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收益率飙升为市场带来危险时刻：以下是应对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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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过去两周，尤其是过去两天，长期收益率大幅飙升。此举为市场带来了危险时刻，投资者应通过降低风险来为波动加剧做好准备。本文著眼于为什么以及如何为收益率飙升的市场影响做好准备。

为什么长期利率上升如此快？

在最近的美联储（FOMC）和欧洲央行（ECB）会议上，当他们决定强化「长时间维持较高水平」政策时，他们并没有（像往常一样）考虑到量化紧缩（减少资产负债表规模）和财政主导对收益率的连锁效应。

从20,000英尺的高度来看，我们生活在一个以拜登经济学或更精确地说是现代货币理论（MMT）为主导的经济和政治世界中。现代货币理论（MMT）的前提是，政府可以无限发行债务，而不会对通胀或生产力产生后果，如果通胀上升，则可以通过调整税率来减少过剩需求。拜登总统和欧盟已经实施了第一部分，但可能无法或不会引入税收上升措施。

这意味着我们面临一个市场，其中发行的债券（债务）超过了可用的资本，从而推高了边际资本成本。市场不相信任何政府会愿意回到谨慎的财政政策，不幸的是，他们是正确的。民粹主义以及在绿色转型和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方面的实践不仅代价高昂，而且在其目前情况下，它对消费者和企业构成直接税负，并对生产力产生负面影响。

对于未来的政策行动而言，这意味着什么？

显然我们已经到达了某种破裂的阶段。实际利率过高，全球经济即将趋于下行，而央行负责人却置若罔闻。

我们预计，随着「外部因素」恶化，FOMC成员将在2024年开始更多地谈论降息。但更重要的是长期收益率曲线的飙升。在那方面，美联储将不得不进行某种间接或隐含的收益率曲线控制（YCC），首先通过标志着需要的政策转变，将十年到三十年期限的收益率限制在500-525个基点（5.0%）左右。

更实际的是，FOMC可以暂停QT，或者从银行系统中取消超额准备金的利息支付。后者对于银行来说是一种美联储的补贴，因为它使得银行能够以非常有吸引力的水平将资金存放在美联储。停止对过剩准备金支付利息将每年为美联储节省1000-2000亿美元，但也将迫使银行购买短期债券作为监管资本。

短期利率市场的运作情况以及其变动速度清楚地表明，如果我们在这种环境中再停留一个星期，就需要采取某种行动。我们已经到达了某种破裂的状态，同时也遭遇了一次「重击」。各国央行再次犯了一个政策错误，甚至在全球经济增长即将放缓之前，市场就已经阻碍了它。（我们看到三分之二的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三分之一处于稳定/小幅加速）。

在这种环境下应该有怎样的交易和投资立场？

当波动性上升且风险蔓延失控时，一个问题是各种资产开始沿着风险上升和风险下降的分界线排列，其相关性接近1或-1，这取决于它们是「冒险」还是「安全」。这使得对冲变得困难，但最简单的做法是在风险方面进行减少，减少，减少。

话虽如此，投资者有以下的一些选择：

1、现金为王，这是一句古老的格言在极度不确定的时期，现金是一种没有风险且安全的投资方式。

2、在适当的情况下，通过做空单一指数挂钩的ETF或其他工具，对长期持有的个别股票组合进行对冲。例如，对于美国股票敞口投资组合，可能适合考虑SPY ETF（正式名称为SPDR S&P 500 ETF，是追踪整个S&P 500指数的最常交易的ETF）或QQQ ETF（Invesco QQQ Trust Series 1），它追踪纳斯达克100指数，可能是适合的选择。

3、轮换为短期债券。这指的是到期日不到2年的政府债券，它对利率变动的敏感性非常小，同时提供稳定的收益。在目前经济周期中，实际利率过高。预计在实际利率下降（通胀降低或收益率降低，或两者皆有）的情况下，短期债券的收益率将下降，而固定的票息收入（carry）将承担一部分或全部的亏损，如果利率略有上升或保持不变，并且当然也会在收益率下降时受益。

4、确保降低杠杆使用。在动荡时期，应该尽量减少或消除杠杆。

不过，最重要的是，不要惊慌！这是关于为即将到来的波动时期做好投资组合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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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本文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个人投资建议，也未考虑到某些用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其他需要。据此投资，责任自负。

Samantha Luan

经济

2022年以来，为应对前期大肆借债、大幅放水带来的高通胀，美联储激进加息11次，极大收紧了市场流动性，美国国债利息偿付成本增加，进一步推高债务风险，形成“恶性循环”。高通胀、高利率、高债务“三高”金融风险交织，负面影响甚广（详见图1）。

