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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ard Marks分享了他是如何成功投資的,他充分意識到沒有什麼是百分百確定的。在與Grant Williams的對話中,他談到如何駕馭市場週期,並在一個由道德風險和政治兩極分化的世界中,預見未來危險。
成為一個精英
Josh S. Friedman傳奇的金融生涯始於將學生貸款投資於富達的財政帳戶。從高盛到Michael Milken和Drexel,再到峽谷資本,Friedman與David Salem一起回顧了他在金融領域的職業生涯。
將技術分析推向世界
Ralph Acampora和Alan Shaw大談技術分析對全球金融行業的影響。無論在美國還是在歐洲,他們跟別人分享技術分析心得,都獲益良多。
從黑色星期一中學習
Nick Sofocleous和Tony Greer一起回憶1987年作為缺乏經驗的交易員在波動市場中交易的經驗。Sofocleous對1987年10月的“黑色星期一”仍然記憶猶新,並影響了他之後的職業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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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姆林宮自過去數年起一直在非洲大陸拓展外交、經濟影響力,並為非洲國家政府提供俄羅斯僱傭兵組織瓦格納集團的安全保障。
全世界對日本銀行(央行)修正貨幣政策正在提高警惕。因為這有可能成為低利率環境下從日本流向海外的500萬億日元寬鬆資金回流的契機。一直堅持貨幣寬鬆政策並成為金融市場穩定支柱的日本銀行的動向將成為動搖全球市場的波動因素。
“這是會影響全球的巨大變化”,以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FRB,簡稱美聯儲)觀察員而聞名的《華爾街日報》記者尼克·蒂米拉奧斯(Nick Timiraos)在推特上引用前聯邦儲備銀行高管的言論,如此描述日本央行此次的政策調整。
實際上,7月28日全球債券市場已經發生巨大震盪。澳大利亞10年期國債收益率一度上升0.55%,菲律賓一度上升0.1%,馬來西亞一度上升了0.035%(價格下跌)。
日本修正貨幣政策為什麼會波及到隔海相望的各個國家呢?日本財務省的對外資產負債餘額顯示,2022年年底日本國內投資者的海外證券投資額達到531萬億日元。異次元寬鬆政策導致日本國內的低利率環境成為常態,造成資金外流速度加快,海外投資在10年裡增加了約7成。
由於日本央行靈活實施長短利率操作(收益率曲線控制,YCC)政策,長期利率有可能達到2013年以來從未超過的1%。
對日本投資者來說,如果沒有匯率變動風險的日本國債的收益率上升,那麼海外資產的吸引力就會相對下降。也就是說,YCC政策的靈活實施會促使日本資金不斷“回流本土”的預期也對全世界的利率施加了上升壓力。
世界金融機構已在警惕這種風險。歐洲中央銀行(ECB)在5月發布的有關金融系統穩定的報告中表示,如果日本開始修正貨幣政策,“有可能促進投資的資金回流”。
具體通過3種方式,一是利差交易減少;二是日本國內債券利率上漲,歐美債務的吸引力相對下降;三是日本國內債券降價,投資者的風險情緒惡化。日本投資者過去投向海外債券的資金有可能回歸本國。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也在4月公佈的國際金融穩定性報告中指出:“日本央行10年來的貨幣寬鬆促使日本投資者進行了海外投資”,並以澳大利亞、歐元區、美國、印度尼西亞及馬來西亞等國家為例:“如果日本央行調整貨幣寬鬆政策,這些國家有可能面臨資金外流”。
據SMBC日興證券的首席經濟學家丸山義正統計,在全球84家央行中,87%於2022年進行了加息。而另一方面,由於日本央行不能持續穩定地完成2%的物價目標,在主要國家的央行中唯一保持著寬鬆政策。
日本央行的政策判斷之所以能給金融系統帶來巨大影響,與日本央行成為風險資金的最後供給源不無關係。
某日本央行相關人員強調:“調整政策時,要考慮對國外造成怎樣的影響”。他同時表示:“根據本國物價動向運行貨幣政策是基本”,日本央行修正政策會成為金融系統新火種的擔憂仍然存在。
日本央行總裁植田和男在7月28日貨幣政策決定會議後的記者會上表示“並不是走向政策正常化”,否定了這次YCC靈活化會成為貨幣寬鬆政策出口的觀點。儘管如此,如果日本國內長期利率上漲到10年以來新高,世界金融機構預想的情況將實現。
上週四,美國銀行監管部門公佈針對銀行業的一系列改革,即所謂的美國版《巴塞爾協議III》“終局”規則。擬議的規則雖然基本符合預期,但分析師指出,大型銀行將需要遵守更嚴格的風險加權資產(RWA)規定。
