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美国大选落下帷幕，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由于竞选期间，特朗普又威胁可能对中国直接或间接出口美国的商品加征高额关税，引发了市场对于人民币汇率在“特朗普2.0”时期将再现弱势调整的担心。

2018年初，因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悍然升级中美经贸摩擦，人民币从2018年3月底起震荡走弱，最终于2019年8月初跌破7。即期汇率最低跌至2019年9月初的7.1785，较2018年初高点最多下跌近13%。这就是“特朗普1.0”时期对人民币的影响。

大选期间，特朗普曾提及将从四个方面升级对中国的贸易摩擦：一是取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即最惠国待遇）；二是对中国对美所有出口商品征收60%或以上关税；三是四年内停止对中国必需品的进口；四是严厉打击中国商品通过第三国出口到美国。

上述措施对人民币汇率的直接影响是，通过贸易和投资渠道，影响国际收支平衡和外汇供求关系，进而影响人民币汇率走势。一方面，如果前述关税措施能够部分或者全部兑现，而中国短期内找不到规模相当的可替代的出口市场，这将影响中国的外贸出口和贸易顺差。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19至2023年，中国货物出口中，美国平均占比16.5%；货物贸易顺差中，美国平均占比55.9%。另一方面，如果美国增加从中国进口商品的贸易壁垒，外资将减少来华直接投资，而中资企业将会更多到海外投资建厂，这将加速中国产业外迁。

一个是通过金融和信心渠道，影响市场预期，进而影响人民币汇率走势。从“特朗普1.0”的经验来看，中美经贸关系紧张，利空人民币；缓和则利多人民币。如2018年3月23日，特朗普宣布有可能将对中国6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揭开了中美关税冲突的序幕，终结了2017年以来的人民币反弹。2018年8月24日，因特朗普宣布对前述600亿美元中的第二批16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直接触发了中国重启逆周期调节因子稳汇率。2019年8月5日，中美经贸磋商再陷僵局，令人民币交易价应声跌破7比1。2019年底中美重启经贸谈判，于2020年初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令人民币自2019年12月底起重新升回7以内，直至2020年2月份因新冠疫情爆发再次跌破7。2020年5月底，特朗普又威胁要实施经济金融制裁，导致人民币进一步跌破7.10。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2018年至2020年上半年，人民币汇率因外部冲击而总体承压，但2018年银行结售汇逆差119亿美元，较上年锐减86%，2019年更是进一步转为顺差204亿美元，2020年前五个月累计顺差467亿美元。这显示“特朗普1.0”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是心理冲击大于实质冲击。自2020年6月初起，人民币止跌反弹，到2020年底单边升值9%以上，并于2022年3月初升至6.3附近。直至2022年4月起，因中美经济周期和货币政策分化，人民币走势重新逆转。

特朗普挑起关税冲突，特别是针对全球包括盟国加征关税，有可能压低市场风险偏好，推高美元指数，进而让包括人民币在内的非美货币承压。如2019年，尽管美国联储局连续三次降息，德美国债负收益率差收敛，但因全球贸易局势紧张，欧元区的贸易开放程度更高，欧元汇率对此更加敏感，全年对美元汇率不涨反跌2.2%，贡献了同期美元指数总涨幅的328.5%。

另一个间接影响是，通过特朗普关税影响美国通胀走势，进而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路径和美元指数走势。若“特朗普2.0”的财政、贸易和移民政策导致美国通胀持续高企甚至二次通胀，这将令美联储暂停降息，甚至重启加息。美联储宽松不及预期，有可能重新推高美元。这正是近期市场“特朗普交易”的一个重要内容。鉴于特朗普还喜欢对美元利率和汇率说三道四，由此引发市场情绪波动，也可能影响国际资本流动和主要货币汇率走势，进而影响人民币汇率。

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统计，1986年（1985年9月广场协议次年），美国进口商品中，日本占比22.2%（较2017年中国份额的历史高点还高出0.8个百分点）；到2023年，该比例仅为4.7%。1991年，美国商品贸易逆差中，日本占比56.4%，创历史新高；到2023年，该比例仅为6.7%。