图1：美国“三高”金融风险

一、高通胀

当前，美国通胀整体较2022年的历史高位有所下降，但仍远高于2%的通胀目标，处于历史较高水平。通胀高位难下、时而掉头上扬，凸显其顽固性。美国广大民众切实感受高通胀之苦。

美国通胀顽固。2023年8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增长3.7%，尽管较2022年6月9.1%的40年来高位下降，但却是连续第二个月反弹；其环比增速也由7月的0.2%加快至0.6%，创14个月来最大涨幅，物价压力凸显（详见图2）。

员工薪酬涨幅不足。拜登政府不断宣称创造了“有史以来最强劲的就业增长”。但美国劳工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8月，美国员工平均时薪仅增长了0.2%，考虑到通胀因素、经过季节调整的实际平均时薪下降了0.5%。过去一年，美国所有员工实际平均时薪也时有下降，薪酬涨幅未跑赢通胀（详见图3）。

整体压力趋升。分行业看，相比于2020年1月，当前专业和商业服务、制造、教育和健康服务等行业实际薪酬出现下降；家庭方面，美国人口普查局最新数据表明，2022年美国经通胀调整后的家庭收入中位数较2021年下降2.3%至74580美元；个人方面，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调查显示，约70%的美国人认为其个人财务压力很大。考虑贫富分化等因素，美国普通民众生活压力料将更大。

二、高利率

为应对高通胀，美联储自2022年3月开启加息通道以来，加息11次，累计加息525个基点，直接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5.25%—5.5%，达22年来最高水平（详见图4）。数十年来罕见的激进加息，冲击金融市场稳定。

高利率直接引爆美国银行危机。加息之下，市场流动性快速收紧、融资成本迅速上升，美国银行业直面冲击、数家中小银行暴雷。据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FDIC）数据，截至2022年底美国银行业持有债券的账面损失总额达到约6200亿美元，存款总额也在2023年第二季度出现连续五个季度下滑。资产、负债双重冲击下，美国硅谷银行、签名银行、第一共和银行暴雷，加利福尼亚银行与西太平洋银行合并，心脏地带三州银行近期也因资不抵债被监管机构勒令关闭。多家美中小银行的信用评级遭到标普、穆迪下调，且受到惠誉降级警告。不仅美国广大纳税人间接为美国政府救市资金买单，多家养老基金也在银行危机中“大出血”。同时，负面影响还向房地产市场外溢，不少中小企业面临融资困境。

高利率冲击新兴市场。高利率下，全球流动性快速收紧，新兴市场与美国利差缩小，遭遇资本外流。据国际金融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新兴市场持续经历近20年来最长时间的资金流出，8月外国投资者再度撤资155亿美元，创一年来最大单月流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警，超半数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已经或很可能陷入债务困境，实则为美国激进加息所累。

三、高债务

截至2023年9月21日，美国国债总额已超过33万亿美元，平均每名美国人负债高达9.87万美元。

谁持有美国国债？据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文章，截至2022年末，美国约22%的债务为政府间债务，而约78%的债务为公众持有；拆解上述公众持有债务，约三分之二为美国国内持有，其中美联储占据大头，剩余的国内债权人包括共同基金、州和地方政府、养老基金、保险公司、美国储蓄债券等。投资收益，关乎美国民众切身利益。

哪些海外债权人持有美国国债？据美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截至2023年7月，美国国债前五大海外持有国家和地区分别为日本、中国、英国、卢森堡、比利时（详见图5）。其中，日本是美国最大海外“债主”，约持有约1.11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一旦美国国债出现任何风吹草动，不仅上述国家和地区的利益会直接受到影响，全球经济也将受到波及。

可以说，美国激进多变的货币政策、“寅吃卯粮”的财政政策，不仅直接伤及美国民众、美国企业，还向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传导压力，实质上让全球为其金融风险买单。

文章来源：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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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n

政治

经济

根据中美近期达成的共识，两国将成立经济领域工作组，定期和不定期地就经济、金融领域相关问题加强沟通和交流。这被普遍解读为中美关系“转暖”的最新信号，当前两国经济面临不同程度风险挑战，恢复并加强政策沟通协调具有重要意义。但整体而言，中美经贸关系仍处于紧张状态，其中主要原因在于美国所谓的“经济战略转型”。这套战略转型的关键词包括“国家安全”“供应链韧性”“友岸经济”以及“去风险化”等，主要目标当然就是指向中国。