美國版《巴塞爾協議III》“終局”規則旨在增強金融體系的抗風險能力。根據美聯儲、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貨幣監理署(OCC)發布的草案,資產規模不低於1000億美元的大型銀行的資本要求將在目前水平上提高約16%,其中規模最大的八家銀行首當其衝,需將資本金提高19%左右。資產規模在1000億至2500億美元的銀行則被要求將資本金規模提高5%。
資產規模在1000億至7000億美元之間的第三類和第四類銀行將受制於監管機構的資本計算,美國最大的幾家銀行已經不得不這樣做了。它們需要納入AOCI(累積其他綜合收益)影響、資本扣除,以及普通股一級計算中少數股權的規則,這意味著它們在計算CET1比率時必須將可供出售證券的未實現收益或損失包括在內。
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金融機構董事總經理Ana Arsov表示:“對資產超過1000億美元的銀行提高監管資本要求的提議,從長遠來看對信貸有利。”“然而,這些銀行可能會承擔更高的短期成本來實現這些要求,並需要時間過渡到更高的資本水平。考慮到銀行融資成本上升、債券收益率曲線倒掛和未來幾個季度資產質量可能惡化等不利因素,以'有機'方式籌集資金可能更具挑戰性。”
此外,監管部門還建議改變銀行計算風險加權資產的方式,希望銀行在計算這個數字時使用兩種不同的方法:當前美國標準方法是考慮經營活動的一般信用和市場風險,而新的方法將考慮經營風險以及任何信用估值調整。擬議的改革措施還包括對美國八家具有全球系統重要性的銀行的附加費進行調整等。
Wolfe Research分析師Steven Chubak認為,擬議的規則將損害高盛(GS.US)、摩根士丹利(MS.US)和花旗集團(C.US)。他預計,納入AOCI的影響將被規則的長期逐步實施所抵消。根據草案,新規則將於2025年7月1日開始生效,並於2028年7月1日全面實施。
Baird分析師David George表示:“我們估計,納入AOCI將對銀行2025年CET1比率產生1%-2%的負面影響,但仍將符合美聯儲在2023年CCAR壓力測試中提出的資本要求。”他還認為,這對銀行來說是一個“漸進的積極因素”,因為“猜測遊戲”基本上結束了,銀行可以以更高的信心開始資本計劃。
這位分析師指出,第三類和第四類銀行包括:美國運通(AXP.US)、Citizens Financial(CFG.US)、第一資本信貸(COF.US)、五三銀行(FITB.US)、亨廷頓銀行(HBAN.US)、KeyCorp(KEY.US)、美國製商銀行(MTB.US)、PNC金融服務集團(PNC.US)、地區金融(RF.US)、Truist Financial(TFC.US)、美國合眾銀行(USB.US)。
這位分析師補充稱,規模在1000億至2500億美元(第四類)之間的銀行將受制於補充槓桿率和逆週期資本緩衝,這些銀行包括:Citizens Financial、五三銀行、亨廷頓銀行、KeyCorp、地區金融。
Jefferies分析師Ken Usdin也表示:“該草案沒有什麼太令人驚訝的,其重點是放棄RWA計算的內部模型,並在從2025年第三季度開始的四個會計期間分階段進行調整。”
不過,Evercore ISI分析師Glenn Schorr和John Pancari表示:“"我們認為這對銀行而言是淨負面的,對另類資產管理公司而言則是淨正面的,後者將吸收某些業務領域萎縮的產能。 ”
已上市的另類資產管理公司包括:貝萊德(BLK.US)、KKR(KKR.US)、布魯克菲爾德資產管理公司(BAM.US)、阿波羅全球管理公司(APO.US)、凱雷集團(CG.US)和阿瑞斯管理公司(ARCC.US)。
Odeon Capital分析師Dick Bove則更為直言不諱。他直言“這是個糟糕的主意”。他表示,擬議中的改革將“嚴重損害銀行業,大幅增加美國金融體系的風險,並減緩經濟增長”。他還表示,新規則將加速非銀行機構從銀行手中奪取市場份額的過程,因為它降低了銀行的競爭能力,“美國銀行業不需要新的規則,它需要監管機構問責”。
數據顯示,美國最大的六家銀行——摩根大通、美國銀行、花旗集團、富國銀行、摩根士丹利和高盛——目前坐擁大約1180億美元的額外普通股一級資本。如果相當於額外增加兩個百分點的最低資本要求的規定實施,這些緩衝資本將幾乎完全消失,今後幾年的股票回購活動也可能受到影響。
美聯儲表示,受這些規定影響的銀行即使繼續派發股息,也能夠在不到2年的時間內積累所需的資本,前提是它們的盈利速度保持在近年來的水平。不過,摩根士丹利的一項分析發現,只有摩根大通和美國銀行能滿足這一時間表,花旗將需要4年多,高盛將需要3年多。 Bloomberg Intelligence指出,這些新規可能會導致最早在2025年之前股票回購和股息的減少。
銀行高管們還警告,如果監管機構對銀行實施更嚴格的限制,相關活動將轉向監管更寬鬆的金融中間商、非銀金融機構,比如資管機構黑石和阿波羅可能受益。摩根大通的首席執行官傑米·戴蒙更是戲稱:“這對對沖基金、私募股權基金和私人信貸機構來說可真是個好消息,他們正在街上跳舞呢!”