当前中美经贸摩擦的惨烈程度已超过了当年的日美。从2018年“特朗普1.0”开启中美贸易冲突，到2023年拜登政府任内三年，共六年间，美国商品进口和商品贸易逆差中，中国占比分别累计回落7.7和20.7个百分点。而1987至1992年的六年间，日本两项占比分别回落4.1和上升13.3个百分点。

到2023年，美国进口商品中，中国占比13.7%；美国商品贸易逆差中，中国占比26.2%。对比今天的日美贸易联系，中美之间还有调整空间。若因特朗普关税措施导致短期内中国对美出口和贸易顺差大幅下降，这对中国经济可能引发的负面冲击不可小觑。这正是当前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的重要表现。

当然，即便日本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我们也希望将这个过程尽可能拉长一些，避免短期剧烈调整造成的巨大冲击。

为此，一要主动去做美方各界的工作，引导双方经贸政策相向而行。近年来，中国在美国贸易失衡中的重要性急剧下降，同时美国国内通胀压力也比较大。因此，“特朗普2.0”本身未必有很强的动机，立即或者完全兑现其关税威胁。我们要尽最大努力，争取和提升这种可能性。

二要抓住2024年9月底以来宏观政策转向、经济边际改善的有利时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经济运行回归合理区间，切实扭转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美联储主席鲍威尔2020年10月初曾公开表示，美国经济复苏尚未完成，政策干预的风险是不对称的，支持过多造成的风险要小于支持过少。因为即使最终证明实际政策行动超出了需要，那也不会白费力气──经济复苏将更强劲、更快。

这对于中国宏观调控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为现在逆周期调节方面做多一些，重新走到市场曲线前面，将有助于中国在对外经贸磋商中处于相对有利的位置。从“特朗普1.0”对人民币汇率是心理冲击大于实质冲击的影响渠道看，稳汇率的关键是稳预期、稳信心。

三要适时跟进、动态评估“特朗普2.0”对华贸易政策的进展，做好沙盘推演，主动作为、提前布局，趋利避害、危中寻机，从最坏处打算争取最好的结果。

需要指出的是，特朗普关税威胁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不宜简单套用“特朗普1.0”的经验。当时，“特朗普1.0”开启了中美经济脱钩、科技竞争的先河，外汇市场在重新定价这一超预期的重大风险事件过程中，出现汇率超调在所难免。到了“特朗普1.0”的后期，市场已对其对华极限施压的做法产生审美疲劳，外汇市场反应趋于钝化。

“特朗普2.0”重新高调再行打压中国经济，可能会再度吸引市场关注。但这大概率会是事件驱动。若通过多方努力，能够降低“特朗普2.0”的关税政策烈度，将有助于减轻相关冲击。最近海外大投行预测到2025年底，人民币汇率跌至7.50至7.60，相较当前水平调整幅度有限。

实践证明，保持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的弹性，有助于发挥汇率浮动吸收内外部冲击的“减震器”作用，及时释放市场压力、避免预期积累。同时，有关方面还要在情景分析、压力测试的基础上做好应对预案，不断充实“微观监管＋宏观审慎”的政策工具箱，当出手时就出手。通过综合施策，强化预期引导，防止形成单边一致性预期并自我实现，坚决防范汇率超调风险。

经过三季度的一波下跌之后，四季度国际原油价格呈现弱势震荡的走势，在10月初反弹遇阻后，一直徘徊在66-72美元/桶的这个区间。11月至今，由于特朗普在美国大选中获胜，政策不确定性和再通胀预期，导致美联储降息预期进一步降温。而全球经济的减速，意味着原油需求乏善可陈，原油缺乏上行的驱动力量。

展望后市，全球原油供应增长加快和需求放缓的可能性较大，这意味着原油面临过剩的压力会较2024年前三季度还要大。而地缘政治危机又给原油市场带来不确定性，脉冲性反弹加剧了市场波动，未来原油价格下行风险大于上行风险。

