士丹利分析师亚当·乔纳斯(Adam Jonas)在报告中警告，如果按公认会计原则计算，特斯拉的汽车业务将录得亏损的话，“可能就是今年”。

乔纳斯表示，尽管一再降价，但电动汽车需求继续放缓，加之混合动力汽车正在成为有力的竞争者，虽然特斯拉可能是“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的汽车公司”，但其产品阵容可能是主要汽车制造商中最陈旧的。

分析师将特斯拉今年销量预期下调至200万辆以下，同比增长略高于10%。同时，将2024年每股收益预测从1.54美元下调至99美分，将调整后每股收益预期从此前的2.04美元下调至1.51美元。

摩根士丹利预计，特斯拉可能会取消降价措施，以捍卫利润率和现金流。

乔纳斯将该公司的股票目标价从345美元下调至320美元，较周三收盘价仍上浮超80%。FactSet的数据显示，分析师对特斯拉的平均目标价徘徊在约211美元。

过去12个月，特斯拉股价下跌8%。同期，标普500指数上涨约26%。

无独有偶，券商Baird的分析师本·卡洛(Ben Kallo)在报告中写道：“有关降价和成本改善的潜在波动意味着利润率恐尚未触底。”尽管2023年第四季度毛利率环比有所改善，但卡洛预计第一季度毛利将出现回落。

他表示，尽管车辆交付预期已有所下调，但仍有下降的空间。

另一方面，木头姐Cathie Wood掌舵的方舟投资（Ark Invest）每日交易披露显示，该基金周二买入了79956股特斯拉股票，以周二收盘价180.74美元计算，斥资1445万美元。

JW Warren Capital CEO李君蘅仍看好特斯拉的基本面，考虑到“Cybertruck和Model 2分别将在今明两年上市”，若特斯拉股价进一步承压将吸引资金入场。

“现在的问题是，特斯拉曾经的信徒都跑去买英伟达的股票了。”李君蘅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苹果“至暗未至”？

尽管苹果年内跌幅已超12%，分析师警告其“至暗时刻”恐尚未到来。

瑞穗分析师乔丹·克莱因(Jordan Klein)在本周发布的报告中写道，若苹果最大的非ETF股东、股神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进一步减持其股份，苹果股价或遭“屠杀”。

根据其上月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递交的文件显示，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在2023年最后一个季度出售了约1000万股的苹果股份，约占所持份额的1%。截至去年末，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仍持有约9.05亿股苹果股票。

克莱因认为，鉴于苹果所处的困境，巴菲特或许早已抛售了更多所持有的苹果股票。

“巴菲特知道，当13F表格披露其开始抛售后，散户投资者将争先恐后地紧随而上。”克莱因补充道。

今年1月，微软从苹果手中接过全球最有价值公司的桂冠。目前，前者的市值近3万亿美元，后者为2.62万亿美元。

由于对iPhone销量不及预期的担忧，加之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蓝图不够清晰，高盛于上周五将苹果从其首选投资理念-Directors’ Cut的名单中删除。

自去年6月公布该名单以来，苹果股价几乎持平，期间标普500指数累计上涨近22%。

不过，高盛的分析师迈克尔·吴（Michael Ng）仍然维持对苹果的买入评级，并认为“市场着重于苹果产品收入的增长放缓，掩盖了其生态系统的实力以及相关收入的持久性和可见性”。

上月末，苹果宣布决定放弃始于2014年的汽车研发项目——泰坦计划（Project Titan），相关人员将部分调整至人工智能研发部门。此后，首席执行官库克（Tim Cook）在年度股东大会上表示，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披露更多关于使用生成人工智能的计划，进一步加入这场行业热潮中。

天风国际证券分析师郭明錤近日警告，倘若苹果在年内无法推出优于市场预期的生成式AI服务，其市值恐被英伟达超越。

目前，两者的市值差已缩窄至4000亿美元。

Wedbush的分析师艾夫斯（Dan Ives）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在当前人工智能发展阶段而言，到2025年，英伟达几乎仍是投资者的唯一选择（only game in town）。”

“诚然，英伟达只是人工智能领域支出趋势的冰山一角，”艾夫斯补充道，除此以外，软件企业有望在今年加入到芯片企业，加入到AI浪潮中。

从FAANG到七巨头，美股的新一轮轮动或已启航……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

风险提示及免责条款

最近搜索

热门搜索

行情

新闻

分析

用户

快讯

财经日历

学习

数据

为什么日本2024年“春斗”至关重要？

一、 什么是“春斗”?

二、为什么2024年“春斗”至关重要?

三、2024年春斗工资增速预计将超过2023年

文章来源： 智通财经

全球经济滞胀格局新变化

美降息或晚于预期

上述全球经济的若干新变化，具有什么样的宏观经济与金融涵义呢？

文章来源：大公报

人民币国际化与金融强国建设

人民币国际化的最新进展

人民币国际化在金融强国建设中的作用

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文章来源：中国外汇

咆哮的“美元-金融周期”

全球化1.0到3.0

美元流动性与安全资产短缺

咆哮的“美元-金融周期”

文章来源：证券市场周刊

美国生物安全法案小步进展，卷入中美科技博弈的「药明系」股价扭头大跌

历史通过率能准确预测未来吗？

全面围剿中国科技行业

文章来源：路透社

欧盟为何重罚苹果？

苹果与声田的恩恩怨怨

重罚苹果的示范效应

文章来源：“魏城看天下”微信公众号

美股要变天！苹果、特斯拉难兄难弟，“七巨头”已成往事？

“七巨头”减一

苹果“至暗未至”？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

风险披露

一、什么是“春斗”?

文章来源：智通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