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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理事米兰:更快的降息步伐将使我们更接近中性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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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中国纳斯达克金龙中国指数盘初跌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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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标普500指数高开32.78点,涨幅0.48%,报6860.19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136.31点,涨幅0.28%,报48594.36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高开134.87点,涨幅0.58%,报23330.04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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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理事米兰:商品通胀可能正稳定在高于疫情前正常水平的水平,但住房通胀回落将足以抵消这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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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理事米兰:于上次美联储会议上投出反对票,要求更大幅度的降息,并重申维持过于紧缩的货币政策将导致就业岗位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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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理事米兰:不认为商品通胀上升主要源于关税,但承认对此没有充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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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加拿大多伦多S&P/TSX综合指数(GSPTSE)开盘上涨67.16点,涨幅0.21%,报31594.55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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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理事米兰:剔除住房和非市场相关项目后,核心PCE通胀率可能低于2.3%,处于美联储2%目标的“噪音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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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国有资产部长Balczun:印度JSW钢铁公司需要超过8.3亿美元融资以维持一年的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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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理事米兰:价格已“再次企稳”,货币政策应反映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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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理事米兰:目前的过高通胀并不能反映经济中的潜在供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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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11月通胀率保持在2.2%,食品价格涨幅创两年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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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财政部:预计2026年净融资需求为130亿欧元,高于2025年的108亿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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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向美国供水不会影响墨西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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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财政部:预计2026年净融资需求为294亿欧元,高于2025年的258亿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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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银行:随着印尼冶炼厂产量开始提高,预计2026年铝供应量同比增长将加速至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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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银行:预计明年铝市场将出现供应短缺,并预计价格将突破3000美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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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对亚洲国家征收的关税每年将为墨西哥带来30亿墨西哥比索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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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墨西哥对亚洲商品征收的关税不会影响食品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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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数据显示,美国有效联邦基金利率12月12日为3.64%,交易额为1020亿美元,12月11日为3.64%,交易额为99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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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短观小型制造业前景指数 (第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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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短观大型制造业前景指数 (第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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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短观小型制造业景气判断指数 (第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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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短观大型制造业景气判断指数 (第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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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短观大型企业资本支出年率 (第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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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Rightmove住宅销售价格指数年率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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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工业产出年率 (年初至今)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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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城镇失业率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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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阿拉伯CPI年率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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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区工业产出年率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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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区工业产出月率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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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成屋销售月率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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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全国经济信心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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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新屋开工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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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纽约联储制造业就业指数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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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纽约联储制造业指数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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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核心CPI年率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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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制造业未完成订单月率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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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纽约联储制造业物价获得指数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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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纽约联储制造业新订单指数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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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核心CPI月率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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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制造业库存月率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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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CPI年率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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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理事米兰发表讲话
美国NAHB房产市场指数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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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综合PMI初值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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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三个月ILO就业人数变动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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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失业金申请人数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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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失业率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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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三个月含红利的平均每周工资年率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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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服务业PMI初值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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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制造业PMI初值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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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区ZEW经济景气指数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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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ZEW经济现况指数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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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区贸易账 (未季调)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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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步是什么?从GDP上链看美国区块链战略布局

          Samantha Luan

          加密货币

          经济

          摘要:

          美国将GDP上链,下一步会发生什么?这又将把世界引向何方?

          8月28日晚间,美国商务部正式宣布一项突破性举措,从2025年7月份的数据开始,在区块链上发布GDP数据。这是美国联邦机构首次在区块链上发布此类经济统计数据,确保数据的不可篡改性和公开可验证性。

          美国商务部在声明中明确指出此举的战略意图:「我们希望通过这一实践,展示区块链技术的广泛适用性,为所有政府部门提供技术概念验证,最终巩固美国作为『世界区块链之都』的核心地位。」

          为何要走这步棋?

          在「后真相时代」,信息的真实性备受挑战,即便是权威机构的数据也时常遭受质疑。将GDP这类核心经济指标上链,美国最直接的目的就是用技术重塑绝对公信力,以及巩固区块链之都的地位。

          • 不可篡改:数据上链后无法被任何单一实体(甚至是政府自己)秘密篡改。这为美国的经济政策提供了无可争议的审计轨迹,向投资者展示其数据的透明性。

          • 效率与成本:对于审计机构、跨国公司和研究机构而言,他们可以即时、自动地验证数据的真实性,无需再通过繁琐的流程去交叉验证官方报告,极大降低了信任成本。

          • 巩固区块链之都:GDP上链是对区块链技术大规模应用的一次有力示范,能够在区块链应用于经济数据管理领域的规则制定方面抢占先机。

          关键细节:两预言机 + 多链协同

          美国商务部已将其2025年季度GDP数据的官方哈希值发布到以下九个区块链:比特币、以太坊、Solana、波场TRON、Stellar、Avalanche、Arbitrum One、Polygon PoS和Optimism。这些数据还通过与预言机Pyth和Chainlink的协调进一步传播。交易所Coinbase、Gemini和Kraken也提供了帮助。

          从两大预言机的分工来看,其角色各有侧重:

          • Pyth:负责数据验证与历史回溯,不仅支持当前GDP数据上链,还计划回溯过去五年的季度GDP数据,并逐步扩展至更多经济数据集。该消息发布后,Pyth代币在12小时内价格翻倍,市场对其价值认可可见一斑。

          • Chainlink:聚焦核心经济数据的 「全品类上链」,除GDP外,还将个人消费支出(PCE)价格指数、私人国内买家实际最终销售额等关键指标接入区块链。Chainlink明确表示,此举将解锁一系列创新用例 —— 从自动化交易策略、代币化资产可组合性提升,到新型数字资产发行、众包情报的实时预测市场搭建,再到DeFi协议的宏观经济风险管理。

          下一步是什么?

          GDP上链本身并非终点,而是一个强大的「启爆点」。它的真正「威力」在于为后续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信的数据基础设施。具体将在以下方面呈现:

          数据上链扩展:从GDP到全品类经济指标

          未来,美国商务部将扩大未来GDP等数据集的发布范围,以涵盖其他区块链、预言机和交易所的使用。

          同时,这一趋势将加速RWA代币化进程,可依托链上经济数据实现更精准的定价与流通。

          GDP数据高频化发布?

