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村：韩国Kospi指数明年上半年料触及5000点 受AI资本支出激增推动

有分析人士指出，如果韩元兑美元汇率跌向具有重要心理意义的1美元兑1500韩元关口——这是自200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韩国当局可能会加大力度捍卫韩元。韩国国民银行经济学家Minhyeok Lee表示，国有的国民年金基金(NPS)已重启卖出美元以支撑韩元的操作，一旦美元兑韩元汇率接近1480至1500区间，该机构可能会更加积极介入。截至发稿，美元兑韩元汇率报1471.55。

由于外资持续抛售国内股票以及居民海外投资增加，韩元第四季度以来已贬值超4%，韩国当局因此面临捍卫本币的压力。韩国政府官员们对外汇市场日益增加的不确定性表示担忧，称居民海外投资的持续失衡可能强化对韩元走弱的预期，并一致认为有必要积极运用所有可用工具来应对。

为应对这一急剧变化的外汇市场形势，韩国政府多个部门于11月24日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稳定市场的具体举措。据报道，此次会议由财政部牵头，韩国央行、保健福祉部及国民年金公团共同参与。会议重点聚焦于如何有效缓解韩元贬值压力，并评估可能采取的干预手段。

韩元大幅贬值虽在一定程度上利好出口企业，但亦加剧了进口成本上升压力，可能推高国内通胀，尤其对能源与食品等民生必需品价格形成传导效应。在全球货币政策分化加剧、地缘经济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韩国金融当局面临的政策挑战显著增加。

作为韩国最大的机构投资者(拥有约5450亿美元海外资产)，国民年金基金经常通过套期保值和外汇操作来帮助缓解韩元的贬值压力。例如，该机构在今年1月至5月期间曾抛售美元并买入韩元。

法国巴黎银行首尔分部全球市场主管EJ Ethan Seo表示：“近期关于国民年金基金外汇对冲的报道似乎对市场产生了信号效应。市场普遍认为，韩国当局将捍卫1500这一关口。”

国民年金基金将其对冲比例上限设定在其全球资产的约15%，并通过包括卖出美元远期合约在内的多种方式来执行。在最新一轮美元出售中，该基金使用了其“战术对冲”(tactical hedging)计划，使其可对海外资产最多进行5%的对冲。

友利银行经济学家Gyeong-won Min表示，随着年末流动性趋于紧张，市场对于韩国当局可能进行年末外汇管理的预期正在升温，“基金的对冲操作可能具有一定分量”。

　　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虽然淡化了周三再次降息决定中存在的反对票，但会议中的一系列微小细节反映了央行内部分歧之大。

　　鲍威尔降息25个基点的决定不仅仅是遭遇了几位委员投出的反对票，而且参与讨论但今年没有投票权的更多地区联储银行行长也都暗示反对降息。

　　“这非常不寻常。在我参与美联储事务的十多年里，从未见过这种情况，”曾担任费城联储行长直至6月退休的Patrick Harker表示。

　　只有两位决策者——堪萨斯州城联储行长Jeff Schmid和芝加哥联储行长Austan Goolsbee——反对降息而是支持维持利率不变。另一位反对者是理事斯蒂芬·米兰，他继续呼吁更大幅度地降低利率。其余的反对声音则通过其他渠道发出。

　　在美联储与利率决策一同发布的季度利率预测中，六位政策制定者表示，基准联邦基金利率到2025年底应维持在3.75%至4%的区间内——与周三降息前的水平相同，这表明他们反对此次降息。

　　鉴于这六位官员中至少四位、甚至可能全部在此次会议上没有投票权，一些美联储观察人士将他们对2025年这些高利率预测称为“无声的异议”。

　　“如果是我，我也会是那些默默反对的人之一，”Harker说。“我认为降息是个错误。”

