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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外交部:2026年2月3日,外交部部長助理劉彬與俄羅斯外交部副部長裡亞布科夫在北京共同主持新一輪中俄戰略穩定磋商。雙方就目前全球戰略穩定情勢及多邊軍控問題深入交換意見,達成廣泛共識。雙方一致認為,當前全球戰略穩定面臨嚴峻挑戰。中俄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將繼續加強戰略協作,堅定支持多邊主義,積極維護國際軍控條約和機制的權威性和有效性,為維護全球戰略穩定、促進世界和平與安全作出貢獻。

英國Nationwide住宅銷售價格指數月率 (1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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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實際零售銷售月增率 (12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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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ISM製造業新訂單指數 (1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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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川普發表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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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基礎貨幣年增率 (季調後) (1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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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住房開工許可數年增率 (12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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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營建許可月增率 (季調後) (12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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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私營營建許可月增率 (季調後) (12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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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隔夜拆借利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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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央行利率決議
日本10年期公債拍賣殖利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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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眾議院就短期支出法案進行投票,以結束政府部分停擺的局面
沙地阿拉伯IHS Markit 綜合PMI (1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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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聯儲主席布洛克召開貨幣政策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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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里士滿聯邦儲備銀行主席巴爾金發表演說
美國當周紅皮書同店零售銷售指數年增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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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當週API精煉油庫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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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匹配數據
美元持續走弱正成為股市棘手新變量,深刻影響全球估值與投資決策。雖利好美出口商,卻導致資本從美股流向國際市場,並對海外出口型經濟體造成複雜影響。市場普遍預期美元將持續承壓。
對川普而言,美元匯率或許只是個可以隨意撥弄的工具。但對股市投資人來說,美元持續走弱正成為一個棘手的新變量,深刻影響他們的估值模型和投資決策。

儘管川普本人堅稱不擔心美元近期的下滑,其表態一度引發外匯市場不安,最終迫使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出面重申華盛頓支持強美元的長期政策。雖然美元在上週五創下5月以來最大單日漲幅,但其整體水準仍遠低於一年前,這一現實對股票交易員的影響不容忽視。
美元下跌對美股市場的影響並非全然負面,這筆帳也不好算。
一方面,弱美元利好出口。美國出口商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變得更具價格優勢,而跨國公司的海外收入在換算成美元後也會隨之增厚。
但另一方面,弊端同樣顯而易見。美元資產的吸引力下降,可能導致流入美國企業的資金放緩,部分資本會轉而投向國際市場。同時,美國製造商為海外零件支付的成本上升,可能引發“輸入性通膨”,最終推高國內產品的售價。
Northlight Asset Management首席投資長Chris Zaccarelli直言:“總體來看,美元走弱對美國股市是淨利空。”
他預計,投資人將重新調整投資組合,增加對出口導向美股的配置。數據也印證了這一趨勢:自4月8日市場觸底以來,巴克萊編制的一籃子「弱美元受益股」股價飆升了70%,而同期標普500指數漲幅為39%。 「強美元受益股」則僅上漲了11%。

具體來看,泛林集團、自由港麥克墨倫和新聞集團等大部分收入來自海外的企業,成為弱美元環境下的贏家。光是1月份,當彭博美元指數下跌1.3%時,這只籃子股票就上漲了8.1%。相較之下,達樂公司、紐柯公司和聯合太平洋等受益於強美元的公司則表現不佳。
弱美元正在驅動資本從美國股市流向國際市場。在這些市場,以本國貨幣計價的股票報酬率已經明顯跑贏了美股。
自2026年以來,標普500指數上漲1.4%,略低於斯托克歐洲600指數3.2%的漲幅。但如果將美元貶值的因素考慮在內,美股的落後就更加顯著:歐洲基準指數的美元計價漲幅為4.4%,日本股市為7.2%,巴西股市更是高達17%。
「無論在美國國內還是海外,許多投資者都在考慮美國以外的機會,因為那裡既有估值優勢,又可能享受匯率順風,」Zaccarelli分析道。
這一幕在去年也曾上演,當時國際市場以本國貨幣計價的表現就已優於標普500指數,換算成美元後領先優勢更為巨大。這種相對錶現差異也可能形成自我強化的循環:隨著海外投資者看到自己的美元資產以本幣計價時不斷縮水,他們會更有動力從美國撤資。
管理近470億美元資產的Angeles Investment Advisors總裁兼首席投資官Michael Rosen表示:“你應該持有正在走強的貨幣。”
然而,弱美元並非對所有海外市場都是好消息,特別是對韓國和歐洲這類出口導向經濟體。本幣升值意味著三星或台積電這類大型出口企業的營收下降,利潤率面臨壓縮風險。

儘管如此,美元走軟仍可作為一個強而有力的宏觀利好。它能降低全球美元融資成本,緩解全球及區域金融環境,進而降低當地企業的借貸成本。同時,從能源到原料,以美元計價的關鍵進口商品價格下降,有助於企業維持甚至改善利潤率。
“韓國傳統上是美元走弱的受益者,”Global CIO Office首席執行官Gary Dugan指出,“隨著全球投資者尋找那些既有REITs等收益型資產、又擁有堅挺貨幣的市場,新加坡也可能受益於資本流入。”
對於歐洲市場,情況更為複雜。高盛數據顯示,斯托克600指數成分股公司近60%的銷售額來自海外,其中不少業務在美國。相較之下,美國、中國及新興市場指數中,這一比例僅15%至28%。因此,歐洲投資者開始更青睞「本土化」的公司。
法國巴黎銀行資產管理的投資組合經理Gilles Guibout表示:“我的策略是尋找那些在本地生產,且不需要將收益換匯回流的公司。”
花旗集團的策略師分析,歐元兌美元每公升值10%,就可能導致歐洲企業的每股盈餘下降約2%,其中大宗商品、食品飲料、醫療保健、奢侈品和汽車產業受衝擊最大。
需要指出的是,從歷史數據來看,美元的溫和波動與美股獲利的關聯性並不高。彭博產業研究數據顯示,過去25年裡,美元變動與美股滾動年度每股收益成長之間的季度相關係數僅為0.04。分析師Nathaniel Welnhofer認為,“歷史上,只有美元的劇烈飆升或暴跌才會對指數盈利產生重要影響。”
但目前,投資人似乎正處於一個明顯的拋售期。 Bannockburn Capital Markets預計,美元今年可能下跌8%至9%。如此幅度的貶值,是交易者多年未曾面對的局面。
自1980年代以來,華盛頓的官方立場始終是「強美元符合美國利益」。然而,自川普就任以來,彭博美元指數已下跌近10%。由於本屆政府重啟關稅威脅、施壓聯準會降息等一系列舉措,交易員已普遍轉向看空美元。
「這是一個顯然希望美元走弱的政府,而市場也會如其所願,」Rosen說。面對這一新常態,全球股票投資人正在重新計算,調整策略。

面對即將到來的4月大選,匈牙利總理歐爾班·維克托週六釋放明確信號:即使他領導的右翼青民盟勝選,政府也無需實施財政緊縮,並將延續現有的核心支出政策。