美国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出台一系列有关先进技术的进出口、投资和经营限制，试图封堵中国利用外部资源提升技术实力的渠道，其中尤以围绕芯片的限制最为严苛。但华为最新款手机刺破了美国芯片围堵的关键环节，使其进退两难。被迫战略后撤，美国反华政客们仍不甘心。但现实是，中国消费了全球70%以上的芯片成品，美国封锁战略再顽固推进的话只会促使中国加快芯片自立，从而使美国及其追随者的芯片产业丢失全球最大市场。

美国打着“提升供应链韧性”的旗号纠集14个亚太经济体组成“印太经济框架”，旨在遏制中国在地区的影响力。但从包括美国智库最新报告在内地的一些数据来看，这个“框架”推进相当艰难。有分析说，美国政府推行的关税和技术限制只是部分降低了美国对中国商品的依赖，但降低的部分又被越南、印度、印尼和墨西哥等国取代，这些国家增加了从中国的中间品进口。中国企业还通过扩大对越南、墨西哥等国的直接投资，绕开美国对原产地的限制。在新的贸易路径下，美国表面上求得供应链“去中国化”，但自身产业和贸易结构没有发生实质转变，仍依赖从亚太地区的进口，其中包括从中国“绕道而来”的进口，美国消费者承担了加征中国关税的大部分成本。美国希望的“友岸”供应链“去中国化”不进反退，亚太地区国家与中国的经贸联系更加紧密。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今年早些时候发表长篇讲话，阐述拜登政府的经济战略“新思想”（又称“新华盛顿共识”）。当时有评论说，那番讲话意味着“过去40年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将不复存在，全球化在中美竞争加剧的烈焰中被焚烧，已经奄奄一息”。“新思想”主张的制定战略性产业政策、有韧性的供应链体系、超越传统贸易协定的新型国际经济伙伴关系以及投资新兴经济体与“一带一路”竞争等，既是针对中国，也在借鉴中国，显示出美国要大幅度修正全球化、市场化策略，加强政府对经贸的干预，弥补市场缺陷，以应对与中国的竞争。美国对吸收中国经验看起来是认真的，但“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美国与中国国情不同、文化不同，借鉴成效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从特朗普到拜登，美国的经贸政策一直是在加紧遏制中国的道路上狂奔。虽然屡次被警告逆全球化、反自由贸易和违背市场选择的操作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但石头什么时候落地，不但需要时间检验，还需要政治力量的直面接纳。现在看来，时间的检验正在逐步显现，但政治立场和利益固化形成的偏见和执念却难以去除，要让美国政坛承认基本的事实，恐怕需要耗时更长的博弈。

当前，全球治理正遭遇空前危机，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老三件套”越来越沦为“观察统计机构”，难以发挥宏观协调作用。而次第出现的一些新机制总体上仍缺乏协同。世界经济和发展前景面临增长放缓、地缘冲突、疫情后续影响、能源和粮食危机以及供应链动荡等“多重危机”，意思是世界面临复杂多变的挑战并发时刻，整体冲击大于单个危机简单加总。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大国想凭一己之力应对危机确实是不可能的。

美国也越来越缺乏继续打经贸战的底气。到9月中旬为止，美国政府未偿还债务总额突破33万亿美元，政府债务率已超过130%。两党妥协将债务上限问题推迟到2025年1月解决，但财政爆雷风险仍处于临界。美国财政部报告显示，本财年（截至今年9月30日）前11个月的赤字为1.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61%。至9月末，3月期/10年期美债收益率倒挂创下至少60年来最长纪录，衰退警钟长鸣不息。事实表明，美方挑衅拖着世界两大增长引擎陷入激烈博弈，世界经济整体受损显而易见。

去年11月，中美元首在印尼巴厘岛会晤中达成重要共识。但落实元首会晤的进程一开始就被美方蓄意炒作的“气球事件”打乱节奏。今年6月以来，美国政府几大高官相继访华，王毅主任和沙利文助理两次无预告的“深度长谈”，加上成立经济领域工作组等一系列操作，为双边关系止跌企稳带来一丝希望。美国虽然释放一些缓和信号，比如强调坚持一中政策，不追求与中国“脱钩”而只是“去风险”，甚至“小院高墙”范围很小，限制的部分只占双边贸易很小比例等等。但美国政府实质上仍然没有推出任何政策上的转向动作。我们认为，以当前美国的政治气候，对华遏制打压的大方向、遏华法案推进等虽然难以改变，但行政分支在削减甚至取消加征关税、“小院”缩围、“高墙”变矮等方面仍可有所作为。这对处于挑战中的中美及世界经济均有益处。