          传统GDP数据以季度为发布周期,滞后性难以满足当下快速变化的经济决策需求。

          而区块链的实时更新特性,为GDP数据 「高频化发布」提供了可能 —— 未来GDP或不再是「季度指标」,而是可按月更新的「实时经济晴雨表」,帮助市场更精准捕捉经济波动趋势。

          金融体系「融合化」

          链上GDP等数据将成为传统金融与DeFi融合的「桥梁」:

          • 对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而言,发放企业贷款时,可在传统财务指标基础上,结合链上GDP数据及衍生产品,精准评估企业所在行业、地区的经济前景,优化贷款审批流程与风险定价。

          • 传统金融机构也可借助DeFi技术,将链上GDP数据整合到自身风险管理、资产定价与产品创新体系中。

          与实体经济深度绑定的DeFi 2.0时代

          可信的官方经济数据上链,将开启与实体经济深度绑定的DeFi 2.0。比如:

          • GDP上链预示更多宏观数据(如失业率、国债利率)跟进,还将加速RWA代币化。

          • 开发者可以基于GDP等数据创建多种结构化金融产品或衍生金融工具,如与GDP增长挂钩的收益凭证、 GDP指数期货、期权等。

          • DeFi协议可以根据GDP动态调整贷款利率。

          • 算法稳定币可以将GDP纳入算法模型,当GDP显示经济过热,暗示通胀压力增大时,算法自动减少稳定币供应,防止币值因通胀预期下降。反之,经济衰退时,适当增加供应刺激经济。

          • 稳定币发行也可探索「数据锚定」,例如,当美国GDP增速超一定数值时,美元稳定币的发行抵押率可适当降低;当GDP增速低于一定数值时,抵押率自动提高,增强稳定币的可信度。

          预测市场的再次爆发

          预测市场将成为主流的政策工具和经济晴雨表。

          • 诸如「本季度GDP增速能否达标」、「年度通胀率是否突破阈值」等预测场景,无需依赖中心化平台裁决,可通过智能合约自动执行。参与者根据预测准确性获得奖励,集体智慧将比单一专家更早、更精准地预判经济走向。

          • 最终,预测市场或将成为政府制定经济政策、企业调整经营策略的重要参考,成为真正的「经济晴雨表」。

          治理与竞争:透明化浪潮下的挑战与全球博弈

          美国GDP上链为监管模式的优化带来了新契机。

          • 政府预算与支出可全程上链,公民能实时追踪税款流向,从根本上遏制腐败与低效,实现「可审计政府」;

          • 供应链与贸易数据上链后,可打击进出口欺诈,为贸易纠纷提供不可篡改的证据(需平衡数据透明与隐私保护);

          • 企业ESG(环境、社会、治理)数据 —— 尤其是碳排放数据上链,将让绿色金融、碳交易市场更透明可靠,推动全球碳中和目标落地。

          宏观经济与链上经济的融合将成为必然。一场关于未来经济治理规则的竞争正在全球展开。

          小结

          这扇通往「政府上链」的大门已经被正式推开,它所引发的关于数据治理、政府透明度和技术伦理的讨论,将在未来几年持续发酵。

          这条道路并非一片坦途,下一步也伴随着巨大的「问号」:比如,区块链只能保证上链后的数据不被篡改,但无法保证原始数据采集阶段没有误差或人为操纵。信任问题只是被转移,而非完全消除。

          将GDP上链,背后却是一场关于如何构建21世纪经济秩序的巨大实验。下一步,我们将目睹的不仅是技术应用,更是国家信用、金融主权和全球规则的重构。

          而至于美国在将GDP上链后下一步会走向何方,这些都充满了未知,但无疑都会深刻影响美国乃至全球的经济与科技格局,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随着更多经济指标上链,我们将见证一个全新经济治理范式的诞生:更加透明、更加精准、更加高效,同时也更加复杂和充满新风险。它的影响将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对于世界其他国家而言,问题不再是「我们是否要关注」,而是「我们该如何应对」。是跟随美国的步伐推进数据上链,还是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路径?如何在数据透明与隐私保护间找到平衡?如何在全球规则博弈中争取话语权?

          来源: PA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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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打开‘国有资本主义’大门”

          Damon

          经济

          2015年,当特朗普突然闯入美国政治舞台时,他宣称自己是一个自由市场的狂热爱好者——附带条件的那种。
          他在角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对共和党人说:“我是一个百分百的自由贸易主义者。但我们需要精明的人来达成交易,而现在负责达成交易的人并不精明。”
          十年后,在特朗普第二个任期过去七个月的今天,他亲自承担起交易撮合者的角色,在他的总统任内采取了一种交易型的方式,颠覆了美国政府对待私企的方式,也打破了共和党的自由市场理念。

          背离“自由市场”观念

          8月22日,总统宣布了他最新达成的交易:美国政府将用此前已达成共识的联邦拨款做一次89亿美元股权投资,从陷入困境的芯片制造商英特尔那里买下10%的股份。
          此举完全违背了共和党的正统观念。共和党宣扬的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益处,反对国家干预企业界。
          自由主义智库凯托学会的副主席斯科特·林西科姆说:“对美国政策来说,这简直太疯狂了。我们只有在战争期间或(2007年至2009年的)大衰退期间才会这么做,当时的说法基本上可以总结为不这么做经济就会崩溃。”
          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前众议员鲍勃·英格利斯说:“这为某种形式的国有资本主义打开了大门,而我们保守派通常是反对这类资本主义的。”
          特朗普强烈驳斥了这种看法,称华盛顿没有为英特尔的股份支付任何费用,因为这笔交易是通过未下拨的拨款来提供资金的。
          几十年来,这家半导体公司一直是硅谷的科技领军企业,但由于其芯片制造业务陷入困境,已经连续六个季度出现净亏损。
          特朗普在“真实社交”网站上说:“为什么‘愚蠢’的人对此不高兴呢?为了我们的国家,我一天到晚都在促成这样的交易。”
          英特尔交易只是总统一系列干预主义举措中的最新例子,更类似于20世纪60年代欧洲的国家资本主义,而不是几十年来一直支撑共和党的自由市场正统理念。
          6月,特朗普批准日本制铁公司收购美国钢铁公司,作为交换,政府获得所谓的“黄金股”。上个月,五角大楼成为美国唯一在产稀土矿运营商芒廷山口材料公司的最大股东。
          最近,总统表示美国将允许英伟达和超威半导体向中国出售芯片,作为交换,交易收入的15%要上缴。
          这种更具干预性的做法不仅得到一些曾批评特朗普的人的赞扬,也获得一些科技高管的认可,而这些高管也越来越适应特朗普的行事方式,以免成为总统的打击对象。
          亿万富翁投资者马克·库班在2024年总统大选中支持卡玛拉·哈里斯。他表示,特朗普推动英伟达和超威半导体将部分对华销售收入上缴国家的决定是一项很好的再分配举措,民主党本应予以支持。
          库班在X平台上说:“这就像是一种‘亿万富翁税’,对全球最有价值公司卖给中国的半导体产品征收特许权使用费或销售税。”