自2010年執政至今,這位資深的民族主義領導人正面臨執政生涯中最嚴峻的經濟挑戰。民調顯示他已落後於中右翼反對派候選人,同時,受俄烏衝突影響,中東歐地區通膨高企,匈牙利經濟已陷入近乎停滯的狀態。
經濟學界普遍認為,無論哪個政黨在4月12日的大選中獲勝,都必須收緊開支,以應對選前大規模財政擴張帶來的後果。
然而,歐爾班在一場競選集會上直接駁斥了這個觀點。他直言:“這純屬徹頭徹尾的謊言。匈牙利的經濟狀況,根本不需要任何形式的財政緊縮。”
他承諾,政府將透過「平穩、緩慢且逐步地」方式下調預算赤字水平,前提是經濟前景有所改善。歐爾班強調:“我們無需實施財政緊縮,也不能剝奪民眾的既得福利。”
為了爭取選民支持,歐爾班政府不僅承諾保留現有福利,還在持續加碼。
他明確表示,如果勝選,以下政策將保留:
• 3%的優惠抵押貸款利率政策。
• 生育二孩的母親免除個人所得稅的計畫。
此外,為因應中右翼反對派蒂薩黨的挑戰,青民盟政府近期也推出了兩項新的財政刺激措施:
• 一項價值1000億福林(約3.1億美元)的餐飲業扶持計畫。
• 一項價值500億福林(約1.6億美元)的家庭暖氣費用補助。
歐爾班的樂觀承諾背後,是匈牙利不容樂觀的財政與經濟現實。
去年年底,為給選前支出鋪路,歐爾班政府已將2025年和2026年大選年的預算赤字目標均上調至5%。這項決定直接導致評級機構惠譽將匈牙利的債務展望下調至「負面」。
上週五公佈的數據更凸顯了挑戰的艱鉅性。匈牙利經濟已連續第三年幾乎沒有成長,表現明顯落後於鄰國波蘭和捷克共和國。受此影響,部分分析師已開始下調對匈牙利2026年的經濟成長預期。
聯準會可能迎來一位新主席-凱文沃許(Kevin Warsh)。他會對貨幣政策和美債市場帶來什麼改變?在通膨、降息與政治博弈交織的複雜背景下,理解這位潛在掌門人的政策傾向,對交易者至關重要。
聯準會主席換人,往往是市場不確定性最高的時期。歷史數據顯示,換屆前後6到12個月,市場會對新主席的政策立場、溝通風格和獨立性打上問號,直接導緻美債殖利率波動加劇、風險溢酬走闊。
收益率走勢:情景決定一切
不同時期,換屆對收益率的影響截然不同。
• 2006年(葛林斯潘-伯南克):政策延續性強,10年美債殖利率在交接前後三個月內波動僅30個基點。
• 2014年(伯南克-耶倫):適逢QE退出初期,10年期殖利率從2.7%升至年底的3.0%,市場在重新定價政策正常化路徑。
• 2018年(耶倫-鮑威爾):經濟強勁,通膨回升,10年期殖利率從2.4%飆升至3.2%,市場擔心新主席會堅持升息。

殖利率曲線:新官員上任,曲線先動
換屆往往會觸發期限利差的結構性調整。
• 若市場認為新主席是「鴿派」,降息預期會壓低短端利率,曲線趨於陡峭。
• 若被視為「鷹派」,通膨擔憂推高長端利率,曲線可能先陡峭後平坦。
2018年鮑威爾上任後延續升息,2s10s利差從50個基點一路收窄,最終在2019年倒掛,倒逼聯準會轉向。這種「換屆-預期-調整-糾偏」的循環在歷史上反覆出現。

風險溢酬:不確定性的直接體現
換屆期間,衡量國債波動率的MOVE指數平均會上升15-25%。如果新主席來自聯準會內部或延續前政策,市場反應相對溫和。但如果是政治色彩濃厚的外部人選,市場對聯準會獨立性的擔憂會顯著推高風險溢價。
2026年的換屆環境特別複雜,通膨粘性、降息暫停、地緣風險和關稅政策交織,再加上川普對聯準會獨立性的持續施壓,市場對新主席的立場將高度敏感。
凱文沃什,現年55歲,擁有典型的「華爾街-白宮-聯準會」三棲精英履歷。
他起步於摩根士丹利,後進入小布希政府的國家經濟委員會。 2006年,年僅35歲的他被提名為聯準會理事,成為該機構史上最年輕的理事之一,任職至2011年。金融危機期間,他是時任主席伯南克的核心圈成員,扮演著聯準會與華爾街溝通的橋樑角色。
核心政策主張:“資產負債表鷹派”與“通膨強硬派”
沃什的政策立場非常鮮明。他堅信“通膨是政策選擇,而非外部衝擊”,認為2021-2023年的高通膨完全是聯準會的責任。他批評聯準會患上了“自滿症”,在2010-2020年的穩定期未能退出刺激政策,為後來的通膨埋下禍根。
在具體操作上,沃什有幾個關鍵主張:
• 反對QE常態化:他在2010年就對第二輪量化寬鬆(QE2)持保留意見,認為貨幣政策已達極限,額外購債可能引發通膨和金融穩定風險。
• 支持激進縮表(QT):他認為透過激進縮表可以為降息創造空間,即「少開印鈔機,利率反而可以更低」。
• 強調央行與財政部員工:他主張聯準會管好利率,財政部管好財政帳戶,解決債務問題不能依賴央行。
市場普遍認為,如果沃什執掌聯準會,可能會推動更快的升息節奏和MBS(抵押貸款支持證券)拋售,並大幅提高未來啟動QE的門檻。
然而,近期沃什的政策傾向出現了明顯轉變,開始支持降息,這引發了市場的激烈討論。有人認為這只是為了迎合總統偏好的策略性調整,是一種「識時務」的表現。
他的立場轉變主要有兩個理論支撐:
1. AI驅動的反通膨:沃什在2025年11月的專欄文章中稱,AI是“強大的反通膨力量”,能提高生產力,因此聯準會應放棄對滯脹的預測。他將通膨歸因於政府超支和過度印鈔,而非勞動市場過熱。
2. 「縮表配合降息」的組合拳:他在2025年7月表示,大幅縮減資產負債表可以為經濟注入動力,實現結構性降息效果,以應對當時接近7%的抵押貸款利率和住房衰退。
儘管如此,市場對其轉變的可持續性仍存疑慮。畢竟,沃什在2006-2011年任職期間,即便在金融危機最嚴重的時刻也曾呼籲升息。如果2026年通膨未能如期回落,他重返鷹派立場的可能性非常高。
川普對聯準會的影響,已從第一個任期的“推特施壓”,升級為系統性改造的意圖。他提名的理事表現出明顯分化:鮑曼(Michelle Bowman)和沃勒(Christopher Waller)保持了技術官僚的獨立性,而2025年上任的米蘭(Stephen Miran)則立場與白宮高度一致,甚至主張總統有權隨意解僱美聯儲官員。
提名沃什似乎與川普加強控制的邏輯相悖。沃什是“反建制鷹派”,他反對的是聯準會的過度寬鬆,而不是為了服從總統的降息指令。這就產生了一個內在矛盾:川普想要「快降息、多降息」來刺激經濟,而沃什的核心主張是「慢降息、快縮表」來遏制通膨。
那麼,川普為何還可能提名他?