翻阅经济史，鲜少有过贸易战、金融战在经济层面真正奏效的例子。当今世界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整体，中美作为最大两个经济体虽有利益冲突，但维护世界经济和市场稳定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零和博弈下胜出方可能获得的利益。两国经济政策操作都应针对市场波动本身，以经济基本面和经济回报为依规，如果为了政治目的而采取反市场化、逆规律操作，必然难以达到设想的效果。

文章来源：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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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Adams

经济

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最早将于欧洲中部夏令时间10月9日（星期一）中午11:45正式揭晓。

诺贝尔经济学奖最早可追溯到1968年。当时，瑞典中央银行(Sveriges Riksbank)为纪念诺贝尔奖创始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设立了经济学奖。自1969年至2022年期间，诺贝尔经济学奖共颁发54次，诞生92名获奖者。

今年的诺奖是否会爆冷门？

“预测诺奖是挺难的一件事，会有一些大家觉得可能性很大的热门，但诺奖委员会好像也喜欢时不时发给相对‘冷门’的领域或学者，增加不可预测性和‘惊喜’。”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长聘副教授包特向澎湃新闻说道。

在热门领域里，包特首先看好收入和不平等的经验研究，对应的经济学家是巴黎经济学院教授托马斯· 皮凯蒂(Thomas Piketty)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伊曼纽尔·塞茨(Emmanuel Saez)。

“收入分配和不平等是目前世界一等一重要的话题。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皮凯蒂和塞茨确实把我们的认识从‘库兹涅茨曲线’带着向前更进了一步。”包特表示，诺奖晚些颁发给他们也可能更合理，因为两位学者都比较年轻（50岁左右），其中皮凯蒂在很多问题中都做了非常好的观察和分析，不过给出的答案似乎还未达到让一个领域“脱胎换骨”，或者让所有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在近些年的竞猜中不那么热门的领域，包特看好公司金融和公司治理的研究。这方面代表人物有美国金融经济学家迈克尔·詹森(Michael C. Jensen)，以及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安德鲁·施莱弗(Andrei Shleifer)。“公司金融和资产定价是金融学两个最大的领域。在资产定价已经出了那么多诺奖的情况下，和公司金融有关的诺奖少之又少。而且从影响力来说，特别是引用率，詹森是整个经济学界最高的学者之一。”

在包特自己较为熟悉和比较有感情的领域中，他倾向于合作、道德和社会偏好的经济学研究。代表人物有瑞士苏黎世大学经济学教授恩斯特·费尔(Ernst Fehr)和美国马萨诸塞大学荣誉教授塞缪尔·鲍尔斯(Samuel Bowles)。“我们都知道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本人也是一个道德哲学家。近些年，道德和社会规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而且很多社会冲突背后起作用的也是道德观和社会比较的力量，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

包特表示，除了上述领域，最近比较热门的经济学领域还有人工智能、自动化对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的影响。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之一。此外，“随着西方社会各种和身份有关的社会运动的风起云涌，身份认同(identity)的经济学应该也是一个广受关注的领域，代表人物有瑞秋·克兰顿(Rachel Kranton)。”

与前年获奖领域互补的结构性实证方法能否胜出？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永钦对澎湃新闻表示，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或有三种可能的组合。

以王永钦预测的获奖概率排序，第一种组合是耶鲁大学经济系教授斯蒂文·贝瑞(Steven T. Berry)和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埃瑞尔·帕克斯(Ariel Pakes)，表彰二人在结构性实证方法和实证产业组织方面的研究。

第二种组合是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安德鲁·施莱弗(Andrei Shleifer)，表彰二人在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政治和法律）方面的研究。

第三种组合为法国经济学家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 、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吉恩·格罗斯曼(Gene Grossman)，以及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经济学教授和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埃尔赫南·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表彰他们在创造性破坏、熊彼特式增长方面的研究。

“目前，这三个领域都很活跃，得奖的概率比较高。其中第一个领域概率最高，结构性估计方法与2021年得主乔舒亚·D·安格里斯特(Joshua D.Angrist)、吉多·W·因本斯(Guido W.Imbens)和戴维·卡德(David Card)通过自然实验来识别因果关系的方法可以互补。”