          政府干预或将持续

          总统已经明确表示,美国政府对私营部门事务的干预远未结束。特朗普在谈到英特尔协议时说:“我希望能有更多这样的案例。”
          右翼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部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说:“在我看来,这种做法欠考虑,没什么战略规划。我们看到的与其说是向国家资本主义的战略性转变,还不如说是总统有失身份,敲诈私营企业,因为他觉得这样能让自己成为更出色的交易撮合者。”
          纽约市立学院政治学教授卡洛·因韦尔尼齐·阿切蒂补充说:“(特朗普)干预市场的意愿以及动用国家权力来达成特定结果的做法,可能会让人想起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法国的‘国家统制主义’,即便这算不上赤裸裸的自私自利。”
          这种做法既得到一些意料之外的人的赞扬,也遭到传统盟友的谴责。
          美国左翼参议员伯尼·桑德斯称赞特朗普与英特尔的交易。这与他自己提出的政府应获得股权以换取芯片法案补贴的提议不谋而合。
          桑德斯在一份声明中说:“我很高兴特朗普政府认同我三年前提出的修正案。如果芯片公司从联邦政府慷慨的拨款中获利,那么美国纳税人就有权从这笔投资中获得合理回报。”
          然而,在华尔街,共和党在企业界的传统盟友对此反应冷淡得多。
          一名为美国大型公司提供咨询的高级顾问说:“在过去一周左右的时间里,有三位董事给我打电话,他们一直都很支持特朗普,但对这种趋势深感担忧。他们最担心的是,这将导致政府政策走偏,变成偏袒那些与政府有利益瓜葛的公司。”

          来源:参考消息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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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联储重启降息的经济学

          Alice Winters

          政治

          央行

          经济

          2024年8月23日,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的演讲中,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明确表示政策调整的时机已到,释放了强烈的降息信号,强调政策重心从控制通胀转向保护劳动力市场。他表达了对通胀持续回落至2%目标的信心,并关注就业市场降温的风险。
          演讲结束后,市场对9月降息的预期大幅升温,联邦基金利率期货显示:9月降息概率接近100%,最终美联储在2024年9月降息50个基点。并且相机在11月和12月分别降息25个基点。
          2025年8月22日,鲍威尔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演讲基调转为“中性偏鸽”,相比2024年明确与果断的宽松信号更为谨慎。他强调美联储需要在通胀上行和就业下行风险并存的“滞胀风险”中取得平衡,货币政策需根据数据随机应变。
          演讲结束后,市场对9月降息的预期大增,美股创出新高。但事实上,鲍威尔并未明确承诺降息,强调依赖9月5日非农就业报告和9月11日通胀数据。

          特朗普2.0冲击

          众所周知,对于宏观经济数据与美联储决策影响最大的,就是特朗普总统本人。特朗普在2025年1月20日正式入主白宫,开启第二任期之后,其竞选纲领中的向全球征收对等关税、驱逐无证移民、以及更换美联储主席的主张,都比市场预期的来得更快。而他善变的举动又给市场带来极大的政策不确定性。从1月20日到5月22日,美股美债和美元三杀的情况出现五次,大大超过小布什和奥巴马任期内分别出现的三次和四次(三杀的定义是,单个交易日标普500下跌超过1%,十年期美债利率上升超过5bp,美元指数下跌超过0.4%)。而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和拜登任期内,这样的情况一次也没有出现过。
          而一旦资本市场出现风吹草动,特朗普习惯性地把鲍威尔当做了替罪羊,不仅多次将他贬低成“迟到先生”,还不断威胁美联储尽快降息,以降低美国公共债务的利息支付压力,否则要将他撤职。而当鲍威尔在全球央行年会上释放出鸽派信号后,他又成了特朗普眼里最伟大的美联储主席。
          面对总统的猛烈抨击,鲍威尔曾在7月1日无奈地表示,如果不是因为特朗普的关税政策,美联储2025年就会开始降息,目前也会采取更宽松的货币政策。另外一个让鲍威尔困扰不已,也同样搅得全世界经济学家辗转反侧的因素,莫过于难以预测的失业和通胀数据。
          无论在特朗普第一次还是第二次赢得大选前,他的高关税主张无一例外地引发了经济学家的集体反对,除了高关税对美国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带来的破坏性冲击之外(我在新经济学家智库的“太学”演讲中,清晰阐述了这一点,并且进一步指出,特朗普追求的制造业回流,贸易逆差缩小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目标,无法与美元资产保持长期牛市的目标兼容),经济学家几乎无一例外的担心高关税引发高通胀。例如,2024年11月, 23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联名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就是认为特朗普的高关税会带来高通胀。
          这样的判断也影响了美联储的决策,鲍威尔直到全球央行年会才释放出鸽派信息,促成改变的是7月非农新增就业7.3万远低于预期,5-6月数据大幅下修25.8万,这是自新冠疫情以来最大幅度的向下修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期待通过关税来促成制造业回流,但数据显示7月制造业岗位相比4月下降了3.7万人。

          关税与失业的经济学

          在经济统计中,对原先公布的数据进行调整并不罕见。2022-2023年的就业数据下调了190万人,2024年下调了81.8万人。之前也有数据上调的时候。美国非农就业数据是现在全球最权威的经济指标之一,影响美国和多个国家的经济政策。特朗普指责劳工统计局造假到底有没有道理?
          就业数据基于抽样统计和模型假设,存在滞后和偏差都是很正常的。但是就业数据调整幅度这么大,看上去超出了统计误差的范畴,引发质疑是合情合理的。只不过现在还缺乏独立调查认定系统性造假。
          笔者的看法是就业数据准确性下降与疫情和关税引发的企业行为变化高度相关,也就是企业进入和退出的行为发生了变化,疫情后数据统计准确度下降是全球普遍的现象,而关税更是彻底打乱了企业经营和招聘的节奏。在数据抽样环节,现在企业的调查回复率明显比过去降低,与2015-2019年的平均水平相比,支撑非农就业报告的调查回复率下降了18个百分点,失业率调查下降16个百分点,而职位空缺与劳动力流动调查的回复率降幅更是高达30个百分点。这些都使得模型过去适用的假设不再有效,数据准确度下降也是自然的结果。目前标准误差平均比2015-2019年高出26%,其中职位空缺数据的标准误差增加87000个,相当于90%置信区间扩大至约70万个职位。
          除了关税政策以外,特朗普另外两大政策很可能造成了就业数据失真。第一就是驱赶无证移民,5月,6月和7月海外出生的就业人数分别下降了22.4万,34.8万和46.7万。第二就是削减政府部门预算。劳动统计局的裁员也可能影响了统计的准确度。