　　美联储周三公布的文件中还隐藏着另一条线索。除了与会官员外，由商界领导人组成的地区联储银行董事会成员也会表达意见。

　　他们会向美联储提交另一项短期利率建议，而实际上，该利率总是随着央行的主要基准利率上下波动。

　　从历史上看，这项建议通常反映了银行行长的个人倾向。而这次，12家地区银行中只有4家要求降息，这意味着可能有8位行长反对降息。

　　这个投票表明，维持利率稳定的倾向主要集中在地区银行行长中。这些官员青睐的利率水平通常比位于华盛顿的美联储理事会成员主张的更高，后者由白宫任命并经参议院确认。

　　鲍威尔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鉴于目前的经济形势——通胀率仍远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劳动力市场也出现疲软迹象，出现分歧是必然现象。

　　鲍威尔说，“很多参与者都认为失业率和通胀风险都有升高风险，那么该怎么办？你只有一种工具，不可能同时做两件事。情况非常有挑战性。”

　　但是，由于许多政策制定者愿意通过他们“沉默的”正式异议，来明确表示他们将坚持己见，因此无论唐纳德·特朗普明年选择谁来接替鲍威尔（包括潜在的主要候选人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凯文·哈塞特），都可能在掌舵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上面临挑战。

　　“鲍威尔担任美联储主席已经很长时间了，在FOMC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法国巴黎银行的美国战略与经济主管Calvin Tse表示。“即便在他领导下，现在仍有三名成员持不同意见，我很难想象会有哪位新任美联储主席能够更容易地获得FOMC成员的一致同意。”

　　华尔街见闻

　　曾被视为巴菲特接班人之一的Todd Combs将离开伯克希尔加盟摩根大通，负责一个全新的100亿美元战略投资基金。此举正值其在伯克希尔的未来角色变得“不明朗”之际，Greg Abel已被明确为巴菲特的继任者。而CEO戴蒙则对Combs表示热烈欢迎，认为摩根大通对他而言是“一个天然的归宿”。

　　曾被视为“股神”沃伦·巴菲特接班人之一的托德·康姆斯（Todd Combs），其职业生涯正迎来一次重大转折。他将离开效力十余年的伯克希尔·哈撒韦，转投华尔街巨头摩根大通，执掌一个规模达100亿美元的全新战略投资基金。

　　这一变动不仅标志着康姆斯个人角色的重塑，也凸显了在后巴菲特时代，伯克希尔内部投资权力的微妙变化，以及摩根大通在战略投资领域的勃勃雄心。

　　据摩根大通本周宣布，康姆斯将于明年1月正式履新，负责该行新成立的安全与韧性投资基金（Security and Resiliency investment fund）。

　　此举正值其在伯克希尔的未来角色变得“不明朗”之际。随着格雷格·阿贝尔（Greg Abel）即将于明年1月1日接任巴菲特成为首席执行官，以及巴菲特本人表示未来公司的投资组合将由新任CEO最终拍板，康姆斯的离开被市场视为一次合乎逻辑的职业选择。

　　对于此次人事变动，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Jamie Dimon）表示了热烈欢迎，他向英国《金融时报》透露，当康姆斯对这个新职位表现出兴趣时，他便回应称：“如果你对此有丝毫兴趣，我们便全力以赴。”戴蒙认为摩根大通对康姆斯而言是“一个天然的归宿”。

　　与此同时，巴菲特也对老东家的举动表示赞许，称摩根大通“一如既往地做出了一个好决定”。

托德·康姆斯（Todd Combs），视频截图

　　曾被寄予厚望的接班人

　　康姆斯在伯克希尔的职业生涯始于2010年，他与另一位外部资金管理人泰德·韦斯勒（Ted Weschler）一同被巴菲特招致麾下，曾被外界普遍看作是巴菲特退休后首席投资官的有力竞争者。

　　二人一度被赋予越来越大的权限，到2021年，他们共同为伯克希尔管理着约340亿美元的股票投资组合。康姆斯还于2020年接任了伯克希尔旗下保险巨头Geico的首席执行官。

　　然而，据报道，尽管康姆斯和韦斯勒在加入伯克希尔的早期取得了强劲的投资回报，但随着时间推移，他们的超额收益逐渐减弱。巴菲特在2019年曾承认，这两位投资经理的表现“略微落后于”标普500指数。