王永钦指出，安格里斯特等人的方法有一个局限性，需要在一定的数据里面给定自然实验来识别因果关系，因此外推性比较差；同时对于没有发生的事情，由于缺乏数据，无法进行估算。然而，结构性估计方法克服了这一点，能够去预测没发生的政策的影响（所谓的“反事实分析”）。“这个领域是期待已久的，因为相对比较成熟，在产业组织、反托拉斯政策、国际贸易、公共经济学等众多领域都已有了广泛的应用。结构性估计方法领域的两位著名代表人物帕克斯和贝瑞是师徒关系，是这一领域的创始人物。”

王永钦预测的第二个领域关于经济增长背后的制度基础。“由于现在的世界经济发展形势，诺奖委员会可能会关注经济增长的制度因素。”其中，研究这一领域的施莱弗特别强调法治在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阿西莫格鲁的贡献则聚焦在政治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王永钦预测的第三个领域也与经济增长有关，但偏向于创新的重要性，特别是熊彼特式的创新。

上世纪上半叶，熊彼特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即“创造性破坏”，将现代经济看成一个动态的过程，其中创新扮演着关键的作用。王永钦表示，创新是现代经济的驱动力，有很强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因为一项新的创新，相关的传统行业可能就倒闭了。熊彼特认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是创造性破坏，以新的产品、新的组织、新的市场等，去颠覆传统的传统行业。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会产生很多问题，包括经济增长、收入差距、经济波动等问题，所以要理解现代经济，最重要的一个视角就是看不同产业创新的重要性，创新会出现新的产品、新的行业、新的组织形式。熊彼特的思想直到1990年代初才被经济学家正式化，随后有了更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一直是活跃的研究领域。”

王永钦提及，有四位经济学家对熊彼特的理论进行了现代拓展，包括正式理论的建模与后来一系列实证数据的检验。1992年，阿吉翁与合作者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写出了题为《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增长的模型》的论文，奠定了熊彼特式经济增长的理论。另两位教授格罗斯和赫尔普曼1991年的论文与阿吉翁建模的略有不同，他们后来也在贸易与增长等方面做一些拓展。

“阿吉翁本人也有一些传奇色彩，他曾长期在哈佛大学任教，后来在母亲Gaby Aghion去世后，他回到法国在巴黎经济学院任教，并管理母亲创办的著名时尚品牌Chloe。诺奖还有一个特点，比较偏爱欧洲人，加上阿吉翁的欧洲背景，因此阿吉翁获奖的概率很高。”

除了上述领域，王永钦补充道，“有关杠杆周期、抵押品在金融和宏观经济学中的作用方面的研究（代表人物John Geanakoplos，清泷信宏和John Moore）非常重要，应该得到认可，当然不在今年了，因为去年刚刚授予了金融相关的经济学家。”

近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偏年轻化、重实证

近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有何规律可循？王永钦表示，现在的诺奖可能更年轻化些。“早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偏理论，要等很久才有可能验证这个理论正确与否。现在还有一个特点是与实证方法紧密相连，最近几年的诺奖好几个都是研究实证的，要么是实证方法的，要么是应用实证的。”

此外，王永钦认为，现在的经济学研究与现实问题、政策关系非常紧密，都是与现实高度相关的问题，对现实具有指导意义，具有很高的社会价值。

包特表示，诺奖比较长期的一个规律是一般两年之间的大领域（宏观、微观、计量）是不重复的。“去年给了计量，一般认为今年不大会再给计量。诺奖有时会把看起来是一个领域的奖分开给，比如对于行为经济学，先给了一次卡尼曼和史密斯，后来隔了一段时间又给了塞勒。相当于前者是给行为经济理论，后者是给它的应用和政策实践。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詹森在这几年得奖应该是个大概率事件。”

包特提及，虽然有些做纯理论的学者可能觉得詹森的研究是委托-代理理论或者不完全信息经济学的应用，相对不够基础性，但从理论到实践是学科发展很重要的过程。“作为金融学‘半壁江山’甚至大半江山的框架奠基人之一，我觉得詹森理应获奖。”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王学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早期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大都颁发给经济学理论方面的重大创新，而近些年经济学理论研究日渐式微，近几年的诺奖更多地颁发给了在实证和政策分析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经济学家。

王学博预测，如果今年是发展经济学领域获奖，有可能颁给阿西莫格鲁。“阿西莫格鲁每年都是热门，早晚肯定会得，但是他比较年轻，他应该是当今世界最具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如果他不能获奖会是诺奖的遗憾。”

王学博认为，如果是公司金融领域获奖，可能颁给施莱弗。“也有可能颁给宏观、实证、发展、政策分析等其他领域，比如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劳伊·切蒂(Raj Chetty)在公共政策方面就非常有影响力，他的研究对美国教育政策、公共政策的制定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力。只是他还太年轻，如果获奖也会有些争议。”