• 沃什態度已轉向:沃什近期公開支持降息,並給出了AI提升生產率的邏輯。
• 增強政策可信度:相較於純粹的鴿派,沃許基於科技進步的降息論述更具說服力,既能迎合成長目標,又避免了通膨失控的擔憂。
• 提供風險緩衝:沃什的專業底色和政策靈活性,可以在維持市場信心的同時,為經濟政策效果不佳時提供迴旋餘地。
如果沃什上任,聯準會的政策可能呈現三大特徵:
1. 獨立性悖論加劇不確定性:川普能否容忍一個「不聽話的鷹派主席」?如果沃什堅持立場,可能重演鮑威爾2018年與白宮的公開衝突,屆時債市將面臨「政策可信度折價」和「政治幹預溢價」的雙重壓力。
2. 「先鴿後鷹」的風險:沃什上任初期可能釋放溫和訊號,但隨著地位鞏固,其鷹派本能可能顯現。如果通膨反彈,他轉向緊縮的門檻可能遠低於市場預期。 2026-2027年的實際降息幅度和節奏,大機率會比市場預期的更慢、更少。
3. 激進縮表衝擊債市:沃什將加速拋售MBS和停止國債再投資,這意味著聯準會這個長端美債的「隱性買家」退場,期限溢價和流動性溢價將面臨上升壓力。
在展望未來的同時,我們也要看清當下。聯準會在1月28日的FOMC會議上決定將利率維持在3.5%-3.75%不變,暫停了始於2025年9月的降息週期。
暫停背後的邏輯
會議聲明的措詞顯示,政策天平再次向「抗通膨」傾斜。
• 經濟評估上調:承認經濟活動「以穩健步伐擴張」。
• 勞動市場:表述從“就業成長放緩”變為“維持低位”,刪除了“勞動力市場風險大於通膨風險”的判斷。
• 通膨評估:維持“仍處較高水準”,暗示通膨回落進程陷入停滯。

經濟數據怎麼說?
聯準會按兵不動,有堅實的數據支撐。
• 經濟成長強勁: 2025年第三季GDP年化成長修正值為4.4%,創下2023年第三季以來最強成長,顯示內生動能強勁。
• 就業市場均衡: 2025年12月非農業新增就業5萬人,失業率維持在4.4%,薪資成長維持韌性但未引發通膨螺旋。
•通膨路徑黏性:第三季核心PCE物價指數上漲2.9%,12月CPI年增2.7%,連續數月在2.7%-2.9%區間徘徊,離2%的目標仍有距離。

總的來說,美聯儲正面臨“增長有韌性、通脹有粘性”的兩難局面,只能選擇“以靜制動”,等待更多數據出爐,預計至少要到二季度才會重新評估降息時點。
在目前背景下,單一押注某個方向風險過高。美債投資策略應圍繞著「對稱定價、雙向防守」。
• 久期中性:過度拉長久期的性價比不高。建議將組合久期控制在3-5年區間,在溫和降息情境下捕捉票息和資本利得。
• 曲線策略:可採取「中段相對偏多、長端適度防守」的思路,兼顧曲線陡峭化和再度扁平化的雙向風險。
• 信用策略:適度降低信用風險敞口,優選基本面穩健、現金流好的高等級信用債,迴避低評級品種。
• 風險對沖:可配置一定比例的浮息債與通膨掛鉤債,用於對沖通膨再抬頭、保單被迫轉鷹的尾部風險。
• 流動性管理:提高現金和高流動性短券佔比,為未來市場變化預留操作空間。建議分批佈局,邊走邊看,避免一次性重倉。
市場波動、經濟數據或地緣政治衝突可能超預期變化,歷史經驗也可能失效。