　　一份2024年的分析显示，在过去十年中，康姆斯和韦斯勒的投资回报率不仅落后于该基准指数，也低于巴菲特亲自管理的投资组合。数日后，巴菲特改变了想法，公开表示公司下一任CEO应对股票投资组合拥有最终决定权，这让外界对康姆斯和韦斯勒的未来角色产生了疑问。

　　摩根大通的新使命

　　在摩根大通，康姆斯将迎来一个全新的挑战：利用银行的自有资金，对那些被认为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公司进行直接股权投资。他将掌管的这只100亿美元安全与韧性投资基金，是摩根大通一项更宏大计划的组成部分。

　　该行已承诺投入1.5万亿美元的融资，聚焦于供应链与先进制造、国防与航空航天、能源独立以及前沿战略技术等关键领域。

　　对于摩根大通而言，动用自身资产负债表对工业企业进行投资是一个新领域。戴蒙强调，这些投资对于摩根大通来说将是“百分之百商业化的”。

　　据报道，该行的第一笔交易是入股一家位于爱达荷州的公司，该公司开采用于硬化铅 弹的黄金和锑。康姆斯的角色将是为这个庞大的战略计划寻找并执行具体的投资机会，直接向戴蒙汇报。

　　从对冲基金到投资巨擘

　　现年54岁的康姆斯拥有扎实的金融从业背景。他毕业于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早年曾在汽车保险公司Progressive工作，后进入巴菲特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深造。

　　毕业后，他先后在对冲基金Copper Arch任职，并随后在私募股权集团Stone Point Capital的资助下，成立了自己的对冲基金Castle Point Capital。

　　据知情人士透露，康姆斯创立的这家专注于金融服务业投资的多空股票对冲基金，在五年间实现了34%的回报率，其中甚至包括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仅录得5.7%的跌幅。

　　他勤于研究的投资风格——每天花费数小时阅读公司资料——深受巴菲特及其已故搭档查理·芒格（Charlie Munger）的赏识。

　　正是在一次与芒格的会面后，他获得了向巴菲特自我介绍的机会，并最终于2010年加入伯克希尔。

　　戴蒙的“慧眼识珠”

　　戴蒙与康姆斯的渊源始于2014年的一次奥马哈之行。戴蒙回忆道，当时巴菲特将他引荐给康姆斯，称“你必须见见我的新伙计托德”。两人交谈了约35分钟后，戴蒙便认为康姆斯“才华横溢且深思熟虑”，并萌生了邀请他加入摩根大通董事会的想法。

　　在获得巴菲特的许可后，康姆斯于2016年正式成为摩根大通的董事会成员。据戴蒙透露，去年11月，当他与康姆斯谈及银行新设立的战略投资计划时，康姆斯表现出了浓厚兴趣。

　　为了接任新职位，康姆斯将辞去董事职务。尽管康姆斯的加盟引发了外界对他是否可能成为戴蒙接班人的猜测，但摩根大通已明确表示，公司内部已有优秀的候选人梯队，而康姆斯未来的工作重心将是这只新基金。

　　风险提示及免责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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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网易科技）

人工智能（AI）的万亿级数据中心热潮，正在催生一个全新的战场：外太空。科技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和杰夫·贝佐斯，在火箭和卫星领域的长期竞争之后，正将赛道延伸至轨道AI数据中心，试图将庞大的计算基础设施搬离地球。

12月10日，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报道，马斯克旗下的SpaceX计划使用升级版的“星链”（Starlink）卫星来承载AI计算负载，并将此技术作为其股份出售的一部分进行推介，该计划可能使SpaceX公司估值达到8000亿美元。与此同时，一位知情人士称，贝佐斯的蓝色起源（Blue Origin）也已组建一个团队，就轨道AI数据中心所需的技术进行了超过一年的研发。