王学博指出，最早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都是颁给做理论研究的学者，要有重大的理论贡献。但近期由于微观理论领域已相对成熟，宏观领域还缺乏一个统一的框架，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进入一个发展的瓶颈期。因此经济学学术研究的价值导向也不再单一强调理论创新，而更多地突出政策分析等方面的应用价值。近些年的一些获奖者并非因在经济学理论方面做出重要贡献而获奖，都是实证研究了一些重要的现实问题，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包括2021年颁给劳动经济学家卡德、安格里斯特和因本斯三人，以及2019年颁给研究消除贫困的发展经济学家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

“诺奖包括经济学学术研究的价值导向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理论贡献的单一价值判断体系逐渐瓦解，更多有政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获得了肯定。这种变化趋势有一定的合理性，毕竟经济学是社会科学，应用价值也是其重要属性。”王学博说道。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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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mon

政治

美国国会众议院原议长麦卡锡被罢免之后，共和党内的议长“跑马仔”正式启动，不少头面政客都或明或暗投入竞赛，该党议员将在10月10日“面试”各候选人，并于翌日投票选出议长人选，随后再交到大会作正式投票。由于美国在11月17日后即将再次面临联邦政府停摆的威胁，通过新财政年度拨款法案的“老问题”依然会是新议长的“新问题”。其中，应否/如何补充即将用尽的援乌拨款，依然会是兵家必争之地。

议长“跑马仔”的援乌分歧

联邦政府之所以能在10月1日避过陷入停摆，其中一大原因是麦卡锡在临时拨款法案之中去除了参议院提出的60亿美元（约82亿新元）援乌拨款，避免引起共和党内的进一步争议。当时，有心系乌克兰的民主党参议员就曾试图拖延临时拨款的通过，要求重新加入援乌拨款，担心错失让乌克兰问题搭上这项必需通过的法案的良机，不过最终却被旁人劝退。

目前已知的众议院议长角逐者中，也呈现出这种对于继续援助乌克兰的分歧。在支持援乌的一方，有共和党的第二号人物、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斯卡利塞，其政策路线与麦卡锡相似，历来支持援乌拨款（包括上周众议院大会的3亿拨款投票），不过党内人缘远较麦卡锡为佳，特别是其在2017年被反特朗普枪手射击重伤、重回国会之后颇具英雄形象，但现时却患上了血癌。

在反对援乌的一方，则有原属于党内极右的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乔丹（Jim Jordan）。乔丹是激进派“自由党团”（Freedom Caucus）的创始议员之一，也是特朗普在众议院的忠实盟友，与党内温和派时有冲突，不过在麦卡锡当上党领导之后，乔丹则同麦卡锡打好了关系，某程度上洗脱了过去的反建制味道。在援乌立场上，乔丹表明乌克兰不是美国人的最迫切议程，上周在3亿援乌拨款的投票中投下了反对票。

援乌拨款的阻碍：不在投票而是在不投票

虽然拜登10月3日在美国国会抽走了60亿乌克兰拨款不作表决后，曾与G7国家、欧盟、波兰、罗马尼亚等核心援乌盟友通话，表明国会山上的参、众两院都有跨党的援乌共识，但他4日就公开承认他“担心”美国会跟不上其援乌承诺。

拜登的两种表态，其实没有冲突。力挺乌克兰，确实有跨越两党的大多数议员支持。在最近的援乌投票中，参议院9月21日就曾以72票赞成对25票反对的比例通过包括60亿美元援乌的临时拨款，而众议院在其3亿援乌拨款（按：特别用于军训）的投票中，支持和反对的议员比例是311对117。在任何正常运用的议会，这种比例已经可让人们对美国援乌一事感到安心。

问题是，美国共和党内，特别是在众议院内，有超过一半议员对援助乌克兰表示质疑，而正如麦卡锡在仅仅八位同党众议员反对下被罢免的案例所示，共和党的激进派有能力骑劫全党以至全个众议院的意志，因此，当财年拨款争议再陷泥沼，下一位议长很可能会抽掉乌克兰拨款来缓减党内不和，导致援乌投票根本不能送到大会表决（即使若然表决即有绝大多数议员支持）。

在此等危机之下，美国政界已有声音提出在援乌的问题上要采取“一次过搞定”的策略，制度化美国对乌援助，又或者大幅增加拜登要求的240亿美元援乌数额，直接一次过寻求通过有效至2024年底大选之后的援乌拨款，免得即使这次援乌拨款获得通过，半年之后乌克兰问题又再次成为国会山上的政治争论点。