2021-2022年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一度大幅上涨，很大一部分原因市场地缘政治危机和美国财政补贴带来消费增长驱动的。2022年下半年开始，美联储加息和全球原油需求走弱，导致原油价格持续下跌。只不过OPEC+自愿减产，供应压力有所减轻，原油价格的跌势受到制约。

2024年下半年开始，OPEC+自愿减产到期，虽然OPEC+一再延迟增产，但是全球原油的产量还是明显回升，2025年全球原油供应增长加快可能是大概率时间，增产不仅来源于OPEC的闲置产能复产，还包括非OPEC产油国增产。

截止2024年7月，全球原油产量约为1.03亿桶/天，同比增长1%。三季度，全球原油产量继续保持增长，其中闲置产能复产和非OPEC国家新增产能投产是原油增产的主要来源。截止2024年11月，全球石油市场的闲置产能高达600万桶/天，尤其是OPEC+的自愿停产导致的闲置产能较大。

OPEC将于12月1日召开会议，决定成员国的原油产量，会议结果可能会影响油价。以12月1日的会议为例，截至11月27日，预测OPEC有66%维持现时原油产量（下图）。

11月美国原油产量有所回落，11月15日当周降至1320万桶/天，此前在2024年10月11日当周，美国原油产量刷新高点，触及1350万桶/天，同比增加30万桶/天，较前周增加10万桶/天，较五年均值增加202万桶/天。

由于特朗普在大选中获胜，其施政政策凸显出对传统能源的大力支持，意味着2025年原油产量有望出现明显增长。有媒体报导，特朗普的过渡团队正在制定一项范围广泛的能源计划，该计划将批准新的液化天然气项目的出口许可，并增加在美国土地上的石油钻探。特朗普将加快在土地上钻探石油、天然气的许可证，持有更多销售。

俄罗斯原油产量小幅下降，大体相对稳定。根据OPEC的数据，2024年10月俄罗斯的原油日产量微增9000桶，达到约901万桶/天，略高于OPEC+集团的配额。据俄罗斯官方发布的数据，到2024年年底，俄罗斯石油和凝析油产量预计将为5.15亿吨至5.21亿吨，同比下降1.7%-2.8%；将在几年内达到2050年能源战略中设定的5.4亿吨石油产量目标。

巴西、加拿大和圭亚那等国原油产量将出现较大幅度增长。IEA预计，美国、巴西、加拿大和圭亚那等生产国的供应量今年和明年将增长150万桶/天。全球知名数据分析和咨询公司全球数据公司发布的《全球海上油气勘探和生产发展展望》报告显示，由于深水储量丰富以及基础设施不断改进，巴西有望于2025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石油生产国。

2024年四季度全球原油需求有减速迹象。全球第一大石油消费国-美国汽油消费在10月降至904万桶/天，去年同期为910万桶/天，预计11月进一步降至888万桶/天。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中国，其原油需求在11月同比下降8.7%，已经出现连续第六个月同比负增长。

国际能源署（IEA）也多次下调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国际能源署今年6月预测，随着清洁能源转型推进以及一些主要经济体经济结构转变，全球石油需求增长正在放缓，并将在2030年达到峰值。

特朗普加征关税等措施可能导致全球贸易出现明显的下滑，最后波及美国甚至全球经济。据高盛测算，若美国对全球进口商品加征10%的全面关税，全球GDP和石油需求可能分别下降1%。

综上所述，2024年全球原油需求走弱可能不是最严峻的挑战，2025年将出现更加严重的过剩压力。回顾2018-2019年，特朗普掀起全球贸易摩擦，美国经济增速持续下行，并导致2018-2019年全球经济实际增速较2017年分别减速0.2个百分点和0.7个百分点。供应增长则会加快，对油价前景构成下行风险。而地缘政治危机可能很难消除，这导致原油市场波动加剧。