这场竞赛的参与者远不止这两位巨头。据报道，OpenAI的首席执行官Sam Altman也曾研究收购火箭运营商的可能性，以在太空部署AI计算能力。谷歌等科技巨头同样在积极布局。这一新兴趋势预示着AI和航天两大行业的潜在交汇，其核心驱动力在于解决AI在地球上日益增长的能源消耗难题。

尽管支持者对利用太空无限太阳能的前景感到兴奋，但将数据中心送入轨道面临着巨大的工程障碍和成本效益的拷问。怀疑论者认为，其技术风险被低估，短期内难以与地面设施竞争。对于投资者而言，这既是充满想象力的未来机遇，也伴随着极高的不确定性。

地球“装不下”AI雄心，太空成能源新解法

将数据中心送入太空的核心逻辑，是为了摆脱地球上的物理限制，尤其是AI模型训练和推理所需的惊人电力。支持者设想，未来轨道上将布满装载AI芯片的卫星，它们利用源源不断的太阳能运行，并将处理后的数据传回地球。

“将资源密集型基础设施移出地球的想法已存在多年，但这需要发射和卫星成本的下降。我们正在接近这个临界点，”卫星运营商Planet Labs的首席执行官Will Marshall表示。

资深科技投资者Gavin Baker也认为，从第一性原理出发，太空数据中心在能源和冷却方面具有地面设施无法比拟的优势。在太空中，卫星可以获得比地球表面强度高30%、总量多达六倍的太阳能，且无需配备昂贵的储能电池。同时，利用太空接近绝对零度的环境进行散热，几乎是“免费”的，这可以省去地面数据中心最复杂、成本最高的冷却系统之一。Baker判断，太空数据中心可能成为未来三到四年最重要的技术突破之一。

巨头竞逐：马斯克的“星舰”对决贝佐斯的“新格伦”

在这场太空竞赛中，发射能力是决定成败的关键。马斯克和贝佐斯都在利用其航天公司的下一代重型运载火箭，为太空数据中心的宏大愿景铺路。

据知情人士透露，SpaceX的AI计算技术将被安装在专为“星舰”（Starship）设计的升级版卫星上。“星舰”是SpaceX正在开发的巨型、可完全重复使用的火箭，旨在大幅降低发射成本。马斯克上月在社交平台X上表示，“星舰”每年应能将约300吉瓦（GW）的太阳能AI卫星送入轨道，甚至可能达到500吉瓦。

另一边，贝佐斯的Blue Origin今年在其研发多年的“新格伦”（New Glenn）火箭项目上取得了重大进展。这款部分可重复使用的火箭拥有巨大的整流罩，专为一次性将大量卫星送入轨道而设计。贝佐斯在10月的一次活动中表示，将数据中心转移到轨道是合理的，并预测其成本将在20年或更短时间内超越地面AI基础设施。

“这最终要回归到发射（能力）上，”卫星公司Muon Space的首席执行官Jonny Dyer表示。对于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拥有可靠、低成本、大运力发射工具的公司，将在这场新兴竞赛中占据绝对优势。

新玩家入场：Altman、谷歌亦有布局

除了马斯克和贝佐斯，其他科技领袖也对轨道数据中心表现出浓厚兴趣，试图在这个潜在的巨大市场中分一杯羹。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OpenAI的首席执行官Sam Altman曾探讨让其公司接管一家火箭运营商，以利用其运载工具在太空部署AI计算能力。他认为，AI系统对算力的巨大需求最终可能需要庞大的电力，以至于太空成为更好的选择。

与此同时，谷歌已与Planet Labs达成协议，计划在2027年初向轨道部署两颗携带谷歌AI芯片（张量处理单元）的测试卫星。谷歌将该项目形容为其“登月计划”之一，凸显了大规模部署卫星数据中心网络的难度。据谷歌负责该项目的高管Travis Beals称，假设使用100千瓦的卫星，需要10000颗卫星才能重现一个吉瓦级地面数据中心的计算能力。