凱文沃許(Kevin Warsh)是聯準會過去十五年來最嚴厲的批評者之一,如今卻可能成為它的新掌門人。如果川普的提名成真,這位曾經的鷹派理事將親自面對他曾經猛烈抨擊的三大難題。
這位潛在的聯準會主席,將不得不在三個棘手的目標之間走鋼索:在不引爆市場的前提下,為高達6.6萬億美元的資產負債表「瘦身」;在缺乏主流經濟學背景的情況下,拿出馴服通膨的可信方案;以及在川普的公開施壓下,捍衛央行的獨立性。
每一項任務,都遠比聽起來艱鉅。
沃什曾在2006至2011年擔任聯準會理事,深入參與了伯南克時代對全球金融危機的應對。但他最終因反對「量化寬鬆」(QE)政策而選擇辭職。
QE政策透過購買數萬億美元債券,向銀行系統注入巨額流動性以壓低長期利率。這導緻聯準會的資產規模從2008年的9,000億美元,一度膨脹至9兆美元。即便現在有所回落,6.6兆美元的規模在沃什看來依然過於龐大。
沃什認為,這種「體制性膨脹」扭曲了市場訊號,縱容了財政赤字,最終為高通膨埋下禍根。他去年曾直言:“美聯儲每一次出手,都會擴大自身的規模和權力。”
然而,縮減資產負債表(縮表)並非沒有代價。
首先,當下的銀行體系已高度依賴聯準會提供的充裕準備金來維持日常融資和市場運作。這正是聯準會去年底暫停進一步縮表的核心原因。
其次,如果聯準會主動出售債券,將推高長期公債殖利率,進而抬升房屋抵押貸款利率。這無疑會激怒一直公開呼籲低利率的川普。
沃什面臨的另一個現實是,美國核心通膨率仍徘徊在3%附近,遠高於聯準會2%的政策目標。他不僅需要提出一個壓低通膨的方案,還必須說服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的其餘12名成員。
與擁有經濟學背景的鮑威爾不同,沃什的專業是法律和金融。他向來對主流宏觀經濟學模型持懷疑態度,更傾向於觀察大宗商品、股價和貨幣供應量等指標來判斷通膨趨勢。
這種非正統的觀點,讓外界擔憂聯準會內部可能出現路線衝突。沃什本人也毫不掩飾其改革意圖,他去年7月曾表示:“我們需要的是美聯儲的政權更迭……這不僅僅是換掉主席,而是要換掉一批人,打破舊結構,甚至要'敲碎一些腦袋'。”
這種強硬言論讓一些前同事感到不安。前聯準會副主席Don Kohn就表示,雖然他認同沃許部分的批評,但無法苟同其「刻薄的語氣」。
當然,也有觀點認為沃什上任後會比他的言論更務實。曾在聯準會任職的Nellie Liang就認為,沃什不會被內部模式束縛,但也不會完全忽視專業意見。短期內,沃什的運氣可能不錯,因為關稅和住房成本壓力的減弱,預計將推動通膨在年內走低。但長期來看,他必須拿出一套既能說服市場、也能讓FOMC同僚信服的理論架構。
對市場而言,最大的不確定性來自白宮。沃什的支持者認為,他比另一位候選人、白宮顧問凱文·哈塞特更具獨立性。但現實是,他的提名本身就來自一位公開質疑央行獨立性的總統。
川普曾將承諾大幅降息作為提名官員的條件。沃什在去年10月似乎迎合了這種期望,他聲稱「我們可以大幅降低利率,從而讓30年固定利率抵押貸款變得可負擔」。
然而,貨幣政策最艱難的部分,恰恰在於需要根據經濟數據做出不受歡迎的決定。如果未來通膨意外反彈,數據要求聯準會暫停降息甚至升息,沃什是否還有勇氣違抗川普的意願?