这当然是如意算盘。但如果国会真的通过不了乌克兰拨款，拜登还有其他可以动用的板斧吗？10月4日在表达他对美国援助乌克兰受阻的担忧之后，拜登还补了一句他有“其他方法”来继续援助乌克兰。这些“其他方法”到底是什么？

拜登的“其他方法”

一是调动其他国防部或国务院拨款改作援助乌克兰之用。此法只需国会相关委员会的领导层同意便可。目前，这些委员会的领导层都有两党的“援乌派”担任，因此大概不成问题。而国会要表达反对的话，则需要两院过半数通过决议。但现在美国的援乌障碍并不在国会投票，而是在于众议院的共和党议长不让众议院投票，因此这也不太可能构成阻碍。

二是运用“总统拨款权”（presidential drawdown authority）来直接将国防部现有军备送交乌克兰。这其实是如今美国军援乌克兰的惯常做法，因为利用现有军备输乌更为直接，不少援乌拨款其实只是用来重新补充这些送出去的军备。不过，总统拨款权在2023年财年的上限为145亿美元，常态使用之后所余空间不多，而且如果国会明确不通过拨款补充拜登决定送出去的军备的话，这也会在国防部内摧生阻力。

三是向国会要求名义上不是用来援乌、实际上却是用来援乌的国防部或国务院安全援助拨款。两个部门向来都有各种名目的国际安全援助拨款，例如在国务院的2023年相关文件中，就列举了反毒、反恐、去地雷、反核扩散、维和、军训、外国军事融资等各种类别的拨款要求。由于不少共和党反对援助乌克兰的呼声其实也是一种政治表演（“难道乌克兰比阻止边境难民涌入重要吗？”、“难道乌克兰比集中制止中国威胁重要吗？”），如果新财年的拨款能去除“援乌”名目，再将实际上的援乌拨款“暗渡陈仓”到这些“安全援助”之上，此等包装将有可能获得共和党反对援乌派别的默许。

四是利用国务院的外国军事融资计划去借款给乌克兰，期望日后的国会再另行通过拨款帮助乌克兰还款还息。美国国务院向来都有提供此等借款计划的权力，2014年就曾在伊拉克急需军援去打击ISIS的时候运用过，而在本年的9月25日，华府也才刚跟波兰达成了20亿美元的贷款协议，用来支持波兰的国防现代化。此法虽然会在短期中加重乌克兰的负债，却不失为一个可行的出路。

五是利用官僚主义味道非常浓厚的“国防剩余物资”来援助乌克兰。美国每年都惯常地将一些武器和军事物资指定为“国防剩余物资”再来输送给其盟友，从战机到帐篷都有。国防部各军事部门只需要认其此等物资超出其所需即可，其后就可交由国务院决定要送给谁，不过这跟美国的“前院售物”（yard sale）做法差不多，送出方不包运输，乌克兰要拿到这些军备，大概就要自己寻找方法从美军的仓库将军备运回乌克兰。

这种做法看起来颇为取巧，当然会引起人们反对，但在法律上应该是无可挑剔的。而即使是相传拜登在9月泽连斯基到访后才决定提供给乌克兰的ATACMS地对地长程导弹，美军的“专业”判断也可将它们判断成“剩余物资”（ATACMS本年起正被另一款导弹取代）。因此，“国防剩余物资”一途的广度其实不低。

拜登口中的“其他方法”大体上脱离不了以上几项。

从这些“其他方法”的存在和可行性来看，其实就算美国国会山政斗严重，尚余一年多任期的拜登当局依然还有不同手段可以持续在军事上和财政上支持乌克兰。其援助规模可能不及以往，但在欧盟的对乌援助承诺已超越美国（不计欧盟国家的自行拨款）之际，俄乌战争的可持续性并不会因为美国的迟疑而迅速消失。

文章来源：香港01，作者：叶德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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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n

大宗商品

图：圭亚那（Guyana，印第安语意为“多水之乡”），位于南美洲北部，西北与委内瑞拉交界，南与巴西毗邻，东与苏里南接壤，东北濒大西洋。

石油带来的财富浪潮改变了一个南美国家，并赋予了它一个举世瞩目的头衔：2023年全球增长最快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的预测显示，圭亚那今年的经济将增长38%。埃克森美孚公司（Exxon Mobil Corp. ）在 2015 年首次钻探出的大量海上石油储藏，使圭亚那的经济规模在过去五年里翻了两番，预计快速增长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一份报告中说：“中期增长前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石油产量将继续迅速扩大，因为三个新批准的油田将在2024-27年间投产，第六个油田预计将在2028年上半年投产。