          关税与通胀的经济学

          相比失业数据大幅下调给市场和美联储带来的意外,美国通胀数据在4-6月连续三个月都低于市场预期的意外来得更早一些。
          美国的整体平均关税税率在4月2日“解放日”之前只有9.8%,随后开始显著提升。一方面,耶鲁实验室数据显示4月2日到5月11日的绝大部分时间内,尽管特朗普退缩暂停实施对等关税,但美国的平均关税税率仍然高达28%。中美日内瓦贸易谈判暂停报复性关税之后,平均关税税率在快速回落之后,6月开始仍然从15.6%上升到目前的18.6%(这是美国193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计算包含了对印度加征的50%的关税)。但另一方面,4-6月连续三个月的实际通胀数据却低于市场预期,即使通胀在7月开始超出预期,但整体水平依然有限。
          尽管进口商提前囤货,主动承担关税负担可以部分解释通胀在4-7月的表现,但这样的结果不仅让市场感到奇怪,恐怕也让大多数诺贝尔奖得主感到意外。幸运的是,笔者在去年底拍摄的视频清晰地向市场传达了个人的判断,即使高关税会在未来带来物价上涨的压力,压力维持的时间也不会很长。换言之,鲍威尔在近期演讲中表达的关税对通胀的传导是一次性的,是暂时的观点,与笔者在去年底的判断是一致的。
          不仅如此,笔者的预测还与市场流行的观点相反,即高关税很可能不会带来超出预期的高通胀,更可能会带来反通胀(Disinflation)的效果,也就是同比通胀率走低,但依然为正。如果为负,则是通缩(Deflation)。
          问题来了,笔者到底是凭什么做出这样与众不同的判断?
          尽管经济学发展出一套复杂的价格理论,特别是纯学术研究对影响价格的供给与需求因素经常达到细致入微的程度,但在实际运用中,即使是诺贝尔奖得主的分析也会被“大脑天生的懒惰”所束缚。2001年的诺奖得主,最伟大的心理学家卡尼曼教授发现我们绝大部分决策都被大脑的“快系统”所主宰,高关税引发高通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完全符合大家的直觉。另外一个经典的例子是入门教科书告诉学生的“设立高于均衡价格的最低工资,会导致失业率上升”。卡德教授(David Card)就是因为找到了反例,从而引发了经济学的“因果革命”,成为了2021年诺奖得主。
          高关税带来高通胀的分析里,隐含了一个假定就是消费者的需求维持不变,这样进口商自然很容易将关税转嫁给消费者,从而带来物价的一次性上升。而消费者因为实际购买力受损,很可能要求提高工资,从而引发“物价-工资”的螺旋升上升,这样物价的一次性上升就会转化为持续的通胀。这正是经济学家大脑“快系统”思考的结果,也是他们反对特朗普政策的核心理由。
          但是,只要我们唤醒大脑里的“慢系统”,就会想到消费者需求维持不变的假设未必合理。无论从理论还是实际来说,关税主要由进口商和消费者来承担。对于消费者来说,关税相当于消费税,关税将削弱可支配收入,消费者的需求更可能减少而非维持不变。而当消费者减少消费时,进口商为了维持相对于竞争对手的市场占有率,很可能会选择承担关税负担,而不是立刻将关税转移给消费者。
          如果我们把分析做得更复杂一点,还应该想到关税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可以被汇率的变化所抵消。如果美国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10%的关税,但美元也升值了10%,那么这对消费者来说就没啥影响。很大程度上,这就是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对中国加征的关税,虽然绝大部分由美国进口商和消费者承担,但并没有影响通胀的原因(当然,今年的情况并非如此,美元指数在上半年贬值了11%)。
          只要考虑上述提及的可能性,我们就不能保证说高关税一定会转化成高通胀。如果有其他学者要笔者签署反对特朗普高关税引发高通胀的信件,笔者就会拒绝(当然,笔者也可能因为信件中其他合理的批评,而同意署名)。当然,笔者完全理解,即使聪明如经济学家,也免不了“从众行为”,跟着名气大的“头羊”走,在很多情况下都是理性的选择(请记住,把“羊群效应”归类为不理性行为,也是大脑快系统“懒惰”的表现)。
          仅仅分析到这一步,我们就可以理解经济学家圈内常说的一个段子:如果你只读完经济学本科一年级课程,你会很自信自己可以正确回答绝大部分问题。但如果你读完博士课程,你对绝大部分问题的回答,都不会那么自信。世界过于复杂,本科阶段的学习过于简化了。遗憾的是,我们看到那么多诺奖得主对于关税与通胀的理解,也不比本科生的思考能力强出太多。
          让我们继续往下分析,在美国消费物价指数的构成中,商品消费大约只占25%,而服务消费及房屋租金占到75%。关税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前者,后者即使被波及,影响也相当有限。即使关税对商品消费的影响对整体消费物价不利,但也完全可能被服务消费及租金价格的下行所抵消掉。实际上,这正是4-6月美国通胀水平低于市场预期的本质原因。鲍威尔在去年8月看到的劳动力市场走软,带来的物价走软的趋势,其实一直存在。
          如果我们把研究的颗粒度做得再细一些,就会看到美国实际上是发达国家里对进出口依赖度最低的国家(贸易依存度接近非洲最不发达经济体),实际上,进口贸易只占美国GDP的10%,特别是,在美国消费物价指数里,外国进口商品的占比大约只有4%。也就是说,尽管美国的平均关税税率在4月2日“解放日”之后显著抬升,但真正影响到通胀的部分,依然是相当有限的。即使这些有限的部分,也被服务消费和房屋租金的价格下行抑制了。
          这些宏观数据的梳理就可以看出关税到通胀的传导比预想的复杂,如果再考虑微观层面不同商品面对的不同关税水平,以及进口商和消费者的行为变化,就可以看到通胀数据的预测无比复杂。即使在过去关税保持稳定的年代,通胀率始终是经济学家最难预测的指标之一。由于资本市场对通胀的高度敏感,哪怕是极小的预测误差,都会造成市场的大幅扰动。
          尽管有了上述分析,笔者仍然相信大部分人很难接受高关税不会带来高通胀,更难相信笔者之前预测的高关税会带来“反通胀”的结果。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回归到历史数据来寻找答案。美国在1920年、1921年和1930年连续通过三个高关税法案(其中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法案”最广为人知),数据清晰显示,每次加征关税,消费物价指数都是短暂上行但很快就快速下行(当时的金本位制也有助于防止关税向通胀的传导),特别是1930年的关税法案让1929年开始的股市大崩盘雪上加霜,加剧了经济大萧条。特别是,加征关税都会引发贸易伙伴的报复,而相互报复导致全球贸易活动下降,居民的收入也随之下降,物价也就自然而然地下降了。如果这些历史经验过于遥远,我们可以回顾日本在1997年和2014年两次上调增值税后,通胀上行不久就很快产生反通胀的效果,同比通胀率快速下行。
          上述所有分析都不代表笔者认为高关税无关紧要,恰恰相反,美国高达18.6%的平均关税税率无论对通胀的影响是高于还是低于预期,都不是一件好事。根据耶鲁实验室的计算:首先,2025年及2026年,美国实质GDP成长率将因2025年所有关税措施而每年下降0.5个百分点。长期来看,美国经济将持续萎缩0.4%,相当于2024年每年缩水1250亿美元;其次,2025年所有关税措施导致的物价水平短期内上涨1.8%,相当于2025年平均每户家庭收入损失2400美元。第三,到2025年底,失业率将上升0.3个百分点,到2026年底将上升0.7个百分点。到2025年底,就业人数将减少505000人。