川普本人似乎也對此存疑,他曾表示:「令人驚訝的是,人們一旦得到這份工作就會改變。」這暗示他擔心沃什上任後會變得「不聽話」。川普過去對鮑威爾的公開攻擊,已經證明他絕不會對一個令他失望的聯準會主席袖手旁觀。
儘管最高法院可能會限制總統解僱聯準會主席的權力,但川普依然可以透過公開施壓和安插順從的理事,讓沃什的日子很難過。
沃什自己深知獨立性的重要性。他曾說:“政客們對央行有多刻薄?好吧,成熟點,強硬點。央行獨立的秘訣是什麼?就是達成目標,做好本職工作。”
對投資人來說,沃許能否在川普的政治壓力和冰冷的經濟數據之間守住底線,將是未來幾年全球市場最大的尾部風險之一。
時隔八年,英國首相史塔默的訪華之旅,為密切關注中英關係的企業界注入了一劑強心劑。身為新年後首位造訪的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領導人,史塔默此行不僅是高層互動的重啟,更被商界視為一個明確的正面訊號。
英中貿易協會總裁白彼得(Peter Burnett)在接受專訪時直言,這次訪問讓英國商界「感到寬慰」。業界普遍期待,這種高層互動能超越象徵意義,轉化為緩和市場摩擦、拓展合作的實質成果,最終為兩國企業帶來成長與繁榮。
在長達八年的等待之後,英國首相的再次造訪本身就意義重大。白彼得認為,訪問的核心在於兩國如何共同支持企業成長,這恰好是中英經濟戰略的契合點。
史塔默率領的代表團陣容強大,不僅包括政府核心官員,還有超過60家英國企業主管和機構代表,涵蓋金融、醫藥、汽車、能源和文化創意等英國優勢產業。這清楚地表明,推動經貿合作是此行的關鍵議題之一。
白彼得強調,中國是英國第三大貿易夥伴,兩國關係至關重要。商界期待,未來的高層互動能更頻繁,為商業決策提供穩定的政策預期。雖然閉門會談會涉及複雜的政治議題,但最終落腳點仍是如何為人民創造經濟福祉。
從宏觀角度來看,中國市場對跨國公司的業績貢獻顯著,其龐大的規模和日益增強的創新活力,使之成為任何一家全球化企業都無法忽視的戰略要地。
白彼得指出,在眾多合作領域中,服務業的潛力特別突出。這不僅限於金融服務與專業諮詢,也包括創意產業與運動產業。中國在「十五五」規劃建議中將服務業列為成長重點,而這正是英國的傳統強項。加強這些領域的對接,可望催生出巨大的成長空間。
同時,中國在前沿科技領域的快速進步,正重塑合作的內涵。白彼得表示,過去五到十年,中國在電池技術、電動車、人工智慧和支付系統等領域已形成世界領先的創新能力。他認為,英國應以開放態度歡迎這些技術和相關投資。
英國本身在這些領域也具備強大實力,其人工智慧生態活躍,科技獨角獸企業數量甚至超過歐洲其他國家的總和。許多創新源自頂尖大學,並在私營部門迅速商業化,這為雙方的技術合作提供了廣闊空間。醫療健康、先進製造、服務業與科技,正成為中英合作的新增長點。
隨著中英經貿關係的深入,雙向投資的模式也正在發生結構性變化。英國在華有可觀的投資存量,中國對英投資規模同樣不小,但成長潛力依然龐大。
一個明顯的趨勢是,越來越多成功的中國企業正從單純的產品出口,轉向更深度的跨國營運佈局。隨著「走出去」策略的推進,在英國建廠、僱用本地員工,將成為更多中國企業的選擇。這與英國跨國公司在華的營運模式如出一轍。
白彼得認為,政府高層互動能有效提振商業信心,讓企業覺得投資決策獲得了最高層的支持。雖然兩國都設有確保投資合規的監管機制,但商界普遍希望審批流程能更有效率,讓企業更快做出決策。
展望未來,中英合作的巨大機會蘊藏在兩國發展戰略的高度契合之中。白彼得特別提到,中國「十五五」規劃建議所強調的「中國式現代化」與高水準對外開放,同英國政府發布的現代產業戰略有著驚人的互補性。
據他觀察,雙方在重點發展的產業上重合度高達約65%。這意味著,如果兩國能聚焦這些共同領域,協同推動技術進步,提升製造業與服務業水平,必將為彼此帶來巨大的機會與經濟成長。
伊朗上空,戰雲密布。美國近期向中東地區增派了航空母艦打擊群、噴射戰鬥機和防空系統,數千名士兵隨行。這一系列部署,讓美伊之間的緊張關係急劇升溫,軍事衝突的風險也隨之高漲。
有媒體報道,川普政府正在權衡多種針對伊朗的軍事方案。這些選項既包括持續性的空襲,也包括規模較小、更具象徵意義的精確打擊。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說法稱,川普團隊甚至在考慮打擊伊朗指揮官及相關機構,試圖以此增強伊朗反對派的信心,為「政權更迭」創造條件。