相对于圭亚那的80万人口而言，圭亚那的石油储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一些预测显示，圭亚那将超过科威特，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人均原油生产国。

圭亚那是南美洲唯一一个讲英语的国家，据圭亚那政府称，该国已通过法律设立主权财富基金，并正在增加教育、卫生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支出。

分析还显示，到2028年，圭亚那经济增速有望达到100%以上。

Fitch Solutions研究部门BMI拉丁美洲国家风险主管 Andrew Trahan称，圭亚那的实际GDP将在未来五年增长约 115%。他补充说：“确切的增速将取决于石油的开采速度。”

随着埃克森美孚牵头的财团在圭亚那开辟新的海上油田，圭亚那的石油产量将从今年的每天约39万桶跃升至2027年的每天超过一百万桶。

尽管如此，看涨的前景并非没有风险。随着时间的推移，油价会出现相当大的波动，并最终维持在低位。

与任何依赖石油收入的国家一样，圭亚那也面临着风险，尤其是腐败问题和“荷兰病”，即新发现的资源带来的快速发展会对该国产生负面影响，损害经济的健康发展。

政治风险也不容忽视。在圭亚那，印度裔和非洲裔圭亚那人之间存在深刻分歧。腐败和有组织犯罪问题也同样严峻。石油利润的涌入可能会加剧利益分歧。

文章来源：i商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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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mon

政治

经济

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目前的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仍然“相当疲弱”，远低于疫情爆发前3.8%的平均水平；抗击通胀仍然是首要任务；通胀将在一些国家保持高于目标水平，直到2025年；赢得抗通胀的战斗需要利率“长期保持较高”，不要过早放松。

IMF总裁的讲话，事实上是为全球“挤泡沫运动”打气，与美联储是一个鼻孔出气。以长期高利率控制通胀的结果大概率是全球经济增速超预期下滑，且不排除爆发危机的可能性。事实上高通胀问题并非仅源于国际货币的恶意超发，还有两个主要成因，分别是美国推动地缘战略与重塑国际产业链。

而后两者所造成的恶果一点都不比美欧货币超发的危害小，因为俄罗斯是全球超级资源大国，中国则是全球制造业中心，美国一面封堵俄罗斯，一面与中国产业链脱钩并破坏中国的出口环境，从资源供给与商品供给两个方面割裂了国际供应链与产业链，所以全球的通胀压力就更大。

事实上美欧通过和平手段与全球化可以更快更容易地解决通胀问题，但美国不会这样做，因为高通胀是金融资本所需的必要条件，高通胀可以倒逼美联储与欧央行激进加息，唯有如此才能刺破全球历史性的资产高泡沫，这有利于美欧富人集团获取暴利，有利于华尔街金融资本收割天下财富。所以高通胀-高利率-刺破全球资产泡沫-华尔街做空全球经济，这是华尔街收割闭环中的后半程的程序，没有这一流程，华尔街就无法达成收割目的。

从这一流程可以看出，当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时，西方的掠夺性又再次增强，其主导的金融游戏也越来越疯狂，为了掠夺世界财富，他们根本不会顾及世界经济安全乃至自己国家的经济安全，甚至对美欧国家的债务体系与货币体系所潜伏的巨大危机也视若无睹，他们事实上在美欧社会之中建立了一个国中之国，建立了一个金融帝国，之后利用金钱置换公权力，并打造国家机器，通过人才、科技、经济、军事、美元等战略为金融赋能，形成金融霸权，进而疯狂地掠夺全球财富。

当前的国际金融市场，已经成为了美国全球战略的主平台，成为了全球两极化的加速器，成为了发达经济体向发展中经济体高速转嫁债务危机的工具，成为了新兴经济体的金融木马，成为了全球实体经济的收割机，成为了世界经济高波动的推手，成为了全球债务高增长的主因，成为了金融危机的制造者，成为了全球安全的严重威胁，所以今天的世界经济风险在不断抬高，地缘风险也在同步走高。

金融战略更具渗透性、隐蔽性、迷惑性、腐败性与攻击性等特点，而在中美博弈的过程中，金融博弈无疑是重中之重，若不能坚守金融防线，中国就容易被华尔街所收割，所以国内金融市场要加速清理不稳定因素，积极调降系统性风险，以应对美国的金融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