          结语

          作为经济学家,我们切不可自满地就重大经济问题做出过于简化的线性推理。即使是复杂的模型,也难以穷尽世界的变幻莫测。作为投资者,我们需要对专家的预测保持谨慎,无论人工智能多么强大,数据多么丰富,都需要学会与不确定性共存。
          美联储主席的职位看似耀眼,但实际需要极高的专业素养、心理承受力和决策能力。主席必须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保持冷静,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同时为美国和全球经济的稳定承担巨大责任。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美国总统。在过去,这两个职位极少发生碰撞,即使总统与主席都可能做出误判,但市场仍然可以维持对美联储独立决策,不受政治干预的制度的信心。如今,总统多次公开严厉批评联储决策,尽快尚未造成明显冲击,但这反而可能会给于总统更大的胆量,将干预之手伸得更长,管得更宽。9月降息可以缓和总统对主席的不满,但未来碰撞加大的风险犹存。

          来源:新经济学家智库,作者: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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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俄秘密会谈能源合作路线图

          Thomas

          政治

          经济

          在阿拉斯加“特普会”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表示,俄罗斯和美国可以开展更多商业合作——例如,在两国太平洋海岸线之间。
          美国总统特朗普(Trump)回应道:“我们期待进行合作。”
          但是,这两位领导人没有说的是:私下里,美俄两国最大的能源公司已经为恢复业务合作勾勒出路线图,计划在俄罗斯远东沿海开采油气田。
          据知情人士透露,今年,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的一位高管,与俄罗斯最大的国有能源公司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举行了秘密会谈,会中讨论了重返庞大的萨哈林(Sakhalin)项目一事,前提是两国政府将其作为乌克兰和平进程的一部分予以批准。
          此事非常敏感,以至于在埃克森美孚内部只有寥寥数人知道举行了会谈。这家美国石油巨头的高管之一、高级副总裁Neil Chapman主导了埃克森美孚一方的会谈。
          据悉,埃克森美孚和其他公司已获得美国财政部的授权许可,可以与俄罗斯方面就搁浅资产进行谈判。
          一位白宫高级官员表示,埃克森美孚的高管已向美国政府提出请求,希望在该公司重返俄罗斯的情况下得到政府支持,这一请求得到了积极回应。最近几周,该公司首席执行官伍德伦(Darren Woods)在白宫与特朗普讨论了埃克森美孚可能重返俄罗斯一事。
          在2022年俄乌战争开始之后,埃克森美孚与莫斯科方面曾不欢而散,如果能够恢复在俄业务将标志着他们之间戏剧性的和解。
          作为西方最大的石油生产商,埃克森在苏联解体后比大多数其他公司更深入地进入俄罗斯市场,而在俄乌战争爆发后撤离的过程也相应地更为激烈。
          萨哈林1号(Sakhalin-1)项目以这三个油田附近的一个俄罗斯岛屿命名,是埃克森美孚最大的投资项目之一,最初于1995年达成协议。埃克森美孚负责运营该合资企业,并持有30%的股份,同为股东的还有俄罗斯国有的Rosneft,以及日本和印度的公司,后两者目前仍在参与该项目。
          俄乌战争发生后,在西方企业纷纷撤离俄罗斯之际,埃克森美孚削减了产量,并表示将出售股份,将其价值减记了超过40亿美元。俄方阻止埃克森美孚出售股份,随后没收了该公司的权益。埃克森美孚曾将此举称为强制征用。
          对克里姆林宫而言,吸引埃克森美孚回归将是一大胜利;作为和平谈判的一部分,俄方希望吸引西方投资以稳定经济。但埃克森美孚是否回归并无保证,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特朗普能否成功斡旋结束俄乌战争,或者如果普京拒绝停火,特朗普是否会选择进一步收紧制裁。
          尽管受到制裁,但俄罗斯石油行业仍设法保持了高产量,但分析人士称,由于缺乏专门技术和投资,其产能最终还是会下降。最近几周,乌克兰无人机对炼油厂和管道的袭击已经阻碍了俄罗斯的国内燃料供应。
          在2025年1月特朗普就职前后,埃克森美孚与Rosneft之间关于重启合作关系的讨论变得密集起来。
          2月份,美国和俄罗斯政府高官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举行了公开会晤,就结束战争开启谈判。当时,俄罗斯抛出了为美国公司提供投资机会的承诺,包括在北极能源开发方面的机会。
          私下里,埃克森美孚的Chapman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与Rosneft首席执行官伊戈尔·谢钦(Igor Sechin)会面。谢钦是普京的亲密盟友,正受到美国的经济制裁,这意味着美国人被禁止与其交易,除非获得美国财政部的许可。
          谢钦喜欢在卡塔尔会见外国商界和政府领导人,卡塔尔的主权财富基金持有Rosneft的股份。卡塔尔在全球冲突中已经树立了中立调解人的角色。
          埃克森美孚参与萨哈林项目有一个范本:该财团在20世纪90年代与俄罗斯政府达成的产量分成协议。当时是在2005年开始产油。萨哈林项目的出口主要流向亚洲买家,这些买家在俄乌发生后继续购买俄罗斯原油,与放弃购买俄油的欧洲公司的做法不同。
          埃克森美孚与俄罗斯的密切关系,曾让时任首席执行官蒂勒森(Rex Tillerson)在2013年获得了普京颁发的友谊勋章。2014年克里米亚公投事件之后,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制裁,迫使埃克森美孚退出其在俄的部分合资企业,但萨哈林项目未受影响。
          尽管2022年乌克兰战争发生后局势紧张,但在整个战争期间,埃克森美孚一直与俄罗斯Rosneft保持着非正式沟通渠道。
          如果战争结束,俄罗斯丰富的能源资源对西方公司来说仍然是一大诱惑。埃克森美孚撤离时,萨哈林项目约占其石油产量的3%,是一个规模不大但已探明的原油来源。该公司还曾与Rosneft合作开发其天然气储量,以便通过油轮以液化形式出口。
          知情人士表示,Rosneft希望从埃克森美孚的资本、技术和管理专长中受益。
          如果重返俄罗斯,埃克森美孚将发现商业环境已大不相同。在制裁、高利率和通货膨胀的压力下,俄罗斯经济已经放缓。国家没收资产已是司空见惯。而且在战时,克里姆林宫已对该国庞大的能源产业实施了更严格的控制。
          俄罗斯石油的市场也已经改变。欧洲已经摆脱了对俄罗斯原油的依赖,而印度和中国则抢购俄罗斯原油,这些交易大多通过阿联酋(United Arab Emirates)等一些不透明公司进行操作。
          尽管如此,埃克森美孚能否重返俄罗斯,很可能将取决于俄罗斯提出的条件,该公司希望至少能收回其退出萨哈林项目所造成的损失。
          在阿拉斯加峰会当天,普京为埃克森美孚的回归扫除了一大障碍。他签署了一项法令,允许外国公司入股一家自埃克森美孚撤离后便负责萨哈林项目运营的俄罗斯公司,条件包括提供海外设备和备件,以及游说解除制裁。