近年来，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导致全球变暖，气候变得极不稳定，全球变暖已成为不容忽视的重大挑战。当前，全球能源结构仍然以化石燃料为主，而化石燃料的开采、运输和使用过程会释放大量温室气体，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能源转型成为必然趋势，其不仅能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应对气候变化，还能够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保障能源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最新发布的《世界能源蓝皮书：世界能源发展报告（2024）》提出，全球能源格局依然处于深刻调整与变革之中。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全球经济复苏的脆弱性以及能源绿色转型的加速推进等，共同塑造了全球能源市场动态。该报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国际能源安全研究中心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蓝皮书提出，技术创新是推动能源转型的重要动力。近年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清洁能源技术取得显著突破。智能电网、电动汽车、大规模储能、智慧用能等新技术新业态层出不穷，为能源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

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清洁能源投资首次突破3万亿美元大关，其中，2万亿美元用于清洁能源技术开发及其基础设施建设。整体来看，可再生能源、电网和储能的支出超过了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总支出。化石能源扮演的角色正在逐渐转变。蓝皮书预测，石油在未来10年至15年仍将发挥关键作用，到2035年，预计全球的石油消费量依然近8000万桶/日。由于具有清洁和高效的特性，天然气成为全球重点发展的化石能源之一。全球天然气产量及勘探的天然气地质储量都在增加，预计到2050年，天然气在一次能源中的份额将略高于25%，取代石油成为第一大能源品类；而在净零排放情景下，全球天然气需求会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到2050年下降到2022年的一半左右。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突飞猛进，预计到2050年，风能和太阳能装机规模将增加大约8倍；而在净零排放情景下，风能和太阳能装机规模将增加14倍。煤炭受到的冲击明显，在净零排放情景下，煤炭消费量到2050年将急剧下降约85%，在一次能源中所占的份额将从2022年的28%下降到5%左右；到2050年，煤炭消费量将占世界能源需求的17%。

近年来，全球能源安全议题持续受到高度重视，尤其在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下，各国对能源独立性和多元化的追求更加坚定。不少国家加速提升能源自给率，并大力推动能源结构向低碳、可再生能源转型，以减少对外部石油和天然气供应的依赖。这一系列举措使全球能源市场的波动性逐步降低，国际能源价格有望在经历短期波动后趋于稳定，甚至可能出现温和下行的趋势。从需求侧来看，全球经济在经历2023年的放缓后展现出一定的韧性，但增长预期依然较为谨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预计，2024年全球经济增速为3.2%，2025年为3.3%。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将直接导致能源需求增长放缓，成为推动能源价格下行的重要因素。

展望未来，不少经济学家表示，随着清洁能源技术的成熟和政策的推动，全球正迈向一个更加可持续和高效的能源时代。尽管面临成本、基础设施和市场接受度等挑战，但通过持续创新和合作，能源行业的未来将更加光明。气候治理和能源转型是全球性问题，需要各国共同应对。国际合作与政策制定对于推动气候治理和能源转型至关重要。各国应加强协调，制定有效的政策与措施，共同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同时，通过国际合作引导投资、市场及经济发展方向，促进建立气候与环境友好型市场体系。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和能源转型合作，通过“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等平台，为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汇聚更多力量。

回顾2024年，财政运行的特点是紧平衡加剧，缺口凸显。受多种因素影响，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较为低迷，非税收入增速较高，税收收入正在触底反弹。其中四大主要税种除消费税外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受收入拖累，一般公共支出增速也低于年初预算，且地方财政支出增速显著偏低。受土地市场拖累，政府性基金收支两端下滑更加严重。从发力节奏上看，今年国债融资进度较快，而专项债发行进度偏后置。

总体来看2024年财政政策有三个关键时点，明年的政策脉络也主要由这三次关键的会议塑造：一是7月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前后，对财税改革特别是消费税的期待；二是9月26日政治局会议后的一系列财政增量政策出台，具体时点为10月12日的财政部新闻发布会；三是11月8日人大常委会的新闻发布会，最终落地超10万亿化债政策。