美國中央司令部已證實,核動力航空母艦「亞伯拉罕‧林肯號」已被派往中東水域。雖然官方聲明稱此舉是為了“促進區域安全與穩定”,但在美伊關係緊張的背景下,這無疑是一次大規模的軍事力量展示。
「林肯號」航空母艦打擊群的戰鬥力十分強大:
• 艦載航空聯隊:其核心為第9艦載航空聯隊,擁有約65架戰鬥機,主力機型為F/A-18E「超級大黃蜂」攻擊戰鬥機。
• 護航艦隊:至少三艘阿利·伯克級飛彈驅逐艦隨行,它們能夠發射戰斧飛彈進行對陸攻擊,並具備彈道飛彈防禦能力。
• 飛彈巡洋艦:「莫比爾灣號」飛彈巡洋艦通常與「林肯號」一同部署,但此次是否隨行尚不清楚。

同時,美國空軍中央司令部也在其「責任區」內展開了「多日戰備」軍事演習,該區域涵蓋中東、亞洲和非洲的20多個國家。截至2025年6月,美軍在中東地區的駐軍人數約為4萬人。
如果美國決定動武,可能會採取什麼方式?外界分析認為,主要有三種可能的走向。
選項一:有限打擊
第一種是“有限打擊”,即攻擊一些象徵性目標。專家認為,這種方式對美軍風險最小,理論上可以不依賴盟友獨立實施。
然而,這種做法的弊端也同樣明顯。有限打擊不會對伊朗造成實質的重創,反而可能被伊朗當局利用,藉機凝聚國內支持。
選項二:持續性軍事行動
第二種是發起持續性的軍事行動。美軍可以利用電子戰和網路攻擊癱瘓伊朗的雷達和通訊系統,隨後出動隱形轟炸機和戰鬥機,突破防空網,打擊其指揮中心和飛彈發射場。
但伊朗的反制能力不容小覷。它擁有足以威脅波斯灣內美國軍艦的巡航飛彈,其彈道飛彈的射程也覆蓋了美軍在該地區的多個基地。伊朗已明確警告,一旦遭遇攻擊,將進行更具殺傷力的報復。屆時,衝突可能迅速升級,不僅幹擾霍爾木茲海峽的能源出口,甚至可能將以色列捲入其中,加劇區域衝突的擴散風險。
選項三:特種作戰行動
第三種是效法針對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的方式,對伊朗採取特種作戰行動。
但分析普遍認為,這項方案在伊朗恐怕難以奏效。美軍在委內瑞拉的行動,不僅集結了重兵,也獲得了其政權內部人員的協助。這種條件在伊朗很難複製。此外,即便特種作戰得以實施,其結果也難以預測,極有可能導致更大的混亂和流血衝突。
美軍的重兵壓境,究竟是為了實質軍事打擊,還是僅僅作為極限施壓的籌碼,逼迫伊朗重返談判桌?在川普發出「最後通牒」和談判警告後,外界仍在觀望。鑑於美國所剩無幾的耐心,「底牌」或許很快就會亮出,屆時局勢將最終分曉。
全球地緣政治正在洗牌,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抬頭,即便是傳統盟友體係也出現了裂痕。在此背景下,加拿大和英國這兩個美國的核心盟友,不約而同地選擇加強與中國的經濟聯繫,高層訪問和商務代表團的到來,釋放出一個清晰信號:在經濟利益面前,務實合作是理性選擇。
這並非偶然。面對「美國優先」政策帶來的持續壓力,英加等已開發經濟體正主動對沖外部風險。更重要的是,它們與中國在產業結構、資源和市場需求上存在著巨大的互補空間。數據和事實都表明,這種合作遠大於競爭,不僅是維護各自核心利益的必要之舉,也將為全球經濟的復甦帶來難得的穩定力量。
近年來,美國以「對等關稅」和「產業安全」為由,對全球多個經濟體揮舞貿易大棒,其中也包括加拿大和英國這樣的傳統盟友,長期建立的信任與利益鏈受到嚴重衝擊。
對加拿大而言,衝擊是直接的。美國對其鋼鋁產品加徵高達50%的關稅,對汽車及零件加徵25%的關稅。同時,美國透過低價進口委內瑞拉重質原油,擠壓了加拿大能源在美國市場的核心份額。加拿大約75%的出口長期依賴美國,這種單一市場的脆弱性徹底暴露-2025年第二季度,其對美出口較去年同期下滑7.5%,GDP一度萎縮1.6%。
英國的日子同樣不好過。美國威脅要對英國商品加徵10%的關稅,並暫停了價值約310億英鎊的英美科技合作協議。疊加脫歐後與歐盟的貿易壁壘,英國的商品貿易逆差持續擴大,2025年11月單月逆差高達237.11億英鎊。經濟復甦的希望,越來越依賴服務業和外部市場的拓展。