          来源:道琼斯风险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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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大战美联储,谁将笑到最后?

          Damon

          政治

          央行

          经济

          特朗普要撤换库克,这个不是苹果的库克,而是美联储理事,丽莎·库克(Lisa Cook),这位在拜登时期因为DEI的政治正确而进入美联储的官员,因涉嫌在抵押贷款申请中作假,被特朗普发文书解雇她。但是,丽莎·库克表示自己不受雇于特朗普,他无权解雇她。更何况,她只是被联邦住房金融局局长指控,正在被司法部处理,目前没有被定罪。
          特朗普此前一直批评以鲍威尔为首的美联储,没有及时的降息,指责他们太政治化,缺乏独立性。同时,特朗普正在积极挑选新的美联储主席候选人。然而,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和FOMC的主席的任期,还要到明年5月15日结束,而他的理事任期将持续到2028年1月31日,除非他自己辞职或因法定原因被免职,特朗普没有权力解雇鲍威尔,这么早准备候选人,显然是要表达对美联储政策的不满意。美国总统是可以提名美联储主席的,特朗普的态度,显然会对在任的美联储理事们有所影响。
          而且,特朗普过去一直督促鲍威尔辞职,他的盟友参议员和其他支持者甚至指控美联储在总部大楼翻新项目中存在腐败和成本超支问题,并以此为由要求鲍威尔辞职。解雇库克和鲍威尔的威胁,被媒体解读为对美联储不降息的打击报复,对美联储的票委以及利率政策有一定的党同伐异的作用。
          美联储构成是12人,其中包括鲍威尔在内的7名理事成员,这些人任期是14年。不久前,名为阿德里安娜·库格勒(Adriana D. Kugler)的历史提早退休。特朗普虽然提名了斯蒂芬·米兰(Stephen Miran)填补其空缺,但该提名仍需参议院确认。
          而另外5位,有永久票权的是纽约储备行的行长,现在是约翰·威廉姆斯(John C. Williams)担任,他同时担任FOMC副主席,是美联储的三号人物。其余11家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中的4名,这些行长按轮换制担任1年任期。
          9月16-17日美联储的FOMC议息会议再次召开。
          目前对降息积极支持有:
          是米歇尔·W·鲍曼(Michelle W. Bowman):在7月29-30日会议中,她投票反对维持当前利率(4.25%-4.5%),支持降息0.25个百分点,理由是担心劳动力市场进一步疲软。
          克里斯托弗·J·沃勒(Christopher J. Waller):同样在7月会议中与鲍曼一起dissent,主张立即降息0.25个百分点,反映对经济放缓和就业数据弱化的关注。
          奥斯坦·D·古尔兹比(Austan D. Goolsbee):作为芝加哥联储行长,他近期表态关注劳动力市场放缓,暗示可能支持9月降息。
          苏珊·M·柯林斯(Susan M. Collins):波士顿联储行长近期言论显示对经济不确定性(如关税影响)持谨慎态度,可能倾向于支持降息以支持就业。
          鲍威尔及多数观点是不确定,观望态度
          鲍威尔态度从因为关税不确定而不降息,开始转向中立。他在7月会议后和杰克逊霍尔会议(8月22日)强调数据驱动决策,通胀仍高于2%目标,尚未承诺9月降息,但对就业放缓表示关注。表示中立的理事还有,迈克尔·S·巴尔(Michael S. Barr)中立,丽莎·D·库克(Lisa D. Cook),菲利普·N·杰斐逊(Philip N. Jefferson)表示中立的储备行行长,约翰·威廉姆斯(John C. Williams),圣路易斯联储行长阿尔贝托·G·穆萨雷姆(Alberto G. Musalem),反对降息的行长是,堪萨斯城联储行长杰弗里·R·施密德(Jeffrey R. Schmid)
          对于9月降息与否,美联储票委鸽派成员占少数,但其影响力可能通过鲍威尔的决策平衡而显现。当前市场预期9月降息0.25个百分点概率约85%(CME FedWatch),主要依赖就业和通胀数据(如8月非农报告)。鹰派施密德可能孤立,决策仍取决于中立派的态度。
          但是不管9月是不是降息,但是特朗普对美联储的批评和干预的一系列行动,将会美联储的轮廓,短期内他们不会那么快确定,现在他们不可能那么快变成亲特朗普的降息派,但是,会影响到市场的预期,现在已经接近2025年第四季,就算今年不降息或者只降一点点,但是随着2026年,鲍威尔任期结束,新上来的主席必然是特朗普派,虽然每次利率政策的改变,都是投票决定的,但是作为FOMC主席的影响力在12名票委中影响最大。
          而且,特朗普现在手里有潜在的三张票,一位是替补提早退休的库格勒,一位因房贷弊案要走人的库克,一位就是任期要结束的鲍威尔,加上四位已经明牌支持降息的四个票委。也就是说,等鲍威尔任期到期,鸽派将成为多数。
          也就说,美联储独立性正在被特朗普逐步侵蚀。
          而且,特朗普刚刚解除了拜登任命的劳工统计局的局长,新任的 右派,安东尼(E J Antoni)也是右派,以后他负责统计数据,将来是不是也会倾向于特朗普希望看到的数据,如cpi,ppi,非农和失业率等就业数据,或者说没有通胀,支持降息的数据。而这些又是美联储FOMC利率决策需要参照的数据。
          不过,一旦这个局面形成,美联储的独立性就会饱受质疑,而美元是不是会因此失去国际的信任呢?