此外,銀行高官們還擔心,新規可能會限制銀行向借款人提供低成本貸款選擇的能力。 Jane Fraser在本月警告股東稱:“我們同樣擔心,更高的資本要求無疑會增加中小企業、尤其是消費者的資本成本,並將推動更多資本流向不受監管和資本較少的企業。這不符合整個系統的利益。”
摩根大通的首席財務官Jeremy Barnum表示:“更高的資本要求肯定會增加信貸成本,這對經濟不利”。大行們可能會提高產品價格或放棄一些產品,以抵消更高的資本成本。花旗集團的首席執行官Jane Fraser也表示:“新的資本要求在性質和實施時間上都存在很多不確定性。”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7月28日發布的消息稱,阿根廷當局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工作人員已就阿根廷30個月延長基金安排(EFF)下的第五次和第六次合併審查達成工作人員級協議。
該協議取決於繼續執行商定的政策行動,並得到IMF執董會的批准。 IMF執董會預計將於8月下半月召開會議。在完成第五和第六次審查後,阿根廷將獲得約75億美元。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7月28日發布的消息稱,阿根廷當局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工作人員就一攬子政策和更新的宏觀經濟框架達成了工作人員級別的協議。
雙方討論的重點聚焦在重建外匯儲備和加強財政秩序。財政政策方面,阿根廷2023年基本財政赤字目標維持在國內生產總值的1.9%不變。要實現這一目標,就需要在今年下半年進一步收緊財政立場。外匯儲備方面,阿根廷需要到2023年年末累計積累約10億美元的淨國際儲備目標,而今年3月設定的目標為80億美元。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一份聲明中稱,自3月31日完成第四次審查以來,由於乾旱的影響大於預期,阿根廷的經濟形勢變得非常具有挑戰性,這對出口和財政收入產生了重大影響。還有一些政策的疏漏和延誤,導致國內需求強勁,貿易平衡減弱。
截至2023年6月底,阿根廷的淨國際儲備(NIR)積累、基本財政平衡和財政赤字的貨幣融資的績效標準(PCs)沒有達到此前與IMF協商的水平。
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高級分析師Jaime Reusche表示,儘管此次協議給阿根廷政府在大選前提供了一些迴旋餘地,但要達到新的財政和儲備積累目標將非常具有挑戰性。
Anker latinomacaica董事費德里科•福里亞塞(Federico furase)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市場要求的是解決宏觀經濟問題,以便積累更多的外匯儲備。由於宏觀經濟的脆弱性,阿根廷處於一種缺乏良性選擇的境地。關鍵在於,IMF的撥款是否足以向市場表明,有足夠的彈藥來安撫金融市場。
當前,阿根廷正努力應對超過100%的年通貨膨脹率、嚴重的外匯短缺和約40%的貧困率。
由於創紀錄的干旱使阿根廷損失了200億美元的農產品出口,阿根廷償還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債務的時間已經不多了。阿根廷政府的外匯儲備已經下降到臨界水平,部分原因是阿根廷央行一直在拋售美元,以減緩比索在總統選舉前大幅貶值。
本月早些時候,阿根廷農業部發布的消息顯示,阿根廷政府自7月24日至8月31日實行新的農業美元匯率。這意味著包括玉米生產商在內的一些大宗商品出口商能夠以1美元兌340比索的價格向海外出售。
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阿根廷研究中心秘書長林華接受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採訪時表示,新的農業美元匯率旨在提升阿根廷的外匯儲備。
當前,阿根廷面臨嚴重的美元短缺。黑市匯率升至1美元兌550比索左右,比官方匯率高出近一倍。匯率差導致包括阿根廷農業部門在內的出口商不願意出口,農場主囤積農產品以等待匯率貶值再清出。
林華稱,阿根廷採取出口匯率高於官方匯率的舉措,旨在迅速結匯,吸引農場主售賣產品,加速官方結匯。這有助於幫助阿根廷政府獲取美元、積累外匯儲備。與此同時,如果出口匯率提高,市場流通比索增加,則不利於控制通脹。
從目前情況來看,阿根廷經濟走勢存在很大不確定性。
IMF在其最新報告中下調阿根廷經濟預測,稱今年或收縮2.5%。
在林華看來,近期阿根廷匯市波動反映出投資者對阿根廷經濟前景和金融市場缺乏信心,後續一段時間阿根廷黑市匯率大概率繼續貶值。
不過,阿根廷新的農業季受干旱衝擊較小,這有助於推動農業生產恢復、外匯儲備增加和經濟復甦。同時,阿根廷與中國的金融合作順暢,今年成果豐碩,中國人民幣國際化對於阿根廷金融市場穩定、償還外債、節省美元外匯等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整體來看,阿根廷今年經濟比較困難,到今年年末阿根廷面臨的財政壓力或有望緩解,明年經濟形勢可能好轉。”林華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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