展望2025年，预计财政政策较2024年继续扩张。赤字率从3%抬升至3.5%，新增地方专项债增加至4.2万亿，特别国债预计2万亿，其中1万亿用于补充银行资本金。广义赤字规模达到11万亿左右，广义赤字率抬升至约8%。化债方面，2025年发行置换债务2万亿以上。政策思路向着民生与消费转变。但总体来看稳增长仅是短期相机抉择，长期仍然以经济转型和财税改革为主线。

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对货币政策操作思路和框架做出重大革新，成为“中国特色现代货币政策框架”元年。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政策实施力度大，框架改革力度大。两者合力，货币政策取得了较为超预期的效果，为巩固我国经济企稳回升创造了有利条件。

2025年，货币政策将相对稳健，年初延续较强的操作力度，下半年进入相机抉择的观察期，最大的不确定性来自“稳汇率”诉求能否实质性放松。我们认为，央行货币政策框架的革新已阶段性完成。相较今年较为进取的风格，明年外部不确定性的显著增加也意味着央行总体风格可能趋于稳健。央行明年的重点工作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针对新框架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特征，对其优化完善。二是配合其他部门，沿着支持资本市场企稳回升、保障地方政府化债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条线索开展政策操作。

因此，明年货币政策将以流动性支持为主，价格型调控空间难以超过今年。此外，政策节奏前置，年初有望一定程度延续今年的政策强度，但随后逐步进入观察期。数量方面，买卖国债和买断式逆回购有望逐步替代降准和MLF，全年降准空间可能低于50BP。价格方面，调降空间或相对有限，全年政策利率调降幅度约20BP，集中在明年上半年发力。需要提示的是，不能排除我国“稳汇率”诉求可能出现松动。若中美汇率上限进一步放松至7.5附近，则操作空间将显著打开。

风险提示：政策刺激力度减弱，海外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

最新数据显示，美国10月份个人消费支出（PCE）物价指数同比增速从9月份的2.1%升至2.3%，而核心PCE物价指数（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波动后的数据）则从2.7%小幅增至2.8%。尽管整体经济活动有所放缓，但持续增长的通胀率表明，通货膨胀压力依旧显著。

物价数据发布的前一日，美联储发布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纪要。纪要提到了要采取更渐进的方式调整货币政策立场，市场将之解读为美联储将采取渐进式降息。无论是从美国经济数据还是从其公开市场操作的阐述中都不难看出，美联储期望将美国的高利率较快地降下来，正如美联储9月份首次降息就直接大幅度降50个基点一样，美联储当初用陡峭加息来控制美国的高通胀，将利率从零利率加息到5.25%~5.5%的高位上，也只用了11次，其中好几次都是直接加息75个基点。

此次纪要，美联储表示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已高出历史水平，尽管上市公司偿债能力仍强，但利息覆盖率非常低的私人企业债务比例继续上升，表明风险较高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进一步恶化。从美联储维持币值稳定、促进就业以及控制风险等角度来看，这些表述实际上暗示加快降息步伐是应有之义，但是限于多重因素的影响，美联储只能采取渐进式降息的举措。

首先，渐进式降息是美联储必须采取的降息路径。此次美联储议息会议强调了美国通胀上行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地缘政治发展导致全球供应链突然中断的可能性、金融状况超出预期的宽松、强于预期的消费、更持久的住房价格上涨或医疗、汽车或住房保险费用的大幅上涨。而这些都有可能导致美国通胀进一步上升，这也是让美联储采取渐进式降息的根本驱动力，简而言之，美联储不敢按照市场预期目标进行降息是因为担心通胀再起。

拜登政府未能成功控制好通胀，给美国民众带来了巨大的生活问题。笔者最近在美国和加拿大调研发现，这几年美国物价上涨的影响体现在方方面面。美国民众对高通胀所带来的影响仍心有余悸，而已经涨上来的物价还无法降回去，美联储控制通胀的目标只是聚焦于今后涨幅能否控制在2%，并且其降息举措的前提是必须要控制住通胀，不管是否构成独立的货币政策，这都是必须完成的任务。