因此,加拿大和英國相繼選擇重啟與中國的高層對話,聚焦經貿合作,本質上是基於自身國家利益的戰略自主性。這是一條擺脫單邊主義影響、實現貿易與市場多元化的必然路徑。兩國都明確選擇擱置非必要爭議,讓商業邏輯主導雙邊關係,為大國與已開發經濟體如何「求同存異、務實共贏」提供了一個範本。
拋開地緣政治的噪音,數據清楚地揭示了合作的堅實基礎:高度的經濟互補性。
中加合作:資源與市場的完美對接
加拿大是全球頂尖的資源大國,能源、礦產和農林產品貢獻了全國17%的名目GDP,近一半的商品出口是資源類產品。這與中國的製造業體系恰好形成了一條「資源供給—加工製造—終端消費」的完整互補鏈條,雙方不存在結構性的產業替代競爭。
2025年以來,中加經貿與金融合作顯著回溫:
• 金融穩定:雙方三度續約2,000億元人民幣本幣互換協議。加拿大是七國集團(G7)中首個與中國建立本幣互換的經濟體,為雙邊貿易結算和投融資提供了安全保障。
• 產業鏈修復:加拿大取消了對華電動車的高關稅,允許最多4.9萬輛中國新能源車以6.1%的最惠國稅率進入其市場。
對於加拿大,中國穩定的工業需求和超大規模的消費市場,為其油氣、木材、礦產等產品提供了長期可靠的出口管道。對於中國,加拿大的上游資源與農業技術,則為產業鏈穩定與能源、糧食安全提供了重要補充。
中英合作:高端服務與實體經濟的強大聯合
英國一直是中國在歐洲的重要經貿夥伴。 2025年,雙邊貨物貿易額達1,370億美元,中國是英國的第三大貿易夥伴。經貿聯繫早已深度嵌入兩國經濟的肌理:
• 根據英中貿易協會數據,2024年在英中資企業僱用了超過5.7萬名本地員工,營收規模達987億英鎊。
• 英國對華出口直接支撐了本國約37.08萬個就業機會。
此次英國首相訪華,隨行的50餘家產業龍頭企業,包括匯豐、阿斯特捷利康、捷豹路虎等金融、醫藥、汽車領域的標桿,充分說明了合作的廣度與深度。雙方建立了「出口中國」專案合作機制,倫敦作為中國境外最大的人民幣離岸清算中心地位穩固,欣克利角核電等計畫也穩步推進。
英國在高端服務業、綠色金融、生物醫藥和金融創新上的優勢,與中國完整的製造業鏈、龐大的中產階級消費市場形成了強大的協同效應,競爭面極小,合作面極廣。
務實合作的價值,最終要透過可落地、可量化的商業成果來體現。
中英經貿聯委會時隔7年重啟,雙方在宏觀政策協調、綠色金融標準、貿易便利化等領域達成多項共識。英國連續擔任中國投洽會、消博會的主賓國,大批食品、美妝、醫藥和教育服務品牌成功進入中國市場。
中加則在能源通道、綠色交通和農業科技上取得突破。加拿大TMX原油管道擴能和西海岸LNG計畫的投產,為對華穩定出口創造了硬體條件。同時,中國的電動車、動力電池和光電模組進入加拿大,協助其碳中和與交通電動轉型,形成了一種「能源換綠電」的新型貿易模式。
放眼全球,中國的貿易夥伴結構也日趨均衡。目前已與249個國家和地區保持貿易往來,前十大貿易夥伴佔外貿總值的比重降至47.7%。對加拿大和英國而言,深化對華合作並非“選邊站隊”,而是分散風險、拓寬成長曲線的理性佈局。對中國而言,與已開發經濟體維持穩定的經貿關係,不僅是推動高水準對外開放,也能吸收先進技術、管理經驗,推動自身的產業升級。
地緣政治的波動不應成為經濟合作的障礙。決定國家間經濟關係的根本力量,終究是市場規律與比較優勢。
中加、中英的實踐清楚地表明,已開發經濟體與中國的合作不是一場零和博弈,而是基於要素互補的增量創造。在這個鏈中,資源國獲得了穩定市場,製造國獲得了穩定供給,服務強國獲得了消費增量,消費大國則獲得了優質產品與服務,最終實現的是全鏈條的增值與國民福利的提升。
在全球經濟復甦乏力、產業鏈碎片化風險上升的今天,堅持自由貿易、維護多邊體係是各國的共同責任。加拿大和英國以經貿合作為先導,為其他西方國家提供了重要示範。只要各方堅守市場化、法治化和互利共贏的原則,在綠色轉型、數位經濟、生醫、金融合作等新賽道上持續深耕,就能將互補優勢轉化為實實在在的成長動能。
這條以合作取代對抗、以開放取代封閉的道路,不僅適合中加、中英,更適合所有追求發展與安全的經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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