此外，前谷歌首席执行官、现已接管火箭公司Relativity Space的Eric Schmidt也曾谈及轨道数据中心。IBM的红帽软件业务和Axiom Space公司已于今年8月发射了一个数据计算原型。Aetherflux、Starcloud等由风险投资支持的初创公司也在制定计划，准备与大型企业展开竞争。

现实挑战：成本、技术与规模化难题待解

尽管前景诱人，但太空数据中心从概念走向现实仍需跨越重重障碍。

首先是严峻的技术挑战。在轨运行的AI芯片需要解决温度管理、宇宙辐射防护以及如何将海量数据在没有明显延迟的情况下传回地球等一系列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疏漏都可能导致整个系统失效。

其次是成本与规模化。怀疑论者认为，支持者低估了技术风险，并怀疑天基数据中心在成本上能否与地面设施竞争，尤其是在地面电力和其他限制因素得到缓解的情况下。正如谷歌高管所指出的，要达到与地面相当的规模，需要发射成千上万颗卫星，这对目前的发射能力和成本控制提出了极高要求。

投资者Gavin Baker也指出，对于推理任务，太空数据中心的应用前景更为明确，但由于规模庞大，将AI模型的训练任务完全迁移到太空可能需要更长时间。这条通往太空AI算力的道路，注定漫长而艰难。

　　华尔街见闻

　　思科股价周三上涨0.9%至80.25美元，突破了2000年3月27日创下的纪录高点，那一天被许多人视为互联网泡沫的顶峰。思科的回归是“信心的标志”，但也“提醒人们从泡沫中恢复可能需要很长时间”。

　　思科股价周三创下历史新高，终于超越了互联网泡沫时期创下的峰值。这家曾经象征互联网技术革命的标杆企业，用了超过25年时间才重返巅峰，其复苏之路折射出泡沫破裂后投资者信心修复的漫长过程。

　　思科股价周三上涨0.9%至80.25美元，突破了2000年3月27日创下的纪录高点。那一天被许多人视为互联网泡沫的顶峰，也标志着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100指数在2015年底之前的最高点。

　　这轮上涨得益于美联储连续第三次会议降息后的市场普遍反弹。标普500指数当日上涨0.7%，纳斯达克100指数上涨0.4%。思科股价复苏的背后，是其强劲的营收预期以及市场对人工智能支出将加速公司增长的乐观预期。

　　SLC Management董事总经理Dec Mullarkey表示，思科的回归是“信心的标志”，但也“提醒人们从泡沫中恢复可能需要很长时间”。他将此类比为日本股市，后者同样花费数十年才从1980年代末的泡沫中恢复。“一旦通过痛苦的抛售失去投资者信心，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让投资者重新接受。”

　　昔日“纳斯达克四骑士”的沉浮

　　思科重回历史高点之际，投资者和市场观察人士正将当今“七巨头”主导的涨势与互联网泡沫时期进行对比。在1990年代末，思科是“纳斯达克四骑士”之一，与微软、英特尔和戴尔一起吸引了大量投资者关注。

　　在2000年创下纪录的前两年，思科股价飙升近600%，将公司市值推高至超过5000亿美元。当互联网泡沫最终破裂时，思科损失了约90%的市值，在2002年末触底至约600亿美元。

　　自那以后，思科股价已上涨超过800%。但其市值仍比互联网泡沫时期的峰值水平低40%以上。Mullarkey指出，思科更多地成为一家公用事业公司，而非创新者。这大概就是投资者想看到的。

　　AI基础设施需求推动复苏

　　思科最新一轮涨势源于上月发布的强劲营收预测。这家位于加州圣何塞的公司表示，预计截至7月的本财年销售额将高达610亿美元，超出华尔街预期，比此前预测高出约10亿美元。

　　思科一直在努力调整定位，以从全球企业在AI基础设施上投入的数十亿美元中获益。AI基础设施产品需求促使瑞银分析师David Vogt在思科上月公布第一财季业绩前将其评级上调至买入。

　　不过，华尔街仍有许多人对AI支出热潮能否持续如此迅猛的步伐持怀疑态度，甚至质疑与之相关的会计处理是否得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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