          来源:币海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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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市场如何支持香港再工业化

          Michelle

          股市

          经济

          资本市场如何支持香港再工业化_1

          图:香港可凭借重塑资本市场的制度基础设施,形成科技、产业与资本的协同进化机制,为自身注入新动能,也为内地科技强国与产业升级战略贡献独特力量。

          在改革开放初期,香港凭借资金、技术、人才与管理等综合优势,长期作为内地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和国际资本汇聚的枢纽,推动了无数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凭借“东方之珠”的金融体系与区位优势,香港一度是内地企业国际化的“起点站”和海外资本进入内地的“中转站”。
          然而,随着内地在制造业、技术创新、品牌建设和人才培养上的快速追赶,香港的传统优势逐步被稀释。

          从开放窗口到转型关口

          特别是过去十年间,深圳、上海、北京等城市迅速崛起,形成了完整的科技创新生态和资本承载平台,香港在产业层面出现“缺位”,其资本市场也被质疑“金融空转”过重,难以服务本土经济转型。
          2025年以来,香港资本市场在数量和规模上再度迎来高光时刻:52宗IPO(截至7月20日),累计募资额1240亿元,同比增长590%,重回全球IPO募资榜首。恒生指数和科技指数同步反弹,南向资金持续淨流入。这一成绩证明了香港在国际融资舞台的竞争力。但我们应清醒看到,资本市场在支持香港本土创新科技企业、推动再工业化方面的作用仍然有限。本地创科企业在制度门槛和融资渠道上面临“断层”,创业板形同虚设,中小市值公司长期沉沦为“僵尸股”。
          因此,香港必须在资本市场改革中找到新出路:既要继续服务国际与内地大型企业的融资需求,更要精准支持本地创新科技企业,推动再工业化,承担起助力中国经济国际化的战略使命。

          制度与市场的结构性错配

          (一)制度门槛高企,本土企业“望市兴叹”。

          过去五年,港交所相继推出18A(面向生物科技公司)和18C(面向特专科技公司)规则,放宽生物医药与特定科技企业的上市要求,允许未盈利企业在满足研发投入比例等条件下上市。其初衷是为高增长、高风险的科创企业打开融资通道。然而,从实际运行效果看,真正受益者多为内地大型企业,如宁德时代、恒瑞医药等,本土创新科技企业成功上市的案例寥寥。
          原因在于,18A与18C虽名义上降低了盈利要求,但依然设定了较高的市值门槛、严格的研发投入比例等。对于资金有限、规模偏小、处于早期成长阶段的本地初创企业而言,这些条件几乎不可逾越。香港科学园、数码港等孵化器培育的4000余家初创企业,大多数因此被挡在资本市场之外,融资能力受限,成长周期被迫拉长。

          (二)中小市值公司陷入融资与流动性困局。

          目前港股市场有超过2600家上市公司,其中市值低于10亿元的企业超过六成,低于5亿元的超过一半。更有近10%的上市公司市值不足5000万元。这些中小市值公司交易极度冷清,部分股票日均成交不足数万港元,甚至零成交,大多丧失融资功能。
          这些“僵尸股”既没有强制退出机制实现资源重新分配,也缺乏政策支持通过并购重组或再融资推动业务升级的能力,导致资本沉淀、效率低下,甚至产生“资金挤出效应”,抑制资本向高潜力产业流动。这不仅损害投资者信心,也拖累了本地创新生态的良性循环,尤其是严重影响香港资本市场的形象!

          (三)创业板功能严重弱化。

          创业板(GEM)设立的初衷,是为中小企业和高成长企业提供融资通道。然而,由于上市条件依旧偏高、转板机制僵化、投资者关注不足,该板块逐渐沦为“鸡肋”。截至2025年上半年,创业板新股仅占总IPO的不足5%,日均成交额不足港股总成交的1%。许多创业板企业上市后融资和扩张反而受限,陷入困境。
          与之相比,美国纳斯达克和内地科创板通过分层制度、差异化审核标准以及活跃的创投生态,为创新型企业提供了包容性的市场环境,培育出众多明星企业。香港创业板与国际先进市场的差距,已经成为制约本地科技创新的重要桎梏。

          重塑制度 重构生态

          面对困境,香港需要通过多维度的资本市场改革,推动制度升级与创新生态重建。关键路径包括:

          (1)重塑创业板制度,回归“服务创新”。

          创业板必须回到“服务创新、扶持成长”的定位:
          •降低上市门槛:在财务指标之外,引入“研发投入比例+技术成果转化”的评价体系,使未盈利但具科研实力的企业也能获得资本市场支持;
          •扩大18A/18C规则适用范围:覆盖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绿色环保等领域,并为本地企业设定差异化门槛;
          •建立多元退出机制:支持企业通过转板、并购等渠道退出,提高投资者信心。

          (2)设立“港版OTC市场(场外交易市场)”。

          借鉴美国OTCQB/OTCQX(两者均为场外交易市场)与内地新三板经验,香港可设立一个低门槛、多层次的场外市场:
          •准入门槛低,只需注册在香港并具备基本透明度即可挂牌;
          •分层管理,根据规模与合规程度设立不同层级;
          •流动性支持,引入做市商与创投基金;
          •国际化功能,吸纳大湾区及“一带一路”沿线企业,打造跨境资本集散地。