其次，渐进式降息又是美联储不得不采取的降息路径。从美联储的法定任务来看，维持币值稳定是其基本任务，是其政策制定的核心目标，如果按照促进经济增长、充分就业、降低杠杆率等要求，美联储应该迅速降息，但是降息太快，也难以控住通胀上行。而特朗普在竞选中就反复强调要对全球加征高关税，近期特朗普表示上台后要对从加拿大和墨西哥进口的所有商品加征25%的高关税。从这个角度来看，在特朗普1.0时期，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签署的新的美加墨自贸协定（USMCA）将可能自动失效，因为USMCA要求美加墨互相之间的很多产品进出口都保持零关税。美国与加拿大间有大量的进出口商品，例如美国每年要从加拿大进口大量原油进行炼制，若加征25%的关税，美国的能源价格可能因此有所推升。

而一旦美国单方面撕毁USMCA，加拿大和墨西哥预计也会以对等加征关税来回应。那么在美加墨之间的关税抬升会将美国物价推升多少，这是美联储必须考量的，其对美联储加息路径的影响更是美联储必须精算的。此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纪要里面已经显示出美联储的降息路径在发生着偏移。

最后，尽管历史上基本没有哪位美国总统会干预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都会尊重和保持美联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但是特朗普2.0时代，国会两院都由共和党控制，特朗普若要推行“美国优先”战略，美联储恐怕也难独善其身。尽管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是在特朗普1.0时期任命的，而且特朗普也并未明确指出他要干预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但是从特朗普的执政风格来看，这个所谓“渐进式降息”的更多含义，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据美联社11月27日报道，美国政府27日表示，由于消费者支出强劲和出口增加，美国经济7至9月的年化增速为2.8%，即未更改三季度经济增长的初期估值。

美国商务部27日公布报告称，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与二季度（增速为3%）相比有所放缓。但是，GDP报告仍显示，美国经济表现出惊人的韧性。在过去的9个季度中，有8个季度的经济增速超过2%。

在GDP数据中，一个衡量经济潜在实力的类目在7至9月的年化增速为3.2%，高于4至6月的2.7%。该数据类目包括消费支出和私人投资，但不包括出口、库存和政府支出等波动较大的项目。

尽管如此，被高物价激怒的美国选民对美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并不满意，而是选择让特朗普重新入主白宫，以彻底推翻美国现行的经济政策。

占美国经济活动约70%的消费支出三季度的年化增速加速至3.5%，为2023年四季度以来的最快增速，高于今年4至6月的2.8%。

出口也对三季度的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增速达到7.5%，是两年来的最高水平。不过，美国三季度消费支出和出口的增速都低于美国商务部最初的估值。

商业投资增速大幅放缓，因为对住宅和非住宅项目的投资有所下降。相比之下，设备方面的支出大幅增加。

预计特朗普入主白宫时，他将接手一个看起来基本健康的美国经济。经济稳定增长，失业率低至4.1%。通货膨胀率目前已降至2.6%。虽然这一数字仍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但该央行对抗通胀的进展很满意，以至于在9月和11月连续下调基准利率。大多数华尔街交易员预计，美联储将在12月再次降息。

27日的报告还包含了一些抗通胀方面令人鼓舞的消息。美联储重视的通胀指标——个人消费支出（PCE）价格指数——三季度的年化涨幅为1.5%，低于二季度的2.5%。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项目后，核心PCE三季度的涨幅为2.1%，低于二季度的2.8%。

但是，公众现在仍能感受到通胀带来的痛苦：目前的商品价格与2021年2月（通胀开始加剧之前）相比，上涨约20%。

特朗普承诺要进行经济改革。他周一发誓要对来自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商品征收新的进口关税。但主流经济学家认为，这种税收政策将加剧通货膨胀，原因是，为关税买单的是美国进口商，他们随后会设法将上涨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这份报告是分析美国三季度GDP的三份报告中的第二份。商务部将于12月19日发布最终版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