          (3)盘活中小市值公司存量。

          与其不断增加“空壳公司”,不如盘活存量资源:
          •鼓励并购重组:简化审批流程,对收购本地创新企业的上市公司提供税收与融资优惠;
          •设立“创新并购基金”:由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撮合中小公司与科创企业合作;
          •搭建专业服务平台:整合法律、会计、投行、技术评估资源,降低并购重组成本。

          (4)强化产学研资本对接。

          香港高校科研成果丰富,但缺乏转化渠道,资本市场应成为桥梁:
          •专项创投基金:由政府、大学与产业资本共同出资,推动科研成果商业化;
          •“科企专线”制度:为本地科创项目提供绿色通道和快速审核;
          •跨境资本合作:吸引海外科技基金参与本土项目投资,形成“国际资本+本地创新”的组合。

          (5)资本市场赋能再工业化。

          香港再工业化不仅是制造业回流,更是新技术驱动下的产业重构。资本市场应:
          •优化再融资规则:缩短增发周期,降低成本,吸引战略投资者;
          •发展科技产业指数与衍生品:提升本土科技企业的市场关注度;
          •支持产业链整合:在半导体、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领域推动跨行业并购与资本撮合。

          从支持者走向驱动者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不仅是资金的“中转站”,更是制度和标准的连接点。新一轮全球产业链重构中,香港可充分发挥规则与标准优势,帮助内地企业更快适应国际市场并打造国际资本通道,引导长期资本投资中国科技产业,成为技术与品牌出海的桥头堡。
          在全球科技革命与产业转型的背景下,香港资本市场如果不能承载本地科创企业,支持香港本地再工业化,就难以在全球竞争中保持优势。香港资本市场不应只是“末端支持者”,而应成为“创新生态的中枢神经”。香港要真正成为国际创科中心,必须重塑资本市场的制度基础设施,形成科技、产业与资本的协同进化机制。唯有如此,香港才能为自身注入新动能,也为内地科技强国与产业升级战略贡献独特力量。

          来源: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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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关税政策与MAGA的矛盾

          Thomas

          经济

          美关税政策与MAGA的矛盾_1

          图:美国劳动力成本基数较高且保持较高的增速

          “特朗普2.0”时代的政策延续第一任期风格,尤以贸易保护和大规模减税引人关注。近期,美国与日本、韩国相继签署协议,日本和韩国分别承诺向美国投资5500亿美元和3500亿美元,韩国还承诺增加采购美国能源产品1000亿美元,并完全开放贸易市场。特朗普政府试图以“关税筹码”重塑产业链秩序,加速推动美国再工业化,实现制造业复兴的目标。
          二战后美国逐渐从“工业强国”转向“金融强国”,从“生产者”转型为“财务投资者”,主要由市场力量推动,本质上是美国对外投资的收益率显著高于本土投资。当前美国生产成本高企,美国制造业回流并不符合资本利益,即单凭市场力量实现难度较大。制造业回流美国可能在中长期内继续推升商品价格中枢,而成本推动的通胀上升对美国联储局宽松政策会形成制约。
          此外,若美国逆市场力量推动制造业回流,可能需要投入长期且大量的财政补贴,这将对其财政带来压力。更重要的是,大量补贴可能并不能降低国内生产成本,反而会导致美国制造业长期竞争力愈发走低。
          特朗普政府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宣言,加速吸引制造业回流,已宣布的制造业投资规模快速增长。根据跟踪项目公告的fDi Markets的初步数据,自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截至2025年7月,外国投资者在美国宣布了1049个项目,比拜登领导的上一届政府同期增长了8.6%;外国公司承诺于特朗普2.0期间在美国投资2360亿美元,比拜登政府同期增加232.6%。2022年至2024年,宣布对美国的绿地投资平均规模约1870亿美元,相较2017年至2019年的平均规模(954亿美元)上升96%。2025年一季度,向美国承诺的绿地外国直接投资超过1830亿美元,这是自2003年有纪录以来三个月的最高水平。
          但是,美国实际的外商直接投资低于投资承诺目标。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2022年至2024年,美国实际外国投资资金流入平均规模为2972亿美元,相较2017年至2019年的平均规模(2516亿美元)仅上升18%。2025年一季度,美国实际外国直接投资资金528亿美元,比2024年一季度下降21%,是自2022年四季度以来的最低水平。两份数据的差异扩大提示全年实际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可能远低于预期宣布值。
          美国制造业在资本(投资)要素上并不匮乏。但无论是整体制造业还是电子产业链,均呈现出“投资改善>生产改善>就业改善”的特征,这意味着与资本相配套的其他要素──人力、基建──可能依然是其后续进展的主要约束。

          缺人缺电,用工成本高

          美国制造业劳动力缺口较大。制造业就业人数占非农就业总人数的比重持续下降,从2000年的13%下降至2024年的8%,假设回归到此前的占比水平,大约存在800万的劳动力缺口,高于目前美国的总失业人数(723万),这意味着要进行极大规模的劳动力结构改革,整体难度较高。美国制造商协会估计,到2033年,大约需要380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预计将有190万个职位空缺。
          美国劳动力成本高,且继续保持高增速。数据显示,2024年美国月平均用工成本(以平均月薪衡量)为4885美元,远高于中国、加拿大、墨西哥和泰国等经济体;相比于2013的用工成本,美国年均增幅为4%,也高于加拿大、墨西哥和泰国等经济体。根据回流倡议组织研究,美国制造成本比其他国家普遍高出10%至50%。尽管《芯片与科学法案》提出对劳动力培训等进行补贴,但耶鲁大学国际事务杂志研究指出,即使全部资金可以尽快拨款并投入研发制造,也只能发挥有限的杠杆作用。
          美国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制约制造业的发展。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ASCE)2025年最新评估美国基础设施综合等级为C,延迟维护、监管不足、适应能力弱等问题突出。近些年随着本土化制造的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AI)、电子产业链的布局,大量的数据中心投入建设,美国的电力消耗量大幅增加,预计2025年将进一步超过2024年创下的历史新高。布鲁金斯学会研究指出,2023年数据中心的电力消耗量占美国电力需求的4.4%,2026年可能增长到6%。但是,美国大部分电网建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已达到或接近使用寿命,而电网升级涉及原材料、输电线路、断路器、电缆、控制系统和发电系统等多条产业链,尽管投入较大,但难以缓解短期改造压力,寻求接入电网的工厂或项目可能面临延期。

          来源: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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